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

2021 , Vol. 36 >Issue 9: 2405 - 2423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10917

Mechanism and Safeguard System for Territorial Space Security

Construction of index system of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for emergency security of territorial space:To deal with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s an example

  • HUANG Ying ,
  • XU Wang-tu ,
  • HUANG Kai-di
Expand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7-03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1-03-13

  Online published: 2021-11-28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Fold

Abstract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response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indicators and management system.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esponse and inadequacy of the existing control management to territorial space emergency safety and security, this study proposed the "prevention + emergency" regulatory planning management path and constructed the index implementation system. "Prevention" refers to the shaping of the spatial environment to improve urban resilience and enhance the city's ability to resist the risk of uncertainty. The main methods of "prevention" are: (1)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healthy city into the index system of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2) Reducing the management scale of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units to form a spatial transmission system from the zone unit to the block unit. "Emergency" i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city's life system in the event of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through control and regulation management, and to meet the need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by guiding the compatibility of part of the land and the layout of emergency facilities, access and space through control and regulation.

Key words：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emergency safety;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urban life system; indicator system

Cite this article

HUANG Ying , XU Wang-tu , HUANG Kai-di . Construction of index system of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for emergency security of territorial space:To deal with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 36(9) : 2405 -2423 . DOI: 10.31497/zrzyxb.20210917

长期以来,城市规划编制强调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实施过程往往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自然资源日渐匮乏,生态保护形势严峻,人与自然、人与生态成为国土空间发展中的突出问题[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提出“到2035年,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基本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安全和谐、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的国土空间规划目标。然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疫情）的爆发,凸显出现有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在人居生活环境品质的保障、规划传导和衔接与城市应急治理能力等方面的短板。首先,在强调经济建设的时代,“水泥森林”占据了城市的主要空间,人居生活环境品质无法得到保障,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其次,总体规划、各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之间的传导和衔接不足,导致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和空间布局的不均衡,降低了城市在应对公共卫生风险以及其他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时的响应能力。最后,城市各生命线系统的应急能力有待提高,生活物资、应急物资、医疗设施在疫情爆发初期都出现了供应不足的情况,无法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应急医疗救助需求。在全域全要素统筹规划的大背景下,促使自然资源及规划领域从业者不得不思考,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除了需要树立生态底线思维,是否还需要树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极限思维[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从爆发至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对其发生原因仍未查明且众说纷纭。不可置疑地是,疫情的爆发已经对经济金融、社会文化、生活就业等多方面造成了巨大影响,引发众多学者从自身专业角度分析疫情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应对对策。城市空间环境对人类健康具有潜在双重影响（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3],因此,从城市空间角度思考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重要的意义。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规”）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城市的开发和建设具有直接的传导管控作用。此外,控规也是长时间以来政府部门进行城市空间管理的法定依据。控规的规划及管理成果关系着城市空间环境的建设,因此,从国土空间角度思考疫情防控的有效措施,需要从控规层面进行规划和落实。

1 城市空间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影响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尽管医疗技术的发展为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一定的保障,但许多新型的病毒和传染病仍然威胁着人类的生命[4]。物质环境是人类生活的空间载体,城市空间环境与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紧密相关。

1.1 城市空间与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健康”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初衷[5]。从古至今,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重大卫生事件总会引起城市规划对公共环境和公共设施配置的反思。早在南宋时期,政府官员为了解决波及全国的瘟疫,设立清除违章建筑、河渠疏浚、垃圾清理、水源保护等与物质环境建设相关的制度来加强城市防疫[6]。19世纪工业革命的成功,带来了城市人口和经济的飞速增长,但同时也严重破坏了城市环境,导致重大传染疾病的蔓延。1831—1832年霍乱在英国爆发,“瘴气说”的支持者查德威克认为是空间环境的不足导致了公共健康问题。其主持制定的《公共卫生法》,通过对给排水、垃圾处理、公共空间设置、公共设施配置、街道环境和建筑形态等方面的规定,提升了城市建设环境,这项法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公共健康问题[7]。世界卫生组织在1986年提出了“健康城市项目”,希望通过城市规划来改善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8]。2003年在经历了非典型性肺炎事件后,规划学者提出了优化城市规模、增加人均绿地、控制人口密度等策略,从城市规划的层面降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的风险[9]。当下,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城市变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网络[10]。人口的快速流动导致疾病能够快速蔓延到世界各地,这也为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2 城市空间影响公共卫生与公共健康的途径

城市空间对公共卫生与公共健康的影响主要来源于自然环境与人工建成环境。自然环境如地形、气候和水资源等,都与人的健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人工建成环境是城市居民主要活动、聚集和生活的空间,其中城市的土地使用、空间形态、道路交通以及公园绿地等公共开放空间对公共卫生和健康有较大的影响[12]。
首先,土地使用的开发强度、功能混合度与使用类型是影响公共卫生安全的主要因素。土地使用开发强度及其功能的混合程度有利于缩短居民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距离,减少交通出行所产生的碳排放,并且能够引导居民通过慢行交通来增加体能锻炼的机会。土地使用类型决定其对公共卫生与公共健康的影响。例如,工业用地存在着较大的环境污染,工业生产排放物可能导致用地影响范围内空气中固体颗粒物的增加或对水体造成污染。
城市空间形态与城市通风环境紧密相关。建筑密度越高、容积率越大的区域其通风条件越差,不利于病毒或污染物的消散[13]。城市道路以及公共空间顺应城市主导风向,构成城市通风廊道,能够促进风渗透进城市的每个角落,并且有利于调节城市的微气候,改善城市中心的热岛效应。
道路交通在不同的层次上影响着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慢行交通对于人的健康有积极作用,步行和骑行作为有氧运动,能够有效地降低居民患上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以私家车为代表的机动车出行,会产生较大的空气污染[14]。已有研究证明,高交通流量的区域居民患有哮喘和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的风险更高[12]。
公园绿地和开放空间是城市居民日常休闲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构成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节点。一方面,公园绿地有利于吸收空气中存在的污染物,改善城市空气质量[15]。另一方面,公园绿地及开放空间在城市中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提高居民外出活动锻炼的频率,从而促进公共健康的实现[16]。
可见,城市空间中,通过人为活动和经营（如土地利用、交通运营、种植绿化）影响周边环境,进而对城市居民健康产生良性/破坏的影响。城市空间开发造成的环境变化是公共健康性质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2 面向公共卫生安全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2.1 现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在应对公共卫生安全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足

国土空间规划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现行的国土空间规划纵向上由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和乡镇级这五个层级构成,横向上由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这三类规划构成[17]。国土空间规划是对“三生空间”的开发和保护进行统筹安排,因此,在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8]。
现行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虽然包含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规划,但空间规划更加关注空间资源的经济效益。“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未能够与公共卫生体系有效衔接。以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为例,在总体规划层面,虽然目前许多城市的总体规划目标中提到了构建“健康城市”和“生态城市”,但是由于城市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详细规划之间的传导和衔接问题,还并未能有效地将这些愿景落实到具体空间单元上。
在专项规划层面,涉及到公共卫生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内容主要分散在《医疗卫生专项规划》《交通设施专项规划》《绿地系统专项规划》和《防灾减灾专项规划》中。其中,《防灾减灾专项规划》侧重于针对防范自然灾害（如洪水、台风和地震）所造成的公共安全威胁,缺少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响应和应急规划。《绿地系统专项规划》中缺乏考虑城市主导风向、城市迎风面以及城市通风廊道建设等内容。《医疗卫生专项规划》和《交通设施专项规划》则侧重于常态下的公共卫生设施布局和交通设施布局等,而并未提出在突发公共事件下的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和交通生命线的规划。另外,《医疗设施专项规划》也缺乏对基层医疗设施布局的指导。这就导致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医疗资源紧张,基层医疗卫生系统薄弱,以及由于“封城”和“封路”等交通管制下,基础物资和医疗物资无法及时供应等情况。
控规的实施与管理关系到地块空间的开发建设行为、相关主体的利益关系与空间之间的相互协调,是国土空间从规划到落地的重要行使依据。但是,对于防灾减灾内容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总体规划阶段,尚未在控规层面明确提出承接上位规划防灾工程的建设要求,在疫情突发时无法满足居民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其次,以千人指标作为基础设施的配置标准,难以保证不同人群获得医疗服务的公平性。最后,控规的管理单元边界与社区边界无法吻合,难以满足基层社区治理的条件[19]。

2.2 不同规划层次空间对应的公共卫生联防联控要求

21世纪以来,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持续上升[20]。十年内共有六次疫情被认定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随着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推动,人的高频流动范围从城市的内部扩散到了城市群、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这也导致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无法依赖某一个城市本身进行应急防控。并且,具体到某一个城市来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却是小概率事件。城市为应对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准备充足的软、硬件设施并一直维护,既不经济也无法持续[21]。这就要求要将“平战结合”的思想融入到规划的编制,建立“国家—区域—省域—市域”的联防联控体系。同时,在“健康中国”和“健康城市”的理念指导下,构建多层次医疗卫生设施的供给和公共卫生环境治理体系,在常态下保障居民的需求和公共健康,在紧急状态时为疫情防控提供卫生安全保障,遏制疫情扩散。
在国家层面,需要提出全国国土空间综合防灾网络的空间布局,制定城市群公共卫生风险应对的策略（如医疗资源的跨区调配支援制度和重要物资运输的通道）,并结合医疗卫生体系对重大公共卫生设施进行部署。城市群是经济和资源的共同体,应当在区域层面进行公共卫生体系的部署和调控,从而实现区域内多中心和网络化的联防联控体系,加强城市之间的相互支撑。将公共卫生安全融入城市群的发展规划中,明确对区域内部公共卫生安全保障的要求以及区域层面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措施,协调城市群内医疗卫生设施资源的分配和布局。在省域层面通过相关专项规划建立多层次的综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并与总体规划衔接,明确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医疗设施的基本空间布局,指导下级国土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的编制。在编制省域层面的专项规划和总体规划时应当结合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措施,对物资运输通道进行定线,同时提出“战时”医疗卫生设施布局及资源调配预案。在市县级层面应当细化公共卫生设施的空间布局,并在相关专项规划和总体规划中加入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并传导给详细规划或村庄规划,从而指导社区、街道和乡镇的公共卫生治理以及在突发事件下做出应对（图1）。
图1 针对不同规划层次提出的公共卫生联防联控要求

Fig. 1 Public health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quirements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spatial planning

2.3 基于健康与韧性的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和应急体系

如果规划层级之间缺乏关于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内容的传导,城市防控将尤其被动。因此,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和落实应当响应公共卫生安全需求（图2）,建立一个保障公共健康并具有韧性的公共卫生风险传导管控体系显得尤为必要（图3）。
图2 市域层面公共卫生风险的响应过程

Fig. 2 Public health risk management system at the municipal level

图3 市域层面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之间的传导管控

Fig. 3 Conduction control of master planning, special planning and detailed planning at the municipal level

以呼吸道传染病的防疫为例,在编制总体规划前增加对城市空间的暴露风险评价。暴露风险评价是根据污染物和人体暴露行为来评估城市环境的风险等级。根据不同的风险等级,在总体规划和各专项规划中提出差异化的管控要求和指标。在总体规划层面,应当提出建筑密度、容积率和公共开放绿地面积等指标的管控要求,以及应急医疗产业的空间布局,保障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能够及时响应[22],还应当确定战略留白用地的部署。战略留白用地一方面能够保障城市保有更多的蓝绿空间,另一方面也能为城市的长远发展和应对突发事件提供应急设施的选址空间。在专项规划层面,尤其是交通、防灾减灾、医疗设施、市政设施等与公共卫生安全密切相关的专项规划应当做好应急预案。如在《防灾减灾专项规划》中,应当增加公共卫生防疫内容,提前设置应急响应预案,并提出各级应急设施的配置和空间布局,以及隔离病人输送和应急物资供给的专用通道等。《医疗设施专项规划》则应当根据医疗设施体系和不同区域的风险等级,对医疗设施进行分级分类合理布局,形成“市级—区级—社区级”的医疗服务体系,并在高风险区域合理配置传染病医院、疾控中心、社区防疫站等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详细规划也应当根据不同风险区域的特点,以及响应总体规划的要求,落实强制性指标并结合专项规划,对疫情发生时的应急设施和应急通道的布局提出定性、定线和定量安排。其次,通过控规将管控要求和指标传导到空间单元上,提高土地使用兼容性,严格控制战略留白用地的使用。
当疫情发生时,《防灾减灾专项规划》是首位,控规应当结合“战时”的土地管控要求,对符合应急保障要求的用地做出土地使用兼容性引导,保障应急设施落地和部分应急场所的用地性质转换。如武汉在疫情爆发后将体育馆、会展中心和运动中心转换为“方舱医院”,有效缓解了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社区层面也应当根据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管理预案做出响应,形成疫情控制的第一道防线。最后,应当积极使用评估工具,如健康影响评估、热岛效应评价和城市通风环境评价等,就城市建设项目、政策、规划对特定人群潜在的健康影响进行评估,在常态下保障公共环境健康。
在此次疫情中,一些特大型城市的抗疫措施为其他城市提供了经验。《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除了明确生态空间和潜力发展区域的战略留白以外,还为重大事件用地预留了战略空间。另外,上海在经历了甲肝大流行和SARS疫情后,建立了完备的多层次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培养家庭医生,加强社区的基层治疗能力,并且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制定应急预案,这些都为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应急物资的提供、医护人员的调动与分级诊疗服务的供给提供了强大的保障[23]。

3 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对公共卫生及突发公共事件的反思

自2018年机构改革后,规划体系产生了变化,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在指导思想、规划方法和管理模式等方面,均不同于以往的城乡规划体系。《若干意见》中提出“在市县及以下编制详细规划”,并指出详细规划“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同时,《若干意见》也明确要求,“相关专项规划要相互协同,并与详细规划做好衔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控规是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为落实总体规划要求进行规划许可、实施城乡管理的依据。也就是说,控规是落实总规目标,直接指导和控制城市规划管理的重要工具[24]。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不仅要传导总规的规划目标,也需要衔接专项规划,从而实现对空间资源的有效管控。一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九条“城乡规划应当符合预防、处置突发事件的需要,统筹安排应对突发事件所必需的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合理确定应急避难场所”的要求,控规需要与防灾减灾专项规划进行衔接,才能直接促进规划的实施,真正发挥应急防控作用。另一方面,控规需要与《医疗卫生专项规划》《交通设施专项规划》《绿地系统专项规划》和《市政设施专项规划》等专项规划相互衔接,在常态下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3.1 控规的管控内容缺乏与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关联

现行控规正是通过对城市空间环境的引导和控制来塑造城市建成环境,主要体现在控制和引导土地使用、公共服务及市政设施配套、建筑建造和设计、居民行为活动等方面（表1）。从现有的控规指标体系构成来看,土地使用控制、环境容量控制、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建筑建造控制、交通活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内容均与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表1 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内容

Table 1 Index content of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指标体系 控制要素 控制指标
土地使用 土地使用控制 土地使用性质
土地使用兼容性
用地边界
用地面积
环境容量控制 容积率
建筑密度
人口容量
绿地率
设施配套 公共服务设施 教育设施
文娱体育设施
医疗卫生设施
商业服务设施
行政办公设施
附属设施
市政公用设施 给排水设施
供电设施
交通设施
其他
建筑建造 建筑建造控制 建筑高度
建筑间距
建筑后退
城市设计引导 建筑风格
建筑体量
建筑色彩
绿化布置
建筑小品布置
建筑空间组合
行为活动 交通活动 交通出入口
交通组织
停车位数量
通行车辆类型
环境保护 污染物排放标准

注：资料来源于城市规划资料集—控制性详细规划。

（1）土地使用控制决定了用地性质、边界、面积,其影响城市各类用地的空间布局从而影响城市整体健康空间的分布。其中土地兼容性引导应急状态下的土地使用的功能转化,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医疗设施用地的布局与选址有着重要的作用。
（2）环境容量控制和建筑建造控制决定了土地的开发强度,通过控制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建筑间距等方面影响城市的风环境。从城市防疫角度来说,通过环境容量控制和建筑建造控制,结合城市绿地布局、交通道路组织来建设城市通风廊道能够加强城市空气流动,降低城市热岛效应,促进城市气溶胶扩散,减少病毒存活时间[25]。
（3）公共服务设施控制决定了健康资源的布局。城市健康资源的布局体现为健康设施布局和健康空间布局,是通过空间环境建设来引导居民行为活动,加强居民的体育锻炼和健康检查,从而增强城市居民身体免疫力,提高抵御病毒的能力。
（4）市政公用设施和环境保护决定了城市卫生环境的营造。合理的市政设施布局既能够保证日常生活所需,又能防止病毒、细菌的滋生。
（5）交通活动决定了居民的出行方式,并且与城市的空气质量息息相关。完善的慢行系统有利于提高居民的体能锻炼机会,促进居民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构建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和慢行系统,能够有利于减少机动车的使用频率,从而降低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
现行控规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响应,发挥的是对城市健康空间环境建设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适用于城市正常发展时期,维持城市空间环境的健康,循序渐进地提高城市健康的稳定性。但是,在全域全要素国土空间规划的背景下,控规的管控内容仍存在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不足之处。
（1）常态下,对于公共环境品质关注不足。提供健康良好的人居环境是城市规划的初心。传统的控规指标体系中较多地关注可直接产生经济利益的指标,如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或者与生态保护（如低碳城市、海绵城市等）相关的环境指标,如绿地率、污染物排放等。但是,传统的控规对于公共环境品质相关的指标的定量和定性关注较少,如公共开放空间的覆盖率、绿色建筑比例和街道的高宽比等。另一方面,传统的控规缺乏对影响公共环境品质的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规范,如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和公共开敞空间的可达性,这些与慢性病和传染病的发生都有紧密的联系。
（2）应急状态下,主要存在应急和医疗空间配置不足、社区配套服务设施不足的缺陷。首先,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多数城市的空间难以及时应对疫情防控,显露出空间资源配置在公共卫生与应急安全管理体系方面的不足。也就是,对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指标的量化和引导关注不足。例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期,为满足空间用地、设施配置等方面的现实需求,需要进行应急设施选址和医疗设施扩容。这导致土地使用方式及建筑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与控规内容存在偏差。由于其使用性质的特殊性,可不必依次按照《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中规定的修改程序对控规进行修改。但是应急用地选址以及应急医疗设施建设后,必然会对周边用地的使用产生影响,引起周边土地的控规内容调整。因此,为合理有序推进国土空间开发,在控规编制时,应当对应急设施用地选址进行科学论证和应急预案,对紧急状态下满足医疗设施扩容的用地做出规定,通过规划“留白”和制定严格的准入规则进行用地管控。
其次,社区配套服务暴露短板。在城市正常运营时期,交通工具的发展,快递、外卖的普及提高了居民生活的便利性,“衣、食、住、行”的基本问题早已解决,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不足被隐藏。而在疫情防控时期,各个社区、村委实行封闭管理,居民的出行范围被限制在社区或村子内部,在交通禁行、限行,快递停运,外卖覆盖范围缩减的情形下,“15分钟生活圈”式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形同虚设,暴露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短板。有学者指出,这是基于地理范围（“单元”和“地块”）的控规管理,无法匹配基于行政区划的社区管理,或者说正常发展时期城市管理的便利性无法匹配应急状态下居民生活的便利性[20]。

3.2 传统控规管理模式的不足

“单元控规”是近年来应对控规管理的主要工作模式。“单元控规”通过划定控制单元,在单元内实施城市开发建设的总量控制,以此为基础进行控规体系的编制[26]（图4）。“单元控规”编制管理模式的实施提高了控规的弹性管理,对于引导控规导则的相关内容,落实控规细则的具体指标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序推进了城市开发建设,提高了控规管理效率,在应对快速城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7]。
图4 武汉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内容

Fig. 4 Contents of Wuhan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目前,国内关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主要有三种模式,即分层动态编制、分层覆盖编制和不分层编制[28]。分层动态编制是将控规分为单元和地块两个空间层次,单元控规实现全覆盖,而地块控规根据开发需求动态编制。分层覆盖编制也是将控规分为单元和地块两个空间层次,地块控规在单元控规编制完成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和细化并且实现全覆盖,这样有利于单元到地块两个空间层次的传导和管控。不分层编制是在控规全覆盖的基础上根据需求动态调整和更新。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社区成为基本的防疫单元和生活单元。目前,控规以编制单元、管理单元为基本空间单元,并通过千人指标和一般规模来控制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行单元控规存在管理单元规模过大的问题,导致无法与行政管理边界重合,影响了基层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并且导致控制指标无法有效落实[29]。如武汉市控规管理单元的划分以“中央活动区约25 hm2,综合组团约50 hm2”为原则划定管理单元。其中武汉市迎鹤湖片区管理单元总用地面积85.04 hm2。配套设施在单元内进行总量控制,在城市正常发展、人口自由流动时期能够得到较高的利用率,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应急状态下,单元规模过大,削弱了配套设施的可达性,降低了居民使用设施的便利性。

4 构建满足公共健康和公共卫生保障的控规指标体系

就控规阶段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来说,需要明晰不同防治阶段对应的空间管控要求。广义的防灾阶段划分为灾害前的预防、灾害发生时的应急以及灾害后的重建三个阶段[25]。而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来说,疫情的爆发并不存在直接对城市空间的损坏与摧毁（由疫情导致的其他暴力事件除外）,因此其防灾过程可以划分为疫前预防、疫时应急、疫后提高并恢复管理。疫前预防与疫后提高并恢复管理具有前后承接的关系,比如,此次我国新冠疫情爆发的疫前预防措施,是建立在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后的防疫管理提高的基础上。因此,疫前预防、疫时应急是防疫的关键,也是控规阶段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工作重点。针对疫前预防、疫时应急两个防疫的关键阶段,本文提出“预防+应急”的工作路径,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和控规单元管理体系,从指标和空间两个方向满足公共卫生安全的需求,支撑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有效落实（图5）。
图5 响应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体系

Fig. 5 A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system that responds to public health and public health

4.1 “整体编制单元——基本管理单元——地块实施单元”的控规指标传导体系

单元管控以开发强度控制和配套设施控制为任务核心,主张在单元内实施城市开发建设的总量控制。为满足控规对土地的有效管控和居民的日常需求,并且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在控规管理单元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基本管理范围,构建由“整体编制单元—基本管理单元—地块实施单元”构成的三个层次的控规指标实施体系,加强控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表2）。
表2 分层分级的控规指标实施体系

Table 2 Hierarchical indicators system of implementation of regulatory planning

控规单元层次 控制指标和内容 响应公共卫生需求
整体编制单元 使用功能控制
“五线”控制
公共服务设施控制
道路交通设施控制
市政公用设施控制
人口容量控制
整体开发强度控制
环境保护控制
生物多样性控制
城市设计指引
划分基本管理单元		 饮用水源地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交通预留通道
医疗预留设施
基本管理单元 主导用地性质
“五线”规模、定位落实
公共服务设施规模、数量、布局、边界
道路交通设施规模、数量、布局、边界
市政公用设施规模、数量、布局、边界
人口密度分区
绿地面积
建设面积
平均容积率
划分地块实施单元		 防灾公园数量
应急避险空间分布
应急防灾设施布局
公共卫生设施分布（公共厕所、垃圾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场和污水、雨水排放处理系统等）
地块实施单元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用地兼容性
设施使用功能兼容性
容积率
绿地率
建筑密度
建筑高度
建筑退界
停车泊位
出入口方位
地下空间开发指引
城市设计原则
配套设施项目		 基层医疗服务建设
道路出入口控制
应急物资储备设施
应急通道划定
其他应急设施布局
首先应当建立控规单元规划管理制度,协同民政部门,将街道、社区、控规地块的边界相互耦合,从而保证“平时”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和“战时”社区和街道防疫应急措施的有效执行。其次,以“单元控规”为依据,构建以社区为中心的控规基本单元（图6）,融合应急管理指标并建立由单元向地块的指标传导机制,加强指标落实,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重要管理作用。
图6 控规单元划分与应急状态下居民基本生活单元的对比示意

Fig. 6 Comparison between control planning unit division and basic living unit of residents in emergency state

“整体编制单元—基本管理单元—地块实施单元”的控规指标实施体系是建立在分层动态编制的基础上提出的。重点强化“地块实施单元”的指标落实,其指标构成在原有单元控规管理指标的基础上,细化并增添新的应急管理指标,以使控规既能够保障常态下城市发展的运行,也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更具可行性与合理性。
（1）“整体编制单元”具有规划统筹的作用,通过分解和量化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意图,形成控规的宏观控制指标,主要进行“五线”控制、各类设施控制、整体开发强度控制等。其中响应公共卫生需求的内容为：根据市政公用设施划分饮用水源地、布局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根据道路交通设施控制应急通道,依托于公共服务设施控制布局医疗预留设施等。
（2）“基本管理单元”具有规划管控的作用,落实“整体编制单元”的宏观指标,实施对规定性指标的刚性管控,如“五线”的定位、绿地面积的确定等。其中响应公共卫生需求的内容为：根据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单元内防灾公园、应急避险绿地,以及根据市政公用设施布局确定单元内防灾设施与公共卫生设施的分布。
（3）“地块实施单元”具有规划实施的作用,包括社区单元、商业地块单元、工业地块单元、混合土地单元,关系着控规指标的可行性,如建筑高度、建筑间距、容积率等。其中响应公共卫生需求的内容为：根据配套设施项目建设规划布局、基层医疗服务设施、物资发放储备设施、信息宣传发布设施以及其他应急设施,通过确定出入口方位提前制定道路出入口控制措施。
“地块实施单元”是控规指标有效落实的关键单元。其中的社区单元是常态下居民完成“衣、食、住、行”的主要单元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疫单元。社区单元内指标及时、合理、有效地实施,能够为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便利,并且对疫情防控具有重要的作用。《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中根据居民不同生活圈范围,明确规定了相应的配套设施需求（图7）。
图7 城市居住区不同生活圈的相关配套设施

注：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内容整理。

Fig. 7 Relevant supporting facilities of different living circles in urban residential areas

在常态下,以15分钟生活圈为主,通过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为居民提供一个良好、安全、舒适的人居环境。首先,提高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可达性能够促进居民通过步行和骑行等出行方式增强免疫力。其次,绿地、活动中心、社区服务站等公共空间的配置能够加强居民的社会交往,尤其对老年人而言,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够有助于降低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概率。最后,社区级医疗设施和健康服务设施等基层医疗设施的配置能够有效分担上级医院的压力,降低人群暴露的风险,为日常情况下公共卫生安全提供保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期,考虑到传染性疾病的特殊性,应以5分钟出行圈的社区单元为主。因此,5分钟生活圈内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配置应当以居民生活的刚性需求为导向（如诊所、绿地、开放空间和便利店等）。同时,配置一定的应急空间或应急设施,可在非应急状态下转换使用功能,创造经济社会效益,在应急状态下,发挥公共服务设施的作用。

4.2 “健康城市”理念指导下的控规指标体系

4.2.1 “健康城市”理念及指标体系
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在“健康多伦多2000”的基础上,提出了“健康城市”的概念。“健康城市”的具体定义是“一个健康城市应该是由健康的人群、健康的环境和健康的社会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应该能不断地改善环境、扩大社区资源,使城市居民能相互支持,以发挥最大的潜能”。随后世界各国提出了不同层次的健康空间和场所。
城市公共卫生环境质量的提高依赖于城市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建设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将健康理念融入城乡规划、建设、治理的全过程。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18版）》,从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服务、健康人群、健康文化五个方面构建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表3）。
表3 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3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ealthy city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健康环境 空气质量 （1）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2）重度以上污染数
水质 （3）生活饮用水水质达标率
（4）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率
垃圾废物处理 （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其他相关环境 （6）公共厕所设置密度
（7）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
（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9）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10）国家卫生县城（乡镇）占比
健康社会 社会保障 （11）基本医保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
健身活动 （12）城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13）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比例
职业安全 （14）职业健康检查覆盖率
食品安全 （15）食品抽样检验3批次/千人
文化教育 （16）学生体质监测优良率
养老 （17）每千名老年人口拥有养老床位数
健康细胞工程 （18）健康社区覆盖率
（19）健康学校覆盖率
（20）健康企业覆盖率
健康服务 精神卫生管理 （21）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
妇幼卫生服务 （22）儿童健康管理率
（23）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卫生资源 （24）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
（25）每万人口拥有公共卫生人员数
（26）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27）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
（28）卫生健康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健康人群
健康人群 健康水平 （29）人均预期寿命
（30）婴儿死亡率
（3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32）孕产妇死亡率
（33）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
传染病 （34）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慢性病 （35）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36）18~50岁人群高血压患病率
（37）肿瘤年龄标化发病率变化幅度
健康文化 健康素养 （38）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健康行为 （39）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
（40）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
健康氛围 （41）媒体健康科普水平
（42）注册志愿者比例

注：资料来源于《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18版）》。

健康的城市空间环境是实现健康城市的物质支撑。但是,以城市为单元的“健康城市”指标体系仍具有以下问题。
（1）缺乏向下级空间单元传导的协调机制。以北京和上海的规划为例,健康城市运动主要以城市政府为主体,却没有将目标逐级分解细化到社区治理层面。因此,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开放空间的配置出现空间分布不均、难以匹配人群需求的情况。在应对突发卫生事件时,社区层面作为第一道防线与城市防疫战线脱节,缺乏系统的应对机制。
（2）缺乏“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底线思维。“健康城市”的指标体系致力于对公共卫生环境和建成环境的改造,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为目标。但却忽略了对基本健康和基本生活需求的公共卫生环境和建成环境提出要求。这就导致当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需要封闭和隔离社区单元时,出现社区内部无法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物资供给不到位等情况。
（3）“健康城市”的指标难以落实到空间尺度。空间规划通过对空间单元的具体设计以及指标控制来实现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对人工建成环境的开发利用。但是,万人指标、人均面积、覆盖率等指标缺乏空间属性,难以指导健康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
4.2.2 以“预防+应急”为补充的控规指标体系
控规通过干预城市空间的塑造,促进城市建成环境的建设,以引导居民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的行为活动。为提高城市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应急”能力,新型控规指标体系需要基于底线思维,保证疫情发生时的基本城市生命系统的运转。同时,也要基于“健康城市”的发展目标,消除存在致病风险的空间要素,增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空间要素,将健康城市指标融入控规指标管理中（图8）。
图8 基于“健康城市”理念的控规指标体系构建路径

Fig. 8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a regulatory planning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ealthy city"

在常态下,健康的城市空间环境是实现健康城市的物质支撑,因此健康城市指标与控规相衔接,重点是营造健康环境和提供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和健康服务为健康人群、健康社会和健康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最终共同构成了健康城市。在控规的控制内容中,设施配置和行为引导通过控制交通、应急、市政和公共服务设施等要素为居民提供健康服务。例如,文娱体育设施的配置指标,除了以人口规模为衡量标准,考虑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之外,其配置应当以提高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为目标,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娱体育设施的布局,引导居民进行体育锻炼。又如,医疗卫生设施的配置更重要的是医护人员、医疗技术的配置,控规在进行医疗卫生设施的空间配置时,应综合考虑其床位数、医护人员数量等内在指标。另外,不能简单地根据千人指标决定医院的建设等级及其服务半径,还应当考虑覆盖范围内的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等因素。建筑建造和土地使用则是通过对土地使用、环境容量、建筑和城市设计等要素的控制来营造健康环境。例如,根据不同的传染病风险分区对该区域内的土地使用性质做出相应的规范和控制,从而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保证环境质量。另外,如前文所述,对于风险等级高的区域,在控规中可以通过控制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和公共开放空间覆盖率等指标的控制来保障通风环境,从而为居民提供一个健康的人居环境。
应急状态下,首要的是保障城市生命系统的有效运行。应急设施的科学、合理布局是提高应急管理有效性的关键[30]。维持城市生命系统的本质是保护人的生命系统。就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言,可以分为医疗救助生命系统和基本生活保障系统,分别服务于医护人员与患者、健康居民（图9）。医疗救助生命系统体现出对医疗空间的迫切需求,主要表现为卫生隔离用地、医疗设施建设、医疗物资运输、临时性附属配套设施等方面。基本生活保障系统体现出对配套服务的巨大需求,主要表现为居民生活物资保障、社区服务、基本通行、供水供电与排污、社区应急空间储备等方面。落实到控规层面,重点是保证应急空间资源的充分配置。一方面,要求控规对于符合医疗空间需求的土地要保留一定的土地使用弹性。如针对规划留白空地、公园绿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在控规中说明应急条件下可供转换的土地使用类型,实现土地功能的快速转换,为应急医疗空间提供支撑。另一方面,要求控规对各类基本的医疗保障和生活保障用地提出强制性要求。如对医疗救援通道和应急情况下物资输送通道定线,既保障了生活物资供应,也保障了医疗救援的需求。
图9 城市生命系统运行设施与控规对应控制内容

Fig. 9 Corresponding control content of urban life system operation facilities and control regulations

在考虑了“预防”和“应急”两个状态下对控规指标的要求后,根据指标选取的“普适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最终形成了以“预防+应急”为补充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体系（表4）。首先,在土地使用方面,土地使用兼容性应当包括常态下和应急条件下可兼容及可转换的用地类型。在环境容量控制中加入了公共开放空间覆盖率指标,结合绿地率、容积率和建筑密度等,营造良好的城市通风环境。在设施配套方面,对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设施设置了污水再生利用率、环卫设施覆盖率、废弃物运输可达性指标,保障日常运营中的公共卫生环境,避免污染。另外,增加了人均疏散面积和应急救援设施覆盖率两个强制性指标,从而保证在突发公共事件时人员的疏散以及提供应急设施支持。在建筑建造方面,新增了绿色建筑比例引导性指标。绿色建筑能够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利于营造可持续的人居健康环境。在城市设计引导方面,增加了开敞空间长宽比和街道高宽比两个指标,引导形成通风、开放的建筑空间。在交通设施方面,增加了救援通道这一强制性指标,通过定线方式确定。同时,增加了公交站点覆盖率、慢行系统覆盖率、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公共空间可达性、交通站点可达性等指标,提供便捷的出行条件,鼓励居民使用公共交通和慢行系统,并且为打造15分钟生活圈奠定基础。
表4 以“预防+应急”为补充的控规指标体系

Table 4 A regulatory planning index system supplemented by "prevention + emergency"

指标体系 控制要素 控制指标 指标类型
强制性 引导性
土地使用 土地使用控制 土地使用性质 √
土地使用兼容性*** √
用地边界 √
用地面积 √
环境容量控制 容积率 √
建筑密度 √
人口容量 √
绿地率 √
公共开放空间覆盖率*** √
设施配套 市政服务设施 污水再生利用率*** √
环卫设施覆盖率*** √
废弃物运输可达性*** √
人均疏散面积*** √
应急救援设施覆盖率*** √
建筑建造 建筑建造控制 建筑高度 √
建筑间距 √
建筑后退 √
绿色建筑比例*** √
城市设计引导 建筑形式 √
建筑体量 √
建筑色彩 √
绿化布置 √
建筑小品布置 √
建筑空间组合 √
开敞空间长宽比*** √
街道高宽比*** √
行为活动 交通设施 路网密度 √
交通出入口 √
停车位数量 √
救援通道*** √
通行车辆类型 √
交通出行 公交站点覆盖率*** √
慢行系统覆盖率*** √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 √
公共空间可达性*** √
交通站点可达性*** √
环境保护 污染物允许排放标准 √

注：***内容为新增控规指标。

5 结论与展望

新冠肺炎的爆发和扩散对全国乃至全球造成了重大影响。疫情的防控需要医疗技术的研究和政策法律的管控,同样离不开空间载体的支持。一直以来,城市规划都以确定的目标为发展方向,或为既有的城市问题提出改善对策,而缺乏对不确定性因素和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考虑。
控规是直接控制和引导城市开发建设的依据,对城市空间环境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控规管理的变革既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要求,也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现实需要。为满足控规进行必要性改革的要求,以及解决控规在应对极限应急安全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控规指标体系的设置还需要考虑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的“平战结合”。实行“预防”提高城市韧性与“应急”保障城市生命系统的控规管理工作路径。
人口的高密度、人口的流动性加剧了疫情扩散的风险。但人口的集聚与流动是城镇化发展的正常现象。人口集聚与经济效益集聚相互影响,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依赖于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为降低疾病传染风险,提出通过控制城市规模、控制建筑密度等措施来降低人口密度显然不符合经济学规律,也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此,应对疫情防控不仅依靠控制城市规模和控制建筑密度,还需要扩大就业机会的分布,同时促进居住地和就业地的融合。总之,未来控规的管理还需要深入思考,如何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土地利用方式的控制来平衡就业分布,解决职住平衡问题。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沈镭, 张红丽, 钟帅, 等. 新时代下中国自然资源安全的战略思考. 自然资源学报, 2018, 33(5):721-734.

[ SHEN L, ZHANG H L, ZHONG S, et al.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secur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8, 33(5):721-734.]

[2]
谭纵波.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引发的国土空间规划思考. 中国土地, 2020, 410(3):8-12.

[ TAN Z B. Reflections o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triggered by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China land, 2020, 410(3):8-12.]

[3]
GILES-CORTI B, VERNEZ-MOUDON A, REIS R, et al. City planning and population health: A global challenge. Lancet, 2016, 388(10062):2912-2924.

DOI

[4]
傅华, 李洋, 郑频频, 等. 第三次公共卫生革命的提出与健康城市建设. 环境与职业医学, 2007, 104(3):353-356.

[ FU H, LI Y, ZHENG P P, et al.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ird public health revolu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it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 2007, 104(3):353-356.]

[5]
李志明, 张艺. 城市规划与公共健康: 历史、理论与实践. 规划师, 2015, 31(6):5-11, 28.

[ LI Z M, ZHANG Y. Urban planning and public health: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Planners, 2015, 31(6):5-11, 28.]

[6]
韩毅. 南宋初年瘟疫的流行与防治措施.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9):1-15.

[ HAN Y. Prevalence and prevention of plague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Jinan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42(9):1-15.]

[7]
梁鸿, 曲大维, 许非. 健康城市及其发展: 社会宏观解析. 社会科学, 2003, 0(11):70-76.

[ LIANG H, QU D W, XU F. Healthy citi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A social macro-analysi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03, 0(11):70-76.]

[8]
任永成, 郭倓, 庄润森, 等. 健康城市的哲学思考. 医学与哲学A, 2014, 35(7):58-60.

[ REN Y C, GUO T, ZHUANG R S, et al.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healthy cities. Medicine Philosophy, 2014, 35(7):58-60.]

[9]
李秉毅, 张琳. SARS爆发对我国城市规划的启示. 城市规划, 2003, 27(7):71-72.

[ LI B Y, ZHANG L. Implications of the SARS outbreak for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3, 27(7):71-72.]

[10]
玄泽亮, 傅华. 城市化与健康城市. 中国公共卫生, 2003, 19(2):112-114.

[ XUAN Z L, FU H. Urbanization and healthy cities. Chines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3, 19(2):112-114.]

[11]
李巍, 杨承兴, 王录仓, 等. 魅力国土空间: 重塑区域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策略.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3):501-512.

[ LI W, YANG C X, WANG L C, et al. National attractive territorial area: A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y reshaping regional pattern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3):501-512.]

[12]
王兰, 廖舒文, 赵晓菁. 健康城市规划路径与要素辨析. 国际城市规划, 2016, 31(4):4-9.

[ WANG L, LIAO S W, ZHAO X J. Exploration of approaches and factors of healthy city planning.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6, 31(4):4-9.]

[13]
石邢. 城市形态、城市通风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气溶胶传播: 应对2020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发事件笔谈会. 城市规划, 2020-02-1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378.TU.20200211.1756.006.html.

[ SHI X. Urban form, urban ventilation and aerosol transmission of novel coronavirus: A pen workshop on response to the contingency of COVID-19. City Planning Review,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378.TU.20200211.1756.006.html.]

[14]
杨涛, 周伟丹. 支路网:健康城市道路体系建设的关键. 规划师, 2009, 25(6):11-15.

[ YANG T, ZHOU W D. Local street systems: The key to a healthy urban road hierarchy. Planners, 2009, 25(6):11-15.]

[15]
张云路, 李雄. 基于城市绿地系统空间布局优化的城市通风廊道规划探索: 以晋中市为例. 城市发展研究, 2017, 24(5):35-41.

[ ZHANG Y L, LI X. Study on urban ventilation channels planning based on optimization of the spatial layout in urban green space: A case study of Jinzhong.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7, 24(5):35-41.]

[16]
李翅. 健康与韧性理念下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空间规划策略. 风景园林, 2020, 27(8):114-119.

[ LI C.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 under the concepts of health and resilienc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0, 27(8):114-119.]

[17]
张洪巧, 何子张, 朱查松. 基于空间治理的国土空间规划强制性内容思考: 从城市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实效谈起. 规划师, 2019, 35(13):21-27.

[ ZHANG H Q, HE Z Z, ZHU C S. A reflection on the mandatory conten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Discussion on the efficacy of the mandatory content of urban master plan. Planners, 2019, 35(13):21-27.]

[18]
赵坤, 许景权, 沈迟. 基于人类行为视角的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控措施编制思路探究.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10):2234-2243.

[ ZHAO K, XU J Q, SHEN C. Research on the compiling thinking of city and county territorial spatial master planning regulatio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behavior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10):2234-2243.]

[19]
石义, 吕维娟. 基于公共卫生安全的国土空间规划再认识: 结合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际. 中国土地, 2020, 41(3):4-7.

[ SHI Y, LYU W J.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planning based on public health safety: A case study of Wuhan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hina Land, 2020, 41(3):4-7.]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2019-07-24. http://www.mod.gov.cn/topnews/2019-07/24/content_4846387.htm.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hite Paper on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the New Era, 2019-07-24. http://www.mod.gov.cn/topnews/2019-07/24/content_4846387.htm.]

[21]
赵燕菁. 城市规划能从武汉疫情危机中学到什么. 微信公众号: 华南城市研究会, 2020-02-15.

[ ZHAO Y J. What can city planning learn from the Wuhan epidemic crisis?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Southern China City Research Association, 2020-02-15.]

[22]
迟妍妍, 张惠远, 饶胜, 等. 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对特征大气污染物扩散的影响. 生态环境学报, 2013, 22(10):1682-1687.

[ CHI Y Y, ZHANG H Y, RAO S, et al. Effects of land use change on specific air pollutants dispers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3, 22(10):1682-1687.]

[23]
高和荣. 健康治理与中国分级诊疗制度. 公共管理学报, 2017, 14(2):139-159.

[ GAO H R. Health management and graded treatment system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17, 14(2):139-159.]

[24]
赵广英, 李晨.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详细规划技术改革思路. 城市规划学刊, 2019, 251(4):37-46.

[ ZHAO G Y, LI C. Thoughts on the reform of detailed planning within the territory development planning system.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9, 251(4):37-46.]

[25]
岳文泽, 刘学. 基于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热岛效应评价. 应用生态学报, 2016, 27(11):3631-3640.

[ YUE W Z, LIU X. Assessment on heat island effect based on urban regulatory planning.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16, 27(11):3631-3640.]

[26]
刘慧军, 张磊, 季贤昌, 等. 控规“控制单元”视角下的规划设计条件编制探讨. 规划师, 2012, 28(11):71-74, 78.

[ LIU H J, ZHANG L, JI X C, et al. 'Control unit' based regulatory planning provisions compilation study. Planners, 2012, 28(11):71-74, 78.]

[27]
杨俊宴, 史北祥, 史宜, 等. 高密度城市的多尺度空间防疫体系建构思考. 城市规划, 2020, 44(3):17-24.

[ YANG J Y, SHI B X, SHI Y, et al. Construction of a multi-scale spatial epidemic prevention system in high-density cities.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0, 44(3):17-24.]

[28]
张建荣, 翟翎. 探索“分层、分类、分级”的控规制度改革与创新: 以广东省控规改革试点佛山市为例. 城市规划学刊, 2018, 243(3):71-76.

[ ZHANG J R, ZHAI L.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layered, classified and hierarchical regulatory plan system: The case study of Foshan pilot reform.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8, 243(3):71-76.]

[29]
何子张, 刘旸. 韧性城市视角下国土空间防疫体系构建的规划策略. 北京规划建设, 2020, 191(2):15-18.

[ HE Z Z, LIU Y.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territorial spatial defense system in a resilient city perspective. Beijing Planning Review, 2020, 191(2):15-18.]

[30]
周晔, 吴凤平, 陈艳萍. 水源地突发水污染公共安全事件应急预留水量需求估测. 自然资源学报, 2013, 28(8):1426-1437.

[ ZHOU Y, WU F P, CHEN Y P. Emergency reserved water demand estimation for public events of accidental water source pollu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3, 28(8):1426-1437.]

Options
Outlin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