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其中首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作为一种理念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要内容，并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重大的战略延续。1953年，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次提出聚焦农村问题的共同富裕，可见共同富裕一直关注乡村情境，致力于解决农业与农民问题。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尤为突出。因此，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在乡村，如何持续推动乡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目标，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随着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这为推进共同富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22年中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鼓励各地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乡村旅游有助于繁荣乡村经济、传承乡村文化、促进乡村转型，是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则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下，探索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传承与开发的方法与路径，有助于实现资源创造性转化与乡村创新性发展，对于切实解决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推动乡村产业全面升级，实现乡村居民的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此，《自然资源学报》特组织“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性传承与开发”笔谈，以探讨新时代背景下乡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路径，为乡村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提供参考建议。
召集人：孙九霞，教授，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核心观点：新的时空格局下中国乡村与旅游发展呈现出协同趋势，但目前旅游的治理效能和共富价值尚未得到深化，旅游驱动力有待进一步激活。未来，需要在理念认知、经验总结、路径创新上做出新判断，探索“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新型发展模式。
中国城乡关系长期在二元对立中发展，在快速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乡村边缘化、被动化、强外部依赖的发展困境依然突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正确认识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关系与递升路径
[1]，把握新时空格局下中国乡村与旅游发展的内在关联，确立旅游乡村全面振兴需要解决的共同富裕目标，寻找创新路径。
（1）新形势：时空格局下中国乡村与旅游发展呈现协同趋势
国家城乡发展目标的调整要求用新发展主义的视角来重新看待乡村问题。在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进入乡村振兴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将被遮蔽的乡村价值重新凸显，国家发展话语重新回归到乡村本身，这将从根本上重构城乡关系、重新定义乡村的发展地位。
文旅融合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价值引导与操作体系兼具的建设方向。传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发展的模式一般局限在“农民进城”“工业下乡”和“就地转非”。而旅游业是一条“不离土不离乡”的新型发展道路，能够促进资本、人才、消费向乡村回流，使其重获发展动力
[2]。这与乡村振兴战略重塑乡村性、实现乡村在地化发展的理论内涵高度契合。这种乡村发展的新模式，有利于城乡互哺机制的形成
[3]，能够在旅游城镇化进程中激发地方内生发展动力，缩小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的差距，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路径选择。
（2）新挑战：旅游驱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面临持续发展难题
面对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需要稳步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推动共同富裕并行。当前旅游驱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确立，尤其是对模式总结、经验推广、理论升华的链式逻辑不成熟，亟需科学的理论指导。
从有效性看，旅游的治理效能和共富价值远未得到深化。既有工作主要聚焦在宏观战略层面对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二者关系进行阐述，深入到要素层面的逻辑关联还缺少实证分析与检验。而从微观层面对旅游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证较为丰富，但旅游发展仅仅被看作是“快速致富”的经济手段，旅游的“产业功能”与“治理效能”尚未得到充分释放，乡村面临持续发展困境。
从均衡性看，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驱动力还需进一步激活。近年来国家战略主导的乡村建设，往往伴随多渠道、重基建与大项目的集中下乡。但规模和质量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有效处理，旅游市场需求与城乡要素供给的畅通体系并未全面打通，乡村依然面临不可持续发展的难题；收益与分配之间的关系未处理好，外来资源和发展机会高度集中在示范村镇，进一步引发“马太效应”，加剧了区域间和区域内城与乡、乡与乡的发展不平衡。
（3）新方向：构建“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新型发展模式
在城乡融合和旅游驱动的双重动力下，应积极探索乡村地区“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新型发展模式，才能不断提升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综合效能。其中，旅游驱动是乡村资源创造性开发与利用的重要途径，乡村振兴是旅游带动乡村发展的核心目标，城乡融合是持续推动旅游与城乡要素循环的关键要义，共同富裕则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本质要求。这一新型发展模式的实现需要在理念认知、经验总结、路径创新上做出新判断。
在理念认知上，推动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三大政策目标的协同互构。既要全方位认识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把握乡村与城市的共荣共生、共同发展关系，同时要坚定“振兴”乡村的必然路径，根植于乡村本土来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在经验总结上，结合中国多样的城乡关系和多元的区域差异，对旅游驱动下的不同发展模式进行差异性划分，实现城乡同一空间下的共同发展、在地化发展过程中缩小城乡间差距、以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获取乡村发展动力等多种可能性。从旅游驱动主体与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的程度和关系出发，识别并总结不同类型乡村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探索旅游驱动与城乡融合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现实经验。
在路径创新上，发挥旅游产业的跨边界优势，通过旅游驱动乡村各要素在主体、空间、文化间流通融合，以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目标。在产业层面，梳理既有产业基础，以旅游为主要力量构筑乡村产业体系，以三产直接推动一产二产实现在地创收。在人才层面，依托项目培养关心社区发展、具备相应发展技能的地方性人才。在文化层面，对乡村文化再认识、再传承和再创造，挖掘和传播乡村文化多元价值，营造治理有效、乡风文明、团结和睦的乡村人文氛围。在组织层面，培育支持乡村社区基层实现有效自治的组织，加强乡村的内部与外部的社会联系，提升地方组织活力。在生态层面，挖掘自然景观的多季节、多功能价值，推动生态旅游、研学旅游发展，贯彻“游育”理念，教育游客尊重乡村生态建设成果并鼓励游客参与乡村资源价值共创。
发言人：明庆忠，教授，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
核心观点：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之路，关键在“产”和“人”。乡村旅游资源创新性利用要构筑乡村旅游产业、留住乡村居民在地创业乐居。因此，要构建旅游赋能乡村共同富裕发展的机制：乡村居民主体参与的前提性能动机制、发挥组织和乡村精英等引导作用的核心机制、利益共享和协同共建的关键性机制、构建社区包容式发展模式的动力机制等，并统一融入乡村旅游发展地域系统建立良性的机制体系。
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乡村。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之路，关键在“产”和“人”。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的基本要素，是旅游产业发展供给的重要物质载体，决定着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综合效益，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动能”
[4]。可创新性加以利用与转换，在一些地区可将其资源利用与转换为乡村旅游业，并作为主要产业之一加以发展。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的“1+2+3”“六次产业”综合性产业叠加作用与拉动城乡消费作用。乡村旅游是指以乡村空间环境作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民俗风情、生活形式、乡村风光、乡村居所和乡村文化为对象，利用城乡差异来设计和整合产品，集观光、娱乐、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旅游形式，具有乡土性、知识性、娱乐性、参与性、高效益性、低风险性以及满足游客回归的需求等特点
[5]。但是往往乡村开发的收益为外来资本所“卷走”，或因乡村居民进城将其资产转移至城市，造成“城镇包围乡村，成为乡村发展之困”
[6]。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持续推动，不断取得成效
[7]。
乡村是由人（口）—（土）地—（生）产—生（态）—（生）活等构成的综合地域系统。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区域一体化等进程加快，因乡村缺产少收，人口首先迁移城市，其随着人流而产生了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空间转移，乡村空心化、边缘化，土地非农化、乡村衰落化等日趋严重，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知乡村资源并考虑其创新性利用。乡村是中国区域发展的主要组成地域，是中国社会当下的主要构成内容，乡村兴则中国兴。乡村旅游塑造乡村应是以人为本的活化乡村、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乡村、物质文明的富裕乡村、精神文明的文化乡村、整体关系的和谐乡村。乡村旅游已成为走出乡村困境的重要抓手、寄托乡愁的主要纽带、乡村富民的有效途径。乡村旅游是“新乡村运动”的中坚、乡村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和关键点。本质在宜业宜居、核心在“人的再乡村化”。
乡村旅游赋能实现共同富裕，要发挥乡村居民的主体性、能动性。使乡村的“三产”（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相接共生、“五生”（生产、生活、生态、生意、生命）协调共进，从而实现乡土活化、文化延续化、乡村全景化、乡村居民富裕化和乐居乐业将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方向与乡村家园建设的新目标。使之有能力塑造好生态、好生产、好生活，其前提是有赖以生存发展的“好生意”，延续其乡村的生命，我们称之为“五生共塑美好家园”
[6]。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充分发挥乡村的地方性、乡村居民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新旅游时代，乡村旅游以其固有的特性与城市旅游、景区旅游共同构成了旅游产业的主体，成为三大基本旅游空间地域类型之一，俨然成了旅游发展主要方向之一，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乡村旅游也成为众多地区的优选转型发展产业，成为一些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力，弥合乡土与城市，亦可促进乡村居民广泛参与、利益共享、对村寨社区认同等，增强乡村居民的发展自信。这一能动性机制是旅游赋能乡村共同富裕发展的前置前提。
实现共同富裕，要发挥基层组织、乡村精英的引导作用。基层组织如党支部、村小组等在县乡（镇）正式组织编制规划、协调与审核项目、组织实施项目、招商引资、品牌建设工作等之下，完善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集体组织力量，增加村集体权威，提高组织化程度，引领群众发展生产，组建相应的乡村组织，带领乡村居民对村情民意、产业状况、风土人情、自然资源、区位优势等进行全面盘点分析。在厘清“人的清单、物的清单、问题清单、工作清单”基础上，按照“自己的家乡自己规划，自己的规划自己来做”，确定发展旅游思路，从“吃、住、行、游、购、娱”要素保障编制规划，尽可能做到乡村居民出资源、投劳力，家园自己建。创新培育市场主体，盘活村集体土地和旅游资源、旅游服务设施，形成横向互补合作机制；如建立合作社等，把传统手艺人组织起来，建设传统工艺作坊，引导乡村居民根据各自资源、技艺特长、发展意愿等进行科学定业、分工发展。走出推动实现产业兴、百姓富、民族文化传承创新力强、高质量的乡村旅游发展之路。这一引导机制成为其旅游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核心机制。
实现共同富裕，要充分发挥与利用乡村居民自主参与、共同促进旅游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早就已指出分工充分发挥导致普遍富裕。乡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模式，如旅游精英主导型、政府引导型、社区自发型等。乡村社区居民发挥各自优势，扮演不同角色，通过乡村旅游“创造机会”“提供场所”“提供活动”，重建乡村特色文化，改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提高村民的参与主体性，完善乡村居民参与机制，规范诚信激励机制和乡村合作互惠制度等，实现乡村社会资本的存量稳定和可持续生产，不仅可增收，获得各自相应利益，还能提升其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增强乡村凝聚力和乡村居民自豪感，改变其精神面貌，达到习近平总书记
[7]强调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目标。故而自主参与、角色分担、利益共享、协同共建成为旅游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关键性机制。
实现共同富裕，要构建包容式发展模式。乡村旅游资源创新性开发利用，在加强与环保、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职能部门、相关专项领域合作协调，并在坚守耕地红线和生态红线的刚性约束前提下，促进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生态资源的转型活化利用，促进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乡村地域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和发展资金，构筑乡村旅游发展的包容性发展模式。挖掘农村的“四荒地”、垃圾场、废弃地和可开发利用的石漠化土地等，探索利用农村土地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新政，强化农用地的复合多种功能利用，积极引导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民自家宅基地、承包地等通过租赁、入股、合作、抵押等多种方式土地流转和权属让渡，改革完善农村承包地、点状供地制度，用活用地制度、创新供地方式，盘活各类用地利益，增加包容发展动能。坚持“乡村居民立场+乡村社区力量”，做好公共服务，保护弱势群体，支持乡村旅游经济建设，推动乡村居民联合经营，重视乡村居民在参与乡村旅游建设中拥有均等的发展机会，分享旅游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实现乡村旅游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成为旅游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动力机制。
乡村旅游资源创新性利用契合于乡村地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满足了城乡旅游者对多元化、原真性、乡土文化性的旅游产品需求，旅游赋能乡村共同富裕满足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和乡村居民幸福生活的双重需求，让乡村成为乡村居民安居乐业、旅游者旅居生活的美丽家园，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同步发展。无论是采取政府+企业、政府+公司+农户、政府+公司+社区+农户还是社区自治、社区合作等模式，都要鼓励多样化发展，优先考虑乡村旅游的内生机制，内源式增长与外源式促进结合。因此，我们认为乡村旅游资源创新性利用赋能实现共同富裕的能动机制、引导机制、共享利益机制、包容性发展机制等应统一融入乡村旅游发展的地域系统之中，建立起良性的机制体系。
发言人：许春晓，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核心观点：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意义突出的现实问题。基于“政府+企业+社区”等多元利益相关方共同作用，协同各方力量建构保障体系，以科学的资源整合机制，形成因地制宜的融合模式和路径，可实现全面振兴发展。
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是政治工程、文化工程、经济工程、生态工程，也是特殊的乡村旅游创新发展问题，是红色文化驱动乡村资源综合利用的问题。“红色文化”包含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红色文化溶刻于其他资源都会烙上红色印记而使之成为红色资源。“旅游”包含了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是特殊的综合性社会现象。“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是系统性融合现象，是在保护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的前提下，整合自然生态景观、历史文化景观、人文社会资源，以多种产业组织形式，形成系统的文化旅游产品（包含公共服务和私人物品）的综合过程，具有明确的红色基因传承、产业兴旺、绿色发展、共同富裕、人民幸福的导向。
研究问题的基本判断：第一，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意义突出的现实问题。“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从狭义看，是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是文旅融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广义来看，是一种特定的要素组织形式，是红色文化主导，整合自然生态、历史文化、生产要素、社会要素，以广义旅游的形式，在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空间，融合发展，产生整合效益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建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意义巨大。同时，以“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驱动革命老区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促进稳固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对接，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经之路。
第二，科学的资源整合机制，是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基础。革命老区的革命文化丰硕、历史文化丰厚、民族文化多样，现代文化绚丽；自然生态景观优美；拥有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文化公园为主体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革命老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体系，拥有国家支持性政策和发达地区对口支援的人才、技术、资金支持等关键性举措。坚守红色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相结合的主旨，积极推进革命文物保护修复、纪念设施修建保护、展馆建设、红色文化宣教体系构建，完整保护红色文化体系，将红色文化作为主要驱动因素，突出活态传承活化利用的理念，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发掘红色基因，通过景观建设促进红色文化符号化；不断强化红色文化资源化，显示出特有魅力，与乡村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自然资源交互整合形成资源集成谱系。红色文化通过旅游活动以社会化、生活化的方式辐射式延展，形成产品体系，实现产业链融合发展。
第三，因地制宜的模式和路径，是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成功诀窍。所谓融合模式，是特定区域融合领域发展要素最经济的有机组合方式，具有内在的必然性。所谓融合路径，是特定融合领域内的发展过程，在经过一个关键性的融合节点后，发展要素开始出现特定规则的组织，形成最经济的运行方式，具有发展次序上的必然性。依据革命老区各自的特殊情况归类比对，充分发掘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业态之间、文化与技术等横向融合，培育新业态；大力促进产业链条的上游和下游方向的纵向融合，向上游进行产品设计端的创新、创意、创优，提升红色科研、管理和应用水平，向下游进行资源、渠道、设施、服务和品牌建设，依据国内外可借鉴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根据革命老区成功实践中的经典案例归纳，形成理论模式与路径并验证，因地制宜地选用模式和路径，获得最佳效果。
第四，全面振兴发展，是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归宿。革命老区的全面振兴需要清楚融合发展效应的具体表现及其形成机理，融合发展效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其评价方法，为扬优势补短板提供决策依据。高度关注“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在革命老区实现乡村振兴迈向共同富裕征程中的突出作用，在强化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中的作用；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绿色转型发展方面的作用；在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在提升居民就业水平、生计水平、幸福感、增进福祉等方面的作用。
第五，政府行为在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保障体系建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应基于“政府+企业+社区”等多元利益相关方共同作用，明确政府行为的作用与地位，梳理政府行为逻辑，做好统筹协调、专业人才保障、旅游监管和支撑保障等方面工作，协同各方力量建构保障体系。政府应该调动政治、经济、文化要素，推进司法监管、社会监管、层级监管体系的建设；以“政府承担、定向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操作模式科学决策，做好各参与者的协同配合工作，强化多元主体间的交流合作。
研究路径的设定：第一，“反思—突破”路径。深刻剖析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问题的特殊性、宽广和深刻的内涵，全面揭示基本类型、基本原理、主要研究方法。第二，“事理—归纳”路径。基于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实践成功经验所表现的事理逻辑，提炼理论模式和路径、理论模型和机理。第三，“模型—验证”路径。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多类因素影响的理论模型探索和多类关系的揭示，揭示主要矛盾，寻求优化管理举措。第四，“标准—查漏”路径。基于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实践所表现的各种目标达成的水平评价，发现缺陷，提出优化方案。第五，“应然—必然”路径。基于革命老区振兴的目标，针对“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客观要求，系统思辨政府行为与市场规律的关系，建构协同有效的作用机制，形成保障体系强劲的支持力度。
发言人：麻学锋，教授，湖南工商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地理学院。
核心观点：乡村旅游资源的传承与开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对于加快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实现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价值，强化制度政策的公平性原则。
新发展格局下，坚持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推进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是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目标的行动选择。近年来，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旅游模式受到了大众的广泛认可，但是在乡村旅游资源建设过程中却一直存在开发深度不够、开发特色不足、创新意识不强等问题。乡村旅游资源的传承与开发逐渐进入了桎梏期，乡村旅游地在空间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水平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是乡村旅游地发展的核心基础，活化利用乡村旅游资源促进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故在以下方面提出几点建议：
（1）加强乡村旅游资源的文化性特征，推动旅游产业链渗透融合开发。以文化为导向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具有典型的地域指向性特征，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尊重乡土风情、区域特色，充分挖掘地方文化特色，将其融入旅游发展规划中，有助于乡村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和传承，打造“一村一景、一村一品”的差异化格局。统筹整合乡村旅游资源，实现资源、环境、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以旅游业的强关联性特质，巩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地位。
（2）积极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促进乡村旅游资源低碳化产品开发，塑造内生发展动力。乡村旅游资源是一种复合型资源，既包括人文历史资源，也包括自然生态资源，顺应保护历史文化的发展需要，通过创新型技术手段活化乡村景观建设，以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旅游资源集约式发展，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附加值。
（3）强化乡村旅游发展的制度安排，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实现乡村治理公平正义的效用最大化。长期以来，获得空间政策优势的城市在制度创新上具有先发优势，而乡村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资源创新等方面具有相对滞后性。因此，应当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加强旅游城镇化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带动融合作用，破解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同时，将乡村治理看作共同体建设过程，增强治理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建设包容型基层治理机制，响应旅游空间正义的发展诉求，让乡村旅游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大众群体。
（4）以农民为主体深入推进乡村旅游资源传承与开发，培育乡村旅游主体，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价值空间。积极鼓励农民参与，重视农民乡村旅游相关知识的培训，提升乡村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情感认同。通过政策补贴、创造良好环境等，牢牢抓住本土高素质人才的“地方依恋”特性实现返乡回流，推动地方性的优势旅游资源得到有效传承，解决乡村“空心村”问题。
结合十八洞村作为案例地分析：十八洞村作为精准扶贫首创之地，在政府领导及乡村精英带领下，成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的典型示范区域。2021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矮寨·十八洞·德夯大峡谷景区荣获国家5A旅游景区，同时，十八洞村还成功入选全国“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和湖南省“潇湘红八景”。将全域旅游作为新引擎，按照农旅一体化思想，促进产业价值链生成和新型就业形态诞生。依托苗族风情发扬壮大非遗文化，将峡谷溯溪和苗乡梯田转化为生态旅游资源，充分实现村景融合和文旅共生。此外，成立“农旅农民”专业合作社，根据乡村旅游需要流转村民土地，统一规划开发；成立旅游开发公司，统一开发管理旅游资源和产业；开设文化书屋、游客中心、乡村酒店、农家乐、主题邮局、旅游商品商店等，全面提升村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发言人：杨勇，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核心观点：破解数字不平等，是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旅游亟需破解的难题之一。要高度重视数字不平等的治理，提升乡村旅游从业者的数字技能，拓展数字应用场景，打造乡村旅游全景故事，为乡村旅游释放更多的“数字红利”。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信息化社会的逐渐形成，以数字鸿沟为基础、代表数字化技术分布不均衡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的数字不平等现象，对乡村旅游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如何破解数字不平等，使乡村旅游能够充分获取“数字红利”，成为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旅游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之一。
数字不平等在广义上既包括一、二、三级数字鸿沟，还包括数字鸿沟引致的机会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就第一级鸿沟而言，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数据显示，2020年，接入电脑的城镇人口占比30%，而接入电脑的乡村人口占比仅为12%。且就二级鸿沟而言，乡村人口使用互联网等技术参与社会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与城镇地区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表1）。一、二级数字鸿沟引致了收入、信息和知识等三级鸿沟表现，由此导致的数字不平等，必然引发乡村旅游与城市旅游发展的差距，造成新的城乡二元发展不平衡。从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委两部门推出的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的地理分布来看，东部地区重点村镇的数量为440个，中部地区重点村镇的数量为335个，西部地区重点村镇的数量为523个。西部地区由于天然的自然环境优势，拥有更多的乡村旅游重点村镇，但是，这些村镇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巨大的数字不平等问题。
表1 中国城乡居民互联网使用情况Table 1 Internet us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 |
| 使用目的 | 使用率 | 城乡使用差距
|
| 城镇 | 乡村 |
| 线上学习 | 62.6 | 53.2 | 9.4 |
| 辅助工作 | 62.6 | 29.1 | 33.5 |
| 沟通社交 | 91.6 | 90.5 | 1.1 |
| 休闲娱乐 | 91.3 | 89.4 | 0.9 |
| 商业活动 | 69.8 | 60.7 | 9.1 |
| 注：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整理。 |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着力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为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对数字不平等的治理，短期内应大力提升乡村旅游从业者的数字技能，长期内应针对数字不平等的形成原因，提出解决措施，真正建立数字包容性社会。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的“普惠效应”，为乡村旅游释放更多的“数字红利”。这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是，培育新农民，不断提升乡村旅游数字化服务能力。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不仅有赖于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还有赖于乡村群众应用数字技术参与旅游服务、开展旅游经营活动并获取旅游经济收益的能力。因此，提升农民数字化能力是破解数字不平等的关键，也是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旅游发展的抓手。要积极发挥村镇政府等力量，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提供数字化技能和知识培训服务，全面提升乡村旅游数字化服务水平。
二是，农村电商拓宽乡村旅游营销渠道，提高乡村旅游收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05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11.3%。直播带货作为乡村旅游营销推广的重要途径，对景区宣传和旅游产品销售发挥着重要作用。借助短视频APP等社交软件推介乡村美景、美食，拓宽乡村旅游产品销售渠道，提高乡村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精准带货营销，延伸乡村旅游产业价值链，切实提高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
三是，拓展数字应用场景，拓宽乡村旅游新空间。立足本土资源和文化禀赋，切实用好数字技术优势，开发“数字+民宿”“数字+农场”“数字+会展”的乡村旅游新模式。整合分散乡村旅游资源，实现数字资源的统一共享，在美团等平台以及微信、微博客户端专设乡村旅游特色频道，让乡村旅游跨越时空障碍真正“伸手可及”，实现线上高效服务与线下优质体验高度融合。
四是，应用AI、VR、元宇宙等技术，打造乡村旅游全景故事。运用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技术形成对乡村旅游地沉浸式的可视化展现，赋予乡村地区的旅游资源时间、空间、故事和交互等属性，讲述有温度的全景故事，为旅游者打造全方位的视听体验，刺激潜在旅游需求转换为有效的现实旅游需求。
发言人：朱鹤，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核心观点：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乡村旅游资源，需要重视乡村非遗的传承和利用，构建乡村旅游背景下的非遗场景、挖掘乡村非遗的功能价值、拓展传承人的角色，形成乡村非遗创造性传承开发的路径，并助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四十余年的经验表明，乡村旅游市场需求旺盛、发展潜力巨大，尤其在推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凸显
[8]。当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激活乡村旅游是新时代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乡村旅游的核心是“乡村性”
[9]，乡村性的重要来源是乡村文化。其中，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乡村世代居民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具有乡村本土特色的文化表现和经验精华，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反映了乡村原汁原味的地方性，也是乡村居民世代生活、生产的真实写照。同时，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重要的乡村旅游资源，其以乡村居民（人）、乡村文化空间和关联物质为载体，具有可传承性、可传播性和社区参与性
[10]，凝结着劳动人民的创造智慧，也是居民社区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一。因此，对于乡村非遗这类资源的创造性传承和开发对于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与乡村共同富裕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
然而当下，随着乡村原有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很多非遗存在的应用场景逐渐消失，非遗保护与传承本身面临着时代变化带来的障碍。乡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也是非遗孕育的重要土壤。共同富裕背景下，如何让非遗在新时代迸发出新生机，并推动乡村这一共同富裕的“洼地”实现全面提升，也是非遗保护、传承和利用的新命题。
非遗的传承和利用是相辅相成的，推动乡村非遗传承的重要基础是激发非遗的价值。而乡村非遗的传承，不仅是传承人的自发行为，更需要成为传承人的生存资源，推动非遗的普及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和旅游开发对象，乡村非遗需要在展现其乡村性、文化性的同时，丰富乡村旅游的人文底蕴，成为地方文旅融合发展的名片，发挥出其功能性和价值性，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而非遗旅游化利用的实质是将乡村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传统社会模式以及乡土文化活动等非遗资源，以产业化运作的手段对其进行最大程度上的活化保护、传承和展现。因此，乡村非遗的开发最重要的是构建其呈现的场景，为非遗的展示和传承利用找到应用情境，实现非遗的“存在场景”与“旅游场景”的和谐统一，其中文化生态空间的整体性保护是关键性举措。
另一方面需要尽可能发挥非遗的功能性价值，非遗不仅是活的文化，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们适应和改善社会生活的产物。乡村非遗在旅游中的开发需要以尊重非遗基本的文化为内涵，以弘扬当代价值为前提，挖掘其功能特色。其中，传承人不仅是非遗传承保护的主体，同时也应具有其在旅游中的角色与功能定位，成为乡村旅游的特色代表，并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例如，在热贡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核心区的青海黄南州吾屯村，当地村民世代传承唐卡制作技艺，唐卡非遗传承人扎西尖措利用自身影响力开办了龙树唐卡画苑，免费招收贫困户家庭学生学习唐卡技艺，学生出师后即可参与生产，实现了收入的大幅提升，制成的唐卡作为独特的工艺品和旅游商品远销海内外。而同时，画院中展示了大量唐卡收藏品，构建唐卡制作体验和参观的场景，并成为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吸引了大量游客到访。其中，非遗本身展示了其艺术观赏价值、历史价值和旅游纪念功能，博物馆式的画院则构建了非遗的存在和呈现场景，而非遗传承人则通过非遗的合理利用，扩大了唐卡技艺的传承群体，推动非遗技艺的传承，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是民间能人和“新乡贤”的代表，也是旅游场景构建的主导者。而上述实例也说明，通过构建旅游场景、挖掘乡村非遗的文旅功能价值、激发传承人的主动性，不仅带来经济和社会价值，还可以有效推动乡村非遗的创造性传承。此外，随着虚拟现实、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数字化、仿真化技术的应用，也为乡村非遗的创造性传承和利用提供更大的发挥空间，并将成为乡村旅游的亮点。
在新时代、新要求下，乡村非遗的创造性传承与利用是乡村旅游提质升级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的重点突破方向，而通过构建乡村非遗的场景、挖掘乡村非遗的功能价值、拓展传承人的角色，是激发传统非遗新生命力的可行路径。
发言人：王心蕊，副教授，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核心观点：迈向共同富裕需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性力量。企业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发展模式与分配格局，是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支撑点。为此，应重新审视企业在当代社会的社会责任，持续完善企业与乡村社区之间的分配机制，并鼓励社会企业发展。
迈向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旅游产业能够有效地整合乡村资源和地方文化，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是实现全面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企业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加快资本、信息、技术、管理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性开发与利用，从而转变乡村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乡村多元产业融合发展。目前，企业正日益成为乡村振兴中最为重要的主体性力量之一。
企业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如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企业通过创新性的资源与要素配置，增强乡村生产力，带动乡村居民“人人参与”，促进乡村居民的物质富裕。另一方面，企业建立共享发展模式创造集群价值，改善乡村生产关系，形成“人人共享”的分配格局，提升乡村居民的精神富裕。在乡村旅游地，企业运用创新与市场化手段盘活乡村资源，通过乡村资源的创造性开发与利用优化产业结构，并与政府、村民共同探索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乡村治理模式。例如，一些旅游开发企业能够有效地利用乡村闲置的土地与房屋，统一规划开发，同时引入新理念与新技术大力发展休闲农业、文化创意等乡村新业态。这不仅为乡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与创业机会，也极大程度地改善了乡村的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使居民从旅游发展中获得多重收益。
企业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并将发展成果共享，是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支撑点。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以经济利润为核心的商业企业通常难以平衡发展与共享之间的矛盾，部分企业在参与乡村社会供给时，其“工具性”功能定位忽略了农村的社会、文化、生态等现实需求
[11]。同时，仅关注经济价值的企业主体也可能引致乡村资源的非公平转移，扩大乡村的贫富差距，使乡村共同富裕陷入悖论。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企业不仅要关注经济目标，更要致力于解决社会重大问题。聚焦于乡村情境，企业需要转变发展理念，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促进乡村共享发展。具体而言：
首先，基于共同富裕目标，重新审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价值。传统的经济理论将企业视为逐利的“经济人”，弱化了企业的社会属性。然而在现代社会，企业不仅是嵌入市场的经济单元，更是嵌入社会的组织机构，对企业的认知也需要从“经济人”转向“社会人”，甚至是“共享人”
[12]。因此，共同富裕视野下的企业主体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性功能以实现乡村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共享为基础重塑企业社会责任的深层逻辑，从而更好地实现企业与乡村社会的共荣发展。
其次，秉承“先富带动后富”原则，完善企业与社区之间的分配机制。为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正逐步构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相协调的制度安排。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企业利用乡村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从市场中获取收益，而乡村社区则是这些资源与要素的重要提供方。因此，政府、企业在参与乡村发展时，应合理计算乡村社区在初次分配中的贡献，并运用多种调节手段通过二次分配帮扶乡村弱势群体。此外，持续推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三次分配体系，构建企业与社区的可持续利益分配机制，从而建立资源充分共享、利润合理分配的乡村发展模式。
再次，兼顾经济目标与社会价值，鼓励乡村地区开展社会创业。社会创业旨在运用商业化和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13]，为乡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的方向。在乡村旅游地，社会创业同时关注经济绩效、社会责任与生态底线
[14]，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改善乡村的福利水平与利益分配机制，持续激发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
[15]。因此，政府应鼓励企业等多元主体在乡村开展社会创业，以缓解乡村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逐步提升乡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水平。
发言人：孙佼佼，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站博士后，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核心观点：以艺术赋能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传承与开发，核心在于以乡土为依托，以本真性日常美学为主体，创造高质量乡村生活，以“宜居”带动“宜游”，推进居民与游客的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
2022年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将文旅融合列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在乡村文化开发中，艺术是一个兼具创新性、乡土性，并对乡村资源创造性传承与开发具有杠杆作用的要素。在传统观念中，乡村是单纯的农业生产载体。实际上，乡土人情承载着深厚的艺术美学资源，蕴含着文化与经济共荣的巨大潜能，对其有效开发利用可赋予有限的物质资源可持续的附加价值。
乡村艺术资源渗透于乡村生产生活。例如，农产品中承载的文化和情感具有艺术加工的潜力；乡村艺人能创作出带有文化遗产性和原创价值的艺术产品；乡村自然环境和建筑形态构成了空间层面的物质艺术；乡村节庆、饮食、风俗等承载着艺术的仪式过程；乡村历史、传统和故事是艺术的内容；村民的精神风貌与感染力蕴含着艺术的精神。在当下，艺术已经成为一种资源，基于艺术美学的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传承与开发显示出巨大的带动力。
第一，艺术资源理念是基于本真性的乡村美学。中国人与乡土有着基因上的关联，乡村不仅是生息的本源，也是精神的立足之地。历史上，乡村孕育了数千年的文化根基；现代社会中，乡土中蕴含的本真性使其成为厌倦了现代性虚假造作感的旅游者向往的目的地。以往，乡村旅游地建设中存在的“千村一面”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对本真性的背离，对他地的旅游产品进行粗暴复制，这一过程破坏了乡村的机理，导致了缺乏本真性美感的旅游地建设。因此，以艺术资源赋能乡村旅游，不仅能促进乡村居民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感和参与感，实现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传承，也能提升目的地魅力和吸引力。不是通过简单的引进、复制打造“艺术旅游产品”，而是一种基于对乡村自然与人文之美深刻认识的、系统化的乡村审美观的更新。
第二，艺术资源赋能是对日常美学的发掘与盘点。不同乡村的艺术资源孕育于该地独有的日常生活之中，探索地方特色的艺术元素与形式，需要基于当地独有的传统、农业生产类型、环境与人的精神风貌等，发掘与盘点日常艺术，探索渗透于生活中的饮食、服饰、节庆、音乐、手工等美学。以艺术推动的乡村旅游发展不仅是服务于小众群体的“绅士化”进程，而是乡村大众审美生活的提升，乡村居民的自豪感、身份认同感和幸福感的提升，以及随之建构起的目的地自身魅力和吸引力。其理念在于突破传统的“旅游空间”与“生活空间”的绝对前后台二元划分，拓展以第三空间为代表的共享空间生产以及全局性的空间美学提升。
第三，乡村艺术资源传承与开发的研究方向。基于艺术美学的乡村旅游资源传承与开发是一个新兴领域，具有多元化议题需求和学术契机。在研究类型上，可从探索性、描述性、解释性，以及验证性研究等多层面开展，将艺术学、审美研究、社会学与人类学，以及景观规划等多领域与资源分析和产业研究相结合，实现概念开发、命题验证，阐释框架等多维度理论创新。在研究方法上，既需要质性分析的探索性理论建构，也需量化研究精确定位新的概念，例如乡村艺术资源密度、美学密度等；验证具体命题，例如乡村艺术资源传承与开发的要素、前因变量与影响作用；建构新的模型，例如乡村创造力、创新力评估模型等。
总体而言，基于艺术的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传承与开发理念是一种理解乡村的范式转变，以乡土为依托，以本真性日常美学为主体，创造高质量的“宜居”生活，最终实现“宜游”的乡村文化产品。在此理念下，建构出的不仅是供人游览的景观化乡村，更是具有活力的幸福乡村，是能提供深度体验的乡村目的地。以“宜居”带动“宜游”，实现居民与旅游者共同的福祉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