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使生态环境问题由个别地区小范围问题已发展成为普遍的跨行政区域问题,迫使各级政府部门必须联合行动应对,生态合作必将走向普遍化和常态化。目前,关于生态合作的概念和内涵既无相关研究给出明确界定,也无系统的生态合作研究框架可供参考,使区域生态合作面临重重困难,为此论文综述国内外生态合作的相关研究,梳理生态合作起源和发展演化历程,提出并阐释了生态合作的概念和内涵。以此概念为基础,构建出了包括生态合作组成、生态合作研究步骤、生态合作方式和生态合作监管与评价四部分的生态合作研究基本框架。其中,生态合作组成包含生态合作基础和目的、生态合作主体、生态合作方式和生态合作监管与评价体系;生态合作机制的构建包含10 个步骤,分别为诊断区域生态问题,确定生态合作的主体,确定生态合作对象,梳理合作主体间关系,拟定合作方案,意见征询,方案实施,实施监督,评价,对生态合作协议、实施方案和监督方案的改进;生态合作方式包括劳务合作、工程技术合作、产业发展合作、经济补偿合作、区域生态环境管理合作和教育人才合作等六大类;生态合作的监管与评价包括方案实施的监督与评价、合作方案的合理性评价、协调和监管能力评价、实施后的生态环境质量阶段性评价和终期评价。
以广东省为例,利用2007—2012 年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因果检验及回归分析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工业用地低价出让财政激励的内在逻辑。同时,从财务和价值两个维度,对地方政府工业用地低价出让行为的经济合理性进行了判断。研究结果表明:① 地方政府工业用地低价出让具备引资功能,通过土地要素换资本要素的方式能够获取投资的流入;② 资本净流入对地方政府税收和商住用地出让金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投资引入将导致地方政府预算内、外财政收入的增长;③ 工业用地低价出让行为普遍具有财务上的合理性,并非不惜成本的非理性竞争;④ 工业用地低价出让行为不具备价值上的合理性,价值损失可视为地方政府以土地要素换资本要素这种引资竞争方式的成本。基于研究结论,论文建议为纠正地方政府工业用地低价出让行为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调整中央-地方政府间的财权-事权结构;二是改变以财政收入增速的相对绩效为重点的政绩考核方式。
农户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其满意度直接关系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成效。论文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来研究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及其障碍因子的诊断方法,可为提高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提供决策依据。选取在全国创新探索农田生态补偿的上海市闵行区、苏州张家港市和率先试点耕地保护基金的四川省成都市为实施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典型地区,采用熵权改进的TOPSIS 法和障碍度模型,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其障碍因子诊断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 成都市、张家港市和上海市闵行区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农户评价的绩效值分别为0.529、0.494 和0.461,对应的绩效水平分别为良好、一般和较差,农户满意度绩效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② 影响三个地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绩效评价排序前5 位的障碍因子依次为对耕地保护补偿账务公开是否满意(C8)、对政府部门关于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的监督管理是否满意(C10)、对耕地保护补偿资金使用要求是否满意(C9)、对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是否满意(C3)和对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分配是否满意(C7);③ 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改进的TOPSIS 法和障碍度模型对其进行评价,是合理可行的。不仅如此,通过障碍因子诊断,其指标评价信息可以揭示出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存在的绩效问题,有利于促进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的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论文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不同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整治前后的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同期未整治区土地利用效率,并采用双重差分计量模型研究了传统政府主导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区与未整治区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农户主导模式与传统政府主导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区土地利用效率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整治后,农户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121 2,传统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080 6,而同期未整治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040 1,反映出传统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可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农户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对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农地整治对土地利用效率、农业总产值、灌溉资本投入影响显著,农户有效参与对土地利用效率、农业总产值影响显著;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旱涝保收耕地比例及承包地面积等对土地利用效率影响显著。据此,论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开展农地整治项目实施模式的创新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人类-环境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如何全面地评估中国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已成为当前可持续性科学的一个研究热点。论文基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在国家、区域和省三个尺度上系统评价了中国人类-环境系统1990—2010 年的可持续性。研究结果表明,2010 年中国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为中上水平,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1990—2010 年中国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表现为增长趋势,中西部可持续性增长快于东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指标呈增加趋势,环境可持续性指标为下降趋势。可见,中国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的空间格局与动态变化均不协调,需进一步促进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全面提高。
对耕地土壤质量变化驱动机制的研究是破解耕地质量变化规律及其效应的关键。利用野外采样与实验室分析相结合、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等分析方法,对研究区域238 个耕地地块的土壤采样数据和对应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农户土地利用方式、程度和投入强度对耕地土壤质量的作用方向、影响程度和显著水平都不同。其中近郊区的农户“以兼业为主,以农为辅”,其行为突出表现为劳动力投入的“非农化”趋势,对耕地的粗放利用和掠夺式经营现象比较普遍,主要影响因素土地利用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导致耕地土壤的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的含量平均下降11.496、44.078 和15.469 mg/kg;研究区域中部农户“以兼业为主”,突出表现为集约化程度比近郊区农户有所提高、种植结构也不断调整,对土地的投入、管理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主要影响因素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会促使土壤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平均提高4.799 g/kg、7.454 mg/kg、100.170 mg/kg 和61.205 mg/kg;远郊区的农户“以农为主”,突出表现为“非粮化”趋势,由于比较高的就业机会成本,种地收入超过农户预期,耕地集约化、规模化程度较高,主要影响因素土地投入强度每增加一单位,土壤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平均增加0.007、0.025 和0.037 mg/kg。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从提高农业生产比较效益、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提出规范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改善区域耕地土壤质量的政策建议。
基于统计、地统计基本原理,运用传统插值法、地统计插值法、多元回归法和模拟气象站点法4 大类11 种方法,对陕西省2003—2012 年平均气温、降水量数据进行栅格化。结果表明:① 多元回归法和模拟气象站点法均能大幅提高气温数据的估测准确度,且多元回归法对气温的表示更加精细,其中以“回归+残差IDW(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法精度最高,MAE、RMSE、R2分别为0.498、0.775 和0.954 8;② OK(Ordinary Kriging)法对降水数据的估测准确度最高,MAE、RMSE、R2为46.934、69.251 和0.947 8;③ 气温、降水栅格化方法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不存在绝对普适的最优方法,应根据数据类型、地域特征对原始数据进行探索性分析,从而获得区域最适合的栅格化方法;④ 陕西2003—2012 年多年平均气温为10.925 ℃,标准差2.221 ℃,气温随纬度、海拔的增加而降低,具有鲜明的纬度和垂直地带性;平均降水量为664.446 mm,标准差213.226 mm,降水呈现由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纬度地带性较强。
湖泊水位的变化对区域气候变化响应敏感,可客观反映该地区水资源的时空变化,青藏高原的大部分湖泊缺乏实测水位资料,测高卫星的广泛应用为无资料区水位变化监测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效技术手段。论文以扎日南木错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源卫星测高数据,获取该湖泊1992—2012 年的水位序列,分析其20 a 来水位的动态变化特征,并与其他数据源获取的水位序列对比。研究表明,1992—2012年,扎日南木错水位上涨了0.786 m,1999年前,水位以0.132 m/a速度下降,1999—2012 年水位以0.144 m/a 速度上升,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与其他数据源获取的水位序列呈现的变化规律一致,且尤其是2000 年后,扎日南木错春冬水位比夏秋水位变化幅度更剧烈。
论文利用ERA-Interim(0.5°×0.5°,简称ERA)、NCEP/NCAR2(2.5°×2.5°,简称NCEP2)两种不同分辨率的再分析资料和探空观测资料,首先分析了夏季(7 月)和冬季(1 月)青藏高原(以下简称高原)上大气水汽含量大值区(简称“湿池”)的区域分布特征,然后基于ERA资料分析了1979—2012 年间高原“湿池”的一些变化特征,发现了一些新的事实。主要结果包括:在对流层中上层,高原上无论夏、冬季都有大气水汽含量的高值中心——高原“湿池”存在。夏季7 月高原“湿池”强度最强,ERA资料除了在高原南部有自西到东的连续高湿中心带外,在高原西北部还有一个高湿中心;NCEP2 资料仅在高原东南部和西南部有两个高湿中心。冬季1 月,两种资料均只在高原东南部有高湿中心。总体上,ERA 资料与探空观测资料的高湿中心区更为接近。7 月,高原南部高湿中心在1990 年代中期(1994—1996 年)之后持续偏强,西北部中心强度有弱—强—弱—强交替变化特征;1 月,高湿中心在1980 年代末期开始持续偏强。高原南部高湿中心带在7 月几乎是一个连续的区域,1996 年以后这一特征更为明显,在1 月则是分为东西两段的高湿中心带。
科学估算减排潜力是实施减排责任分摊的基础。论文将环境因素纳入到经济生产体系,构建含有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经济核算框架,借助方向距离函数方法,对2000—2011 年中国31 个省(市、区)的农业碳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估算。在此基础上,利用人均农业碳排放、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农业碳排放强度与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4 个指标,构建农业碳减排潜力指数,基于公平与效率双重视角,对各省区农业碳减排潜力水平进行评估与分析。结果显示:① 农业减排成本地区差异较大。其中,海南、福建、山东、辽宁、广东、北京、天津等省区减排成本较高,其年均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居于全国前列,最高值达2.542×108元/104 t;而西藏、青海两地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最低,分别为0.105×108元/104 t 和0.542×108元/104 t,农业减排成本较低。② 基于农业碳减排的公平性与效率性差异,将中国大陆31 个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四大类:西藏等1 省2 区属于“高效较公平”型地区;甘肃1 省1 区属于“高效欠公平”型地区;辽宁等8省2 区属于“低效较公平”型地区;北京等12 省4 市属于“低效欠公平”型地区。③ 西藏、海南、青海、内蒙古四地农业碳减排潜力指数在三种情景下均排名前四,北京、黑龙江、山西三地均排名最后。④ 决策者对于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不同偏好会导致各省区减排责任分摊机制不同。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加强,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产业空间格局重置过程中,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论文利用2003—2008 年工业企业普查数据,采用Tobit 模型和Heckman 两阶段模型,探讨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分布的特征。论文发现,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正在进行空间结构调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污染密集产业不断转出,山东及中部地区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新的集聚地;造纸等较为轻型产业主要向中部内陆等地区转移,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更主要在沿海地带重新分布。另外,要素禀赋、环境规制以及全球化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影响显著。其中,技术以及劳动力成本是污染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受全球化的影响,国际市场潜力对污染企业区位影响更为重要;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的成立具有倒U型关系;最后,企业的异质性对于污染企业地理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影响。文章启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适当的政策引导以最小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论文以三峡库区重庆段21 个区县为实例,利用空间自相关及冷热点分析方法,在区县级尺度上,研究了化学肥料施用、有机肥施用、农作物秸秆、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和农田土壤侵蚀等8 个来源中农业面源污染化学需氧量(COD)、生化需氧量(BOD5)、全氮(TN)、全磷(TP)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从Moran's I 值判断,2005—2011年间,三峡库区重庆段的COD、BOD5、TN、TP在区域上一直处于较高的集聚状态,2005—2008年集聚减弱,2008—2011 年集聚增强。② 从COD、BOD5、TN、TP排放总量来看,由农业面源污染引起的COD、BOD5、TN、TP 绝对排放量,2005 年分别为15.85×104、7.35×104、5.50×104 和0.97×104 t·a-1;2008 年分别为10.93×104、6.45×104、5.60×104 和1.04×104 t·a-1;2011 年分别为14.67×104、8.68×104、6.94×104和1.14×104 t·a-1。COD、BOD5 绝对排放总量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趋势,TN和TP绝对排放总量则一直处于增长的态势。③ 从冷热点分析结果来看,三峡库区腹地是热点区域的集中区,而三峡库区库尾都市核心区是冷点区域集中区。
地热能是一种绿色低碳、可循环利用的可再生能源。中国地热资源丰富,以中低温资源为主,高温地热资源主要受中国地质构造特点及其在全球构造中所处部位的控制,主要集中在藏南—川西—滇西和台湾两个地区。但是,中国地热产业处在起步阶段,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地热资源的利用绝大部分以直接利用为主,地热发电明显落后。针对中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5 条促进地热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建立国家级地热产业核心技术研发平台;尽快启动干热岩勘查开发利用示范工程建设;制订优惠扶持政策,推动地热产业步入快速发展轨道;积极推广地热尾水回灌技术,切实保护环境;尽快出台全国性的地热资源管理法规,以推动中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制化管理。
旅游生态效率由生态效率概念衍生而来,是一个描述旅游单位经济产出环境影响大小的变量。提升旅游生态效率可以获得双向效应,也就是在创造新的市场就业机会的同时,降低成本和减少环境影响。国外旅游生态效率相关研究成果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生态效率的概念、特征与理论模型;旅游生态效率理论的演化与应用;旅游生态效率提升的规划及措施;旅游者对生态效率战略的感知与态度;旅游生态效率规划实施的动力与阻力等。国外旅游生态效率研究具有研究范围和视角比较宽泛、研究方法手段丰富多样、研究案例较为典型、研究结论实践应用价值较大等特征。深化旅游生态效率的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不仅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开拓了一个新方向,也为低碳旅游、旅游碳交易、旅游碳税等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价值。
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随着其评价对象不断复杂化、系统化,逐渐发展出包含基于清单分析的过程生命周期评价(Process-based LCA, PLCA)、投入产出的生命周期评价(Economic input-output LCA, EIO-LCA)和混合生命周期评价(Hybrid LCA, HLCA)三种方法。论文简述了各类LCA方法的发展过程和特征,并结合实例分析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结果认为:自下而上的PLCA方法针对性较好,其评价结果较为详细,但由于主观边界设定,核算结果存在无法避免的截断误差;自上而下的EIO-LCA方法采用投入产出表进行评价,边界为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但存在部门聚合、数据滞后等问题;HLCA结合PLCA与EIO-LCA两种方法,既保持了结果的精准性,又消除了截断误差。研究最后总结并提出未来HLCA的发展方向,以期为LCA方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