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重构——以浙江省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为例

曹瑞芬, 张安录, 苑韶峰

自然资源学报 ›› 2023, Vol. 38 ›› Issue (7) : 1880-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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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3, Vol. 38 ›› Issue (7) : 1880-1895. DOI: 10.31497/zrzyxb.2023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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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重构——以浙江省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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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aking the fees for newly increased construction land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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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缓和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的有效手段。以浙江省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为例，遵循财事权相匹配原则重构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对于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促进耕地资源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结果表明：总体上，浙江省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处于耕地亏损状态，不能参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省域范围内，全省64个研究单元中共有50个县级行政单位存在耕地保护地方事权外溢效应，可以分配到浙江省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比分析财事权相匹配视角下的优化分配结果与实际分配结果。研究发现，相比实际分配模式，基于财事权相匹配视角构建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下资金分配对耕地保护任务重的地区倾斜度更强。

Abstract

The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could realize the balance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compensating the relevant stakeholders with restricted development due to 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aking the fees for newly increased construction land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e construct a new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matching fiscal revenue and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governmen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fiscal fund utilization and promoting the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Zhejiang is in deficit of cultivated land among 31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nationwide generally, and cannot participat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fund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in the provincial scope, there are 50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such as the main urban area of Jiaxing, Zhuji city, and Shangyu district, etc., which have spillover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responsibility and can be compensated by fiscal funds distribution in 64 research units in Zhejiang. Among which, the main urban area of Jiaxing has the highest spillover level and the corresponding distribution is up to 76.87 million yuan. Meanwhile, 14 research units without spillover cannot participat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funds from the province, which includes the main urban area of Hangzhou, the main urban area of Wenzhou, Xiaoshan district, and Yiwu city, etc. Moreover, the optimal distribu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matching fiscal revenue and responsibility is compared with that in practice. It is found that the funds distribution of the new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has a stronger inclination to the regions with heavy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asks.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efficient under the optimal distribution model is higher than that in practice. The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fiscal management system of China especially below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fiscal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关键词

耕地保护 / 财政转移支付 / 财事权相匹配 / 新增费 / 浙江省

Key words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 matching fiscal revenue and responsibility / fees for newly increased construction land /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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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瑞芬, 张安录, 苑韶峰. 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重构——以浙江省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7): 1880-1895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716
CAO Rui-fen, ZHANG An-lu, YUAN Shao-feng. A new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aking the fees for newly increased construction land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7): 1880-1895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716
耕地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1]，不仅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还是重要的生态资源[2,3]。为保证18亿亩（1亩≈667 m2）耕地红线，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世界上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4]，然而耕地保护形势依然严峻，耕地资源减少的趋势并未从根本上得以遏制[5]，主要原因在于耕地保护手段仍以行政约束为主导，忽视了经济激励手段[6-7]。近年来，以经济激励手段为主的耕地保护制度措施越来越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8]，采用的激励工具主要有征税、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融资倾斜四类，其中又以财政支持的影响最为直接[9]。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是指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对因承担耕地保护责任而致使发展受限的相关利益者进行补偿，从而实现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10]。
地方政府是耕地保护的重要主体。李国敏等[11]提出要激发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强化地方政府公共行政能力[12]。然而，实际情况是耕地保护较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打折扣，陷入强制分工陷阱[13]和产生“资源诅咒”[14]现象，降低了其耕地保护的积极性[6]。因此，在强调地方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的同时，对因超额承担耕地保护责任而引发的非农化发展权丧失、发展空间受限的情况，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给予经济补偿[12]。
目前中国虽未明确设立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然而耕地保护资金即财政预算安排用于耕地保护的转移支付资金已实施多年。如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中的土地整治工作专项资金、农田建设补助资金、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等，均属于以耕地为核心的财政转移支付。其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用于耕地地力保护的资金，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其为直接发放给农民的普惠制扶持政策，属于以“输血”为特点的耕地补偿[15]。土地整治工作专项资金和农田建设补助资金则属于以“造血”为特点的耕地补偿，其将补偿转化为地方生态保护或提升地方发展能力的项目[16]。其中，补偿资金分配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效果。中国《土地整治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建〔2017〕423号）和《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2〕5号）明确指出，二者的资金分配方式主要为因素法，然而由于因素法中因素选取较为简单、权重分配较为主观，使得财政资金的分配效率受到限制[17]。因此，本文以土地整治工作专项资金为例进行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土地整治工作专项资金主要来源于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简称“新增费”）。2017年2月5日，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印发《关于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后加强土地整治工作保障的通知》（国土资函〔2017〕63号），明确从2017年1月1日起，新增费由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转列为一般公共预算，中央财政将设立“土地整治工作专项”，对地方开展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和灾毁耕地复垦等土地整治工作予以重点支持。新增费制度从耕地保护管理主体——地方政府视角出发，通过调动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促进耕地资源保护[18]，其包含新增费缴纳和新增费分配。1999年8月4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发布《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缴使用管理办法》（财综字〔1999〕117号），规定征收新增费，其30%上缴中央财政，70%上缴地方财政。新增费分配则以专项转移支付方式实现，分为中央分成新增费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省级分成新增费对县（市、区）的转移支付。
已有研究发现，中国新增费分配虽有助于耕地资源保护，但其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完善新增费分配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然而，现有关于新增费分配使用的研究较少，且主要是基于新增费继续采用因素法方式进行分配前提下，对不同资金分配目标下的分配方案进行优化设计[20]，在几个待选方案中选取较优方案，并未涉及最优的新增费分配方案设计[17]。本文以浙江省新增费为例，基于外部性内部化视角，遵循财事权相匹配原则，依据地方政府创造的外溢到其他地区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效益确定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关系，重构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积极性和促进耕地资源保护。

1 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构建的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可结合图1进行阐述。为了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从建立土地用途管制开始，不断丰富和完善空间用途管制的类型、目标、手段，逐步构建起了覆盖全域全要素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21]。国土空间管制制度依据比较优势原则配置土地资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政策支撑，但由此也带来农地保护和农地发展的非均衡。其中，农地发展特指农地非农发展，广义的农地发展是指农地向最佳利用方向的发展[22]，包括农地非农发展和农地外部投入增加，狭义的农地发展特指农地非农发展，即农地转为建设用地。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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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管制制度人为地将土地资源分为耕地保护区和非农发展区，造成了管制区域内外耕地保护权责的不对等[4]。众所周知，耕地资源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其除了具备基本的生产功能外，还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区域生态平衡[23]。将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看作为地方事权，那么保护耕地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事权增加，同时，非农发展机会的丧失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财权减少[18]。就地方政府而言，耕地转换为建设用地，一方面会带来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土地财政收入[24]，地方政府利用其所掌控的土地征用权和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权力，通过低价征收土地，高价提供商住用地获取巨额土地出让金[25]；另一方面农地非农发展会带来稳定持久的税收收入，如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契税等[26]，有利于地方财政的积累。耕地保护实质上是一个系统复杂的空间治理过程[27]，也是多主体顺序参与下责权利的空间配置[28]。为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中央政府通过空间规划和管制，采用纵向逐级下达、下位规划不得突破上位规划、辅以年度计划管理控制占用时序等手段[29]，将全国承担的耕地保护事权按照每个地区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等进行层层分配，由此导致地方分配事权非均衡。耕地资源富集的保护区承担超量的耕地保护任务，同时丧失了发展经济效益相对较高的第二、三产业的机会[30]，造成地方事权大于财权。反之，非农发展区的地方财权大于事权。
对中国研究的经验表明，财政转移支付是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一个激励因素[31,32]。耕地保护带来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作为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理应匹配相应的财权，调动其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实际中超额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地方政府除了保障本级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外，其所创造的超出本级消耗范围的耕地保护外部效益同样会促进其他地区的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建设。本地消耗事权由本地财政积累解决，由于上级政府事权分配不均造成的本地产生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外溢，超出了本级财政积累，理应由上级政府通过地方上交或者其掌握的财政进行转移支付，以促进地方政府保护耕地资源[8]。综上，本文基于外部性理论和财政转移支付理论，遵循财事权相匹配原则，采用粮食安全法和生态足迹模型，依据地方政府创造的外溢到其他地区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效益确定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关系，既有助于实现耕地保护，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又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补偿体系构建

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构建的核心是确定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其实质是补偿耕地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外溢价值。本文基于外部性理论和财政转移支付理论，将耕地保护视为地方事权，遵循财事权相匹配原则，以地方政府创造的外溢到其他地区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效益作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依据，重构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以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促进耕地资源保护。其中，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外溢价值分别采用粮食安全法和生态足迹模型进行测算。如果外溢价值大于0，说明该地区处于耕地盈余状态，即扣除自身消费后还有可供其他地区消费的耕地资源，进而可以根据外溢价值分配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如果外溢价值小于或等于0，说明该地区处于耕地赤字或平衡状态，即辖区内全部的耕地资源还不够或刚好能弥补自身消费，这些地区将不予分配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假设对m个地区进行耕地保护外溢价值和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测算，其中：i=1, 2, …, m表示地区单元。针对第i个地区单元，设其粮食安全地方事权外溢水平为FSi（hm2），生态安全地方事权外溢水平为ESi（hm2），耕地保护地方政府事权外溢水平为LSi（hm2）；另外，设当年安排的以新增费为载体的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规模为FTP（万元），并根据耕地保护外溢价值总量确定财政转移支付系数为ft。因此，第i地区分配的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方程为：
FTPi=LSi×ft,∃LSi>00,∃LSi≤0
（1）
式中： LSi=0.5×FSi+0.5×ESi且 ft=FTP/∑i=1mLSi， ∃LSi>0。多功能是耕地的重要属性[33]，对于单位耕地来说，其一方面具有生产粮食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生产功能[23]；另一方面，作为重要的生态资源，其具有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等生态功能。因此，直接加总粮食安全外溢效应和生态安全外溢效应，会造成事权的高估，需要对二者加权求和[8]。考虑到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又相互影响，不可分割[34]，因此，赋予两种事权相同的权重，进行加权求和。

2.1.1 粮食安全地方事权外溢水平

粮食安全是每个地区的职责和义务，从责任、义务和公平的角度而言，各地区都应该保护一定面积的耕地以确保本地区的粮食安全[35]。粮食供需平衡分析方法，即粮食安全法，在学界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其从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出发，分析耕地需求量，对比耕地供给量，得出耕地供需的盈亏状况[36]。近年来，基于粮食安全法的耕地保护研究成果丰富，相继出现了“最小人均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阈值”“耕地最小保有量”“耕地安全底线”“耕地警戒值”等[37⇓⇓⇓-41]相关概念，尽管各概念的提法不一，但基本内涵相同[3]，从本质上说其都是从粮食供需平衡的角度揭示耕地资源的供需盈亏状况[36]。因此，本文采用粮食安全法计算各研究单元的粮食安全地方事权外溢水平。其基本思路为，从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要求出发，通过比较耕地资源需求数量与现状耕地资源数量进而确定耕地盈亏情况[42]。粮食安全法的一般计算过程如下：
S=L-D
（2）
D=φ×CU×N
（3）
式中：S为区域耕地盈亏水平（hm2）；D为粮食安全视角下区域耕地需求量（hm2）；L为区域耕地实际存量（hm2）；φ为区域粮食自给率（%）；C为人均粮食消费量（kg）；U为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kg/hm2）；N为区域人口总数（人）。
此外，由于各研究区域的耕地质量不同，其单位耕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度也不同。因此，引入耕地质量折算系数，将区域间不同等级的耕地折算为可比的标准耕地。其中，折算系数采用不同区域耕地质量水平与全省平均耕地质量水平的比值表示。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FSi=∑j=1nLijLiFj/∑j=1nLjLFj×Si
（4）
式中：FSi为i地区可比的耕地盈亏水平（hm2），即粮食安全地方事权外溢水平；Fj为j等地的分值，采用等间距法由公式 100n-1×n-j确定；Lij为i地区j等别的耕地面积（hm2）；Li为i地区的耕地总面积（hm2）；Lj为全省j等别的耕地面积（hm2）；L为全省耕地总面积（hm2）；i和j分别代表地区单元和耕地质量等别；n为耕地质量等别数，原国土资源部将全国耕地评定为15个等别，n取值15。

2.1.2 生态安全地方事权外溢水平

耕地保护补偿应该统筹兼顾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20世纪初，英国著名经济学家Pigou[43]通过对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差异的分析，首次提出倡导给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动予以补贴的观点，成为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补偿理论可追溯的最早渊源。财政转移支付是耕地保护补偿的一种方式，其以政府财政为主对耕地保护主体进行经济补偿。由于粮食安全法模型的核算结果采用的面积表征，为了与粮食安全地方事权外溢水平测算结果保持一致，本文采用生态足迹模型测算耕地生态安全地方事权外溢水平。生态足迹模型是分析人类对自然资本的需求和自然资本的供给情况的有力工具[44,45]，其假设人类可以确定自身消费的绝大多数生物资源及其所产生的废弃物，且这些资源和废弃物能够转换成相应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46]。考虑到本文仅测算耕地生态外溢水平，生态足迹 [式（5）] 和生态承载力 [式（6）] 的一般计算公式中只考虑耕地的生态足迹需求和耕地的生态承载力状况。
EF=N×ef=N×∑(αai)=N×∑α(ci/pi)
（5）
EC=N×ec=0.985×N×s×α×y
（6）
式中：EF为区域总生态足迹（hm2）；N为区域人口总数（人）；ef为人均生态足迹（hm2）；α为均衡因子，考虑到仅研究耕地生态足迹，不需要与其他生态系统进行比较，因此不需要进行均衡因子折算；αai为i种消费项目折算的人均生产土地面积（hm2）；i为消费项目类型；pi为i种消费项目的平均生产能力（kg/hm2），考虑到反映的是浙江省内县级行政单位的耕地生态足迹空间差异，因此采用全省平均产量表示；ci为i种消费项目的人均年消费量（kg）；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hm2），即人均生态足迹供应量；s为人均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hm2）；y为产量因子，某个县级行政单位的耕地产量因子是其耕地平均生产力与全省耕地平均生产力的比值[47]，其中，为了与粮食安全法计算结果保持一致，耕地平均生产力同样采用耕地质量水平反映。
通过比较耕地生态足迹需求与耕地生态承载力大小即可判断区域耕地生态是否存在外溢以及外溢多少。区域耕地生态足迹如果超出了区域所能提供的耕地生态承载力，即为耕地生态赤字，不存在耕地生态外溢；如果小于区域耕地生态承载力，则表现为耕地生态盈余，即存在耕地生态外溢。生态安全地方事权外溢水平的具体运算过程如下：
ES=EC-EF
（7）
式中：ES为生态安全地方事权外溢水平（hm2）；EC为区域总生态承载力（hm2）。另外，考虑到仅研究耕地系统的生态承载力，参照已有研究[48,49]，引入浙江省耕地总面积占其土地总面积比值对生态承载力测度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扣除比例12%进行修正，因此生态承载力计算中仅扣除1.5%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地。

2.2 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南翼，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形复杂，大致可分为浙北平原、浙西中山丘陵、中部金衢盆地、浙东丘陵、浙南山地、东南沿海平原及滨海岛屿等六个地形区。全省陆域总面积为10.55万km2，具有“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自然约束。浙江省耕地资源紧缺，耕地保护形势严峻。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全省耕地面积为129.05万hm2（1935.70万亩），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01%。其中，水田106.28万hm2（1594.23万亩），占82.36%；旱地22.76万hm2（341.47万亩），占17.64%。近年来，为提高财政资金耕地保护效果，浙江省不断修订和完善新增费分配制度。目前浙江省省分成新增费仍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专款专用；且新增费的30%留省级，70%按因素法分配给县（市、区）。
浙江省现设杭州、宁波2个副省级城市，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9个地级市，90个县级行政单位。为了与实际新增费分配方案中的研究单元保持一致，剔除计划单列市宁波市下辖的10个县（市、区），并分别将杭州市6个主城区、温州市4个主城区、嘉兴市2个主城区、湖州市2个主城区、金华市2个主城区、舟山市2个主城区、台州市3个主城区和衢州市2个主城区合并，加之将2019年8月27日新成立的龙港市仍划归苍南县，最终确定研究单元为64个县级行政单位。

2.3 数据来源

各研究单元的耕地面积采用浙江省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简称“三调”）中的数据成果。根据国务院部署，浙江省于2018年9月起全面开展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考虑到“三调”以2019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所有数据年限均设定为2019年。耕地保护外溢价值测算涉及的其他数据，如粮食总产量、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各类农产品的人均年消费量、全省平均农产品产量以及各县（市、区）的常住人口等主要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粮食安全法模型中人均粮食消费量选择满足小康水平的400 kg[50]；考虑到浙江省耕地资源紧缺，属于粮食主销区，故粮食自给率选取安全线90%。此外，新增费数据主要来源于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专项资金资料。

3 结果分析

3.1 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测算

结合数据来源，依据式（1）~式（7），分别计算浙江省64个县级行政单位粮食安全地方事权外溢水平、生态安全地方事权外溢水平以及耕地保护地方事权外溢水平。具体运算结果见表1。
表1 浙江省64个县级行政单位耕地保护地方事权外溢水平

Table 1 Spillover level of local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64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Zhejiang province (hm2)

地区 粮食安全外溢水平 生态安全外溢水平 耕地保护外溢水平 地区 粮食安全外溢水平 生态安全外溢水平 耕地保护外溢水平
杭州市本级 -6242599.13 -79574.54 -3161086.84 金华市本级 -101677.94 -6271.99 -53974.96
萧山区 -242167.96 -964.03 -121565.99 兰溪市 -45918.09 14249.59 -15834.25
余杭区 -69851.95 -27917.76 -48884.85 东阳市 -58216.04 6735.40 -25740.32
富阳区 -20871.47 -4713.73 -12792.60 义乌市 -168511.63 -12763.11 -90637.37
临安区 -38846.89 -5105.71 -21976.30 永康市 -72076.84 1638.79 -35219.03
桐庐县 -19769.69 -1301.28 -10535.48 浦江县 -39361.09 -2900.34 -21130.72
建德市 -16518.02 1897.74 -7310.14 武义县 -15368.49 3185.37 -6091.56
淳安县 -22378.08 2222.56 -10077.76 磐安县 -11350.83 1617.15 -4866.84
温州市本级 -369182.01 -53051.75 -211116.88 舟山市本级 -132721.91 -9531.54 -71126.72
乐清市 -76769.81 -10554.94 -43662.37 岱山县 -66808.29 -1757.37 -34282.83
瑞安市 -79035.26 -13359.62 -46197.44 嵊泗县 -24521.25 -1358.51 -12939.88
永嘉县 -67422.90 5728.91 -30846.99 台州市本级 -212022.05 -14274.48 -113148.27
平阳县 -31646.83 -1014.42 -16330.63 温岭市 -105075.05 78.46 -52498.29
苍南县 -60958.57 -7501.27 -34229.92 临海市 -63538.73 2431.65 -30553.54
文成县 -14244.35 6736.46 -3753.95 玉环市 -106929.31 -9119.67 -58024.49
泰顺县 -10873.18 8879.96 -996.61 三门县 -14645.77 -281.09 -7463.43
嘉兴市本级 -57020.25 29485.78 -13767.24 天台县 -18924.87 6942.81 -5991.03
海宁市 -38872.60 3717.08 -17577.76 仙居县 -11738.17 7191.17 -2273.50
平湖市 -13132.05 19530.35 3199.15 衢州市本级 -27589.98 7167.48 -10211.25
桐乡市 -45672.44 14733.52 -15469.46 江山市 -3162.23 14348.97 5593.37
嘉善县 -15989.49 17079.82 545.16 龙游县 -2024.56 8678.13 3326.78
海盐县 -3989.98 13729.27 4869.65 常山县 -6554.63 4410.68 -1071.97
湖州市本级 -47960.94 1179.26 -23390.84 开化县 -6066.21 5423.96 -321.13
德清县 -60353.83 8401.73 -25976.05 丽水市本级 -41498.04 -562.95 -21030.50
安吉县 -11461.30 -1721.88 -6591.59 龙泉市 -4836.86 11685.88 3424.51
长兴县 -6438.70 11166.63 2363.97 青田县 -25074.24 5615.58 -9729.33
绍兴市本级 -57524.37 -8438.34 -32981.35 云和县 -7930.39 3200.85 -2364.77
柯桥区 -42776.34 -9319.45 -26047.90 庆元县 -5731.07 6522.14 395.53
上虞区 -7266.76 10228.55 1480.90 缙云县 -27827.14 4444.07 -11691.53
诸暨市 -27201.48 3108.40 -12046.54 遂昌县 -3061.65 5747.12 1342.74
嵊州市 -19712.14 7121.76 -6295.19 松阳县 -5164.93 976.48 -2094.22
新昌县 -25351.72 3740.15 -10805.79 景宁县 -2691.07 10936.49 4122.71
由表1可知，浙江省64个研究单元中仅江山市、海盐县、景宁县、龙泉市、龙游县等11个县级行政单位的耕地资源处于盈余状态，存在外溢价值。其中，江山市的耕地盈余量最多，约为5593.37 hm2；庆元县的耕地盈余量最少，约为395.53 hm2。粮食安全效益方面，浙江省64个研究单元均不存在粮食安全事权外溢。其中，杭州市本级的耕地亏损量最多，高达6242599.13 hm2；龙游县的耕地亏损量最少，约为2024.56 hm2。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由于浙江省耕地资源紧缺，粮食自给率较低，因此文中设定的90%粮食安全线下，各研究单元均处于亏损状态，研究进一步说明了浙江省粮食主销区的定位。生态安全效益方面，浙江省64个研究单元中嘉兴市本级、平湖市、嘉善县、江山市等40个县（市、区）存在生态安全事权外溢，约占总研究单元的63%。自2003年获得全国“生态省”建设试点以来，浙江省一直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取得了显著成效，64个研究单元中超出一半的县级行政单位在满足本地生态安全基础上，对外有溢出效应。
然而，直接以耕地绝对盈亏水平作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依据，在浙江省“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自然约束下，只有江山市、海盐县、景宁县、龙泉市、龙游县等11个县级行政单位可以获得资金分配，不符合实际情况。加之主要探讨浙江省省以下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因此，可采用耕地相对盈亏水平作为财政资金分配依据，即将各研究单元耕地盈亏水平与浙江省平均水平进行对比分析，若高于浙江省平均水平，则可获得转移支付资金分配。
基于此，进一步计算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的耕地保护事权外溢水平，其中浙江省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处于耕地亏损状态，亏损量约为2426.767千hm2，人均耕地亏损量约为0.041 hm2。将64个研究单元的耕地盈亏水平与浙江省平均水平进行对比后得出耕地相对盈亏水平，并以此作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依据。若耕地相对盈亏量大于零，则可获得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反之则不参与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各研究单元的耕地保护事权外溢水平及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规模具体见表2。
表2 浙江省64个县级行政单位耕地保护事权外溢水平及财政转移支付状况

Table 2 Spillover level of local responsibility and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amount in 64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Zhejiang province

地区 事权外溢水平/千hm2 转移支付规模/千万元 地区 事权外溢水平/千hm2 转移支付规模/千万元
杭州市本级 -2992.250 0 金华市本级 -6.029 0
萧山区 -46.150 0 兰溪市 7.732 1.462
余杭区 29.560 5.589 东阳市 9.537 1.803
富阳区 18.071 3.417 义乌市 -35.938 0
临安区 2.748 0.520 永康市 -3.472 0
桐庐县 7.551 1.428 浦江县 -3.687 0
建德市 11.233 2.124 武义县 8.975 1.697
淳安县 4.773 0.903 磐安县 2.687 0.508
温州市本级 -84.506 0 舟山市本级 -34.173 0
乐清市 15.596 2.949 岱山县 -25.381 0
瑞安市 13.451 2.543 嵊泗县 -10.011 0
永嘉县 3.717 0.703 台州市本级 -31.095 0
平阳县 17.014 3.217 温岭市 4.417 0.835
苍南县 17.330 3.277 临海市 13.211 2.498
文成县 6.438 1.217 玉环市 -31.849 0
泰顺县 9.619 1.819 三门县 7.097 1.342
嘉兴市本级 40.655 7.687 天台县 10.851 2.052
海宁市 18.857 3.566 仙居县 12.536 2.370
平湖市 32.383 6.123 衢州市本级 24.830 4.695
桐乡市 20.343 3.847 江山市 25.729 4.865
嘉善县 25.103 4.747 龙游县 18.962 3.585
海盐县 23.579 4.458 常山县 9.523 1.801
湖州市本级 33.383 6.312 开化县 10.278 1.943
德清县 -4.446 0 丽水市本级 -0.978 0
安吉县 14.042 2.655 龙泉市 13.347 2.524
长兴县 30.365 5.742 青田县 5.358 1.013
绍兴市本级 7.996 1.512 云和县 2.410 0.456
柯桥区 15.444 2.920 庆元县 6.170 1.167
上虞区 34.605 6.543 缙云县 3.894 0.736
诸暨市 37.227 7.039 遂昌县 9.320 1.762
嵊州市 22.507 4.256 松阳县 5.883 1.112
新昌县 5.306 1.003 景宁县 8.773 1.659
由表2可知，浙江省大部分县级行政单位的耕地保护事权外溢水平超出浙江省平均水平，在省域范围内存在外溢，可获得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仅杭州市本级、温州市本级、萧山区、义乌市等14个研究单元的耕地不存在事权外溢，因此不能参与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此外，各县级行政单位的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数额依据其事权外溢水平确定，其中，嘉兴市本级的耕地保护事权外溢水平最高，约为40655 hm2，相应地分配到的转移支付资金也最高，约为7687万元；相反，云和县的外溢水平最低，约为2410 hm2，相应地分配到的转移支付资金也最少，约为456万元，前者约为后者的16.86倍。

3.2 进一步对比分析

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是为各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给予资金支持，即通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提高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促进耕地资源保护。因此在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上，理应向耕地保护任务重的地区倾斜，基于此，进一步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就财事权相匹配视角下的优化分配和实际分配模式下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倾向进行对比分析。此外，考虑到数据可得性，由于2019年省分成新增费分配为部分资金提前下达，2018年省分成新增费分配为总下达资金，因此选取2018年为例进行实证检验和对比分析。综上，构建以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为被解释变量，耕地面积为核心解释变量的计量经济模型，具体见式（8）。
transi=β0+β1areai+β2Xi+εi
（8）
式中：transi表示第i地区当年分配到的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规模（万元），其中，优化分配模式下采用paymenti表示，实际分配模式下采用feei表示；β0为常数项；β1和β2分别为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 ε为随机误差项；i为各研究单元；areai表示第i地区当年的耕地面积（hm2）；X为控制变量，包含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考虑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下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资金的需求不同，文中引入地区生产总值（GDP）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然而实证检验中发现二者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选取财政自给率替代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反映地方政府财政状况。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一、模型二分别为优化分配模式和实际分配模式下财政转移支付对耕地保护的回归。
表3 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3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模型一（trans=payment） 模型二（trans=fee）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area 0.0535*** 3.71 0.0370*** 4.80
GDP -0.5796* -1.80 -0.0593 -0.34
finance 1213.7570 1.03 -265.0511 -0.42
constant 9.0010 0.01 1077.3390*** 3.35
注：*、***分别表示在10%、1%水平上显著。
由表3可知，核心解释变量——耕地保护（area）的估计系数在优化分配模式和实际分配模式下均为正，且均具有较好的统计显著性。然而前者的估计系数明显大于后者，说明文中基于财事权相匹配视角构建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下资金分配对耕地保护任务重的地区倾斜度更强。其中，优化分配模式下回归系数为0.0535且具有较好的统计显著性；实际分配模式下回归系数为0.0370也具有较好的统计显著性。对于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GDP）的估计系数在优化分配模式下为负且具有较好的统计显著性，而在实际分配模式下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构建的优化分配模式下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同时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倾斜，有助于区域协调发展，另外地方政府财政状况（finance）对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影响在两种分配模式下均不显著。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耕地保护是关系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51]，国土空间管制制度的实施虽保证了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建设，但其带来的农地保护和农地发展非均衡将会导致相关利益群体陷入“暴利—暴损”困境，有失社会公平[52]。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通过对因承担耕地保护责任而致使发展受限的相关利益者进行补偿，从而实现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10]。本文基于外部性理论和财政转移支付理论，将耕地保护视为地方事权，遵循财事权相匹配原则，以地方政府创造的外溢到其他地区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效益作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依据，重构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以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促进耕地资源保护。在此基础上，以浙江省新增费为例进行实证测算，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总体上，浙江省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处于耕地亏损状态，不能参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浙江省耕地资源紧缺，具有“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自然约束，实证测算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的耕地保护事权外溢水平发现，浙江省处于耕地亏损状态，亏损量约为2426.767千hm2，不存在事权外溢效应。
（2）省域范围内，浙江省大部分研究单元存在耕地保护地方事权外溢效应，可以分配到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实证测算结果表明，全省64个研究单元中共有50个县级行政单位地方政府耕地保护存在外溢效应，可以分配到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其中，嘉兴市本级的外溢水平最高，相应的资金分配规模高达7687万元；杭州市本级、温州市本级、萧山区、义乌市等14个研究单元的耕地不存在事权外溢，不能参与浙江省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
（3）相比实际分配模式，基于财事权相匹配视角构建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下资金分配对耕地保护任务重的地区倾斜度更强。财政转移支付对耕地保护的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耕地保护的估计系数在优化分配模式和实际分配模式下均为正且具有较好的统计显著性，然而前者的估计系数明显大于后者。

4.2 讨论

19世纪末，德国学者奥托·梅耶（Otto Mayer）提出了特别牺牲理论[53]。该理论认为，任何财产的行使都要受到一定内在的、社会的限制，只有当财产的征用或限制超出这些内在限制，才产生补偿问题。就耕地保护来说，各研究单元有满足本地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需要的耕地保护任务，只有超出了本地消耗范围内的耕地保护外溢价值才能获得补偿。本文基于财事权相匹配视角，以地方政府创造的外溢到其他地区的耕地保护效益作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依据重构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符合特别牺牲理论，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特别是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更好地发挥财政激励约束机制实现耕地保护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实际中耕地保护是各种补偿政策的综合效果，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是为各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给予资金支持，属于激励补偿范畴。耕地保护补偿分为激励性补偿和抑制性补偿，二者均从外部性内部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有益或有损于耕地保护的行为进行补偿或索赔来提高行为的收益或成本，从而激励有益或有害行为的主体，增加或减少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以达到保护和改善耕地生产能力的目的[54]。后续可进一步针对建设占用耕地导致的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事权下降，但地方财权上升的抑制性补偿进行研究，以全面系统地分析耕地保护补偿政策。
此外，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进一步以浙江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其中，考虑到直接以耕地绝对盈亏水平作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依据，在浙江省“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自然约束下，只有11个县级行政单位可以获得资金分配，不符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在全国层面计算浙江省耕地保护事权外溢平均水平，并将64个研究单元的耕地盈亏水平与浙江省平均水平进行对比后得出耕地相对盈亏水平，最后以此作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依据。本文研究结果科学合理，符合实际情况。然而，受篇幅限制，主要研究浙江省省级分成新增费对各县（市、区）的转移支付。中国以新增费为载体的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分为中央分成新增费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省级分成新增费对县（市、区）的转移支付，后续可进一步探讨中央分成新增费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情况，以便更加全面系统地研究耕地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
另外，在实证测算地方政府耕地保护事权外溢水平时，统筹考虑粮食安全事权外溢和生态安全事权外溢，并对二者加权求和，避免了直接加总可能导致的事权高估，研究结果科学可靠。然而，权重确定主要基于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具有同等重要作用且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又相互影响且不可分割[34]的考虑，实行等权分配，后续可采用问卷调查法或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确定权重，保证研究结果更加精准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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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跨区域财政转移制度是解决耕地保护区域非均衡的重要工具,其通过管制弱化区域和管制强化区域之间的横向财政转移,使得不同区域均能享受到国土空间优化带来的福利提升,有助于耕地保护的实施。本文初步尝试将新增费缴纳、新增费分配过程有机结合,视为横向跨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即新增费由建设用地指标多的非农发展区流向耕地保护任务重的农地保护区,并考察这种以新增费为载体的跨区域财政转移制度的耕地保护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中国2005—2015年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和引入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以新增费为载体的省际横向跨区域财政转移制度有助于调动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达到耕地保护的目的,但是其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进一步探讨新增费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新增费缴纳和新增费分配的耕地保护效应大小可知,相比于新增费分配,新增费缴纳的耕地保护效果更好。本文研究结果有助于完善以新增费为载体的省际横向跨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耕地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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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regional fiscal paymen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regional imbalance brought by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hrough horizontal fiscal transfer between areas with different regulatory intensity, the system enables different regions to share the dividends of land-use optimization,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ed the processes of collec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fees for new increased construction land and took the whole process as a kind of transregional fiscal payment, that is, the fees are transferred from the 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zone with higher quota of construction land to th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zone with heavy farmland protection task. On this basis, it examined the arable land protection effect of this kind of transregional fiscal payment system with the fees for new increased construction land as the carrier. A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and 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SYS-GMM) estimation are employed to verify the theory by using the provincial level panel data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5.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provincial horizontal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fees for new increased construction land could help to mobilize the local governments to protect cultivated land and serve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arable land, but its role is very limited. Among the two components of the fees, compared to fee distribution, th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effect of fees collection is better in China. This research may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the interprovincial horizontal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fees for new increased construction land and promot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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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住房价格的中介作用，构建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选取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发育比较完善的111个资源型城市，基于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类型检验资源型城市住房价格对土地财政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显著正向影响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和住房价格，但是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性。再生型城市的影响系数最大，成熟型城市的影响系数最小。这种差异性与城市的资源保障能力相关。（2）资源型城市总体和成熟型城市住房价格对土地财政影响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而再生型城市、成长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住房价格对土地财政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SUN Q, FENG Y, TANG Y, et al.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China with the mediating role of housing pric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1): 126-139.]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108
本文引用 [1] 摘要

After considering resource-based c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land finance on housing prices and economic growth, considers the mediating role of housing prices, and constructs a random effect model of panel data. A total of 111 resource-based cities with well-developed land and real estate markets were chosen by categorization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19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influence of housing prices on land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This study presents some findings as follows. Firstly, land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housing prices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bu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impact. In addition, land financing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economic growth and housing prices in regenerating citi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land financing in mature cities has the least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housing price. This difference is related to the resource guarantee ability of the city. Secondly, housing prices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and mature cities have significant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s on land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Most importantly, our analysis found that housing prices had no substantial mediating influence on land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generating, growing, and declining cities. These findings add to the literature by enlightening guidance to policymakers and regulatory organization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land financing and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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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00601
摘要
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系统梳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起源、实施特点、成效与不足,重点解析土地用途管制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转型的改革逻辑及其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具体要求,为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供借鉴。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突出强调对耕地的保护,以新增建设用地为主要管控对象,建立了土地用途分类—规划—计划—审批—监管的完整管控链条,在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倒逼节约集约用地和提高依法依规用地意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但仍存在覆盖范围不全、管制刚性过强、生态用地管制乏力等不足。（2）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以生态文明建设为逻辑起点,通过单一地类保护向空间统筹转型、地类管制向空间管控转型、指标传导为主向指标与分区相结合转型、底线约束向约束与引导并重转型,构建面向全过程、多样化的管制规则体系,完善空间传导机制,进而实现所有国土空间全要素统一管制。（3）面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时代需求,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应在系统性、整体性的规划管控指标体系、覆盖全域、上下衔接的规划分区体系、底线约束与激励引导相结合的规划实施弹性机制以及“全链条”管理机制等方面做出积极响应,进而实现不同层级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的统筹协调管控。
[ZHANG X L, LYU X. Reform logic of territorial space use regulation and the response path of land spatial planning.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6): 1261-1272.]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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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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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晶晶, 赵凯, 曹慧, 等. 中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及其补偿额度测算: 基于省级耕地—经济协调性视角. 自然资源学报, 2018, 33(6): 1003-1017.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170571
摘要
正确处理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从省级耕地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协调性出发,基于粮食安全及区域耕地生产力均衡视角确定了耕地盈余区、平衡区、赤字区,并利用机会成本法测算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以及补偿额度。结果表明：1）2007&#x02014;2015年我国耕地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非协调性,需要进行区际间耕地保护利益协调;2）将全国划分为8个耕地盈余区、11个耕地平衡区及12个耕地赤字区;3）2015年全国平均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为2.90万元/hm<sup>2</sup>,其中,耕地赤字区最高,耕地盈余区次之,耕地平衡区最低;4）基于情景模拟法得出,不同区域的耕地盈亏量及耕地保护补偿额度存在较大差异。据此提出：实行差别化耕地保护政策;建立动态化的耕地保护制度,制定合理的区域差异化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尽快建立健全耕地保护利益协调机制,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目标。
[SUN J J, ZHAO K, CAO H, et al. Zoning and quantity of economic compensation for arable land prot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provincial cultivated land and economic.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8, 33(6): 1003-1017.]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17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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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191107
摘要
基于耕地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理论及其评估方法,构建农地整治背景下耕地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分析框架,利用湖北省天门市和潜江市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DID模型和OLS模型,分析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影响耕地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 （1）农地整治能较大促进耕地生产价值的提高,且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促进作用要优于政府主导模式;（2）农地整治能显著促进耕地生态价值的提高,但两种模式的促进效应没有明显不同;（3）耕地生产价值的提升有助于耕地生态价值的提高。基于此,今后不仅要继续加大农地综合整治的投资力度,还要在农地综合整治中重视生态整治,更要创新农地整治实施模式。
[XIE J H, YANG G Q, WANG J, et al. Impact of different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modes on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on value and ecological value based 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ome farmers in Tianmen and Qianjiang.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11): 2333-2347.]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19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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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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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 X Q, ZHANG A L. Discussion on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of the arable land protection based on food security. Resources Science, 2012, 34(4): 749-757.]
本文引用 [1] 摘要
Based on the opportunity cost and the food security goal,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of arable land protection and brought forward the technical train of thought and method for measuring and calculating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and amount, which were also emperically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pportunity cost loss of the arable land protection is the lowest compensation value standard. The opportunity cost loss of the regional arable land protection is equal to the net income which comes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able land into the construction land. And the opportunity cost loss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s within a region is equal to the remaining sum got by subtracting the net income from the food production of arable land out of that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able land into construction land; 2) The technical train of thought for measuring and calculating the regional compensation standard and amount is that the value standard and amount a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loss of the opportunity cost and the profits and losses of the regional arable land. And the technical train of thought for measuring and calculating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s is that the specific annual compensation standard is determined by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desires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s and the Governmental economic capacity based on the annual opportunity cost loss of the arable land protection; 3) In 2008, the average value standard of the regional compensation was 13,100 yuan per hm<sup>2</sup>. There were 17 provinces suffering arable land deficit and the total compensation was 256.767 billion yuan. Among the 65 counties or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there were 14 ones suffering arable land deficit and the compensation was 15.701 billion yuan in total. The average compensation standard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s in Xiaozhangjia Village of Jiangsu Province was 7,200 yuan per hm<sup>2</sup> for the paddy land and 8,700 yuan per hm<sup>2</sup> for the dry land. The main points of innovation are as follows: 1) The opportunity cost loss of the arable land protection among regions and that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s within a region are separately defined; 2) The technical train of thought and method for measuring and calculating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and amount ar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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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鹏, 方恺, 吴次芳, 等. 2009—2015年中国耕地资源利用时空格局变化研究. 水土保持通报, 2019, 39(3): 29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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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1/xb200202001
本文引用 [1] 摘要
<p>Cultivated land, different from other resources, is fundamental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e, society and economy. Market mechanism inevitably drives cultivated land into industrial and urban uses.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lead the scarce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to more crises. So market is a failure to allocate this kind of resource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common property in a certain sens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s necessary for optimization alloc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Current policy of macro-administration for cultivated land conservation is oriented to total quantitative control. Every province is demanded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cultivated land remains not decreased. This policy is difficult for practicing because it does not consider various situa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For example, in eastern provinces where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s proceeding and reserved arable land is scarce, the total number of cultivated land will inevitably decrease unless at the cost of lowering the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novate the policy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minimum area per capita of cultivated land (MAPCCL) as a new insight into the optimization of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for policy making. MAPCCL can be defined as the minimum number of cultivated land that can meet the needs of food consumption under certain food self-sufficient rate and land productivity. PICL provides a threshold of cultivated land conservation. If K<1, some cultivated land may be conversed into urban and industrial uses and planting structure may be adjusted for more cash crops. If K>1, cultivated land should not be conversed into other uses or land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should be enhanced by means of increasing inpu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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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清红, 岳云华, 谢德体, 等. 中国耕地警戒值的测算与讨论. 资源科学, 2007, 29(3): 158-164.
摘要
耕地安全是食物安全的基础，我国未来的耕地压力大，耕地保护是关键。耕地警戒值是影响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加强耕地保护执法力度和老百姓建立耕地安全意识、参与性保护耕地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人均耕地警戒值0.053hm<sup>2</sup>的引用对耕地安全意识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科学测算我国耕地警戒值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构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的扩展模型S<sub>min</sub>=MB∑ni=1βi·GiPi，建立饲料粮食消费量与肉蛋奶消费量、食品作物单产量与单产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5个线性回归方程，以及单产影响因素与时间关系等6个曲线估计方程，测量粮食、植物油、糖和蔬菜等食品作物单产量，计算2006年～2015年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并与相应年份实际人均耕地面积对比，确定2006年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积0.09035hm<sup>2</sup>和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总量1.18×10<sup>8</sup>hm<sup>2</sup>（17.7亿亩）分别为人均耕地警戒值和耕地总量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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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恒义, 刘卫东, 王世忠, 等. “省公顷”生态足迹模型中均衡因子及产量因子的计算: 以浙江省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09, 24(1): 82-92.
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09.01.010
摘要
生态足迹模型是分析人类对自然资本的需求和自然资本的供给情况的有力工具。为更加准确地核算中小尺度的生态足迹，论文建立了&ldquo;省公顷&rdquo;模型，明确了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的含义与计算方法。在计算方法上，首次引入热值的概念，克服了不同类型生物产品不能直接加总的难题。以浙江省为例，应用本方法测算了2005年各类土地的均衡因子和各市土地的产量因子。其均衡因子分别是：耕地为2.82s-nhm<sup>2</sup>/hm<sup>2</sup>；草地为0.11s-nhm<sup>2</sup>/hm<sup>2</sup>；林地为0.35s-nhm<sup>2</sup>/hm<sup>2</sup>；水域为0.17s-nhm<sup>2</sup>/hm<sup>2</sup>等。结果与国际上通行的数值和国家公顷下的数值存在较大差异，但通过分析认为，文章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客观地表达了浙江省的实际情况，存在差异是合理的。最后，指出文章所构建的方法简单易行，结果合理，该计算方法可推广到国家层面；在进行省域层面的生态足迹分析时，模型应采用&ldquo;省公顷&rdquo;对应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以使分析更加具有实际意义。
[ZHANG H Y, LIU W D, WANG S Z, et al.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equivalence factor and yield factor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based on sub-national hectare: A case study of Zhejiang.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9, 24(1): 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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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辉, 张茹倩, 徐丽萍. 基于生态足迹的土地资源资产负债核算.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1): 14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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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课题,其理论和实践均处于探索阶段。将生态足迹理论与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有机结合,通过改进生态足迹模型参数、补充对价值量的核算、重新界定自然资源资产类型,构建了基于生态足迹的土地资源资产核算体系。以新疆为研究靶区,对其土地资源资产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改进后的新疆生态足迹模型参数存在年际波动,均衡因子多年平均值中水域（12.239）&gt;湿地（10.161）&gt;林地（3.352）&gt;草地（0.990）&gt;耕地（0.775）&gt;荒漠（0.215）,产量因子多年平均值中湿地（1.234）&gt;耕地（1.214）&gt;林地（0.889）&gt;草地（0.819）&gt;水域（0.674）&gt;荒漠（0.385）。（2）受产品产量和市场价格影响,新疆不同土地类型的单位面积价格由高到低依次是：湿地（1910309元&#x000b7;hm<sup>-2</sup>）&gt;林地（329571元&#x000b7;hm<sup>-2</sup>）&gt;水域（213303元&#x000b7;hm<sup>-2</sup>）&gt;草地（212176元&#x000b7;hm<sup>-2</sup>）&gt;耕地（165467元&#x000b7;hm<sup>-2</sup>）&gt;荒漠（40395元&#x000b7;hm<sup>-2</sup>）。（3）新疆土地资源资产稳定增加,权益持续缩减,负债呈扩大之势。18年内,土地资源资产数量上增加了27.19%,价值上升高了48.19%,权益数量上下降了6.60%,价值上减少了1.27%,负债在数量和价值上分别以1.20&#x000D7;10<sup>6</sup>hm<sup>2</sup>&#x000b7;a<sup>-1</sup>和2.56&#x000D7;10<sup>11</sup>元&#x000b7;a<sup>-1</sup>的速度扩张。（4）基于生态足迹的土地资源资产核算方法具有涵盖质量属性、价值量内涵丰富、避免重复核算等优势。研究结果可为生态足迹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有机结合提供案例,同时有助于新疆土地资源合理化利用和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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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文以区域农田生态服务价值为基础,以经济发展程度、区域农田生态赤字/盈余与区域提供的生态承载力比值为调节系数,建立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模型,基于农田生态账户的概念从县(市、区)级层面对武汉城市圈48 个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额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① 武汉城市圈农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75.00&times;10<sup>8</sup>元,涉及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额2.31&times;10<sup>8</sup>元。② 48 个县(市、区)中,24 个为农田生态支付区,支付区中武昌区的支付量最大,达到5 967.92&times;10<sup>4</sup>元,最小为14.94&times;10<sup>4</sup>元(铁山区);24 个受偿区中最大受偿额为238.91&times;10<sup>4</sup>元(黄陂区),最小为5.14&times;10<sup>4</sup>元(英山县)。③ 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量占地方当年财政收入的比例在0.07%~5.24%之间波动。论文提出的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模型简单、可行,也适用于其他更高或更低的尺度上有农田分布的地区进行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额度的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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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0417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3053)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2ZJQN20YB)
浙江工商大学“数字+”学科建设管理项目(SZJ2022B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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