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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5 , Vol. 40 >Issue 9: 2417 - 2447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908

其他研究论文

共同富裕视角下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方案评价与应用——基于公平性和效率性的考察

  • 张凯 ,
  • 陆海曙
展开
  • 江苏理工学院经济学院，常州 213001

张凯（1990- ），男，新疆乌鲁木齐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水资源管理与水权交易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4-05-27

  修回日期: 2025-01-2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9-0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CJY018)

收起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itial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schemes in river basi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A study based o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 ZHANG Kai ,
  • LU Hai-shu
Expand
  • School of Economics,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Jiangsu,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5-27

  Revised date: 2025-01-20

  Online published: 2025-09-05

Fold

摘要

区别于以往中观区域层面和微观用水户层面的水权管理，将流域初始水权置于宏观的共同富裕框架内，从公平性和效率性视角系统优化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构建传统、加权、顺序破产博弈模型，明确初始水权分配方案，使用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评价流域整体福利，应用于塔里木河流域进行实践检验，并以黄河流域作为替代流域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初始水权分配原则契合共同富裕的内涵和价值取向，但公平性和效率性的量化测度需完善；（2）谈判议价、劳动报酬和河流流向顺序使初始水权分配更为均衡化、公平化，其中劳动报酬的调节程度更大，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水利投资使初始水权分配方案更倾向体现竞争性；（3）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关注社会整体收益提升，在初始水权分配实践应用中更为适用。因此，应构建共同富裕框架下的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将自然资源要素纳入财富分配体系，优化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管理制度，推进多种形式水权市场化交易，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 共同富裕; 初始水权分配; 多元主体; 塔里木河

本文引用格式

张凯 , 陆海曙 . 共同富裕视角下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方案评价与应用——基于公平性和效率性的考察[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9) : 2417 -2447 . DOI: 10.31497/zrzyxb.20250908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water rights management at the meso regional level and micro water user level, this article puts the initial water rights of the river basin in the macro common wealth framework, systematically optimizes the initial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of the bas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constructs a traditional, weighted, sequential bankruptcy game model to clarify the initial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scheme, evaluates the overall welfare of the basin using the Kaldor-Hicks criterion, and applies it to the Tarim River Basin, and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used as a substitute basin for testing.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initial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principle is in line with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but the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traditional bankruptcy game model has defects such as multidimensional preferences and data distortion, which can be corrected by weighting and other methods. (2) The weight factors of fair negotiation, labor remuneration, and river order make the initial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more balanced and fair, with a greater degree of adjustment in labor remuneration. The weight factors of efficiency based water conservancy investment and 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make the initial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plan more focused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After incorporating the river sequence factor into the bankruptcy game model, this research can reflect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of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the basin and the resulting heterogeneity of negotiation status. (3) The Kaldo-Hicks criterion focuses more on improving the overall social benefits when evaluating initial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schemes, allowing for individual benefits to decrease while overall benefits increase. It improves the rigorous optimization conditions of the Pareto criterion and is more applicable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We should integrate initial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into the common prosperity framework, examining how fairness, efficiency, and river sequence factors influence priority-setting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 river basins. This approach offers new perspectives for initial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and provides a policy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basin-wide allocation systems that advance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initial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multiple subjects; Tarim River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共同夙愿和美好期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从而不断满足迫切的现实需要[2]。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不仅是居民收入的共同富裕，也是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共同富裕[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水资源是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水资源安全稳定供给关系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区域安定团结稳定。在干旱区和半干旱区，水资源因分配不均衡性、数量稀缺性和使用不可替代性成为区域行政主体的关注重点，同时水资源分配涉及流域不同区域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生态环境等，对区域间、城乡间、行业间的贫富差距影响较大。初始水权分配制度直接影响农业和工业用水主体能够获取到的水资源使用权，从而决定农户灌溉农田数量、企业可用水量及剩余可流转的水权数量，最终影响用水主体的收入。例如2022年塔里木河流域上游和田地区的人均GDP为1.96万元，喀什地区为3.03万元，中游阿克苏地区为6.38万元，下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为10.14万元，上游和田地区和下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均GDP相差5.17倍；流域内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1万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1.3万元，收入差距2.38倍，流域内区域间的贫富差距明显。由此本文将水资源初始分配制度置于共同富裕视角下，从公平和效率两方面重新审视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的优先权，通过优化初始水权分配缩小区域间、城乡间、行业间贫富差距，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探索自然资源领域的共同富裕实践之道，为共同富裕在自然资源领域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借鉴。
2020年左右，学术界对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外延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在理论层面，对共同富裕的内涵[4,5]、目标[6]、实现路径[4,6,7]、测量方法[4,8]、分配机制[9]进行深入讨论，极大地丰富了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为共同富裕在中国的实践和推动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在实践层面，更多地关注共同富裕在中国式现代化[10]、高质量发展[11]、乡村振兴[12,13]、收入分配[7,14]、数字经济[15]、普惠金融[16]等方面的应用，多角度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新时代的共同富裕要求通过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城乡差距，共建生态环境，然而目前将共同富裕延伸至生态环境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亟需将共同富裕理念拓展至水资源领域，指导流域的水量分配、利益分配、制度建设、监督管理等各方面，促使自然要素参与财富分配，提高涉水产业和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财富）。初始水权分配的核心是准公共产品的用益物权配置问题，从共同富裕视角展开研究能够充分体现初始水权分配的效率性和公平性原则，这与共同富裕的内涵相契合。效率性是做大蛋糕，公平性是分好蛋糕，要不断缩小流域内各区域通过初始水权分配带来的差距，因此探讨基于共同富裕视角下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的优化路径十分必要。
国内外学者关于初始水权的研究始于对水权理论的探究[17]，从初始水权的概念[18,19]、内涵[20]、分配原则[21]进行多方面探索，随后研究热点转向初始水权的分配方法，从多角度、多视角、多类方法对初始水权分配进行深入挖掘和改进优化，根据算法性质可大体将初始水权分配方法分为三类。（1）准则类。2002年起，学者们基于初始水权的分配法则，陆续提出准则类的分配方法。准则类分配方法基于不同的规则、标准、准则等确定初始水权的分配方案。目前中国初始水权分配方式采用取水许可制度，常见的初始水权分配模式包括人口分配模式、面积分配模式、产值分配模式、生态分配模式、历史沿革模式、民主协商模式等[22]，随后将初始水权分配涉及的影响因素综合评定，建立基于AHP层次分析法[23]、混合分配和市场分配结合的分配模式[24]、水量水质耦合模式[25]、奖优罚劣模式[26]、初始水权和排污权结合的双层优化[27]、多层递阶决策模型[28]，进一步优化初始水权分配。（2）决策类。初始水权分配过程涉及面广，影响因素较多，涉及个体（主体）较为复杂，各利益方对初始水权分配的诉求各异。2010年前后学界研究热点逐步转向决策类算法类的初始水权分配模型及其求解，以期获得更为科学合理且符合涉及主体的分配方案，将演化博弈模型[29]、模糊决策[30]、鲸鱼优化算法[31]、物元可拓模型[32]、量子遗传算法[33]引入初始水权分配方案中，从不同视角提供多种初始水权分配思路。国外学者亦基于多目标规划构建水权分配决策模型，以适应不同情境下的水资源利用要求[34-36]，通过多样化的管理战略提高水资源恢复力[37]。（3）优化类。随着初始水权分配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学者发现初始水权分配具有明显的复杂性、特殊性、地域性特征，无论是现行分配规则或是复杂算法得出的分配方案，在面对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变化时，多数呈现不适应性或滞后性，因此需要初始水权分配方案在面对变化的因素时能够动态调整、不断优化，适应新的要求和约束条件，满足流域多元用水主体的需求。部分学者通过构建适应型、优化型、动态调整型的模型对流域初始水权进行配置[38,39]；也有部分学者采用双重差分和质性研究方法探究水权制度建设对水资源利用效率[40]、农业用水规模[41]、治理演变[42]的影响。当前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兴起将赋能水资源管理精细化、智能化、可视化跃升至新的高度，数字孪生水利可实现初始水权分配的智能模拟和前瞻预演[43]。从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理论来看，现有文献已搭建相关理论框架体系，但并没有将初始水权分配置于更为宏观的共同富裕制度框架中，对于水资源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逻辑推导和实践印证也没有涉及。从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的实践来看，现有文献逐渐由简单分配模型向复杂化、动态化、适配化分配模型转变，无论是准则类、决策类或优化类的分配模型，都是从初始水权分配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为全国推广初始水权分配方案提供科学方法和现实案例。但目前从共同富裕视角分析初始水权分配制度的研究较为薄弱，亟需探索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初始水权分配制度优化，在共同富裕多层次内涵下，使初始水权分配成为初次生产要素分配过程中的重要抓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水资源领域的实践。
本文首先探究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与内在机理，建立加权破产博弈模型和顺序破产博弈模型对流域初始水权分配路径进行优化，基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对初始水权分配方案进行评价，最后将塔里木河流域作为研究对象验证共同富裕视角下传统、加权、顺序破产博弈模型和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适用性，以期为流域水管部门和流域涉水产业主体（组织）提供科学合理的建议。

1 理论框架构建

1.1 理论基础

共同富裕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公平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孕育出的经济学概念，这一概念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目的是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经济和财富的增长。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理论认为，生产方式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同时明确按劳分配、多种生产要素参与的分配方式。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水资源使用权归用水主体所有，这便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平理论，但是目前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并没有过多考虑劳动要素的投入，需要加大劳动要素在水资源分配过程中的话语权。根据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理论，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利用自然资源，将人类劳动和自然环境相结合形成劳动生产力，完成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人类才能获取物质财富，才能生存和发展。应当摒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控制和利用自然，以最小的劳动和自然消耗，完成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保证自然利用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将共同富裕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结合，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倡导以水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前提，避免对生态环境系统造成过度负担，确保水资源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1.2 共同富裕的内涵解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1]。共同富裕的实质是全体人民共创日益发达、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共享日益幸福而美好的生活[4]。共同富裕具体体现在防止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和阶级固化，贫富差距过大会引发居民收入两极分化，高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低收入人群缺乏购买力，出现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剩现象，同时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由于阶级固化会出现代际传递，整个社会陷入低效率均衡。共同富裕可实现纺锤形收入分配结构，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上升通道，代际间社会流动通道更为通畅，经济社会的资源低效率应用也得到改善，同时促进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本市场、人才、技术、数字化信息化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区域间、城乡间、行业间循环发展，从而缩小区域间、城乡间、行业间发展差距，提升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也是马克思理论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生的生产过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的有效路径。
当前中国客观存在的区域间、城乡间、行业间贫富差距，是共同富裕实现的主要障碍，缩小这三类贫富差距也是共同富裕指导初始水权分配优化的具体实践路径。第一，区域间贫富差距。当前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贫富差距仍然巨大，即使在一个流域内，上下游的贫富差距也客观存在，例如2022年塔里木河流域上游喀什地区和下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均GDP相差3.34倍。第二，城乡间贫富差距。2022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为4.9万元，农村为2万元；在塔里木河流域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1万元，农村为1.3万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2万元，连队为2.3万元，城镇和农村仍存在较大贫富差距。缩小城乡间贫富差距要从高质量发展入手，做大蛋糕，尽快打破城乡二元架构，促进城乡要素循环，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第三，行业间贫富差距。行业间的贫富差距体现在部分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及高新技术行业人员收入过高，由行业收入差距引发的收入分配问题较为明显，信息技术类工资最高，农林牧渔工资最低。当前中国有6亿人处于低收入水平，大部分是从事农业生产等体力劳动或无业、失业、无劳动能力的人群，以农耕为生的农户增收是缩小行业间贫富差距的一大突破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44]。共同富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也是效率和公平的融合统一。“富裕”反映社会对财富的拥有，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富裕”要求实现资源或资料的富足，需要做大蛋糕，意味着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是“效率”的体现。“共同”反映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要求分好蛋糕；“共同”意味着产权所有者需要共同占有和分配资源或资料，是“公平”的体现。“共同富裕”内含“效率”地做大蛋糕，且“公平”地分好蛋糕，需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平衡点，使社会经济财富创造和利益分配机制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拥护。因此，共同富裕是共同和富裕的有机结合，也是公平和效率的辩证统一。公平是效率的保证和前提，只有社会经济活动主体获得禀赋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才会激发个体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实现经济活动的效率性；效率是公平的条件和基础，只有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才能为公平提供坚实的物质财富基础，效率的提高也需要公平的竞争和分配。

1.3 共同富裕视角下流域初始水权分配优化的内在机理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构建权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自然资源集约开发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提供基础支撑。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是共同富裕在自然资源领域的具体实践，共同富裕的公平和效率内在要求为中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原则和思路。
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制度是在共同富裕理念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六字”治水思路中“空间均衡”的具体实践。空间均衡强调树立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将人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且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平衡点推动发展，具体表现为水与人口、经济以及土地等其他资源之间的均衡，分层次推动全国、流域、区域以及区域内城乡之间等不同层面的空间均衡。共同富裕强调社会的整体繁荣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确保社会成员都能够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其中包括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共同富裕理念和空间均衡的指导下，初始水权分配制度也需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现行体制框架内用制度保证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和水资源使用的效率性。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本文研究尺度是整体流域，仅研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区域水权分配方案，对于地方水管部门分配给本区域的取水权分配、灌溉用水户水权分配和公共供水管网的用水权分配方案暂不涉及。
初始水权分配的公平性是践行共同富裕理念的重点内容，在保证效率性的同时需要放大公平性要求。首先，公平不是“锄强扶弱”，也不是“平均主义”，不能忽略流域内的区情、水情，也不能完全摒弃历史分水沿革，要根据流域用水主体的具体情况、贡献程度和谈判能力综合决定初始水权分配方案。其次，劳动要素作为低收入人群在参与初次分配时的重要生产要素，其收益远远低于资本要素的收益，要扭转劳动分配比例过低、资本分配比例过高的局面，在初始水权分配过程中充分体现劳动报酬的收益。最后，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应考虑河流流向，将沿岸用水主体因地理位置差异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差异纳入初始水权分配方案中予以考虑。由此本文采用谈判议价能力、劳动报酬和河流流向顺序作为公平加权因子体现共同富裕的公平内在要求。（1）谈判议价能力。目前中国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假设所有用水主体在水权分配时谈判地位平等，没有考虑流域沿岸的地理区位、水情、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特征，忽略了初始水权分配过程中用水主体谈判地位的差异，缺乏个体收益和风险规避最大化特征的分析，无法体现多元用水主体在水权分配时讨价还价的地位优势，因此考虑谈判议价能力作为公平性内在要求的加权因子之一。（2）劳动报酬。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所有生产活动都需要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这些报酬形成了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劳动报酬反映劳动力在初次分配中劳动力要素的收益。劳动力和资本这两项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关系决定了整个经济社会收入分配的基础，只有通过初次分配平衡资本和劳动的收益关系，才能从全社会的角度平衡利益格局，确保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然而目前中国实际情况是，初始分配过程中资本所有者所得远远高于劳动者劳动所得，且资本收益在上升，劳动收益持续下降，行业间、地域间的收入差距持续加大，这些情况都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需要改革。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涉及各地区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生态环境等，分配方案更应当注重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尊重劳动创造，需要构建合理的水权分配制度，扭转劳动分配比例过低，资本分配比例过高的现状。（3）河流流向顺序。目前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假定沿河流域的所有用水主体处于完全信息状态且无地理区位差异，无法体现多元用水主体在河流单向流动顺序中产生的信息不对称、谈判地位不平等的优劣势，也无法实现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的公平性。
初始水权分配的效率性是在政府宏观调配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引导水资源搭配合适的人财物规模，达到水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首先，流域水资源使用效率能够直接影响单位水资源创造的社会财富，是初始水权分配效率性的最集中体现。其次，水资源利用效率很大程度受限于水利工程的技术支持，水利工程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并维护，水利工程的建设水平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的效率性应当从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水利工程建设情况两方面进行改进。（1）水资源利用效率。当前研究大部分将区域用水总量作为投入要素测算水资源利用效率，仅强调水资源的自然属性，忽略了水资源的社会属性和生态属性，然而同样的水资源投入在不同区域创造的价值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丰水区和缺水区同样的水资源投入产生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因此在水资源利用效率测度时应当综合考虑水资源的资源属性、经济属性和生态属性，选取“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三重属性约束下的水资源承载力作为投入变量，构建RAM-SFA-RAM效率测度模型进行水资源利用效率测度[45]。该模型无需强制性调整环境因素和统计噪音影响，借助幅度调整测度（RAM）模型的平移不变性摆脱强制性正向调整的依赖，避免效率估计偏误。（2）水利投资贡献。水利投资是资本在涉水生产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初始水权分配时给予足够的重视，保证投入更多资金建设水利工程的区域能够获取更多的初始水权，使初始水权分配的效率性得以保障。
综上，本文构建共同富裕视角下流域初始水权分配优化的内在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共同富裕视角下流域初始水权分配优化的内在机理

注：图中等比例、限制等量增加、限制等量减少、校正等比例、塔木德均为破产博弈模型，在2.1.1和2.1.2节中具体介绍。

Fig. 1 Internal mechanism of initial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optimization in river basi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1.4 破产博弈应用于共同富裕视角下初始水权分配的适用性

破产博弈模型原指公司破产出现资不抵债问题时，采用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对现有资产进行清算，保证所有债权人都能获得相对合理的索赔。将破产博弈模型（包括传统、加权、顺序破产博弈模型）应用在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初始水权分配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解释度。（1）破产博弈模型中“资不抵债”要求与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情形相匹配。破产博弈模型需保证所有债权人的债权之和大于待分配资产，在流域初始水权分配过程中体现为，有限的水资源供给量无法满足流域内所有用水主体的用水需求之和，只能满足部分用水主体的部分用水需求，此种设定满足破产博弈“需求之和大于供给”的假设。（2）加权破产博弈模型可以通过量化指标满足共同富裕效率性与公平性的内在要求。流域多元用水主体的水资源需求、谈判地位、劳动报酬比例、地理区位、贡献度（流入水资源量、水利投资等）、水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均具有明显差异，这些因素能够体现共同富裕公平和效率，也是初始水权分配过程中需要优化的加权因子，加权破产博弈模型可以通过加权因子将上述因素纳入初始水权分配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原则下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的公平和效率。（3）破产博弈模型可降低多元用水主体的利益冲突。流域的初始水权分配涉及政府、农业、工业、居民和生态等多元用水主体，基于个体理性的用水主体在资源攫取时会完全以个体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可能导致流域的矛盾冲突，个体理性无法与集体理性相容。破产博弈模型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提供公平有效的分配方案，平衡各方的收益需求，也为多元用水主体的竞争与合作提供平衡方案，从而降低流域多元用水主体的利益冲突。
需要注意的是，河流流向顺序因素在应用至破产博弈模型时，由于用水主体的地理位置排序具有线性顺序特征，反映了河流单向流动的方向，用水主体在水资源分配过程中也具有顺序结构，而传统加权破产博弈模型无法满足计算要求，须将水资源分配问题转化为一系列两方代理的共享问题，因此需要构建顺序破产博弈模型进行计算。同时，基于加权破产博弈模型和顺序破产博弈模型所得的初始水权分配方案没有前后逻辑关系，均为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加权改进，因此需对传统、加权、顺序分配方案分别进行评价。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传统破产博弈模型构建

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用传统破产博弈模型可表述为，流域内可用水资源总量 E（亿m3）分配给流域内的所有用水主体，且用水主体对水资源的需求量之和大于水资源总量 E。用集合 N = 1 ,   2 ,   … ,   n表示流域内各用水主体，各用水主体 i的需水量（诉求量）为 d i（亿m3），满足 0 ≤ E ≤ ∑ i ∈ N d i，初始水权分配方案用 x = x 1 ,   x 2 ,   x 3 ,   … ,   x n表示，其中 x i表示分配给第 i个用水主体的水资源量（亿m3），满足 ∑ i ∈ N x i = E 0 ≤ x i ≤ d i，表明传统破产博弈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流域内所有可供分配的水资源全部分配殆尽，即 ∑ i ∈ N x i = E；第二，流域内用水主体需满足分配的水资源非负且不超过其诉求水资源量，即 0 ≤ x i ≤ d i。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46-48]，建立五种传统破产博弈模型。
（1）等比例（P）
x i = d i ∑ i ∈ N d i E
（2）限制等量增加（CEA）
x i = m i n d i ,   α ,

其 中 α 满 足 ∑ i ∈ N m i n d i ,   α = E

（3）限制等量减少（CEL）
x i = m a x d i - β ,   0 ,

其 中 β 满 足 ∑ i ∈ N m a x d i - β ,   0 = E

（4）校正等比例（AP）
x i = m i + d i ' ∑ i ∈ N d i ' E - ∑ i ∈ N m i ,

其 中 m i = m a x E - ∑ j ∈ N ∖ i d j ,   0 ,   d i ' = m i n E - ∑ i ∈ N m i ,   d i - m i

（5）塔木德（TAL）
x i = C E A E ,   d i 2 ,   当 E ≤ ∑ i ∈ N d i 2 x i = d i - C E A E ' ,   d i 2 ,   当 E > ∑ i ∈ N d i 2

其 中 E ' = ∑ i ∈ N d i - E

式中： α、 β分别是CEA模型、CEL模型中的参照分配值；m为除第i个用水主体外其余用水主体需求均被满足的剩余水量（亿m3）。P模型根据流域内用水主体的水资源需求量“按需分配”，需求量越大的主体能够分配更多水资源，P模型对需求量较大的用水主体较为友好，用水主体倾向于“虚报”夸大水资源需求量，形成另类的“军备竞赛”，间接造成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损失。CEA模型是将分配过程分解为若干阶段，在每阶段优先满足需求量最小的用水个体，同时在该阶段分配给其他用水户同样的水资源 α，随后将需求量最小的用水个体剔除，在剩余用水个体中继续按上述规则分配水资源。CEA分配规则更倾向于优先满足需求量更小的用水个体，当各用水个体需水量差异过大时，需水量较大的用水单位只能分配到很小比例的资源。CEL模型倾向于缩小用水主体的供需缺口 β，并将所有用水主体的缺口降至相同水平，优先满足需水量大的用水主体，降低供需缺口，需水量较小的用水主体获取相对较少的水资源，甚至被完全忽略。AP模型是对P模型的缺陷进行改进后形成的两阶段分配模型，第一阶段将总体水资源缺口按需求量大小依次分配给各用水户，使各用水户获得基础水资源 m i，第二阶段将剩余的水资源按P模型分配给所有用水主体。TAL模型来自犹太人典籍《塔木德》[49]，该模型的分配原则是将总体水资源量分为“有争议”和“无争议”两部分，“无争议”部分是当水资源总量小于所有需求的一半时 E ≤ ∑ i ∈ N d i 2，应用CEA模型按照用水个体需求的一半分配；“有争议”部分是当水资源总量大于等于所有需求的一半时 E > ∑ i ∈ N d i 2，个体分配水量为需求量减去按照CEA模型分配的水量。TAL模型在保护弱者利益的同时还能够保证博弈的竞争性，无论从哪方个体考虑都会发现该规则相对公正，是较为成熟的分配规则。

2.1.2 共同富裕视角下破产博弈模型的优化改进

（1）加权破产博弈模型
传统破产博弈模型仅考虑了河流中用水户的需求量和供需缺口，无法体现共同富裕公平性和效率性的内在要求，也无法体现流域的区情水情、多元主体的谈判能力、多维偏好、利用效率和投资贡献等。加权破产博弈模型具有传统破产博弈模型所不能比拟的适配性，能够将公平性、效率性、流域特征、用水主体特性和社会道德制度偏好等影响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内，并通过加权因子得以体现。加权破产博弈模型具体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建立加权破产博弈模型。设定多主体参与的破产博弈模型 φ N ,   E ,   d ,   x ,   ϖ，其中： N是参与破产博弈水权分配的多元用水主体； E是流域所有可分配水量（亿m3）； d i是用水主体 i的水资源需求量（亿m3）； x i是用水主体 i的水资源分配量（亿m3）； ϖ i是用水主体 i在加权破产博弈模型中的权重配比， ϖ i = ϖ 1 ,   ϖ 2 ,   … ,   ϖ n，所有用水主体的权重加总为1。由此可建立加权破产博弈分配模型（6）~模型（10）[50-52]。
① 加权等比例（WP）
x i ' = m i n λ ϖ i d i ,   d i

满 足 ∑ i ∈ N m i n λ ϖ i d i ,   d i = E

② 加权限制等量增加（WCEA）
x i ' = m i n d i ,   ϖ i α

满 足 ∑ i ∈ N m i n d i ,   ϖ i α = E

③ 加权限制等量减少（WCEL）
x i ' = m a x d i - β ϖ i ,   0

满 足 ∑ i ∈ N m a x d i - β ϖ i ,   0 = E

④ 加权校正等比例（WAP）
x i ' = m i ' + m i n λ ϖ i d i ' ,   d i '

其 中 m i ' = m a x E - ∑ j ∈ N ∖ i d j ,   0 ,   d i ' = m i n E - ∑ i ∈ N m i ' ,   d i - m i '

⑤ 加权塔木德（WTAL）
x i ' = m i n λ ϖ i ,   d i 2 ,   当 E ≤ ∑ i ∈ N d i 2 x i ' = m a x d i λ ϖ i ,   d i 2 ,   当 E > ∑ i ∈ N d i 2
满足当 E ≤ ∑ i ∈ N d i 2时， ∑ i ∈ N m i n λ ϖ i ,   d i 2 = E，当 E > ∑ i ∈ N d i 2时， ∑ i ∈ N m a x d i λ ϖ i ,   d i 2 = E。
通过对比式（1）~式（5）和式（6）~式（10）可知，加权破产博弈模型是在传统破产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权重 ϖ i和 λ，从而体现公平性和效率性因素在初始水权分配过程中的异质性影响，使加权破产博弈模型更加贴合不同区域的实践应用场景。
第二步，确定加权破产博弈模型中各用水主体的权重 ϖ i。按照1.3节共同富裕视角下流域初始水权分配优化的内在机理分析，将共同富裕内含的公平性和效率性要求以权重配比的方式纳入初始水权分配的过程中，选取谈判议价能力、劳动报酬比例和河流流向顺序作为公平性的权重因素，选取水利投资贡献度和水资源利用效率作为效率性的权重因素。河流流向顺序权重需构建顺序破产博弈模型进行计算，在下文单独分析。
第一，谈判议价能力。流域内不同用水主体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的谈判地位以议价能力指标体系表达，估算不同用水主体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力求使流域内所有用水户对水权分配方案达到相对公平和满意的均衡状态。将谈判议价能力作为权重因子加入加权破产博弈模型，使水权分配结果更符合流域的现实情形，也能够通过非对称谈判地位体现水权分配的公平性。流域内多元用水主体讨价还价谈判地位应当根据各地区对水权的需求程度、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对流域的贡献等方面综合考虑，确定议价能力。议价能力指标体系参考《国际河流利用规则》《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同时参考袁亮[53]、李芳等[54]的研究成果，构建谈判议价能力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谈判议价能力指标体系

Table 1 Negotiation and bargaining power index system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指标属性 含义
自然
特征		 面积占比 % 正向 表示该地区的地理条件和对流域水资源当前利用情况，该值越大，需水量越大
水资源总量 m 3 正向 表示该地区对流域的贡献，该值越大，应分得更多水权
降水量占比 % 正向 表示地区的气候条件，降雨量比例越大，该地区应分得更多水权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用水需求量 m3 正向 根据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用水，当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需水量越大，应分得更多水权
灌溉面积 104 m2 正向 该指标反映地区水资源利用现状，灌溉面积越大表明农业用水占比越大，由于农业产业兼有社会稳定的作用，应当优先考虑农业用水需求
人口密度 万人/km2 正向 地区依赖流域水资源生存的人口越多，应分得更多水权
居民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该指标反映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地区居民对水权成本的承受能力，居民收入越高的地区越能够承受较高水费
生态环境发展 生态需水量 m3 正向 生态环境用水应当是流域内最基础的保障性用水，应当根据流域生态环境需水量给予相应的生态环境用水
森林覆盖率 % 正向 该指标反映区域改善水环境的生态功能，森林覆盖率越高，应分配更多水权
替代方案成本 水生产力 元/m3 负向 为避免不必要的水资源浪费和利用效率损失，该地区的水生产力越高，说明其水资源利用效率越高，应分配更多水权，从而替代品的成本、可利用率和浪费越低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人 负向 该指标是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其他地区的负外部性，当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越好时，替代方案的比较成本越低
由表1可知，议价能力由九个正向指标和两个负向指标共同构成，采用熵权TOPSIS法[55]计算权重配比，由于篇幅限制，计算过程不作具体阐述。
第二，劳动报酬。将流域内各区域劳动力数量作为水权初始分配的衡量因素纳入考虑范围，构建权重公式如下： λ i = L i ∑ i = 1 L i。其中： λ i为区域用水主体 i的权重； L i是区域的劳动报酬（万元/年）； ∑ i = 1 L i是流域内所有人的劳动报酬（万元/年）。
第三，水资源利用效率。选取“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三重属性约束下的水资源承载力作为投入变量，构建RAM-SFA-RAM组合效率测度模型进行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测度[46]，所得区域的水资源利用效率为 v i，权重公式如下： λ i = v i ∑ i = 1 v i。
第四，水利投资贡献。由于水利投资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并需要长期维护，在计算水利投资时需要汇总10年以上数据进行加权计算权重。本文汇总了2010—2022年的水利投资数据，以13年的加总数据计算水利投资的权重，资料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和塔里木河流域内各地区统计年鉴、统计年报等。水利投资贡献度的权重公式如下： λ i = I i ∑ i = 1 I i， I i = I i c + I i m。 I i是区域水利建设投资成本（亿元）； I i c为建设水利工程设施花费的成本（亿元）； I i m为运营维修的成本（亿元）。
第三步，将权重加入加权破产博弈模型中计算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方案。
（2）顺序破产博弈模型
依据河流沿岸用水个体在获取信息和地理区位上的不平等地位，采用线性排序的委托代理思想解决河流水资源共享问题。在传统破产博弈模型中加入地理因素，使多方主体参与的水资源分配问题转化为一系列两个代理的共享问题，将处于不同地理位置个体的竞争优势转化为顺序优势，构建顺序破产博弈模型，优化河流水资源分配方案[56]。应用顺序破产博弈模型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河流内水资源能够任意分割。第二，河流中参与水资源分配的个体需要线性排序，换言之，上下游取水个体不能同时获取水资源，而是沿着河流方向具有取水的先后次序，水资源分配具有顺序结构。第三，用水主体以流入的水资源量作为贡献值参与分配，非跨行政区域的河流不适用。
应用顺序破产博弈模型进行初始水权分配时有三个关键点。第一，在顺序破产博弈中，需要重点关注每个阶段河流下游最后一个参与主体的需求量，利用倒推法进行演算，在下游最后一个用水主体的贡献值和分配值确定后，逐步倒推上游的各个用水主体的分配量。第二，分配过程是将参与分配的多主体划分为两个博弈方，分别是沿河上游的一个用水主体和这个主体之后所有用水主体组成的集合，将多主体参与的初始水权分配过程转化为一系列两个委托代理人的顺序破产博弈模型。第三，传统破产博弈模型和顺序破产博弈模型的区别在于后者的贡献值跟随分配的不同阶段变化，而前者贡献值在分配过程中不产生变化。
假设河流中有不少于两个用水户参与分配，河流上游第一个用水户定义为用水户1，下游最后一个用水户定义为用水户 n，用水户 i是用水户 j的上游用水户， e i是用水户 i的贡献量（亿m3）， c i是用水户 i的需求量（亿m3）， E i表示用水户 i的贡献量和上游未分配的水资源量（亿m3）， C D i为用水户 i下游的所有用水个体的净需求量之和（亿m3），即超额需求，用下游用水个体的需求量减去可分配水量，下游水量优先满足下游要求，只有超过下游用水量需求的部分才能影响上游的水资源分配，表示为 C D i = ∑ j ∈ D i c j - e j。由此可定义河流顺序共享分配模型为 w i = i ,   D i ,   E i ,   e D i , c i ,   C D i。 i ,   D i表示在河流顺序共享分配过程中包含两个博弈个体，分别是用水户 i和下游的所有用水户集合 D i； E i ,   e D i表明用水户 i的贡献量和下游所有用水户 D i的贡献量所组成的贡献向量； c i ,   C D i表明用水户 i的需求量和下游所有用水户的净需求量组成的需求向量。根据以上假设，参照已有文献[48,56]，构建四种顺序共享破产博弈模型。
① 顺序共享等比例（SSR-P）
对于所有的 w i = i ,   D i ,   E i ,   e D i ,   c i ,   C D i，存在 λ > 0，满足 x i S S R - P = λ c i, x D i S S R - P = λ C D i。其中 x i表示分配给第 i个用水户的水量（亿m3）； x D i表示用水户 i下游所有用水户分配的水量之和（亿m3）。
② 顺序共享限制等量增加（SSR-CEA）
对于所有的 w i = i ,   D i ,   E i ,   e D i ,   c i ,   C D i，存在 λ > 0，使得 x i S S R - C E A = m i n c i ,   λ, x D i S S R - C E A = m i n C D i ,   λ。
③ 顺序共享限制等量减少（SSR-CEL）
对于所有的 w i = i ,   D i ,   E i ,   e D i ,   c i ,   C D i，存在 λ > 0，使得 x i S S R - C E L= m a x 0 ,   c i - λ， x i S S R - C E L= m a x 0 ,   C D i - λ。
④ 顺序共享塔木德（SSR-TAL）
对于所有的 w i = i ,   D i ,   E i ,   e D i ,   c i ,   C D i，存在 λ > 0。当 E i < c i + C D i 2时， x i S S R - T A L= m i n c i 2 ,   λ， x D i S S R - T A L= m i n C D i 2 ,   λ；当 E i ≥ c i + C D i 2时， x i S S R - T A L= c i - m i n c i 2 ,   λ， x D i S S R - T A L= C D i - m i n C D i 2 ,   λ。
顺序破产博弈共享河流问题将破产博弈规则重复应用于河流的顺序排列中，直至将河流中所有的水资源都分配完。若河流中仅有一个用水户，则其贡献量和分配值仅与这个用水户有关；当河流有更多的用水户时，需要按照流向将河流中用水个体划分为若干个单个用水户和其下游的用水户集合，在每个阶段都应用破产博弈规则，直至分配完毕。

2.2 研究区概况

塔里木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河，位于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部边缘，全长2386 km（从最长源流叶尔羌河算起），主干道全长1249 km，流域面积102万km2。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重要的一个水系，塔里木河养育着南疆地区近1300万的人口，是流域内绿洲经济、生活需求、生态环境不可或缺的“生命线”，是南疆地区重要的绿洲生态屏障。塔里木河流域环绕着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三面环山，盆地中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形成相对封闭独立的内陆水循环和水平衡的水文区域。目前与塔里木河干流有地表水联系的源流包括和田河、叶尔羌河和阿克苏河三条，在阿瓦提县肖加克附近形成干流源头，经塔里木河主干道流向下游，孔雀河通过扬水站从博斯腾湖抽水经库塔干渠向下游输水，形成“四源一干”的空间格局[57]（图2）。塔里木河流域“四源流”多年平均（1956—2022年）径流量见表2。塔里木河流域地跨南疆五地州42个县（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个师58个团场，2022年末流域人口总计1295.76万人，GDP总计6166.70亿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万元，流域农业播种面积3410.66万亩（1亩≈667 m2）。
图2 塔里木河流域示意图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arim River Basin

表2 塔里木河流域“四源流”水资源统计

Table 2 Water resources statistics of the "Four Sources" in the Tarim River Basin (亿m3)

河流名称 地表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 水资源总量
资源量 其中不重复量
开都河—孔雀河流域 40.75 19.97 1.81 42.56
阿克苏河流域 95.33 38.12 11.36 106.69
叶尔羌河流域 68.41 45.98 2.64 78.25
和田河流域 45.04 16.11 2.34 47.38
合计 256.73 120.18 18.15 274.88
塔里木河流域具有降水稀少、蒸发猛烈、沙尘暴频发等典型干旱区大陆性气候特征，有限的水资源大部分用于支撑流域内的人类生产、生活及生态环境正常运转，最终消散在平原区内。围绕水资源开发利用产生的高强度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使流域的生态环境状况在近70年出现显著变化[58]。自1950年起，大规模人工绿洲开发在塔里木河流域干流区域迅速展开，修建多处永久性渠首和调蓄水库等水利工程，使得灌区引水成本下降，人工绿洲迅速扩张，主要体现在耕地面积扩张，林地、草地、水域等面积随之缩减。2000年后，农业税减免和农业种植技术提高，特别是滴灌等节水设备的大量推广，使耕种效率大幅提升，农民耕种积极性得到提高，致使流域内的耕地面积进一步增加，加重了流域水资源使用压力，流域内水资源承载力愈发脆弱。
塔里木河流域“有水则为绿洲，无水则为沙漠”，有限的水资源仅能优先支持绿洲发展，而受限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因素影响，流域内社会经济发展和水资源利用开发程度均受到限制和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农业用水大量挤占其他用水，水资源利用效率和单位水资源产出率低下。耕地面积急剧增加导致农业用水大量挤占其他用水，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突出，低廉的农业水价使农户产生水资源“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错觉。一方面出现“大水漫灌”的浪费现象，另一方面流域内工业企业“无水可用”，生活用水紧张，生态用水被侵占，供需矛盾激烈，大量水资源用于农业部门降低了流域水资源单位产出率。（2）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由于流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生态环境用水被大量占用，部分年份塔里木河下游近360 km河道断流，尾闾台特玛湖长期干涸，流域下游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地下水位下降，土地沙漠化，土壤盐渍化，江河湖泊萎缩，大量野生植物枯死，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已威胁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和当地居民的生存。（3）兵地开荒竞赛。流域内用水格局错综复杂，管理机构各行其是，随着流域内不断拓荒开垦耕地，水资源成为流域发展的关键资源，“九龙治水”逐渐演变为“九龙抢水”，挤占、抢占水资源的水权侵占现象屡见不鲜。亟需理顺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权限和流域各利益主体的相关权益，明确用水单位和用水户产权，保证各方正常收益，提高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4）水土开发过程中的恶性循环。在脆弱生态环境、恶劣气候、稀缺水资源条件下，水资源系统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逐步减弱，水资源承载力已逼近极限，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生态环境系统极其脆弱。为了发展经济，增加居民收入，往往通过拓荒耕地增加灌溉面积。然而垦荒不仅破坏天然植被的水土保持功能，而且增加大量农业灌溉用水，在流域水资源供给不变的条件下，生态环境用水进一步受到挤占，使已有的天然植被、林地、草地面积等得不到充足水量供给而进一步缩减，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陷入“生活水平低—开荒耕地—生态用水减少—天然植被死亡—生态环境恶化—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的恶性循环[58]。
综上，亟需理顺塔里木河流域内各方用水主体的权益诉求，保证各方责任、权利、义务、收益对等，从共同富裕目标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出发对塔里木河流域初始水权分配进行优化改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打造美丽宜居的生活环境，科学合理地利用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实现社会经济系统—水土资源系统—生态环境系统的和谐稳定协调发展。

3 结果分析

3.1 基于传统破产博弈模型塔里木河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方案分析

按照《中国水资源公报》《中国统计年鉴》等分类标准，将用水主体分为生活、工业、农业、生态环境补水四大类。生活用水包括城乡居民家庭生活用水和城乡公共设施用水（含第三产业及建筑业等用水），生活需水采用人均日用水定额的方法进行计算，第三产业和建筑业用水按照万元GDP产值取水量进行计算；工业用水是工矿企业用于生产活动的水量，采用工业万元GDP取水量计算；农业用水包括耕地和林地、园地、牧草地灌溉用水，鱼塘补水及畜禽用水，农业需水采用不同净灌溉定额、种植面积和渠系综合利用系数进行预测；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包括城乡环境用水以及具有人工补水工程和明确补水目标的河湖、湿地补水，不包括降水、径流自然满足的水量。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较为复杂，由于篇幅限制，参考已有研究成果[57,59-61]进行替代。
塔里木河流域各行业用水指标定额标准参考《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 50331—2002局部修改条文（2023版）》《建筑业用水定额：住宅房屋建筑》《建筑业用水定额：建筑装饰、装修》《水利部关于印发钢铁等十八项工业用水定额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标准农业灌溉用水定额（DB65/T 3611—2014年）》《水资源供需预测分析技术规范SL 429—2008年》《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SL/T 712—2021年》《新疆水资源综合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用水定额研究报告》等规划和标准。资料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流域内各地区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2022年作为水平年，塔里木河流域按行政区域分类需水总量统计见表3。
表3 塔里木河流域2022年需水量和实际分配水量统计

Table 3 Statistics of water demand and actual distribution in the Tarim River Basin in 2022 (亿m3)

行政区域 生活 工业 农业 人工生态环境补水 需水总计 分配总计
阿克苏地区 2.10 1.13 124.57 10.96 138.76 86.03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1.62 1.61 51.37 24.18 78.78 40.74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0.47 0.14 10.88 1.11 12.60 10.33
喀什地区 3.43 0.52 124.53 9.92 138.39 99.05
和田地区 1.87 0.15 37.69 7.45 47.16 42.4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 0.37 0.13 28.70 2.00 31.21 22.5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 0.20 0.06 11.63 10.04 21.93 10.2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0.26 0.11 15.55 0.99 16.91 12.9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 0.06 0.01 3.33 0.49 3.89 2.60
需水总计 10.37 3.86 408.25 67.14 489.63 —
分配总计 7.81 3.16 306.50 9.36 — 326.83
由表3可知，塔里木河流域各行政区域的需水量和实际分配水量呈以下特征：第一，农业需水量在流域总需水量中占比最大，且不同类别的需水量与产值呈不完全匹配状态。农业需水量占总需水量的83.38%，工业需水量占比0.79%，生态需水量占比13.71%，生活用水占比2.11%；而一二三产的产值分别是1149亿元、2120.59亿元、2507.9亿元，不同类别的需水量与产值呈不完全匹配状态。第一产业用水需求量大，得水率高，单位水资源产值低，大量农业用水挤占其他产业用水，不仅造成水资源浪费，也引发农业用水效率不高的问题。第二，流域总需水量远大于实际分配水量，各用水单位（或主体）满足率较低。流域总需水量为489.63亿m3，受限于流域自然资源条件和水库渠系等水利基础工程设施等原因，流域实际分配水量为326.83亿m3，是总需水量的66.75%，所有类别的用水均无法满足。其中人工生态环境补水的满足率最低，仅为13.94%，农业、生活和工业需水满足率分别为75.08%、75.29%和81.88%。第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地州的需水量和实际分配水量均高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个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地州的需水量为415.69亿m3，分配水量为278.61亿m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个师的需水量为73.94亿m3，实际分配水量为48.22亿m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需水量和分配水量分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62倍和5.78倍，可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无论在体量、地位优势、谈判优势方面都强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生态需水量被挤占严重。流域的生态需水缺口为57.78亿m3，特别是下游的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第二师铁门关市，生态需水量缺口巨大，生态用水被大量挤占，造成流域生态环境恶劣，用水无法得到有限保证，甚至径流断流。
根据传统破产博弈模型计算得塔里木河流域各行政区域分配水权（图3），为使曲面更为直观，y轴中行政区域按照需求量由小到大排列，上层曲面是按传统破产博弈的五种分配方案所得的初始水权分配量拟合形成的平滑曲面图，其中红球表示各用水区域在不同分配方案时所得初始水权量在三维空间中的展示，下层平面图是将上层曲面图投影至平面后所得，从下层平面图中可清晰辨别每个用水区域的分配初始水权量。为使曲面和投影平面均清晰可见，将下层平面图放置Z轴的-150刻度平面，后图以此类推。由图3可知：（1）P方案各用水区域所得水量较为平均，曲面没有较大起伏，P方案分配对于各用水区域的优先程度一致，会导致虚报需水量现象，造成数据失真、军备竞赛等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适用。（2）CEA模型倾向于需水量较低的地区，优先满足低需水量区域的诉求，研究区域内第十四师昆玉市、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第二师铁门关市、第一师阿拉尔市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获得全部需水量，但需水量较大的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满足率较低，需水量较少的区域更倾向于选择CEA模型。（3）CEL模型与CEA模型相反，倾向于优先满足需水量大个体，需水量较小个体的诉求被忽略，上层曲面的顶峰高且陡，第十四师昆玉市、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分配量均为0，在下层平面中需水量大的用水区域等高线较为集中，且阿克苏地区和喀什地区的分配水量达到红色区域，CEL方案更适合需水量大的用水区域。（4）AP分配方案与P分配方案几乎一致，原因在于用水区域的需水缺口与分配水量一致，没有对需水缺口进行调节，更深层次原因是各区域需水量均按照各行业的用水额度和数量计算得出，不存在虚报瞒报夸大的成分，因此不需要对需水缺口进行调节，各用水区域的初始水权分配均为需水量的66.75%。（5）TAL分配方案与AP分配方案有些许差别，对比AP方案，TAL分配方案给需水量较高地区分配更高水量，给需水量较低地区分配更少水量，表明TAL分配方案更多地体现了分配时的公平性原则和竞争性原则，其中公平性原则体现得更为明显，由于可分配水量（326.83亿m3）超出总需水量一半（244.815亿m3）的部分较少，竞争性原则体现较弱。
图3 塔里木河流域传统破产博弈初始水权分配曲面

Fig. 3 Initial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surface of traditional bankruptcy game in the Tarim River Basin

3.2 基于加权破产博弈模型塔里木河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方案分析

根据加权破产博弈模型可得到塔里木河流域加权分配方案（图4）。图4的加权破产博弈分配方案中“-1”是加权谈判议价能力，“-2”是加权劳动报酬比例，“-3”是加权水资源利用效率，“-4”是加权水利投资贡献度。由图4可知：（1）谈判议价权重对加权破产博弈分配方案影响较小。在加入谈判议价权重后，五种传统破产博弈模型的分配水量平均增加率仅为1%，而在加入劳动报酬、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水利投资贡献度后的平均增加率分别是-17%、-11%和3%。由此可知，加权破产博弈分配方案与原水权分配方案相比仅发生细微变化，谈判议价权重对加权破产博弈分配方案影响较小。所有方案中需水量较小区域的分配量略微减少，需水量较大区域的分配量略微增加，表明需水量较小的区域谈判议价能力较低，加入谈判议价权重后对需水量较小区域不利，但影响有限。这与跨境河流谈判议价情形不同，跨境河流中谈判议价能力是影响各个国家水量分配的最主要原因[54]，本文中塔里木河流域可分配水量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辖区内，不存在跨境河流衍生的国情、军事、政治等影响因素，统一的水资源管理部门、自上而下的层级管理模式、政治协商制度使塔里木河流域不同区域的谈判地位几乎无差别，因此谈判议价权重没有对流域水权分配产生过多影响。（2）劳动报酬权重对加权破产博弈分配方案影响较大。加入劳动报酬权重因子后，需水量较大的喀什地区和阿克苏地区水权分配量均有所增大，需水量较小的区域分配量明显减少，这与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的人口、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有关。结果表明劳动报酬加权破产博弈分配方案更有利于人口较多、劳动报酬较高的区域，也能体现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要素的关键作用。（3）水资源利用效率对WP、WAP和WTAL方案的影响较大，对WCEA和WCEL影响较小。在WP-3、WAP-3、WTAL-3分配方案中不同用水单位得到的分配水量平均比率变化为8.54%、10.13%、15.64%，而WCEA-3和WCEL-3为0和1.11%。由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水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高，在加权破产博弈中分配的水权均有大幅提升，在WP-3、WAP-3和WTAL-3方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比传统破产博弈模型分配方案的到水量分别提升37.95%、76.65%和-47.39%。（4）水利投资权重对WP和WAP方案的影响较大，对WCEA、WCEL和WTAL方案影响较小。流域内各区域对于水利建设和维护资金投入不同，体现在水权分配方案分配上便具有差异性，在WP和WAP方案中，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区的初始水权分配量有所提升，需水量较小的区域分配水量锐减，如需水量最大的喀什地区在WP-4和WAP-4中的分配水量比传统破产博弈模型分配方案增加了55.86%和28.54%，而需水量最小的第十四师昆玉市则降低了97.68%和97.53%。由此可知，水权需求量较大区域通常会更倾向于水利投资建设。
图4 塔里木河流域加权破产博弈初始水权分配曲面

Fig. 4 Initial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surface of weighted bankruptcy game in the Tarim River Basin

基于公平性的谈判议价和劳动报酬的权重因素使大部分区域的水权分配更为均衡，需水量小的区域获得更多水权，需水量大的区域水权有所下降，可见谈判议价和劳动报酬的权重调节使流域的水权分配趋于公平化，其中劳动报酬对不同区域的水权分配调节程度更大。基于效率性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水利投资权重因素使分配方案更注重区域水资源利用的竞争性。水资源利用效率对区域内各用水主体的影响相差无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个师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整体略高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喀什地区和和田地区，在分配方案中有所体现，但影响较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个师在加入水资源利用效率加权因素后的分配水量平均增加2.0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地州平均降低0.95%。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喀什地区和阿克苏地区在水利工程建设投资和维护方面投入资金相对较高，2010—2022年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投资1292.23亿元，喀什地区投资1201.39亿元，阿克苏地区投资1042.81亿元，水利投资的权重使得这三个区域获得更多水权。
由图4分析可知，不同需水量的区域倾向选择不同的加权破产博弈模型。在图4的下层投影平面中，WP-1、WP-2、WP-3、WP-4、WCEL-1、WCEL-2、WCEL-3、WCEL-4、WAP-1、WAP-2、WAP-3、WAP-4、WTAL-1、WTAL-2、WTAL-3、WTAL-4的等高线相隔较近，表明曲面的坡度较陡，各区域水权分配相差悬殊，需水量较小的第一师阿拉尔市、第二师铁门关市、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第十四师昆玉市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分配水权在5亿m3以下，喀什地区和阿克苏地区分配水权在110亿m3以上；WCEA-1、WCEA-2、WCEA-3、WCEA-4的水权分配方案较为均衡，水权分配的等高线间隔较远，曲面坡度较缓，各区域分配水量的差别不大，需水量较低的区域能够分配到全部需水量，需水量高的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分配到的水量为黄色区域，约为60亿~70亿m3。因此需水量较低的区域更加倾向于WCEA和WTAL的分配方案，需水量较高的区域倾向于WCEL、WP和WAP分配方案。

3.3 基于顺序破产博弈模型塔里木河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方案分析

由于塔里木河流域来水量多且河流密布，用水单位纷繁复杂，在计算顺序破产博弈时，简化为“四源流”的水量分配。假定和田河、叶尔羌河和阿克苏河并列处于源头的位置，也就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第十四师昆玉市并列作为流域上游主体，第二师铁门关市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作为下游主体；第一师阿拉尔市和阿克苏地区的位置比较特殊，第一师阿拉尔市位于干流源头后，阿克苏地区既包含源流阿克苏河区域，也包含干流的区域，将第一师阿拉尔市和阿克苏地区作为流域的中游主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个师的团场镶嵌在所在地州中，无法确定在河流中的顺序，因此与所在地州在排序上做并列处理。以2022年作为水平年，阿克苏河流域河道来水为88.49亿m3，区间耗水量为45.32亿m3。其中：阿克苏地区24.79亿m3，第一师阿拉尔市20.53亿m3，给下游水资源贡献量依据拦河闸和巴乌托拉克闸后泄水量计算，为42.03亿m3。在和田河流域，河道来水量为50亿m3，区间耗水量为23.85亿m3。其中：和田地区为22.65亿m3，第十四师昆玉市为1.2亿m3，给下游水资源贡献量依据两河渠首和肖塔下泄水量计算，为13.21亿m3。在叶尔羌河流域，河道来水量为84.19亿m3，区间耗水量为70.48亿m3。其中：喀什地区55.34亿m3，第三师图木舒克市15.14亿m3，给下游水资源贡献量依据黑尼亚孜泄水量计算，为5.58亿m3。塔里木河干流水量除上述阿克苏河、和田河、叶尔羌河的水量贡献外，还有开都河—孔雀河的下泄水量4.5亿m3，最终在塔里木河的可分配水量为67.62亿m3。
考虑河流流向和用水主体的地理区位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和谈判地位后，流域各区域用水主体依据河流顺序排序后确定分配初始水权方案（图5）。在四类顺序破产博弈分配方案中，SSR-P和SSR-TAL相比传统破产博弈分配方案调整较为明显。在SSR-P方案中，上游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第十四师昆玉市的分配水权有所提升，中游的阿克苏地区和第一师阿拉尔市微降，下游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第二师铁门关市锐减；在SSR-TAL方案中，除喀什地区外上游的区域分配水权均无变化，喀什地区分配水量锐减，中游阿克苏地区略增，第一师阿拉尔市锐减，下游区域都有显著提高；SSR-CEA和SSR-CEL方案相比传统破产博弈分配方案调整较小，多数区域的水权分配与原方案相差不大，尤其是SSR-CEA模型中需求量小的用水区域和SSR-CEL模型中需求量大的用水区域，按照分配规则均给予更优先的分配次序和水权。由图5可知，SSR-CEA水权分配较为均衡，SSR-CEA更倾向于低需求量用水区域，SSR-CEL更倾向于高需求量用水区域。
图5 塔里木河流域顺序破产博弈初始水权分配曲面

Fig. 5 Initial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surface of the sequential bankruptcy game in the Tarim River Basin

通过对传统、加权和顺序破产博弈整体分配方案和各用水区域对比分析发现：（1）传统破产博弈分配方案存在缺陷，仅按照简单规则分配水权无法考虑到流域中的全面实际情况。（2）加权破产博弈分配方案能够在流域尺度体现水权分配的共同富裕原则，充分考虑到流域水权分配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弥补传统破产博弈分配方案的缺陷，但无法体现河流的流向及由此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和谈判地位的异质性。（3）不同需水量的用水区域对分配方案的倾向性不同，很难从个体角度衡量和判断哪个分配方案更为科学合理，应当把塔里木河流域当作一个有机整体，从流域全社会角度对初始水权分配方案作出评价，以流域的总体产值作为评价标准。

3.4 结果评价

在经济学领域中判断社会总福利常用的两个标准是帕累托标准和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帕累托最优条件表示在某种资源配置状态下任何改变都不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同时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差，在帕累托改进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利益受损，同时每个人至少要好于或等于当前收益，从而使整体福利得到增加。但在现实生活中帕累托最优条件过于苛刻，往往很难达到，特别在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实践中，可用水资源总量有限，无法实现某个区域在提高收益的同时不对其他区域产生影响。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要求较为宽泛，部分个体收益增加的同时也允许部分个体受损，只要整体来看收益增加部分大于受损部分，整体的总收益（福利）得到提升即可，受益者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使其免遭损失。卡尔多—希克斯标准更看重社会整体收益的提升，在实际生活中也更为适用和常见，如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在中国的实践。本文采用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评价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方案。

3.4.1 塔里木河流域结果评价

在流域初始水权分配问题上，因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单一的利益补偿纵向转移支付制度无法解决流域整体用水的供需矛盾，需要构建区域用水主体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基于横向转移支付的假设框架采用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对流域水权分配方案进行整体评价。按照传统、加权、顺序破产博弈模型确定的初始水权分配方案中不同区域分配的水资源量乘以对应区域的单位水资源GDP产出再加总，即可获得该初始水权分配方案的社会总福利。图6展示了塔里木河流域传统（图6a1~图6b1）、加权（图6b2~图6g1）和顺序（图6g2~图6h1）破产博弈分配方案的社会总福利，在每幅小地图上方标注了该分配方案的社会总福利，由于地图大小限制无法标注各区域具体数值，以彩色等级进行展示，生产总值范围设定见图例。图6中SSR-CEA分配方案的社会总福利最高，为6125.65亿元，比现行分配方案高8.78%。该分配方案各方除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的分配水量较少，其他区域需水量基本都得到满足，特别是需水量较小区域获得全部需水要求，由此可知在横向转移支付可行的假设下，流域下游的用水区域初始水权分配更多，可通过向上游区域转移支付从而使整个流域获得更高社会总福利。WP-2分配方案的社会总福利最低，比现行分配方案减少19.27%，P方案在加入权重因素后对分配方案影响较大。值得一提的是，CEL分配方案无论是传统、加权或顺序破产博弈方案，均低于现行方案的社会总福利，因此CEL、加权CEL、SSR-CEA在现实中的适用性较低。
图6 不同破产博弈模型下塔里木河流域社会总福利和地区生产总值

Fig. 6 Total social welfare and region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the Tarim River Basin under different bankruptcy game models

针对不同分配方案，加权因素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P方案在考虑水资源利用效率后社会总福利有所提升，增加13.24%，加入劳动报酬和河流流向顺序权重后社会总福利有所下降，减少11.09%和8.46%，谈判议价和水利投资权重的影响较小，降低0.23%和增加2.61%。CEA分配方案在加入河流流向顺序权重后的社会总福利增加357.04亿元，提高6.69%，在加入水利投资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权重后，社会总福利分别提升0.49%和3%，公平性的谈判议价、劳动报酬和河流流向顺序权重对CEA方案社会总福利的提升较为微弱。CEL方案在加入水利投资和利用效率权重后社会总福利分别提升3.29%和4.08%，加入公平性的谈判议价和劳动报酬权重后社会总福利微降，加入河流流向顺序权重后降低0.67%。AP方案在加入谈判议价、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水利投资权重后社会总福利均有明显提高，分别提升6.09%、9.83%和10.05%，加入劳动报酬权重后社会总福利降低5.85%。TAL分配方案在加入谈判议价、劳动报酬、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水利投资因素后社会总福利均有所下降，加入河流流向顺序权重后有明显提升，社会总福利提高13.65%。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权重因素对不同分配方案的加权调整使社会总福利增减各异，但从整体来看，公平性的权重调整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较低，其中谈判议价权重的影响较小，劳动报酬权重使各方案的社会总福利持平或略微降低，效率性的权重因素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较大，特别是水资源利用效率因素的调整，在加入水资源利用效率权重后，所有分配方案的社会总福利都得到大幅提升。河流顺序因素对分配方案的影响各异，使CEA方案和TAL方案社会总福利提升，使P方案和CEL方案社会总福利降低。
加权因素对流域内不同区域社会总福利的影响也具有异质性。对于需水量较小的区域，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河流流向顺序加权因子能够提升社会总福利，而谈判议价和劳动报酬加权因子会降低社会总福利。对于需水量较高的区域，公平性的加权因子调整会提高社会总福利，而效率性加权因子会降低社会总福利。需水量低的区域更倾向于效率性因素调整，需水量高的区域更倾向于公平性因素调整。

3.4.2 替代流域检验

为了验证传统、加权、顺序破产博弈分配模型在不同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的合理性，以及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在评价不同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方案社会总福利的适用性，本文将上述分配方法和评价标准应用至黄河流域进行替代检验。
2024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明确要求“严守水资源开发利用上限，细化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举措”“稳步优化调整‘八七’分水方案”。“八七”分水方案自1987年沿用至今，从未重新调整，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沿黄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优化分水方案已迫在眉睫。首先“八七”方案对青海省、甘肃省等上游省（自治区）分配水资源较少，其次沿黄九省（自治区、直辖市）产业比例与1987年相比已发生较大调整，最后随着南水北调东中线和小浪底等工程建成，黄河下游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可利用长江引调水，黄河流域水资源已具备重新调配条件，优化调整黄河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方案正当其时。黄河流域有关数据来源于《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的初步意见》[62]、《黄河河川径流量的预测和分配的初步意见》[63]、《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64]和2010—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黄河水资源公报》等；同时参考陈琛等[50]的研究成果，确定黄河流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配水量、水资源需求量以及谈判议价能力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因篇幅限制，将黄河流域传统、加权、顺序破产博弈初始水权分配方案的结果放至图7一并展示。
图7 黄河流域传统、加权、顺序破产博弈初始水权分配曲面

Fig. 7 Initial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surface of the traditional, weighted and sequential bankruptcy gam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由图7可知，黄河流域涉及的11个区域（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北京、天津）在29个初始水权分配方案中的分配水量基本符合需水量要求，伴随着不同加权因子加入不同需水量的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分配水量。（1）需水量最大的内蒙古自治区在WCEL-2、WCEL-3和WCEL-4方案中分配水量较多，在WTAL-1、SSRCEA方案中分配水量较少；需水量较小的四川省在CEA、WCEA-1、WCEA-2、WCEA-3、WCEA-4和SSRCEA中分配水量较多，在CEL、WCEL-1、WCEL-2、WCEL-3和WCEL-4中分配水量较少，结果表明需水量较大的区域倾向于CEA及其加权模型，而需水量较小的区域更倾向CEL及其加权模型。（2）谈判议价权重对加权破产博弈分配方案影响较小，加入劳动报酬和水利投资贡献度权重的影响较大。在加入谈判议价权重后，五种传统破产博弈模型的分配水量平均增加率仅为-0.8%；而在计入劳动报酬、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水利投资贡献度后的平均增加率分别是-2.6%、2.4%和-5.5%。黄河流域分配方案的分析结果与塔里木河流域基本一致，表明传统、加权、顺序破产博弈模型在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时合理性较强，适用性较好。
表4展示了塔里木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在不同破产博弈分配方案下的社会总福利对比，并按照社会总福利从高到低分别进行排序。在黄河流域中，WP-3和WAP-3的社会总福利最高，比198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向水利电力部报送的《黄河水资源利用的初步意见》（简称“会前方案”）社会总福利高出11.06%，比1987年国务院发布的《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简称“87方案”）高出20.28%。通过表4可知，WP-3、WAP-3、WP-4、WAP-4、SSR-TAL、WCEA-3、WCEA-4等分配方案的社会总福利在塔里木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中均排序靠前，WTAL-1、WTAL-2、WTAL-3、WTAL-4、WCEL-2、WCEL-3、WCEL-4等分配方案均排序靠后，传统、加权、顺序破产博弈分配模型在塔里木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社会总福利评价中几乎趋于一致，表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在不同流域中均具有适用性。
表4 塔里木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不同破产博弈分配方案的社会总福利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total social welfare between different bankruptcy game allocation schemes in the Tarim River Basin and the Yellow River Basin (亿元)

塔里木河流域
分配方案 SSR-CEA WP-3 SSR-TAL WAP-4 WAP-3 WCEA-3 WCEA-4 CEA
社会总福利 6125.65 5687.63 5532.17 5527.55 5516.39 5481.57 5361.10 5334.79
排名 1 2 3 4 5 6 7 8
分配方案 WCEA-1 WAP-1 WCEA-2 WP-4 AP P WCEL-3 WP-1
社会总福利 5331.61 5328.61 5217.36 5153.69 5022.58 5022.58 5011.94 5010.90
排名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分配方案 WCEL-4 TAL CEL WCEL-1 WTAL-4 SSR-CEL WTAL-1 WCEL-2
社会总福利 4974.16 4867.71 4815.50 4811.97 4784.45 4783.34 4747.15 4738.41
排名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分配方案 WAP-2 WTAL-2 WTAL-3 SSR-P WP-2
社会总福利 4728.96 4693.74 4676.97 4597.75 4465.35
排名 25 26 27 28 29
黄河流域
分配方案 WP-3 WAP-3 WP-2 WAP-2 SSR-CEL WP-4 WAP-4 SSR-PRO
社会总福利 113981.30 113981.30 112509.31 112509.31 109595.22 102537.95 102537.95 97827.68
排名 1 1 3 3 5 6 6 8
分配方案 WCEL-1 WCEA-2 SSR-TAL WCEA-3 WCEA-4 WP-1 WAP-1 WCEA-1
社会总福利 94545.12 93840.88 93726.18 93572.09 91582.53 90384.00 90384.00 89884.66
排名 9 10 11 12 13 14 14 16
分配方案 CEA P AP CEL WCEL-3 WCEL-4 WCEL-2 TAL
社会总福利 88284.76 87764.84 87764.84 87403.80 86652.68 86619.82 86528.56 85838.39
排名 17 18 18 20 21 22 23 24
分配方案 SSR-CEA WTAL-1 WTAL-4 WTAL-3 WTAL-2
社会总福利 84019.86 79576.90 69547.75 62199.17 59301.63
排名 25 26 27 28 29
值得一提的是，在两个流域中社会总福利最高和最低的分配方案不相同，29个分配方案的排序也不完全相同。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各个流域的省情、区情、水情具有异质性，不同用水单位（主体）的用水效率也不尽相同，例如塔里木河流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用水单位之间的水资源利用效率相差相对较小，而黄河流域涉及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用水效率相差相对较大，即使在黄河流域流经内部，不同用水主体的用水效率也有差异，同时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加权因素也会影响分配方案，在评价社会总福利时会产生较大的差距。因此需要考虑流域特定的省情、区情、水情，综合分析流域的供需水量、用水效率、节水潜力、开发利用程度、生态环境、水质状况等具体情况，探索共同富裕视角下具备地区特色的科学合理的初始水权分配方案和评价标准。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将共同富裕理念延伸至水资源管理领域，从公平性和效率性两个方面对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的优先权进行改进。基于共同富裕视角阐释初始水权分配制度优化的理论基础和内在机理，在传统破产博弈五类模型（P、CEA、CEL、AP、TAL）的基础上，以谈判议价能力、劳动报酬比例和河流流向顺序作为公平性加权因子，以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水利投资作为效率性加权因子，建立加权破产博弈模型和顺序破产博弈模型，对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的优先权进行改进，采用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对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方案进行评价，对塔里木河流域进行实证分析，并以黄河流域作为替代流域进行检验。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初始水权分配原则契合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和内在要求，但共同富裕的公平性和效率性要求在初始水权分配过程中没有充分体现，公平性和效率性的量化测度仍需进一步完善；第二，传统破产博弈初始水权分配方案存在多维偏好、虚报需水、数据失真等缺陷，同时也忽略了共同富裕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内在要求，在实际应用中需进一步改进；第三，基于公平性的谈判议价能力、劳动报酬和河流流向顺序权重因子使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更为均衡化、公平化，其中劳动报酬对初始水权分配的调节程度更大，基于效率性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水利投资权重使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方案更注重区域水资源利用的竞争性；第四，顺序破产博弈初始水权分配方案能够体现河流的流向及由此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和谈判地位的异质性；第五，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在评价初始水权分配方案时更关注社会整体收益的提升，在实践应用中更为适用，加权因素对不同分配方案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不同区域的生产总值的影响也具有异质性，同时在黄河流域进行替代性检验，结果表明传统、加权、顺序破产博弈模型和卡尔多—希克斯评价标准均具有较强适用性。

4.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立足共同富裕的总体要求，针对流域水权制度管理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将自然资源要素纳入财富分配体系，构建共同富裕框架下的流域初始水权分配体系。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张，生态因素的限制和约束越发明显，其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也随之显现，为推进流域共同富裕，将自然资源要素（土地、水、森林、湿地、海洋等）纳入财富分配体系中，作为影响生产函数的重要变量予以重新审视，成为顺理成章的必然。具体到水资源领域，初始水权分配便是水资源纳入财富分配体系的体现，要积极构建共同富裕框架下的流域初始水权分配体系，引导初始水权分配向公平性和效率性方面优化改进。一方面要保证公平性，扩大流域初始水权分配过程中公平性要素的权重配比，从流域多元主体谈判议价地位能力，劳动报酬收入和在河流沿岸的顺序位置等多方面加大公平性因素在初始水权分配方案中的话语权，特别是加大劳动报酬的权重，以先进生产关系为目标将初始水权分配得更公平合理普惠；另一方面要保证效率性，有效提高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从流域多方区域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水利工程投资等方面优化，特别是加大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权重，以先进的生产力为目标使水资源支撑更高生产效率，体现初始水权分配的竞争性。
第二，强化政策引导，优化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管理制度。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具有多元性、复杂性、系统性等特征，政府管理部门的政策引导和制度激励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需要化“冲突之源”为“合作之源”。首先，构建统一管理的治理体系。强化流域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统一管理，提高流域治理管理能力和水平，杜绝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改变“九龙治水”“九龙抢水”乱象，设定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目标，将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统一协调发展作为政府引导流域共同富裕发展的前提，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其次，完善政治协商制度。优化流域管理委员会职能，以上级政府为主管部门，流域属地各区域的政府参与其中，在流域上下游之间建立协商机制，充分发挥河湖长制作用，推进流域联防联控联治，统筹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关系，保证流域内各区域主体间的沟通顺畅。最后，搭建区域用水主体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创新生态利益补偿机制。对于欠发达地区和实际利益受损的区域进行利益补偿，拓宽更多利益补偿渠道，构建流域内的水资源合作联盟（组织），以“有形之手”分配联盟（组织）内的资源和利益，形成多元用水主体共赢的格局，提升整个流域的福利水平。
第三，推进多种形式水权市场化交易，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物质基础。积极推进用水权市场化交易机制，以取水权许可制度为依据，强化总量控制和定额控制的“双控行动”，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用水权交易制度，规范开展区域水权、取水权、灌溉用水户水权等水权交易。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是实现水资源领域共同富裕的基础，是促进流域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分配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共同富裕的初次分配是基础，第二次分配是保障，第三次分配是补充，三个层次分配机制相互协调配套，多种形式的水权市场化交易制度引导水资源向利用效率更高之处“流动”，为实现水资源领域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有爱社会的共同富裕“三轮驱动”提供制度“源泉”。
本文的主要学术贡献如下：第一，首次将共同富裕延伸至水资源管理领域，从理论层面推动共同富裕理念在自然资源领域的指引和应用，采用公平性和效率性两个价值取向共同决定初始水权分配制度；第二，区别于以往初始水权分配研究从中观层面的区域水权管理体系和微观层面的用水户水权明晰两方面展开，本文将初始水权分配置于宏观的共同富裕框架内，并将共同富裕的抽象概念具象为公平性和效率性，用多因素量化指标表征公平性和效率性，将其作为权重因子对初始水权分配进行优先权调整，改进传统破产博弈模型为加权破产博弈模型。相较以往水权分配研究成果，在理念上引入共同富裕并尝试性进行解释和拓展，在研究方法上更为科学合理，符合中国水权分配实际情形，可为水管部门的水权分配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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