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自然资源学报 >

2025 , Vol. 40 >Issue 9: 2541 - 2555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915

其他研究论文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基于地块治理与家庭决策的双重视角

  • 周文凤 , 1 ,
  • 徐定德 , 1, 2
展开
  • 1.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成都 611130
  • 2.国家粮食安全与天府粮仓重点实验室，成都 611130
徐定德（1990- ），男，四川成都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管理、粮食安全。E-mail:

周文凤（1997- ），女，四川成都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管理、粮食安全。E-mail:

收稿日期: 2025-02-10

  修回日期: 2025-05-01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9-0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CJY046)

四川省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SCJJ23ND443)

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项目(CR2327)

收起

The impact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o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 dual perspective of plot-level governance and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 ZHOU Wen-feng , 1 ,
  • XU Ding-de ,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Management,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 2.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Food Security and Tianfu Grain Storage, Chengdu 61113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2-10

  Revised date: 2025-05-01

  Online published: 2025-09-05

Fold

摘要

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使用四川省1166户农户和5041块地块数据，从地块治理与家庭决策双重视角出发，剖析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地块层面，高标准农田建设显著促进地块流转，其中田间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和后期管护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且规模大、位置便利、地形平坦的地块更易流转。（2）在家庭层面，高标准农田建设显著促进土地流转，其中田间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用突出，且这一促进效应在不同经营规模和兼业程度的农户中均显著。（3）交互分析显示，规模户对大地块、近距离和非平原地块的流转效应更强，高兼业农户偏好小地块和近距离地块但作用较弱，低兼业农户则普遍受益。研究表明，应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农户与地块匹配支持体系，以激活农地流转。

关键词： 高标准农田; 农地流转; 地块层面; 家庭层面

本文引用格式

周文凤 , 徐定德 .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基于地块治理与家庭决策的双重视角[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9) : 2541 -2555 . DOI: 10.31497/zrzyxb.20250915

Abstract

Based on the two-stage least squares (2SLS) method and drawing on data from 1166 households and 5041 plots in Sichuan provinc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on farmland transfer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plot governance and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At the plot level,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land transfer, with field consolidati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post-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laying notable roles. Larger plots with convenient locations and flat terrain are more likely to be transferred. (2) At the household level,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also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s land transfer, with field consolid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being particularly influential.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significant across households of different operational scales and degrees of off-farm employment. (3) Interaction analysis reveals that large-scale farmers show stronger transfer effects for large plots, nearby plots and non-plain plots, while highly off-farm-employed households prefer small and nearby plots but exhibit weaker effects; in contrast, households with low off-farm employment generally benefit.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should be steadily advanced, along with improvements to the matching support system between households and land plots, in order to revitalize the farmland transfer market.

Key words： high-standard farmland; farmland transfer; plot level; household level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1]。中国当前人地关系问题严峻，适度规模经营对保障粮食安全和实现农业现代化至关重要[2]，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依赖于土地的有序流转[3]。自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起，多项政策和法律相继出台以支持和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显示，2006年全国土地流转面积0.55亿亩（1亩≈667 m2），流转率仅为4.53%；2011年，全国土地流转面积达到2.28亿亩，流转率升至17.85%；到2023年，这一数字提升至6.04亿亩，流转率达到38.5%。然而，尽管土地流转规模持续扩大，流转方式日趋多元，但自2011年以来，其增长速度逐步放缓[4]。2006—2011年，土地流转年均增幅22.1%，到2021—2024年则降至0.08%。鉴于此，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因此，如何进一步完善农地流转机制、激活沉淀土地资源，成为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点。
近年来，学者对制约农地流转的因素进行了大量探索。从现有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家庭资本禀赋[5]、制度改革[6,7]和市场条件变化[8]等方面。其中，农业经营条件被视为制约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9]。在土地细碎分散且资源稀缺的背景下，经营者难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或提高生产效率，导致规模经济难以实现[10]。在逐利性的驱动下，较高的务农机会成本和较低的农业收益进一步削弱了农户扩大经营面积的意愿[11]。需要注意到，作为改善农业经营条件的关键手段，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破解农地流转困境提供了可能路径，在理论上对农地流转具有积极推动作用[12]。
事实上，高标准农田建设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中的重点任务之一[13]。自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来，这一议题便成为中国农业政策的核心内容，连续多年被各级政策文件反复强调。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持续推进，政界和学者也逐渐关注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总的来看，现有研究从不同层面系统分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在省级层面，钱龙等[14]基于中宏观统计数据，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可通过提高农业经营效益、降低经营风险和促进技术进步等途径有效促进土地流转。在农户层面，学者多基于微观调查数据探索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然而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比如，汪箭等[15]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会显著促进农户转入土地，但不影响农户转出土地；王鹏等[16]则认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可同时促进土地的转入与转出；陈江华等[17]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在促进土地转入的同时也会抑制土地转出。此外，赵宇等[18]从规模户视角出发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可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促使规模主体扩大其土地经营规模。
从现有研究可以看出，不少实证结论从不同角度印证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显著影响。然而，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研究多从单一视角（地块或家庭层面）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但地块视角往往忽略家庭整体决策，家庭视角又难以揭示地块特征的异质性，易导致结论偏差。第二，现有研究多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整体视角出发，通常以“是否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或“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作为衡量指标。然而，高标准农田建设并非同质化的过程，其建设内容和效果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和类型差异，这也会对农地流转产生不同影响。
基于此，有必要在家庭尺度与地块尺度上分别检验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实际影响，进而为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新的视角。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兼顾家庭与地块双层面，既可捕捉同一农户内部地块间差异，又能解析相似地块在不同家庭中的差异化决策机理，进而弥补单一层面研究的不足。第二，将高标准农田建设内容拆分为若干环节，并进一步考察建设强度与不同功能环节对农地流转的差异化影响，为农地流转的精准施策与高标准农田的精细化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地块层面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土地的生产潜力和利用效率，其直接作用首先体现在地块层面[19]。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提高地块的生产潜力和优化利用条件，能有效推动地块层面的农地流转[20]。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认为，土地因自然条件和生产力差异而产生不同收益。高标准农田建设可通过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肥力显著提升地块的农业生产能力[21]，提高优质地块的级差收益，使其在流转市场中更具吸引力。同时，高标准农田建设可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一方面，水利灌溉与排水系统确保农作物在生长周期内获得稳定的水资源支持[22]，减少干旱和涝灾对产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农田防护措施可减轻风沙等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而田间道路建设可提升农业运输与作业效率，增强农业生产的稳定性[23]。因此，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地块层面不仅可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还可为农地流转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
H1：地块层面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可显著促进农地流转。

1.2 家庭层面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与地块层面的单块流转不同，家庭层面的土地流转体现了农户在综合考量多地块条件、资源禀赋与发展预期下的理性选择[24]。理性小农理论认为，农户会权衡要素配置与经营能力，选择最优方式以实现收益最大化[25]。在此背景下，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外生制度供给，通过整治田块、改善基础设施等手段降低耕作难度，强化土地可经营性，为规模经营提供物质支撑[26]。具备经营能力的农户因而扩大经营，农业依赖度低的农户则出于机会成本和风险考虑倾向转出[27]，形成“强者扩张、弱者退出”的双向流动机制。此外，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了地块质量和预期收益，增强其对外部经营主体的吸引力，形成“外部拉动”效应。在内生激励与外部动力共同作用下，农户在改善的耕地环境与市场预期中作出流转决策。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
H2：家庭层面高标准农田建设显著促进农地流转。

1.3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尽管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家庭与地块层面对农地流转具有积极作用，但农户决策仍受到地块条件与家庭特征异质性的双重影响[28]。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固化了土地细碎化格局，使农户普遍拥有多个质量不一的地块，优质地易于保留，劣质地流转受阻[29]。高标准农田建设虽可改善部分地块条件，但地势复杂、交通不便等问题仍限制流转潜力。同时，农户自身特征也是关键因素。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推进，农户群体由高度均质化向高度异质化分化[30]。规模户倾向于借助高标准农田扩张经营，而农业依赖度低的小农户则倾向转出土地[31]。此外，在“谁来种地”与“种什么样的地”相互耦合的背景下，农户属性与地块条件的匹配成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发挥流转促进效应的关键。理论上，优质大地块往往被规模户优先流转，其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生产技术优势和要素配置效率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在同等条件下获得更高的超额利润，因而在土地流转市场中占据竞争优势[32]。此外，普通农户由于劳动机会成本较低，对技术替代需求不强，能够在零散小地块上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28]。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3：在不同家庭特征和地块特征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存在差异。
本文研究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Study analysis framework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4年7月在四川省开展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地流转”专项调查，应用科学严谨的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开展实地调查。在区域选择上，基于四川省地貌类型多样性和农业产值分布特征，采用典型抽样选取大邑县、泸县和沐川县作为一级抽样单元。在每个样本县内，首先按照乡镇农业总产值排序，采用系统抽样法各抽取3个乡镇，再在每个样本乡镇中采用与耕地面积成比例的PPS抽样法选取6个行政村（共54个样本村）。在农户抽样环节，建立了双重抽样框：对于传统小农户（经营规模≤5倍村户均水平），采用随机起点等距抽样方法每村抽取20户；对于规模经营户（经营规模≥5倍村户均水平），采用分层配额抽样确保每村4户（其中本地大户≥2户，外来经营主体≤2户），并通过实地核查经营合同确认其规模真实性。最终获取1166户有效样本，共涉及5041块耕地。
需说明的是，尽管本文通过分层抽样力求覆盖各类经营主体，但受样本结构和入户比例限制，最终规模户样本以本地大户为主，外地大户占比较小且分布不均，难以支撑稳健分析，故仅将农户划分为小农户和规模户两类。

2.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包含家庭和地块两个层次，因变量也相应分为两类。在家庭层面，用家庭农地流转面积作为因变量；在地块尺度，通过地块流转面积来直接测度。
农户是否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将“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一核心自变量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否建设。在地块层面，若地块在田块平整、田间道路、灌排工程、输配电、防护、土壤改良、后期管护或数字化建设中任一方面有实施，即赋值为1，否则为0，重点反映地块的物理与管理设施改善，而非归并情况。在家庭层面，只要农户在任一地块存在建设投入或参与，即认定为“参与建设”，赋值为1，否则为0。其次，建设强度。在地块层面，完成一项建设内容计1分，未建设计0分，累计计算；家庭层面同理，每完成一项增加1分，最多可达8项。最后，建设内容类别。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细分为田间整治（田块平整、土壤改良）、基础设施（道路、灌排、输配电、防护）和后期管护（后期管护及数字化管理）三大类，分别统计地块与家庭层面的投入情况。
本文以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除当前村外本乡镇内其他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均值）作为农户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的选择主要出于以下考虑：首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通常以村庄为实施单位，同一乡镇内的农田建设进程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符合相关性要求；其次，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主要受所在村庄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影响，而与其他村庄无直接关联，符合排他性要求。
为避免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模型估计偏误，村庄层面引入村庄经济水平、村庄耕地丰裕度、村庄交通便利度。家庭层面引入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村干部、培训、家庭劳动力数、老龄劳动力数、农业收入、土地质量、是否确权、土地面积；地块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基本农田、地块确权、地块距离、地块地形、地块形状、地块类型、地块连片。各变量的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地流转 家庭层面农地流转面积/亩 56.746 275.386
地块流转 地块层面农地流转面积/亩 12.972 96.879
家庭层面
解释变量		 是否建设 家庭是否有高标准农田（1=是；0=否） 0.077 0.267
建设强度 家庭建设高标准农田内容数量/个 0.214 0.692
田间整治 家庭土地是否进行田间整治（1=是；0=否） 0.052 0.223
基础设施 家庭土地是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1=是；0=否） 0.0610 0.239
后期管护 家庭土地是否有后期管护（1=是；0=否） 0.004 0.0650
地块层面
解释变量		 是否建设 该地块是否为高标准农田（1=是；0=否） 0.064 0.245
建设强度 该地块建设高标准农田内容数量（个） 0.109 0.498
田间整治 该地块是否进行田间整治（1=是；0=否） 0.028 0.164
基础设施 该地块是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1=是；0=否） 0.038 0.190
后期管护 该地块是否有后期管护（1=是；0=否） 0.002 0.040
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 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均值 0.077 0.047
村庄层面
控制变量		 村庄经济水平 本村是否被认定为经济薄弱村（1=是；0=否） 0.264 0.432
村庄耕地丰裕度 2023年本村耕地总面积/亩 4252.651 6642.915
村庄交通便利度 村委会到乡镇政府的距离/km 7.503 7.552
家庭层面
控制变量		 性别 性别（1=男性；0=女性） 0.652 0.477
年龄 年龄/岁 58.363 10.535
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限/年 6.652 3.688
是否村干部 是否担任村干部（1=是；0=否） 0.136 0.342
培训 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1=是；0=否） 0.343 0.475
家庭劳动力数 家庭劳动力数量/人 2.399 1.230
老龄劳动力数 家庭老龄劳动力数量/人 0.600 0.812
农业收入 家庭农业收入/万元 10.535 53.770
土地质量 土地质量（1=差；2=中；3=好） 2.299 0.652
是否确权 土地是否确权（1=是；0=否） 0.930 0.256
土地面积 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亩 5.897 25.412
地块层面
控制变量		 基本农田 是否基本农田（1=是；0=否） 0.919 0.273
地块确权 该土地是否确权（1=是；0=否） 0.910 0.286
地块距离 距离最近机耕路的距离/m 192.734 320.799
地块地形 该地块所在地形（1=平原；2=丘陵；3=山地） 1.845 0.721
地块形状 形状是否规则（1=是；0=否） 0.535 0.499
地块类型 土壤类型（1=黏土；2=黄土；3=黑土；4=沙土；5=其他） 2.314 1.197
地块连片 该地块是否与其他地块相连（1=是；0=否） 0.211 0.408

2.3 模型设置

本文的目标是探究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地流转的相关关系及他们间的作用机制，因变量为农户农地流转面积，该变量是连续性变量，拟采用OLS模型对其进行估计。设置公式如下：
G R A I N i = α 0 + α 1 H F i + α 2 Σ C o n i + ε i
式中： G R A I N i表示农户农地流转面积（亩）； H F i为农户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 Σ C o n i为户主、家庭、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 α 0为常数项； ε i为随机扰动项； α 1 、 α 2为回归系数。
此外，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高标准农田建设与被解释变量农地流转之间可能存在着遗漏变量，从而导致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模型的扰动项相关，使得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可能是内生变量。为了解决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内生问题，设定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工具变量。研究准备采用工具变量最小二乘法（2SLS）模型对其进行估计，估计方程如下：
I V _ G R A I N i = α 0 + α 1 I V _ H F i + α 2 Σ I V _ C o n i + ε i
各变量的含义与式（1）相同。

3 结果分析

3.1 地块层面

表2展示了地块层面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基于前文讨论，农户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地流转间可能存在内生性，估计结果或会产生较大偏差。为此，采用2SLS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外生性Wald检验结果显示，至少在1%的水平上可认定核心自变量存在内生性，需要予以处理。弱工具稳健性检验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假设，说明选取乡镇层面高标准农田建设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具备充分解释力。
表2 地块层面农地流转

Table 2 Farmland transfer at the plot level

变量 （1） （2） （3） （4） （5）
是否建设 1.659***
(0.125)
建设强度 0.956***
(0.072)
田间整治 3.909***
(0.307)
基础设施 3.268***
(0.255)
后期管护 61.169***
(7.50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chi2 752.537*** 740.787*** 687.728*** 696.760*** 282.156***
样本/块 5041 5041 5041 5041 5041
外生性Wald检验 47.387*** 77.573*** 161.707*** 147.265*** 170.599***
弱工具变量AR检测 173.46*** 173.46*** 173.46*** 173.46*** 173.46***
弱工具变量Wald检测 177.37*** 174.60*** 162.10*** 164.23*** 66.50***

注：***代表显著性小于0.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表2结果显示，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其建设强度均在1%的水平上对地块流转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建设了高标准农田的地块比未建设的地块平均流转面积多1.659，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地块流转面积增加0.956个单位，表明农地在接受高标准农田治理后，整体市场吸引力显著增强。这验证了研究假说H1。进一步分解建设内容可发现，后期管护环节的促进效应最为显著，有后期管护比没有后期管护的高标准农田地块流转面积高61.169，远高于田间整治（3.909）和基础设施建设（3.268）。这说明持续性投入与运行保障机制比短期建设更能增强土地的预期收益与外部承接意愿，尤其有助于提高流入主体对地块的长期信心。可见，高标准农田建设显著促进了地块流转，且建设内容越多，被流转的地块面积越大。

3.2 家庭层面

在地块层面的回归分析中，家庭层面的差异难以直观体现，无法准确识别家庭层面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为此，本文进一步构建家庭层面的回归方程，以检验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家庭层面对农地流转的整体促进效应。
从整体效应来看，表3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提高了农地流转：建设了高标准农田的农户比未建设的农户平均流转面积多7.574，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地块流转面积增加3.093个单位，表明建设程度越深，农户的流转面积越大。这验证了研究假说H2。进一步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细分为田间整治、基础设施与后期管护三类。结果显示，田间整治与基础设施建设分别使转入面积显著上升11.366和10.459个单位，而后期管护在家庭层面的效应则不显著。这与地块层面结果形成对比，说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家庭层面主要通过前端环节带动流转行为，长期维护的激励作用相对较弱。
表3 家庭层面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3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at the household level

变量 （1） （2） （3） （4） （5）
是否建设 7.574***
(1.904)
建设强度 3.093***
(0.757)
田间整治 11.366***
(3.339)
基础设施 10.459***
(2.764)
后期管护 100.427
(63.64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chi2 159.764*** 191.866*** 129.050*** 138.274*** 110.062***
样本/户 1166 1166 1166 1166 1166
外生性Wald检验 22.950*** 21.789*** 24.406*** 22.745*** 25.344***
弱工具变量AR检测 25.93*** 25.93*** 25.93*** 25.93*** 25.93***
弱工具变量Wald检测 15.83*** 16.70*** 11.59*** 14.32*** 2.49

3.3 稳健性检验

3.3.1 替换变量处理

进一步采用变量替换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一方面，将因变量替换为“是否农地流转”，以验证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不同流转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将核心解释变量“是否有高标准农田建设”替换为“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重新进行回归分析。表4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因变量还是解释变量的替换，估计结果与表2和表3的原始估计结果高度一致。这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和普适性。
表4 替换变量

Table 4 Variable substitution

变量 家庭层面 地块层面
是否流转 流转面积 是否流转 流转面积
是否建设 1.984*** 0.016***
(0.629) (0.003)
建设面积 1.413*** 0.335***
(0.321) (0.08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_Cons -0.537 1.934* 0.229 0.975***
(0.360) (0.993) (0.145) (0.115)
chi2 139.085*** 166.361*** 515.444*** 463.818***
样本/户(块) 1166 1166 5014 5014

注：*代表显著性小于0.1；下同。

3.3.2 处理选择性偏误

尽管政府主导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外生性，但其实施并非随机分布于所有村庄，而可能受到特定因素的影响，从而存在选择偏差。为提升研究的稳健性，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进行校正，以尽可能减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确保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具体方法是以农户“是否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处理变量，根据农户家庭特征和地块特征构建 Probit 模型估计倾向得分。表5结果显示，高标准农田建设均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促进农地流转，与理论预期和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5 PSM稳健性检验

Table 5 PSM robustness test

变量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T值
家庭层面 近邻匹配 1.563 0.2600 1.131 0.485 2.33**
卡尺匹配 1.563 0.2600 1.131 0.485 2.33**
核匹配 1.563 0.2600 0.920 0.373 2.47**
地块层面 近邻匹配 0.220 -1.186 1.146 0.203 5.64***
卡尺匹配 0.220 -1.186 1.146 0.203 5.64***
核匹配 0.220 -1.186 1.258 0.176 7.14***

注：**代表显著性0.05；下同。

3.4 异质性分析

3.4.1 地块层面

为进一步识别高标准农田建设在不同地块条件下的异质性影响，表6对地块的规模、距离与地形特征进行了分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地块规模方面，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大地块的流转促进效应最为显著（系数为2.756，1%的水平显著），而小地块的回归系数仅为0.002，且不显著，说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对规模较大的耕地更能释放潜在经营价值，政策效应具备一定的“放大机制”，更易吸引具备较强经营能力的流入主体。在地块距离上，近距离地块和远距离地块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近距离地块的系数略高，表明地块交通可达性越好，越有利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边际改善被充分吸收和转化，反映出流入主体对便利性地块的优先响应。在地形方面，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平原地块的作用（系数2.261）强于非平原地块（系数1.025），尽管两者均显著，但平原条件下的地块在建设后更易实现机械化作业与规模化流转，表明自然条件的改善有助于政策效应的显化与放大。综上，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政策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地块匹配性，“大地块”“近距离”“地形平坦”等要素提升了地块的吸引力与经营潜力，从而增强其被流转概率。这验证了研究假说H3。
表6 地块层面异质性

Table 6 Plot-level heterogeneity

变量 大地块 小地块 远距离 近距离 平原 非平原
是否建设 2.756*** 0.002 1.565*** 1.639*** 2.261*** 1.025***
(0.274) (0.104) (0.492) (0.129) (0.245) (0.13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4.904*** -0.481*** -0.896*** 0.637*** -0.339 -1.033***
(0.441) (0.120) (0.439) (0.169) (0.351) (0.125)
chi2 706.961*** 363.753*** 41.693*** 672.744*** 106.857*** 160.404***
样本/块 1162 3852 412 4602 1753 3261

3.4.2 家庭层面

为更深入地探讨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机制，进一步考虑农户经营规模与兼业程度的异质性，识别不同类型农户在流转行为中的差异响应。表7结果显示，从规模维度来看，规模户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响应更为显著，回归系数为15.389（p<0.05），远高于小农户的系数2.724（p<0.1）。这表明规模户因具备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与机械化适应性，能够更充分释放建设带来的土地潜力，形成更强的土地转入意愿；而小农户则受限于资源禀赋与技术条件，其响应相对滞后。从兼业程度来看，高兼业农户与低兼业农户均显著受益，系数分别为8.679（p<0.1）与7.150（p<0.01），但低兼业农户的显著性更高，说明其对土地收益更为敏感，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依赖性更强，可能更倾向于将其作为稳定农业收入的重要依托。而高兼业农户虽然农业依赖程度较低，但高标准农田建设仍为其提供了更多灵活参与农业生产与流转的选项，提升了其配置土地资源的空间。综上，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提升土地质量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不同类型农户对土地要素的响应差异。这验证了研究假说H3。
表7 家庭层面异质性分析

Table 7 Household-leve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规模户 小农户 高兼业 低兼业
是否建设 15.389** 2.724* 8.679* 7.150***
(7.649) (1.398) (4.683) (2.16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_Cons -2.679 -2.207*** 0.580 -1.300
(4.088) (0.574) (1.873) (1.000)
chi2 26.331*** 86.946*** 64.753*** 195.887***
样本/户 269 897 338 828

3.4.3 家庭与地块层面交互

为更全面地刻画不同类型农户对地块特征的响应机制，引入家庭类型与地块特征（规模、距离、地形）的交互项，进一步分析农户在异质地块条件下的流转偏好与行为差异。
表8的实证结果显示，高标准农田建设在“规模户+大地块”（4.920，p<0.1）与“规模户+近距离地块”（7.710，p<0.01）组合上具有显著的流转促进效应。这表明，当地块具备较强的可经营性与管理便利性时，具备较强资源禀赋与扩张意愿的规模户最能释放其土地需求，优先承接此类地块。相比之下，小农户对“小地块”（3.004，p<0.01）和“近距离地块”（1.614，p<0.1）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响应。说明在资源有限、风险规避倾向较强的背景下，小农户更倾向于流转条件可控、管理便利的地块，但响应幅度明显低于规模户。在地形维度上，规模户在“非平原地块”（8.986，p<0.01）上的流转促进效应最为显著，可能由于平原地区条件优越，适宜流转的地块已较充分流转，而非平原地块则因条件较差，规模户具备整合低效资源、克服自然劣势的能力，因而在此类地块的流转中作用更为突出。而小农户在“非平原地块”上虽然也存在一定正向响应（2.815，p<0.05），但相较于规模户，其应对复杂地形与治理难度的能力有限，流转意愿较弱。因此，家庭与地块条件之间存在明显的匹配效应，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改善地块物理条件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强者更强”的土地配置格局，推动土地要素向更具比较优势的经营主体集中。这验证了研究假说H3。
表8 经营规模与地块特征交互

Table 8 Interaction between farming scale and plot characteristics

地块 距离 地形
大地块 小地块 远距离 近距离 平原 非平原
规模户 是否建设 4.920* 29.445 2.059 7.710*** -2.140 8.986***
(2.591) (35.791) (6.696) (2.668) (5.218) (3.39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6.872*** 7.284** 3.080 6.960*** 5.516** 8.472***
(1.217) (3.415) (7.119) (0.979) (2.214) (1.421)
chi2 427.419*** 56.189*** 145.215*** 589.629*** 325.360*** 246.535***
样本/块 630 658 50 1238 591 697
小农户 是否建设 -4.694 3.004*** -19.475 1.614* -0.569 2.815**
(4.657) (0.977) (27.112) (0.886) (0.893) (1.42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2.988*** 0.041 -1.770 0.694** 0.402 0.625
(0.794) (0.372) (2.544) (0.345) (0.490) (0.432)
chi2 251.686*** 497.892*** 69.960*** 491.277*** 326.269*** 262.272***
样本/块 532 3192 362 3362 1162 2562
表9结果显示，高兼业农户仅在小地块（8.484，p<0.1）和近距离地块（6.847，p<0.01）上呈现出显著的流转促进效应，而在大地块与远距离地块上的作用并不显著。这说明其流转决策更依赖于经营便利性，倾向于选择交通便利、管理半径小、劳动力投入弹性更高的地块类型。相对而言，低兼业农户在大地块（7.537，p<0.01）、小地块（6.777，p<0.05）和近距离地块（5.273，p<0.01）上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在远距离地块上作用不显著，验证了研究假说H3。这表明低兼业农户作为农业收入占比较高、经营意愿更强的群体，对地块质量与类型的适应能力更强，既能流入高质量的大地块以获取规模效益，也能接受较小地块进行补充性扩张，体现出更强的灵活性与经营弹性。在地形方面，高兼业农户在平原与非平原地块上均未达显著性，而低兼业农户在平原（7.099，p<0.01）与非平原地块（4.906，p<0.01）上均呈现稳定的正向效应，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说H3。这可能意味着，低兼业农户具备更强的农业技术能力或社会服务连接能力，能克服部分自然约束，拓展耕作边界，进而更有效地释放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地块价值。因此，家庭兼业程度与地块特征之间同样存在显著的匹配关系，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提升耕地可达性与可经营性的同时，强化了农户在资源禀赋基础上的分化响应，推动土地资源向农业依赖度更高、经营适应性更强的低兼业农户加速集中。
表9 兼业程度与地块特征交互

Table 9 Interaction between off-farm employment level and plot characteristics

地块 距离 地形
大地块 小地块 远距离 近距离 平原 非平原
高兼业 是否建设 3.408 8.484* 11.440 6.847** 2.814 62.688
(2.469) (4.793) (12.064) (3.118) (1.806) (224.61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5.452*** 3.599*** 0.623 3.774*** 9.727*** -13.249
(1.612) (1.011) (3.903) (0.881) (1.210) (53.762)
chi2 370.161*** 192.771*** 65.285*** 375.211*** 363.030*** 8.637***
样本/块 355 1232 121 1466 565 1022
低兼业 是否建设 7.537*** 6.777*** -47.694 5.273*** 7.099*** 4.906***
(2.629) (1.563) (141.816) (1.222) (2.497) (1.49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5.434*** 2.422*** -3.826 3.393*** 3.927*** 3.555***
(1.127) (0.597) (14.783) (0.518) (0.883) (0.596)
chi2 523.672*** 782.074*** 15.220*** 1308.876*** 359.843*** 1030.671***
样本/块 807 2618 291 3134 1075 2350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利用四川省1166户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2SLS模型实证检验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及其背后农户类型和地块特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在地块层面，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其建设强度显著提升了地块流转的面积，尤其是田间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和后期管护环节的效果更为突出，表明后期管护在地块流转中具有关键作用。
（2）在家庭层面，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其建设强度显著提高了农地流转的面积，而田间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流转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
（3）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流转促进效应因农户规模、兼业程度以及地块特征的差异而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大规模或低兼业农户、位置较便利或地形较平坦的大地块更能获得显著的增益；但小规模、高兼业农户也能在特定情形（小地块、近距离、非平原）中受益，只是程度相对较弱。
然而，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未引入空间计量方法识别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溢出效应，后续研究可结合遥感与地块坐标，探讨其在区域层面的扩散与集聚机制。

4.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完善土地流转市场与配套制度，促进政策实施落地。首先，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信息平台，通过引入大数据和云平台技术，整合更大范围内的农地流转需求，提高农地经营权交易效率，促进农户与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精准对接，降低流转交易成本。其次，切实规范农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针对流转价格波动，采用影子价格、农地边际贡献率等科学方法合理评估本地合理的流转价格。此外，强化土地流转风险保障机制，建立流转合同履约保险和纠纷调解制度，保护流转各方的合法权益。
（2）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需聚焦重点环节，提高建设效能。一方面，政府应优先加强田间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平原和大地块等具备规模化潜力的区域，通过完善田间道路、灌溉设施、排水系统和机耕路径等关键设施，提升土地利用效率，降低耕作成本；在丘陵、山区等非平原地区，加强梯田改造、坡地治理和小型水利设施建设，优化地块条件，促进土地流转。另一方面，针对后期管护环节，政府应明确责任主体，建立分级管护机制，出台具体管护政策与标准；完善资金支持，通过财政与社会资本结合方式，为管护提供稳定保障，探索设立专项基金。同时，利用市场化机制培育专业管护机构，引入第三方服务，提升管护效率；在农户参与度高的地区，可建立合作社管护模式，整合资源，共同承担管护任务，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奠定坚实基础。
（3）统筹考虑家庭特征与地块特征，优化政策匹配机制。一方面，政府应强化对大农户的政策支持，通过税收减免、信贷优惠和技术补贴等激励措施，鼓励其在大地块、平原地区开展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对于小农户和高兼业农户，政府应完善土地流转市场配套，优化流转交易平台功能，为其退出土地经营提供合理补偿或激励。此外，政策还应特别关注小地块、近距离地块的流转需求，通过简化流转手续和降低交易成本等手段促进这些地块的有效流转。通过构建农户特征与地块特征相匹配的政策支持体系，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更精准地覆盖多类型农户，显著提高土地流转效率，为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刘丽, 孙炜琳, 王国刚, 等. 耕地“提质扩容” 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分析.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11): 2601-2618.

DOI

[LIU L, SUN W L, WANG G G, et al. The influence of cultivated land "improving quality and expanding capacity" on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39(11): 2601-2618.]

DOI

[2]
周娟, 万琳. 农业现代化的双重规模化路径下农业服务型合作社的产生、运行与意义. 农业经济问题, 2023, 44(7): 76-87.

[ZHOU J, WAN L. The emergence, oper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agricultural service cooperatives under the dual scale pat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3, 44(7): 76-87.]

[3]
杨青, 彭超, 许庆. 农业“三项补贴” 改革促进了农户土地流转吗?. 中国农村经济, 2022, (5): 89-106.

[YANG Q, PENG C, XU Q. Does agricultural "three subsidies" reform promote farmers' land transfer?.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2, (5): 89-106.]

[4]
马亚飞, 张轶之, 路晓蒙. “三权分置” 背景下农地流转市场化发展: 新近状况、驱动机制与政策建议. 农业经济问题, 2025, 46(2): 95-110.

[MA Y F, ZHANG Y Z, LU X M. The development of farmland transfer marketization under the tripartite entitlement system: The latest situation, driving mechanism and policy suggestions.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5, 46(2): 95-110.]

[5]
许彩华, 管睿, 余劲. 农户非农就业充分性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性别差异视角的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 2023, (8): 39-52.

[XU C H, GUAN R, YU J.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armer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dequacy on farmland transfer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differences.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3, (8): 39-52.]

[6]
胡新艳, 许金海, 罗必良. 新一轮农地确权促进连片规模经营: 来自地块离散流转与连片流转的证据. 经济学(季刊), 2024, 24(5): 1533-1549.

[HU X Y, XU J H, LUO B L. Does land titling promote the operation of large-scale Plots? Evidence from discrete land transfer and adjacent land transfer.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24, 24(5): 1533-1549.]

[7]
石晓平, 关长坤, 于博源. 农地确权如何弱化农地流转的熟人化特征: 基于交易费用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 2024, (8): 4-19.

[SHI X P, GUAN C K, YU B Y. How does farmland titling weaken the acquaintance of farmland transfer: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based on transaction costs.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4, (8): 4-19.]

[8]
魏素豪, 宗刚. 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 、交易成本与农地流转.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4, 38(11): 80-90.

[WEI S H, ZONG G. Impact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localization on farmland transfer: Evidence from micro farmers.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4, 38(11): 80-90.]

[9]
QIU T W, SHI X J, HE Q Y, et al. The paradox of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services in China: Supporting or kicking out smallholder farmer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1, 69: 101680, 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21.101680.

[10]
李昊, 银敏华, 马彦麟, 等. 种植规模与细碎化对小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 以蔬菜种植中农药、化肥施用为例.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7): 74-84.

[LI H, YIN M H, MA Y L, et al. Effects of planting scale and fragmentation on the behavior of smallholders' farmland quality protection: Taking the application of pesticide and fertilizer in vegetable cultivation as an example. China Land Science, 2022, 36(7): 74-84.]

[11]
聂文静, 李太平. 农产品价格与生产成本上升背景下的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研究.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5, 14(5): 445-452.

[NIE W J, LI T P. Farmers' land transfer behavior in context of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product price and production cost.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5, 14(5): 445-452.]

[12]
钱龙, 杨光, 钟钰. 有土斯有粮: 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了粮食单产吗?.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24(1): 132-143.

[QIAN L, YANG G, ZHONG Y. Land is the mother of grain: Does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increase grain yield per unit area?.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 24(1): 132-143.]

[13]
彭继权, 童建, 李家陶, 等. 粮食安全背景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耕地复种效应研究. 中国土地科学, 2024, 38(12): 29-40.

[PENG J Q, TONG J, LI J T, et al. Research on the multiple planting effect of high 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od security. China Land Science, 2024, 38(12): 29-40.]

[14]
钱龙, 刘聪, 郑淋议, 等. 高标准农田建设如何影响农地流转. 中国土地科学, 2023, 37(2): 62-70.

[QIAN L, LIU C, ZHENG L Y, et al. How does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affect farmland transfer. China Land Science, 2023, 37(2): 62-70.]

[15]
汪箭, 杨钢桥. 农地整治对农户耕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 基于武汉和咸宁部分农户调查的实证. 中国土地科学, 2016, 30(8): 63-71.

[WANG J, YANG G Q.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farmland consolidation on farmers'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behavior decis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 in Wuhan and Xianning city. China Land Sciences, 2016, 30(8): 63-71.]

[16]
王鹏, 赵微. 土地整治对农户耕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基于断点回归的实证分析.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1, 30(12): 2992-3003.

[WANG P, ZHAO W. Influence of land consolidation on farmers'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1, 30(12): 2992-3003.]

[17]
陈江华, 洪炜杰. 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了农地流转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2, (4): 108-117.

[CHEN J H, HONG W J. Does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standard farmland promote the transfer of farmland?. Journa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2022, (4): 108-117.]

[18]
赵宇, 孙学涛.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否有助于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来自村庄的证据. 农村经济, 2022, (4): 135-144.

[ZHAO Y, SUN X T. Does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help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Evidence from villages. Rural Economy, 2022, (4): 135-144.]

[19]
王术坤, 林文声.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农地流转市场转型效应. 中国农村经济, 2023, (12): 23-43.

[WANG S K, LIN W S. The transformation effect of farmland transfer market under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China Rural Economy, 2023, (12): 23-43.]

[20]
钱龙, 刘聪, 钟钰. 高标准农田建设、种植结构“趋粮化”与粮食安全. 江海学刊, 2023, (4): 103-110, 255.

[QIAN L, LIU C, ZHONG Y.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lanting structure 'grain-orientation' and food security. Jianghan Academic, 2023, (4): 103-110, 255.]

[21]
LI R S, ZHOU W F, GUO S L, et al. The impact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on farmland abandonment by farm household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2025, https://doi.org/10.1080/00036846.2025.2473748.

[22]
胡凌啸, 王欢, 武舜臣. 灌溉制度影响农地流转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 资源科学, 2023, 45(11): 2156-2169.

DOI

[HU L X, WANG H, WU S C.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empirical test of the influence of irrigation institution on farmland transfer. Resources Science, 2023, 45(11): 2156-2169.]

DOI

[23]
XU D D, CHEN M X, LI R S. How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can affect farmers' grain cultivation behavior: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5, 160: 103384, 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25.103384.

[24]
司瑞石, 周石磊, 刘明月. 农村非农就业稳定性对转出户农地流转续约的影响及其机制. 资源科学, 2023, 45(4): 857-871.

DOI

[SI R S, ZHOU S L, LIU M Y.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rural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tability on farmland transfer contract extension of transfer-out households. Resources Science, 2023, 45(4): 857-871.]

DOI

[25]
仇童伟, 罗必良. 流转“差序格局” 撕裂与农地“非粮化”: 基于中国29省调查的证据. 管理世界, 2022, 38(9): 96-113.

[QIU T W, LUO B L. The laceration of "orderly-diversity pattern" of land transfers and non-grain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29 provinces in China.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2, 38(9): 96-113.]

[26]
吴伟. 山区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脱贫农户收入增长机制: 以贵州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5): 1084-1100.

DOI

[WU W. Mechanisms of how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in mountainous areas promotes income growth among impoverished rural households: A case study of Guizhou.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39(5): 1084-1100.]

[27]
吴诗嫚, 孟圣翔, 卢新海, 等. 高标准农田建设、农地流转与耕地细碎化治理. 林业经济, 2023, 45(8): 42-56.

[WU S M, MENG S X, LU X H, et al.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cultivated land fragmentation governance. Forestry Economics, 2023, 45(8): 42-56.]

[28]
郭阳, 钟甫宁, 纪月清. 规模经济与规模户耕地流转偏好: 基于地块层面的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 2019, (4): 7-21.

[GUO Y, ZHONG F N, JI Y Q. Economies of scale and farmland transfer preferences of large-scale households: An analysis based on land plots.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9, (4): 7-21.]

[29]
QING Y, CHEN M Y, SHENG Y, et al. Mechanization services, farm productivity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China.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9, 11(3): 536-554.

[30]
周文凤, 徐定德. 农户分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资源科学, 2024, 46(11): 2278-2288.

DOI

[ZHOU W F, XU D D. The impact of farming household differentiation on the non-grain conversion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Science, 2024, 46(11): 2278-2288.]

DOI

[31]
朱玮强, 高群, 徐志刚. 农业生产机械服务是否延缓了小农户土地转出?.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3, 22(5): 662-670.

[ZHU W Q, GAO Q, XU Z G. D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achinery services delay the land transfer of smallfarmers?.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3, 22(5): 662-670.]

[32]
郭阳, 徐志刚. 耕地流转市场发育、资源禀赋与农地规模经营发展. 中国农村经济, 2021, (6): 60-75.

[GUO Y, XU Z G. Farmland transfer market, resource endow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armland scale management.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1, (6): 60-75.]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