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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3 , Vol. 38 >Issue 5: 1164 - 1177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504

Innovation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ritage Site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for the New Era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Dong traditional village: A case study of Huangdu village

  • YANG Li-guo , 1, 2 ,
  • HU Ya-li 1 ,
  • WU Xu-feng 1 ,
  • HU Jia 1
Expand
  •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Hunan, China
  • 2. Coope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Digita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Ancient Villages and Towns, Hengyang 421002, Hun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9-05

  Revised date: 2023-03-02

  Online published: 2023-05-15

Fold

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an important field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core carrier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local cultural lineage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landscape genes are continuously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renewal. Taking the Dong minority chorus of Huangdu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dopts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of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and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landscape gene-space production" to study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produc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production of the Dong minority chorus in Huangdu villag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prototype generation", "structural reorganization" and "meaning restoration". The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shows a process of change from following the perception of original values to fulfill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ourism consumption and finally conforming to cultural identity. (2)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presents the structural mechanism of "shell-intermediary-core", the capital circulation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time and space scales promotes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as the shell, the power behavior of elite groups in daily life supports representational spaces as an intermediary, and local villagers,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village, carry the core of production to realize the expression of cultural authentic practice. (3) Capital goes through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capital spatialization and space capitalization in production to realize its triple cycle; pow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lite groups, completes the construction of behavior logic through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skill discipline and identity; villagers focus more on the practical expression of endogenous actions, from simple participation under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to resistance and protest under tourism consumption, and finally play a cooperative role under the call for heritage conserv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Dong minority chorus; spac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Cite this article

YANG Li-guo , HU Ya-li , WU Xu-feng , HU Jia .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Dong traditional village: A case study of Huangdu villag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 38(5) : 1164 -1177 . DOI: 10.31497/zrzyxb.20230504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和国家权力、城市资本的下乡，传统村落在乡村振兴政策的助推下逐渐成为“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双重场域[1]，向人们展示着丰富的空间形态[2]、传统建筑[3]、宗教信仰[4]、街巷肌理[5]等文化景观基因。同时在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传统村落出现了物质空间资本化、生活空间碎片化、社会空间分异化等现象和问题，乡村景观要素经历着剧烈的变化[6]，尤其是代表了地方特色和文化特质的景观因子，被多方主体建构成旅游商品进入消费市场[7]，在时空扩散和主体博弈的过程中，与不同尺度中的地方和人互动协商[8]，促使其时间、空间、内涵、形式、功能和意义在流动中得到生产，即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文化景观基因生产”是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视角，不仅立足于文旅融合背景下本地文化景观基因的保护，更考虑全局性、长远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传承实现，还要兼顾不同地区文化景观基因的地域特色及差异[9]。而以往的传统文化景观基因研究，或聚焦于村落景观数字化保护[10]、旅游开发[11]和遗产保护[12]等现实问题，或聚焦于居民感知[13]、地方认同[14]和乡愁体验[15]等利益主体感知评价，较少有研究将两者结合起来，对“基因”和“空间”之间存在的生产关系进行探讨，致使中国传统村落的地方性、流动性文化特色受到忽视[6]。
面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本文从空间生产的视角切入，选取湖南皇都村的侗族大歌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探索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和内在逻辑机制，通过构建“景观基因—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揭示地方与全球、生产与消费、传统与现代背景下，族群主体参与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内在联系，并回答以下问题：在生产过程中，文化景观基因在时空尺度、内涵形式和功能意义发生了哪些变化?诱发文化景观基因进行生产的动力是什么?不同主体究竟是如何作用于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研究以期丰富文化景观基因的理论建构，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新视角，也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生产和传承提供案例参考。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1 文化景观基因和空间生产理论

基因是生物学中控制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在基因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它既能精确地复制自身并稳定地实现遗传，又能产生突变或变异的新型基因取代原有基因[16]。受基因遗传特性的启发，学者们开始了文化传承基本要素变化特性的探索[17]。中国学者刘沛林[18]创造性地提出文化景观基因的概念，认为文化景观基因是文化景观“遗传”的基本单位，决定某种文化景观的形成、发展、消亡，蕴含着地域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环境[6]、空间布局[12]和文化意象[19]等诸多价值信息。学者多将文化景观基因作为研究切入点，分析传统村落[10]、文化旅游地[11]、民族村寨[20]等地的文化特征，识别出区域内民居建筑[21]、街巷肌理[22]、饮食习俗[23]等要素的文化特质，揭示文化景观基因的形态结构[16]、布局图式[24]、符号表达[25]等规律。这些研究各有侧重，多将文化景观基因视作区域环境中固定的、静态的文化载体，单纯地从其功能属性上揭示历时性的村落空间变迁[26]，以此来探寻乡村的经济、空间和社会价值[27]。但从动态性、活态性的视角上去解读文化景观基因生产与发展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将文化景观基因视作一个动态的空间场域，分析空间中不同主体的权力关系对其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上的作用，从而剖析出文化景观基因从“封闭的”变为“流动的”再转至为“社会的”[28]内在逻辑，为景观基因的理论实践提供新的着力点和探讨方式。
文化地理学通常将空间视为文化的载体，研究文化要素的空间特征和空间规律，认为空间的生产归结于关注文化要素本身的生产。在学术界“空间转向”思潮的影响下，列斐伏尔[29]最早提出“空间三元论”的观点，将空间表征（构想空间）、表征空间（生活空间）与空间实践（感知空间）作为空间生产的三个重要层面，认为空间是形成文化的必要情境，空间中的变化蕴藏着社会中各种关系的变化[30]。后续以大卫·哈维[31]、卡斯特尔[32]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传播和发展了列斐伏尔的观点，在宏观层面上关注资本、制度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提出“资本三重循环”的逻辑。以福柯、索亚和德塞图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学派聚焦于微观层面上权力关系的分析，围绕现代空间中的权力—知识与身体和主体性的关系展开研究[33,34]。空间生产理论在国内主要应用于哲学[35]、社会学[36]、地理学[37]等学科，其中在地理学领域中，主要涉及城市[38]、旅游地[39]、历史街区[40]等研究区域，多关注实体空间[41]、旅游活动空间[42]、日常生活空间[43]等物质空间，对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关注相对薄弱，较少涉及文化景观基因本身的生产及生产机制的剖解。事实上，通过空间生产理论能有效解读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的生产，呈现出行动主体的集体作用和不同行动主体间的差异，展现以空间为基调的社会关系过程[44]。
从国内外文化景观基因研究文献可以看出，相关研究主题越来越丰富，理论也趋向多样化。这些研究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对文化景观基因进行解读，比较全面地诠释了文化景观基因在物质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等单一维度下的生产，但是对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综合认识仍较为单薄，较少有文献会同时关注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三个维度，所以将空间生产理论引入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的微观尺度研究，从多学科、多视野的角度阐述文化景观基因在多元主体互动协商下动态的、变化的生产过程，能推动空间生产理论在实践层面上的可持续发展。

1.2 分析框架

文化景观基因的生产包括物质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的生产，是内生主体与外来主体共同作用下的空间实践与村落景观再生产。空间生产中的三元辩证逻辑能系统动态、客观地展现主体间的互动博弈，便于呈现文化景观基因生产中各要素的变化。因此，研究根据皇都村侗族大歌的实际情况，将空间生产理论体系中的空间生产三元组放置在文化景观基因的时间、空间、内涵、形式、功能和意义等要素层面上进一步分析（图1）。具体而言：（1）空间表征作用于文化景观基因的物质时空要素，源于资本的介入加速了文化景观基因在空间扩张和时间重组上的呈现；（2）表征空间作用于文化景观基因的文化空间层面，源于权力主体对村民知识技能的规训，操纵文化景观基因内涵和形式的新表达；（3）空间实践作用于文化景观基因的功能和意义要素，源于场域中内生发展的村民实践行动的阶段变化，导致文化景观基因的功能和意义发生变迁。基于此，研究构建了“景观基因—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展现传统村落文化开发和传承的过程中，文化景观基因受到资本、权力和社会行动的一系列作用，并试图通过“基因”与“空间”之间的互动，剖析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及机制。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The framework of theory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皇都村隶属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距县城11.5 km，是通道侗族自治县“百里侗文化长廊”的核心区域，具有鲜明的南侗文化特色（图2）。全村由头寨、尾寨、盘寨、新寨4个村寨合并组成，共有29个村民小组，总人口约3100余人。该村于1995年正式成立并开发旅游，2014年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2016年获批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9年入选湖南省首批十大特色文旅小镇（侗歌文旅小镇），属于侗族文化旅游知名度较高的目的地。
图2 皇都村的地理位置

Fig. 2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Huangdu village

2.2 皇都村文化景观基因的识别和选取

皇都村位于湖南、广西、贵州三省区交界的山区，相对闭塞的环境创造出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景观基因，侗族的建筑、山水、民俗、民风保存完整。首先，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进行解构，具体可解构为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两大类以及公共建筑、传统民居、参考环境、文化习俗、宗族信仰和节庆活动等六维度。然后，分别对这6个维度从“心理、生态、美学、环境、文化、时序”等6个影响要素进行分析，得到鼓楼、吊脚楼、杉树溪田、侗族大歌、祭萨仪式和大戊梁等6个文化景观因子，最后，运用三个“唯一性”和“总体优势性”原则进行判断，识别出鼓楼（因模仿杉树和阳鸟形状而建，符合（内在和外在）唯一性原则）和侗族大歌（虽少数民族多唱山歌，但侗族大歌是无指挥形式合唱，符合总体优势性原则）两个文化景观基因。但是，在侗族传统村落发展过程中，由于受文保政策的影响，鼓楼空间生产的6个维度变化不大，仅在时间和意义上变化较明显，而侗族大歌则受文旅发展的影响，其空间生产的6个维度（时间、空间、内涵、形式、功能和意义）均产生了较大变化，故而选择侗族大歌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图3）。具体来说，侗族大歌属于独特完整的多声部支声复调音乐体系[45]，在侗族传统村落的传统社会中一直起着维系社会关系、沟通婚恋嫁娶、丰富精神生活的作用，且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侗族大歌成为族群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并与物质建筑、山水景观、宗教仪式等融合展现侗族文化内涵。在现代文化的冲击影响下，皇都村在1995年组织成立艺术团，开始向外来群体进行侗族大歌展演，2010年引入旅游公司开发侗族大歌并打造专业化的舞台展演，2013年侗族大歌入选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19年皇都村凭借侗族大歌被评为“湖南省首批十大特色文旅小镇”。因此，选取侗族大歌作为该村的文化景观基因进行研究，有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图3 皇都村文化景观基因的识别和选取

Fig. 3 Identification and selec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genes in Huangdu village

2.3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包括参与式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法，自2021年1月至2022年7月，共计前往案例地进行了5次平均为期5天的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主要关注皇都村侗族大歌有关的景观、符号及表演，包括记录演出者的日常训练情况和特殊节庆的展演状况，还以游客的身份进行文化体验。此外，对政府、旅游公司、表演人员、村民及游客等典型代表进行深度访谈，对政府和旅游公司的访谈关注皇都村文化的遗存现状和侗族大歌的传承情况，对表演人员和村民的访谈关注侗族大歌生产过程中空间、时间、形式、内涵等方面的演变，对游客的访谈关注他们观看侗族大歌展演后的文化体验情况。调研累计访谈32人次（表1），访谈时长从30分钟到100分钟不等，最终整理访谈录音7.3万字，收集歌词5本。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身份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身份
M01 男 48 政府人员 F17 女 50 侗歌传承人
M02 男 56 政府人员 M18 男 86 侗戏传承人
F03 女 42 政府人员 M19 男 60 普通村民
F04 女 38 政府人员 M20 男 30 普通村民
M05 男 45 政府人员 M21 男 49 普通村民
F06 女 38 旅游公司负责人 M22 男 42 普通村民
F07 女 35 旅游公司成员 F23 女 62 普通村民
F08 女 26 旅游公司成员 F24 女 50 普通村民
F09 女 30 旅游公司成员 F25 女 68 普通村民
M10 男 32 旅游公司成员 F26 女 55 普通村民
M11 男 52 艺术团团长 M27 男 27 游客
M12 男 43 演员 M28 男 62 游客
M13 男 30 演员 M29 男 35 游客
F14 女 28 演员 F30 女 55 游客
F15 女 38 演员 F31 女 50 游客
F16 女 32 演员 F32 女 19 游客

3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

随着社会各要素的流动加剧，文化景观基因也不再封闭稳定，起先封闭环境下生成的携带遗传信息的基因，会在信息传递过程中部分要素发生变化、重组与修复，最终实现文化景观基因的生产。聚焦案例来看，皇都村侗族大歌表演队于1995年正式成立，开始为国内外游客呈现侗族大歌的表演。此后，政府加大景区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并在2010年引进旅游公司作为市场资本加入开发，促使侗族大歌进入旅游消费的快速发展时期。2016年后，乡村振兴、文旅小镇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推进，政府吸纳大量精英参与侗族大歌的生产，促进了文化景观基因的修复。因此，通过调研和收集皇都村侗族大歌的历年发展情况，将其生产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原型生成阶段（1995年以前），（2）结构重组阶段（1995—2015年），（3）意义修复阶段（2016年至今）（表2）。
表2 侗族大歌生产的阶段

Table 2 Production stage of Dong minority chorus

阶段 生产主体 生产路径 生产目的 主要特征
原型生成 寨老、歌师、鬼师、村民 自下而上 促进族群的日常交流，实现民族精神构建 侗族大歌的原真价值认知
结构重组 地方政府、旅游公司 自上而下 利用侗族大歌发展旅游业，增加经济收益 侗族大歌的旅游消费转型
意义修复 政府、旅游公司、文化精英 上下结合 保护和传承村落文化，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侗族大歌的文化身份认同

3.1 原型生成：侗族大歌的原真价值认知（1995年以前）

皇都村四面被山环绕，传统时期社会环境对外相对闭塞，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村民们世代稳居在皇都村内，因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团结、单一的共同体，为侗族大歌的原型生成孕育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支撑着侗族精神和价值认知的构建。（1）空间表征：空间表征代表着权力主体在空间中的构想，最显著的标志是他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掌控。村民在寨老的组织下会在农闲时节和侗族节日期间齐聚鼓楼，通过歌师的引领演唱传统的侗族大歌，以满足农业需求的同时利用空闲时间开展娱乐活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们就经常唱歌打发时间”，M21）。（2）表征空间：表征空间联系着村落生活环境，依托精英群体在文本内涵和组织形式等方面凸显出民族意志。作为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侗民喜欢在歌词中融入他们对自然界的膜拜和喜爱，传递族群内部对群山流水、鸟语虫鸣等物质世界的向往[46]（“蝉儿唱歌高又高，我学金蝉把歌吟”，F17）。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出生起就有学唱侗族大歌的习惯，会以寨子或族姓为单位，按血缘、亲缘关系为依据来组建男女歌班。（3）空间实践：空间实践承载着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的互动，村民力量的交互实践为文化景观基因赋予了功能和意义。传统时期的侗族大歌往往承担着娱乐身心、维系人际关系的功能，村民们会在“祭萨”仪式上通过鬼师引导共颂踩堂歌，传递族群对萨母的崇拜和信仰，体现侗族大歌在宗族功能上发挥的作用。此时，皇都村侗族大歌以鼓楼为空间之宇、顺农时为时间之矢，强调血缘关系、自然和谐的理念，形成具有娱乐和宗族属性的语言载体符号，承载着族群对侗族文化景观基因的原真价值认知（图4）。
图4 侗族大歌文化景观基因生产过程

Fig. 4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Dong minority chorus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3.2 结构重组：侗族大歌的旅游消费转型（1995—2015年）

1978年后，皇都村开始探索农业之外的发展，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吸引了部分学者前来探访。侗族大歌作为侗族核心文化景观基因受到重视，尤其是1995年皇都村迅速卷入旅游开发浪潮后，政府资本投入130万元开发侗族大歌表演并修建了室内演出场；2010年通道皇都民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市场资本介入，侗族大歌在资本力量下逐渐成为当地旅游发展的核心吸引物，吸引大量外地游客前来旅游观光并欣赏侗族大歌。（1）空间表征：演出场地不再局限于鼓楼，而是转向寨门、室内表演场等场所（“来村里旅游的人变多了，鼓楼放不下那么多人，我们就慢慢开始换场子了”，M11），时间也不再顺应农时而定，每天都会有专业的演员为游客表演节目。（2）表征空间：歌师开始在侗族大歌的歌词文本中加入日常生产生活见闻，以迎合游客对于侗族大歌景观基因的想象，组织形式上传统的血缘歌班组织转变为依附地缘关系组建的艺术团，演员们依据地方政府和旅游公司的安排，专业化地承担着侗族大歌的舞台化展演（“疫情前，每天下午4点都有一场演出，来皇都的游客都会来看我们的表演”，M12）。（3）空间实践：旅游作为现代性和国家意志在地方的体现，促使侗族大歌在保有宗族功能的基础上还拥有了经济功能，村民通过表演侗族大歌获取收益，游客对侗族大歌进行消费满足文化体验，侗族大歌从语言载体符号转型为经济价值符号，促进了其旅游消费转型的实现（图4）。

3.3 意义修复：侗族大歌的文化身份认同（2016年至今）

进入侗族大歌生产的新发展阶段，现代化不断侵入皇都村，原本依靠血缘关系、宗族权威所维系的社会共同体变成了由利益关系、契约精神所形成的社会联结。2017年皇都村闹出“门票风波”，村民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矛盾异常突出，“利益逻辑”严重影响到皇都村正常的生产生活，迫使政府发挥行政职能进行整改。（1）空间表征：在空间上，政府联合旅游公司修建亲水平台，营造室内外表演场还原侗族大歌原真性的生产情景，时间上结合“黄金周”等节点安排侗族大歌表演。（2）表征空间：在红色文化的引领下，传承人在歌词文本中加入了对民族团结和现代社会思想的歌颂（“苗侗汉水一家人”“共根藤来共根秧”，M18），在满足现代化需求上有效融入传统文化内涵，展演环节会根据表演节目的需要，扩宽人员选择的渠道，尤其是大戊梁歌会，周边学校的学生和附近村寨的村民都会加入侗族大歌的演唱，丰富了演唱人员的组织结构，打破了血缘、地缘关系的局限（“只要是愿意参加表演的都欢迎，没有什么限制”，F06）。（3）空间实践：在乡村振兴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下，文化景观基因的文化功能在不断进行重构和修复，体现在侗族大歌的内涵挖掘、价值活化、情感认同等方面（“邀请了很多专家帮我们把传统文化更好地挖出来、推出去，好让外地人愿意传、当地人愿意承”，M01）。同时，村落内部有效协调多方主体的利益关系，满足了村落发展的原生力量——村民在社会生活上的经济需求。至此，村落现代性危机得到缓解，文化景观基因的意义得到修复，成为皇都村村民实现情感寄托的载体、文化身份认同的情感符号（图4）。

4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动力机制

通过对皇都村侗族大歌的分析，可以发现文化景观基因的生产并非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结果，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动态演变。尤其是随着现代性力量的不断深入，传统村落因其自身的避世性和文化资源的丰足性成为资本青睐的理想场所，各参与主体依据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源，展开了他们对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的想象，实施了一系列的价值争夺、协同合作和身份博弈的互动实践。基于对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过程的分析，本文拟从资本循环、权力行为和原真实践等角度揭示文化景观基因的动力机制（图5）。
图5 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动力机制

Fig. 5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production

4.1 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外壳：时空尺度的资本循环

空间表征作为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外壳，代表着强势主体在空间构想中的资本逻辑。（1）景观基因的资源资本化。侗族大歌传统时期的生产是在传统农业生产主导下进行的，村民用少量的集体资本投入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目标在于实现社会性价值，凝聚民族的团结稳定。在资本第一重循环过程中，寨老作为封建社会中村长的存在，组织村民在民族代表性建筑物鼓楼唱歌，并结合农耕时令挑选演唱时间，有效利用了原始的地理时空环境开发民族文化，最终凝结出皇都村最重要的文化景观基因——侗族大歌，以至于后来侗族大歌能够作为文化资本交付使用权给地方政府，实现文化景观基因的资源资本化转变。（2）景观基因的资本空间化。伴随着政府和市场资本的入驻，传统村落受到现代文化冲击，资本在逐利和过度积累作用下转向新的流通形式，开始投向物质基础设施建设[47]，即资本的第二重循环，景观基因从资源资本化转向资本空间化。强势主体将自己关于“皇都村侗族大歌”的构想投放在空间的物质维度上，改变了侗族大歌原有的功能和意义，导致其在空间和时间上出现错位，村民的利益、情感诉求得不到满足，强弱主体间激发起尖锐的冲突，出现乡村公共性消解、人居环境恶化的现象，文化景观基因面临着破碎化的风险。（3）景观基因的空间资本化。旅游化语境下地方与空间的矛盾，迫使资本转向第三重循环加强时空修复，以建设合理与可持续的旅游空间，实现空间资本化[47]。政府逐渐重视对原真性场所的还原，并加大了对文化创意空间、社区生活空间的资金投入，社会也向劳动力培训倾注资金，村民们开始乐意将工作时间服务于旅游地，空间中的“物”与地方中的“人”的隔阂得到了有效修复，“资本”与“人本”的关系在资本循环的语境下趋向平衡，新的空间秩序正在形成。

4.2 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中介：日常生活的精英权力

表征空间作为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中介，凸显着精英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逻辑。（1）本土精英群的话语表征。在资本循环的过程中，涌现出熟练掌握文化景观基因资源的本土精英群体，他们结合乡村环境和文化生产资料生产地方性知识，对接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或者下沉到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48]。最早文化景观基因生产就掌握在歌师和鬼师手中，他们根据寨老的授意，在年节、嫁娶、祭祀等日常生活环节中发挥重要作用，引导村民在不同场合演唱不同类型的侗族大歌，通过控制村民组织形式和演唱的文本内容，成为文化景观基因传承中的监督者，实现了权力结构的生产。（2）社会精英群的技能规训。1995年皇都艺术团的成立，大批的青年演员取代歌师成为了当地的技术精英，他们通过精心设计的肢体动作向游客展示侗族大歌的内容，过分注重身体和动作的规训，导致文化原真性有所流失。政府引进政治精英利用政治制度规训村民活动，严格限制了村民的活动行为和空间使用。旅游公司迫切引入经济精英，凭借资金实力获得长期使用土地的权利，将侗族大歌包装成可供游客消费的旅游产品。社会精英群运用自身的各类技能规训着个体行为，主宰着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49]。（3）文化精英群的身份表达。皇都村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后，政府力量大量引进文化精英群进入村落，派遣治理精英定期监管文化景观基因保护情况，邀请学术精英对村落进行治理规划，吸纳文化传承人和众多社区精英进入制度体系内，开始解决在资本逐利下，文化景观基因被当作商品导致侗族大歌被同质化的问题。受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文化景观基因的生产有越来越多的精英群体参与进来，让文化景观基因在多元、异质的环境中得以生产。

4.3 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内核：原真表达的村民实践

空间实践作为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内核，承载着村落的主体——村民在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中的互动实践。（1）代际传承下的村民参与。文化景观基因在最初的原型生成阶段，其生产就是村民内部精神生活的结果，是村民在日常行为中的“形”与生活文化中的“魂”的有机融合。所以，村民作为文化组建者积极参与文化景观基因的生产，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演练，各司其职地完成各自部分，将信仰崇拜和休闲娱乐整合为民族共识，展现了传统文化的地方性意义，拓展和强化了文化景观基因的价值，是传统时期生存审美化、和谐化与栖居诗意化的综合体现。（2）旅游消费下的村民抗议。旅游开发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新的空间主体进入原本只属于本地村民的空间，政府和旅游公司收购村民农用地打造展演空间，游客因消费旅游景观挤占村民生活空间，文化景观基因被打造为旅游产品后对村民来说变得陌生，原本的社区空间变为充斥着物欲的消费空间，正常的生活秩序受外界干扰严重。村民开始抗拒甚至是抵制主流操纵者的安排和游客的到来，他们不允许游客在鼓楼拍照，拒绝旅游公司将他们的祭祀仪式开发成旅游产品。内生村民与外来主体的矛盾逐渐凸显，文化景观基因的原真性逐渐流失。（3）遗产保护下的村民协作。随着文化景观基因的破坏与村落旅游的同质化，皇都村的社会力量与资本、权力进行反思，村民被政府吸纳到村落的管理和监督中，他们用自身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对文化景观基因进行原真性与现代性的协调修复。村民自发运用“身体芭蕾”将人文风俗与旅游资源进行有机融合[50]，向游客展现文化景观基因蕴含的民族情感，并利用互联网为游客打造类型多样、业态丰富、有遗产属性的文化景观基因，村民逐渐增加了对文化景观基因的情感认同。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从空间生产的理论视角，解析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和机制，得到以下结论：（1）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的生产过程具有阶段性，可分为原型生成、结构重组和意义修复三个阶段，皇都村侗族大歌的生产三阶段为原型生成（1995年以前）、结构重组（1995—2015年）和意义修复（2016年至今）。（2）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机制具有结构性，呈现出“外壳—中介—内核”的结构，政府和市场在时空尺度的资本循环作为外壳推动生产，精英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行为作为中介支撑生产，本地村民作为村落主体承载着生产的内核实现文化原真实践的表达。总之，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的生产镶嵌在村落发展过程中，并呈现历时性变化，即文化景观基因的生产并非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结果，而是经历了多元主体作用下的一系列动态演变。

5.2 讨论

在传统村落的场域中，文化景观基因已经成为地方发展的重要资源，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化自信之根具有深远意义。皇都村侗族大歌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是中国传统村落现代化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乡村文化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必然历程，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阶段性有助于我们系统理解传统村落系统演化的规律，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传统村落制定不同的文化振兴政策；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结构机制有助于认识传统村落发展过程中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发展的矛盾冲突与融合，适时调控不同类型阶段传统村落的发展目标。将空间生产理论融入文化景观基因的研究，呈现其生产中社会关系的作用过程，能对传统村落人与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启发。但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缺少对观点的量化佐证，后续可以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对文化景观基因的生产进行模拟预测，提前发现生产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更有力的探索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文化持有者更好地认识文化景观基因所承载的价值。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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