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形便”的行政区划原则人为割裂生境，造成生境破碎化，引致负面边缘效应，需要更高成本去维持生物多样性，增加了自然保护财政资金投入。实施跨区联合保护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引入保护生物学边缘效应理论，构建了以跨区联合保护为核心解释变量的自然保护资金投入空间计量理论模型。以31个省份的自然保护区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跨区联合保护是导致自然保护投资水平在邻接行政区之间存在正向空间依赖性的主导因素，且跨区联合保护强度越大，越能降低邻接地区保护资金投入水平；建议在省级和中央层面建立自然保护地联合保护机构与协调机制；全面开启跨行政区保护地在界限范围、保护焦点上的优化整合；联合保护地的管理机构应针对焦点物种设置统筹使用的专项保护资金，以更高效率的资金投入促进多地协同解决生境破碎化问题。

科学的空间关系和合理的空间结构是保护地治理的基础，美国大黄石生态系统（简称“大黄石”）是多种单元协调共生的保护地集群典范。经过150多年4个时期的建设，大黄石保护地单元空间关系中的边界重叠问题逐步解决，外部相依和内部嵌套相继建立，在更大范围形成土地利用共生圈层和景观尺度的空间相依关系；保护地集群形成了以国家公园为核心、国家森林为主体、其他类型保护地填补空缺的空间结构；“基础—路径—目标”框架可以解释该结构的形成原因，土地权属、政府治理及资源保护利用是保护地集群形成的物质基础、发展路径及建设目标。对中国的启示：空间管控要关注保护地单元的空间关系和保护地集群的空间结构；政府治理要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方式相结合。

科学合理的分区是国家公园维护生态系统完整稳定、实现多目标综合管理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各类资源的高效管护。“管控—功能”二级分区模式作为中国国家公园管理实践的新模式，旨在实现由国土空间统一管控至园区资源分类管护的层级传导，弥补现有两区制规划粗放、难以精细化管理的不足。目前，中国国家公园二级分区实践中存在两类分区空间关系复杂多样的问题，梳理两者的内涵和管控要求，发现其具有一致性、差异性和弹性三大特征。基于二级分区模式的“三性”特征，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为例，构建生态重要性、生态敏感性、游憩适宜性和社区发展适宜性评价体系，提出“管控—功能”二级分区区划的技术流程。综合分析评价结果，将神农架国家公园划定两类管控分区和四类功能分区，并进一步详述人地矛盾集中区域的分区划定和规划策略，以期协调生态保护和社区、游憩利用的关系，为国家公园二级分区的划定提供借鉴参考。

多数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对环境资源依赖性明显，而国家公园资源保护政策会限制社区资源利用，导致国家公园管理与社区发展长期存在矛盾。为了减少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提高国家公园社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以适应性管理理论为基础，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自下而上生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理论框架。结果显示：国家公园社区作为动态的社会—生态系统，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包含社会、经济、生态和制度四个维度，适应主体又分为个体和社区二维度。其中，社区适应性治理的核心在于全过程社区参与的自主性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化，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兼顾整体利益。针对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以部门或区域利益导向为主、补偿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足、社区参与层次低等问题，从完善协作互动治理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与社会保障、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能力三个方面，针对性提出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适应性协同治理路径，以增强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设是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对人地关系复杂且长期以来是“九龙治水”的中国自然保护地尤为重要。聚焦于自然保护地的龙头——国家公园，从其作为多要素高关联的自然资源资产独立管理单元且“生态保护第一”的特征入手，基于功能性分权理论，分析其日常管理和生态监管职能分置的理论框架与操作模式。结合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原则，辨析了作为主要管理者的林草部门和主要监管者的生态环境部门的职责，并从微观层面给出了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估、资源环境综合执法两个重点领域基于职责划分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