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Experts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application innovation of Chinese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 MING Qing-zhong , 1 ,
  • LI Zhi-fei 2 ,
  • XU Hong 3 ,
  • LU Lin 4 ,
  • LI Yan-qin 5 ,
  • SUN Jiu-xia 6 ,
  • LI Jun-yi 7 ,
  • ZHANG Jin-he 8 ,
  • ZHOU Guo-hua 9 ,
  • LI Tong-sheng 10 ,
  • ZHANG Yuan-gang , 11
Expand
  • 1. Institute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Industry,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China
  • 2. Rural Tourism Research Center,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 3.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 4.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Anhui, China
  • 5.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 6.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7.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 8.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9.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 10.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 11. School of Tour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9-13

  Revised date: 2022-10-23

  Online published: 2023-02-13

Abstract

The creativ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and key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tourism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as well as a major scientific issue and practical demand. The interview shows that rural tourism is developing vigorously,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unclear mechanisms and limited promotion effect. Given that the weaknesses and potential of common prosperity are all in the countryside, we should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m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we should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and driving logic of the theory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novate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 system, and build a model and realization mechanism for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and endogenous power cultivation, cultural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and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for common prosperity of spiritual life, digital empowerment mechanism and path, tourism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reform, spatial effect and land use optimization; and we also should promote balanced, coordinated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application basis for the creative use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Cite this article

MING Qing-zhong , LI Zhi-fei , XU Hong , LU Lin , LI Yan-qin , SUN Jiu-xia , LI Jun-yi , ZHANG Jin-he , ZHOU Guo-hua , LI Tong-sheng , ZHANG Yuan-gang .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application innovation of Chinese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 38(2) : 286 -304 . DOI: 10.31497/zrzyxb.20230202

专题主持人:
明庆忠,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地理与旅游发展。
访谈主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共同富裕,短板弱项在乡村,优化空间和发展潜力也在乡村。乡村旅游作为新时代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转换、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有效方式,是促进乡村社会进步、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产业,是有效解决城乡差距问题、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繁荣乡村经济、传承乡村文化、促进乡村转型、推动人民致富的重要手段。在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下,乡村旅游对继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基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以及双循环背景下的新旅游消费需求,在实践中针对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需要,必须运用新发展理念和新的旅游资源观,融合相关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加强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开发理论研究,寻求理论研究创新的突破口,深入探究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机制等复杂的科学问题。由此,推动乡村旅游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及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为改善乡村旅游供给质量,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促进消费升级,畅通国民经济双循环[1],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和应用依据。
如何紧扣“共同富裕”和“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发展”两个关键主题,科学甄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寻破解之道,充分发挥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发展的关键作用,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是学术界的使命和责任。因此,我们邀请了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相关学者,就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的理论认知与应用创新中的乡村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和旅游资源开发驱动的逻辑机理,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转化与旅游产业体系创新,旅游资源开发导向的乡村振兴模式与驱动乡村共同富裕实现机制,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地的村民参与机制与内生动力培育,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及其对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促进机制,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经济的数字赋能机制与作用路径,旅游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乡村旅游富民效应,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效应与土地利用优化,共同富裕目标下“两山理论”的实践机制与乡村旅游的转型发展,旅游资源创新开发与乡村区域共同富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发展等相关主题进行对话,希望能够深化对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发展的理解,为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科学参考。
主持人: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指富裕社会的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满足其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人人都达到富裕生活但存在合理差距的普遍富裕。要达到这一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乡村。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开发提升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用乡村旅游作为抓手促进共同富裕。您一直在做乡村旅游研究,请您谈谈乡村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旅游资源开发驱动的逻辑机理,以明晰其内在问题与发展目标。
访谈嘉宾:
李志飞,湖北大学乡村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旅游科学》杂志编委,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旅游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旅游行为。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2]。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推动乡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乡村共同富裕对旅游资源创新开发提出了更高要求,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必须把促进乡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实现乡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前期不合理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在为乡村地区带来短暂繁荣的同时也给乡村带来生态文化破坏、乡村旅游资源掠夺和旅游效益分配不均等问题,这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乡村的衰落。村民和村庄发展是相互依存的,村民是乡村发展的主体,乡村发展是村民富裕的载体,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以村民利益为核心,以乡村可持续发展为抓手。研究显示,乡村旅游对乡村共同富裕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即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初期,乡村内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会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而扩大,但随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会进入乡村旅游库兹涅茨曲线的第二阶段,贫富差距会出现缩小的趋势,在资源保存的前提下,乡村旅游的发展终会带来乡村整体福利呈现帕累托上升[3]。因此,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逻辑就应是如何使乡村旅游发展顺利延展至库兹涅茨曲线的第二阶段。
(1)共享发展成果与福利本地化。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必须重视乡村旅游地社区居民利益,确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充分保障农民公平享受旅游发展效益的权利。共同富裕的实现依靠的不是国家和社会的福利政策,而是劳动人民自身的智慧与汗水,需要乡村社区村民的共同参与。要坚持福利本地化。福利本地化是指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最大化地留在本地。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应优化乡村旅游空间布局,发展乡村旅游合作机构,让更多的村民通过直接或间接就业等方式主动参与旅游活动,这既能够增加村民的收益,同时村民还能够在旅游发展中掌握相关技能,提升个人能力,实现内生持续发展。既有利于发挥乡村社区的内生动力,又有助于实现社会财富从城镇富裕群体向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
(2)乡村文化的旅游活化。乡村地区保存有最丰富、最完整的传统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乡村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不断推进乡村文化创新、增强村民文化自信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乡村地区保存有最丰富、最完整的传统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旅游本身具有文化属性,乡村旅游为保护传统文化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旅游活化。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应坚持采用科学的保护利用机制,在保护文化遗产资源的基础上活化利用,使得乡土文化在旅游开发中得以传承发扬,让更多村民通过在地文化的旅游展现增加旅游收益,使乡村焕发新活力。
(3)创新多元融合的开发模式。创新是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有效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乡村旅游发展要立足于地方旅游资源,遵循客观规律,以创新作为驱动力,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充分考虑时代背景和消费者需求,将乡村生态环境、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相融合。打造地方特色产品,增强乡村旅游吸引力,从而实现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为乡村和村民带来更好效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4)新乡贤的社区治理结构。新乡贤是指有能力为乡村治理做出贡献的贤能人才。新乡贤的社区治理结构是一种社区自主管理模式,与传统的社区自治模式相比,新乡贤在凝聚村民共识、整合集体利益、提高社区管理效率和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更具优势。在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新乡贤的社区治理结构能帮助村民建立身份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从而促进乡村社区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对培育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4]。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要通过健全乡贤治理机制,聚集乡贤力量发挥新乡贤在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改善乡村经济面貌和实现乡村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主持人:
资源转化为产品、形成产业是资源为资产来源的简单释义。旅游资源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关键因素,其创新开发也即是要将乡村旅游资源功能化开发,协调整合内外部力量形成综合高效的资源开发模式,转化传承与创新开发为旅游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从而壮大乡村旅游产业。您曾主持乡村旅游研究方面的报告,也在这方面做出深入研究,想请您谈谈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转化与旅游产业体系创新,以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业态产品实现创新。
访谈嘉宾:
徐虹,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游委员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与旅游管理、旅游产业经济理论与实践、旅游竞争力管理、旅游供应链管理、旅游企业战略管理和财务管理、服务管理。
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转化与旅游产业体系创新性构建问题是一个事关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系统问题,也是新时代对乡村进行产业重构进而促进三产融合发展的系统工程。具体来说,首先要从乡村功能定位上发掘乡村旅游资源新的存在形态与利用价值,然后通过创新创意开发最大限度地将乡村旅游资源转化为消费者愿意消费体验的旅游产品,最后通过交叉融合形成新的旅游产业体系,促进和支撑旅游产品系列化为不同品类、不同层级和不同功能的产品群,满足日益个性化、体验化和健康化的市场需求。
(1)要挖掘乡村的多功能性,促进对乡村旅游资源动态性的认识。乡村不仅是农业生产地,也是村民生活集中地、农耕文明发源地、历史文化传承地、生态环境保护地和战略安全保障地。乡村的多功能性被挖掘出来后可以极大地释放乡村资源旅游化开发的可能性,扩大旅游资源供给范围和数量,如农业生产劳动教育功能、乡风民俗文化传承功能、农耕文明和谐生态功能,乃至田园风光悦目康养功能等,都可以经过有效加工成为富有乡土特色的旅游产品。旅游资源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动态概念[5],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特点的复杂系统[6],树立新旅游资源观有助于拓展乡村多种功能,为开发更加新颖的旅游产品奠定新资源基础。
(2)满足市场的高颜值性,深化对乡村旅游产品创意性的理解。当今主流消费市场越来越喜欢高颜值的产品,从感官体验理论来看,要调动乡村旅游产品对游客五感器官的刺激效应,必须打破常规,创意性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从视觉上创设富含乡土特色的美景、从嗅觉上形成能够沁人心脾的美味、从味觉上创造留下深刻记忆的美食、从听觉上开发可以勾起回忆的美音、从触觉上打造触及灵魂的美感,这一切都建立在对美丽乡村的深刻认知和对旅游资源的创造性艺术转化上。
(3)适应产业的可持续性,强化对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性的力度。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产业要增强其运转的持久性和效益的稳定性,必须跨界融合,延长产业的长度、开拓产业的宽度和强化产业的深度,形成协同共生的乡村旅游产业体系。要在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引导要素资源相互流动,在汇集流量、促进转化和积聚沉淀上多下功夫,引导村民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上创业和就业,培育基础更加牢固、技能更加全面的职业农民,夯实乡村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的基础,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基于以上的认识,在迈向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转化和旅游产业体系创新性发展过程中,要把握以下几点:
(1)数字化可赋能,这是实现资源创造性转化和产业创新性发展的技术支撑。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伴随着旅游需求日益个性化、场景化、实时化、互动化和内容化,乡村旅游资源整合方式、产业融合方向和服务提升手段等必须进行数字化转型,以数据的自动流动和算法的迭代进化化解乡村旅游系统的不确定性,提高资源创造性转化和产业创新性发展的技术运用能力与市场变现能力。
(2)创意化可增色,这是实现资源创造性转化和产业创新性发展的融合之道。创意化过程也是创意产业形成过程,厉无畏[7]将创意产业界定为以创新思想、技巧和先进技术等知识与智慧要素为核心,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引起生产和消费环节的价值增值,为社会创造财富和提供广泛就业机会的产业。可以说创意化开发实际上促进了产业融合进程加快,将乡村一二三产业要素经过交叉协作与共同演进形成了一个新兴产业,带动了农业休闲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职业化的形成,在为游客旅游体验活动增色的同时也为村民旅游服务结果增收。
(3)生态化可持久,这是实现资源创造性转化和产业创新性发展的共享之基。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产业生态化强调产业链要和谐共生,产业主体要利益共享,生态产业化强调生态链要多样共存,生态资源要资产化利用和产业化开发。“生态化是旅游产业的本质特征。旅游产业生态化的实施不仅具有旅游产业实现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的现实意义,更具有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目标的战略意义”[8]。因此资源创造性转化和产业创新性发展必须走生态化发展道路。
主持人:
乡村旅游资源是乡村旅游发展的载体,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开发、转化,能有效提升资源开发效率,带来明显的综合带动效应,有助于乡村的“造血式”振兴,持续激发乡村走向共同富裕。您是较早关注旅游作为区域发展动力的学者,请您谈谈旅游资源开发导向的乡村振兴模式与驱动乡村共同富裕实现机制的问题,以更好地说明旅游驱动乡村共同富裕的大方向。
访谈嘉宾:
陆林,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管理科学学会旅游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与旅游管理。
旅游业作为富民产业,不仅在脱贫攻坚中成效显著,在未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征程中仍大有可为[9]。作为中高收入群体购买中低收入群体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乡村旅游能够有效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是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和现实路径。
基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需求,乡村旅游地的旅游资源开发较其他空间地域而言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性:首先,在乡村资源开发目的上虽涉及多元主体,但在乡村振兴的历史机遇与时代命题下,其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民增收与乡村振兴。其次,受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基本特征的影响,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模式上面临诸多先天不足,需要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外部创新要素、创新主体的有效嵌入[10],形成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交互渗透、多元互嵌的综合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模式。新发展阶段,立足于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目的、开发模式的时代特性,我们需要从乡村地域内生力量的能力发展与价值实践以及内外生力量的优势互补与平衡协调出发,以综合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模式为基础,构建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具体包括:
(1)强化内生力量的参与度和主体性,构建综合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的社区增权机制。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人的振兴[11],推动目的地社区居民的能力增长与价值实现是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尽管旅游业为乡村地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效益,但由居民失权造成的旅游漏损现象值得关注,这有可能致使目的地社区成为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益分配的“飞地”。因此,旅游资源开发导向下的乡村振兴模式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社区居民的能力提升为重点,结合社区居民旅游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参与资本的差异,展开针对性、长期性的知识技能专项培训,以内部主体的可持续参与、可持续受益为综合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的建立发展提供稳定的内生力量,并基于内生力量优势不断吸引外部主体参与合作,拓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行动边界。
(2)建立多主体合作网络,形成综合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的内外互补机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转型重构对乡村地域产生持续的影响与扰动,乡村地域在市场环境、制度环境、金融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的转型发展存在普遍的脆弱性隐忧[12]。同时,乡村旅游地往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展开高度自主的生产经营活动,资本基础薄弱、技能经验有限、抗风险能力较差。在生产环境与生产主体的双重脆弱性下,乡村旅游资源开发需要在乡村地域内外部分散、独立的多元行动者之间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网络,通过外部市场优势、金融优势、创新优势、技术优势的稳定输入,弥合乡村旅游发展的脆弱性,建立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内外互补机制,并为内生力量的能力提升与价值实现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3)构筑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综合驱动机制,提升综合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包容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内外互补机制的建立虽然能够有效提升资源开发效率,但容易剥夺乡村内部主体自主发展的权限与能力,陷入本地就业机会流失、内部主体地位弱化的“外生发展陷阱”,引致公平与效率双重失衡的恶性循环。因此,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在促进社区增权与多主体合作的同时,应侧重乡村地域自然、社会、文化特征的有机嵌入,以现代家庭农场、现代农业产业园、生态农家乐、农业高科技示范园等形式实现乡村旅游资源经营权、管理权、使用权的内生保留,在乡村旅游产品与地方生产要素、生产活动、生产主体之间建立深度联系,通过乡村内部主体行动空间的不断拓宽,在社区增权机制与内外互补机制的基础之上形成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综合驱动机制,以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处理好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驱动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与发展。
主持人:
乡村共同富裕是乡村民众的共有目标,也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及乡村地域从扶贫转向乡村振兴的要求,有助于乡村多元主体价值共创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您很早就关注了乡村旅游扶贫需要村民主动参与、有效参与,请您谈谈乡村旅游地资源价值共创中村民的参与机制与内生动力培育问题。
访谈嘉宾:
李燕琴,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可持续旅游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与民族旅游等。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振兴是持久战,不是攻坚战。对于底子薄、基础弱的乡村,“借船出海”、共谋发展不失为可行之策。培养和打造一批具有本土特色的职业农民,推动“以农民为中心”的“主—商—客”多元主体价值共创是乡村旅游地实现村民有效参与、切实培育内生动力的关键。
具体而言,“以农民为中心”的“主—商—客”多元主体价值共创参与模式符合传统与现实逻辑。共享经济时代摆脱了零和博弈思维,强调在彼此成就中建构更多共创、共建、共赢场域。作为中华文明内核的“和合”之道重视寻求不同主体间的共性,强调在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中获得和谐共生。价值共创式参与机制构建旨在推动主客从“我—你”分离甚至对立关系走向“我们”关系,是共同富裕目标下的机制创新,可在共生情境下激发并培育村民内生动力。2021年是乡村振兴元年,通过对《2021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分析,发现50个案例的成功发展经验均体现出合作、共创、共赢的主基调。
“以农民为中心”的“主—商—客”多元主体价值共创参与模式推进可分三步走:
(1)“主—商”价值共创有必要延伸并优化到“主—商—客”多元主体价值共创参与模式。商客凭借其资本优势使得“集体+企业+农户”的民商模式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普遍存在,而在东部地区主客直接互动、共同创造价值的实践已初现端倪。游客更多参与价值共创、保护作为旅游吸引物的乡村文化,有助于确立本地村民主人地位,缓解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民商矛盾与冲突,提高村民在多主体格局中的地位。此外,当下火热的直播带货销售模式使主客有了更多互动的机会,面向潜在游客的农、特产品直接营销的“旅游+产业”模式使得传统主客价值共创边界可扩展到旅游业以外的更广范围,进而推动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的多维共赢。
(2)推进“主—商—客”模式的间接主客价值共创。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建设在东西部乡村振兴中都普遍存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在空心村整村改造、闲置农房盘活利用、贫困乡村脱贫等方面皆可起到重要作用。根据商客参与乡村振兴的阶段,可分为全过程的经营参与型和短期合作的营销参与型。全过程的经营参与型目前是主流模式,又可根据参与商客数量差异细分为1个村庄多个商客参与的“1+N”模式和1个村庄与1个商客合作的“1+1”模式。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无论哪一种模式都要求其从单纯的农业农村治理转变为农旅融合多业态、多空间治理,同时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特别是从扶贫攻坚战略转向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战略后,企业的作用将从“扶助”转向“互助”,只有这样才可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平衡集体、企业与农户的利益,特别是在“1+1”模式中确保集体的主导地位、村民的主体地位,是“主—商—客”价值共创模式面临的主要挑战。引入第三方乡村经理人或乡村运营师也许是一种解决之道,相关机制尚在摸索之中。营销参与型价值共创多为企业与乡村通过项目合作方式举办节事活动,在保护与营销传统乡村文化的同时,丰富了村民生活,为游客提供了更新鲜的出游体验,从而实现“主—商—客”价值共创。
(3)适时向“主—客”模式的直接主客价值共创过渡。对于资金充裕、村集体有能力主导旅游发展的乡村,主客直接价值共创路径可发挥更大作用。在直接互动情境中,主客共创意愿更加强烈,旅游开发以主客体验为核心,重视村民的主体性地位,通过发展旅游培养起一批“爱乡村、爱农业、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使乡村共同富裕之路更可持续。如在福建乡村振兴中,村民更大程度参与并主导了旅游发展,由村民推荐带头人,设立合作社,并集资开发地质公园;在深入分析游客需求基础上,设计吸引年轻人的“打卡点”,促使游客、自媒体、网红等群体通过微信、微博、小红书、抖音等渠道传播乡村极具特色的景观,形成乡村旅游“经营、管理、营销一体化”的主客双赢的格局[13]
大趋势看,推动“以农民为中心”的多元主体价值共创,随农民参与能力和内生动力不断加强,可逐渐由“主—商”过渡到“1+1”,甚至“1+N”的“主—商—客”模式,直至实现“主—客”模式的直接价值共创。
主持人:
乡村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富裕,更大程度上需强调乡村居民的精神满足,极大提高乡村居民的幸福指数。文化自觉既是对文化保护传承的保障,也是促进旅游发展的途径。乡村文化既是其创新性利用资源的重要对象,更是乡土中国的底色、“乡愁”的根基,因而乡村文化资源应着力保护、适宜利用、有效传承。您在这一领域有卓越研究成果,请您就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及其对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促进机制谈一些观点,以促进乡村的物质、精神都共同富裕。
访谈嘉宾:
孙九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人类学、旅游流动与地方认同、乡村振兴与社会空间变迁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逐渐增长。要想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致力于推进精神和物质、乡村和城市的共同富裕。基于本土性的文化资源禀赋的旅游激活乡村,形成动力,有助于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境界。尤其是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冲击下,人们渴望回到乡土,寻找那份缺失的安全感和真实感,重建家国本土性认同。因此,必须注重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发挥其对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具体体现为:
(1)文化育人,发挥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乡村文化的独特性由农民生活的地方性和质朴性构成。正是因为本土文化的存在,才赋予了目的地独一无二的调性与品味,甚至成为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核心要素。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乡村传统文化提升了旅游的体验性与互动性,村民能够从文化资源中获益,为其保护传承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游客的凝视使得村民们反思自身对于文化的认知,建立起文化自信,促使一批“文化精英”投身于乡村建设。通过乡村旅游中非遗文化、民俗文化、节庆文化等资源激发村民参与的热情与活力,引导村民成为文化的生产者、创造者、传承者、推广者和受益者。
(2)文化传播,塑造乡村文化共同体。农村现阶段在已基本实现小康、农民务工劳动之余,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和精神空白,仅靠媒介和互联网难以满足精神需求。因此在论及农村文化建设时不能只关注其农耕历史文化和其文娱设施,更要关注其文化制度和文化记忆的传播[13]。文化本身是公共性的、交互性的、流动性的,既凝聚着村民集体的力量,也是居民与游客的交往中介。建设乡村文化共同体是实现人民精神共同富裕的核心机制与理念。一方面乡村文化共同体基于内生机制建立文化自信,对乡村本土文化有高度认同和传承,是时间上的传承。另一方面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外延是随着游客的认同不断外扩的,是空间上的延伸。因此,需要整合政府、社会和市场力量,发挥农民主动、市场推动、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共同体作用,实现乡村文化的升级与再生产,将个体的、地方性的认同扩大为集体的、普适性的发展。乡村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和谐,不仅指导人们调试自身行为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更是引导人们顺应自然,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从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起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14]
(3)文化振兴,发挥文化治理的精神效能。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须兼顾需求导向与教化目标,这既是对农民日益增长精神文化需求的有力回应,也是将农民的闲暇生活进行有效安顿的重要遵循,更是经由文化治理的润物无声改变乡村陋习、构建和谐的乡村社会秩序、树立乡村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15]。在乡村中以文化软实力撬动政治经济的变革,借助文化理顺地方保护与发展的治理模式,是乡村旅游的有效治理模式,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既为全体人民提供了乡土文化的情感依托,更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精神动力,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文化认同基础,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搭建共创共建共享的文化发展平台,通过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开发旅游产业、引导文明乡风、创造宜居生态、实现有效治理和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主持人:
乡村共同富裕是乡村的物质、精神都共同富裕,其共同富裕目标是新时代的发展,自然离不了科技赋能。数字革命、信息革命是当今主要趋势之一,国家大力发展数字产业必然对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利用促进共同富裕产生重大影响。您是旅游信息科学方面的权威专家,请您谈谈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经济的数字赋能机制与作用路径。
访谈嘉宾:
李君轶,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旅游信息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西安市生态智能感知与预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自然资源学资源地理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调查与开发、旅游信息科学。
受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受教育程度等和城市之间差距明显,推进共同富裕必然要解决乡村共同富裕这个洼地问题。随着信息化社会到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发展,为乡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如何利用数字赋能推进乡村经济发展成为了新时期的重要课题。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乡村旅游兴起发展,我国乡村旅游则主要是从21世纪开始,在最近十年来得到快速发展。这主要是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旅游成为了一种重要生活方式。乡村在我国面积巨大,乡村景观各异、文化底蕴深厚,具有非常鲜明的异质性,农村生产生活景观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乡村也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休闲场所。在数字化时代,随着商业模式的不断变革,乡村旅游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1)数字赋能将减少城乡不平衡,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新动能。随着我国新基建的推进,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地完善,有助于推进城乡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均衡发展。通过建立数字乡村资源的共享平台,建设数字乡村,在乡村创新中使用人工智能、5G等新基建,推进智慧乡村旅游的建设。不断完善数字乡村的服务体系,不断推进乡村的文化旅游业、农业和其他服务业等的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化赋能改变了乡村集体(企业)的生产与顾客的消费方式,有利于整合与优化各类资源配置,促进乡村旅游要素供给与需求的平衡。
(2)数字赋能将激发乡村活力,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新路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才和人力资源不断地向城镇集聚,使得农村长期处于人才和人力资源流出的状态,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定居,相当一部分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的状况。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被运用到乡村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乡村的数字经济和旅游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通过数字赋能,让更多的人才、人力资源和资本回流乡村,不断激发乡村的内生活力,让乡村不再“空心”,更成为了旅游创业和各类人才成就事业的舞台,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新路径。
(3)数字赋能将不断推进商业模式创新,为乡村旅游经济提供新方案。数字赋能促进了第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新业态不断出现,孕育了新的商业模式。产业融合不仅推动了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也催生出了农村电商、网商经纪人、物流配送队伍等新业态新岗位[16]。这些业态和商业模式,如农村电子商务(产品的网络直销等)、三农网红、智慧农业等不仅仅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也不断在改变着乡村的生活和生产模式,更塑造了地方旅游品牌,并有效带动了不同类型旅游的发展。
(4)数字赋能催生了新的乡村旅游形式。传统的乡村旅游主要是体现在观光、吃喝等,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定制化、个性化、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不断地出现,并利用互联网消除信息不对称等矛盾,让旅游消费在时空中的资源错配得以有效纠正。
(5)数字赋能将有效推进乡村“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在信息化时代,随着大众旅游的发展,利用信息化技术将优美的田园风光、静谧的乡村风貌、淳朴的乡村风情推广出去,让乡村的“绿水青山”更容易通过旅游发展转化为“金山银山”。
主持人:
乡村旅游资源创新性开发促进了乡村区域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大家有目共睹的富民效应。当然,乡村旅游离不开包括村民在内的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也关涉这些利益相关者,自然也要关注其利益均衡与协调,尤其是收入分配制度与促进富民效应。您是在这方面有成就的学者,想听听您对共同富裕目标下的旅游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乡村旅游富民效应的看法。
访谈嘉宾:
章锦河,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旅游学会执行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规划研究,侧重旅游发展的生态伦理审视、经济收敛评估、文化间性共生与社区空间正义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旅游蓬勃发展[17]。2019年乡村旅游接待游客32亿人次,旅游收入达8500亿元,直接带动吸纳就业人数1200万,带动受益农户800多万户。受疫情影响,2021年乡村旅游接待游客16.22亿人次,旅游收入达6300亿元。乡村旅游已然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然而,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旅游收入分配不均、外来资本攫利过高、居民受益差距过大等现实问题,旅游学术界对此相关研究不足。站在乡村现代化的新起点上,乡村旅游要高质量发展、富民效应要充分发挥,旅游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1)细化初次分配清单。初次分配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旅游收入在劳动和要素之间的分配。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正式确立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之一,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兼顾了效率与公平。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同工同酬”是切实贯彻按劳分配的前提,而不断完善乡村土地、建筑、景观、非遗、民俗、技术、经验、地方性知识等要素参与初次分配,细化按要素分配清单,则是关键。乡村社区是整体,游客未必到访的古宅、田园,乃至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等,都是乡村家园的共同组成部分,都应享有旅游收入的初次分配权,彰显按要素分配的公平性。
(2)强化二次分配重点。二次分配是通过政府机制实现旅游收入的再分配。首先,改革旅游企业税收制度,尤其宜加强对乡村旅游中,譬如个体户、家庭民宿、家庭作坊、家庭农场等小微旅游企业的增值税、所得税等税收政策扶持,疫情期间宜减免旅游企业税费负担等。其次,完善乡村基本社会保障,加快乡村公共卫生、交通、医疗、教育、社保、养老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推动乡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乡村全域旅游发展。再次,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乡村旅游的生态补偿、文化补偿、引导基金、奖励基金等制度,激发乡村生态保护、文化复兴以及旅游创新创业的活力。
(3)倡导三次分配风尚。三次分配是通过道德机制实现旅游收入的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18]。首先,倡导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边缘利益相关者与潜在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救助、扶老、救孤、恤病、助残、扶贫、济困、优抚以及志愿者等活动,体现新时代新乡村新文旅的作为与担当。其次,建立有效税收激励机制。譬如,对个人、企业的慈善行为给予税前优惠,对慈善组织免收增值税及财产税等。再次,健全管理监督机制,推动乡村旅游慈善和公益组织的专业化、规范化、法治化发展。
(4)拓宽共同富裕渠道。收入分配不仅是“分蛋糕”,更是要做大“蛋糕”。首先,深度挖掘乡村资源优势,加速乡村旅游产业化,通过文化植入、技术应用、功能革新,不断创新旅游产品与旅游业态,丰满与延长乡村旅游产业链,提升就业的“质”与扩大就业的“量”,提高乡村居民的劳动收入。其次,积极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的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乡村居民的要素收入。再次,加快发展乡村旅游多元资本市场,拓展乡村居民租金、股息、红利、股权、债权等增值收入、股权收入与资产收入等渠道,不断增强乡村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实现乡村的现代化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主持人:
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下,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恰逢其时,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作用于区域空间发展和乡村土地利用转型。您是国土空间规划与城乡转型方面的研究专家,请您谈谈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效应,如何优化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土地利用?
访谈嘉宾:
周国华,湖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乡村地理与城乡转型、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更新。
在休闲旅游需求持续增加、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我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成为驱动乡村空间重构和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动力。
乡村旅游开发是乡村旅游资源利用的过程,包括将潜在旅游资源转化为现实旅游资源和现实旅游资源的再生性开发等过程,具有显著的多样性特征。“田园牧歌”的田林渔牧景观塑造、“灯火可亲”的传统村落景观发掘、“舒适栖居”的民宿旅居打造、“智慧田园”的未来乡村构建、“耕读家园”的农耕文化传承、“乡村恋歌”和“行走乡野”的乡村民俗与休闲活动拓展,都是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方式,将对乡村空间发展和土地利用变化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而言,由于区位、便利性和规模经济的影响,城市郊区、城市群地区、主要交通干线附近的乡村旅游活动出现更早,也更为活跃。但随着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逐步向更远的乡村地区扩散,乡村地区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开发。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效应,主要体现在乡村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引致的空间类型、空间布局、空间联系和空间功能变化。在空间类型方面,主要表现为旅游空间总量及比例的增加;在空间布局方面,主要表现为旅游景点、景区、旅游线路的形成与发展,表现为乡村旅游发展引起的交通格局调整;在空间联系方面,主要表现为城乡双向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产业流的加强;在空间功能方面,主要表现为乡村地区旅游休闲、文化教育等非农功能的加强及多功能乡村的形成,表现为乡村多功能发展带动的乡村生产效率和效益的提升。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空间效应的度量具有尺度差异。小微尺度的单体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引致的空间类型、结构、布局与功能的演变特征和趋势,相对容易刻画。基于典型案例地选择,结合实地调研、遥感技术、GIS空间分析和参与式农村评估(PRA)方法,可以精准度量,并揭示其空间效应形成的动力机制与地域模式。中宏观尺度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空间效应的度量分析,对数据获取、指标选择、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等有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对其引致的三生空间重构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综合刻画,还需探究不同空间尺度、不同地理单元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空间效应的交互作用,为乡村区域三生空间优化和人地系统调控提供决策支持。特别地,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效应要关注和避免旅游空间扩张对生态空间、农业生产空间占用引发的空间冲突加剧和乡村农业与生态功能下降,进而影响农产品安全和生态安全。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必然引致土地利用变化,土地利用方式和政策也会深刻影响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效率和效益。高质量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迫切需要土地利用方式与政策的优化调整。不同类型、不同区位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其占地规模、格局及变化特征各异,城郊旅游资源开发用地矛盾最为突出,显而易见的是旅游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旅居生活空间用地需求激增。但旅游用地正面临着供需数量失衡、用地类型缺失以及“易类”使用等突出矛盾,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土地利用优化,任重道远。在学理研究上,需要探究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土地利用转型的互动机制,认知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集散规律,科学预测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发展趋势,准确识别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重点地域及其发展规模。在政策设计上,要根据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集散特征,细化用地分类,匹配差异化的用地指标,在数量规模、比例结构、空间布局、供地方式、管理措施等方面满足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合理用地需求,提升乡村旅游景区的可进入性和乡村旅游环境的舒适性,提高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整体质量和整体效益;要注意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红线的刚性约束,采用低冲击的旅游资源开发方式,以维护山水田林湖草沙复合土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要注意在保障集体和农村居民利益合理分享的基础上,提供农村集体土地和村民闲置宅基地流转与置换的政策供给,助力乡村旅游资源的高效开发与乡村振兴。
主持人: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是探索生态价值资源转化与发展转型的重要途径和方式。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自然离不开乡村,乡村是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实践的广阔天地。您是生态文明与区域发展研究方面的专家,请您谈谈共同富裕目标下“两山理论”的实践机制创新与乡村旅游的转型发展。
访谈嘉宾:
李同昇,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秦巴分会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关系与城乡一体化发展、国土空间开发与管控。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4月20日考察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时强调,“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以秦岭为主体的秦巴山区作为我国的战略要地、生态高地、经济洼地和相对贫困集中区域,其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不仅关系地区自身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全国的生态安全格局和区域协调发展。寻求地区绿色发展方式是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必然选择,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探索资源转化与发展转型的先进模式和路径,助推山地区域实现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秦巴山区乡村是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广阔天地,乡村旅游及其转型发展则是秦巴山区实践“两山理论”的重要抓手。
(1)秦巴山区地理区位独特,生态价值突出,旅游资源丰富,发挥区位—生态—资源—市场的综合优势,打造中国乡村休闲康养产业集聚区,是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重要实践和创新。秦巴山地是我国的“中央绿心”,具有大规模发展现代休闲康养产业的资源和生态条件;秦巴山地周围有关中平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环绕分布,具有发展休闲康养产业的区位优势和巨大市场。因此,秦巴山地涉及的五省一市(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甘肃和重庆)可以通过协同谋划,努力将具备条件的山地县打造成周边大中城市和城市群的休闲康养基地,将秦巴腹地打造成中国乡村休闲康养产业集聚区,切切实实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助推乡村振兴,助力山区6300万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2)秦巴山区生态敏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相对贫困问题突出,山高沟深、交通可达性较差,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不能盲目跟风遍地开花。可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和模式,按照“近城、近景、近路”原则,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北部秦岭山地以商洛、陇南为核心,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体系,依托骨干交通对接关中平原城市群;南部大巴山地以广元、达州为核心,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体系,对接成渝城市群;中部高海拔山地区,可结合人口和产业向外围迁移疏解,建立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满足高山风景观赏、科学考察、极限探险等自然和生态旅游需求;汉江和丹江川道盆地区人口与城镇密集,可打造集乡村观光休闲体验为一体的目的地体系,对接本地和外来游客需求。整个秦巴山区可依托国家级交通廊道和城镇串联轴线,打造“西安—商洛—南阳”丹江流域、“汉中—安康—十堰—襄阳”汉江流域、“西安—汉中—成都”和“西安—安康—重庆”交通走廊等乡村旅游产业密集带。
(3)秦巴山区自然景观形态与特征、农业种植类型与方式、地域文化与习俗等丰富多样,差异性显著,可基于“绿水青山+乡土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打造新产品和新业态,实现乡村旅游的转型发展。要以绿水青山为本底,以乡土文化为魂脉,结合我国乡村旅游从传统的以观光为主向观光、休闲、度假、康养、求知、探险、寻根等综合性方向转变,乡村旅游与文化、农业、林业等部门紧密融合的趋势,因地制宜开发新产品、打造新业态,促进乡村旅游转型发展。秦岭、巴山、米仓山地区要结合秦岭自然生态文化,围绕国家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和湿地公园建设,开发具有广泛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乡村自然生态旅游产品;汉江、丹江、嘉陵江等河谷平坝地区要结合汉蜀古迹廊道、三国文化、甘川文化等文化标识品牌,重点开发文化古镇、传统村落和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同时要结合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拓展旅游创意、产品设计、生产和包装等延伸产业;加强山地民宿、旅游设施、信息服务和旅游交通等基础建设,实现乡村旅游由单纯“看”向“吃喝游乐住”的全面转型;不断发掘乡村旅游在统筹城乡关系、助力乡村振兴、传承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作用与价值。
主持人:
乡村旅游综合带动的特性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任务目标相契合,对于解决发展过程中区域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作用显著,有助于乡村发展的协调性和包容性发展。您在这方面颇有研究,请您就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开发与乡村区域共同富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发展谈谈您的观点。
访谈嘉宾:
张圆刚,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地理》青年编委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等。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32号)中指出旅游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距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还有一定差距。由于乡村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等存在区域差异,旅游发展过程中区域不平衡性仍旧显著。提高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开发与乡村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是乡村旅游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国内大循环驱动的新发展格局内在要求,是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共同富裕背景下如何理解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开发与乡村区域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发展,需重点关注以下三方面:
(1)提高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开发与乡村区域发展的平衡性,需要把握以下三个层面的平衡:第一,提高旅游资源开发与乡村生活、生态和以农业生产为代表的其他产业发展的平衡性,确保在实现旅游资源充分、合理开发的同时,保护好乡村居民生活生态资源的充分与可持续发展。第二,提高乡村旅游发展的区域间平衡,避免造成景区和居住区之间、生产区和生活区之间、游客区域与居民区域之间在基础投资、硬件设施以及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现象,保证不同功能区之间的发展平衡性。第三,处理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分配中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平衡性。“人”是旅游人地关系的主体[19],因此需要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和游客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在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开发中实现各主体的利益均衡。平衡性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需要把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乡村区域发展的平衡性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只有注重乡村旅游资源转型升级中的各层级平衡,才能可持续地拓展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潜力。
(2)提高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开发与乡村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可从产业协调性、区域功能协调性、利益主体协调性以及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协调性四个层面展开:第一,在产业协调性上,规划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格局,避免不同产业间的资源争夺,建构相互支持的产业发展体系,例如农业生产、旅游农产品开发、农产品文化附加值提升等产品系统的协调发展。第二,区域功能协调性上需提升乡村旅游目的地空间格局优化,实现游览区、参与区、生活区、保护区等多区功能协调。第三,利益主体协调性方面,尊重居民主体性,通过旅游发展提升当地就业,促进不同主体利益的共创共享。第四,三生协调性方面,不以经济收益为唯一目标,协调产业发展、生活质量和生态保护的可持续系统,使协调发展成为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开发与乡村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
(3)提高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开发与乡村区域发展的包容性,强调主体参与包容性、产业形式包容性和文化创新包容性。第一,主体参与包容性方面,以振兴乡村促进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鼓励多元主体参与,保证相关利益主体平等的参与机会,保证参与主体公平公正分享旅游效益。第二,产业形式包容性方面,需要政府主导,引入乡村旅游发展的多样化产业形式,尤其在数字化、信息化、以及大众传媒化发展的当下经济模式中,鼓励政府经营、社区经营、个体经营等多层级产业主体共同繁荣,为不同规模的产业主体提供均等发展机会,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农民增收。第三,文化创新包容性方面,突破传统的单一农业生产理念,引入适应时代发展的多元化文化与传统农业文化融合创新,以文旅融合为手段推动乡村文化振兴[20],创新资源发展模式[21]。在此基础上,提升乡村旅游产品的文化多元性和吸引力,提升乡村旅游资源的文化附加值,从而提升乡村旅游产品的经济效益,同时提升乡村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主持人总结:
围绕“共同富裕”和“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发展”的关键主题,以上专家对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资源的理论认知与应用创新进行了极具前瞻性和启发性的对话与交流,不仅形成了通过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助力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学理观点,也从不同学科与视角出发,并结合研究专长为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机制提出了建设性建议。总体来看,各位专家普遍认为乡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弥补共同富裕的短板弱项、优化空间和发展潜力皆在乡村。乡村旅游为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是乡村旅游理论与实践的基础问题及系统问题,涉及逻辑理路、开发模式、实现路径、内生动力、体制机制及乡村区域协调等多个方面。
为了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各位专家建议: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应遵循共享发展成果与福利本土化、乡村文化的旅游活化、创新多元融合的开发模式、新乡贤的社会治理结构等几项原则;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转化与产业体系创新要挖掘乡村的多功能性、满足市场的高颜值性、适应产业的可持续性,并应把握数字化可赋能、创意化可增色、生态化可持久的思路;旅游资源开发驱动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主要包括强化乡村旅游与资源开发的社区增权机制、形成旅游资源传承发展的内外互补机制、构筑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驱动机制等三个方面;“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旅游地多元主体价值共创应关注互联网为多元主体价值共创式参与提供的机遇,有必要延伸并优化到“主—客—商”多元主体价值共创参与模式,并推进“主—商—客”模式的间接主客价值共创以及向“主—客”模式的直接主客价值共创过渡;乡村旅游的开发与实施必须注重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通过发挥村民的主体性地位、塑造乡村文化共同体、发挥文化治理的精神效能等进一步发挥其对村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数字化时代,数字赋能将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新动能、新路径、新方案,催生新的发展形式,并将有效推进乡村“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乡村旅游要高质量发展、富民效应要充分发挥,细化初次分配清单、强化二次分配重点、倡导三次分配风尚、拓宽共同富裕渠道的旅游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土地利用优化除了学理研究外,在政策设计上要多方面满足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合理用地需求,采用低冲击式的资源开发方式,在集体和村民利益合理分享基础上提升农村集体土地及村民闲置宅基地流转与置换的政策供给;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两山理论”实践机制创新与乡村旅游转型发展可借助区位—生态—资源—市场的综合优势,按照“近城、近景、近路”的原则,基于“绿水青山+乡土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加以促进;共同富裕背景下需处理好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开发与乡村区域发展的关系,重点关注提高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开发与乡村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
总之,大家一致认为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开发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主要动力和实现的有效途径,应针对问题以探寻转型和破解之道、充分发挥其动能、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现实需求与科学问题。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理论上,提出了:乡村旅游对乡村共同富裕存在库兹涅茨曲线;乡村旅游资源的多功能性创新融合的开发模式以及乡村空间重构和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模式;有效推进乡村“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转型模式;内外生力优势互补与平衡协调构建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并强化内生力的参与度和主体性以构建综合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的社区增权机制,建立多主体合作网络以形成综合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的内外互补机制;“以农民为中心”的“主—商—客”多元主体价值共创体系以构筑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综合驱动机制,并提升综合性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开发与转化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包容性等新认知。在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转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应用创新上,强调要挖掘乡村的多功能性、满足市场的高颜值性、适应产业的可持续性等构建现代乡村旅游产业体系;增强村民有效参与以切实培育内生动力;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福利本地化;充分发挥和旅游活化乡村文化资源的文化育人、文化传播、文化振兴的功能以促进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数字化赋能提供新动能、新路径、新模式、新方案、新形式,创新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路径;处理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分配中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平衡性;建立新乡贤的社区治理结构,细化初次分配清单、强化二次分配、倡导三次分配风尚、拓宽共同富裕渠道的旅游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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