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推动作用，通过何种路径驱动以及是否存在城市类型异质性有待进一步理清。本文选取2004—2019年中国113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与GML指数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随后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优化在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及其在城市类型间的异质性。研究表明：（1）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产业结构优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而科技创新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三类中介效应均不显著。（2）类型异质性检验显示，科技创新在成长型、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衰退型城市中的中介效应值为正，而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负向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在成长型与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3）对比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全样本回归时，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梯次递减，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占比接近80%，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大于总体中介效应。成长型城市和成熟型城市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两种渠道发挥中介效应，衰退型城市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再生型城市通过科技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表明结果可靠。最后，本文从建立资源开发与污染排放的外部性约束机制、采取分类引导和因地制宜的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中国114个地级资源型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算各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利用系统GMM模型、静态面板门限模型和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探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2011—2018年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总体向好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极差扩大现象，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2）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3）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城市低碳生活基础设施水平的调节和制约，存在门限效应。基于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分析了相应的政策含义。

基于资源型城市面临经济转型与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本文采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实证测度了2004—2019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QAP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效率差异、时空演变以及差异来源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后，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均值降至0.230，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碳排放效率高值区集中于再生型与成熟型城市，分布较为分散；低值区则主要为成长型与衰退型城市，并于东北、中部等地区呈现集聚性特征。（3）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较大，其中，组间差异贡献率最高，但呈现下降趋势；再生型和成熟型城市组内差异相对稳定，成长型和衰退型城市组内差异逐渐扩大。（4）人口密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规模企业数量差异会显著扩大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而且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差异对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呈现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启示：一是依据资源型城市类型，采取因地制宜的减排方案；二是增加低碳创新投入，促进产业绿色转型；三是推广绿色消费方式，加强居民端减排。

绿色发展是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的重要体现。通过构建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体系，基于MinDs模型、泰尔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算2001—2019年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分析其驱动因素。结论如下：（1）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以2015年为界，呈“先升后降”变化，西北、广西的资源型城市整体上升，西南和内蒙古的资源型城市近年呈下降趋势，成长型城市发展较为稳定，成熟型和再生型城市2017年后下降明显，衰退型城市呈上升趋势；（2）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表现为极低和极高区间数量少、中间得分数量多的正态分布特征；（3）绿色发展效率空间非均衡的问题较为严重，其中，西北与西南地区的成熟型城市的变化是导致绿色发展效率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4）经济发展、城市化、城市规模和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不同空间范围和不同生命周期下的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驱动因素各有特点。研究对提升西部各类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有实际意义。

海岸带资源型城市是陆海资源高度交错的空间载体，以跨系统影响的视角对其进行空间治理，有助于突破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局限性，实现资源综合效益最大化。首先，本文厘清了跨系统影响的复杂性与海岸带资源的多样性，并以空间资源作为研究的核心要素。其次，强调陆海全系统生态—经济—社会的“综合效益”，以“陆海统筹”作为指引，深化海岸带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再次，探索了“关键资源识别—空间效益评价—空间资源调控”的高质量发展空间治理路径。即通过识别跨系统影响范围、开展资源空间调查、明确资源组合模式来甄别关键资源，进而构建包含“综合效益评估”和“跨系统影响修正”的资源空间效益评价框架，明晰各资源空间效益的差异，为空间治理提供决策依据。最后，根据空间效益评价结果，结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在资源空间优化、区域资源统筹、空间总量分配、开发模式引导等方面提出海岸带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调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