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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36 >Issue 10: 2557 - 2570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11008

Ec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Qinling Mountains Regio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pace in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A case study of three counties in Qinling Mountains area, Shaanxi

  • MA Chao-qun , 1, 2 ,
  • WANG Xiao-feng 1, 2 ,
  • YUAN Xue-feng 1, 2 ,
  • XU He-ping 3 ,
  • REN Zhao-xia 1, 2 ,
  • WEI Xin-dong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Land Engineering,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54, China
  • 2. Shaanxi Key Laboratory of Land Consolidation, Xi'an 710054, China
  •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54,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9-14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1-01-22

  Online published: 2021-12-28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Fold

Abstract

As a national strategy, the polic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Rural social space united by social progress and spacial progress is not only a new perspective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mountainous areas.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in three coun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namely, Zhashui, Shangzhou, and Taibai, the participants, composition and evolution types of rural social space in mountainous areas are analyzed. Th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1) Four participants are included in the process of shaping rural social space, namely, government, rural elites, outside investors and local farmers. Among them, the government plays a leading role; rural elites play a connecting role; the outside investors are the new promoters in rural areas. Local farmers are the base of rural social space. (2) The rural social space in mountainous areas is composed of physical space, action space and institutional space. (3) There are six basic forms of rural social spacial evolution in mountainous areas: production, separation, transfer, expansion, compression, and vanishing. Finally,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rural society in mountainous areas should be guided to develop healthily by establishing social space that rooted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social space;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social space type; evolvement classification; Qinling Mountains

Cite this article

MA Chao-qun , WANG Xiao-feng , YUAN Xue-feng , XU He-ping , REN Zhao-xia , WEI Xin-dong .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pace in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A case study of three counties in Qinling Mountains area, Shaanxi[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 36(10) : 2557 -2570 . DOI: 10.31497/zrzyxb.20211008

中国山地面积广阔,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意义[1]。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乡村不断被边缘化,“三农问题”成为影响中国整体发展的重要问题[2]。受环境影响,山区乡村交通条件落后,人口文化水平低,地理、社会封闭性强,生态系统脆弱,人地关系紧张,“三农”问题尤为严重。我国约90%的贫困人口分布在山区,是我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主体[2]。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城乡间政策性阻碍的减少[3,4,5]和“土地粘度”的减弱[6,7]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阻隔;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加快[8],农民的内部分化非常明显[9,10,11],山区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着由稳态向动态的转变,空间与社会之间的互构日渐显著[12,13]。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在早已开展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14,15,16,17,18,19,20]的基础上,国内学界逐渐关注空间在农村社会中的作用[21]。学者以乡村、农村为着眼点在形态演化、空间分布的机理和格局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22,23,24]。“农村”与“乡村”侧重稍有不同,但二者在空间范围、社会构成和经济结构方面有较高的一致性,故在文献梳理过程中将二者视为等同。有的学者从社会空间分析角度将空间从事件变化发生的背景中剥离出来,阐明空间不仅是农村多元主体行动的环境,也是非连续性社会创造的结果,是变化的产品之一[25,26]。如艾大宾等[25]在国内研究中最早对乡村社会空间的范畴、演化历史与演化机制进行了剖析,指出乡村社会空间归根结底是由乡村社会成员的群体分化形成的,在地域空间上的反映;张勇等[26]认为“村落”本身并非仅仅是一个地域单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建构,一种想象的共同价值观;蒙慧玲[8]认为农村社会空间的嬗变是由乡村文化聚落空间的布局变化和农村空间格局与土地利用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引发的。部分学者逐渐认识到以往的乡村研究侧重物质空间,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文化空间,单纯的物质空间观也难以认识与解释日益复杂的农村问题,农村社会—文化空间是乡村空间的重要组成[27,28,29]。如曲衍波[27]指出乡村聚落是由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形成的复合系统,物质空间是自然环境及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的以土地载体为导向的显性空间,社会空间则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生产出的以人口关系为导向的隐性空间[27]。李红波等[28]在厘清乡村聚落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递进式的乡村空间系统。还有学者聚焦于“三生”空间及乡村空间重构与空间规划,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组成分析乡村空间的组成、变化及作用[30,31,32,33]。如屠爽爽等[30]指出乡村空间包括物质空间与非物质空间;周明茗等[31]分析了乡村生产空间的内涵、组成与运行机制;刘春芳等[32]认为“三生空间”是主体行为在地理空间之上作用的结果,行为与需求的匹配是提高空间利用效率与协调程度的关键;武联等[33]从村庄规划角度探讨了秦巴山区“三生空间”协调发展的框架。上述研究都是我国农村或乡村社会空间研究中的重要缩影,“分化”“外流”“外向”“市民化”等具有空间隐喻的词语已成为当下描述农村现状的关键词[24],社会空间已成为当前中国乡村地理学、社会学、城乡规划学关注的重要领域[25]。
虽然我国农村社会空间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农村社会空间的提出也可以为统筹分析区域内社会变化和空间格局演化提供工具,但目前对其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概念或思想层面,对农村社会空间的具体组成、结构和演化过程的研究鲜有见到。本文基于农户调研资料,归纳总结山区农村社会空间的参与主体,社会空间组成结构和演化类型,为把山区社会空间分析的成果用于指导空间规划实践,以期为实现“乡村振兴”语境下农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组和调控提供借鉴。
基于对文献的梳理及分析,本文的研究基于以下两个理论假设：
假设1：山区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个长期过程[18],而社会事件的物理空间改变是即时的、刚性的变化过程,因此空间变化是社会变化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假设2：山区农村各要素的空间状态改变同步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空间的演化,空间关系是推动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作用力。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秦岭陕西段位于我国地理、生态、文化意义上南北、东西方向的十字交汇处,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也属于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脱贫攻坚双重任务,推进秦岭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34]。为整体掌握秦岭山区农村社会空间状态,分别选取分列秦岭陕西段的东、西两侧具有不同区位条件的商州区、柞水县和太白县（图1）为案例区进行了入户调查和县乡调研。商州区为城郊区,紧接商洛市,交通方便,区域生产条件较好,产业类型多样;柞水县位于商洛市区西南的秦岭山脉深处,过去是典型的山区县,随着高速公路的开通纳入了西安、商洛一小时交通圈,区位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太白县位于宝鸡市东南部,地处秦岭腹地,是全省平均海拔最高的县,进出县域只有两条国道,地理和社会方面的封闭程度最高。三县（区）近些年虽然在区位条件与经济发展上具有较大差异,农村社会的相似性却是十分显著：区域内7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25°以上的坡耕地占全部耕地的70%以上,交通不便,村庄分散,封闭性强;二、三产业薄弱,经济落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国家和陕西省平均水平,平均贫困发生率接近30%;农村基层文化水平低,以小学和初中学历为主;保护区面积占研究区域面积的比例在50%以上,生态限制性强;人口流出严重,村庄“空心化”“空巢化”现象十分普遍;近年来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大。
图1 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资料和数据全部来自于自2019年3月和2020年1月在商洛市和宝鸡市开展的农村调查。调查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调查走访了3个（区）县,40个乡镇,82个行政村,通过现场问卷和电话问卷共调查4512户,筛选后有效问卷3428户,有效率为76%,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为把握农村整体发展情况,课题组对选择的40个乡镇的干部及部分具有典型性农户开展了非结构性访谈（表1）。最后,对问卷调查数据运用Excel 2010和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表1 被访农户的主要家庭条件

Table 1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vestigated farmer households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0值户数 占比/%
户主文化程度 1 5 1.62
60岁以上人口/人 0 3 0.75 1552 47.78
16~60岁劳动力人数/人 0 8 2.00 679 19.75
常年在家务农人数/人 0 6 0.95 1152 38.10
常年外出打工人数/人 0 5 1.08 920 30.41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 0 3 0.40 1915 58.96
有慢性病人/人 0 3 0.38 1727 53.17
有大病病人/人 0 3 0.082 3166 97.48
人均纯收入/元 2000 666666.67 11933
有效的N 3248

注：文化程度按照小学及以下、初中、职校和中专、大专及以上分别用1~5数字表示;务工、务农家庭劳动力统计样本中扣除五保户;常年指一年中有6个月以上。

1.3 调查结果分析

就问卷的特征来看,三个山区县被访农户的家庭基本情况差异较小,基本在同一水平,总体表现出以下特征：
（1）农户自身行动能力不强
被访农户文化水平偏低。受访户主的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占样本总数的48.4%;初中为44.14%,高中为5.95%,中专、技校为0.5%;大专及以上水平人数很少,仅为1.02%。户主受教育水平集中在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
家庭规模小,劳动力少。受访农户家庭常住人口平均值为2.77人/户,以2人户比例最大,占样本总数的25.23%,其次为1人户,占20.54%,3人为18.61%,4人占16.77%,5人及以上占15.77%,常年在外的占3.68%。家庭中劳动力人数平均值为2.0人/户,以每户2人比例最大,占34.00%,其次为1人,占20.65%,村庄内农户因外出或失能而没有劳动力的占19.75%,3人户占比为16.43%,3人以上占9.16%。
农业吸纳劳动力有限,外出务工占优。除五保户外农户家庭中常年务农人数均值为0.95人/户,以无人务农户最多,占38.1%,1人户次之,占33.7%,2人户占25.8%,3人以上农户仅占3.1%。农户常年外出务工人数平均值为1.08人/户,外出人数以1人户最多,占38.9%,无外出务工次之,占30.41%,2人户占23.9%,3人以上农户仅占6.74%。
教育、医疗等民生保障需求高。农户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平均为0.40人/户,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农户占41.1%。家中患大病人数平均为0.082人/户,家中有患大病病人的农户占2.6%;家庭慢性病人平均人数为0.38人/户,家中有患慢性病病人的农户占46.83%。
此外,对比调查农户中贫困与非贫困户,在户主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外出务工人数等指标均呈现贫困农户<非贫困农户;而农户家60岁以上人口数、常年务农人数、家中大病和慢性病人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等指标则呈现贫困农户>非贫困农户。
（2）农户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收入结构不合理,发展农业生产的意愿不强
被访农户年人均收入平均值为11933元/人,低于国家（16021元/人）和陕西省（12326元/人）平均水平;家庭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69.86%,种养殖收入占13.28%,转移性收入占10.82%,财产性收入占4.41%。其中,非贫困户工资性收入占比更高,达到74.25%。收入差异在贫困户和非贫困之间比较明显,非贫困户的平均收入高出贫困户平均收入5599元/人。增收最大的收入类型中,为工资性收入的占48.63%,为种养殖业的占16.88%,为转移性支付的占29.83%,为资产收益的占4.65%。从调查可以看出,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户主要收入来源和增收途径。收入结构不合理,影响了农户发展产业的意愿。被访贫困户中,无意继续发展产业的农户占48.6%;而发展产业的1092户中,实施种养殖业的占97.25%;而实施加工、旅游、个体经营和光伏产业的总和占2.75%。所有1092户中还有515户以入股分红形式参与,占47.16%。实际有7成以上农户发展农业的意愿不强。
（3）政府、企业、大户是农村发展中的主要引领力量
为带动县域贫困户发展,82个被访行政村都有龙头企业参与对贫困人口的帮扶。被访农户中有2148户贫困户,其中有40.31%的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发展产业,其中有50.58%、32.79%、40.65%和21.36%的农户在技术、代购、代销和代管方面受到过帮扶。被访的82个行政村在政府支持下均新建了以能人、大户为带头人的合作社,并给予10万~50万元不等的扶持资金;58.80%的贫困户加入了合作社。贫困户中有47.21%的农户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就业技能培训,其中有16.37%的农户被政府安排就业,64.30%的农户实现稳定就业。多方力量的参与使山区农村有了较快的发展。
（4）合作意识不强,人地分离、家庭分居多,农户的离散化现象严重
被访的贫困户中虽大半加入合作社,但其中81.24%以资金入股方式入社,6.65%以土地、资源入股方式入社,有39.59%的农户不参与合作社具体运作。被访646户异地搬迁户中有491户集中安置,占76.01%;有295户须在原地开展生产,占总搬迁户的45.67%,其中有集中安置户286户,占总集中安置户的58.25%,占原地开展生产农户的96.95%。被访农户中约30%反映采取机械化种植主要因为在农忙时难以找到帮手。全部被访农户中租住、借住和住宿舍的农户占比为8.96%。此外,通过村访谈了解到全部被访村常年在村人口约为总人口的3~4成。被访贫困户中有30.72%的家庭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其中寄宿的占85.76%。以上数据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村庄中人少且农户之间的离散化状态比较严重。

1.4 农户家庭条件指标中隐含的空间内涵分析

就农户的特征来看,农户的家庭条件与其生产和生活过程有广泛联系。选择户主文化程度、60岁以上人数、常年务工人数、常年务农人数、家中学生数和人均收入等指标进行相关分析（表2）。户主文化程度与家庭中60岁以上人数呈负相关,与常年外出务工人数呈正相关,与常年务农人数负相关,与人均收入呈正相关;说明户主受教育程度随着家庭成员年轻化而提升,外出务工倾向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加强;文化水平是提升农户家庭经济能力的重要因素。60岁以上人数与常年务工人数、人均收入呈负相关,与务农人数呈正相关,不仅从侧面反映出60岁以上老人多留守农村,而且说明因照料老人会降低其他成员外出打工的可能性,降低家庭生产效率。常年务工人数除与上述因素有关外,与常年务农人数呈负相关,与人均收入呈正相关,说明在家庭劳动力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职业选择倾向此消彼长,外出务工是提升家庭收入的主要途径。常年务农人数与人均收入水平呈负相关,说明在山区农村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增加甚至会引起家庭经济条件的相对恶化。家庭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与家庭中60岁以上老年人数呈负相关,从侧面反映了农村家庭规模的减小,也显示了山区农村由于供养能力有限,呈现“老少难同堂”的现象;与务工人数呈正相关,说明供养学生多的农户必须通过更多的外出务工来获取足够的收入;和务农人数呈正相关,说明家长为了照顾学生必须留守农村;与人均纯收入呈负相关,说明农户为供养学生一方面支出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留守而使收入水平降低。
表2 农户家庭条件之间的相关分析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dexes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farmer households

户主文化程度 60岁以上人数 常年务工人数 常年务农人数 家中学生数 人均收入
户主文化程度 1 -0.186** 0.141** -0.039* 0.086** 0.142**
60岁以上人数 -0.186** 1 -0.106** 0.097** -0.043* -0.115**
常年务工人数 -0.141** -0.106** 1 -0.140** 0.074** 0.096**
常年务农人数 -0.039* 0.097** -0.140** 1 0.029 -0.080**
家中学生数 0.086** -0.043* 0.074** 0.029 1 -0.061**
人均收入 0.142** -0.115** 0.096** -0.080** -0.061** 1

注：**表示在0.01显著性水平上有相关性;*表示在0.05显著性水平上有相关性。

从空间角度对调查指标分析可发现农户家庭状态中隐含的空间关系。首先,数据的正负相关性表征了两类成员的时空共存的趋势,正为聚合,负为离散;第二,职业的分化体现了家庭成员的空间分隔,“务工”=“外出”“务农”=“留守”,家庭主要劳动力长期分离;第三,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还代表了社会的趋向,“增收”=“务工”=“外出”是基于群体行动后的基本结论,因此农民如果希求获得更多的经济福祉,“外出”是基本趋向。此外,在访谈中“出去”“回来”、（村里）“没有人”“都不在”“剩下的”等频繁出现的词汇也都表现出明显的时、空间分离和分隔。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被访山区县的农村已经具备显著的内、外分化特征,经济、社会结构与空间状态联系紧密,共同构成了具有分异特性的耦合体。

2 结果分析

农村社会空间是由人类具有根植性的历史背景的劳动实践活动生成的[35],是既定的社会结构与生产结构在空间中的映射[21]。其与个人、团体或阶层的行动相联系,可以折射出不同群体之间的互补性和交互度[36]。艾大宾等[25]也指出它体现了由于乡村居民的社会分化与隔离而反映出来的乡村日常社会生活的地域分异格局。本文将从山区农村社会空间的参与者、基本组成类型和演化类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图2）。
图2 农村社会空间组成与演变类型

Fig. 2 The composition and evolution types of rural social space

2.1 参与农村社会空间演化的主体

（1）政府
政府是陕西山区农村社会空间演化的主导者[37]。消除贫困与保护生态是秦岭山区三个被访县（区）面临的两大问题。国家、省、市县三级政府在农村脱贫攻坚战略背景下,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移民搬迁、鼓励就业等措施使人口向城镇集中,农业生产向高附加值、规模化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山区的社会空间格局。被访县中,商州的菊芋和食用菌,柞水县的木耳和食用菌,太白县的树莓、蔬菜已取代传统粮食生产而在农业中居主导地位。政府行为的稳定性也决定了农村社会空间的稳定状态。如2017年前后开展的“大棚房”和养殖场整治,使设施农业大范围退出秦岭山区则是基层不同职能部门在行政目标压力下的博弈,也是不同政策在执行中空间博弈的结果。
（2）乡村精英
乡村精英是农村社会空间塑造过程的“连接器”或“转换器”,人数约占农村人口的1成,但对农村社会空间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他们通过提升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和权力状态来改变社会空间状态;另一方面乡村精英能够获取更多资源,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以项目、经济实体为支撑,营造乡土社会资本的扩张,形成具有乡土文化区特色的共同体。调查中被访的82个村的合作社带头人以及村干部几乎全部有自己的产业,其中一位村支书仅为村里修路就贴补了好几万元。在这样的情形下,村干部才能“叫得来人”。农村中形成了以乡村精英为核心,普通农户为外围的圈层结构[38],若精英发生变化,会使农村社会空间状态发生大的调整。
（3）外部工商资本（企业、公司）
外部工商资本的出现促进了山区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加快了原有生产结构的转变。外部工商资本主要以三种形式进入农村：建立农业产业园;依赖当地优质资源,流转土地后实施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或整合村庄、民居开发乡村旅游;借助扶贫政策和廉价劳动力资源开办加工厂。由于对当地农村环境的陌生,外来企业并不直接与当地农户发生联系,他们通过地方政府,同时借助乡村精英的力量在土地、场地和劳务支持方面获取帮助。如商州区引入23个农业龙头企业,建立16家社区工厂,扶持形成65家上规模的食用菌生产企业,带动17000多户农户。政府扶持使得外部工商资本比乡村内部自发形成的大户具备更强的竞争能力,不论是在关注度上还是空间上都占据了农村发展的中心地位。因此,外部工商资本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农村内生力量的发展壮大[39]。
（4）普通农民
普通农民仍是山区农村社会空间构建的基础[40]。在山区农村快速变革的背景下,普通农民是农村社会空间变化过程中的被改造者。被访县（区）在长期历史和环境条件下形成了极强的政府权威观念,普通农民在农业发展及民生保障事宜上缺乏话语权。虽然长期的边缘化使普通农民成为“沉默的主体”[40],但农户个体“用脚投票”汇集而成的共同意愿,成为塑造农村社会空间的重要作用力。如某移民安置点,规划建设时并未征询农户意见,由于距田地最远可达到十几公里,且缺乏配套设施,60多套安置房近7成长期空置。

2.2 农村社会空间的基本构成

社会空间是主体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根据其中主导因素的差异可以分为物理空间、意愿—行动空间、制度空间[41,42],三者有机结合成为统一的社会空间（图2）。
（1）物理空间
物理空间是指农村社会事件、社会活动及互动的开展所依赖的物质化现实[41],包括现实空间、生产资料等,是社会空间形成的物质基础。物理空间一方面是各种事件的空间载体[15];另一方面约束着社会事件的发展方向与方式[14,16,43]。山区的物理空间具有特殊的结构特征：首先,被访县（区）山大沟深,村庄、集镇主要分布在数量不多、面积不大的平坝区域,同一空间承载的社会活动内容多,构成了住宅与田地双重锚定的固定模式,因而土地更具“粘性”,有更强的稳定性;第二,平面化特征显著,新事物的发展以接触扩散为主,距离在变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劳动力外流减弱了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社会关系强度,因达不到必要的门槛人口,有些社会活动会减少或消失。
物理空间也并非死板的承载体,随着交通、联系方式的改变,对物理空间的远近、大小等主观认识也随之变化。空间生产的参照系改变,具有不同参照系的人群对自然和物理空间的占用也发生了改变,传统农村平面化的空间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
（2）意愿—行动空间
意愿—行动空间又可理解为活动空间,是主体主观认识、意愿和行为的展现与满足人们心理、行为的基本空间或场所需求[20]。当人们对原事件或其空间占有不满足或产生新需求时,意愿—行动空间产生、变化的可能性便会增大,其受空间认知与空间偏好两方面影响。意愿—行动空间还受主体行为能力影响。乡村社会分化后,同一阶层的意愿—行动空间受群体行动能力影响显著。虽然被访县农户整体行动能力不强,但据年龄、文化水平劳动力状态仍可划分为不同群体,其中的老年人行动能力最弱,更多倾向留在农村为子孙守住一份家业;四十岁以上的农民多在省内从事低端体力劳动,如商州区某乡镇农民多在西安市各大建材市场从事货运行业,他们更多希望能为子女攒下一笔资本;新生代农民有较高学历,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更具适应性,则倾向于到更发达的外省去。
（3）制度空间（约束空间）
制度空间或约束空间是规范性或结构化力量的空间表现[41],可以被理解为在空间中开展计划和实施行动时的准许程度,即空间的准入性,权力关系是其核心[37,38]。制度空间的约束强度随规范性力量的特点可以分为刚性约束、柔性约束。刚性约束是指在政策、法规设定下空间中严格禁止开展某些活动。柔性约束则更多体现为通过文化、风俗、习惯而形成的空间行为准则。制度空间可以表现出强烈的区域差异性。
以农户择居为例分析上述物理空间、意愿—行动空间、制度空间三者在社会空间构成中的作用。城市以更好的生产和生活设施成为比农村容纳能力更强的物理空间。为了更好生活而迁居城市的意愿构成了被访县（区）大部分农民的意愿—行动空间。制度空间是仍然存在的城乡差异和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当财力不足以在城市中购房时,农民意愿空间改变,只能将城市作为职业目标地。县城也具备相对先进的服务,是较城市低一级的物理空间,但其城乡差异较小、房价亲民,更易准入。此时,物理空间、意愿空间与制度空间指向一致,农户迁居至县城,原有社会空间发生根本性改变。被访县的农户中约3~4成在县城买了房子,甚至在县城有房已经成为年轻人结婚的标准配置,然而山区农户在西安或宝鸡这样的大、中城市买房依然是一件比较稀有的事情,仅占不到1成。村庄一方面以近乎为零的准入限制为农民提供了最低标准的物理空间;另一方面,若失去农民身份后,获取宅基地与田地的限制无限增大也使农民并不能轻易放弃。因此,山区农户择居所表现的社会空间变化并非简单的“城—乡”单向变迁,而多表现为“城—镇—村”三点式互换。

2.3 农村社会空间演化类型

随着山区农村功能向生产、消费、生态等复合功能转变[42,44],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也随之改变,并推动了社会空间的演化。
（1）空间的生产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的生产是伴随着新的关系形成而出现的[21,42],当社会关系具体再现于现实空间时,它们才是真实具体的,才能成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15]。社会空间的生产表现为“新意愿空间的产生+制度空间准入+物理空间的占据”。多元主体之间的意愿空间融合或重叠促使不同社会关系产生,制度空间则使单个主体受到其他主体需求的制约,保证了互动的持久性和关系空间的稳固性。被访县（区）近年出现了大量新事物,如村改居、移民搬迁、工商资本下乡和农村电商等。新事物催生了新的关系,并将关系投射到空间里,把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等隐性要素进行了物质空间的显化[9],从而完成空间的生产。在山区农村中,政府主导着发展过程,“大干快上”的特征比较明显;乡村精英和工商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是主要的推动者和实施者;受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影响,山区普通农民常无法摆脱作为权威从属者的定位,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2）空间分离
空间分离源于农村社会时间结构的分化[45],表现为“意愿空间指向的增加/变化+制度空间的分化+物理空间的明晰”。山区农村在自然节律为周期的农业背景下,各类活动以“田—宅”为中心形成了高度融合的时空耦合体。随生产力进步,生产之外的时间率先被分割成不同的功能段[46],融合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分解和分离。被访的农民中,对大多数老年农民而言,农业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土地的粘性并未减弱;对中年农民而言,“农民”身份是生产资源和权利空间的占据状态,是家庭生活的最低保障[47,48],而发展和更高的收入要求则需要通过非农业方式获取;青年则具有强烈的摆脱农村、农业、农民的渴望[49]。由此,农民又可以按从业时间特征分为全农业生产型、偏农兼工型、偏工兼农型和长期外驻务工型四种类型。农村也被纳入工业社会时间制度,不同群体的时间节奏发生了改变,如照料入学孩童的农户必须以学校作息时间安排自家的活计,在外打工的农户必须以企业作息时间为基准安排其他活动。在分工的同时,生产、生活等差异化的空间形成了。此外,空间所承载的活动类型与强度日益清晰,如秦岭核心保护区、一般保护区的划定设定了空间中所能从事的活动,又使原本重叠的活动与空间分离。
（3）空间转移
社会空间转移是在空间分离的前提下社会空间跟随物理空间转移的过程,表现为“制度空间屏障的减弱（或促进）+意愿空间的改变+物理空间的转移”。制度屏障的削弱促进了主体的转移,并且通过投资、工作、生活和社会互动的区位调整直接反映于物理空间转移之上。由于农民的福祉和权利不再完全依赖土地,话语权更多体现为侍弄土地之外的本事。以普通农民为例,在三个县（区）调查中了解到一般农户中至少有一个长期在外打工的成员,农村年轻人中50%以上没有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80%以上长期在城市生活,他们从时空上移出了农村,成为“市民化”的一部分[5];整户迁移率约达30%,村中留守群体从“38、61、99”转变为老年人为主。留下的农民中也有约70%以上的壮年劳动力从事兼业,其职业活动空间和时间节点与农村中的亲人、乡邻出现偏离与错位。转移使社会关系在空间中的重叠程度不断降低,原有社会联系通道断裂,族群、邻里关系变得松散,个体与地方的联系大大削弱[50]。
（4）空间扩展
社会空间的扩展是社会关系的拓展和物理空间的扩大,体现为“制度空间保障+意愿空间的扩张+物理空间扩展”。山区农村得益于民生保障制度的完善、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主体的“活动范围”和“关系网络”不断拓展[6],扩大了其社会活动的边界。扩展过程在乡村精英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乡村精英与政府、外部工商资本有广泛联系,其活动范围远远超过了传统农村、农业空间的范围,同时内向延伸,以共同的生活、生产空间为基础,接驳其他农户,从而具备了“连接器”作用。如商州区麻街镇核桃加工商A,组织了近百个留守村民为“三只松鼠”等品牌加工核桃仁,年利润超过1千多万元,就经历了从“种”到“卖”再到“加工”的转变,其活动空间也从田间地头到当地农贸市场再到全国市场。另外,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的年轻人（超过80%）缺乏对农民身份的认同,甚至认为“农民”是落后的代名词[49],他们具有强烈向上流动的渴望,并不断通过转变职业、拓展活动范围与扩大关系网络谋求更多的社会资本以脱离农民身份[49,51],是构成山区农村社会空间扩张过程的主体。
（5）空间压缩
新时代不仅带来了更便捷的交流方式与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同样带来了隔离与孤立。当出现“意愿—行动空间缩减/制度空间阻碍/物理空间缩小”时,社会空间呈现被压缩的状态。其原因一方面源于存在的技术鸿沟。被技术门槛隔离在外的人逐渐失去与他人交流的机会与能力,其社会活动实际上被极大地压缩了;另一方面则源于互动对象的减少。社会生活既是形成空间的,也是附随空间的[14]。由于空心化,成员的社会空间外移,留守的农民的社会活动被迫减少,社会生活的内容、社会空间的形式和范围都在不断被压缩。制度的屏障也并未完全消除,农民的权力、保障和基本社会关系仍留在农村,况且“长安居大不易”,在外受挫或失败之后退回农村也是应对变动的有效手段[26],主体的社会活动空间也随之缩小。
（6）空间消亡
当塑造社会空间的主体消失或社会空间的组成消失时则会引起社会空间的消亡。农村社会空间的消亡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在农村“空心化”影响下,部分传统事物达不到门槛人口要求而消失,如调研三县中近60%的小型集市、80%的乡村教学点、60%小商店等逐渐消失。第二种,“集体”的消失。农村中集体组织发挥着公共空间的功能[51],但随农村社会空间的分解和转移,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淡化,合作意识与集体行动能力逐渐弱化[51],农户陷入到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之中[52],“集体”逐渐消解。三个县在2017—2019年间新成立了大量的专业合作社,约占全部合作社的37%,但入社的主要是贫困户,且新合作社中仅有不足20%的实际运营;入社农户中以资金入股形式参与的占到总数的92.5%,新合作社并未根本改变“集体”消失的状况。第三种,村落的消失。调查中发现部分偏远山区自然村因空心化、老龄化、搬迁以及村庄合并而凋零,城市边缘区的村庄被快速扩张的城市所吸纳而产生“村落终结”[52]。村落的消失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变迁过程,其中充满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利益重组,其中的农村社会空间向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非同步性”[52],致使农民再组织化进程遭到阻滞,步入“出不去、回不来”的尴尬境地。

3 结论与讨论

山区农村社会空间是在乡村地域分异和地域系统要素的综合影响下,由物质空间和社会关系形成的复合系统[27]。秦岭山区农村的社会空间演化过程更是在东西部差异、城乡差异、特困地区开发与生态保护前沿等多重因素叠加的背景之下形成的历史—自然综合过程,也是人地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统一。社会空间的演化是对迅速变化过程的响应,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乡村精英为纽带,外来工商资本为促进因素,普通农民为基础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格局;也是空间内生机制的体现,呈现出以物理空间为基础,意愿—行动空间为实践,制度空间为规范框架的统一的社会空间;还是对变化的反作用,形成了生产、分离、转移、扩张、压缩、消亡等演化过程,并可以影响地区社会、经济和地理空间变化过程。由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基本符合前文的两条理论假设。
在当前乡村振兴语境之下,农村发展变革已进入加速阶段,必须认识到：山区社会空间演化是山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农民为追求更好生活的主观需求结合的必然产物;其总趋势是在向着开放与多元化发展,原子化、离散化同样折射出生产能力增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理念在农村中的推行;山区农村每个主体都有着自己的社会空间诉求,政府要求稳固、可控,精英要求有上通、下联的拓展空间和通道,外部工商资本要求可持续的利益联结与稳定的拓展空间,普通农民希求在获得更好的民生保障的同时具有更高层次的发展空间。因此,重视空间在塑造社会过程中的作用,将社会空间结构分析用于空间规划,构建根植于农村的、具有拓展特征的社会空间,减少农民、农村社会资本的折损,是来自乡村内外的共同期望与要求,这也是未来乡村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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