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马思静, 张家荣, 张玉钧, 张茵

自然资源学报 ›› 2023, Vol. 38 ›› Issue (4) : 1089-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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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3, Vol. 38 ›› Issue (4) : 1089-1103. DOI: 10.31497/zrzyxb.20230417
自然保护地治理

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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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community adaptiv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national park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method: A case study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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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数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对环境资源依赖性明显，而国家公园资源保护政策会限制社区资源利用，导致国家公园管理与社区发展长期存在矛盾。为了减少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提高国家公园社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以适应性管理理论为基础，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自下而上生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理论框架。结果显示：国家公园社区作为动态的社会—生态系统，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包含社会、经济、生态和制度四个维度，适应主体又分为个体和社区二维度。其中，社区适应性治理的核心在于全过程社区参与的自主性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化，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兼顾整体利益。针对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以部门或区域利益导向为主、补偿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足、社区参与层次低等问题，从完善协作互动治理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与社会保障、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能力三个方面，针对性提出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适应性协同治理路径，以增强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

Abstract

Chinese national park communities are normally highly dependent on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while national park resource protection policies restrict community resource use, leading to a long-term conflict between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daptive management theory is employed in this paper to reduce the conflict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social-ecosystem resilience of national park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 "Pressure-State-Response" model,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is adopted to forward the adaptiv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national park communities with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the stakeholders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as a dynamic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the adaptive factors of national park communities include social,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ones, with the adaptive subjects divided into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ore of adaptive governance lies in the autonomy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he synergy of multiple subjects, emphasiz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overall interests.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of sectoral-or-regional oriented interest, single source of compensation, insufficient funds and low level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daptive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ath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 communities by improving the collaborative and interac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guiding social capital invest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promoting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communities, in the hope to enhance th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resilience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 communities.

关键词

适应性治理 / 协同管理 / 扎根理论方法 / 国家公园社区 / 社会—生态系统韧性 / 三江源国家公园

Key words

adaptive governance /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 grounded theory method / national park community / social-ecosystem resilience /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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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静, 张家荣, 张玉钧, 张茵. 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4): 1089-1103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417
MA Si-jing, ZHANG Jia-rong, ZHANG Yu-jun, ZHANG Yin. Mechanism of community adaptiv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national park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method: A case study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4): 1089-1103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417
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问题复杂，资源保护与社区利用长期存在矛盾。大多数自然保护地位于偏远的欠发达地区，面临着人口分布与土地权属复杂的社区背景[1]，社区对资源的依赖性强，居民生计单一。自然保护地对资源的严格保护，极大限制了生活在保护地内及周边社区居民的资源利用，同时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也不断对保护地的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影响[2]。因此，如何平衡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的目标与社区居民迫切发展的需要，一直是自然保护地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自然生态保护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3]。随着首批国家公园的正式成立，亟需探索社区在国家公园中扮演的新角色，寻求资源保护与社区权益互利共赢的新型管理模式。
国家公园与社区关系研究指出，社区对于保护的认知和参与的自主性能够影响居民行为意愿，提高管理成效[4]。针对社区问题，随着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沉，社区治理尤其是社区韧性治理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的热点。韧性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被描述为系统面对外界冲击时的应对能力，包括稳定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5]。社区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最小单元，是典型复杂适应系统[6]，会应对外界变化作出动态的、综合的自适应调整，对原有社会—生态系统造成持续性影响[7]。
随着社区研究的不断积累，从人地关系角度出发的适应性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多数研究集中在以生态学和环境学为背景的资源适应性方面，对社区社会系统适应性缺少关注[8]。国家公园社区多为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社区，在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由资源依赖型生计向其他生计转型的适应性问题凸显。目前大量针对国家公园社区的研究成果集中在转型过程对社区的经济、文化、环境影响，社区管理模式及社区生计评价等方面，然而从适应性理论出发对于社区社会系统适应机制的探索较少。此外，适应性治理是研究多个适应主体面对外界变化，实现动态平衡的多元主体动态治理过程，但现阶段研究大多以静态的适应要素与单一主体的治理模式为主，忽略了系统适应过程的动态性和治理过程的协同性。
适应性协同治理作为一种多元利益相关者应对系统复杂性、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动态治理模式，能够促进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与整体性保护。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作为传统牧民社区，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的矛盾十分突出，在适应过程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探索其适应性协同治理新模式对中国西部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因此，本文试图从社区角度出发，在“压力—状态—响应”的行为逻辑下[9]，构建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并探索其实现路径，为促进国家公园与社区协调发展、提升治理效率提供新思路。

1 概念内涵与理论分析框架

1.1 适应性管理和适应性治理

适应性协同治理概念源于适应性管理。Holling[10]的研究通常被视为适应性管理实践和发展的起点，他将适应性环境评估和管理定义为“适应性环境管理和决策调整的过程，在决策之初就将环境与经济社会影响因素相结合，并贯穿在决策制定和实施之后的一系列步骤中”。随着适应性管理在资源管理领域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利益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的能动性。Lee[11]首次指出利益相关者在资源管理过程中的多元性和能动性，并提出了适应性协同管理的概念，强调多元主体从不同利益角度出发，综合各方经验共同学习并制定策略。Carlsson等[12]从权利共享的角度提出适应性协同管理涉及州和地方社区之间的权力共享，强调社区资源使用者具有不同的协作功能。Folke等[13]认为适应性协同管理的核心在于不同利益集团参与的多元化。与适应性管理相比，适应性协同管理更强调有效的社区参与在管理中发挥作用。
与适应性管理相关联的另一概念是适应性治理。适应性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方法，是适应性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适应性管理，适应性治理更加注重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全过程的动态性[14]，强调以富有弹性的管理体制来应对社会—生态系统变化所导致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15]。公共管理领域率先出现了协同治理的概念，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协同治理是个人、公共和私人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全部行动的总和[16]。
现有成果常将适应性管理与适应性治理概念混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管理视角的适应性管理概念与模式、管理框架、策略与评价，以及风险管理、环境、政策视角的适应性治理理论框架与策略等方面，基于社区视角的研究很少，尤其缺乏对于治理过程中社区适应性的内涵及社区动态适应过程的剖析。此外，尽管国内研究对适应性协同管理的内涵、特征和要素等方面有所提及，但仍处于概念初始化阶段，对于利益相关者在适应性治理过程中的协同方式与参与机制尚缺乏深入探索。
基于此，本文将研究语境扩大至更能代表全过程、多元化和制度层面的适应性协同治理一词，并探索建立社区层面的适应性协同治理框架（图1）。综合已有研究，本文对适应性协同治理作如下界定：适应性协同治理是适应性治理的逻辑深入，以追求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为目的，强调多元利益相关者紧密协作，构建全过程、动态性的多层次共治管理体制，包含政策制度与管理执行层面的适应性治理过程。
图1 适应性管理、适应性治理、适应性协同管理、适应性协同治理的概念关系

Fig. 1 Conceptual relationship of adaptive management, adaptive governance, adaptiv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and adaptiv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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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管理

国内外学者从多尺度和多领域对自然保护地社区适应性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包括理论框架、管理模式、决策机制、管理评估、适应性规划等。徐广才等[17]总结了适应性管理的发展趋势，认为跨区域、跨部门、跨群体的制度与协调问题是自然保护地适应性管理研究的新趋势。陈东景等[18]对海洋保护地生态经济系统适应性管理绩效进行测度并提出障碍因素。李婧等[19]通过对国外自然保护地社区管理实践进行梳理，总结了自然保护地社区适应性协同管理模式与实现路径。许单云等[14]以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为例，探索了自然资源适应性治理框架，指出适应性治理要统筹好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与权责。Hughes等[20]以大礁堡自然保护地和大峡谷国家公园为例，对比分析适应性管理在不同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具体应用，提出适应过程与利益相关者结合能够改善适应性管理系统，更好地适应生态系统变化和突发事件。尽管现有的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管理研究对利益相关者的协同作用有所提及，但研究仅停留在管理策略的理论化阶段，对于跨部门利益相关者在管理中的组织方式和协同机制缺少深入探讨，尤其是社区参与协同管理的适应过程和参与程度仍具有很大研究空间。
在研究方法上，扎根理论方法因具有适于通过小样本访谈数据进行经验性理论构建的优势而获得社区研究者青睐，如何思源等[4]基于“认知—态度—参与”行为逻辑，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揭示了武夷山国家公园社区的参与机制。
本文将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索跨部门多元利益相关者在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治理中统筹整体利益的协作方式，弥补社区管理中社区参与自主性与协同性研究的不足。

1.3 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

近年来，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研究逐步成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焦点之一。独立的适应性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借鉴资源管理、脆弱性与韧性思维方法开展适应研究[8]。韧性视角下将社区作为社会—生态系统时，其适应性指社区应对外部变化的适应能力，强调系统受到外部压力时，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耦合，整体动态调整，不断提高系统稳定性的自适应循环过程[21]。王群等[22]从韧性理论出发，对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进行了探讨，指出社区适应性管理的目标是保证社区韧性与适应能力，适应性管理的可操作性在于人的能动性和利益主体的协调性。Berkes等[23]从社会—生态韧性的角度指出韧性理论能够解释社区适应策略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连续性，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赵昕月等[24]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分析了青海牧区放牧系统所处的适应性循环阶段。曾艾依然[7]将社区韧性划分为脆弱性和适应性，从经济、社会、生态、治理四个维度分析社区韧性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现有研究对社区脆弱性和社会—生态系统韧性分析框架研究较多，独立的适应性研究大多基于脆弱性及韧性分析框架，难以形成针对社会—生态系统动态演化过程及管理主体对系统适应能力动态调整的理论分析框架[25]，此外韧性理论下的适应性维度及其影响因素亦亟待探究。
因此，本文将适应性相关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在韧性理论框架下，针对韧性在社会—生态系统动态适应过程及管理主体策略调整过程方面研究的不足，探索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及其实现路径。

1.4 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背景具有特殊性，国家公园保护范围大且常与社区空间交叉，管理中涉及的社会经济因素尤为复杂，此外中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要求推行参与式社区管理，国家公园兼有带动周边社区协调发展的责任。因此，需要从资源保护和社区福祉两个角度对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进行考虑。利益相关者视角有利于平衡社区发展中的各方利益诉求，兼顾保护与发展。综合上述考量，本文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与适应性管理理论相结合，引入利益相关者协同管理理念，初步构建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分析框架（图2）。“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是联合国经济合作开发署建立的生态环境管理与评价框架模型，即外界对系统施加一定压力后导致系统发生变化，而系统会对该变化做出应对，以适应或恢复到平衡状态，这一过程与韧性作用机制高度一致[9]。
图2 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分析框架

Fig. 2 Analysis framework of adaptiv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the national park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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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所示的分析框架共包含三重适应性循环。在第一重循环中，社区与居民作为单一适应主体，适应对象为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因人地关系演变带来的变化。将国家公园社区视为复杂的自适应社会—生态系统，国家公园资源利用限制、传统生计方式受限等外部环境条件变化视为社区系统面对的不确定性。当社区系统受到压力作用时，会根据社区的生态、经济、社会等状况进行自适应调整作为响应，如探索新的生计方式或保持原状。适应能力作为系统内在属性，会随着系统自我调整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出适应结果的差异，从而改变系统原有状态。Holtz等[26]认为，功用性、稳定性和均衡性是系统反映自身适应结果的重要特征。在第二重循环中，多元利益相关者作为国家公园管理的主体参与者，针对资源环境变化和第一重循环适应结果，进行问题识别、交流现状、制定策略、实施策略、监测效果、结果评估、重新识别问题等一系列适应性管理循环。第三重循环是适应性协同治理循环，即利益相关者通过第二重循环适应过程及结果来提高社区适应能力；社区适应结果后再反馈到利益相关者，促使其修订或调整策略，从而不断提高社区适应能力。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也是第一批正式成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三江源地区社会经济欠发达，居民以藏族为主，社区发展程度低，经济结构单一，传统畜牧业仍为社区主体产业且对资源依赖性强，居民主要收入来源为畜牧业、虫草收入和国家补贴。牧民居住分散，基础设施不发达，公共服务能力落后。在管理方面，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资源所有权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按照“一园三区”的布局，下设3个管委会和3个管理处，建立了覆盖省、州、县、乡的四级垂直统筹式生态保护管理机构，并采取交叉任职的方式与地方政府进行协调。此外，三江源国家公园根据参与国家公园事务的内容与紧密程度不同，涉及到管理局、地方政府、社区居民、特许经营者、非政府组织（NGO）、访客、专家学者和媒体等多方利益相关者。
本文采用广义的国家公园社区概念，即位于国家公园内或其周边，共同受国家公园资源利用限制、生态补偿、生态管护等社区相关政策影响的居民社区。以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作为研究区域，案例社区选取长江源园区曲麻莱县两乡四个村，分别为巴干乡团结村、代曲村和曲麻河乡昂拉村、措池村。巴干乡位于国家公园外围区，自然与人文资源丰富，畜牧业、虫草及补偿性收入是居民的主要生计来源；此外，该乡存在牧民合作社等村集体经济形式，以及由富群NGO扶持、根植于社区的“藏糖小组”自组织形式与牧民接待户。曲麻河乡位于国家公园核心区，早期为资源协议保护项目试点村落，目前受国家公园资源管理限制，居民生计来源单一，仅有畜牧业和补偿性收入，另存极少量生态体验服务。两乡同属长江源园区管辖范围，且同一县域内生态补偿标准相同，国家公园资源保护与管理政策一致，因此适宜作为案例地。三江源地区海拔在4000 m以上，藏民人数少且居住分散，于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间游牧。实地调研中为了便于收集访谈数据，在两乡各选取毗邻二村作为案例研究点（图3）。上述四个国家公园社区村落具有极强的西部地区国家公园代表性。
图3 研究社区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case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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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从社区视角出发，通过半结构访谈收集文本资料。在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及周边社区现状初步了解的基础上，围绕社区问题，采用统一访谈提纲进行面对面访谈，直至信息饱和。访谈对象包括牧户、社区带头人，管理局、管委会等相关管理机构负责人，以及NGO工作人员等。访谈内容主要分为四部分：（1）社区居民家庭结构、生计来源、生活状态等基本信息；（2）居民对国家公园的感知、参与态度和利益诉求；（3）相关政策制度的落实与反馈；（4）管理机构与社区间的协调方式和效果。
所有访谈均于2021年7月22日至8月5日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曲麻莱县实地进行。访谈采用目的性抽样方式进行，以一对一形式入户调查，每户仅访谈一人，随着访谈不断深入，根据受访者具体回答内容，在进一步了解访谈对象情况的基础上，适时补充提问，从而获得差异最大化的数据资料。一位受访者完整回答完结构化提问部分则视为有效访谈资料，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对访谈内容进行记录并全过程录音。收集资料与分析资料同步进行，当不再出现新的信息时，视为理论饱和，终止访谈。最终访问31户牧民家庭，其中5户有家庭成员任职村委；4位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人员；3位NGO工作人员；以及2位社区带头人。累计收集、整理访谈文本共17万余字。其中，第29~31户牧民的访谈结果不再出现新的信息，表明数据达到理论饱和。整理文本时采用M1、M2……对受访牧户进行编号，用G、LG、N分别对管理人员、村委、NGO与带头人进行编号（表1、表2）。
表1 受访牧户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d herdsmen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职业/职位 人口/人 家庭生计来源
M1 女 15 学生 4 宾馆、商店、虫草、畜牧、草皮费
M2 男 17 生态管护员 4 虫草、生态管护员、畜牧、蔬菜生意
M3 男 23 学生 7 虫草、生态管护员、畜牧
M4 男 27 生态保护站讲师 3 工资、畜牧、生态补偿
M5 男 28 生态保护站讲师 5 工资、畜牧、生态补偿
M6 男 29 生态保护站站长 3 工资、畜牧、生态补偿
M7 女 30 牧民 2 虫草、畜牧
M8 男 31 商店老板 3 虫草、商店、畜牧
M9 男 34 生态管护员 4 生态管护员、虫草、事业单位工资
M10 男 34 牧民 4 虫草、生态补偿、生态管护员、畜牧
M11 男 35 团结村村支书 5 工资、畜牧、虫草、特产销售
M12 女 37 牧民 3 畜牧、虫草
M13 男 37 团结村村主任 7 畜牧、虫草、特产销售、合作社分红
M14 男 37 措池村村支书 6 畜牧、生态补偿、扶贫牧场、手工艺品合作社分红
M15 男 38 牧民 7 虫草、畜牧、生态管护员、公园访客接待
M16 男 39 代曲村村主任 6 工资、畜牧、草皮费
M17 女 40 牧民 3 虫草、生态管护员、畜牧
M18 男 40 村长 3 虫草、畜牧、工资
M19 女 41 牧民 5 虫草、草皮费、畜牧
M20 女 41 无业 5 虫草、畜牧
M21 女 42 牧民 4 虫草、畜牧、生态补偿
M22 男 45 牧民 4 散工、畜牧
M23 男 46 牧民 6 虫草、畜牧、国家补贴、合作社分红
M24 女 48 牧民 3 虫草、畜牧、草皮费
M25 男 49 牧民 4 散工、畜牧、虫草、草皮费
M26 女 49 牧民 3 虫草、森林管护员、复印店、畜牧
M27 男 49 昂拉村村副主任 3 畜牧、公园访客接待、生态补偿
M28 女 53 牧民 3 畜牧、虫草、特产销售、生态补偿
M29 男 53 牧民 4 散工、畜牧、虫草、草皮费
M30 女 57 牧民 5 生态管护员、生态补偿、畜牧
M31 男 58 叶格乡办公室主任 3 畜牧、虫草、工资、公园访客接待
注：草皮费指虫草产区牧民将所承包草山的虫草收益权部分让渡给外来草农所获得的经济补偿。
表2 其他受访者基本信息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other respondents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职业/职位
G1 男 31 拉觉悟生态保护站站长
G2 男 48 长江园区曲麻莱管理处规划部部长
G3 男 52 长江园区曲麻莱管理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局长
G4 男 50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自然资产处处长
LG1 男 39 代曲村村主任
LG2 男 35 团结村村支书
LG3 男 37 团结村村主任
LG4 男 37 措池村村支书
LG5 男 49 昂拉村村副主任
N1 男 58 团结村公园访客接待带头人
N2 女 55 藏糖小组负责人、土特产销售带头人
N3 女 24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站研修生
N4 女 35 北京富群NGO工作人员
N5 男 27 富群NGO在地协调员
受访牧民中，年龄在30~60岁之间的占80.7%，牧户家庭户均人口4人。所有牧户均参与畜牧业，有74.2%的牧户以虫草收入作为家庭补充收入，有生态补偿和管护员收入的家庭占54.8%。受访牧户中30~60岁的家庭成员是主要劳动力。牧户家庭生计来源呈现多元化，但均以畜牧、虫草、生态补偿性收入为主要来源。

2.3 适应性协同治理扎根分析过程

扎根理论方法是针对抽象问题和过程，不断从原始资料中抽象概括并建立理论的定性研究方法，多用于社会过程分析[27]。三江源地区传统畜牧社区向国家公园社区转化过程中表现出的适应性作为抽象的社会演化过程，适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研究。
处理数据之前，在整理形成的文本资料中，随机抽取3份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剩余数据按照扎根理论方法研究范式，采用Nvivo 11.0软件对其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和饱和度检验，抽象概括出相应的概念范畴，最终生成质性研究目标理论框架。

2.3.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文本资料进行扎根分析的初步环节，将原始资料进行比较、提炼、重组、再定义后，形成更抽象的概念，将原始文本进行范畴化[28]。首先将原始资料中无意义的语句剔除，根据开放式编码要求，对文本资料内容逐句、逐段进行原生编码，在提炼过程中尽可能保证原始语句完整性。其次，将原生编码进行初始概念化，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将初始概念进行比较、整合，凝练出更高层次的概念。针对不同的概念维度和性质进行分析，最终找到信息间的关系，归纳形成36个抽象范畴（表3）。
表3 开放式编码形成的概念与范畴

Table 3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formed by open coding

编号 范畴 概念 范畴语句占比/%
F1 生计方式转变 放牛人少了（2）挖虫草（23）卖畜产品（6)加合作社（3）寻求生意经营（4）加入藏糖小组（6） 4.89
F2 收入补偿 主动减少畜牧量（12）草蓄平衡奖励（3）禁牧补贴（1）人兽冲突补偿（1） 1.89
F3 生态管护 管护员工资（17） 1.89
F4 手工艺制作 藏族手工艺品（2）藏糖制作（6） 0.89
F5 访客接待 接待收入（5）代客背包收入（2）访客垃圾管理费（2） 1.00
F6 建立合作社 畜牧业合作社（7）藏服藏饰手工艺品合作社（2）土特产销售合作社（3） 1.33
F7 国家公园就业机会 生态管护员（27）生态监测人员（4）保护站讲师（4）大自然摄影队（3） 4.23
F8 NGO扶持社区自组织 接待户（3）藏糖小组（6） 1.00
F9 村集体经济 扶贫基金（4）集体加油站（1）扶贫牧场（2）玉珠峰生态体验服务（1） 0.89
F10 提供生态体验服务 生态旅游服务收入（16）雪豹生态体验（3）特许经营（1） 2.22
F11 社区产业 畜牧业（27）虫草产业（20） 5.23
F12 环境保护意识 主动捡垃圾（33）保护环境（4） 4.12
F13 宣传国家公园保护理念 尊重自然（3）管护员宣传监督（3）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理念（1） 0.78
F14 主动禁牧/游牧 采用游牧方式休养草皮（2）因所受环境教育放弃部分畜牧（8） 1.11
F15 草蓄平衡 在野生食草动物出没的地方减少家畜（6）生态脆弱地区减少放牧（12） 2.00
F16 维持生态系统稳定 要保证草山能够正常长草，不退化（1） 0.11
F17 自发加入环保小组 村民自己的巡山队（4）护林员小组（1）玉珠峰生态环保小组（2） 0.78
F18 从事解说工作 为外来游客做讲解（6）做自然向导（2） 0.89
F19 社区生态监测 生态监测站（4） 0.44
F20 生态讲师技能培训 生态知识教育培训（9）野生动物知识培训（18）讲师培训（3） 3.34
F21 生态保护宣传教育 政府大力宣传保护山林（23）村里也呼吁大家少吃包装食品，减少垃圾（17） 4.45
F22 缓解人兽冲突 有森林公安局（5）希望能够管理棕熊破坏住房的问题（32) 4.12
F23 生态管护员制度 一户一岗制（19）管护员制度（26） 5.01
F24 参与生态补偿机制 草场奖补机制（24）禁牧和限牧政策（3） 3.00
F25 社区自治 村规民约（11）村民大会（2） 1.45
F26 自然资源保护制度 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目标（4）国家公园自然保护（29） 3.67
F27 社区生态体验管理制度 特许经营政策（3） 0.33
F28 居民地方文化自豪感 获得感和使命感（7）作为本地人感到自豪（24） 3.45
F29 国家公园身份认同感 管护员具有国家意志（4）为国家出力（1）因国家公园产生强烈的保护欲（1） 0.67
F30 地方依恋 热爱家乡（20）不愿意搬迁（16）对草山有深厚的感情（1） 4.12
F31 居民态度 对游客积极欢迎（40）积极参与环保（21）信任政府（41）喜欢丰富多样的野生动物（3）害怕棕熊和狼等野生动物（16） 13.46
F32 社区意识 对村里有种责任感（7）自愿参与村子的发展建设（11） 2.00
F33 民族文化保护 希望可以一直游牧下去（23）移民返牧（2）孩子因上学放弃游牧文化，很可惜（3）热爱藏族文化希望能够广泛传播（7）感觉游牧文化退化（17） 5.78
F34 原住民具有共同的信仰和生活观念 民族观念要求保护生命，不可杀生（4）受宗教影响缺乏发展意识（1）村里有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地区文化（4） 1.00
F35 社区参与 村民代表大会（6） 0.67
F36 民生改善 基础设施较差（22）希望能够改善道路（27）希望国家公园保留原先的道路与房屋设施（21） 7.79

2.3.2 主轴编码

对开放式编码形成的36个范畴运用主轴式译码分析，建立各范畴间的逻辑联系，深入挖掘语义中的含义。对初始范畴进行类聚分析，最终归纳得到4个主范畴（经济适应性、生态适应性、制度适应性、社会适应性）和8个副范畴，如表4所示。
表4 主轴编码结果

Table 4 Spindle coding results

主范畴 副范畴 开放式编码提取的范畴
经济适应性 个体经济适应性 F1生计方式、F2收入补偿、F3参与生态管护、F4手工艺制作售卖、F5访客接待收入
社区经济适应性 F6建立合作社、F7国家公园就业机会、F8 NGO扶持社区自组织、F9村集体经济、F10提供生态体验服务、F11社区主体产业
生态适应性 个体生态适应性 F12环境保护意识、F13宣传国家公园保护理念、F14主动禁牧游牧、F15草蓄平衡、F16维持生态系统稳定、F17自发加入环保小组、F18从事解说工作
社区生态适应性 F19社区生态监测、F20生态讲师技能培训、F21生态保护宣传教育、F22缓解人兽冲突
制度适应性 个体制度适应性 F23生态管护员制度、F24参与生态补偿机制
社区制度适应性 F25社区自治、F26自然资源保护制度、F27社区生态体验管理制度
社会适应性 个体社会适应性 F28居民地方文化自豪感、F29国家公园身份认同感、F30地方依恋、F31居民态度
社区社会适应性 F32社区意识、F33民族文化保护、F34原住民共同的信仰和生活观念、F35社区参与、F36民生改善

2.3.3 选择性编码与饱和度检验

选择性编码是将主范畴与其他范畴和概念之间的相互逻辑关系进行系统性联系，自下而上地逐步进行理论化整合，最终形成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的关系结构模型。将前期抽取的3份文本资料用于检验理论饱和度，进行编码后未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检验结果显示符合前述建立的典型关系结构，表明数据结果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

2.3.4 模型构建

根据扎根理论方法研究过程及结果，通过呈现原始资料的编译过程，将文献资料、访谈文本和理论进行分析比对，识别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在管理过程中的协同作用，经综合梳理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模型（图4）。
图4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模型

Fig. 4 Mechanism model of community adaptiv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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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社区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系统适应性影响因素包括社会、经济、生态、制度四个维度，适应主体又分为社区和个体二维度。同时，多元利益相关者为国家公园社区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适应性管理策略，是社区不断提高其适应能力的关键。

3 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揭示了社区参与态度与行为和利益相关者、国家公园制度之间的内在逻辑及相互关系。通过对文献资料和理论模型进行比较，得到以下研究结果：
（1）国家公园社区作为动态社会—生态系统，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包含社会、经济、生态和制度四个维度，适应主体又分为个体和社区两个维度。适应性影响因素的维度与曾艾依然[7]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也与JOPP等[29]构建的区域旅游业适应性框架关键要素相吻合。然而，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具有极其鲜明的地方特征：① 对于社会适应性维度，个体社会适应性影响因素包括居民地方文化自豪感、地方依恋、居民积极参与态度、国家公园身份认同等。其中，国家公园身份认同感是居民响应生态管护政策时所产生的、对国家“名片”资源进行生态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社区社会适应性影响因素包括社区意识、地方文化传承、藏民共同的信仰和生活观念。② 对于经济适应性维度，个体经济适应性方式包括转变生计方式、主动减少畜牧量，积极加入生态管护、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和生态体验访客接待等；社区经济适应性方式包括建立合作社、参与村集体经济入股分红、NGO扶植社区自组织、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提供就业机会、社区参与生态体验特许经营等。③ 对于生态适应性维度，个体生态适应性形式包括主动强化保护意识、宣传国家公园保护理念，主动禁牧/游牧、平衡草蓄、自发加入环保小组、从事解说工作等；社区生态适应性形式包括进行社区生态监测、培训生态讲师、在学校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教育，以及通过防护网、围栏、药物驱逐等方式缓和人兽冲突等。④ 对于制度适应性维度，个体制度适应性形式包括参与生态管护员制度、参与生态补偿机制等；社区制度适应性形式包括制定自然资源保护制度、制定社区生态体验管理制度、设立人兽冲突基金和制定保险制度等。
此外，结合深度访谈发现，园区边界内外社区适应性在社会和制度维度上差异不显著，但在经济和生态维度上具有一定差异性。相比外围社区，园内社区资源利用受限程度更高，社区整体经济水平更低，适应能力更有限。同时由于园区内野生动物物种丰富度更高，园内社区曾作为试点开展资源协议保护等项目，园内居民具有更高的人地协调理念和资源保护意识，但也更迫切地希望通过访客接待、特许经营等方式改善生计。
（2）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的核心在于全过程社区参与的自主性。国家公园建设的目标在于保护并发挥生态效益，社区作为适应主体，牧民的利益诉求是提高生活质量和保障家庭生计。当前访客接待、生态向导成为部分牧民的重要替代生计方式，而其有赖于良好的生态资源，因此社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公园建设目标一致。研究结果表明，主动参与生态管护与访客接待的牧民家庭拥有更多元的收入结构，在传统生计方式受保护政策限制时，家庭生计资本具有一定的稳定能力和转变能力，能够更快适应生态经济带来的新生活方式。同时，主动参与生态宣传教育的牧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目标、理念、政策了解更深入，能够积极表达自身诉求，有利于管理主体综合考虑各方利益，从而实现科学管理。成本—收益理论也指出，社区居民在参与管理时期待掌握更多的生态信息，从而获取生态效益带来的额外收入，这有助于从整体上平衡利益相关者共同的利益诉求[4]。而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目前存在参与层次低、过程短、被动参与为主等问题，李惠梅等[30]也提出三江源社区存在象征性参与和假性参与。适应性协同治理应建立公众全面参与平台，通过培育社区精英与组建多类型社区非正式组织，引导鼓励社区授权与参与，以推动社区自主优化的动态适应。
（3）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化是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的关键，强调跨角色合作和统筹整体利益。不同利益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在适应性治理过程中通过协作沟通减少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提高治理效率。研究发现，在适应性协同治理的框架下，管理局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地方政府作为引导者，NGO和特许经营者、企业作为组织者，应通过合作、授权、委托等形式进行互动协作；社区扮演协调者的作用，引导居民响应政策，并通过社区反馈来参与管理决策。然而，三江源国家公园现有治理体制中存在以部门或者区域利益导向为主，缺乏整体均衡性与协调性；以行政管理手段为主，欠缺市场手段和社会化管理手段；生态保护“一刀切”，忽略牧民利益诉求等问题。因此，适应性协同治理要求建立协作互动机制，由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地方政府主导，引导并鼓励社区、特许经营者、NGO、专家学者等利益相关者参与管理、协同商议，均衡各方利益诉求和管理结果，兼顾整体性与协调性，不断调适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管理策略，从综合维度提高社区可持续能力。与部分自然保护地适应性协同管理研究仅提出构建共治协同平台不同[14⇓⇓⇓-18]，本文发现国家公园资源利用和社区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作为三江源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的保障机制，同样是形成可持续动态治理模式的关键。
（4）研究发现，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治理过程中，社区适应能力较弱，在治理方面存在治理目标单一、缺乏动态监测与反馈调整、行政保障机制单一等问题；在经济方面存在补偿资金来源单一且资金不足、社区发展程度低、产业结构单一、居民生计机会减少等问题；在社会方面存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程度低、公共服务落后等问题；在生态方面存在人兽冲突、家畜与野生动物冲突等问题。针对现存问题，首先要完善协作互动治理机制，从形成包容性的目标管理、建立适应性监测评估体系、鼓励社区监测与反馈、完善行政保障机制等方面不断完善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其次，管理主体应适当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加大国家公园社区资金补偿，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社区生计转型提供经济补偿与社会保障。最后，主要以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能力为目的，大力引导和扶持社区发展生态经济，如成立自然教育培训基地、开展生态体验特许经营、发展藏族文化产业等方式促进社区适应能力提升。

4 结论与讨论

国家公园社区作为复杂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协同治理是协调保护与发展、对其进行整体保护的合理途径。本文在对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的概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首先基于文献研究构建了适应性协同治理初步框架，继而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一手访谈资料提炼整合，从复杂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视角，探究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管理的相关理论。研究结论如下：（1）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包含社会、经济、生态和制度四个维度，适应性主体又分为个体和社区两个维度；（2）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治理的核心在于全过程社区参与的自主性；（3）多元主体的协同化是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治理的关键，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兼顾整体利益；（4）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治理过程中，社区适应能力较低，在制度、经济、社会和生态四个层面均存在问题。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的动态性，从完善协作互动治理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与社会保障、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能力三个方面，提出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能力增强的实现路径。
当前国家公园社区治理的研究相对匮乏，尤其对于社区适应性治理的理论框架尚缺乏系统探索。本文根据文献研究和通过扎根理论方法，自下而上尝试构建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从韧性视角弥补了现有研究中社会—生态系统动态适应过程及多元管理适应性在理论方面的不足，为适应性治理理论在国家公园管理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思路。在实践意义方面，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大都具有相当强的资源依赖性，研究结果在社区适应性维度、多元利益相关者作用机制等方面具有普遍性意义。本文针对性提出促进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适应性协同治理实现路径，对于西部国家公园社区治理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适用性，为中国西部地区促进自然保护地与社区协调发展、提升治理效率提供了新思路。不过，本文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量化分析；且民族文化、生计方式使得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具有特殊性，对其他地区特别是东部国家公园不具备同等参考性。由于游憩功能的深度嵌入，东部国家公园面向公众开放度高、开放时间长，社区经济活跃，社区快速发展与资源保护间的矛盾往往更为尖锐，相关研究应更侧重于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协调机制和权益平衡。此外，未来可尝试通过量化分析进行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的有效性评价研究，以提升实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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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转型及适应演化路径是乡村可持续发展领域重要研究内容,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其多元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国家制度（战略）变迁关键时间节点,梳理典型案例乡村发展阶段,明确案例乡村转型适应的体制演化特征。在乡村适应性演化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基础上,以体制转换明显的乡村为实证案例,结合农户调查与深度访谈数据,评估乡村适应演化下系统适应能力（结果）及农户生计响应效果,并基于归纳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揭示乡村体制转换与微观农户生计关联的适应演化路径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传统农业体制乡村向旅游体制转换后出现乡村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社会矛盾风险并存局面,农户生计适应选择对乡村转型响应呈现多样化。（2）不同适应路径农户生计恢复力存在显著差异,升级型、扩张型生计恢复力相对较高,维持型和更替型较低。（3）乡村体制转换（R<sub>1</sub>到R<sub>n</sub>）与农户生计适应（P<sub>1</sub>到P<sub>5</sub>）呈现协同且分化的演化路径,基础设施、政策扶持以及生态环境因子是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关联适应演化的关键影响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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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adaptive evolution path are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s in the field of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hav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its multiple goals. Through the key time point of national institutional (strategic) changes, this research combed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typical rural cases in China, and clarified the regim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adaptation in the case. 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rural adaptive evolution, it took the village with obvious regime evolution as an empirical case, combine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and evaluated the system adaptive capacity (results) and effects of rural farmers' livelihood response under rural adaptive evolution.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adaptive evolution path and mechanism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ural regime shifts and micro farmers' livelihoods based on induction and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shown as follows. (1) After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regime to the rural tourism regime, the coexistence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 risks emerged. The response of rural farmers' livelihood adaptation choices to rural transformation was diversified.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silience of farmers' livelihood in different adaptation paths. The livelihoods' resilience of the type of upgrade and expansion was relatively high, while that of the type of maintenance and replacement were relatively low. (3) Rural regime shifts (R<sub>1</sub> to R<em><sub>n</sub></em>) and farmer's livelihood adaptation (P<sub>1</sub> to P<sub>5</sub>) presented an evolutionary path of coordin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Factors like infrastructure, policy suppor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re the key influencing variables of adaptiv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farmers'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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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anagement, or the joint management of the commons, is often formulated in terms of some arrangement of power sharing between the State and a community of resource users. In reality, there often are multiple local interests and multiple government agencies at play, and co-management can hardly be understood as the interaction of a unitary State and a homogeneous community. An approach focusing on the legal aspects of co-management, and emphasizing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arrangements (how governance is configured) runs the risk of neglecting the functional side of co-management.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is to start from the assumption that co-management is a continuous problem-solving process, rather than a fixed state, involving extensive deliberation, negotiation and joint learning within problem-solving networks. This presumption implies that co-management research should preferably focus on how different management tasks are organized and distributed concentrating on the function, rather than the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Such an approach has the effect of highlighting that power sharing is the result, and no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process. This kind of research approach might employ the steps of (1) defining th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under focus; (2) mapping the essential management tasks and problems to be solved; (3) clarifying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problem-solving processes; (4) analyzing linkages in the system, in particular across levels of organization and across geographical space; (5) evaluating capacity-building needs for enhancing the skills and capabilities of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at various levels; and (6) prescribing ways to improve policy making and problem-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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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资源适应性管理是随着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认识的不断深化,在自然资源管理研究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资源管理模式。适应性管理在充分认识自然资源管理系统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强调在资源管理的实践中不断增进人们对自然资源系统规律的认识,进而提升自然资源管理水平。研究系统论述了自然资源适应性管理的内涵,要素与组织形式,认为目前自然资源适应性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尺度效应、自然资源管理的模拟与监测、制度欠缺灵活性、协调困难、研究与管理机构的利己主义、传统资源管理思维的局限、成本和管理风险以及生态价值之间的取舍等。通过分析,总结出自然资源适应性管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包括适应性规划、适应性结果监测、协同适应性管理、适应性风险管理等。建议国内研究应进一步提升对适应性管理的认识,推进适应性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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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藏高原的放牧系统具有重要的生态和生计意义,但目前正受到气候变化和人为干扰的双重威胁。为寻找改善现状的着力点,有必要探究青藏高原放牧系统的现状与演变趋势。以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共和县为例,基于历史统计数据、地方志与文献资料,在社会&#x02014;生态系统的视角下,运用描述系统演变的扰沌模型,分析共和县放牧社会&#x02014;生态系统的历史变迁、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其中与经济相关的家庭生计&#x02014;市场子系统目前处于平稳积累资源阶段,与生态相关的草&#x02014;畜子系统处于释放阶段的早期,社会子系统处于偏离正常轨迹的重组阶段。草&#x02014;畜子系统的情况恶化并将为更大时空尺度的社会子系统带来负面影响。未来要注意防止家庭畜牧生产与畜牧业市场的过度连接,维护畜牧产业链上的获益公平,提升牧民收入来源多样化程度;注重草地治理,提升基层监理队伍的数量和质量,鼓励合作社优化畜群结构从而与草地匹配,制定合理的政策帮助牧民社会适应外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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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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