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主持人：
曹卫东,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与交通运输地理。
访谈主题：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不断推进的过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必要条件;高质量发展是在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基础上的更全面、更高要求的发展,深入促进区域更深层次一体化。在新发展格局下,“一体化”与“高质量”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我国区域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对优化空间发展格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1]。其中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
狭义的长三角（长江三角洲的简称）是指长江入海之前的冲积平原。广义上的长三角是指经济区意义上的地理空间,其范围随着时代不断演变
[2]。从1980年代的上海经济协作区发展到由26个城市组成的长三角城市群,再到今天由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41个地级市组成的长三角经济区,面积35.8万km
2。访谈中所指的长三角即为广义上的长三角。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3]。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以及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一体化机制不健全、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一体化水平不高、产业协同发展不够、统一市场尚未形成等困境和问题逐渐凸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2019年5月,习总书记强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目前正向纵深推进,如何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科学甄别发展中的问题,探寻破解之道,充分发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是学术界的使命和责任。因此,我们邀请了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相关专家,按照从如何促进一体化到如何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逻辑顺序展开,就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协调、融合发展、产业协同、要素配置、交通组织、城镇体系演变、流域统筹、一体化路径、低碳绿色发展等相关主题进行对话,希望能够深化对新时期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理解,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主持人：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迅速成长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快、创新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但仍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根据您多年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研究,请您谈谈如何缩小长三角区域内部发展的差异,进一步提升一体化发展水平。
访谈嘉宾：
曾刚,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网络与产业集群、生态文明与区域发展模式。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实施三年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一方面,技术瓶颈制约问题突出。长三角工业生产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部分关键元器件、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长三角工业生产大而不强、工业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的问题仍未解决。另一方面,区域发展差异严重影响了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式发展。安徽省淮南、六安、亳州、滁州、阜阳、淮北、宿州、蚌埠等长三角边缘区城市与长三角中心区城市发展水平仍有不小的差距。为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着力缩小长三角区域内部发展的差异,进一步提升一体化发展水平：
（1）建立新型长三角城市之间结对合作帮扶机制。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2021年12月1日印发的《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在鼓励先进城市加大对后进城市“援助”力度的同时,应该特别重视先进城市与后进城市的长效合作机制建设。建立先进城市与后进城市政府部门、产业园区、公务员之间稳定的交流机制,实现先进城市的科教、管理、市场资源与后进城市建设空间、生态、人力资源的“无缝对接”,为消除不合理的行政分割、推动“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的新型跨区域要素流动创造必要的条件。
（2）优化长三角公共管理一体化体制机制。在制度环境方面,对现有沪、苏、浙、皖有关一体化发展的法规规章和执法规范进行梳理、修改,形成简政放权、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统一的营商环境法规体系,实现区域制度供给一体化。市场环境方面,推动审批许可事项清单合一,证照资质互认,加快信用长三角建设,实现综合监管和智慧监管,率先开展企业开办、施工许可、财产登记、信贷获取、投资者保护、税收征管一体化试点。对标世界先进标准,建立统一的企业服务平台,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一体化。服务环境方面,面向企业和群众的所有办事事项统一设立方式、数据格式、证明材料、办理流程、服务标准,建立指标对接、流程相同、要求一样、标准一致的服务环境,进一步完善上海市“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探索“一证通用”,实现政府服务的一体化。
（3）设立长三角产业创新基金会,合作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长三角高端科技资源呈现向核心大城市集中、生产厂商向边缘中小城市转移态势。推动跨行政边界的产学研一体化,三链（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融合,提升产业链能级安全和国际竞争力。建议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史太白基金会成功经验
[4],政府（教育、科技、经信、财政）扶持,企事业单位主导,设立总额5000亿元长三角产业创新基金会,按国有非赢利机构章程运行,避免政府“用力过猛”。推动开发区管委会向开发区开发运营集团公司转变,鼓励集团公司之间并购重组,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开发区建设与运营效率方面的优势作用。借鉴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验,启动长三角产业园区管理、运营的“连锁联动模式”,改革现有单个城市独立申报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办法,鼓励多市联合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
主持人：
产业全球化大背景下,长三角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实现长三角产业链和供应链区域化,促进产业协同发展,以及产业协同发展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请谈谈您的看法。
访谈嘉宾：
朱晟君,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区域发展、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城市经济和产业发展等。
长三角城市群是国家的知识高地、制造高地、经济高地,承担着推动科学进步、发展制造技术、繁荣经济水平三大重任。当前长三角已有诸多产业龙头,但区域内协同发展水平仍有较大挖掘潜力。促进区域内协同一体化,就是理清种种“关系链”的过程,核心是解决两个问题：要发展哪些“关系链”;如何发展这些“关系链”。我认为有以下四点：
（1）生产分工的价值链。要加强城市群内不同城市在同一产品上的生产分工,生产分工愈精细,每个链条环节的生产效率愈高。长三角城市群有众多高端制造业分布,上海、杭州、苏州、合肥等地的高端装备制造、光伏制造、传统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都是价值链环节分工精细的产业,可以将一些高端制造业的中低端环节分派到这些城市周边具有一定承接制造能力的次级城市。有利于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规模效益,孕育“单项冠军”,有利于高端制造核心城市专注高端环节的突破,有利于长三角整体高端制造水平提升。
（2）产业间的知识关联链。产业间不应视为完全割裂,不同产业间（尤其是先进制造业之间）本质上是共享一定知识本底。促进知识本底相似的产业之间的知识链溢出,将避免单一发展路径锁定,促进各自行业健康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应以绿色产业为核心抓手,横向联系众多关联的优质产业。绿色技术通常是结合数领域的不同技术而成,以风能、光伏、氢能、电动汽车等绿色技术为引领,可以带动区域内一系列龙头制造企业之间的合作共赢
[5]。上海、苏州、南京、杭州、合肥等地之间应各执所长,打通产业间认知壁垒,通力合作实现产业的绿色化。
（3）科学、研发与技术的创新链。技术创新起源于科学,发展于研发,落地于技术。高校、研发机构、高科技企业间应形成良性的垂直互动。科学研究当关注研发实际,研发活动应尊重科学原理、服务技术落地。长三角城市群内有众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所,同时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合肥、南京、杭州应充分发挥高校、研究所的上游科学研发转化能力,辐射具有高端制造水平、但缺乏科学研究基础的苏州、南通、徐州等地,进而形成学—研—产的密切合作关系。
（4）赋能产业与一般产业的升级链。赋能产业总结有三类：现代服务业把控市场风向,信息技术打通产销经脉,文艺创意转化点石成金。此三类都将普遍赋能其他产业的升级。长三角城市群的赋能产业发展极其良好。上海坐拥全中国最优质的现代服务业和文艺创意生态,应当在定位国际化服务城市的基础上,做成区域内服务业引领带动的典范,为高、中、低端的产业均提供及时、专业的生产服务。上海活跃的文艺创意生态也具有赋能其他产业的潜力,动漫、游戏产业可以广泛与纺织、日用品等中低端产业结合,赋予其全新的产业活力。而杭州是中国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高地,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强大产业结合能力,提升区域内整体产业从生产到销售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主持人：
交通基础设施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支撑和保障,请您谈谈在“交通强国”背景下,如何构建长三角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以及建设综合交通体系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内在关系。
访谈嘉宾：
曹有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地理》杂志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交通地理学和区域规划。
交通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前提和基础。目前,长三角综合交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但交通发展总体状况与《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的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尚有差距,交通发展模式与区域一体化进程还不够协调,区域间各种交通方式间相互割裂的问题依然存在,等等。无论从交通对区域一体化的支撑还是从交通自身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长三角一体化综合交体系建设都任重道远,现择其要者。
（1）在物理空间上寻求更加均衡的发展。以自然系统格局和地域功能分异为基础,以适应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需求为导向,对交通基础设施和物流服务设施的物质环境与空间秩序进行重构。按照《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五个坚持”“三个转变”的总体要求,加快《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的落实。通过利益共享或利益交换等方式,促进跨界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规划衔接、标准统一以及建设时序一致,逐步消除“断头路”与“瓶颈路”。在推进国家干线铁路网建设的同时,大力建设城际铁路及都市区城郊铁路,构建多层级、广覆盖的区域轨道交通系统,提升轨道交通在长三角客运体系中的地位。充分利用水运条件,以枢纽港口为节点划分航道治理标准,统筹推进航道网络疏浚与整治,构建干线支线一体衔接的航道运输网络
[6];整合港口资源,协同推进港口建设,强化港口分工与合作,大力提升水运在综合交通体系中的地位。
（2）在流动空间上寻求更有效率的发展。按照价值链和供应链模式,加强交通流与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融合,强化各类网络型交通物流服务企业的相互依存,建立物流企业联盟。大力推进区域综合交通信息平台建设,在既有协议框架下细化数据共享的成本—利益分担分享机制,强化信息共享与区域交通信息服务一体化。强化客运枢纽与城市结构和功能的协调,克服普遍存在的客运枢纽“交通节点”功能强而“经济场所”功能弱的问题,在疏解跨市域之间大规模客流流动的同时避免造成市区内部客流的拥堵;强化货运枢纽与物流系统的协调,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主要解决公、铁、水、空等各方式间衔接不畅、换乘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降低城市区域的物流成本。
（3）在文化制度上寻求更加公平合理的发展。按照“扁平化”管理模式,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和三省一市之间的关系,着力破除一体化交通体系建设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以责任共担、利益共享为导向,创新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的机制与体制。建立有利于综合交通一体化发展的法律法规,在现行各地区相对割裂的公路、铁路、水运、航空以及管道运输等法规系统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综合交通规划管理、投资管理、市场管理、多式联运管理等法规系统,形成一体化的管理制度与规范标准。探索交通发展的股份合作方式,由三省一市共同出资组建长三角地区交通投资公司,统筹推进区域,尤其是跨界地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和低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将轨道交通建设与土地开发权限相结合,为区域轨道交通发展筹集资金。鼓励交通行业协会与企业协会跨区域合作,强化民间交流合作机制在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
主持人：
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长三角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区域城镇体系呈现新的发展格局,同时城镇人口的快速集聚也成为影响长三角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因素,请您谈谈在一体化发展进程上如何优化长三角城镇体系,以及城镇人口快速集聚现状下如何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访谈嘉宾：
孙斌栋,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和长江分会副主任,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国家空间治理与行政区划以及建成环境的影响。
随着长三角城镇化进程加快,环境压力随之骤增,优化人口就业空间结构和加强城际间环境污染联防联治是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文明水平的两个重要举措。
（1）优化人口和就业空间结构。人口和就业空间结构决定了生产生活的空间区位及由此产生的交通源流,是生产排污和交通排污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效应体现在城市群、城市市域和城市社区三个空间尺度上。
在城市群尺度,应该推进多中心城市规模分布的形成。我们跨国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规律启示是,多中心的城市规模分布有利于降低PM
2.5浓度,因为多中心的城市人口分布能够减少区域内交通出行量,也有利于产业分工协作,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7]。在市域尺度,多中心的就业空间结构同样具有改善环境质量和减少碳排放的潜力,对于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尤其如此。以CO
2减排为例,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有利于降低CO
2的平均排放。其机制在于,多中心结构更容易实现职住均衡,从而降低通勤时间,实现CO
2减排。多中心结构也会使更多家庭居住在外围次中心,导致平均家庭住房面积增加,也会使更多工业迁至郊区,这些都会带来碳排放或污染增加。但对我国城市的大样本分析显示,总体上减排效应占上风。在实现多中心空间政策时,若能同时做到以下三点,将大大增强政策效果,即促进职住平衡;倡导合理的住房类型和面积,避免追求大户型;加强郊迁工业排放技术改造,同时不能降低环境规制标准。在城市内部,过高人口密度是导致城市污染增加的重要因素。人口密度对于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转换、拥堵和集中三种效应。转换效应是指,高密度可以通过职住均衡缩短通勤距离,从机动车转换为非机动化的出行方式,进而降低交通污染排放。拥堵效应是指,人口密度超过一定限度会造成交通拥堵,降低出行速度,增加速度变化,较低的燃油效率增加尾气排放。集中效应是指,高密度虽然会带来个体交通排放的降低,但是导致单位面积内机动车使用总量的提升和污染的集中。当转换效应占据主导时,污染程度下降;而当拥堵效应和集中效应占主导时,污染程度上升。因此,政策上应该维持适度的城市内部人口密度,防止交通拥堵和污染集中的效应占上风。
（2）加强环境污染联防联治。近年来,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善,但实践过程中所暴露的一系列问题仍有待解决。首先,跨省际环境质量信息共享平台还没建立,阻碍联防联控工作的深化。其次,环保一体化的合作目标有待拓宽。目前主要为联合应急防治污染,如应对重污染天气等,尚未迈向应急和实现环境质量长期改善为目标并需的状态。此外,环保一体化保障体制有待加强。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全面落实,因区域生态维护而发展受限的地区无法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不利于区域生态系统和重要生态空间保护的长远落实。
未来要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改善：
（1）体制方面,完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补偿基金,对于因区域生态维护而得不到发展的地区,应该通过区域内的转移支付获得合理补偿;强化三省一市的环境保护协调协商会议制度,在保障其协调对接区域环保合作的基本职能前提下,强化其对环境联防联治落实的推动作用。
（2）技术层面,建立完善区域不同维度环境联防联控信息共享平台。例如,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完善建立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机制等。
（3）监督层面,从法规层面落实统一重点区域的监控措施、标准与罚则,这是实现共同监管的前提;建立区域生态监督检查机构,负责区域生态发展动态监督、污染物减排工作核查与减排项目监管。
主持人：
省际行政区边界是阻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客观因素,请结合您的研究与想法,谈谈如何建立高效可执行的区域一体化体制创新与可执行机制,突破行政边界的阻碍,加强跨区域间的合作,推动长三角省际毗邻区域一体化发展。
访谈嘉宾：
曹炳汝,江南大学区域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城乡空间结构等研究与规划编制。
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要遵循长三角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客观规律。长三角区域跨越淮河、长河、钱塘江三大水系和各类地貌单元,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发展要素、市场发育、行政体制、行运机制、产业发展等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并逐步形成了各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性特征。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早期长三角区域16个主要中心城市合作发展的市长论坛到现阶段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战略规划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长三角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在区域内各层级行政辖区竞相发展中仍存在众多问题与矛盾,尤其是省际、市际、县（市、区）行政辖区的财政收支体制、行政绩效指标体系的考核机制和各自相匹配的政策制度等核心问题,导致区域内部不同地区竞相发展,缺乏必要的合作与交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基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三省一市制订和出台了加快推进（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实施方案或意见,围绕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目标,在交通通达性、生态环境同治、产业转移与合作、部分公共服务领域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在苏浙沪交界区（上海青浦、苏州吴江、嘉兴嘉善三地是先行区）成立了突破行政区划的壁垒、探索有利于一体化发展的新型体制与机制——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试验区）,创建不同城市之间各项工作快速、高效对接体制,包括区域一体化的综合性、专项性发展规划与管理,建立人才协同创新引领机制
[8],推动人才跨区域畅通要素流动、公共数据“无差别共享”等跨行政辖区层面的体制机制创新,对区域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示范作用。未来在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应从三大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1）在三省一市省级层面建立统一规划管理的制度,在全域产业经济或生产力布局,重大交通畅通性等基础设施建设,山水林田湖草海等生态保护与环境共治,全域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共同富裕的路径政策设计等重大事项上真正实现规划和管控的一体化。
（2）在省级层面制订有利于各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统一优质发展要素匹配机制与制度,破除各自为政、相互争抢的“部门所有制”行政思维,尤其是创新型、领军型等科技创新人才的竞争、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上的竞争博弈。
（3）改革创新行政绩效考核体制与利益共享机制,围绕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目标,建立有利于推进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各级党政绩效管理考核体系,探索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开放统一的市场化配制发展要素机制、全域性的“公共共享金融”政策框架和地方政府财税分享、利益共享的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有效发挥国家和省级层面公共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主持人：
长三角人口、技术、资本等重要发展要素的有序流动是实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对加快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请您谈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如何建立起高效的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间的协调机制,进一步促进多种发展要素大范围跨行政区域的合理流动。
访谈嘉宾：
崔璨,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社会地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是“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的要求。而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也在于开辟出市场核心驱动和政府高效有为的新型一体化模式。如何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中既要“有效市场”又要“有为政府”,促进人口、技术、资本等要素合理、有序流动,需要逐步解决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越位”、在社会领域的“缺位”以及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错位”问题：
（1）推进以市场为基础的一体化进程,需要逐渐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过去城市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基于经济发展绩效的行政考评体系使得城市企业主义模式兴起,成为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在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转换增长动力,以创新驱动提升效率,那么就要求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即企业的活力。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拥有良好的市场机制基础,政府应该有信心让市场的无形之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政府更多地将重心转移到改善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但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制定发展规划战略有着积极的导向作用;另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大力投入也为市场要素流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硬件环境
[9]。所以在一体化的背景下,应该做好区域发展规划编制的顶层设计,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进一步赋能市场,促进要素的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
（2）强化政府在社会领域或再分配阶段的主导作用,以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一体化为抓手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于优质公共服务有着强烈需求,而公共服务是否能较为平等地获取,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机会公平”,与市场机制中的“过程公平”结合才可能有益于“结果公平”的达成。而公共服务不具有盈利性,政府应该补足缺位,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构建收入分配、福利保障等制度,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普惠共享,也为市场机制中对效率的追求而引起的社会分化起到弥合作用。
（3）区域协调发展、一体化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在其位,分别进行协调和配合。中央政府需要打破以往以单个行政区域考核绩效的考评体系,降低地方政府维护“行政区经济”的动力,以区域公共福利和推进一体化的绩效来评价各地政府业绩,构建跨区域治理的体制机制。地方政府需要辩证地看待一体化可能带来的集聚和平衡问题。一体化不等于均等化,要素的自由流动在现阶段可能会在空间上进一步集聚,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城市间逐渐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模式,构建“龙头—枢纽—节点”的空间层级结构,才会有助于走向区域协调发展,达成共赢。
最后,长三角一体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实践中需要不断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优势都发挥好,才能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主持人：
长三角拥有山水林田湖草海——森林、河湖、湿地、滨海滩地等重要生态系统,对促进区域绿色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在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请您谈谈如何强化大江大河等重大流域的省际统筹与合作,共同提升长三角区域整体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访谈嘉宾：
段学军,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长江分会主任,江苏省地理学会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利用及其区域效应与综合管理等。
强化重大流域协作、提升生态服务功能,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目标和手段。
（1）强化重大流域统筹。目前来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主要基于行政单元的一体化,对重大流域的一体化和统筹协作重视还不够。流域不仅是相对封闭的水文和自然地理单元,更是经济社会物质循环和生态系统整体性体现的地理基础。因此,从流域视角来推进区域一体化,将行政单元一体化与流域一体化充分融合,是促进省际统筹与合作的有效手段
[10]。长三角地区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地区,不仅涉及长江流域,还涉及北部的淮河流域、南部的钱塘江流域等,这些重大流域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各有特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也存在差异。因此,构建长三角重要流域一体化协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有利于统筹不同子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海等各类生态要素和生态系统类型。
（2）强化沿江沿海统筹。长三角最显著的地理区位特征是通江达海,沿江地区与沿海地区往往是地方人口经济布局的重点,非沿江非沿海地区往往成为经济和基础设施布局的洼地,因此一体化的重点是江海沿岸地区和非江海沿岸地区的一体化。《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2021—2025年）》的印发为江苏沿海地区发展定下了目标,也预示着以江苏为代表的沿海发展战略进入新征程。从生态环境保护视角来看,沿江沿海往往生态系统类型丰富,拥有大量水域和滩涂湿地,是长三角最宝贵的生态资源。以长江、钱塘江为代表的大江大河是许多重要洄游鱼类的通道,近海又是很多水生生物生长繁育的场地,因此“江海”在生态学上是紧密联系的。因此,不仅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统筹江海关系,从生态保护角度更要统筹江海关系,保护江海联系。从空间格局上要构建三横（淮河、长江、钱塘江）一纵（沿海）的江海生态保护格局,从政策机制上要构建江海联动合作框架。
（3）强化水陆岸线统筹。岸线资源处于水陆交互带,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长三角区域岸线资源类型丰富,拥有大江大河、重点湖泊、海岸线等不同岸线类型。江阴—靖江合作模式即缘起于岸线资源利用的合作,因此长三角区域应在岸线资源保护利用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特别是在自然岸线保有率目标制定与实现方面。此外,岸线整治与生态修复是实现水陆交互带生态服务功能提升的重要手段,目前湖泊岸线和湖滨带生态修复相对成熟,大江大河和海岸线生态修复相对滞后,因此应加强技术研发,统筹江河湖海岸线生态修复战略布局。
主持人：
新时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诸多新机遇和新挑战,同时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出新要求,追求区域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成为必经之路,根据您的相关研究,请您谈谈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访谈嘉宾：
张京祥,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城乡治理。
近年来面对全球发展环境的剧变,尤其是逆全球化、后疫情时代的严峻挑战,中国提出了以实施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内外双循环战略,这就带来两个方面的现实迫切要求：通过区域一体化来降低国内不同行政区间长期存在的要素流动壁垒,从而促进国内统一、有效大市场的形成;适当收缩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全球布局,通过一定尺度的近域重组,来提升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区域,长三角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世界级的城镇群,承载着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国家使命,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突破。
（1）要通过务实的体制机制创新,努力探索如何削减长三角区域内广泛存在的“制度距离”。过去二、三十年,随着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长三角内要素流动的时空距离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压缩,但是附着于行政区划之上的“制度距离”依然深刻存在,这成为制约当前长三角人员与各种发展要素实现自由流动、合理配置的最大障碍
[11]。近几年,沪苏浙两省一市通过共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努力探索在不调整行政区划前提下如何推进一体化发展制度创新,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但是这需要在更大的长三角区域范围内进行加快推广运用。在这其中,需要努力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各自的行为边界：涉及到区域整体利益、公共利益等方面的工作,需要政府更加积极主动的作为;涉及到产业发展、技术与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工作,政府则要尽可能退后,而是让市场来发挥主导作用。
（2）当今长三角的一体化不仅要超越于基础设施共建、服务设施共享、环境共保等层面和阶段,还要努力推进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合理重组,从而更加主动地应对逆全球化、后疫情时代的挑战,这应该成为新时代背景下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内容。一些调查研究发现,近年来长三角区域的很多企业都倾向于在100~150 km左右半径内（1~2小时交通距离）组织产业协作配套关系,这基本上就是一个都市圈的范围。也就是说,在上海大都市圈、宁合大都市圈等这样的范围内进行一些关键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组,可以兼具效率与安全的双重要求,都市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巨型的产业生态圈。因此,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长三角城镇群的规划、区域内各个都市圈的规划都必须把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组作为重要的内容来考虑,这是与以往城镇群、都市圈规划视角、重点的一个很大不同,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主持人：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增长阶段,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结合您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解,请您谈谈在“双碳”目标下如何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访谈嘉宾：
孙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规划、区域可持续发展。
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大国,主动承诺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大国的责任和担当。长三角作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最发达的都市密集区,碳排放规模较大,理应在碳达峰碳中和行动中积极率先作为,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1）强化科学研究与协同创新。发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创新体系完备优势,率先开展“双碳”目标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协同治理机制的研究,明确区域整体的减碳增汇目标和优势互补、联动发展机制设计,形成一体化解决方案。发挥资源环境类大院大所优势,开展基于区域碳排放与碳汇调查的生态补偿协调机制、碳排放权跨区域交易机制、跨区域能源传输布局优化、区域碳流动碳泄露评估等重大科学问题研究,打造“双碳”研究的战略科技力量。加强绿色低碳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搭建区域间政府、企业在绿色低碳技术应用中的供需互动机制,通过建立、优化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区域综合协作管理平台等方式,大力推进基于科技进步、绿色生态保障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2）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主体作用。探索构建区域性的气候投融资机制,推动碳市场、碳金融成为助力零碳发展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提供经济激励机制,将引导资金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有效推动前沿技术创新突破和高排放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12]。以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协同发展为核心,协同推进绿色供应链创新探索,共同打造区域绿色供应链技术体系、评价体系和制度体系。指导和帮助企业及其供应商遵循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推动企业成为响应绿色低碳行动的主体。
（3）明晰减排增汇空间分工。对于长三角来说,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有减排增汇义务,只是根据地区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治理水平等不同,在区域总体目标框架下明确各地区任务。可以考虑在主体功能区制度和战略指导下,进一步划分城镇碳源管控区、农业减碳固碳区和生态碳汇保育区。促进沪宁合杭甬、沿江沿海、杭州湾沿岸、皖江沿线等城镇碳源管控区经济、人口与创新资源高效集聚,推动工业绿色化发展,推广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以产业升级和空间优化降低碳排放规模和强度,加快碳达峰碳中和步伐。推动淮北平原、北部滨海、沿江平原、太湖平原、皖西南、皖南—浙南等农业减碳固碳区大力发展生态有机农业,降低农药化肥施用量,改善土壤碳库和植被碳库,提高土壤质量及碳储存能力,推进乡村生活低碳化,恢复和保护乡村动植物生境及生物多样性,扩大碳汇空间,提升碳汇功能。对于沿江滨海环湖的生态空间以及江淮丘陵、皖西大别山、皖南—浙西—浙南山等生态碳汇保育区,要促进自然生态系统恢复,积极开展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科学适度推进国土空间绿化,因地制宜扩大森林覆盖率,全面改善水系连通性水平,加强滩涂湿地资源保护,不断提高固碳释氧和蓄水保土能力。
主持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对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请您谈谈如何促进长三角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和开放五大方面全方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访谈嘉宾：
杨山,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化与城市群。
中央从世界经济竞争态势和全国发展的大局考量,决定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于2019年发布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长三角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根本要求,其核心和方向就是要形成“创新共建、协调共进、绿色共保、开放共赢、民生共享”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1）创新是驱动长三角发展的新引擎。长三角是我国科技人才聚集高地,构建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要消除科技创新的“条、块分割”现象,在产业链和价值链基础上进行创新链深度融合和空间融合,以G60科创走廊为载体进一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形成科技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分工协作格局。
（2）协调是长三角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推进长三角均衡发展,要从三个空间层次有力有序有效实施《规划纲要》。一是发挥上海超大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为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服务,起到发展极和带动极的双重作用;二是将长三角城市群建设成世界级城市群,加快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等五大都市圈建设,提升都市圈同城化水平,破除行政藩篱,创新体制机制,激发“都市圈”的集聚、辐射、规模和结构效应;三是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三角各座城市都应结合自身条件和特色优势,找准各自的定位,独辟蹊径,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让各类要素资源更加高效地流通,点燃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区域协调共进
[13]。
（3）绿色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共建绿色美丽长三角,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任务。长三角具备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的良好基础,进入新发展阶段,长三角要率先推动节能减排政策一体化,加快形成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机制,统一环境保护与执法标准,在一体化发展中努力探索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得益彰的发展方式,全力打造长三角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样板区。
（4）开放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条件。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新空间,降低各省市之间产品和要素流动的行政壁垒,着力构建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范本,让开放进一步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带来的制度效应。
（5）共享是让长三角整体获得发展的红利。长三角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制定各种共享发展的制度和法规,增加优质公共服务,逐步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化、均等化水平,实现所有合作成员的共同繁荣,提升区域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在世界面临复杂多变的条件下,长三角需站在实施国家战略的高度,整体把握五大理念,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有战略定力;既要注重区域整体规划,又要建设好一体化示范区,在保持各个区域主体个性和独立活力基础上,实施效率主导、兼顾均衡的开放包容政策,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之路,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为全国其他地区树立榜样。
主持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为新时代下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从长三角未来发展定位以及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如何建立健全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的一体化高质量经济发展体系,请谈谈您的看法。
访谈嘉宾：
陈明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镇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国2035年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具有全局意义。建立健全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的一体化高质量经济发展体系是重要内容。面向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在创新驱动引领、流空间世界级枢纽、碳中和与美丽长三角、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等四个方面加强建设,以促进实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创新驱动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依托G60科技创新走廊、2个综合性国家科技中心、6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及密集高端的高校与科研机构等科教资源优势,积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科技成果转化,构建长三角科创网络与创新产业集群,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推动区域内科创共同体建设,联合开展和实现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重大科技项目的联合攻关与突破。打通创新创业链,健全市场导向创新转化机制,着力孵化新兴产业、促进优势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健全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引导各类创新资源和要素集聚。
（2）流空间、全球化与世界级枢纽地位强化。在全球化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发展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地点空间正在被流空间所代替,核心城市和城市群区域是各种流的交汇地。长三角城市群应具有全球化视野,进一步探索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增强在全球范围内对各种资源要素流的集聚、管理和配置能力,提升长三角区域在世界发展大格局中的层级、地位和水平,确立强化对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枢纽作用,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体系的关键节点
[14]。同时,发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合肥等核心城市的集聚辐射作用,加快都市圈同城化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3）碳中和、美丽长三角与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中国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承诺力争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意味着用最短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长三角区域应积极把握碳中和发展机遇期,充分发挥长三角优势,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加强城市尺度碳排放核算与治理,率先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着力建设美丽长三角,推动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样板区。加强和完善多规合一下国土空间规划工作,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地区比较优势,统筹人口经济规模结构,突破行政边界,打造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山水林田湖草海”统一生命共同体,落实统一监管与治理主体责任。
（4）人人参与的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调整。生态文明思想等落地,更需要人人参与其中,需要在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上都来一次破旧立新的大变革,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生活观和消费观,发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遏制攀比性、炫耀性、奢侈性等不合理的浪费和消费行为活动,从衣食住行等各个角度倡导绿色低碳循环的理念。如在垃圾处理方面,从源头实现垃圾减量、分类投放等习惯,践行绿色循环经济。如在绿色出行方面,尽可能多乘坐公共汽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自行车和步行方式,减少机动车使用频次。营造人人参与、全民行动的氛围,让绿色低碳循环成为一种生活时尚和一份社会责任。
主持人总结：
以上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新时期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与出路。长三角以不到全国4%的国土面积承载了约16%的人口和1/4的生产总值
[15],做优做强做大长三角对于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16]。
在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着新问题和新挑战。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通过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用高质量发展促进更深层次长三角一体化。但在国际国内诸多不确定性发展背景下,如何创新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建立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协同组织产业链供应链、推动要素高效流通配置以及打造世界级流枢纽中心等方面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实践。
各专家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从不同层面和角度给出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策略与建议,这些建议是新时期指引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科学依据,同时也为我国其他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1）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需要理论研究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要全面把握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及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三大使命”。三年来在加快推进创新产业协同、加强产业分工协作、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共建和生态环保联防联控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区域内部发展差异明显、区间交通割裂、行政壁垒尚存、流域生态协作不健全、产业协同发展不足、绿色经济体系较弱等问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亟需开展探索性的理论研究以支持开创性的实践工作。
（2）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要体制机制的突破与发展。从开路先锋的使命来看,体制机制创新是一体化高质量的关键。首当其冲的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处理,需要逐步解决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越位”、在社会领域的“缺位”以及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错位”问题;削减长三角区域内广泛存在的“制度距离”,扫清发展要素自由流动、合理配置的障碍;创新行政绩效考核体制与利益共享机制,破解行政区壁垒,建立统一规划管理的制度以及生态横向补偿机制等,从机制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3）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土地要素支撑保障。高效推动长三角地区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稳步推进土地资源开发、使用制度综合改革的进程;建立区域城市与乡村科学、合理的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探索长三角地区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措施,依据法律法规层层推进长三角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全方位创新长三角地区土地资源整治体制机制,促进区域土地资源要素向长三角地区集中,从根本上提高长三角地区土地承载能力,为未来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对充足的土地资源。
（4）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均衡绿色低碳发展。优化和重构交通基础设施和物流服务设施,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综合交通网络;通过长三角城市间结对合作、优化长三角公共管理以及设立长三角产业创新基金会等方面来缩小区域内部差异。强化长江、淮河、钱塘江流域统筹、沿江沿海统筹、水陆岸线统筹,提升区域生态服务功能;开展“双碳”目标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协同治理研究,明晰减排增汇空间分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驱动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建立健全长三角绿色低碳循环的一体化高质量经济发展体系。
（5）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要提升世界枢纽地位。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自主研发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有机融合;在上海大都市圈、宁合大都市圈等100~150 km左右半径内进行关键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组,打造巨型的产业生态圈;增强在全球范围内对各种资源要素流的集聚、管理和配置能力,提升长三角在世界发展大格局中的层级、地位和水平,强化对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枢纽作用。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关乎我国区域发展新格局构建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在“十四五”推进阶段及新全球化背景下,需要加强对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的系统和深入研究,从体制机制创新、绿色低碳发展、产业协同组织、全球枢纽地位提升等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探索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模式与出路,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