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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3 , Vol. 38 >Issue 4: 874 - 884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403

ExpertWritings and Theoretical Thinking

Evolu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natural authenticity and its practice in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 ZHANG Chao-zhi , 1, 2 ,
  • WU Hui 1 ,
  • DU Jie 3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82, Guangdong,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Monitoring Technology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Zhuhai 519082, Guangdong, China
  • 3. Jiuzhaigou Administration Bureau, Aba 623402, Sichu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6-20

  Revised date: 2022-12-06

  Online published: 2023-04-11

Fold

Abstract

The recent introdu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authenticity of natural ecosyst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 and the post-disaster restoration of Jiuzhaigou have triggered a debate on the issue of authenticity of natural ecosystem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onnotation of natural authenticity and its evolu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nd mak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the concept of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ssue of natural authenticity originated from the debate on wheth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was reasonable, and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issue of whether to follow natural authenticity or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i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Under the impetus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integrity has gradually replaced the concept of natural authenticity i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humanism and scientism. In China's practice, however, the principle of authenticity in national parks still emphasizes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This study will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 of "authentic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 systems and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natural heritage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ly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and guide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Key words： natural ecosystems; authenticity;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natural heritage; national parks; heritage tourism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Chao-zhi , WU Hui , DU Jie . Evolu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natural authenticity and its practice in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 38(4) : 874 -884 . DOI: 10.31497/zrzyxb.20230403

原真性（authenticity）（国内不同领域的学者分别将“authenticity”翻译为“原真性”“真实性”或“本真性”等词，本文采用《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中“原真性”用法，无意表达与其他译法的差异）问题一直以来是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其讨论的核心从关注客体对象的“真”与“假”到关注主体体验的“真实”与“存在”，是一个关乎文化遗产保护价值立场和旅游体验评价标准的核心问题。最近颁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和《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都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1,2]；有学者进一步将国家公园的原真性定义为“拥有大面积高质量荒野，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处于高质量的自然状态”[3]。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问题也因此开始受到国内学界关注。
世界自然遗产地九寨沟于2017年8月8日发生里氏7.0级地震，造成游客必到的火花海等景观消失。当地管理局采取的修复措施很快引起业内人士[4,5]乃至公众[6,7]关于自然原真性问题的争论：世界自然遗产核心是“自然”，是否应该照顾游客的审美需要而对自然进行修复，人工修复后的九寨沟，还是不是“自然”遗产?是否符合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原则?自然原真性问题由此进入公众视野，形成了一个与自然保护地管理紧密相关的实践问题。
究竟什么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在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中应如何理解与落实原真性原则，本文就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概念的发展演变及其在旅游发展中的实践进行系统地梳理并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回应。

1 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问题的缘起：生态恢复引发的争论

关于生态系统原真性问题的争论源于生态恢复的实践。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工业化带来的生态退化问题日趋严重，欧洲、北美等地区不断重新引入物种进行生态恢复。其中典型的案例是河狸的重新引入，这是一类曾经广泛分布于北美和欧洲的物种，因其喜欢沿河啃木筑坝栖居而形成湿地生态被认为是“生态系统工程师”，但这种动物在 19世纪初已经因其珍贵的皮毛价值被大量猎杀而濒临灭绝。1946年开始阿根廷尝试引入北美河狸[8]，美国、欧洲[9]等地也相继重新引入河狸，关于物种引入与自然原真性的争论也由此而起。到20世纪80年代，恢复生态学逐渐发展成为应用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0]，自然的原真性问题也逐渐成为该学科关于生态恢复哲学和伦理学争论的核心[11]。
一种是以澳大利亚哲学家罗伯特·埃利奥特（Robert Elliot）[12]为代表的“反恢复论”。他在1982年发表《伪造自然》（Faking Nature），认为自然应该“未被人类活动所改变”，真实的自然应该是“与过往有特殊的连续性”，人类干预会破坏这种连续性，会抹去过去的痕迹，人们对自然的任何恢复都是人类操纵自然景观的“赝品”（fakes），像伪造的艺术品一样不具备原真性。埃利奥特的观点得到了哲学界同仁埃里克·卡兹（Eric Katz）[13]的呼应，他声称生态恢复是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一种表达，一个恢复的自然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利益而创造的，是人类技术的创造物，它永远不会是自然，而是“人工制品”（artifact），恢复的生态系统不是由连续的自然进化过程创造的，所以缺乏原真性。类似地，环境伦理学家尤金·哈格洛夫（Eugene Hargrove）[14]认为自然的原真性源于它存在先于本质的事实，自然并非简单地存在于某一刻，而是存在于将其带到这一刻的整个历史事件和过程。因此，当我们干预、恢复自然生态系统时，都会打断自然的历史；当我们计划帮助或改善自然时，这些计划是非自然的，无论结果看起来多么自然，它们都不再是原始的、真实的；它们已经成为本质先于存在的物体了。此外，反恢复论者们普遍认为，生态恢复是人类统治自然的“阴险梦想”[13]，它为人类掠夺原始自然资源开辟了道路，因为成功的恢复项目可能使我们相信所有生态破坏都是可以恢复的[15]，即便不成功的恢复也可以再纠正过来[12,16]。
与“反恢复论”相关的概念是“自然性”（naturalness）。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然性的概念就被讨论，其中1991年安德森（Anderson）[17]的定义关注度最高，他认为自然是一个可以被量化测量的科学概念，其核心思想包括三点：即排除人类情况下的生态系统会发生变化的程度；维持当前生态系统运行所需的文化能量；当前补充到人类定居前生态系统所需的物种数量。其核心思想是自然性取决于人类干预程度，人类干预越少就越具有“自然性”，在实践中很多人将“自然性”的最高境界定义为“荒野”（wilderness）[18,19]。虽然戈马克（Götmark）[20]批评了安德森观点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于农业地区而言，人类的参与本身就是自然性的组成部分，但安德森关于自然性的定义仍是最为广泛引用的定义之一。
另一种是以彼得·洛辛（Peter Losin）[21]为代表的“恢复论”。洛辛认为人类影响并不总是坏的或不自然的，恢复可以挽回原本会失去的自然价值。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22]直接挑战埃利奥特的艺术赝品隐喻，他认为“生物本身就是复制品”，生态恢复专家所做的工作是“比保存原作更符合原作的真正精神”。卡兹的“人工制品说”也遭到驳斥，“恢复论”者认为恢复不是农耕、园艺、密集林业等形式的实践，其主要任务是启动和加速生态系统的动态机制，即自然的自生（autogenic）过程，恢复实践者一旦完成这个过程就会退出，让生态系统继续自我恢复，因而恢复的生态系统不是人工的，而是通过自然过程进行自我组织的真实系统[23]。基于当代生态恢复实践，恢复专家们还指出许多恢复案例中的自然景观或生态系统并不是埃利奥特所谓的纯粹意义上的“自然”，“人类干扰前”“无人居住”“未开发”只是相对的[24]，甚至我们通常所认为“自然”的黄金标准——“荒野”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建构[25]。因此，恢复对这些地方自然原真性的影响不能走向绝对，不能将“完全未受（人类）干扰”作为自然原真性的准则，应该允许不同模式和程度的原真性[26]。
与“恢复论”相关的概念是“生态完整性（ecological integrity）”。卡尔（Karr）等[27]认为生态完整性是物理、化学和生物完整性的总和。加拿大国家公园管理局（Parks Canada）发展了生态完整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保护区管理有效性监测的基础，加拿大公园管理局的相关法律对生态完整性进一步定义为“一种被确定为其自然区域的特征并且可能持续存在的条件，包括非生物成分、本地物种与生物群落的组成和丰富度、变化速率和支持过程”[28]，管理局还制定了一系列指标来测量国家公园的生态完整性，表明公园的生态价值在何种程度上得到维护。因此，生态完整性概念从本质上承认了生态系统的动态性和可恢复性。
“反恢复论”与“恢复论”之争本质上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争论（表1）。反恢复论立场源自于西方基督教传统和笛卡尔的主客体二元论[14]，埃利奥特和卡兹等受困于这种二元论而将自然和人类活动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别[21,29]，将人与自然简单地隔阂，认为恢复的自然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一部分[30]，所以声称“所有恢复都是假的”。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31]的生态学第三定律更是强调自然系统中任何重大的人为改变都可能对该系统造成损害。在反恢复论者看来，自然恢复是人类对自然的暴政，根本不应该付诸实践[30]。
表1 反恢复论与恢复论的比较

Table 1 A comparison of anti-restorationism and restorationism

类型 哲学基础 主要观点 相关概念 主要代表人物
反恢复论 人与自然二元论 真实自然与过往有特殊的连续性，人类干预会破坏这种连续性，任何对自然的人为恢复都使自然失去原 真性
一个恢复的自然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利益而创造的，是“人工制品”，恢复的生态系统不是由连续的自然进化过程创造的，所以缺乏原真性
自然的原真性源于它的存在先于本质的事实，干预、恢复会打断自然的历史，使自然成为本质先于存在的物体		 自然性：它取决于人类干预程度，人类干预越少就越具有“自然性”，其最高境界为“荒野” 罗伯特·埃利奥特
埃里克·卡兹
尤金·哈格洛夫
恢复论 人与自然统一论 恢复可以挽回原本会失去的自然价值
“生物本身就是复制品”，生态恢复专家所做的工作是“比保存原作更符合原作的真正精神”
恢复的主要任务是启动和加速生态系统的动态机制，恢复的生态系统不是人工的，而是通过自然过程进行自我组织的真实系统
纯粹自然的定义是相对的，“荒野”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建构		 生态完整性：它是系统中物理、化学和生物完整性的总和，从本质上承认了生态系统的动态性和可恢 复性 彼得·洛辛
弗雷德里克·特纳

注：资料根据相关文献整理，下同。

恢复论者采取人与自然统一论的立场，认为人类是自然的积极贡献者[32]，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的，人类可以实现参与性的、互利的“自然回归”（reentry of nature）[26,32]。今天的许多自然生态系统都是在人类存在的情况下不断演化而来的[33]，因此很难将人类排除在外。“自然性”“荒野”等描述纯粹自然的概念本质上也是由人类的观点来定义[33,34]。而亲生物假说指出了人类渴望与自然产生联系的先天需求[35]，已经在跨文化研究中得到验证[36]。自然和文化交融的混合景观构成了人类栖息地的核心[24]，恢复是人类为了与自然形成一个积极的共同体而履行的义务[30]。

2 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问题的发展：从历史原真到自然原真

进入21世纪，随着恢复生态学的不断发展和恢复实践成果的逐渐累积，以及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不断加深，“反恢复论”日渐式微，对于自然生态系统恢复的原真性批判逐渐减少，原真性问题由恢复“是否表现出自然的原真性”转向“应当遵循怎样的自然原真性”。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问题由此展开了新一轮探索。
2000年，植物学家安德烈·克莱威尔（Andre Clewell）[23]提出了“历史原真性”（historical authenticity）和“自然原真性”（natural authenticity）概念，历史原真性要求恢复后的生态系统需要与历史参考状态相匹配，自然原真性是指恢复后的生态系统应回到健康、有能力进行自我更新的状态。以埃里克·西格思（Eric Higgs）[37]、戴夫·伊根（Dave Egan）[38]为代表的学者坚持生态恢复的历史原真性或历史忠实度（historical fidelity）原则，他们认为对历史细节的关注，使用现有和/或历史参考信息确定受干扰前的状态，是每个生态恢复项目都应追求的理想，这是恢复受损生态系统的最佳方式。对历史原真性的关注有助于重新建立人类与大自然其他部分的亲缘关系[39]，使我们在生态恢复中释放的生命和力量可以追求自己的生存方式。斯蒂芬妮·米尔斯（Stephanie Mills）[40]直接指出，生态恢复的目标是“最大可能的程度上还原历史原真性”。
克莱威尔[23]质疑历史原真性的实际作用，他认为实践中找到一个原初的（original）、受干扰前的（predisturbance）生态系统作为历史参考状态基本不具可操作性，反而使历史原真性的评估更容易远离科学而走向艺术批评，恢复和支持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比关注历史系统的细节更重要，因此恢复自然原真性是最重要的。以英国生态学家奈杰尔·杜德利（Nigel Dudley）[41]为代表的学者支持克莱威尔关于生态恢复的“自然原真性”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关于自然的“荒野谜思”（myths of wilderness），认为大面积的、未经改造的、完全自然的景观不可能存在。事实上，所有的自然生态系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人类活动已经影响了全球75%的无冰地带[42,43]，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41,44]。不论是将自然性定义为“在人类之前”或“没有人类”的观点，还是假设存在一个可以指导恢复工作的“原始”基线的想法，在杜德利看来都站不住脚，例如澳大利亚或北美等殖民地国家习惯于“白人到来前”这样的表述来定义自然，但其实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在白人到达之前就已经被早期人类所改变[45]，一些所谓的荒野、“自然”的生态系统事实上是人类改变生态过程的结果[33]。因此，杜德利等[41,46,47]尝试用“原真性”一词来承认自然性在一个已经被改变的、仍在改变的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他将原真的生态系统定义为“一个具有生物多样性水平和生态相互作用范围的弹性生态系统，它是一个特定地点的历史、地理和气候条件组合的结果”[41]。自然原真性的概念承认相关概念的重要性，如完整性和自然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的重要性，但把它们放在一个更灵活的框架内，适合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全球生态系统，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33]。简而言之，变化着的自然生态系统需要原真性标准。
历史原真性与自然原真性分别代表生态恢复实践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立场（表2）。持人文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一个地方的历史原真性取决于怀旧情怀（nostalgia）、叙事连续性（narrative continuity）和时间深度（time depth）的结合[37]。怀旧情怀指人们总认为过去的生态系统是更好的，叙事连续性是指人们对生态系统在时间上连续性的感知和认识，时间深度是指生态系统连续性的时间长度和稀有程度[37]。在实际操作中，恢复所指向的历史基线往往成为“库克船长登陆前”“白人定居前”的同义词。因此，自然恢复的目标即自然原真性具有显著的文化性。此外，人文主义者还认为对自然的审美鉴赏也取决于其历史原真性，它是自然“善的存在”[14]。随着保护科学主流观点的不断变化，自然保护与管理的核心由静态的物种、群落转移到了动态的生态系统[32,48,49]，科学主义的观点也不断被接受，他们更关注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的结构与功能，“过去”不再作为恢复目标，而是作为“未来”的参考点[50]。
表2 历史原真性与自然原真性的比较

Table 2 A comparison of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and natural authenticity

类型 立场 主要观点 主要代表人物
历史原真性 人文主义
（历史原真性取决于怀旧情怀、叙事连续性和时间深度的结合）		 历史原真性要求恢复后的生态系统需要与历史参考状态相匹配
对历史细节的关注，使用现有和/或历史参考信息确定受干扰前的状态，是每个生态恢复项目都应追求的理想
对历史原真性的关注有助于重新建立人类与大自然其他部分的亲缘关系性
生态恢复的目标是“最大可能的程度上还原历史原真性”		 埃里克·西格思
戴夫·伊根
斯蒂芬妮·米尔斯
自然原真性 科学主义
（更加关注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的结构与功能）		 自然原真性是指恢复后的生态系统应回到健康、有能力进行自我更新的状态
实践中找到一个原初的、受干扰前的生态系统作为历史参考状态基本不具可操作性，反而使历史原真性的评估更容易远离科学而走向艺术批评
大面积的、未经改造的、完全自然的景观已不复存在，一些所谓的荒野、“自然”的生态系统事实上是人类改变生态过程的结果
原真生态系统的定义：一个具有生物多样性水平和生态相互作用范围的弹性生态系统，它是一个特定地点的历史、地理和气候条件组合的结果		 安德烈·克莱威尔
奈杰尔·杜德利
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并非不可调和，在恢复实践中往往要综合两种立场，实现历史原真性和自然原真性的统一。如在科学主义生态恢复中仍要考虑历史上哪些指标及其功能结构可替代[51⇓-53]，也需要评估生态系统对破坏反应的性质与时间[54]。正如西格思[37]所言，生态恢复应是“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家的综合体”。伊根[38]也承认，我们不应该成为过去的俘虏，生态恢复的实践者应该参与过去和未来的对话之中，以确保生态恢复项目更具有原真性。
随着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问题的逐渐深入，原真性理念也不断在实践中应用与发展。早期原真性指标主要用于评价森林生态系统的质量[46,47]。再后来，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实践中将“历史完整性”（historic integrity）作为一项管理标准，并将其解释为与世界文化遗产管理中“原真性”（authenticity）相当的内涵[55]。再后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推动下，对生态退化区域进行生态恢复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并已经成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优先任务之一。在2008年的第4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大会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启动建立通过生态恢复来促进生态完整性的测量与实施标准，并先后发布了《保护地生态恢复的原则、指南与最佳实践》《生态恢复实践的国际原则与标准》等相关文件[56]，并在相关表述中统一使用“生态完整性”概念而不再提及“自然原真性”或“历史原真性”的概念。

3 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理念在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实践

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问题在中国的实践较早出现在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领域。1982年，黄山著名景点“梦笔生花”中的扰龙松因自然衰老及病虫等原因枯死，黄山管理部门于1985年4月根据原松树的体量和形状设计制作塑胶树安装在笔峰顶上，后来迫于“黄山塑料松”说法的舆论压力，管理部门于2003年移植了一棵树龄相当、体量相当、生长环境相似的松树于原山峰顶上，重新恢复“梦笔生花”的景观[57]，这是国内有据可查的第一起涉自然原真性的实践问题。2017年九寨沟“8·8”地震后的景观修复问题第一次把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问题推向了公众，针对景区内火花海等多个核心景点严重损毁的情况，九寨沟管理当局采纳了人工修复水坝的方案，并在修复过程中尽最大可能采用了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材料和方法对核心景观进行修复[58]。从管理部门修复的初衷及其修复理念来看，九寨沟修复与黄山“梦笔生花”扰龙松移植相似，即“游客不会喜欢地震破坏后的自然景观或没有松树的梦笔生花”，所以为了保持其“美”而尽可能按历史原真性与自然原真性相结合的原则去处理。但是，从二者的修复理念来看，“梦笔生花”上的扰龙松死亡对黄山的生态系统影响不大，故将其视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而遵循文化遗产原真性原则对“梦笔生花”进行修复。九寨沟火花海的修复是为了保护九寨沟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OUV）即“罕见的自然美”[59]，以及由其地质结构的过渡性特征、水文环境中的钙华作用、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等综合因素共同造就的OUV生成机制[60⇓-62]，因此修复目标不仅包括“美”，还包括“美”的自组织功能和自生过程。可见，无论是黄山，还是九寨沟，其实践遵循的仍是世界遗产的原真性相关理念，强调了历史原真性的理念。
2017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以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保护为基础”，建设目标也是“国家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得到有效保护”[1]；2020年12月颁布的《国家公园设立规范》（GB/T 39737—2020）以及2021年颁布的《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都明确规定国家公园必须坚持生态系统原真性原则。但关于何谓生态系统原真性，各处理解并不一致，有人强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和可被预测程度”[63]，即以“自然原真性”理念为基础；但也有人将原真性视为“拥有大面积高质量荒野，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处于高质量的自然状态”[3]、“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大部分保持自然特征和自然演替状态”[64]、“未经受过明显人为干扰”[65]、“未受人类干扰的自然状态与原野状态”[66]等，或者使用荒野度、自然度、人类足迹指数、气候变化强度、距道路遥远度等指标来评价原真性[3,65,67,68]，其本质仍是将自然原真性作为一个“与历史对比的状态”，仍然属于“历史原真性”理念范畴。并且，在有关国家公园的原真性与完整性评价指标讨论中，将自然原真性与生态完整性进行完全并置讨论，将自然原真性作为一个与历史比较的状态，如“受损程度”（“受损”是一个与过去对比的概念），而将完整性视为系统自我成长的状态，如面积与规模等[67]。

4 结论与讨论

从概念的起源来看，自然原真性问题源于国际上对生态系统恢复与否的争论，反恢复论和恢复论对立的本质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二元论和统一论的分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推动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具体运作下，恢复论观点已经广为接受并形成了一套实践方法。
从概念的发展来看，自然生态系统恢复的参照节点问题形成了历史原真性和自然原真性的争论，其实质是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者关于自然原真的争论，但在国际生态保护实践中已经将二者纳入生态系统完整性的角度考虑，即自然生态系统恢复的主要标准是判断其生态系统功能是否完整，是否有助于其进入一个生态系统自我完善的状态，形成了历史原真性和自然原真性的有机统一。
从概念的国内外实践来看，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实践中，生态完整性概念正日益涵盖自然原真性，但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和国家公园的实践中，仍强调历时性的变化，如自然度、荒野度、气候变化强度，本质仍是强调与“历史”进行比较，遵循的仍然是“历史原真性”概念内涵。
鉴于此，为更好地理解与运用自然原真性相关理念，建议未来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1）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与原真性的关系研究。如前所述，国际上已经广泛地将自然完整性概念替代自然生态原真性原则，在中国的国家公园建设中，突出地强调自然原真性的目标是什么?有哪些中国特定情境的因素使自然原真性概念变得更加重要?又如何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尽可能客观地评价原真性与完整性?
（2）自然原真性与旅游体验的关系研究。在文化旅游的场景中，大量研究表明文化遗产的原真性感知对游客的体验影响并不显著，其与游客是否能感知真假以及是否有能力判断真实与否有关[69⇓⇓⇓-73]，自然旅游场景中这个问题有待实证研究检验。另外，研究表明遗产的负面原真性反而对部分游客具有吸引力，如汶川地震遗址等地[74,75]，但负面原真性与游客的体验往往与情感、记忆紧密相关[76]，对于九寨沟这样的自然遗产，保留地震创伤面是否能对游客体验产生积极影响是一个有趣但仍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原真性问题的比较研究。自然与文化要素的交织共生是世界遗产保护必须面对的问题[77]，遗产的原真性问题因此变得更加复杂。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原真性问题都发端于恢复/修复实践中的类似争论[78,79]，自然原真性的讨论中也不乏对文化遗产原真性理论的借鉴[41]，但两种原真性之间是否存在深层次的联系与规律值得进一步探索，这尤其对混合遗产和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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