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承载力概念的源起与发展对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立足资源环境视角,从基于种群个体最大生物量的生态承载力,到基于人口与资源关系的资源承载力和基于人口与环境关系的环境承载力,再到面向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概念源起与发展历程。通过追踪公开发表或可获取的英文文献,同时兼顾中文资料,综述表明：承载力概念最早诞生于1840年代的工程机械领域,之后,在生态学、地理学、资源科学与环境科学领域得到了持续但有争议的发展;资源环境承载力概念最早可见于20世纪初期的能量承载力和畜牧承载力研究,1940年代末期以土地承载力研究为标志的资源承载力研究诞生;直到20世纪末期,具有综合特征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概念才在中国悄然兴起,严格意义上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则始于21世纪初。目前,我国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总体处于发展阶段,以概念探讨和定性研究为主,尽管在政策层面已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相对而言,国外相关研究却较少使用这一概念,相应研究报道并不多见。2010年以来,作为描述发展限制的一个重要判据,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中国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家重大研发计划已有多项部署。但承载力概念似乎也成为了“灵丹妙药”,存在研究泛化或概念泛化现象。鉴于此,有必要科学认识资源环境承载力概念的源起与发展,加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科学内涵与理论基础、技术方法与模型参数以及模式化、规范化与标准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以求正本清源、学以致用。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促进资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工具,然而,在其编制过程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论文认为：1）自然资源资产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资源,另一种是进入经济体系、参与经济过程的自然资源,只有后者才具有相应的自然资源负债;2）自然资源负债是经济主体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而导致的一种现时义务,其中,过度消耗可以通过设定负债临界值的方法予以确认;3）不同自然资源的负债临界值确认方法不同,以林木资源为例,其负债临界值应为兼顾林木可持续发展以及非经济效益的最大可开采量,将超过最大可开采量的消耗量确认为自然资源负债;4）与自然资源资产相对应,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表式也具有两种形式,并且两者之间存在勾稽关系。

论文在阐述资产负债表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基础上,遵循会计恒等式、复式记账规则和权责发生制的记账基础,结合我国水资源管理的实际,提出了基于会计学的水权益实体水资源资产负债表表式结构和基于统计学、经济学的国家（地区）水资源资产负债表表式结构,从而实现能够反映水权益实体之间和经济体与环境之间关于水资源资产的债务债权关系的水资源资产核算,实现国家和行政区层面的水资源资产负债核算,为生态文明体系建设、自然资源资产核算、领导干部离任审计考核等提供必要的基础信息,也为进一步完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账户体系奠定基础。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自然资源消耗不断加剧,由此造成的环境损害、生态退化趋势日益严峻,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欠账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界定和量化这种欠账,并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值得研究。基于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资产负债表基本理论,论文针对具有可再生性、随机性和流动性特点的水资源,探讨了水资源负债是否存在、水资源资产与负债如何界定、以及水资源资产负债核算思路等。通过总结国内外以往与自然资源负债和水资源负债相关的研究成果,厘清水资产、水资源资产、负债、金融负债、环境负债等基本内涵,研究认为：1）广义的水资源负债是指人类经济活动会对水资源数量、水环境质量和水生态系统带来不利影响,包括水资源的过度消耗造成对水循环过程及水资源可再生能力的损害、向天然水体的过度排放造成水环境容量的降低、生态用水的过度挤占造成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减少;2）狭义的水资源负债是指当经济体过度使用和消耗水资源时,形成的经济体和环境之间关于水资源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一种已经发生的并在涉水活动中形成的、针对水循环过程及其可再生能力损害需承担的补偿、恢复或修复的现时义务;3）水资源负债可以通过引入环境作为虚拟主体、明确水资源资产和经济体的水资源权益加以确认,将水资源权益作为判定水资源负债形成的临界点。研究结论使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成为可能,也可供其他自然资源在相关资产负债表中核算负债项提供借鉴和参考。

资源流动研究已成为资源科学领域新的研究视角和学科成长点,但对资源流动的理论提升、方法总结和范式探讨依然相对较少。论文从地理学的空间视角,对资源流动的内涵及构成要素进行分析。论文给出资源流动的定义,并指出,节点具有业务职能功能、效用功能及社会经济功能,空间位置和流量是节点两个突出的空间特征,不同的节点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等级,未来应加强对节点功能的量化分析以及完善和发展节点分布特征及等级划分的研究方法;通道和网络具备从属和引导功能,衡量其发育程度主要根据网络的结构特征与网络节点特征,未来应探讨伴随新的交通方式而出现的新功能,系统地对通道网络进行优化分析,构建集多种运输方式为一体的多方式的资源流动通道网络优化模型,针对资源流动流量、强度以及成本等因素进行优化研究;域面是节点、通道网络的载体,根据资源流动节点吸引和辐射的范围,可以将域面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加强国际市场因素对我国资源流动域面影响的研究。同时指出,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节点、通道、流动网络及流场的类型,在流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彼此之间的作用机制等,将是对资源流动构成要素研究的重要突破。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自然资源核算是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首要工作,为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建立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制度,也需要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的核算.论文从核算项目分类,理论方法和实践应用三个方面综述了国内外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进展,力图厘清国内外自然资源核算研究的共识与争议问题.西方国家资源核算研究起步较早,在理论方法和实际应用方面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与之相比,我国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理论分析层面,自然资源的核算方法多是沿用国外的估价模型,缺乏创新.目前,国内外普遍按照先实物量再价值量,先存量再流量,先分类再综合的原则进行自然资源核算研究.但是,各国的核心项目分类尚未统一,自然资源估价方法的选择还存在争议.在实践方面,联合国等五大机构联合发布的SEEA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追捧,很多国家开始在此基础上探索本国的资源核算体系.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和共识问题,论文提出了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确定核算项目,选择估价方法,分步推进自然资源核算和自然资源核算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衔接.这些问题的解决思路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选择可控或拥有的,产权明晰的自然资源作为核算项目,充分考虑资源要素的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选择估价方法,优先建立单项资源的区域自然资源核算体系,结合各方力量设计我国统一的自然资源核算标准.根据上述思路,开展自然资源核算研究,将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构建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是编制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顺利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对生态环境保护日益重视,荒地作为生态用地的一种重要类型,其保护与开发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论文在梳理国内外荒地概念、厘清荒地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以及系统分析中国、美国、印度土地分类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我国荒地的概念,并针对我国国情将荒地划分为三种类型：荒野地、未利用地和废弃地。论文还首次提出荒地具有防风固沙、保育土壤、固碳释氧、涵养水源、保育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能的理念,这对我国荒地以及生态用地的开发与保护有重要意义。最后提出建议在我国现行土地分类体系中直接增列一类“生态用地”,包括林地、草地、荒地、水域、滩涂等;在未来开发与保护荒地过程中,从观念上重视荒地的价值,建立荒地产权制度,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加强对荒地的分类保护与开发。

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使生态环境问题由个别地区小范围问题已发展成为普遍的跨行政区域问题,迫使各级政府部门必须联合行动应对,生态合作必将走向普遍化和常态化。目前,关于生态合作的概念和内涵既无相关研究给出明确界定,也无系统的生态合作研究框架可供参考,使区域生态合作面临重重困难,为此论文综述国内外生态合作的相关研究,梳理生态合作起源和发展演化历程,提出并阐释了生态合作的概念和内涵。以此概念为基础,构建出了包括生态合作组成、生态合作研究步骤、生态合作方式和生态合作监管与评价四部分的生态合作研究基本框架。其中,生态合作组成包含生态合作基础和目的、生态合作主体、生态合作方式和生态合作监管与评价体系;生态合作机制的构建包含10 个步骤,分别为诊断区域生态问题,确定生态合作的主体,确定生态合作对象,梳理合作主体间关系,拟定合作方案,意见征询,方案实施,实施监督,评价,对生态合作协议、实施方案和监督方案的改进;生态合作方式包括劳务合作、工程技术合作、产业发展合作、经济补偿合作、区域生态环境管理合作和教育人才合作等六大类;生态合作的监管与评价包括方案实施的监督与评价、合作方案的合理性评价、协调和监管能力评价、实施后的生态环境质量阶段性评价和终期评价。

作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食物浪费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目前国内外针对食物浪费的理论研究较为薄弱,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食物浪费贯穿在食物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具有表现形式多样、形成因素复杂、生产目的唯一和判断标准差异明显等特征。食物浪费的定量测度、食物浪费的综合评估、食物浪费的驱动机制、食物浪费监测与调控是食物浪费研究的主要内容。实证研究、系统分析、经济学模型分析、生命周期分析和生态足迹法是食物浪费研究的主要方法。结合研究基础和社会需求,目前应着重加强对餐饮食物浪费、居民家庭食物浪费、学校食物浪费、餐厨垃圾处理以及食物浪费的政策评估等领域的研究。

放牧是国内外普遍运用的土地管理的基本手段,至今全球陆地大约半数以上处于放牧管理之下。但受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我国当前对放牧管理系统存在很多误解,尤其是把草原的生态恶化、牧区贫困、文化落后都归罪于草原放牧,导致禁牧盛行。从放牧的基本内涵看,当前我国草原所面临的问题,不在放牧本身,而是对放牧认识的不足和放牧管理的缺陷,割裂了人居-草地-畜群之间的联系。从历史角度看,放牧做出了巨大贡献。而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放牧历经原始游牧期、放牧转型期与放牧现代化时期三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就实现了放牧的现代化转型。畜牧业现代化的核心是以人居-草地-畜群放牧系统单元为内核的划区轮牧。划区轮牧是一种开放的农业技术体系,具有多种方式,适应于不同的农业系统,可兼顾生态与生产的需求,是草地放牧管理的重大进步。为了实现草原生态系统的生态和经济双重效应,我国畜牧业应该尽快实现草原管理和放牧的现代化转型。这是我国草地畜牧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现代农业的必要内涵。

能源保障时空协调所表现的是国家或地区能源供应保障系统的整体发育状态。论文分析了国家矿物燃料的空间分布状态及时空协调过程。分析的结果表明:由于矿物燃料资源存在着明显的空间收敛特征,当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不断寻求更高质量能源的消费需求时,国家能源供应保障系统的发育空间便迅速从区域或国家转向全球。换言之,只有在消费需求增长(时间过程)与供应范围有效扩展(空间过程)两者有机协调时国家能源供应保障体系才能获得正常发育。显然,只有在时空两者的发育达到了动态吻合,并具备抵御系统发育抗击各种外部环境干扰能力之时,国家或地区能源供应的保障才可能得以最终实现。

论文以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建设用地增长态势为研究起点,在把握经济发展与建设用地增长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建设用地增长极限命题;通过构建边际模型,计量建设用地增长的极限时点,进而剖析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①1978—200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与建设用地增长具有周期性波动特征,两者波动周期基本一致;②中国建设用地增长极限平均时点为2047年左右,不同省(市)建设用地增长极限特征不论时间纵向还是空间横向比较,都大致沿东南—西北线依次分级;③东部地区较早达到建设用地增长极限,其中上海、江苏和广东等11个省(市)早于全国平均时点,河北、四川和青海等其余19个省(市)晚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建设用地增长压力较大,中、西部地区增长压力相对较小。最后,论文提出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控制粗放利用,鼓励技术创新等加快逼近建设用地增长极限的政策和建议。

一个国家需水总量零增长问题,是其水资源长期供求预测的重要内容,也是水资源需求量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要意义。研究通过分析国内外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例与总需水量的关系,采用"产业结构分析法"探讨我国需水总量零增长可能出现的时期和需水总量的最大值。据此法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第三产业GDP占三次产业总量的比重达到60%左右时,其总需水量可能达到零增长(或负增长)。我国到2026—2030年左右全国需水量可能进入零增长期,需求量最大值将达到6 300×10⁸ m³左右。

在碳减排形势下,如何评价固碳收益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论文首先从全球气候变化与碳排放的关联、碳排放与现有经济体系的关联、碳排放空间成为稀缺资源三个方面论证了碳汇效用价值形成的现实基础。然后评述了碳汇价值的构成与度量方法,指出了碳固定与碳蓄积价值的内涵差异。继而总结了碳汇价值的实现机制,认为可以通过碳交易、碳税和固碳项目实际成本3种机制实现碳价格,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补偿实现碳汇价值。

论文将研究的视点从关注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向资源禀赋对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上,选取了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计算香港、澳门地区)2008年能源和水资源的面板数据,力图用统计模型来验证资源禀赋对资源利用效率存在负相关作用的假说,即资源越丰富的地区,对该种资源使用效率往往越低。研究发现:资源禀赋对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显著的逆向影响,资源的"诅咒"效应不仅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上,也同样作用于资源利用效率上;然而,不同于经济诅咒,资源禀赋与资源利用效率之间的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分散型资源上体现更加明显。对区域资源禀赋与资源利用效率之间影响关系与作用机制更深入的研究将为科学、高效的资源管理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资源技术与工程是现阶段资源科学学科建设的主要方向之一,是研究资源直接利用、间接利用、循环利用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为物质实体。目前国内外资源技术与工程学科建设的进展仍处于纵向分异的阶段,单项资源(水、土、气、生物、矿产、能源等)利用的技术与工程研究仍是其主要特征。资源技术与工程的基本学科定位应为工学,其学科体系可分为3个二级学科和12个三级学科。在开展资源技术与工程学科建设时,理科院校应侧重于新型资源、替代资源的开发利用技术与工程研究,而工科、农科院校则应注重单项资源以及多项资源之间的再生利用、循环利用、保护利用、协同利用和综合利用技术与工程研究。

跨界水资源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跨界水污染、取水、水利工程、河道采砂冲突。以区域利益为视角，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发现，跨界水资源冲突的主要动因有：①区域竞争引发跨界水资源冲突；②水资源空间特性引发跨界冲突；③水资源外部性引发跨界冲突；④水资源准公共品属性引发的跨界冲突。基于博弈理论，跨界水资源冲突协调可分三个阶段、五个步骤开展。第一个阶段为准备阶段，主要实施跨界水资源冲突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处理、关键影响因子的识别；第二个阶段为协调阶段，主要包括调处方案的设计和评价；第三个阶段为实施阶段，主要为协议的达成与实施。

为探讨人工社会在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领域中的应用，研究创建了一个模拟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人工社会模型(LUC-ASM)。该模型以农户和农民为两类主体(agents)，模拟分析不同社会经济条件和政策影响下，两类主体对自己承包土地利用方式的微观决策所可能产生的宏观效应及其时空变化特征。以鄱阳湖区一个现实村落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农户从事各类生产活动的行为特征为准则，利用LUC-ASM模型模拟未来30年内该村落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结果表明，未来这一地区土地利用的变化与人口增长结构调整方式、国家土地利用与环保政策、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等因素密切相关；在城市化的影响下，该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将会出现短缺，农村土地有可能被撂荒，需要及早采用政策措施予以避免。总体而言，LUC-ASM模型能够形象地反映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微观驱动机理及各种社会经济与环境因素影响的宏观效应，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认识。

论文通过空间分析，指出了湛江(城市范围)所具有的典型海湾特性及其基本的空间结构特征，认为湛江城市发展与湛江湾的存在密不可分，而湛江湾的存在又与湛江群岛的关系极为密切，湛江海湾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有岛，再有湾，后有港和城，把湛江定位为海湾型城市符合湛江城市发展的自然本底性质。文章重点就此定位对湛江城市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海湾型城市定位可以提高湛江海湾资源的禀赋，有效促进湛江城市的一体化统筹发展。同时，有助于在湛江工业大发展时期到来之际，加强海湾生态环境的保护。最后就如何建设湛江海湾城市提出了一点框架性的思考

生产力是农田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为实现农田生态系统生产力持续稳定的增长，把握农田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研究农田生态系统生产力稳定性特征，分析影响农田生态系统生产力各因子的时间序列变化规律是十分必要的。论文以1974~2005年河北平原区雄县农村统计数据为依据，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农田生态系统生产力指数（API），采用剩余法剥离生产力波动趋势，从总体上研究农田生产力稳定性规律和时序分布特征；并进一步对影响农田生产力的6个因子波动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探索影响农田生产力稳定性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雄县农田生态系统生产力稳定性从总体上呈现分布比例均衡的趋势，在过去30年中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作物生产供给基本平衡；生产力稳定性并具有从不稳定向稳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趋势；通过对生产力各影响因子的因子指数的波动特征分析，影响该区域农田生态系统稳定性的6个因子中，气候是波动因子，生产投入是稳定因子。

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趋势明显。于是劳动力资源成为农业生产决策的最关键因子；农户倾向于选择劳动生产率高的土地利用类型，同时促使部分劣质土地退出农业生产（即出现农地边际化）。论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利用统计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来验证上述推断。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对农地利用变化产生明显影响。具体为：①2003年以来，宁夏劳动生产率高的农作物（马铃薯、水稻、玉米）种植面积扩大，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作物（小麦）种植面积则缩小；②农地利用结构趋于单一化；③部分劣质土地退出农业生产。

论文从剖析一个百年不衰的农民水利协会入手，用重复博弈理论研究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形成条件和合作机制。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结果表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博弈各方，只要以较大的意愿遵循“你合作，我也合作”的习俗，在长期的博弈中，能够取得“双赢”结果。只要合作组织坚持民主管理、处事公平，参与者能够得到实在的效益，就可以逐步提高合作意识，合作机制能够逐步培育出来；合作组织管理人员比一般成员需要更多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

以人口为基础、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传统城市发展规划模式，不能应对中国的城市快速发展和环境可持续的问题。“反规划”提出城市的建设规划必须以生态基础设施（EI）为依据，而不是建立在人口预测和市政基础设施之上。“反规划”与当代的景观都市主义和前科学时代城市建设中的“风水”有相同理念,并源于19世纪的以绿道作为游憩基础设施的思想、20世纪初的城市绿带作为城市形态控制的思想、和20世纪后期关于生态基础设施作为生物保护基础的思想。生态基础设施有关键性的景观结构所构成，它们对景观中的各种自然过程、生物过程、遗产保护及游憩过程具有战略性的意义，维护对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自然资产和自然服务。在快速的城市发展过程中，EI 是精明保护与精明增长的有效工具，必须先于城市的发展规划进行规划，并框限城市未来的规模、格局与形态。 EI用尽可能少的土地，通过关键性和战略性的规划，来对土地生命系统的生态服务进行捍卫。以浙江台州为例，论文讨论了如何用EI来进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图8参98

塔里木河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内陆河流,如何实现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保护一直是国家和新疆各族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论文通过对塔里木河新的科学考察的经过和体会介绍,就博斯腾湖向塔里木河下游输水的可持续性问题、水资源分配问题、塔里木河干流河道治理工程认识问题、对生态闸的认识和管理问题、胡杨林保护问题、塔里木河下游生态环境恢复等问题提出一些讨论,对塔里木河河道整治与生态建设提出初步咨询建议。

尽管已经跨入现代化发展的门槛,但是作为地球表层的一个物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求依然是最大限度地获取物质消费的满足。实际上,随着社会财富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已经成为各国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基本目标。这种协调既是可持续理论也是人地关系研究的核心所在。作为世界上人类文明发育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实践再次表明,资源环境的空间格局变化始终是决定国家人口活动基本方向的基础所在。资源环境要素综合评价和人地关系模式的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偏南)地区始终是中国国家人文活动的重心所在,而决定这一空间格局变化的正是国家和区域的资源环境状态。因此,认识资源环境的基础作用,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基本出发点。

光合有效辐射是生物、生态和农业常用的重要参数,常规气象资料中没有该资料,实测结果也比较少,以往多采用经验气候学计算获得。论文基于固城站观测辐射资料,对光合有效辐射特征分析的结果表明:光合有效辐射（PAR）占总辐射（Q）的比值(η_PAR)分布呈近似钟型,有60%的比值分布在0.35～0.45之间。η_{PARPARPARPARPAR})与Q的关系为:全年Q_PAR=0.40Q,生长季Q_PAR=0.41Q,这一结果与以往国内一些实测结果相近。论文用此值重新评估华北平原光合生产潜力的结果表明,以往估算光合生产潜力常采用η_PAR

利用彭曼-蒙梯斯公式和常规气象资料计算中国北方地区潜在蒸发(也称蒸发力)变化,分析实测蒸发皿蒸发的变化,结果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潜在蒸发和蒸发皿蒸发呈波动下降趋势。日照百分率、风速下降和湿度增加影响了潜在蒸散和蒸发皿蒸发量的变化。从能量观点来说,太阳总辐射的下降是潜在蒸发和蒸发皿蒸发减小的主要原因之一,大气湿度增加和人类对于能源消耗的增加导致到达地面的太阳总辐射下降。因太阳总辐射的下降引起潜在蒸发的减小量约占总潜在蒸发减小量的78%左右。

水资源配置大致存在完全政府配置、完全市场配置和准市场配置3种模式。中国正处于水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水资源配置制度有从完全政府配置转向依靠市场配置的趋势。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和租值消散理论可以为新的水权制度的设计和选择提供依据。水资源的不同配置制度对应着相应的交易成本,相对较好的制度应该能在扣除交易成本之后获得较多的社会净租值。目前我国水资源管理的当务之急是根据经济理性,科学地界定好水资源的公有和私有权利,并由完全政府管制向市场体制转型。

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地区之一, 其城市土地政策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超 前性与典型性。论文旨在通过回顾1980 年以来深圳经济特区的土地政策改革过程, 分析中国城市 土地政策改革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文章首先从土地产权制度和地租、地价体系两个方面 分别回顾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政策改革的过程。在此基础之上, 采用工具变量法对政策变化进行量 化, 并将其与土地利用效率与经济效益进行相关分析, 从而得出土地政策影响土地利用效率与经济 效益的程度。结果表明, 土地政策变化对土地利用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影响是显著的, 相关系数分别 为0.743 和0.879。这一结果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 推动效应。

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和有效方式, 市场发育程度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和利 用效率。文章在构建市场发育与土地集约利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 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多因素分 析模型分别对江苏省开发区的土地市场化率和不同市场发育阶段土地利用的集约度进行了测算。 研究结果表明, 江苏省33.4%的开发区的土地市场发育处于转型后期至相对成熟期发展阶段; 57.1%处于转型中期发展阶段, 整体来说, 市场发育较为成熟。而不同土地市场发育阶段土地利用 的集约度不同, 处于转型后期至相对成熟期发展阶段的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水平要显著高于处于 转型中期发展阶段的开发区。因此, 文章认为提高我国土地利用集约度的主要思路应是推进土地市 场创新, 使市场成为土地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 并作为转变土地管理机制的基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