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资产储备制度是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统一规划、统一收储、统一供应、统一开发、统一保护的核心抓手，是中国特色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重要创制。基于马克思储备理论，从资本循环视角探析自然资源资产储备制度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1）自然资源资产储备发生在不同资本形态更替的“停滞”环节，是促进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关键中介，公共物品性、政府主导性、保值增值性是核心内涵；（2）自然资源资产储备制度的核心逻辑在于实现资本可持续累积循环，涵盖收储、管护、供应三个基本环节，明晰产权、整体治理、价值实现是主要任务；（3）构建自然资源资产储备制度应当从“规划引领、集中入库、系统治理、高效配置、资金统筹”五环节开展，未来应渐进式推进自然资源资产储备制度试点来完善制度建设。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是国家的重要财富，对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生权益保障和政治优势实现具有深刻影响。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兼具国有特质与管理本质，系统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自然资源领域的实践逻辑，分析阐明中国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逻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践行“两山”理念，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效能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建设要求以及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基本属性特征，分析提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功能定位与目标要求，剖析管理体制改革的特征事实与面临挑战；聚焦管理目标、部门职责、收益模式、监管方式等核心问题，在比较借鉴两个不同类型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明确委托代理关系下政府部门权责边界，培育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管理，促进全民、代际所有者共享资产管理收益，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监督独立化、规范化等建议。
自然资源资产国家所有权委托代理法律属性如何定性，关系着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委托代理工作如何具体展开的问题，不确定委托代理的法律属性就无法划定权责的界限和授权委托的形制。面对庞杂的自然资源体系，自然资源资产国家所有权自身的属性也颇具争论。从现实情况来看，很难将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定义为一种行政职责，同时两个行政机关间也无法建立民事协议关系，现阶段其法律性质可以认为是一种上下级政府间的行政协议，通过这种行政协议来分配各级政府之间的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行使资格。
为建立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变更方法体系和制度规范，探索其成果在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中的应用，在明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相关概念及各类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变更理论研究不足的基础上，阐述了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实物量变更方法及成果的应用场景和模型，并以A市的国有农用地、国有建设用地、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为例，试验了增量变更和全量变更方法。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资源类型的实物量清查变更需采用相对应的变更方式，其中增量变更方法更适用于国有农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清查实物量变更；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宜采用全量变更+图斑标识方法，以实现质量指标更新，反映其变化情况。研究成果可为建立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变更方法体系和成果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对能源公用事业商品属性的认识和治理方式的研究，是推动能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为此，在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物品分类基础上，构建基于社会公共性质和技术发展水平的物品分类动态框架，并基于此分类框架，探讨电、气、热三类网络型能源公用事业的商品属性和治理方式。本文的核心观点认为：网络型能源公用事业提供的产品可区分为“能源品”和“运输服务”，其中能源品的商品属性趋近于私人商品，而运输服务趋近于准公共物品。能源公用事业治理方式的核心在于在体制机制上解构“能源品”+“运输服务”的传统运营模式，不断深化落实“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改革总思路，从而持续稳步推进能源体制改革。
以浙江省山海协作工程为例，探索正、反向飞地“以地谋发展”模式的空间重构方式与运行机制。研究发现：（1）“以地谋发展”模式的空间重构是不同层级政府权力再安排以建构区域尺度的土地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2）正、反向飞地中“以地谋发展”模式体现了不同空间重构路径，并受制于不同的路径锁定，亟待建构区域性土地发展权益再分配机制；（3）“以地谋发展”模式的持续建构是深化山海协作的重要制度方案，反向飞地建设是未来路径调整的主要方向之一。结果表明，调整优化“以地谋发展”模式是区域协调的重要措施，需要借助区域性土地产权实践发挥其管制与赋能的双重作用。
为了揭示和实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促进乡村二三产业发展的机理，构建制度安排与地方条件协同的理论框架，采用原型分析方法，从20个典型项目中提取了六类因素组合。研究发现：（1）分权式决策机制依据土地资源禀赋、用地者类型和村庄工业基础的地方条件，形成入市和乡村产业发展策略；（2）入市途径、交易方式和配套政策要适应土地资源禀赋、用地者类型、村庄的经济实力以及工业基础；（3）公开透明的信息机制保障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是分权式决策的前提；（4）完善的激励与控制机制、公平的成本与收益分配机制共同推动和规范入市进程，让农民和农村共享产业发展成果。研究结论为因地制宜推动入市和乡村产业兴旺提供了科学依据。
估计生态系统的城市空间资产研究，对量化核定生态资产、调控城市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武汉府河湿地为例，通过构建城市空间生态资产评估框架，分析生态资产变化及其人地关系内涵。结果显示：（1）2015—2021年，府河湿地丰富了城市空间资产的生态价值供给，在生态工程的作用下存量资产质量提升、流量资产总量较高、上下游资产供给相对不均衡；（2）居民对府河湿地的生态游憩需求提升，表现为数量增长与空间拓展，并存在距离衰减和闲暇时间约束的特征；（3）府河湿地内部系统呈现供需不均衡格局，远距离形成生态—人类活动相互作用发展趋势，拓展了人地系统耦合的空间尺度。这种远端相互作用与内部耦合的结合，构成新时期城市空间生态系统的人地耦合模式。研究结果为系统量化城市空间生态资产及其效应提供参考，为推进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协调平衡提供科学依据。
2003年以来，中国各地陆续实施了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其配套改革，以激励农户加大林业生产投入力度。利用2010—2020年所开展6次跟踪调研获得的9省区、18县市、1062个样本农户2003—2019年长期大样本平衡面板数据，分析了因集体林地确权到户所带来的“林地细碎化”和“产权激励”的中介效应，测度了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其配套改革对农户林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1）集体林地确权导致了农户林地细碎化，进而减少了农户的林业劳动力和资本投入。（2）林地确权对农户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具有正向激励，在考虑林地细碎化的负向影响后，总体上对资本投入的影响有限。林地确权对农户林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存在区域和林种异质性。（3）不同集体林改配套改革措施对农户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不同，容易获得采伐指标显著增加了农户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造林补贴政策和获得林权抵押贷款显著增加了农户的资本投入。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产生的影响及其机制，对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后续政策选择具有指导意义。
随着“两山”转化路径的地方实践探索，生态产业发展逐渐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提出了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概念，但其概念内涵、范围边界、核算框架等仍有待进一步明晰。从生态产品第四产业以生态资源为核心投入要素的本质特征出发，通过扩展生产函数、分离出投入要素中的生态资源，阐述了对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概念内涵的理解。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关注终端产品及服务价值中生态资源所创造的贡献，因此以经营性产品为最终形式的生态产品是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重点关注对象。在此基础上，探讨了GEP、IW和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关系，并基于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与投入占用产出技术提出了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核算框架的构建思路。
生态农产品因市场化条件相对完备，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中具有先行优势。基于演化博弈视角分析政府、农企和消费者在不同生态农产品支持政策下的行为规律，并以典型生态农产品文登大樱桃进行仿真模拟。研究表明：仅实施认证政策，期望均衡（政府认证，农企生产，消费者购买）实现条件苛刻，但追加补贴政策后期望均衡实现概率显著提升；政策的总经济成本对期望均衡实现具有负向影响，而政府无作为产生的总声誉损失、生态农产品生产净收益、生态农产品消费者效用则正向影响期望均衡；滥用消费者补贴产生的高额补贴管理费用也将导致系统无法收敛于期望均衡。政府现阶段应打包出台认证和生产者补贴政策以促进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
借鉴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对耕地公共生态产品供给机理进行分析，并结合能值法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河南省耕地公共生态产品供给状况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量化结果表明：2000—2020年间，河南省耕地公共生态产品供给总体呈现增长趋势；截至2020年，河南省耕地公共生态损害减少了8.57%的生态供给；阻碍河南省耕地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进一步提升的因素主要是价值实现机制的缺失以及耕地绿色化利用水平的下降。基于此，分别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和农业绿色化利用方面提出河南省耕地公共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提升路径。进而为缓解当前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理论参考。
促进农业生态产品供给不仅是乡村生态振兴的要求，也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路径，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农业生态产品的农户供给提供了新路径。基于农户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互联网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互联网使用与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之间存在内生性，内生性的存在会过高估计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影响程度；与低人力资本农户相比，互联网使用更能提高高人力资本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与兼业农户和非农户相比，互联网使用更能提升纯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互联网使用还会通过社会资本对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产生中介效应。基于实证分析结论，从互联网使用角度提出了三点提升农户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积极性的政策建议。
生态系统服务是连接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间的桥梁，根据生态系统服务间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制定生态系统管理策略是进行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的重要前提。本文旨在对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生态系统管理策略进行全面总结，并针对现有管理策略的不足提出潜在解决方案。按照需求—需求权衡、供给—需求权衡和供给—供给权衡分类体系，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生态系统管理策略，并在现有管理策略的基础上创新地提出了耦合三种权衡的生态系统管理框架。结果显示：需求—需求权衡管理策略的实质是生态系统服务优先级排序，供给—需求权衡主要通过调控供需权衡驱动力以改变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与需求量，供给—供给权衡主要依据权衡特征进行分区管理，或者调控权衡驱动力提高ES供给量并缓解权衡强度。研究表明：（1）生态系统管理的目标是缓解供给—需求权衡强度，同时达到“效率性”与“公平性”两个管理要求，即缓解供给—需求权衡强度的同时缓解供给—供给权衡与需求—需求权衡。现如今管理策略大多孤立地缓解某一种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缺少耦合三种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生态系统管理框架。（2）优先缓解主客观重要性较高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需求权衡强度可同步缓解需求—需求权衡，综合调控供需权衡驱动力与供给权衡驱动力可同时缓解供给—需求权衡强度与供给—供给权衡，从而最终实现三种权衡的耦合。
多要素匹配是沿海地区演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探究陆海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和资金多要素匹配度及其影响因素则是沿海地区陆海统筹研究的一个难点问题。鉴于2005—2019年中国沿海11省（市、自治区）数据，采用DCI模型、主导要素法和随机森林模型进行陆海多要素的匹配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陆域驱动型省份有辽宁、河北和山东，海域驱动型省（市、自治区）有广西、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和海南，陆海互动型省（市）有上海和广东，多数省（市、自治区）多年间陆海功能交互驱动，作用机制及稳定性存在明显差异；（2）陆海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和资金要素交互驱动，对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驱动作用存在显著差别，主导或拉动陆海多要素系统发展；（3）陆海多要素匹配度的影响因素重要性由大到小分别为产业结构、政府调控力、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人才支持力、社会发展水平。研究结论为陆海统筹建设及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缓和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的有效手段。以浙江省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为例，遵循财事权相匹配原则重构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对于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促进耕地资源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结果表明：总体上，浙江省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处于耕地亏损状态，不能参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省域范围内，全省64个研究单元中共有50个县级行政单位存在耕地保护地方事权外溢效应，可以分配到浙江省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比分析财事权相匹配视角下的优化分配结果与实际分配结果。研究发现，相比实际分配模式，基于财事权相匹配视角构建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下资金分配对耕地保护任务重的地区倾斜度更强。
建设用地利用变化是引起碳源/汇变化的重要原因，如何优化省域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以驱动碳减排，是双碳战略背景下一个重要课题。用首位城市占比和赫芬达尔指数等表征省域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集中度，以地均碳排放量表征碳排放水平，基于200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等检验省域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集中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省域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集中配置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分功能用地来看，工业、居住和服务用地空间集中配置也均能抑制碳排放，就作用强度来看，工业和服务用地较大，而居住用地略小；（3）能源效率是省域城市建设用地及各功能用地空间集中配置影响碳排放的重要机制；（4）各功能用地空间集中配置的耦合协同将通过增强能源效率而对碳减排产生倍增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