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是应对中国城市更新价值转变与破解发展困局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从治理要素的整体协同视角出发，运用案例研究和归纳分析法，以杭州为典型案例，系统解析城市更新协同治理的实践路径与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杭州城市更新形成了统筹管理体制与多元政策工具的治理环境建设、“政府、市场、居民、社会”四心协同的治理结构搭建、“知识—话语”与“实体技术”协同的治理手段应用、“发展、民生、保护”多目标协同的治理结果达成等四条多元协同治理路径。（2）城市更新多元协同治理应是涵盖“协同环境—协同结构—协同手段—协同结果”的整体协同，通过自洽型统筹管理与协调型政策创新的环境协同机制、多元化利益协调与差异化权力配置的结构协同机制、规范性程序驱动与激励性刚弹管控的手段协同机制、冲突性目标共生与差异性全民共享的结果协同机制，实现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目标。基于此，提出以责权协调与动态调适为原则，协同创新统筹型管理体制与政策工具；根据角色定位差异化配置主体权力，形成兼容型城市更新治理共同体；以规范与激励为基点，创新刚弹结合的城市更新治理手段；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维目标协调发展等治理启示，为新发展阶段下的城市更新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围绕高校老校区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一体化更新转型，构建“创—产—城”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正成为中国部分大城市城市更新实践的前沿。基于三螺旋理论构建本土化创新空间生成演化分析模型，对南京主城区环南大硅巷和南航创新湾区两个环高校创新圈营造实践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高校、地方政府形成了协同更新环高校地区、营造创新圈的目标与行动，表明城市更新与创新发展正成为中国校地合作的新领域；（2）环高校创新圈的营造由地方政府、高校而不是创新企业所主导实施，具有国家主导、处于发育初期形态的显著特征；（3）环高校创新圈的发育需经历物质空间更新、创新环境建设和创新网络编织等阶段，各阶段的实现取决于校地双方在合作目标、行动和制度建设上的协同。研究结果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实施可持续城市更新具有启示意义。

文旅融合正成为中国拉动内需新引擎，文旅开发潜力评估有助于城市建成遗产再利用与高质量更新。如何快速识别并分类具有提升潜力的建成遗产，集合多遗产资源构建文旅网络成为关键问题。以大连主城区建成遗产为研究对象，结合实地调研打分、地理空间、社会经济等数据，从供给潜力、需求潜力以及区域保障力三个层面构建建成遗产再生潜力评估体系，利用改进的CRITIC与TOPSIS综合评价模型对建成遗产点位进行开发潜力综合评估。基于核密度分析，划分遗产联合更新区域并确定各区域的更新优先级，结果表明：（1）各建成遗产开发价值差异集中体现在供给潜力与区域保障力；（2）需求潜力尤其是文化更新需求各区域差异较小；（3）综合开发价值较高点位集中于城市核心区。依据各要素的综合分析结果，提出针对各区域遗产发展模式的更新机制并筛选各区域最具代表性的优先更新点位，为城市建成遗产保护与更新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基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背景，红砖成为闽台地区鲜明的城市特色，复杂的文化脉络赋予红砖丰富的潜在价值。然而，当前红砖文化基因传承与延续面临困境。应用场景理论，以泉州最具红砖代表性的西街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对象，从场景五要素入手，结合载体特征、行为感知和舒适物价值的评价流程，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大数据统计分析，探讨街区整体和微观红砖建筑两个层面的场景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1）红砖街区的场景构成要素包括空间环境、功能媒介、多元群体、活动组合和价值吸引；（2）整体街区环境的场景功能包括文物历史、文化展示和消费体验三方面，三者相互关联，但当前泉州西街的整体满意度仍需提升；（3）红砖建筑舒适物可分为色彩视觉、质感肌理、细节装饰和地域特征四类，包括红砖、白石、木材、窗户、阳台、外构筑物、梁上装饰、柱子、砖砌方式、内部空间、主体结构和屋顶12种传统建筑特征。由此提出街区保护更新原则、具体规划措施和红砖建筑风貌控制的建议，以拓展场景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实证研究，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提供有效途径。

集体建设用地更新是重构土地发展权的过程，合理的权益调节是更新规划实施的前提。研究剖析市场与规划导致权益非均衡配置的逻辑机理；通过尺度、类型和标准建构权益均衡调节的分析框架；以佛山市南海区为实证案例，解析集体建设用地形成与发展中权益非均衡配置的过程和机理，重点聚焦其在集体建设用地更新中探索出的三种权益调节模式：混合开发、联动改造和“三券”。研究发现：混合开发以协商型的收益分配统筹促进项目实施，但使政府妥协让利；联动改造通过捆绑开发权益增进和受限型项目，促进空间权益均衡，助力受限型项目实施；“三券”制度以建设用地指标转移和物业空间腾挪等方式，实现了发展权的全域调节。三种调节模式具有尺度上移、类型不断丰富、标准逐渐多样清晰的演进特征。建议将权益调节机制的建立前置到规划编制中；在区（县）尺度建立配置与调节标准明晰、多尺度、多权益类型、政府与市场多维联动的权益调节机制。

容积政策是影响城市更新收益分配的重要政策。以深圳为例，对城市更新中容积政策进行分析，指出在市场机制下，基于技术理性的容积规则可能产生激励不相容，带来城市更新中发展权益不平衡、改造利润差异大、容积率提高与城市功能结构失衡等问题，影响城市更新配置资源的效率和公平。为此，对城市更新合作改造模式进行分析，通过拆建比、拆赔比、可售房价单价、利润率等四项指标的城市更新收益分析模型，解析不同改造类型项目中各项指标的数学关系，分析城市更新中政府、市场主体、原权利人的经济关系。最后，从推进容积技术指标与经济指标分离、建立以拆建比为核心的权益建筑面积核算规则、加强拆赔比的统筹和引导等方面提出完善城市更新容积规则的政策建议。

基于2010—2022年环长株潭地区8个地级市的样本数据，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城市更新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及影响机理。结果显示：（1）2010—2022年环长株潭地区城市更新及生态韧性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区域间差异逐年减小。（2）环长株潭地区城市更新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且长沙市始终处于耦合协调度的高水平区，其周边城市的发展呈现出聚集的态势。（3）人口聚集和经济发展能够促进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人口聚集还能够对邻地的耦合协调度产生正向影响；工业占比增加及政府过度干预则会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抑制作用；而对外开放对耦合协调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

当前中国已进入全面更新的存量时代，城市更新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与形式。日本作为与中国相邻的发达国家，具有相近的地缘和相似的文化背景，对其城市更新进行发展历程研究可以为中国城市更新良性策略的制定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通过梳理和探讨日本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特征，以东京涉谷为例进行案例分析，从而比较与讨论中日城市更新发展特征的异同。研究发现：日本城市更新从明治维新开始至今共经历了五个阶段，与中国的城市更新在时间维度、驱动要素、区位及规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从发展的动态历程来看，中国的城市更新在后期逐渐与日本发展特征趋同。日本的城市更新行动具有细节缜密、综合统筹等优点；但也存在问题牵引、时效滞后等缺点。基于日本经验的启示，凝练出中国城市更新未来发展的路径与对策：构建更加精细完善且有前瞻性的城市更新政策制度；探索在政府主导统筹下的自主营造模式；镜鉴日本的先发经验，提前考虑社会问题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