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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3 , Vol. 38 >Issue 8: 2009 - 2026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806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new path development of exogenous agricultural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h creation: A case study of Yongfu Taiwan High Mountain Tea Industry

  • DENG Zhi-hong , 1 ,
  • WEI Su-qiong , 1, 2 ,
  • CHEN Jin-dong 1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 2. 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Subtropic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12-05

  Revised date: 2023-04-10

  Online published: 2023-08-24

Fold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path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geography,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topic for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and sociology of expectation, and by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analysis, field research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paper takes Yongfu Taiwan High Mountain Tea Industry as an example to buil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xogenous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h creation and explore its evolutionary mechanism.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rough specific analysis from five dimensions, including regional and extra regional assets, key economic and organizational actors, path creation mechanism,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olicy initiatives and future expectations, Yongfu Taiwan High Mountain Tea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two path creation stages and two new path development evolutions, realizing the development from scratch to diversification. (2)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aiwan High Mountain Tea Industry in Yongfu reflects the new path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exogenous agricultural industry under the path guidance, in which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sets, cultivation of key subjects, diversification of path creation mechanism,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environment support, and realization of different expected effects a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new path development of exogenous agricultural industry.

Key words：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exogenous agricultural industry; path creation; new path development; Yongfu Taiwan High Mountain Tea Industry

Cite this article

DENG Zhi-hong , WEI Su-qiong , CHEN Jin-dong .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new path development of exogenous agricultural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h creation: A case study of Yongfu Taiwan High Mountain Tea Industry[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 38(8) : 2009 -2026 . DOI: 10.31497/zrzyxb.20230806

乡村振兴战略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之后，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被强调，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农业产业发展路径的探讨是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学者们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1]、农业绿色生产转型[2]、农业产业集群演化与形成机理[3⇓-5]、农业型专业村地域类型分化[6]等农业产业发展的途径进行了深入探索，为农业产业发展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现有研究大都集中在本地层面，对区域内外部联系作用下的外源型农业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关注较少。在发展基础薄弱、内生动力缺乏的乡村地区，外源性要素（资金、政策等）的嵌入具有重要作用[7]。在此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外源型农业产业的演化路径[8,9]、技术扩散[10]等研究受到重视，但对其新路径形成与发展作用机制的研究仍显不足。
区域产业发展的新路径可能来自危机和创造性破坏事件，也可能来自适应和渐进变化的过程[11]，指一个地区新经济活动的出现和发展[12]。区域新路径发展规律和机制的研究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议题[13]，也是经济地理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与政策需求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14]。近几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在区域新路径发展机制的研究中取得了较大进展，深入研究多元主体参与[13]、多层级制度举措[15]、跨区域地理尺度（外部联系或外部力量）[16]、路径间关系[17]等不同因素对区域发展路径的作用机制，同时亦尝试将不同影响因素整合纳入综合框架进行研究[18,19]。值得注意的是，未来期望视角在演化经济地理学新路径发展的研究中开始受到关注[20]，其研究视角突破了演化经济地理学基于历史和惯例的局限，尝试延伸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时间尺度，但目前鲜见综合期望视角与已有不同要素系统共同探讨中国语境下的区域新路径的发展，更鲜见其在外源型产业新路径发展机理上的研究。
路径创造关注路径本身变化和路径转变的可能性，强调创新主体之间、创新主体与区域情境的互动关系对于路径演化的重要性[21]。那么外源型农业产业在其路径创造过程中各主体之间以及各主体与区域情境（区域内外部资产、制度环境等）之间的关系演进如何作用于新路径发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有效利用和整合外部市场与资源要素服务于区域产业新路径发展?同时在不同阶段新路径发展的作用机制和资源、要素、市场等的整合内容与利用方式又有何变化?为探讨这些问题，本文在结合已有关于区域内外部联系、多元主体参与、路径创造机制、制度环境等研究的基础上同时考虑未来期望对新路径发展的作用，构建路径创造视角下外源型农业产业新路径发展的分析框架，以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为例，利用实地调研与访谈数据，从微观层面分析外源型农业产业的路径创造与新路径发展的演化机理，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新路径发展理论，同时亦为制定乡村农业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构建

1.1 演化经济地理学与区域产业新路径发展

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区域新的产业路径如何出现、现有产业路径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22]。演化经济地理学关于“路径即过程”的理论建构[23]和关于区域多样化的研究[24]为理解推动区域产业新路径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提供了新思路。然而，对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在解释区域结构变化与产业发展时往往将企业作为分析起点并过度关注技术相关性而淡化了非企业行为者以及制度的重要性[25,26]。另一方面，强调本地内生过程、作用和影响，忽略了可能有助于区域资源的更新与重组并有助于特定区域增长路径形成的区域外联系[16,27]，存在区域崇拜主义的风险[28]。
因此，学者们近期试图从更为广泛的视角讨论新路径的发展，例如对新路径发展进行多尺度、多因素的综合性分析，探讨新路径发展和政策行动的外源性来源[29]、外部知识的引入[16]、多尺度制度动态[15]以及多尺度政策干预[30]等在区域产业新路径发展中的作用。总体而言，区域产业新发展路径的形成是涉及内生与外生力量、多元主体参与、知识与非知识互动和制度变革的多主体、多要素和跨尺度的复杂过程[31]。同时，也正是由于演化经济地理学存在因过于强调区域内生基础与结构、存在单一尺度等局限导致对区域路径发展新现象解释的薄弱，从而出现了与其他领域理论相融合的趋势，包括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地理政治经济学、转型研究与期望社会学等[13]，如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结合理解专业化地区的路径更新和路径创造过程[32]以及区域绿色发展路径的实现[22]；与地理政治经济学理论融合提出路径创造的五个关键维度：区域与区域外资产、关键参与者、路径创造机制、市场建设和制度环境[18]；与技术创新系统理论结合构建路径创造过程中区域动态与技术特征之间相互联系的框架[33]；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结合提出更广泛的路径创造演化视角，强调区域资产、关键经济和组织行动者、路径创造机制以及多层次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举措不同要素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19]。以上成果对演化经济地理学在区域产业新路径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基础与更广阔的视角。
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时间和历史对解释区域经济演化与产业新路径发展的重要性[34]，但都集中于惯例和历史的影响，对于“未来”的潜在影响却较少涉足，即期望和愿景如何作用于新路径发展尚未清晰[12]。区域过去累积的资产会影响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同样对未来的预期亦会影响现在的决策[35]。因此，有学者指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实证研究对象倾向于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实际上这种历史研究视角应该拓展到预期和未来方向对参与者策略与活动的影响，即关注期望与愿景在区域产业新路径发展的作用[13,20]。因此，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关于区域产业新路径发展的研究成果并尝试结合期望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基础，构建外源型产业新路径发展演化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1.2 外源型产业新路径发展的理论框架构建

1.2.1 区域与区域外资产

区域资产是区域路径创造的重要基础[19]，主要包含五个领域：自然资产（涵盖资源）、基础设施和物质资产、产业资产（包括技术和企业能力）、人力资产（劳动技能、成本和知识）和制度资产（规则、惯例等）[36]。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地区已有的经济发展形式和模式，代表了区域路径发展在预成型阶段的特征[23]。但这些特征只体现区域内部资产结构，而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角度看，区域发展被视为区域资产与全球生产网络“战略耦合”的结果[37]，区域内外行动者通过寻求、评估、移植和固定区域外资产以及对旧资产的战略性破坏也可能在新路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19,38]。因此了解区域外资产如何影响特定区域新路径发展的形成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其早期阶段[28]。对于外源型产业而言，其在区域新路径创造过程中，本身起着具有联系区域内外的“管道”作用[27]，能够将区域外的相关资产引入区域内部，促进区域产业新路径发展。此外，与区域外资产的联系往往对外围和后发地区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其有可能通过创造新路径发展使区域实现跃升[39]。因此在区域发展路径创造与演化过程中，区域与区域外资产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路径创造与演化的重要动力[16,40]。

1.2.2 关键经济与组织行动者

路径创造是区域行动者有针对性的战略行动，即“有意识的偏离”[41]。虽然演化经济地理学在区域层面新路径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这一微观层面[12,42]，但近期有关研究超越了以企业为中心的解释，涉及到众多参与者中不同角色的特征与作用，包括不同类型的企业、企业家、不同层级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大学与研究机构等更为广泛的主体，其在塑造区域新路径发展的演变中同样发挥着作用[43⇓-45]。
进一步地，一些研究将参与推动区域新路径发展的主体类型分成两类代理，一类为企业个体代理或创业代理，其推动新的创新企业或启动新活动，并有可能创造新的增长路径的行为者，在一个企业或组织内有其主要影响领域；另一类是系统代理或公共政策代理，系统级代理是基于能够转换和改造区域创新系统以更好地支持新兴产业路径的参与者，在其制度和组织边界之外施加影响[12,46,47]，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区域新路径的发展。因此在理解与解释区域新发展路径的形成时，要考虑存在于不同尺度和层级的多个经济主体以及不同经济主体或代理之间的互动。

1.2.3 路径创造机制

现有文献认为技术关联性、区域分支（相关多样化）与路径依赖是区域产业演化的主要机制，但有研究指出这一结论存在一定局限性[16,29]，其一强调可分化衍生出新产业的区域现有产业与衍生产业之间存在较强的技术关联或相关性[48]，其二该结论主要基于发达国家及地区，而后发地区/外围地区并不具备内生产业分化条件，在区域产业分化能力上存在较大困难[49]。针对上述局限，学者们对区域产业新路径发展作出进一步的细分，提出路径扩展、路径革新、路径移植、路径分支、路径创造、路径多样性等概念[50,51]。这些区域新路径发展的不同途径主要基于区域产业演化中路径“解锁”机制，分为五个方面（表1）：基于新技术范式的本土路径创建；通过代理、技术、制度和社会网络之间的异质性促进多样性与创新；通过引进和传播新技术、企业或产业进行移植；向相关产业多样化发展；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升级[52]。这些机制在形成前阶段过渡到路径创建阶段以及随后的路径发展阶段等整个过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3]，且不同路径发展的机制在区域内也可以同时存在[13]。
表1 路径创造的五种机制

Table 1 Five mechanisms of path creation

新路径的来源 特征
本土创造 区域内出现了在该区域没有先例的新技术和新产业
异质性和多样性 当地产业、技术和组织的多样性促进了不断的创新和经济重组，避免了固定结构的锁定
从区域外移植 从其他地方引进新的技术或产业，然后形成区域增长新路径的基础
向（技术）相关行业的多样化 现有产业走向衰落，但其核心技术被重新部署或扩展，为该地区相关新产业提供基础
现有产业升级 通过注入新技术或引进新产品和服务来振兴和加强一个地区的产业基础

注：来源于Martin等[52]。

1.2.4 制度环境与政策举措

在演化经济地理学与地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强调制度和政策在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与区域新路径发展的作用[30,53]。制度指的是“经济主体之间在规则和法规基础上发展的相关且相对稳定的社会互动”[54]。不同地区的制度安排与政策举措会直接影响外源企业及其外部资源在本地的嵌入程度[55]。近期的研究关注了制度在多层次与跨尺度的作用，认为区域新路径发展既依赖本地独特的制度环境与制度设计，同时也嵌入不同尺度及不同层级的制度体制中[15,56]。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是一个跨尺度过程，全球尺度或其他地区产业与制度变化可以影响（促进或阻碍）本地产业与制度，因此需要对不同地区制度与产业的协同演化作跨尺度分析[12,57]。
此外，在政策对区域新路径发展作用的研究中，从多行动者与多尺度的视角，关注了国家和地区政策的干预在区域路径创造中的作用[30]，同时发现与核心区域相比，政策在外围区域培育新路径发展方面的作用更强[29,45]。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实施对外开放制度与政策引入外部资本、知识和资源，形成了依托外生资源的发展模式。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将区域内外的资源力量组织起来以更好地利用外部力量[31]，能够与区域外知识网络相链接，以获取来源于区域外的补充知识，并将其与区域资产相结合[58]。

1.2.5 未来期望

区域行动者的活动和战略是由经验与期望的组合构成，期望与愿景的表达被视为一种重要资源，其能够引导投资和经济活动选择，是理解和解释区域新路径发展的关键[20,59]。期望和愿景有助于吸引潜在的未来技术、促进资源调动、创造合法性、构建创新网络以及建立硬基础设施与软基础设施，并使新行业与监管、规范保持一致性[20,28]。例如在区域行动者寻求、利用区域资产促进路径创造的同时，也参与了一系列合法化实践，其中包括阐明未来区域发展的愿景和期望，进而将自己的诉求与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议程相结合，以吸引更多的资源和支持[60]。此外，期望与愿景对企业（以及其他行动者，如研发机构、政府等）的活动和战略规划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路径创造过程的势头、速度与方向[20]。因此，理解区域新路径发展也要面向未来期望，通过融合未来与期望的研究进而延伸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时间观点[13]。期望被认为是企业或其他主体的战略活动，旨在实现特定目标而开展的活动[20]。鉴于此，本文以企业以及其他关键经济与组织行动者所实现特定的效应（如经济效应、政治效应、社会效应等）为切入视角，分析期望与愿景对区域新路径发展的作用。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结合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期望社会学的相关内容，构建路径创造视角下外源型农业产业新路径发展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图1）。
图1 外源型农业产业新路径发展

Fig. 1 New path development of exogenous agricultural industry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概况与产业选定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海峡两岸逐步开放的背景下，两岸在农业交流合作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而福建省由于与台湾地区在地理上的邻近性，跟台湾的农业交流合作更具优势，其中位于福建省龙岩市漳平市（县级市）的永福镇成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核心区。该地平均海拔780 m，年平均气温17.3 ℃，农业种植条件较好，园区目前已成为最大的台式高山乌龙茶生产基地，是海峡两岸茶业合作重点示范基地。
本文以漳平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以下简称“台创园”）为研究案例地，以台湾高山茶产业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好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其一，该台创园成立于2006年，2008年升格为最早一批的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并在全国28个国家级台创园发展建设考评中连续五年（2016—2020年）获得第一名，其“大陆阿里山”品牌已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品牌之一。其二，截至2021年，台创园共入驻台企82家，台湾茶农、花农600多人，是台资农业个体在大陆投资最密集的区域，台湾高山茶种植面积达5.5万亩（1亩≈667 m2），年产茶1600多t，产值8亿元，2022年园区共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亿元。依托园区的建设与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台创园被评为“全国十大赏樱基地”“中国最美樱花胜地”“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也是首批“全国绿色食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其三，台湾高山茶产业自20世纪90年代末在永福兴起至今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多元化发展的发展历程，选择这一案例能够脉络清晰地分析其通过路径创造促进新路径发展的演变进程。

2.2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研究实证数据主要来自对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台商茶企与龙岩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龙岩市属国有企业之一，以下简称“国企”）的深度访谈和实地调研获得的第一手数据，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分析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新路径发展机理。访谈与实地调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021年7月对漳平市农业农村局、漳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漳平市永福镇政府、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漳平闽台缘高山茶产销专业合作社及1家代表性永福台湾高山茶企业进行访谈，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访谈主要围绕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发展的规划和相关政策等，重点关注台创园发展现状及本地各级政府对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政策扶持情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分别在2022年1月和7-8月对15位永福台湾高山茶代表性企业家（其中第一家落地企业用初创企业指代，其余企业用企业一、企业二等依次指代）及国企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市场情况、企业发展困境与需求、国企与台企的合作情况以及企业未来发展规划等。统计数据以及相关文字资料主要来自政府相关法规、文件、统计资料以及海峡两岸农业合作网。

3 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新路径发展演化研究

3.1 第一次新路径发展演化：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从无到有

3.1.1 “闲置”资产与“稀缺”资产的整合

在20世纪90年代，永福的反季节蔬菜种植是其农业主导产业，其中就包括芥末的原材料——山葵的种植（台湾阿里山地区是山葵与台湾高山茶的主要种植地，两者的种植条件相似），这说明永福独特的纬度位置与山地环境，形成了与阿里山类似的自然条件，也反映出永福具有丰富的自然资产与一定的产业资产。永福的山葵种植成为第一代台湾高山茶企业落地的依据（据永福台湾高山茶初创企业的访谈）。与此同时，拥有丰富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也十分适合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山茶生产，永福当时处于“闲置”状态的丰富土地资产和人力资产也为台湾高山茶的种植提供了本地先决条件。“当时荒山每亩地租2元，小工一天20元，制作一斤高山茶种植成本200元左右，在台湾制作相应成本在800~1000元之间”（永福镇政府官员）。
两岸在文化上的同根同源能够为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带来便利。除了地域上的邻近，文化与社会的邻近性是永福特殊的本地资产，如语言与习俗的相同，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等能够促进两地间的交流，因此两地间非正式制度的“厚度”也是其重要的资产之一。初创企业曾到越南等东南亚地区考察，尽管在东南亚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低于永福，但永福与台湾在文化与社会上的邻近性对台商更具吸引力，由此促成台商在永福投资（据永福台湾高山茶初创企业的访谈）。因此，永福本地丰富的自然资产、人力资产以及深厚的非正式制度资产为引入稀缺的台湾高山茶产业、生产设备、资金与技术奠定了区域基础。两者的资产整合能够实现两地的资源优势互补，从而促成台湾高山茶在永福的从无到有。

3.1.2 企业与政府的双驱动

在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新路径发展中，企业是变革的关键因素，对路径的早期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台商茶企在寻求、评估与利用区域内外资产时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对永福产生“创造性破坏”，通过对当地“闲置”资产进行开发与利用，使永福出现新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企业家的到来与初创企业的成立扮演着吸引区域外其他企业的“磁石”角色，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及其示范效应，促使集聚作用与自增强机制得以发挥，进而促进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成长。“老板（初创企业）是南投（县）人，南投是重要茶区，他第一个进来之后，通过与他有销售联系的台商进一步扩大这一信息，然后引导其他台商陆续进来，2004年进来的最多”（永福台湾高山茶企业一、二）。
此外，台商企业家同时也是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路径合法化的主动力量，其在永福承包的当地土地通常拥有30~50年的土地使用权，这也是台商企业家获得合法与稳定经营的基础。
在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同层级的政府自上而下的作用不可忽视，其在招商引资、管理与服务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以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发展历程为例，当永福台商集聚到一定规模时，为更好地实现台商茶企的在地化，其首先受到龙岩市政府的高度关注与建设，而后成立省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直至提升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并设立台创园管委会，为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进一步发展设立支持性平台。这种“筑巢引凤”的建设模式能够更好地“以台引台”，吸引台商台资落地，同时通过推荐台商在管委会担任职务这一重要实践创新使得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发展在政府层面亦具合法性（据台创园管委会官员访谈）。
因此，在两岸交流合作的背景下，企业与政府是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新路径发展的关键行动者和路径倡导者，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影响新路径发展的速度与方向。

3.1.3 台湾高山茶产业的移植

从战略耦合[61]的角度看，无论是区域内资产还是区域外资产，本身并不是区域新路径发展的充分条件，而需要关键行动者通过路径创造机制的选择及其与已整合资产的耦合实现区域新路径发展。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是基于台湾高山茶产业的移植而形成的。在台湾，高山茶的主要产区在南投县，其茶叶种植技术先进，产业管理体系完善。来自南投县的初创台商企业负责人将台湾高山茶产业移植至没有植茶历史的永福，产业的移植是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早期阶段的主要路径创造机制。“这些茶山的茶树刚开始都是从台湾来。茶叶无性繁殖很快，等长大再剪枝，经过两三年就形成一大片”（永福台湾高山茶企业一、三）。虽然对永福本地而言，高山茶产业的出现主要是台商企业利用本地廉价劳动力与自然禀赋的结果，属于低级的依附式耦合，并未实现互惠式耦合以及更高层次的自主性耦合，由于低级依附性耦合的“弱根植性”，本地区域处于弱势地位，但台商茶企将台湾本地发展成熟的高山茶产业成功移植到永福，永福的“闲置”资产得以利用，同时也促进了企业在永福的根植与生产网络的在地化。

3.1.4 开放的制度环境及两岸关系的缓和

改革开放之后的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实施，促使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市场化与分权化的过程创造了市场力量，激活了地方力量，引入了全球力量[62]。以上三个过程的共同作用为台湾高山茶产业在永福的根植创造了包容性的制度环境，促进外源知识在本地的积累，从而实现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新路径的创造与发展。此外在土地制度方面，根据国家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原则上归农民集体所有，且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林地的承包权期限可达三十年至七十年，这为台商依法获得土地使用权及长久合法经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两岸关系在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形成中也具有特殊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海协会”与“海基会”的协商中促成了“九二共识”的达成与两岸“三通”（通邮、通商、通航）的逐步开放，两岸关系趋于缓和，同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与支持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如1988年《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的出台等，台商直接投资成为改革开放初期重要投资来源之一。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正是在此契机下形成的。

3.1.5 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与政治效应

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茶叶需求量增大，但受工业化进程影响导致其茶园面积缩小，同时劳动力与土地成本升高，台湾茶叶生产出现向外迁移趋势。福建与台湾在地理上的邻近，相似的自然禀赋与文化社会特征成为承接台湾茶产业的最佳区域之一，台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与乡土情怀也在某种程度上驱动着企业家返乡投资家乡。“当初我爷爷回到家乡，看到这么落后，就建议我父亲回来投资建设家乡，这里适合种茶成立了这家企业”（永福台湾高山茶企业四）。因此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新发展路径的产生，不仅仅是经济利益驱动着企业家寻求创业之地，同时也带有建设与回报家乡的美好期望和社会情怀。
从区域本地层面来看，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在永福的落地产生明显的社会效应，表现在能够解决当地剩余劳动力，为农民创收，从而逐步实现地区的脱贫。此外，由于两岸的特殊关系，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在促进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方面也具有示范作用。因此，从区域本地或政府层面的期望角度看，台湾高山茶产业在永福的落地，兼具经济、社会与政治效应的驱动。
总体而言，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第一次新发展路径的产生是以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及两岸关系缓和的背景下，受经济、社会与政治效应驱动，台商茶企利用永福本地的“闲置”资产与本身所具有的优势进行整合，将台湾高山茶产业发展经验移植并复制到永福；同时在这过程中，地方政府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实现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图2）。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第一次新路径发展虽然仅仅是初级阶段的依附式耦合，但其“在地化”的过程实现了产业的专业化与规模化发展。
图2 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从无到有

Fig. 2 Yongfu Taiwan High Mountain Tea Industry from scratch

3.2 第二次新路径发展演化：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从一到多

3.2.1 区域内外资产的再整合

在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第二次新路径发展演化中，要素配置得到重构与升级，区域内外部资产得以再整合，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其中区域内部资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产业资产上，高山茶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成为区域内的重要资产。产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也更加多样化，不仅来源于台商投资，还来源于本地，如政府支持、银行贷款、本地企业（国企）的参与等。（2）在人力资产上，本地劳动力已积累一定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劳动力水平与素质得到提高，能够深度参与永福台商企业的生产与管理。（3）在制度资产上，台商在永福深耕多年，当地的熟人网络基本形成，更加根植于当地的社会网络，并以此逐步打开了本地市场。（4）在基础设施与物质资产上，一方面表现在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另一方面生产设备的本地化供应，不再依赖于外部资产来源。“机器刚开始都是从台湾运过来，后来采用台商在本地生产的设备，现在也有采用大陆本地企业生产的设备”（永福台湾高山茶企业三、五）。
在区域外资产方面，一方面是台湾休闲农业发展经验的传入，使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开始走向多元化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是青年台商的参与，主要表现在台二代、台三代的接班，“子承父业”的家庭经营模式特征明显。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及经营的代际传承为区域内外部资产的再整合提供途径，也能够保证经营的连续性，从而为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3.2.2 企业、政府与国企的三方驱动

在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第二次新路径发展演化中，企业仍然起到重要作用，一是表现在龙头企业的示范与带动作用，其在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基础上结合台湾休闲农业发展经验，实现永福台湾高山茶多元化发展路径，例如通过茶园套种樱花形成生态旅游观光茶园，既优化茶园生态环境又带动休闲农业发展。另一方面是台二代、台三代的继承与发展，目前已入驻台湾青年近百名，台湾青年创办企业近30家，负责台企管理或担任高管职务的台湾青年20多名，被授予国家级“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台湾青年产业融合创业示范基地”、省级“台湾高校学生农业教学实践基地”“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台湾青年在原有的茶产业基础上引入新技术发展多种产业形式，如茶叶+观光休闲、电商、文旅、研学等，推动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结构升级。此外，由5位永福台商企业参与制定的《台式乌龙茶》《台式乌龙茶加工技术规范》两项国家标准在2021年6月正式颁布实施，这意味着在台商推动下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合法化发展获得更为权威的支持，帮助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发展在市场中更具主动权。
相较于前期的重视平台建设，政府在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第二次新路径发展演化过程中服务功能更为突出。“服务型”政府的积极有为使政府与企业的联系更为紧密，一是表现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推动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我们道路硬化，都是政府提供的。还有节水灌溉、农械购买补助等，能够补一半金额”（初创企业）。二是表现在充当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推广员”角色，如与高山茶产销合作社一起举办“永福杯”台式乌龙茶茶王赛等赛事以加强台商企业间的交流，提升制茶技术，同时促进永福台湾高山茶的品牌营销，扩大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市场知名度。
此外，国企与台企于2018年达成合作意愿，共同开发台品樱花茶园，并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规模。“我们当时投资台品时樱花园游客已经稳定了，第一期投了约1500万，建了人行天桥，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人工湖夜景等”（国企管理人员）。相比于一般企业，国企与政府间的紧密联系对新产业发展路径的合法化更具能动性作用，更容易动员地方政府与其他不同层级组织的协商（如对村集体土地的征收、村委与村民的荒山迁坟协商等）以此获得更多主体的支持，同时本地专业旅游企业拥有丰富的本地市场资源，有助于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品牌的营销与市场的开拓。

3.2.3 路径创造机制的多元化

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多种路径的发展得益于路径创造机制的多元化。一是台湾休闲农业发展经验的移植，复制阿里山休闲观光模式，同样以樱花、火车等观光娱乐形态出现；二是相关产业多样化的实现，如种植本地茶叶——漳平水仙茶，“现在本地的漳平水仙茶效益还可以，所以也有种植一些”（永福台湾高山茶企业一）；三是产品异质性与多样性，除原有以软枝乌龙与金萱为主的传统品种，还发展出茉莉乌龙茶、桂花乌龙茶等特色新品种；四是现有产业基础的升级，主要形式有观光工厂、文旅融合等产业链延伸，同时也向电商模式拓展，实现销售模式的多元化，“我06年过来的，一开始是想卖奶茶的，但是我们想茶叶自己种，所以才拿这个基地种植高山茶，想把台湾小吃、奶茶、茶叶融合，如果融合成功，我们就大力推广”（永福台湾高山茶企业六）。由此可见，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第二次新发展路径的实现，是移植、相关产业多样化、产业基础升级等多种路径创造机制共同演化的结果。

3.2.4 制度与政策的支持及两岸关系的紧张

近年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支持性政策，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相继发布，提出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推动农村产业的深度融合；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推动旅游与农业、林业等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观光农业、休闲农业。此外2021年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实施与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一系列关于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与措施，为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多元化路径发展提供了制度与政策的支持。
进入新时代以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当前大陆对台工作的政策主轴。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仍是当前两岸融合发展的目标之一。在司法与金融保险等方面也给予大力支持，如龙岩市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区人民调解委员会、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台司法服务工作站”以及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司法服务中心在园区的陆续成立，为调解台资企业矛盾纠纷提供更完善的司法服务；2020年台创园管委会促成闽台缘产销专业合作社与中国人寿财险龙岩市中心支公司签订万亩茶园茶叶低温指数保险项目合作协议，有效保障了台商茶农的经济利益。“当初没有贷款政策，这个政策差不多是11年、12年出来的，可以用茶树抵押贷款，但茶树抵押贷款一家公司也贷不多”（永福台湾高山茶企业三）。“当时没有贷款，资金都是从台湾汇过来的，这几年就有贴息贷款支持了”（初创企业）。在农业产业多元化发展、两岸融合、司法与金融保险等不同制度层级给予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制度与政策支持，有效促进了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与制度的协同发展。
外源型农业产业的发展不仅受当地制度与政策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来源地政治环境的影响。自蔡英文上台以来两岸关系趋于紧张[63]，大陆地区的农产品难以进入台湾，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需经第三方市场进行转口贸易（通常经东南亚国家）才能进入台湾市场。同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冲击下，进出口贸易受到阻滞，旅游业也受到较大影响。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在受到政治环境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就短期来看，永福与台湾两地的联系与贸易往来都受到明显影响，造成区域间网络的局部断裂，不利于两者的长久发展。但这一背景反而促进了永福台湾茶商本地市场的开拓，加速区域内市场网络的构建以推动区域内外多尺度市场网络达到新的空间平衡。近几年在大陆市场的销售占比大幅提高，总体达70%~80%左右，仅个别企业仍以台湾市场为主，部分企业的产品已完全在大陆市场销售。

3.2.5 经济效应、社会效应、政治效应与生态效应

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农业发展的主基调。在此背景下，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利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实现第二次新路径的发展，一方面借鉴台商“精致农业”的理念促进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通过产业链的进一步延长促进乡村振兴以实现城乡融合。“比较大的台企，（在采茶季的时候）工人量大概在300~500人，现在一年的工资量大概就要600万~800万元”（台创园管委会官员）。“跟台商合作，对方很强调生态要保护，不会轻易同意在茶园增加一些设施（如民宿）”（国企管理人员）。与此同时，国企与永福的合作对于两岸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并对当地基础设施的完善也起到重要的帮助。“这里包含社会效益，如果做好了，永福的面貌改变，就是我们最大的成绩”（国企管理人员）。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向休闲旅游方向拓展的第二次新路径可以说是在生态、经济、政治与社会等多种效应驱动下的结果。
总体而言，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第二次新发展路径的产生是以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改革开放与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台商茶企将区域内外的资产进行再一次整合，将台湾休闲农业发展经验移植永福的同时，相关产业多样化、现有产业升级以及产品多样性等多种路径创造机制也作用于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同时在当前两岸关系及疫情的影响下，永福台商积极开拓大陆市场，区域内市场网络的构建进程加快，推动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市场网络达到新的空间平衡。此外政府的助推作用以及国企的加入，也为实现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第二次新路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实现原有经济、社会与政治效应的基础上，生态效应逐渐显现（图3）。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第二次新路径发展通过“再地化”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合作式耦合，产业模式从原来的单一化转变为更为多样化的形态。
图3 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从一到多

Fig. 3 Yongfu Taiwan High Mountain Tea Industry from one to more

综上所述，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路径创造与发展，而两次新路径发展的关键要素存在显著差异（表2），第二次的新路径发展是在第一次新路径发展基础上进行的，相比于第一次的新路径发展，第二次新路径发展的关键要素构成更为多样化与复杂化。
表2 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新路径发展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new path development of Yongfu Taiwan High Mountain Tea Industry

第一次新路径发展 第二次新路径发展
区域与区域外资产 自然资产：典型的山地与气候条件
产业资产：反季节蔬菜（山葵）的种植
人力资产：丰富的廉价劳动力
制度资产：文化与社会上的接近
基础设施与物质资产：土地
外部资产：高山茶种植知识、资金、茶苗、技术型与管理型人才、先进生产设备		 自然资产：典型的山地与气候条件
产业资产：高山茶产业、资金
人力资产：廉价劳动力、本地管理人员
制度资产：文化与社会上的接近、熟人网络
基础设施与物质资产：土地、道路、生产设备
外部资产：资金、休闲农业发展模式、青年台商（台二代、台三代）
关键经济与组织行动者 台商企业、政府 台商企业（台湾青年）、政府、国企
路径创造机制 新技术、企业和产业的移植 移植、相关产业多样化、异质性与多样性、现有产业升级
制度环境与政策举措 国家层面：改革（市场化、分权化）与开放（全球化）
地方层面：招商引资、平台建设
政策环境层面：鼓励台商到大陆地区发展与促进两岸合作及两岸“三通”		 国家层面：改革开放、乡村振兴
地方层面：招商引资、平台建设、服务功能
政策环境层面：两岸融合发展及两岸关系的紧张
未来期望 企业层面：获取经济利益、返乡投资（经济与社会效应）
政府层面：脱贫攻坚、两岸交流合作（经济、社会与政治效应）		 企业层面：获取经济利益、返乡投资（经济与社会效应）
政府（国企）层面：乡村振兴、两岸融合发展（社会、政治、经济与生态效应）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融合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期望社会学理论，以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为例，以路径创造视角探讨外源型农业产业新路径发展的演变机理，从区域内与区域外资产、关键经济与组织行动者、路径创造机制、制度环境与政策举措、未来期望等五个维度进行分析，并强调未来期望因素对外源型农业产业新路径发展的重要价值。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两次新路径发展的案例反映出：（1）外源型农业产业新路径发展的实质是区域内外资产的不断匹配重组与升级，关键行动者的多主体参与（本地主体的逐渐参与），路径创造机制的多元化，制度与政策环境的多尺度变革（同时受地区间的横向尺度和区域内不同层级纵向尺度的影响），经济、社会、政治、生态乃至文化不同期望效应间相互呼应的多维度综合作用的结果。（2）将未来期望视角纳入研究框架，探讨关键经济与组织行动者所实现特定效应对区域发展路径的影响，丰富现有演化经济地理学关于区域新路径发展的视角。（3）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从“在地化”到“再地化”、从“依附式耦合”到“合作式耦合”不断深化的过程为外源型农业产业实现产业兴旺和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此外，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弱根植性”“松脚性”等问题，路径创造视角下的产业新路径发展能够为破除根植性不足和减少路径依赖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理论新解与案例实证。

4.2 讨论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结合乡村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有助于明确乡村振兴愿景，制定乡村振兴路径[7]。对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未来愿景与路径进行初探（图4）：（1）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是通过与区域外的外部资产建立联系，从而为区域内外部资产的整合提供途径。区域内外部资产的整合过程是外部资产逐渐转化为内生资源的过程，但至今为止本地尚有丰富的资产待挖掘待整合，如与永福本地发展成熟的花木产业资产进行产业间的合作（如茶园与本地花木的搭配、樱花茶园与本地旅游景点的线路规划等）以及利用其成熟的市场网络等，亦是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有益探索。（2）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关键参与者仍然集中在企业（台企与国企）个体层面，未来应考虑不同经济主体的参与互动，尤其加强与本地企业、农户层面的联系，促进不同尺度和层级的多主体协调共生能够与本地产业、企业共同构成产业生态系统，从而实现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此外，与相邻地区的同行业集群的正式与非正式交流亦有助于集群间的共位发展[9]。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和邻近的本地漳平水仙茶的交流与合作能够加强本地网络的根植，强化产业发展的能动性。（3）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从第一次新路径发展的单一移植到第二次新路径发展实现了路径创造机制的多元化，但仍局限在其产业（移植、相关产业多样化、现有产业升级）或技术（异质性与多样性）本身，未能与本土创造元素结合在一起，即其创新能力对区域内部的溢出效应仍显不足，这需要产品、技术、制度、组织和空间的协同创新，形成农业创新体系，实现向“创新极”的转变[4]，而其中关键是本地企业与农户的参与进而通过深度整合区域内外资产实现有机式耦合从而实现本土创造。（4）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作为外源型农业产业，其产业的发展受来源地与本地制度的双重影响。在本地制度层面，仍需坚持改革开放以及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为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在本地的发展保驾护航；在两岸关系层面，应推动两岸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融合发展。同时，在当前双循环背景下，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构建区域内市场网络，减小外部环境冲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5）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64]。据考证，台湾高山茶是在明朝由福建引入台湾的，如今再次回到福建，这其中蕴含丰富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底蕴。此外在台湾，台湾奶茶与台湾小吃等饮食文化结合茶文化方面也具有一方特色。因此如何讲好茶叶故事并融合台湾文化发挥文化效应，实现文化上的再一次赋能是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新路径发展未来需要考量的。
图4 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集群化与创新极化

Fig. 4 The clustering and innovation polarization of Yongfu Taiwan High Mountain Tea Industry

个体案例的研究具有特殊性。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特殊性一方面在于两岸逐步开放背景下的两岸关系，两岸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业是否能与制度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在于来源于台湾的农业产业可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表现在闽台文化与社会上的邻近性，这与一般外源型农业产业的特性不尽相同。本文的研究仅是一个案例管窥，仍需更多相关实证研究加以验证和予以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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