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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36 >Issue 7: 1631 - 1646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10701

Special Feature 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Resources of China"

Construction path and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Yan'an urban residents' red memory

  • BAI Kai , 1, 2, 3 ,
  • KANG Xiao-yuan 1 ,
  • WANG Bo-lin 1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 2. Shaanxi Tourism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Laboratory, Xi'an 710119, China
  • 3. Shaanxi Key Laboratory of Tourism Informatics, Xi'an 71011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2-18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1-05-10

  Online published: 2021-09-28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Fold

Abstract

As a typical cultural phenomenon throughout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he writing, construction, inheritance and other topics of red memory at the macro level have been widely concerned and discussed.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red memory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is relatively deficient and requires to be promoted.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Yan'an urban core area, which is rich in red resources, as a case study. With the help of generation research metho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6 local residents,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red memory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generations of Yan'an urban residents, and explores the "macro-micro" construction path and results of red mem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cro level of memory elements mining, narrative expression and resource activation construct the coding, selection and consolidation process of residents' red memory, promote the local residents to generate red memory content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finally construct the authoritative, functional and reflective red memory system of the old, middle and young generations. The results reflec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ocial forces of memory construction and the changing times in shaping the content of individual memory,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standardizing the practice of red memory and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of red memory.

Key words： red memory; memory construction;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red resources; Yan'an

Cite this article

BAI Kai , KANG Xiao-yuan , WANG Bo-lin . Construction path and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Yan'an urban residents' red memory[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 36(7) : 1631 -1646 . DOI: 10.31497/zrzyxb.20210701

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体记忆,红色记忆是一个不断延伸的历史动态结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追求独立富强、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全部社会历史实践的印象积累[1]。红色记忆印证了革命历史,彰显了红色文化的独特性和政权的合法性,对于国家认同、政党认同、文化自信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2,3,4]。
红色记忆是一种爱国主义指向的文化心智活动,是人们对中国革命行动、精神和经验等内容进行回想的能力,以是否有革命经历为标准,红色记忆主体被划分为革命亲历者和非革命亲历者两类[5]。革命亲历者往往经历过革命战争等危及生存的事件,对革命精神存有切身体悟,其红色记忆鲜活、深刻且高度一致[6]。非革命亲历者则是通过父辈、教科书和社会宣传来接受红色记忆信息,其记忆内容相对宽泛、抽象和单薄,深度感悟明显不足[7]。
作为时间和空间共同规约的产物,记忆需要循环延续的社会时间结构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空间形态来搭载传承[8]。但当前不断涌现的社会记忆忘却症候,加之代际隔离,使遗忘日趋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常态。红色记忆也不能例外,其代际差异逐渐显化,系统性消解的威胁依旧存在。为此,本文选择红色资源富集的延安城市核心区为案例地,借助世代研究法,尝试分析延安红色记忆的建构路径及结果,挖掘延安城市居民红色记忆的代际差异,以期研究结论呼应时代与社会发展需要,为红色记忆实践、红色记忆传承与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1 文献回顾

1.1 集体记忆与红色记忆

集体记忆是记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9],它是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集体记忆具有四个内涵特征：第一,社会建构性。记忆不是历史,不是对过去事件和场景的机械复制和静态呈现[10],而是在不同社会框架中相关利益主体不断斗争协商的动态结果[11]。第二,群体性。不同社会群体各有其独特的集体记忆,且只有活跃在群体中的人才会拥有该群体最为生动的记忆,小至家庭、组织协会,大到国家与世界都有自身的集体记忆[12]。在这里,“群体”是个体认知发生的社会语境,而不是认知本身的主体。第三,联系性。集体记忆会将自我与环境、过去与现在、生活与传说、随机经验与无意识惯例等不同层次的范畴联系在一起[13],共同构筑本群体的完整叙事体系[14]。第四,递减性。集体记忆虽然摆脱了个体生理生命周期的限制,但也存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或遗忘的趋势[15]。一旦群体成员不再记忆,那么集体记忆将走向消亡。集体记忆如此重要,以至于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均将其作为体现自我意志和维持群体认同延续的首要大事,并致力于通过集体记忆建构活动来促进集体记忆的当代延续与传承[16,17]。
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体记忆,除了集体记忆的若干基本特性外,红色记忆也具有其独特性,其最为关键的内涵特征即“红色”。首先,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伊始,红色就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鲜明隐喻[18],因此其记忆对象主要聚焦于1921年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战争相关的集体记忆,如红军长征、百团大战等等。其次,“红色”所象征的激情、热血、革命精神与品质使得集体主义、崇高理想等成为红色记忆的核心要义。是以,红色记忆不等于红色历史知识,红色历史知识是历史事实和真相的呈现,而红色记忆更多强调情感性的存在[19]。最后,“红色”富有强烈的政治意涵和国家色彩,红色记忆是由红色政党根据自己的需要建构的产物,是政治权力推动下的官方主流话语,在当今中国社会具有主导性[20]。其核心在于,国家积极推动全体国民对红色革命人、事、物及精神的掌握与体悟,实现国家话语体系的统一。

1.2 红色记忆的建构

红色记忆的建构是对红色记忆进行挖掘、编码、重组、表达等一系列行为的过程与结果,是内外力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涉及外部和内部建构两个层次。
红色记忆的外部建构主要涉及建构主体、建构形式、建构内容和意义生产等四部分。建构主体上,由于红色记忆的国家属性和政治视野,官方话语占主导地位,决定着红色记忆内容的走向;民间话语则处于辅助地位,是对官方话语体系的补充和延展[4]。伴随社会发展和多元语境的出现,民间红色话语更加活跃,其在红色记忆建构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建构形式上,根据受众是否亲身参与,红色记忆建构包括静态建构与动态建构两种,前者包括史料整理、档案建设、艺术创作、影视制作、博物馆展示等,后者则包括纪念仪式参加、旅游展演互动等。个体可以通过身体参与重新模拟与体验过去,从而获得更鲜活与稳固的红色记忆[3]。建构内容上,红色记忆的内涵范畴随时代发展和社会价值诉求改变而不断演进,具体内容与情节则在记忆与遗忘的对抗中不断迭代与更新[1]。意义生产上,记忆的诠释既受到社会情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关涉到社会群体的各种需要和动机[21]。如民营企业党建活动等,往往会结合自身社会、经济和文化诉求对红色记忆进行差异化解读及创新性转化。
红色记忆的内部建构主要包括个体回忆刺激生成和认知加工生成两种方式。首先,回忆刺激会促使个体产生与真实感受相似的心理反应[22]。红色记忆建构过程中,如果个体接收到的外部刺激和信息是正向的,个体就会产生积极的“红色”认知,相反可能会产生消极解读。基于对革命史实和历史功绩的科学客观判断,我国国民基本形成了积极的政治取向及情感倾向。然而,不可忽视的历史和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必然会对部分民众历史认知造成负面影响,正向积极的价值观引导显得尤为重要[23]。其次,认知方式影响着记忆策略的选择和记忆的内容[24]。根据个体组织、加工信息过程中依赖外在参照还是内部感知线索的不同,认知方式包括“场依赖”和“场独立”两种表现形式[25,26]。“场依赖”认知方式下,个体通过家族间的记忆传承或社会层面的人际交流与分享,形成与集体价值体系规范一致的记忆价值研判[5,27],从而确立自身的红色记忆图式。“场独立”认知方式下,个体红色记忆建构较少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或干扰,其更多是通过自我深度思考和对红色史实的认知评估,来形成稳定的红色记忆体系。

1.3 代与代际差异

“代”的研究由来已久,学者们对其概念和属性进行了充分的探讨。概念方面,“代”被界定为具有共同出生年代、共同经历过关键成长阶段的可识别群体,这一界定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28]。属性方面,“代”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其自然属性指不同世代间的更替过程,它划分了代的边界,解释了生与死、有限的生命周期以及伴随衰老而来的心理、精神和身体变化等现象[29]。“代”的社会属性则是指“代”的本质特征,它规定了人们价值观以及相应的行为范式[30]。显然,“代”的社会属性在重要性程度上大于自然属性。然而,二者也是相互统一的整体。“代”的社会属性以其自然属性为基础,无论社会如何变迁,社会属性相同的一代人都分布在相对稳定的年龄周期内;“代”的自然属性则总是被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制约和分化,因此同一年龄阶段的人并不能构成完全同质性的个体[31]。
每代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总是有明显差异的,这使得不同时代的人在信念、心理、行为和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即代际差异。Mannheim[29]的代际理论强调了代的位置、现实意义的代和代内小组三个概念,说明了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生活时代（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阶级位置（社会位置）和人生经历三个方面。其后,学者们对Mannheim的理论进行了充分的实证检验和完善,部分研究强调了代的位置对群体差异的影响,如Jose等[32]认为出生于同一时期的人共享某一历史阶段,他们生活的历史阶段形塑了他们的观点;Mead[33]指出代际差异存在的前提条件是社会巨变。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代际群体差异的影响因素不仅涉及年龄和生活时代,还应包括个体的身份、风俗习惯和经历等[34]。
每代人都有自身独特的集体记忆,不同代际之间的记忆则存在显著差异。Eyerman[35]认为,“代”就是处于同一事件队列上由相同的习惯、禀性和文化模式形成共同集体记忆的群体。Schuman等[36]指出每一代人建构的集体记忆主要来源于他们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和生活经验,而这又是他们所处的代际位置所决定的。因此,共同的成长环境和外部社会事件塑造了具有相似集体记忆的代,也使得不同代之间具有区别于其他代的独特性。然而,即使是同一世代的人,集体记忆也可能会存在差异。正如“代内小组”概念所言,由于同一世代的人阶级位置和人生经历的不同,塑造其记忆的关键生命历程和事件必然会存在差异[37]。鉴于集体记忆会受到代群差异的强烈影响,在面对具体的集体记忆代际差异研究时,需在共性规律基础上特别关注其代群特性。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延安曾长期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红色资源留存丰富,红色文化底蕴深厚,被誉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城”。资源方面,延安境内有革命遗址44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6处[38],是我国目前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革命纪念地群,其红色资源具有至高性和不可复制性。文化方面,延安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延安精神,指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庞大的红色资源存量和深厚的红色文化传统奠定了延安作为中国革命圣地的崇高地位。建国后,立足自身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及文化影响力,延安积极开展了红色资源的保护和挖掘工作。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探索中,延安红色遗址遗迹保护日益全面,红色文化整合持续提升,红色精神创建日渐显化,已然成为全国红色文化传播高地、共产党人精神高地。这使得红色资源不仅成为延安地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当地居民红色记忆生成与延续提供了鲜活参照和动力源泉。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包括文本分析、实地观察、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与世代研究方法。为系统了解延安红色记忆建构路径与举措,在正式调研工作开始前,首先大量收集延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发展规划纲要、报刊杂志和学术论文等文本资料,提取相关的数据信息和文本内容,并按照所在时间对已收集材料进行筛选与梳理。正式调研工作开始后,调研组于2020年9月1日至10日在延安进行了为期10天的田野调查。正式调研重点考察延安市红色文化氛围、红色记忆传承与建构举措及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记忆实践,并形成相应的图片和笔记记录,以补充二手资料的不足。最终,共形成29万字的文字笔记和68张实地照片。对相关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归类整理后,初步识别了延安红色记忆建构的不同方式、手段及其特征。
在对延安红色记忆建构方式与内容初步了解基础上,调研组于2020年10月1日至 20日再次进入案例地,对延安当地居民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旨在从微观个体角度了解与印证延安红色记忆的建构实践,探究延安红色记忆建构效果。为清晰呈现延安红色记忆的建构与变迁,本文采用世代研究方法,即选取不同世代的城市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观察其红色记忆的具体表现及规律性特征。沿袭20年一代的代际划分传统[39],本文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如下划分：40后和50后为老年一代,该世代成长于建国初期,对延安的历史面貌和红色资源有着较为准确的把握,其红色记忆更多来源于自身的观察和体验;60后和70后为中年一代,该世代记忆形成期处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转折点,因而其认知体系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80后和90后为青年一代,该世代成长于物质相对丰足的当代社会,受成长环境的影响,他们的精神面貌更加开放,对红色历史的认识和评价更加多元。
访谈主要包括两个问题：（1）访谈对象对延安市红色文化、红色活动的认知及红色文化熏陶下的行为与实践;（2）访谈对象自身的红色记忆内容及对红色记忆的解读。访谈时间在30~120分钟之内,访谈对象共计36人,访谈文本23万字。访谈样本构成情况如下,性别上,男性19人,女性17人;年龄上,老年一代11人,中年一代12人,青年一代13人;受教育程度上,大专及本科以上17人,高中及以下19人,样本分布相对合理。以“代际特征—访谈顺序”的方式对访谈对象进行编码,其中,LN代表老年一代,ZN代表中年一代,QN代表青年一代。

3 结果分析

3.1 延安城市居民红色记忆的建构路径

3.1.1 要素挖掘与记忆编码
集体记忆本质上是按照集体意志对历史要素进行澄显与遮蔽的过程。共同体往往在对事件和史实的选择性强化与结构性重组中,塑造了符合其发展目标的记忆要素挖掘和遴选体系。延安红色记忆的内容挖掘主要是从史实要素、物质要素和环境要素三个方面展开的。
首先,史实要素是关于延安红色文化与历史的文本性要素,它既是红色记忆的基本内容,也是一切红色记忆实践活动发生的基础。红色记忆建构中史实要素的遴选以价值契合与悖逆为基本逻辑[40]。通过对不同历史事实和资源的梳理和取舍,典型的历史文化要素不仅得以保存,并且在企业、地方和国家的运作下被包装和强化。该情景下,居民受特定红色景观的影响,完成自我与红色资源的初步联结。在这一联结中,资源留存要素所代表的“过去”成为记忆的主要内容,并构筑了居民的红色文化感知和记忆基础。例如,延安老年居民将红色记忆与革命记忆划等号,如LN-08所说,“好多国民党军队不是打下来的,是他们自己不打了,实际上国民党的队伍成就了共产党的队伍”。而中青年居民往往将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纳入红色记忆的时间范围,如ZN-02认为,“延安红色记忆就是我们的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延长石油就反映了这种文化”。
其次,物质要素是关于延安红色文化与历史的客观物质类元素,是红色记忆的重要载体,如革命旧址、革命纪念物等等。延安物质要素的挖掘主要包括“修旧如旧”和新建文化空间两种方式。修旧如旧方面,延安不断加强对现有遗址和纪念物的保护意识,提高遗址文物的修复水平,最大程度上保证红色资源的原真性和完整性。21世纪之前,延安对遗址和纪念物的保护主要集中在区域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使得一些小规模的红色资源在经济开发过程中被逐渐遗弃,如市场沟被拆除和挤占,抗大旧址被高楼蚕食吞并等[41]。2000年以来,延安市政府实施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延安13处革命旧址文物保护工程等,大力扩充、提升了红色资源保护的覆盖面和保护力度,推进红色遗产的修缮与管理。同时,红色旅游的蓬勃兴起和多元主体参与旅游发展,使得许多小型资源逐步得到合理保护与开发。日益健全的物质资源保护和开发体系,为红色记忆的建构与发展提供了实体基础和客观保证。如QN-04认为,“这两年更加注重资源保护与挖掘了,一些知青旧址也开始保护,政府意识更强了,我们普通居民也会转变（红色历史认知和红色记忆）”。鉴于青年一代并未亲身经历知青下乡时期,其知青建设相关的红色记忆来源主要依靠抽象和概念化的教科书和社会宣传,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知青旅游无疑为青年一代感悟知青精神提供了良好平台。
最后,环境要素是影响红色记忆生成与发展的场域因素。延安红色记忆环境要素的打造主要是通过环境整合与纪念地塑造两种方式完成的。近年来延安先后推行了退耕还林、居民搬迁、上山建城等市政工程,对延安城市环境进行了整改和优化,进而更好地凸显了城市的社会文化风貌。如ZN-11和QN-01所说,“原来延安是沟、壕、土路,整个面貌让人感觉混乱、落后……”“延安现在分区合理,老城红色文化突出,整个大环境比较好”。在此基础上,延安通过“革命博物馆城”的建设,将红色文化符号有机嵌入城市生活,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多样化铺陈及时代环境的营造构建了完整的红色文化生态,为红色记忆的代际传承提供了宏观环境。如ZN-08所说,“延安市民革命知识积淀还是比较多的,天天在这个环境中熏陶,内心深处肯定不一样”。由上可见,在要素挖掘过程中,红色记忆的唤醒与识别,对抗了时空距离加大引发的记忆弱化和断代现象,使延安不同代际的城市居民构建了相对完整的记忆谱系,帮助居民完成了记忆建构的编码阶段。
3.1.2 叙事表达与记忆选择
红色记忆的叙事表达包括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其中,个体记忆叙事是个体以自我意志为基础,对存储于头脑中的红色记忆相关信息进行加工与表达的过程;而社会层面的记忆叙事则是叙事主体将故事与价值选择联系起来,以特定的方式重新编撰和讲述红色故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叙事主体通过对事件的时空维度进行重新组合等,强化了红色要素的教育意义和吸引能力,进而影响居民的记忆选择。
在延安城市居民红色记忆的叙事主体之中,政府部门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叙事者。在相关的叙事过程中,政府始终以“延安精神”为主题,以先进人物为故事原型,坚持红色文化本位,向个体传达最具积极意义和正向价值的红色记忆与延安历史,同时也强力对抗那些扭曲革命历史的随意化叙事,最终帮助居民形成了与革命主题相一致的红色记忆体系。如LN-02所说,“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宝塔山就是革命的象征”。此外,革命亲历者也是延安红色记忆体系当中的重要叙事主体,他们通过将亲身经历的红色故事引入公众视野,增强了红色历史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如ZN-05和ZN-14所说,“在延安,我们的前三代,祖辈和父辈基本上都参与过革命,他们的信仰特别多,他们也是我们了解红色记忆的鲜活例子”“整个延安市人民都是英雄的后代”。
除叙事主体外,叙事模式也对居民红色记忆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叙事表达有宏大叙事与微小叙事两种类型。具体而言,宏大叙事是由政府所主导,且涵盖内容相当广泛的叙述模式,能够赋予叙事内容更强的权威性色彩。对老年群体而言,他们目睹了旧社会的落后贫穷,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体验十分深刻。因此,老年一代对政府主导的宏大叙事具有强烈的信任和认可,如LN-06所说,“黄的、绿的都来了,红的呢?红色教育一定要加强”。而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时空距离的加大,单一的宏大叙事难以引发叙述对象的情感共鸣[42],无法适应不同群体对红色记忆的多样化需求。如ZN-06所说,“我们（讲解员）以前以重大事件为主题,讲的比较单一,和人们距离比较遥远,有些就接受不了”。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为弥补宏大叙事的不足,以企业和个体作为叙述主体的微小叙事逐渐兴起。
微小叙事以个体生命为关注对象,聚焦于红色历史和居民生活中的感性内容,从而使红色叙事以更为具体和鲜活的方式呈现。相比于宏大叙事,这种红色记忆的叙事在保证正统叙事方向的前提下,更多描绘了普通战士与民众的历史故事,从而使得广大受众将自我代入红色故事的发生情景之中,实现对红色记忆的深度理解。如ZN-09和QN-07所说,“延安是我们祖辈撒过热血、付出过青春的地方。有那么多人倒在了战场上,我们要为了他们建设好延安”“保育院的院长妈妈为了保护其他孩子,选择把自己的孩子牺牲,这一幕真的让我泪流满面,感受到革命先烈的舍身大义”。微小叙事从个体的心理需求出发,重点刻画了革命建设时期的人性光辉,为宏大叙事框架提供了内涵与情感补充。整体来说,两种叙事策略从不同的角度完成了红色精神的传承,并共同对个体选择记忆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3.1.3 资源活化与记忆巩固
记忆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整合在一个系统的单元之中,当个体遇到与过往类似的实践情境时,便会触发对已有记忆元素的提取与检索,并在主体意识的组织下对这些元素进行重新编码,最终实现记忆的强化与巩固[43]。然而,记忆的巩固过程很少是纯粹由行动者单独完成,更多是由记忆资源活化来提供外在的信息刺激。
资源活化一般包括静态呈现、实景再现和舞台表达三种形式[44]。其中,静态呈现是资源活化最广泛、最基础的方式。静态呈现是以革命遗迹、名人故居、革命纪念馆等传统展览陈列为主,并配以一定的图片和文字记录的资源展示手段。2000年以前,由于红色记忆传承工作的不成熟,资源展陈较为零散。2000年以后,随着延安政府的重视和红色旅游的兴起,红色资源展陈的组织主体愈发多元,表现形式日益多样,其对红色记忆的持续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静态呈现的受众面和应用范围最为广泛,但由于其对个体的感官冲击水平较低,因此其在记忆强化与积淀过程中仅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如QN-27所说,“革命遗址长得都挺像的,我们住在附近的也经常进去看看。但进去的目的主要是带孩子,那些平面的东西给人的记忆和感触都不是很深”。
实景再现指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将平面化的文字叙述转换为鲜活视听形象的资源活化方式,具有将红色历史进行跨时空再现与重演的功能。具体来说,实景再现的资源活化手段能够呈现动态、连续的历史情境,还原完整而细致的历史人物形象,烘托真实的红色氛围和历史情境,进而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最终获得深刻和稳固的红色记忆系统。例如延安市场沟的场景复原和志丹、子长“战友情深”的情景模拟、大型艺术影画《延安记忆》等均是实景再现的经典之作,“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面的纪录片,记录了延安的变化。原来延河水当时很丰沛,有解放军在里面洗澡。那个场景真的是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ZN-26）。
舞台表达是指将资源信息进行场景设计与舞台化呈现,进而提高红色资源吸引力的活化手段。随着近年来红色旅游的快速发展,红色记忆资源的舞台化表达取得了众多新成就。首先,延安旅游系统推行了六进活动,以重要仪式和节庆活动为载体,将红色记忆融入居民日常生活中,增强了居民的红色记忆接受度。如ZN-03所说,“有时候小区会有人讲红色故事,表演红色节目,或者有一些知识问答的环节,就会去看一下,这也是红色记忆学习和深化理解的过程”。其次,红色舞台剧也是红色记忆舞台表达的重要环节。《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推行以来,延安陆续推出了《延安保育院》《延安延安》等优秀红色舞台剧。通过还原特定的历史记忆场域,激发环境与符号的协同作用,红色舞台剧促进了个体对红色精神的理解和领会,并将隐含在资源背后的红色文化和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移入个体主观意识,最终巩固了个体的红色记忆体系。如QN-03所说,“今年（2020年）疫情期间《延安保育院》免费开放,我就趁闲暇时间去看了,非常感动。中国建立起来走过的风雨历程中,很多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3.2 延安城市居民红色记忆的代际差异

3.2.1 老年一代：权威性红色记忆
老年一代居民成长于建国初期,这一时期延安政府积极开展红色资源整理和保护工作,积极弘扬红色革命精神,促进民族和国家认同。具体来说,在客观物质方面,延安以13年的革命斗争历史为核心,对革命遗址进行了整理与修缮,对革命纪念物,如革命领导生活起居物品、相关文件资料等进行收集和保存。在话语表达方面,延安文艺工作者通过文学创作、历史研究和媒体报道等方式积极梳理和整合红色革命精神与事迹,进而在社会层面形成了讴歌型的红色文化氛围。由于老年一代切实经历过落后时代的艰难困苦,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创建的发展成果倍加珍惜,因而他们对延安政府的资源保护和文化整合措施给予了充分的认同和支持,并由此形成了权威性的红色记忆体系。具体来说,这种记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符号记忆是个体心理结构中与红色革命历史密切相关的符号系统[19],包括内容与意义两层内涵。在内容方面,老年居民的记忆内容奠基于革命战争时期的纷飞战火和建设初期的艰苦奋斗,因而具有强烈的生活取向性和内涵丰富性。具体来说,他们的红色记忆内容有相当一部分都来源于青年时代的所见所闻,且相较于其他群体有着更为详尽的故事细节。如LN-05所说,“比如我家的那把军用水壶就算是比较有意义的物品。小时候我爸带着我去给生产队干活儿,总是带着那个水壶。它不光是我们家庭亲情的见证,同时也是那个艰苦年代的缩影”。在意义方面,老年一代不仅将客观的红色符号编入自身的记忆体系,同时还以其生活经历、价值观念、认知偏好为依据,围绕红色文化和历史的基本事实,赋予了符号记忆独特性内涵与价值。同时,受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老年一代的符号记忆与红色文化的主流价值具有高度一致性。如LN-03所说,“毛主席让国家解放,让人民真正拥有土地和自由,这是历史性的转变”。
其次,情感记忆蕴涵了个体的实际思维过程和情感状态,体现了人们对红色文化的情感依附和归属[27]。由于大量老年人亲身参与了革命战争和社会建设,其红色记忆之中蕴藏着对过去时代和革命亲友的认同感和怀念感,进而表露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敬仰等感情,频繁出现于老年居民访谈文本中的“鱼与水”“为人民服务”“吃苦耐劳”等话语表达便是佐证。
最后,实践记忆源于休闲、工作、交往等与红色文化密切相关的实践活动,是个体心理结构中红色行为和红色活动的相关信息[45]。相较于其他群体,老年居民的实践记忆往往来源于自身生活经历等直接渠道,因而更加直接和鲜活,如LN-01所说,“六十年代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们单位也要帮农民下地干活儿。那会儿经常凌晨下着雨,我们就去田里边收庄稼。虽然条件很艰苦,大家也都愿意,当时我们生病了基本上都不请假”。基于青年时代形成特定的实践模式,老年居民的红色记忆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且具有相当鲜明的价值取向,如LN-10所说,“比如说我们这一辈人,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保持着比较简朴的生活习惯”。
综上,老年居民的红色记忆具有权威性,且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在内涵层面,老年居民的红色记忆体现出鲜明的革命情感和革命精神,对党和国家所建构的主流红色文化体系表现出高度的价值认同和制度认同,在此基础上,老年群体积极支持并主动推动红色记忆和革命精神的当代转化,并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来源层面,老年一代的红色记忆是亲身体验的结果。与其他群体相比,其红色记忆的来源更加真实、丰富和详尽,因而在所有群体的红色记忆之中发挥着引导性作用。
3.2.2 中年一代：功能性红色记忆
中年一代成长于经济和政治环境日趋宽松的改革开放时期,相较于老年居民,他们的红色记忆生成环境发生了剧烈转变。在客观物质方面,1986年开始,国家划拨专款促进延安等革命老区的建设,以推动革命老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红色资源的保护。在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延安加大了对革命遗址和纪念场所的保护力度和范围,先后开放了刘少奇故居等纪念地。同时,延安市文保部门积极推动红色文物和史料的征集、保护、梳理和利用工作,并有序强化革命纪念场所的社会服务功能。此外,除了对红色革命历史的挖掘与巩固,延安将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展成就的事物列入红色资源的范畴之内,如延长石油文化、知青遗迹等一批反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资源要素均被纳入延安精神文化体系中。在无形要素方面,这一时期除了保留传统的文艺创作、宣传报道等话语建构形式外,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仪式和活动显著增加。诸如“双拥”纪念活动等大型仪式重新点燃起延安居民的奋斗热情,并在中年一代红色记忆的传承和强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上述的社会背景下,中年一代的红色记忆遵循着以下两种生成逻辑：首先,由于红色记忆的生成渠道逐渐由亲身经历转变为社会建构,其红色记忆的价值取向表现出一定的模糊倾向;其次,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性的迅速发展,中年一代的认识体系和价值标准都表现出一定的实用主义倾向。由此,该群体的红色记忆也会不可避免地具有功能性色彩,其具体内容如下：
符号记忆方面,中年居民记忆要素聚焦于父辈传承获知的延安革命时期和亲身经历感知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个阶段,如ZN-04所说,“延安主要就是领导人生活和战斗的地方”和“知青下乡这些事情也是延安发生过的大事”。此外,在对红色符号的记忆中,中年居民更加注重红色符号及其背后的功能性意义,如利益、声望和身份认同等方面。换而言之,延安深厚的红色记忆构成了独有的地方性特征,进而成为一种颇具吸引力的社会文化景观,最终赋予延安居民以认同感和自豪感,如ZN-09所说,“红色记忆和历史是延安的城市品牌,是标志”。此外,随着红色旅游的发展,延安红色记忆被卷入旅游经济系统中,为当地居民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益,并进一步强化了延安当地居民的身份认同。如ZN-11所说,“为什么说延安的红色旅游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呢?不光是因为这里有很多的红色遗产和景观,同样也是因为红色记忆已经深深地刻进了延安人的骨髓里边,所以延安人会有圣地情结”。
情感记忆方面,中年一代红色记忆存在显著分化的情况。一部分居民本身对革命历史兴趣浓厚,或生活工作与革命历史联系紧密,其红色记忆实践相对丰富,红色情感记忆就会比较深刻,并表现出自豪、敬仰等积极情感状态,如ZN-08所说,“我特别喜欢了解这方面的书籍、故事,像什么《西行漫记》都看过,挺感慨的”。反之,由于红色教育的不全面,部分居民既缺少对红色历史的亲身体验,又很少接受社会宣传的间接性熏陶,因而其情感记忆相比于老年群体会出现弱化和单一的趋向,如ZN-01所说,“平时也不太关注红色文化”。
实践记忆方面,中年居民大多直面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压力,因而看待和评价事物的过程中较为看重其功能性价值。此外,在中年居民的记忆构成中,与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实践记忆占据着重要地位。如ZN-05所说,“虽然我是本地人,我在干这份工作（红色文化宣传工作）之前也对红色历史与精神不大清楚,干了之后才真正系统地了解”。
整体来说,中年一代的功能性记忆是与当下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且被经常使用的红色记忆,它最重要的特征是价值关联性和选择性[46]。功能性红色记忆的价值关联性是指中年一代看重红色记忆的现实价值,并将这种价值与其日常生活紧密相关;选择性则是以价值关联性为基础,是指中年居民以红色记忆的现实功能为标准,对记忆元素进行有选择性的发展和强化。换而言之,对于和自身关系密切,且能够为自身带来现实功能性价值的红色元素,中年一代往往能够更好地记忆,并进行系统的加工和整理,反之则会出现记忆忽略与遗忘的现象。如ZN-05所说,“有些老红军的子女子弟的,他们对自己的家史都不了解,老人去世了,要写个碑文,任何资料都没有”。
3.2.3 青年一代：反思性红色记忆
青年一代多成长于2000年之后,这一阶段国内环境更加开放,社会价值趋于多元,在多样化的现实需求下,延安红色记忆建构进入重塑期。客观物质方面,延安记忆资源保护意识加强,注重革命遗址外围空间环境的改造,如增加建设控制地带,严禁革命遗址周围出现违规高层建筑,恢复旧址风貌①(①陕西省延安革命遗址保护条例. http://jnd.yanan.gov.cn/xwzx/gzdt/54661.htm.)以及城市生态环境优化等。同时,延安将红色旅游引入到红色记忆建构活动中,增加了对红色旅游景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在全市范围内形成6个重点红色旅游景区和25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点。无形要素方面,延安注重对红色记忆内涵的提炼和符号标识系统的打造,并提出了“民族圣地·红色延安”的旅游品牌形象。此外,延安红色记忆建构注重系统性、体验性以及对居民日常生活的渗透性。2019年,延安市多家景区携手共同创建了“延安革命纪念地”5A级旅游景区,完成了革命博物馆城创建的重要一步。在此背景下,青年一代形成了反思性的红色记忆体系,具体内容如下。
符号记忆方面,青年居民红色记忆的对象涵盖更加宽泛的历史时期,包含更多样的记忆元素。在时代层面,青年居民红色记忆的内容不再单纯局限于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典型人物和奋斗事迹也被列入其中。在构成层面,领导人物的事迹和重大历史事件不再是青年一代红色记忆的单一内容。更多平凡的红色事迹和人物被吸纳进青年一代的红色记忆体系当中。总体而言,青年居民红色符号记忆更加立体与鲜活,他们不仅注重符号背后的功能意义,并且对符号背后的象征意义与精神价值有着更高的认识。如QN-02所说,“红色革命历史是精神财富,虽然现在的吃苦和以前的吃苦状态并不一样,但如果能真正学到革命先烈传递出来的面对困难的韧劲和精气神,那么我们一定会受益匪浅”。
情感记忆方面,青年居民情感记忆形成于其对红色历史的感性体验与理性反思过程中。在感性体验方面,青年一代更加重视精神投资和消费,偏向于通过旅游等形式来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通过对舞台表演、实景再现等红色旅游景观的学习和体验,他们在直观而震撼的重构场景中产生了深厚的红色情感,诸如自豪、认可和归属等情感类型。如QN-06所说,“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过,但看到一些视频（博物馆讲解视频）或者参与仪式活动（国庆）时就会想哭,特别感动”。同时,青年一代的情感记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建立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之上。青年在了解红色人物典型事迹与高尚精神的同时,会对比当今社会环境与自身生活状态,从而形成反思性的红色情感记忆,诸如惭愧、激昂等情感类型。如QN-07所说,“我感觉以前的人,虽然条件很艰苦,可是革命信仰特别坚定,真正地愿意为了祖国奉献自己”。
实践记忆方面,延安青年居民生活在一个红色文化氛围浓郁的环境中,群体性记忆实践众多。在学校、社会宣传及多种媒介的影响下,青年会定期、多次参与重大节庆和红色文化知识活动,无形中了解与感悟了更多历史文化知识,并对红色记忆及其精神进行充分的内化,如QN-12所说,“我当过小小讲解员,学到了很多,很敬佩革命先烈”。同时,青年居民通过对红色历史的不断反思与探索,形成了有关红色记忆的自我认知体系,完成了红色记忆的自我建构。
随着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多种媒介、价值体系的碰撞挑战了传统的记忆生产秩序,使得青年居民红色记忆的反思性特质也愈发鲜明[47]。具体来说,青年居民红色记忆的反思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生成过程来说,红色记忆不是被动填充的产物,而是青年居民在感性与理性双重作用下自发选择、评判形成的红色记忆体系;从影响结果来看,反思性具有自我指向性。在红色记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的变化过程中,青年居民逐渐将客观信息转变为内在态度与价值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自身的未来选择与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红色资源富集的延安城市核心区为案例地,借助文本分析、深度访谈与世代研究等方法,对延安城市居民的红色记忆建构路径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明晰了老中青三代居民红色记忆的代际差异（图1）。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延安城市居民红色记忆存有三个基本的建构路径。第一,从要素挖掘到记忆编码。政府、企业和个体从海量的相关要素中进行挖掘、选择和筛选,最终确定红色记忆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而圈定了红色记忆编码活动的基本构成。第二,从叙事表达到记忆选择。不同的叙事主体从各自的动机出发,通过辨别城市居民的多样化需求,运用宏大叙事和微小叙事两种策略,为延安城市居民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红色记忆传承方案。第三,从资源活化到记忆巩固。延安红色资源的开发者通过静态呈现、实景再现和舞台表达的方式,将抽象的红色信息感官化和体验化,进而强化了红色叙事的可接受性,实现了红色记忆的巩固。
其次,延安城市居民的红色记忆在老中青三代分别表现出权威性、功能性和反思性的特征。具体而言,因老年人亲历了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艰难生活,对党和政府的成就与政策给予充足的信任,其红色记忆表现出与政府话语高度一致的权威性特点;中年一代需直面社会生活压力,倾向于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品读红色资源,因而其红色记忆具有鲜明的功能性特征;相比之下,青年一代正处于生命的成长期和规划期,渴望从红色资源中获取人生启迪,因而其红色记忆具有明显的反思性特征。
最后,延安城市居民红色记忆的来源随着代际的早晚,呈现出由详实丰富到抽象概括、由亲身体验到外部建构的演变趋势。具体来说,老年一代亲身经历过红色革命与建设时期,很多自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在后续的时间沉淀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丰富细节的红色记忆;相比之下,年轻一代红色记忆不是自然生成,而是主要来源于老年一代的传承和社会组织的建构,因而他们的红色记忆具有外部建构和抽象概括的特点。
图1 延安城市居民红色记忆的建构路径与代际差异

Fig. 1 The construction path and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Yan'an urban residents' red memory

4.2 讨论

红色记忆的建构与发展,既不是自然和历史等环境要素的客观规定,也不是居民依据自身生活需要的主观发挥,其本质是历史、权力、资本、居民和自然等多种元素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延安居民的红色记忆与客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首先,延安的红色历史、资源和环境是当地城市居民红色记忆的培养基,直接规定了红色记忆的描述对象和基本色调。无论权力、资本和居民如何遴选、包装和解读这些记忆对象,均无法改变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历程中的积极作用和价值导向。其次,记忆主体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深刻影响着红色记忆的编码、选择和巩固过程,最终也造就了权威性、功能性和反思性的差异性红色记忆体系。另一方面,延安居民的红色记忆又是当下各种相关群体按照社会需要和主观诉求持续建构的结果,如企业和景区尝试在兼顾红色资源严肃性和教育性的同时,通过商业和文艺手段塑造更具艺术气息的红色记忆,当地居民也结合自身生活现状、职业诉求和个人发展的微观需要,生产和建构了极具个性化和多元化特征的红色记忆。综上,红色记忆的建构过程充满着高度系统化的协调论特征,进而体现出在自然—经济—社会大系统中,城市居民与栖居环境之间协调一致的生活状态[48]。
正如Klein[49]所说,记忆不仅是过去生活经历的存储器,同时也是描绘未来生活世界的调色板。记忆的内容、表达和形式均折射出个体对未来生活的理想状态,且随着记忆内涵的不同,记忆所反映的理想状态也可能涵盖自我、亲友、地方和国家等多种对象。在本文的语境下,不同群体的红色记忆均与延安本地乃至当今中国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且因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各有侧重。老年一代的红色记忆往往与延安和国家的长期发展紧密相关,映射出党政系统在地方和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中年一代因其直面社会经济生活,其红色记忆更多反映了延安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青年一代因处于自身事业的成长期,往往从自我发展的视角建构红色记忆,因而其红色记忆具有明显的反思性特征。与Klein主张不同的是,记忆对未来的连接功能并不完全是“提升主观幸福感”那样单纯而美好,代际之间的差异化红色记忆隐喻着不同群体对红色资源乃至地方发展的多元诉求,暗含着群体之间的潜在博弈和冲突。在红色记忆的传承和扩散过程中,记忆建构者总是试图输出自身的价值规范,进而使接受者默认他们的地方发展诉求。当然,在政府部门的引导和规范下,各种红色记忆之间的冲突将会逐渐被规范、约束和消解,最终形成并存于主流价值下的多元红色记忆体系。
红色记忆作为一种由社会个体所掌握的知识类型,与文化资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来说,文化资本是借助各种教育行动进行传递,且能够生产一定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文化物品[50]。由于文化资本具备向经济、社会等资本形式转变的潜质,因而具有维护特权阶级权力、地位和利益的作用[51]。然而,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文化资本,红色记忆的潜在价值不是我者导向的私有价值,而是他者导向的社会价值。换而言之,红色记忆的再生产在微观层面上是个体奉献精神持续强化的表现,在宏观层面上是党和政府引导居民继承优良革命传统,放手创造美好明天的有力举措。
虽然本文尝试探讨了红色记忆的建构路径和代际差异,并为红色记忆实践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缺乏量化检验。第二,本文以代际作为群体之间的区分标准,那么除了代际之外,是否有其他的群体因素会影响居民的记忆内容与结构,如居民受教育程度等。为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持续扩展本文所提出的概念模型,进一步剥离和挖掘个体红色记忆形成的核心影响因素。其中,脑神经科学机理分析、在地临场情境体验与社会建构宏观刻画紧密结合的研究逻辑,应在个体红色记忆研究中给予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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