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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Vol. 38 >Issue 4: 885 - 901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404

ExpertWritings and Theoretical Thinking

From embedded to dis-embedded community: With a discussion of community theory for the national parks and its policy enlightenments

  • ZHANG Hai-xia , 1 ,
  • XUE Rui 1 ,
  • WANG Ai-hua , 2 ,
  • ZHANG Yu-jun 3 ,
  • YAO Lin 4 ,
  • SUN Ying-xue 1 ,
  • ZHANG Ting 1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and Urban-rural Planni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 2. Foreig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Center,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35, China
  • 3. National Parks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 4. Chinese Academy of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Beijing 1011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9-13

  Revised date: 2023-02-01

  Online published: 2023-04-11

Fold

Abstract

After human beings entered the age of eco-civilization, problems such as the quality decline of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deficiency of public moral consciousnes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t is urgent to find a new theoretical tool to restore the natural ecosystem and reconstruct the human public morality. The paper analyzed the genealogy of community theories, and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and the forming of communi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munity theory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a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 models in the world,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set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park institutions and the type of communities. Firstly, the national park on the institutional practice of right fairness vs. an abstract community for eco-space justice, which are the same ethic basis for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countries in the New World, and China in the start-up stage of the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Secondly, the national park institutions under eco-space governance vs. a geopolitical community, which can be found in the North Americ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which have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human-nature conflicts and the rights deprivation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s in the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Thirdly, the national park institutions with human-nature coexistence vs. a dis-embedded imagine community which is an ideal period for the forming of emotional link cross the regions and dis-embedded community. There are three key points to promote the community-oriented national park institutions, that is to establish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ies in national parks, to construct a foundation for common rights for the social communities, and to produce innovatively multi-agent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real communities so as to provide a China solu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national parks; community; institutional logic; natural protected area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Hai-xia , XUE Rui , WANG Ai-hua , ZHANG Yu-jun , YAO Lin , SUN Ying-xue , ZHANG Ting . From embedded to dis-embedded community: With a discussion of community theory for the national parks and its policy enlightenments[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 38(4) : 885 -901 . DOI: 10.31497/zrzyxb.20230404

国家公园制度是具备唤起人类自然保护意识、培育自然归属感、促成群体认同的积极的自然保护空间建构。纵观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国家公园并赋予其多元化的制度意义[1]，无论是以风景民族主义为基点的美国[2]，还是以公民游憩权为起点的英国[3]，国家公园制度都被验证是能推动国家生态治理能力提升[4]、重塑自然道德与追求“共同善”的一种集体理性和空间表达。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21年正式设立首批国家公园。从1990年代开始的国家公园模式引介性研究[5,6]，到本土价值阐发与实践研究[7,8]，国家公园的国家意义也逐渐形成共识[9⇓-11]。然而，作为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成果[12]，国家公园体制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的理论阐释与发展的贡献却微乎其微。加之工业文明时代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所型塑的人类正义观[13]在阐释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下降、自然道德意识下滑等问题上面临着理论限度，寻找一种新的理论工具，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人类公共道德的重建已非常紧迫。能否借鉴共同体理论阐释国家公园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构[14,15]，探讨中国情境下国家公园发展的制度逻辑，对于更客观、全面地识别中国国家公园制度，探讨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发展路径具有积极意义。

1 共同体理论谱系的发展

共同体（Community）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16]。共同体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它以“人”为基本要素，不仅可以描述特定地方的社会关系，也可以指称更广泛的（甚至是全球的）、想象的（甚至是虚拟的）人类群体，不同情境下共同体的概念与内涵不同[17]。梳理学术界共同体研究的语义谱系，共同体概念范畴经过不断变化，形成了三个研究流派（图1）。
图1 共同体理论发展谱系

Fig. 1 Genealogy of the theories of community

1.1 古典主义与政治共同体

从词源上看，“共同体”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特指一群人在共同地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一种休戚相关的亲密关系[17]。共同体可以建立个人亲密关系，从而为道德承诺和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提供基础。亚里士多德[18]主张共同体是以国家作为道德责任主体，由国家通过各种制度建构促成推动“共同体的善”（The Good of Community），进而实现社会成员的“个体善”。这种古典的政治共同体（或称城邦共同体）特别强调共同体的政治意义和国家主体性。据此，一座城市不仅是一片“领土”，也是可以由“人”构成的政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以“美德”来界定公民的应得之物，引导着各城邦相互认同。后来，哈斯和伊斯顿等学者对亚里士多德古典共同体理论进行了延伸发展，提出公民对治理机构的忠诚、情感是政治共同体形成的最基本要求①（①厄恩斯特·哈斯提出政治整合论，认为政治共同体是一个“政治整合”过程，从而具体组织和个人对政治机构形成更多忠诚。戴维·伊斯顿则提出政治系统论，认为政治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将政治输入转化为官方政策、决定和执行行动，从而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政治共同体具有鲜明的地缘性特征，在共同地域、共同生活方式下，通过各种制度来促成公民形成更亲密的关系，从而提高社会凝聚力。

1.2 传统主义与社会共同体

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德国学者滕尼斯[19]提出“共同体与社会二元论”，认为“共同体和社会”是人类的两种共同生活方式，传统社会中存在着血缘共同体（亲属关系）、地缘共同体（领里关系）和精神共同体（友谊关系），是以本能、习惯与记忆为纽带维系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而与共同体相对的“社会”，不过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②（②中国学者吴文藻、费孝通等引入了滕尼斯的“community”概念，至今“社区”仍在中国特指物理性的基本社会治理单元。）。滕尼斯表达了共同体是一种比社会更为亲密的关系状态，他最大的贡献是识别出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元性，指出了共同体是拥有某种共同价值观、共同规范和共同目标的结合体。
与滕尼斯同时代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到工业化社会个体“连接”社会机制的变化，如韦伯发现各种“经济共同体”渗透进入到血缘、地缘等传统共同体之中，演化成为现代化的理性经济组织和官僚科层化的管理机构[20]。韦伯将社会行动类型分为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情感性和传统性行动，其中后三种不考虑行为带来的利益及其成效，而是注重自身的价值、信仰、情感和习惯，譬如各种行业协会组织。涂尔干[21]主张，发展基于业缘与趣缘的社会共同体（如职业共同体），形成由国家、职业共同体、个人构成的三级联结体系是一种社会正义的旨归。根据韦伯和涂尔干的理解，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伦理、共同利益基础上的③（③本文主张利益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的”而非“相同的”利益基础。一个群体是否有“共同利益”，关键在于利益各方是否“正比相关”，他人利益是否也是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利益相关者即可能有共同的利益基础，构成利益共同体，也可能以相同的利益基础形成相对松散的利益联合体。），由利益相关方通过共同生活而形成的一种相互认同。
有学者将滕尼斯的“共同体”概括为“小共同体”，韦伯、涂尔干等学者关注个人与社会的联结机制，实现了传统共同体理论的新发展。然而，以上探索仍是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视角来阐述各类共同体及其结构，个人与自然的联结机制及其共同体意义并未受到关注。

1.3 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社会共同体

前文所述的政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等多以共同生活地域、共同伦理系统、共同利益基础为预设条件。到了近现代，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获得发展，人类的共同利益基础分散化后很难形成道德一贯性和价值统一性。经济共同体、职业共同体等不仅在促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具有局限性，而且也难以遏制日益加剧的生态系统和资源环境破坏趋势，人类认识到亟需一种更有说服力和构造力的道德尺度，为此开始呼吁重建古典主义的共同体。
20世纪的一些社会学者逐渐认识到，共同体可以超出地域空间的限制，想象出、建构出新的社群关系，这些社群关系以高度的个人亲密性、情感深度、道德承诺、社会凝聚力和时间上的连续性为特征[17]。以美国学者安德森[22]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学者提出想象共同体理论，认为共同体的塑造越来越不受制于地理空间，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通过符号和认知媒介建立起新的共同体。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特定文化与社会结构基础上（如传统的某种情感）的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全球共同体及人类共同体。麦金泰尔[23]强调，高度流动性下现代人的情感割裂与身份危机愈加严重，应当恢复人类对政治、美德、人性等的古典式理解，建设“美德共同体”。相较于“想象共同体”关注共同体的政治意义，麦金泰尔提倡个体的“自我与美德的统一”，通过社会制度建构达到促进美德的秩序目标，这对人类生态伦理的批判性重建和内生式的自然道德重塑具有指导意义。桑德尔[24]认为共同体不是一种社会联合体，而是主体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构成性共同体。无论是麦金泰尔还是桑德尔都强调相互认同、身份确认和共契原则，旨在通过制度滋养公民美德，美德共同体理论为公共利益取代个人权利的公共道德重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值得指出的是，英国学者吉登斯[25]认为“时空分离”的现代性后果是使现代人不再囿于物理社区，而是延伸到更广域的社会环境，因此存在脱域共同体（disembedded community）。脱域共同体中，散居世界各地的人们共享某种利益，展现更广泛的人际互动，“脱域理论”及其对“时空伸延”的深刻阐释推动了后现代时空观的转换。波兰学者鲍曼[26]则批判“美德共同体”只是一种幻想，他主张液态社会④（④鲍曼提出“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的概念，认为液态的现代社会不再有永恒的关系和纽带，任何人的关系随时可以松绑。）中“个体”要成为共同体中的成员就必须付出代价，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博弈，唯如此方能“在安全感与自由的平衡”中享受如“家”般的温馨，此为“真正共同体”。根据鲍曼的理论，真正共同体不是空洞的理论框架，是为了共同设定的价值目标，自由人通过自我规制和约束，与他人、社会乃至自然生态环境达到的一种新的平衡态。
本质上，鲍曼的真正共同体表达的是“对意义、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寻求”，与中华民族的“家园”意识类同，它重申了个体的生存必须依赖于“真正共同体”。当然，鲍曼强调个体走向真正共同体必须付出努力和代价，却未提出真正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在对国家公园这种在政治上的“正义性”、治理上的“地缘性”、主体上的“构成性”、目标上的“主体共识性”“集体认同性”、意义上的“脱域性”等方面均有典型性的研究对象，也未有专门研究阐发其真正共同体意义并以此为依据指导国家公园实践。
总体而言，美德共同体、真正共同体等理论是从局限于特定城市、社区的政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发展到具有超空间意义与关系的理论建构。然而，由人构成的共同体是“可变的”，期间往往各种“组织”发挥关键作用，因而共同体理论在不同文化模式、不同国情、不同社会价值体系的尊重和包容基础上，产生了不同的制度意义[17]（表1）。运用共同体理论，研究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如何构建全人类跨地域的情感联接，发展“真正共同体”，是国家公园共同体理论研究的应有之义。
表1 不同共同体理论框架下的概念、特征与制度意义

Table 1 Concepts, characteristics and institutional significance under different frameworks of community theories

共同体理论 概念 特征与制度意义
亚里士多德政治共同体 由国家作为主体促成的“共同体的善”，以实现社会成员的“个体善”[18] 特征：共同地域、共同生活方式、公民亲密关系[17]制度意义：以国家制度促进个体善
滕尼斯共同体 依赖于本能、习惯与记忆等自然意识，在血缘、地缘和礼俗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同价值及融洽情感的结合体[19] 特征：传统性、有机性、团结性
制度意义：以礼俗制度促进共同价值观、共同规范、共同目标的实体[17]
涂尔干职业共同体 社会成员被分解为不同个体为社会整体服务，个体既是独立的，又不能脱离整体的有机团结状态[21] 特征：近代性、契约性、有机性
制度意义：通过职业团体构建个体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形成“国家—职业团体—个人”三级联结体系[17]
韦伯经济共 同体 不考虑行为带来的利益和有无成效，而是注重自身的价值、信仰、情感和习惯的联合体[15] 特征：价值合理性、情感性、传统性
制度意义：制定规则促进各联合体在市场中的经济行为互为取向
安德森想象共同体 民族是被设想成在历史中稳定向上（或者向下）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22] 特征：政治性的、想象的、有限的归属感
制度意义：将传统共同体中的某种情感嵌入民族之中，从而更好地联结社会
麦金泰尔/桑德尔美德共同体 通过社会政治制度提供自我决定的可能秩序。社会制度既可以滋养美德，也可以败坏美德[23] 特征：相互认同、身份确认与共契、构成性[24]
制度意义：以地方性的制度建构促进美德追求
吉登斯脱域共同体 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群人共享某种利益，彼此间有更全面的人际互动[25] 特征：现代性、时空分离性、信任性
制度意义：通过抽象的制度体系促进秩序，增进信任[17]
鲍曼真正共 同体 液态社会中自由人通过努力而获得的团结和 认同[26] 特征：现代性、安全性、流动性
制度意义：自由人通过自我规制与约束达到自由与安全，从而享受“家”般的温馨

2 国家公园制度发展与共同体实践

2.1 权利公平下的国家公园：抽象性的生态保护正义实践

回顾历史，20世纪上半叶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类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以生态科学为基础的生态中心论[27]，人类的关系伦理从关注“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契约论，关注“人与动物关系”的动物权利论，发展到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大自然权利论[28]。美国学者缪尔首先提出基于“大自然权利”的国家公园制度建构，推动了美国国家公园的建设[29]。随后北美、澳大利亚等愈来愈多的新大陆国家以国家公园作为生态保护正义的空间载体。这一阶段的国家公园制度建设，以生态保护正义为出发点，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国家主体性。当然，从最早出现国家公园模式的新大陆国家看，人的亲密关系的构建并不是在国家公园建设初期考量的主要因素，远未达到共同体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权利思维在国家公园生态空间的应用。1930年代发起于户外游憩运动的英国国家公园，以及挪威、瑞典、法国等国国家公园不仅是一个国家自上而下的大自然权利实践空间[1]，也是在“生态保护”的共同话语下公众自下而上发起的对游憩权、社会发展权的一种重申，是公众在自然中追求的自由、快乐、幸福等“个体善”的空间载体[30]，它发挥了政府促进“个体善”的作用。这个意义上看，国家公园制度开始具备了一定的共同体建构的作用。

2.2 形态之治下的国家公园：局域性的生态保护社会共同体实践

有学者发现，运用生态科学以生态变量与过程为分析工具来确立国家公园的合法性和控制手段，实际上难以克服其“意义”的空洞性、抽象性[31]。为此，19世纪下半叶，生态产品与服务、自然资本等理论得到了发展[32]。当国家公园被赋予生态产品与服务供给、自然资本利用等新责任，更复杂的居民、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地方政府、经营者、访客等利益关系必然也受到关注。
换言之，依托国家公园建设共同体，既不同于面向共同善的政治共同体，亦不同于基于本能、习惯与记忆的传统共同体，而是交织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等复杂联结问题域的新话题。那么，“大自然”和“人”是否是平等的利益主体?对此，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斯通1972年提出里程碑式的推论，即“自然权利的合法性”[33]。斯通认为，当大自然的权利受到侵犯时，要使大自然具有恢复其原貌的“法”的权利，可由人类作为“代理人”来行使大自然当事人的权利。而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提出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⑤（⑤2017年10月18日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首次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二十大”又将“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置于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战略框架下。中国自上而下已经形成了“大自然权利”伦理价值基础。
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取得了良好成效[34,35]，但履行大自然权利的代理人身份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极端保护主义者，他们主张把生态系统整体利益视为最高价值和根本尺度，将人类的活动视为国家公园的干扰性因素[36]。20世纪早期，北美和非洲国家公园就曾一度禁止原住民进入国家公园，欧洲国家公园也存在乡村居民和原住民被边缘化的问题[1]。中国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期，生态红线划分调整工作中也出现了将原住民相对聚居和资源利用相对密集的区域划出国家公园规划范围的“天窗现象”[37]。无论是禁区式、迁移式，还是天窗式等“堡垒式保护”（Fortress Conservation），过度强调自然利益而抛弃人的尺度，过度关注划界保护等科学性、技术性工作，不仅造成原住民利益剥夺，更不利于大自然代理人制度的落实，本质上属于一种环境不正义[32,38]。因此国家公园制度体系不仅仅包括技术性的生态保护制度，也应当包括解决共同地域上居民、经营者、访客、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等相关主体间的内生矛盾，促进形成生态友好型共同伦理、共同利益的制度安排，譬如国家公园社区发展制度、国家公园地役权制度等。在此背景下，以生态保护协调机构、生态保护联盟等为主要组织形式，基于共同业缘基础的、相对松散的社会共同体在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得到发展。以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为例，为更好地为公众提供大峡谷国家公园的教育、出版、自然联结等服务，一批自然爱好者、自然捐赠人1932年自发成立了非营利组织大峡谷保护委员会（Grand Canyon Conservancy）；1985年亚利桑那州州长发起成立了非营利组织大峡谷基金会（Grand Canyon Trust）；科罗拉多大峡谷国家公园内11个传统部落也成立了部落间工作组（Inter-Tribal Working Group），旨在共同推进公园的科普教育、解说、生态维护等工作。通过组织化的方式与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在自然友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下，可以将国家公园及周边居民、访客、经营者、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及其他群体凝聚一起。国家公园及周边人与自然长期共生形成了一种“亲密关系”，由政府或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等自然资源资产的代理人⑥（⑥在中国，自然权利的合法性还存在争议，因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虚置问题仍旧未得到解决。），开展资源保护与管理，最终实现一种国家公园及周边共同保护的局面。

2.3 和谐共生下的国家公园：脱域性的生态保护真正共同体实践

国家公园模式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人们在不断确认政策工具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影响，譬如Hessl[39]研究发现公共政策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整体影响并不显著，提出应当从多尺度考察生态系统变化的动态性、复杂性，针对重点物种、敏感区域进行必要的生态干预。如果积极的生态干预政策是全球生态治理基本出发点这一逻辑是成立的，“没有人类的世界”将完全不同，国家公园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妥协[40]。另一方面，把人作为国家公园保护的影响因子，以此来评判规划建设[41]、旅游发展[42,43]等人类活动对国家公园的影响并进行行为调适。由政府或相关组织以代理人身份保护大自然权利，此逻辑下的国家公园制度视为破解人与自然冲突而提出的一种生态治理工具，本质上仍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初衷⑦（⑦即使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框架下的共同体，也并非是将大自然作为独立的共同体主体，而是由各级政府、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等组织（或组织联盟）担任大自然代理人，本质上仍是以人核心的共同体组织。）。
2010年代后，人类开始反思自然对人的影响[44,45]。Romano等[46]对“公园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现，三十年来意大利国家公园的建设虽然在生态系统保护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却没带来地方经济的发展。甚至一些学者认为自然保护地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区贫困，Mammides[47]通过对11个国家保护地5800多个行政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数据研究发现，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与地方脱贫之间没有必然关系。也有研究证实，国家公园建设对人权和社会平等有消极影响，但对主观幸福感和生活质量有积极影响[48,49]。虽然强调国家公园福祉意义的人本范式得到了发展，但仍隐喻着“人是一切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非正义性，而且将人与自然关系归于资源管理与资源配置等技术话语，也掩盖了自然生态本身所具有的共同体意义。
从情感意义上看，国家公园模式自创建之初即被誉为“人类文明疾病的避难所”和“人类精神的重生地”[50]。美国以国家公园为载体推进风景民族主义的文化建构，加拿大以国家公园为载体提高国民与自然的联结能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国家公园制度实践中选择了从“壁垒式保护”走向“社区保护”的转变，更加重视居民、企业、地方政府、国家公园管理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利益主体（即构成性主体）对国家公园的认同。有生态学者受“共生理论”启发，从“人与自然”维度的生命共同体视角，以地方感、地方依恋、幸福感等表征人与自然亲密感，展开了以个体反应、地方尺度、西方情景为主的探索[51,52]。而多数社会学者多沿“动机—行为—影响”的理论展开“人与人”维度的命运共同体研究，主张用身份认同、区域认同来刻画共同体效用（图2）。在自然友好的框架下，各国国家公园通过建立志愿者制度、护林员制度来吸引本地居民及更广地域范围公众参与自然美德的建构，甚至越来越多的国际绿色组织（如IUCN、UNDP等）也以各种方式参与国家公园的绿色金融、社区发展、绿色营建，尝试为全人类传递一种自然友好的价值符号。
图2 国家公园的价值实践与待解问题

Fig. 2 The value practice of national parks and new issues to be resolved

综上所述，国家公园的功能价值不应仅限于通过域内的自然生态保护为国家提供安全屏障、恢复生物多样性，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为公众联结自然提供更具安全感和自由感的生态场域。有效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国家公园，能让本地、全国乃至全世界更广域公众体会到“家的温馨”，这种跨地域的人与自然情感联结价值更加意义重大，是后现代社会人类时空观发生变化的新情境下，一种“真正共同体”的状态。因此扎根中国情景[53]，探讨国家公园的脱域意义及其实现路径，建立“真正共同体”，是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3 国家公园制度研究与国家公园共同体维度

3.1 工具理性下的国家公园社会共同体

学界围绕资源管理、访客管理和游憩服务支持形成了三大研究领域[8,54⇓-56]和两条研究脉络。一是将人作为“自然之存在”，研究原住民、访客等主体对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影响[57,58]；二是将自然作为“人之存在”，研究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的管理响应[59,60]，政治环境、地区合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宏观因素被用作解释上述关系的新变量[5,61]。以上研究多是阐释单体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有效管理的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62,63]，不同类型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缺失和利益冲突等关系研究还待加强。
从治理维度看，已有的国家公园研究从最初面向“地”的生态、社区、经济等多重治理研究[64]，到2000年代侧重“关系”的治理模式、产权、合作研究拓展[39]，再到近来对善治的聚焦研究[65,66]，尤其是对善治的规范性探索为国家公园治理有效性提供了分析工具。各国相互学习借鉴，探索形成了一些以科学保护为目标的相对统一规范高效的治理工具[67,68]。然而，以上研究的分析逻辑多具有鲜明的工具理性，而国家公园管理与治理研究中不仅包括生态保护成效探索，亦需要刻画其社会响应情况，尤其是国民认同及生态保护行为支持（图3）。
图3 工具理性下的国家公园管理与治理研究及待解问题

Fig. 3 The studies on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of national parks under the instrumental reason and new issues to be resolved

3.2 制度外部性下的国家公园美德共同体

制度建构不等于美德生成，但制度可以通过有目的激励或约束，实现有效的社会美德控制。中国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达到“制度激发美德、个人获得享受”的共同善，就必须厘清从国家公园治理到人类共同情感形成的关系机理。因此，解密制度对国家公园共同体的载体化过程更具科学意义。那么，国家公园制度是否是“善”的制度呢?观察已有研究的学术理路，一是国家公园空间制度研究，有学者研究“政府计划型”国家公园制度[69]，也有学者研究“破坏限制型”国家公园制度[70,71]，分析特定国家公园制度变迁及其原因[72]，多数学者主张应坚持国家主体性、国家主导性的治理逻辑；二是国家公园制度外部性研究，如制度供给与国民健康[40]、地方感与地方依恋[51]等的关系研究，测度和探索国家公园对公众自然道德重塑的影响。虽然国家公园制度外部性下的美德共同体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问题在于，以上研究仍未走出国家公园制度对公众“个体行为”影响的研究范畴，从国家公园共同体功效视角看，迫切需要厘清国家公园促进公众形成共同价值、共同利益的路径，进一步探索国家公园之于“集体道德”重塑的作用机理。

3.3 走向共同善的国家公园真正共同体

近年来，价值—信仰—规范理论（VBN）被广泛应用于公众参与生态保护行为研究[73,74]，这对推演国家公园制度影响及其共同体建构具有借鉴意义。虽然零散有研究证实了国家公园制度建设对于公众自然道德、地方集体认同形成的推动作用，但基本是停留在基于个案的地方感、地方依恋[51,52]等层面，属于从微观个体观察的滕尼斯的“小共同体”研究。尚未深度剖析国家公园从社区到人类社会的多层供递系统，探索国家公园制度促进人对自然的情感联结，旨向自然保护空间优化与公众自然道德重塑的结果，以此阐释国家公园制度从地方、国家到全球的超空间意义（图4）。
图4 国家公园制度研究脉络及待解问题

Fig. 4 The institution studies on the national parks and new issues to be resolved

4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中的共同体发展

以共同体理论识别国家公园制度效力，自2013年推进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国家公园现阶段在共同体建设上取得了以下进展。

4.1 中国国家公园共同体建设取得的进展

（1）国家公园制度的顶层设计日渐清晰，共同体立足的共同价值与目标正在形成。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7年正式出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到2019年《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及正在推进的《国家公园法》，顶层设计上逐步确立了国家公园的共同地域（国家批准设立、依法划定的大面积特定陆域或海域）、共同伦理（即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和全民公益性的基本理念）和共同价值（即保护自然、服务人民、永续发展的根本目标）。三江源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等首批5个国家公园不同程度地推进了国家公园地方条例的制定，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国家公园的共同价值与目标，为中国国家公园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相对一致的价值和理念基础。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启动了地役权试点，根据地役权理论建立国家公园内集体用地的补偿机制和共管机制，是对国家公园社会共同体形成的法的基础探索。
（2）国家公园勘界立标与总体规划有序推进，共同体发展的空间边界与共同规范不断明确。截至2022年10月底，中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勘界立标工作基本完成，与生态红线管控相衔接的总体规划也基本编制完成，政策、规划、标准等不断完善，为自然保护相关的业缘或趣缘的局域性共同体形成提供了明确的空间基础和统一的规范。
（3）国家公园及周边利益相关者正形成共同保护行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逐渐形成。中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居民、访客、经营者、非营利组织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基础上初步摸索出一些共同保护经验，譬如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区实施特许经营制度，经营公司“云享自然”与昂赛乡牧民合作社、科学家志愿者通过自然体验、科普教育等学习型活动不仅实现了经营收益的增加，也促进了当地牧民、经营者、访客、科学家志愿者等相关群体与大自然的深度情感联结，深化了牧民和经营者的自然保护共识，局域性的国家公园社会共同体正在形成。

4.2 中国国家公园共同体发展面临的问题

国家公园共同体是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生态服务过程中促成的人与人有机团结、相互认同的关系状态，一般要满足共同地域、共同伦理、共同利益、共同情感等基本要素，要素组态不同则共同体类型不同。根据当前中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进展，国家公园共同体发展仍面临着以下困境：
（1）中国国家公园共同体立足的“共同伦理”缺乏强法保障。虽然通过《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等政策不断确认、强化了中国国家公园的共同价值与共同目标，但至今未获得立法的支持。一是共同保护的法理前提仍缺乏立法依据，由于中国现行立法未明确大自然权利的合法代理人主体，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虚置。中央、地方政府、国家公园管理局等不同利益主体在所有权博弈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自然资源资产流失，从而存在与生态保护相违背的规制失灵风险。二是一些国家公园在改革实践中仍存在过于强调自然利益而抛弃人的尺度，通过“开天窗”的方式将人口众多、人地关系复杂的社区划出国家公园空间范围，不仅不利于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无法解决社区发展的根本问题，更破坏了国家公园共同体形成的土壤。国家公园共同体发展亟需适应于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
（2）中国国家公园共同体缺少增进“共同利益”的制度保障。稳定持续的公共财政保障是国家公园公益性的前提，而当前中国公共财政投入尚不能保障国家公园的公益性[62]。为此，中国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为维护正常运营，还不同程度地受制于地方政府、居民、经营者等主体及其形成的各类利益联合体。与正比相关的共同利益不同，基于相同利益的利益联合体是松散的、逐利的、短期的，因此亟需完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为国家公园共同体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基本保障。
（3）中国国家公园局域共同体向脱域共同体转变的公众基础不足。中国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未普遍觉醒，国家公园自然教育服务水平和能力有待提高，加之相关政府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亦有不足，国家公园制度影响力从局域到脱域的扩散通道仍有不畅，国家公园价值的倍增效应远未发挥。亟需探讨以国家公园为载体促进利益相关者相互认同、相互信任、情感联结，形成全国通用、国际认可的科学化、规范化的国家公园共同体促进制度。

5 结论与对策

5.1 主要结论

本文尝试梳理共同体理论谱系，探讨国家公园制度发展中的共同体逻辑，研究发现共同体理论发展谱系可为国家公园从局域到脱域的生态空间建构提供依据：
（1）人与自然关系伦理在共同体价值嬗变中不断得到重申，形成了国家公园制度与共同体样态的三组关系。即面向“权利公平”的国家公园制度与抽象性的生态保护正义；面向“形态之治”国家公园制度与局域性的生态保护社会共同体；面向“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制度与脱域性的生态保护真正共同体。
（2）国家公园是具有地缘意义的生态保护正义实践，是由国家政府促成的一种拥有共同地域空间、共同生态保护理念的共同体。此逻辑下建立国家公园制度，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塑为逻辑起点，对国家公园理念（自然道德承诺制度）、体制（大自然代理人制度）与路径（生态保护与利用制度）等进行制度配置，通过局域性的生态保护表征一种生态正义。此种共同体制度设计，旨在让不同国家公园内部及之间在政治力量驱策下形成统一的共同认知和凝聚力，是形成生态保护集体行动的前提基础。
（3）国家公园是兼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生态治理空间，是利益相关方相互认同并拥有共同利益的局域性的社会共同体。此逻辑框架下的国家公园制度，应立足于“生态保护”的绝对价值理性，建立严格的生态保护空间管控制度，同时为实现国家公园空间功效最大化，建立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地方政府、居民等构成的保护组织、居民组织、基金组织等多种形态的国家公园社会共同体，配置地方性、局域性的全民共建共享的制度体系，以推动与生态保护相平衡的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社会发展。
（4）国家公园是公众自然道德重塑与集体认同的培育空间，是具有脱域意义的彰示人类生态保护理念的符号载体和缔结人类共同情感的真正共同体。根据此逻辑，国家公园不仅是局域的社会共同体的可能缔结者，更重要的是如何构建共同保护制度、利益分享制度、志愿者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进行更广域公众的自然道德、集体认同的培育，甚至促进全人类建立跨地域的情感认同，从而形成脱域性的真正共同体。
（5）共同体理论可为国家公园提供从局域到脱域的理论分析框架。根据共同体理论，国家公园模式在共同体实践中，从局域的社会共同体转向制度外部性下的美德共同体，最终走向脱域的真正共同体，从局域到脱域的价值输出和转化，使国家公园成为能承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家形象和国家意识的生态空间载体。

5.2 共同体理论框架下的国家公园制度逻辑与应对

国家公园制度建设与共同体理论高度契合。共同体理论可为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中形成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价值、共同目标、共同规范、共同行为”提供从局域到脱域的制度设计依据（图5）。中国国家公园制度建设也应遵循共同体发展规律，根据从局域到脱域的制度逻辑，首先，推进立法、规划、标准、政策制定工作，确定国家公园范围内人与自然关系伦理价值起点，为共同体形成创造基本条件；其次，建立国家公园社区发展制度、特许经营制度、资金管理制度等，促进相关主体形成共同伦理和共同价值，鼓励发展国家公园保护委员会、国家公园发展基金会、国家公园社区组织，培育地方性社会共同体；再次，建立国家公园合作伙伴制度、志愿者制度等脱域性的多主体参与制度，促进人类在自然中相互认同和信任，建立深度情感联结，培育真正共同体。通过从生态空间保护，到保护发展平衡，再到美德重塑的国家公园制度体系优化路径，更有效地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图5 共同体理论框架下国家公园从局域到脱域的制度体系

Fig. 5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national park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mmunity theories

根据现阶段中国国家公园制度建设现状，建设共同体导向型国家公园，推动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亟需以下几个方面突破：（1）突破无法可依的局面，尽快推进《自然保护地法》《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立法工作，依法明确自然资源资产的国家所有权地位，为中国“大自然代理人关系”确立法的基础。（2）突破公益性不足的局面，建立以公共财政为主、多元主体参与投入的国家公园资金保障制度，为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共同体的形成培育共同利益基础，鼓励发展国家公园保护委员会、国家公园基金会、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组织等地方性的社会共同体。（3）突破局域性的生态空间保护思维，广泛吸引全国乃至全球力量共同参与国家公园科普教育、生态产品研发、社区培训，共同探讨适合中国的自然友好型伙伴关系制度、志愿者制度等，将中国国家公园建成既能促进人与自然深度联结，又能激发人类相互认同、相互信任，共同参与生态保护、共建地球美好家园，从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总而言之，共同体理论可为国家公园从局域到脱域的制度逻辑提供实践路径和理论分析框架。中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正在完善，社会共同体逐渐形成，但对建立人与自然情感联结，吸引更广泛公众共同参与生态保护和促进集体认同、情感共鸣的超空间意义有限，亟需学术界面向中国更复杂的人地关系、过程与效用，开展共同体形成导向的国家公园建设机制的探索，同时真正共同体理论的发展也需要来自国家公园的实证研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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