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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1 , Vol. 36 >Issue 12: 3054 - 3068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11204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New Era

A review of China's natural resource flows in response to the evolution of globalization

  • MAO Xi-yan ,
  • QI Xin-xian ,
  • LIU Yi ,
  • SONG Y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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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1-25

  Revised date: 2021-09-09

  Online published: 2022-02-28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Fold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globalization process and its uncertainty, we should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exchanges of natural resources with the world, 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resource security and promot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has experienced development from inter-industrial trade, intra-industrial trade, to global value chains. These phases offer quite different insights into the natural resource flows of China. Recent advances primarily focus on the direct exchanges of natural resources between nations as well as the indirect flows of resources embodied in trading goods. The literature demonstrates four mismatches of China's natural resource flows: the mismatch between steady ramping demand and highly concentrated supply, between high intensity and low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between endowment differences and flow directions of resources, and between global improvement and local deterioration. Futu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xten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respond to the rising uncertainties. Regarding the extension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he introduction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theory provides a holistic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how firm linkages shape the routes of resource flows. Such an investigation represents the changing strategy of China's globalization from bringing-in to going-global. It can also contribute to the emerging research agenda of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in China. In response to the rising uncertainties of globalization, we shoul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ilience of the network of natural resource flows and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of na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 resource flow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source trade; embodied resource; network; resource security

Cite this article

MAO Xi-yan , QI Xin-xian , LIU Yi , SONG Ya-ya . A review of China's natural resource flows in response to the evolution of globalization[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 36(12) : 3054 -3068 . DOI: 10.31497/zrzyxb.20211204

全球化在人口、资源、信息更快速、更广域流动的表象之下,蕴含着生产技术升级、组织形式调整等一系列变革[1]。生产技术升级使得资源需求的种类、数量、质量、可替代性发生变化,改变了资源供需格局与贸易流向[2];生产和消费、创造不同价值的生产环节在空间上分离,使得资源流动的形式与方向趋于多元化;国家政府、组织机构、跨国公司等经济主体的复杂博弈,在形成“区域集团化”资源流动格局的同时,也给各国资源开发利用增加不确定性[3]。在国际劳动分工、全球治理体系、地缘战略环境等因素日益显化的作用下,自然资源流动正在塑造一个新的不均衡发展格局。理解从资源不均衡到发展不均衡之间的逻辑是资源地理学的重要内容,为认识全球化变革下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全球化变革下的自然资源流动与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诸多关键问题密切相关。中国过去40年在凭借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过程中,市场范围拓展极大地提升了资源开发利用强度,构成了虚拟资源流动,削弱了资源可持续供应能力,放大了对外依存度。自然资源流动过程中存在战略性资源出口量大、进口区域集中度高等问题,不利于国家资源安全[4,5];“虚拟”资源的流动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利用的不均衡性,对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挑战[6],同时在资源输出和输入地区衍生出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制约可持续发展[7,8]。
国际劳动分工是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全球价值链三个阶段[9]。不同发展阶段所对应的理论进展,认识资源流动的方式也存在明显差异。建立在贸易理论基础上的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更多关注国家间的资源交换,而建立在全球商品链和价值链基础上的研究则进一步将资源流动置于企业间的互动关系之中。目前的资源流动研究更多集中于前者。其中,建立在产业间贸易基础上的研究揭示了不同类型自然资源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直接流动,国家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构成了自然资源流动的主要动因;综合考虑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则进一步考察了虚拟资源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间接流动。本文首先讨论这两方面研究所揭示的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特征及其问题。
以此为基础,本文进一步从理论延伸的需求和现实挑战的要求两方面出发,探讨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研究在应对全球化快速变革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回答的关键问题。在理论延伸方面,对应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阶段,讨论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引入资源流动研究的潜力及其关键问题;在现实挑战方面,随着全球化进入“下半场”,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是不确定性快速增强,讨论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自然资源流动特征,以及应对不确定性可探索的研究问题。

1 传统贸易理论下的中国对外自然资源直接流动研究

依据传统贸易理论,各国依据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并通过国际贸易进行商品交换,形成产业间贸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往往凭借资源禀赋优势成为资源的输出地,而资源多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形态在国际贸易网络中流动。据此,现有研究一方面通过指数分析,观察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的贸易平衡状况、进口依存度、资源储产比、来源多样化水平[4,10,11]。另一方面也借助复杂网络分析、空间分析等手段揭示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的关系网络与地理格局,进而揭示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的规模与结构演变,并评估中国在资源流动过程中的竞争优势与潜在风险[3,4]。在此基础上,现有研究揭示出当前中国对外自然资源直接流动中面临的两组关键矛盾。

1.1 资源贸易种类的多样化与地理结构的相对集中

第一组矛盾表现为资源进出口的种类不断增加,但各类资源的出口地和来源地比较集中,对外依存度较高,对保障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源安全构成挑战。
在过去40年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凭借人口与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外资发展制造业。为此,中国一方面大量进口紧缺资源作为制造、装配、加工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投入,另一方面大量出口优势资源,拓展全球市场并从中获益。在此过程中,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能源资源[11,12,13],以铁、铜、铝等为代表的大宗矿产资源[14],以粮食、木材、水产品等为代表的农产品资源[15,16],是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进口与出口）的主要类型,也是当前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
伴随着新产品、新技术的涌现,资源需求类型迅速多元化,更多自然资源进入中国对外贸易网络之中,尤以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各类资源为典型,包括了稀有金属、贵金属、非金属矿产、新能源等。与此同时,这些资源在产品结构上也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矛盾,即中低端产品基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但高端产品仍严重依赖进口[17,18,19]。为此,战略性资源已成为继传统能源、有色金属、农产品之后的新兴研究热点。
然而,自然资源贸易需求的多样化并未对应于地理结构的多元化。无论是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矿石、粮油、大豆等传统资源,还是类似于天然铀、高纯石英等新兴战略资源,研究均指出了对外依存度高、市场集中、产品类型单一等共性问题[18,19,20]。其中,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资源出口占比达50%以上;西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南美洲和大洋洲则集中了中国不同类型资源的进口需求。中国各类资源对外贸易网络不同程度地出现由少数国家主导的基本格局[21]。例如,铁矿石进口受制于澳大利亚、巴西等少数几个国家[22],中国大豆进口也高度集中于美国和巴西等国[23]。
现有研究同时指出,资源种类多样化和地理结构集中所构成的矛盾需要从技术进步、产业转型、环境规制、贸易政策和地缘关系等多方面共同寻求突破。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和环境规制主要作用于资源需求侧。加强环境规制,推动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均能够有效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的开采量和需求量,还有助于通过鼓励要素替代、产品升级等方式提升资源需求的可替代性,从而缓解资源保障的压力[24,25]。
相比之下,贸易政策和地缘关系则影响着地理结构多样化的潜力,不同尺度下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有助于拓展资源进出口的地理格局。一方面,区域一体化有助于强化国家之间的合作,从而提升整体在资源贸易过程中的选择范围和议价能力;另一方面,区域一体化还能够促进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强化区域内部的资源流动,拓展资源贸易的多边伙伴关系。当前,大量研究关注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其资源流动的影响,揭示出沿线国家资源供需的互补关系,展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合作潜力[26]。

1.2 开发强度的持续提升与利用效率的相对低下

第二组矛盾表现为参与全球市场整合的过程中,本土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不断提升,但资源产品的附加值相对较低,相对粗放的利用方式对维持本土资源在全球市场当中的竞争力、维系本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均构成挑战。
凭借本土市场的规模优势,中国的优势资源不仅表现在储量方面,还表现在拥有较为齐全的产业链。但受制于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本土资源产品的优势大多集中在上游,中下游产品的竞争压力较大,优势不明显[27]。就资源贸易本身而言,局限于上游产品的贸易势必将依靠扩大规模来创造收益,同时出口上游产品、进口中下游产品也将造成优势资源利用出现“卖低买高”的不利局面[27,28]。长期以往,还将进一步制约资源贸易多元化的能力。就参与资源贸易的地区而言,局限于上游产品贸易容易造成地区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对本土新兴行业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29]。
近年来,已有研究陆续观察到中国对外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以及“卖低买高”局面的扭转。例如,中国进口含铁商品的价值在下降,但出口含铁商品的价值在上升,贸易顺差有比较明显的增长[30]。不过,驱动这种变化的因素更多依靠产品类型的转变,而非单位产品物质投入的相对减少[31]。换言之,结构效应仍大于技术效应。这一点在与发达国家资源贸易的比较过程中尤为明显[32,33]。直接结果就是资源利用效率虽然相对提升,但是资源消耗的压力仍然较大[33]。

2 新贸易理论下的中国对外虚拟资源流动研究

新贸易理论的发展使得国际贸易研究进一步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延伸。相应地,自然资源不再仅仅出于国家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而发生流动。生产的规模化和消费的多样化迫使经济活动以更为片段化的方式分布于不同国家。资源不仅以其原始形态在贸易网络中直接流动,还进一步转化为具有不同附加值的制成品参与国际贸易,表现为虚拟资源流动或隐含资源流动。据此,现有研究借助投入产出分析、物质流分析、生命周期分析、能值分析、㶲分析等手段追踪隐含在中国对外贸易过程中的资源流动现象,涵盖了物质和价值交换,具有代表性的资源类型包括虚拟土地、虚拟水和隐含能源[34,35,36]。当同时考虑了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之后,现有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面临的两组权衡关系。

2.1 中国对外虚拟资源流动的方向：“顺资源禀赋”与“逆资源禀赋”

如果沿袭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思维,资源流动方向大体表现为从丰裕地区向匮乏地区的“顺资源禀赋”流动,实现对资源的二次分配并缓解地区之间的资源分布不均衡矛盾。但是产业内贸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虚拟资源流动更多是制成品贸易的伴生现象,而不是资源供需关系直接作用下的结果。这使得虚拟资源流动同时存在由匮乏地区向丰裕地区的“逆资源禀赋”流动现象。“逆资源禀赋”流动的存在可能加剧资源分布不均衡矛盾,产生消极的贸易资源环境效应。现有研究发现,中国不同类型虚拟资源的流动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
从土地资源的角度看,中国依托对外农产品贸易整体上实现虚拟土地资源的“顺资源禀赋”流动,不同程度上地缓解了中国土地资源压力,同时也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37]。过去40年,中国实际利用虚拟土地资源的比例持续上升[38],农产品隐含的虚拟土地资源量从1986年的净出口转变为2009年的净进口[39],而2016年虚拟耕地资源对外依存度已达到30.5%[40]。多个类型的农产品（如大豆、油料等）实现了对虚拟土地的净进口,并且通过优化农产品贸易结构进一步扩大虚拟土地进口的空间依然很大[41]。此外,虚拟土地资源流动不仅仅局限于农产品贸易和耕地资源,非农用地在虚拟土地流动过程中同样占据关键份额。伴随着产业转型升级过程,虚拟土地类型和附加值相应发生变化[42,43]。相关研究测算表明,中国2010年也已开始净进口工业用地[44]。
从水资源的角度看,中国通过农产品贸易实现了对大部分国家的虚拟水贸易逆差[45],并且通过调整其他行业贸易结构实现虚拟水贸易逆差的潜力巨大[46],这对于缓解当前用水短缺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逆资源禀赋”流动的现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仍然存在农产品贸易逆差而虚拟水顺差的情形,反映出中国的农业用水效率相对低于这些贸易伙伴国;另一方面,中国当前仍有缺水地区大量出口水资源密集型产品而进口非水资源密集型产品[47],实际上形成了虚拟水从缺水地区向丰水地区流动的现象[48]。“逆资源禀赋”流动现象为通过虚拟水贸易优化水资源配置的目标增加了不小的难度。现实情况下,虚拟水流动给流出地区带来更大的用水压力,即便在丰水地区同样表现出降低虚拟水流出的现实要求[49]。更重要的是,当研究将水土、水能等不同资源综合考察之后,发现不同类型资源之间可能存在一方“顺资源禀赋”流动而另一方“逆资源禀赋”流动的情况[50,51],实际上难以综合平衡资源利用问题[52,53]。
从能源的角度看,中国在能源直接贸易中处于逆差地位,但由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顺差而在隐含能源贸易中处于顺差地位[54],造成了能源的实际流失大于流入,而多数能源仍将以隐含能源的形式回流到欧洲和北美地区[36,55]。实际上,中国过去40年间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形成了一条资源进口、本地加工、产品再出口的流动路径。中间品贸易和最终产品贸易均引发隐含能源流动,其中又以中间品贸易为主。隐含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能源超过三分之二与中间品贸易有关[56],进口的隐含能源也几乎用于中间使用环节[57]。从流向上看,最终产品主要流向是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而中间产品则流向其他亚太地区,用于进一步生产[56,57,58]。新近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开展的中美双边贸易隐含能源研究进一步发现,由于生产的分散化,隐含在中美双边贸易产品中的能源有半数以上来源于中东、南亚、欧洲等地区[59]。
整体而言,在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存的背景下,虚拟资源流动快速增加,使国际贸易对自然资源的二次分配过程复杂化。对于虚拟资源流动而言,“顺资源禀赋”与“逆资源禀赋”流动并存。在此条件下,除了沿着产业链追踪虚拟资源流动之外,关注不同贸易类型、贸易结构优化、贸易格局变化对虚拟资源流动的“净效应”十分重要。

2.2 中国对外虚拟资源流动的影响：全局优化与局部冲击

第二组权衡来自于虚拟资源流动所产生的全局与局部效应。虚拟资源流动增加了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渠道,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不可移动资源也可以通过商品交换实现跨界利用,这对于提升全球资源利用效率有积极意义[60,61]。但是,全局效率的提升不等于互利共赢,虚拟资源流动既可能形成资源优化配置,也可能产生资源压力的转嫁。尤其是中国过去40年外向型发展过程中,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对本土形成了比较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各行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污染避难所”效应,承受着发达国家的资源环境压力转嫁。为此,除了从全球层面评估虚拟资源流动的影响之外,识别国家和地区层面的“赢家”和“输家”同样重要。
结合中国的实证研究来看,虚拟资源流动对资源的流入地和流出地都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对于流出地而言,持续、高强度的资源消耗将对地区产生比较大的资源压力。在现实中,即便是资源丰裕地区同样存在控制虚拟资源流出的需求[49],更不用提“逆资源禀赋”流动可能进一步产生的马太效应。此外,过分依赖于输出虚拟资源的行业,还将对其他行业产生挤出效应,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制约[62]。对于流入地而言,虚拟资源进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源利用压力,但是对进口虚拟资源的行业依赖,将进一步改变原有的经济结构,对本土资源环境产生影响。以大豆为例,大豆贸易是中国虚拟土地净进口的重要来源。但在大规模进口大豆的背景下,原有用于大豆种植的土地转变为玉米地和稻田,转而从原有的固氮变为排放了大量的氮污染[8]。
值得一提的是,全局和局部之间的权衡还与地理尺度有关,具体表现在中国在参与对外虚拟资源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效应还将不同程度地向国内各地区传递,产生差异化影响。整体上,人口基数大、经济基础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水平较高、设施条件比较完备的地区更容易成为虚拟资源流入的地区[63]。但是,这一发展基础与资源禀赋条件存在比较大的重叠,通过虚拟资源流动引导资源向短缺地区流动的有效性仍需要更多评估。另一方面,对于部分作物而言,气候生产潜力、土地生产力和水资源条件在空间上是错配的[64,65],不同资源要素的耦合同样面临挑战,有待于更进一步研究。

3 理论延伸：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引入及其研究问题

基于贸易理论的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研究聚焦于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然而,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在资源流动过程中同样发挥实质性作用。尤其是讨论全球化变革下的自然资源流动,跨国公司的跨界资源利用与空间整合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之间的联系,直接影响了自然资源的商品化过程,决定了自然资源在地理空间内的再分配,对经济活动所涉及的各类区域产生影响。例如,国际大粮商通过纵向一体化策略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实现对“田间到餐桌”完整产业链条的控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控制着全球粮食贸易的基本格局[66]。对此,理解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有必要从国家/区域之间关系研究进一步向企业之间关系研究拓展,引入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是一条可行路径。

3.1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研究资源流动的潜力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延续了全球商品链和价值链理论的思路,以全球经济活动中涉及的企业网络和国家制度为基础,旨在理解其组织结构和空间结构,并建立其与全球经济不均衡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67]。近年来,全球生产网络与自然资源的关系研究正成为GPN理论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68],通过分析自然资源的“物质性”与“领土性”,理解企业通过何种方式获取并利用自然资源,不同方式将对上下游企业产生何种影响,并对应怎样的空间整合特征[69,70]。
“物质性”强调了自然资源本身的属性对全球生产网络空间组织的影响,如品质差异、可再生性、可逆性等[69]。“领土性”强调了自然资源在不同主权国家的分布与管控情况。通过上述两个概念,GPN理论能够将资源稀缺性视为由资源禀赋、制度体系和企业策略共同作用下的结果[71]。其中,资源本身的存量、可再生能力、可重复利用能力是决定资源稀缺性的基础,国家政府颁布的政策、国际组织制定的规则、企业采取的市场策略和跨期交易等将进一步加剧资源稀缺性。例如,资源禀赋条件好的地区仍然可以通过环境规制、产能控制、出口配额等限制性措施创造稀缺性[72,73],使其成为资源的输入地而非输出地。此外,企业也并不一定直接从资源富集地区获取资源,还可以选择“绕道”具有战略地位的第三方地区进行资源整合[74]。
据此,GPN理论有助于从微观机制层面评估资源流动格局变化的内在动因。应对资源稀缺性,企业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势必需要充分保障资源的可得性、降低成本、寻求利润最大化。一方面,企业通过寻求资源条件优越的地区,拓展更多的资源输出地区,或是寻求具有替代性的资源输出地区,保证资源稳定供给[75];另一方面,资源供给的组织与空间结构将进一步影响下游生产的组织与空间配置,形成具有弹性的合作网络以平摊成本或转嫁风险。对此,可能改变资源流动格局的主要过程包括：
（1）自然资源商品化过程越来越长。从生产到消费,包含采掘、加工、认证、监管、金融和分配等诸多环节[76,77],牵涉的制度背景愈发多元,造成了组织与空间配置策略复杂化,其结果将直接反映在自然资源流动格局中。
（2）参与的企业越来越多。一方面,龙头企业凭借其相对优势地位主导生产网络的组织与空间配置;另一方面,具备资源管理创新能力、能够鉴定资源品质、制定行业标准的企业对价值链的组织与空间配置影响都将增强[78]。
（3）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模式趋于多元。除了传统的市场供需关系变化,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同样将对资源流动产生影响[79]。更为灵活的缔约方式、创新的定价机制都将拓展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模式[80],进而左右资源流动格局。
整体而言,GPN理论从行动者层面认识资源开发利用、价值增值与空间流动过程,提供了一个融合企业之间关系、国家之间关系、企业和国家关系的综合性框架,为认识全球资源型行业的发展,以及资源型地区的转型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69]。另一方面,在资源科学领域相关研究中,也开始尝试应用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刻画不同地区的资源消费模式和治理结构,支撑生态系统服务研究[81]、“水—能源—粮食”耦合研究等[82],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不过,国内现有的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高技术产业,如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除了部分针对能源行业的研究之外,GPN理论在国内资源科学相关研究中应用仍少,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3.2 GPN理论视角下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的研究问题

从现实需求的角度看,GPN理论的引入至少能够从以下两个方面更进一步认识中国在全球化变革条件下的自然资源流动特征演变：
（1）企业“走出去”与对外资源流动。在企业层面上看经济全球化变革下的中国,有两个特征值得关注：一是企业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明显转变。二是国有企业在资源型行业发展和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均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相比于过去的“引进来”对于本土资源的影响,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又将如何重塑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的格局?对本土和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利用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过程仅仅依靠分析实际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等数据难以充分反映,需要深入认识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企业间联系,包含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互动关系、企业之间的先后联系,本土企业与非本土企业的竞合关系等[83]。对此,GPN理论框架为刻画这一过程提供了分析基础。
（2）自然资源治理与对外资源流动。提升自然资源治理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自然资源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国际合作的关键内容[84]。由此衍生出的科学问题包括：如何科学评估不同尺度下自然资源治理的成效?国家治理体系下的自然资源治理与国际合作目标下的自然资源治理是否存在冲突,如何协调?企业为保障资源稳定供给采取的策略（价值链治理）与国家为保障资源安全的规制（资源治理）存在怎样的联系,是否协调一致?对此,GPN理论框架的引入,为从不同地理尺度下分析自然资源治理的成效与影响[81],探索价值链治理与环境治理的协同[70],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4 现实挑战：应对全球化不确定性及其研究问题

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不确定性持续提升。这种不确定性既包含了现代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经济模式转型与空间调整（如人工智能、大数据、页岩气革命等）,更包括了“黑天鹅”事件频发造成的风险累积（如2011年日本地震、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2018年中美贸易战、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等）,引发了全球治理、地缘关系、经济格局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同时,经济全球化的不确定性还进一步叠加全球变化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既包括短期的灾害事件频发,也包括长期的气候与环境变化。这些不确定性势必对资源稀缺性及其空间分布格局产生影响,进而作用于资源流动。对此,如何加强对全球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资源流动格局研究、防范资源利用风险,是未来全球化变革下资源流动研究的关键方向,也是重新认识资源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必要内容。

4.1 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自然资源流动

无论何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对资源流动的影响集中表现为原有资源流动渠道被打断。然而从过程上看,打断资源流通渠道可能是冲击了供给侧,造成资源产量下滑、流通渠道受阻、价格上涨,加剧资源稀缺性,产生卖方市场;也可能是冲击了需求侧,造成资源需求低迷、价格下跌、资源减产或停产,形成买方市场。例如,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粮食、医疗物资相关原材料等资源的稀缺性增强,相反石油等能源资源由于生产活动受阻而呈现需求锐减[85]。整体上,新冠疫情对资源需求侧的冲击甚于供给侧。资源价格下跌,需求冲击沿着价值链向上游反馈,造成短期内的减产或停产,且预计将对资源流动的物流和供应链产生长期影响[86]。
从时间上看,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影响过程同样存在时间尺度差异,且需要区分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当原有资源流动渠道被打断,各经济主体的资源安全难以保障,势必将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进而引发贸易创造与转移效应。资源将流向不受影响的行业,促使产业结构调整,或者资源输入地寻求新的替代性来源,引发资源流的类型与流向的转变。这些应对短期冲击的调整同样将对资源输入和输出地产生长期影响。例如,2010年中国稀土出口限制提高了稀土价格[73]。价格提升引发的冲击,短期内迫使企业转产或寻求替代资源,长期看则有助于鼓励探索和推广循环利用模式。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冲突升级,一方面可能促进国内大豆种植区域和结构的优化[87],但另一方面还将引发贸易转移,刺激巴西大豆生产与出口,进而增加毁林开荒的压力,对南美热带雨林退化产生威胁[88]。

4.2 应对不确定性的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研究问题

应对全球化变革不确定性,资源安全研究是一个直接的切入点。大量研究围绕资源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国际安全展开,评估当前安全水平并预测其未来演变趋势[89,90]。此外,针对能源、粮食等战略性资源,现有研究借助复杂网络分析了能源和粮食贸易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当前的能源贸易网络和粮食贸易网络稳定性不断增强,即便少数中心性较强的国家发生风险,网络整体仍具备一定的稳定性[91,92]。自由贸易协定（FTA）对于保障中国战略性资源贸易的稳定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应对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中国可能更多通过FTA增强贸易稳定性,收缩同其他非FTA国家的贸易联系,进一步降低贸易伙伴国的多样化程度[93]。另一个保障资源安全的途径是提升自给率,尤其是就粮食安全而言。但研究同样指出高自给率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也会造成较大的生态压力,发挥贸易优势仍有必要,仍应重视提升贸易网络复杂度、加强与邻近地区的联系[94]。
在此基础上,围绕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的格局与过程特征,至少还能够从以下两方面进一步思考如何提升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1）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网络的韧性研究。韧性是一个多内涵的概念,包含了工程结构应对瞬时冲击的恢复能力,生态系统从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过渡的演化能力,以及经济社会系统持续创新、自我强化的内生动力。资源安全评价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类基于地方的韧性研究,而以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网络为研究对象则是基于关系的韧性研究。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网络可以有不同的维度,包括以国家为节点的自然资源贸易网络,对应其地理结构;包括以产品为节点的贸易产品网络,对应其产品结构;包括以企业为节点的生产网络,对应其组织结构。依托于不同类型网络的结构特征研究,可以评估并模拟不同类型、不同位置下的短期冲击对资源供给能力的影响,以及适应不同发展目标的能力。当前,全球尺度下的贸易网络韧性研究已有实践[95,96],可为研究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的网络韧性提供参考。
（2）双循环背景下,外循环与内循环的互促关系研究。近年来,应对全球化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讨论,力求转变传统原材料、市场两头在外,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发展模式,充分调动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可以消减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冲击。从自然资源的角度看,如何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互促关系势必将成为摆在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研究面前的关键问题。不同劳动力、资金和技术,自然资源的禀赋结构在短时间内难以发生显著变化。尤其对于紧缺资源而言,在无技术变革的条件下,难以依靠调动国内市场实现替代。那么,存在怎样的内循环能够与自然资源的外循环相互作用,提升自然资源外循环应对全球化不确定性的能力?自然资源的外循环变化又将对内循环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5 结论

理解全球化变革下的资源流动,势必需要对全球化变革有系统性认识,而非仅将其作为一个背景。本文首先从现有研究普遍立足的国际劳动分工变革出发,观察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下中国对外资源流动研究所揭示的部分关键问题,重点讨论了当前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过程中呈现出的四组矛盾,即资源品类增加而市场相对单一,开发强度增强而效率相对低下,虚拟资源“顺资源禀赋”与“逆资源禀赋”流动并存,以及虚拟资源流动对资源配置的全局优化与局部冲击并存。现有研究从刻画资源流动格局,以及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网络入手,揭示了上述矛盾的具体表现特征及其成因。尤其是在资源流动测算方法方面有十分显著的进展,为深入分析资源流动的成因与影响提供了可靠的事实基础。然而,在以格局分析为主的研究中也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1）对影响资源流动的各类经济主体关注不够。现有研究更强调国别或地区尺度下的资源流量测算,对于经济主体的考察多局限于国家,对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经济主体的作用讨论不多。然而,全球化变革包含了经济主体的变化。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资源、组织生产,对资源流动产生决定性影响。各类国际组织、区域集团同样发挥独特作用。
（2）对具体事件、特定情境的解析与建构不够。现有研究对研究时段、研究范围的理解更多源于研究条件和数据可得性,对于研究时段、范围本身所蕴含的现实基础与情境特征缺乏解析与建构。这导致研究结论表面上看似具有一般性,但实际上不同时段、不同尺度下的研究之间难以相互印证,并且对于异常结果的解释具有猜测性质。为此,应加强对研究时段内影响资源流动的重要事件、关键主体、主要矛盾等进行系统性阐述,为研究提供可靠的解释基础。尤其是,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流动问题成为研究热点。但是在一些研究中,“一带一路”更像是确定研究样本的依据,缺乏对“一带一路”本身内涵特征、沿线国家的现实差异等具体情境的考察,不利于研究结论的深化。
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从理论延展和现实挑战两方面讨论了应对全球化变革,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和切入点。
（1）在理论延展方面,引入GPN理论有助于将现有研究视角从国家间关系进一步推向企业间关系和企业—国家关系层面,这有助于更进一步认识中国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过程中如何影响自然资源流动,不同类型企业如何重塑自然资源流动路径以及资源型区域的发展路径。此外,GPN理论框架良好的延展性适应当前资源科学研究对多主体、多层级、多尺度、多类型集成的要求,这为评估自然资源治理与自然资源流动的关系提供了方法支持。
（2）现实挑战方面,在全球变化与全球化不确定性叠加的当下,开展资源安全研究已成为重要研究趋向。从自然资源流动的视角出发,除了关注本土生产能力提升、供需关系调整,降低对外依存度之外,还可以进一步通过网络韧性研究、双循环互促关系研究,分析整体变革和局部冲击对资源流动网络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识别风险传递路径,探讨保障资源安全的资源流动网络组织策略与治理体系,为资源安全议题提供更丰富的理论视角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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