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力，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分析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空间特征的基础上，将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与CHFS数据库匹配，应用门限回归等方法识别数字乡村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不平衡，呈“东—中—西”降低态势，但南北差异不大。（2）数字乡村四个子维度发展水平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并且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存在显著东西差异；同时，数字乡村发展总水平及各子维度在空间上均显著相关，且HH型和LL型集聚特征突出。（3）数字乡村通过数字基础设施以及经济、治理和生活数字化促进农户增收，其中经济数字化的农户增收效应最大。（4）数字乡村的农户增收效应与农户教育和收入水平相关，即数字乡村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增收效应更显著，而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作用不明显，甚至有抑制效应。此外，在考虑数字乡村自身发展阶段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形下，数字乡村对农户增收存在非线性影响。

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发展滞后背景下新的时代命题，村镇建设格局优化是破解乡村发展问题的重要抓手，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城乡共生视角，以苏北灌云县为例，综合运用断裂点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场能模型，开展村镇建设格局优化。结果表明：（1）城乡共生视角下，村、镇的综合质量是共生基质，村镇之间相互作用、交流的时间和距离成本是共生界面，结合村镇的共生基质和共生界面进行共生选择，可指导村镇建设格局优化；（2）顾及镇质量、中心性和网络凝聚子群，确定灌云县村镇等级，利用改进的场能模型，通过测算县城及各镇的空间场能，完成村镇共生体构建，形成相互作用的城乡共生的县城—镇—村等级体系；（3）重构村庄引力矩阵并在村之间搭建有向连接线，发现包括后埠村、深沟村、东徐村等25个村与其他村庄的联系微弱，有待进一步调整，根据城镇辐射范围和村庄引力联系，形成优化调整方案，通过比较各村庄的点出度与点入度，将村庄划分为重点村和一般村，完成村镇建设格局优化。

科学探究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关联关系及其城乡融合效应，是促进区域乡村功能协同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有序高效的重要基础。在厘清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关联机制的基础上，阐释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并以河南省为案例区，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面板回归模型等开展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河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关联呈现出日趋复杂的网络结构形态，空间上表现出中部地区密集、外围逐层递减的圈层分异规律。（2）从整体网络结构特征看，河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关联网络的网络密度不断提高，网络稳定性逐步增强，但是网络的关联紧密程度仍有待提升。（3）从个体网络结构特征看，新密市、新郑市和禹州市等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而南乐县、商城县和义马市等在网络中处于边缘地位。（4）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对城乡融合发展存在显著的影响，个体网络中心性的提升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深度剖析了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交互作用，并揭示了乡村地域多功能的城乡融合效应呈现网络非均衡性特征，可以为乡村联动发展以及县域城乡融合提供理论参考。

科学系统地识别乡村地域系统空间结构，进而制定相应的村庄发展战略，对进一步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以湖南省长沙县为研究对象，引入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理论与乡村振兴多级目标构建了乡村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综合引力模型、K-Means聚类、地理探测器和空间自相关等研究方法，量化识别长沙县的“乡村振兴极—村镇空间场—乡村发展区—城乡基础网”空间结构。研究结果表明：（1）长沙县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呈现以城镇核心区为圆心向外围减弱的圈层式分布结构，且空间集聚效应显著；（2）地域间供求关系的密切程度是影响空间联系强弱的重要因素，而立足于因素作用的空间联系强度可以较好地表现区域发展的需求和互补格局；（3）“极—场—区—网”多维分析框架能较好地应用于市区近郊县区乡村地域系统的空间结构识别与优化，具体确定并划分了11个乡村振兴极、3个村域空间场和7个乡村发展区，构建了基于“极—场—区—网”互联网络的城乡基础网，进一步为推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是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路径。现有研究主张通过内外联动实现乡村新内生式发展，但大多停留在理念构想层面，亟需系统性行动框架来提供实践指引。为此，整合共生理论与新内生式发展模式，构建“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分析框架，以杭州市临安区乡村运营实践为例，提炼乡村内外部多元行动主体共生、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路径与机制。结果表明：（1）本土力量、社会力量、政府力量构成基本共生单元，分别承担内生动力源、在地化中介、平台搭建者的角色；（2）乡村新内生式发展嵌入在“国家—市场—地方”多尺度联结的共生环境，其中蕴含着国家行政逻辑、市场经济逻辑、乡土文化逻辑等多重行动逻辑；（3）共生单元需要从多重关系深度联结、建立共享价值观念、正式/非正式制度协同治理等方面来推动共生关系的稳定可持续。结论可为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共生视角的路径方案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