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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5 , Vol. 40 >Issue 8: 2177 - 2194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811

其他研究论文

中国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及其驱动因素

  • 赵林 , 1, 2 ,
  • 张春霆 1 ,
  • 郭付友 1 ,
  • 吴殿廷 , 3
展开
  • 1.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日照 276826
  • 2.曲阜师范大学黄河生态研究院，曲阜 273165
  • 3.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100875
吴殿廷（1958- ），男，辽宁大连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E-mail:

赵林（1988- ），男，山东东平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福利经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4-09-02

  修回日期: 2025-02-0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8-05

基金资助

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团队计划项目(2023RW048)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ZR2022MD104)

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计划(tsqn202306183)

收起

Coordinated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 ZHAO Lin , 1, 2 ,
  • ZHANG Chun-ting 1 ,
  • GUO Fu-you 1 ,
  • WU Dian-ting , 3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26, Shandong, China
  • 2.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Ecology,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Shandong, China
  • 3.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9-02

  Revised date: 2025-02-06

  Online published: 2025-08-05

Fold

摘要

推进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共赢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在厘清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机理基础上，采用哈肯模型对两者协同关系定量测度并刻画时空格局特征，最后借助随机森林模型识别协同演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11—2022年中国绿色发展效率与共同富裕指数波动增长，绿色发展水平逐渐演变为西北—东南递减的梯度分异格局，北京和长三角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2）研究期内二者协同水平显著攀升，空间层面形成“东强西弱”格局，区域间差异持续缩小，各地区协同演化类型阶段性向好发展。（3）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环境规制、金融发展与数字经济能够较稳定地促进两者良性互动，政府调控的驱动作用先升后降。研究成果可为国家协同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和共同富裕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 绿色发展; 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 哈肯模型; 随机森林模型

本文引用格式

赵林 , 张春霆 , 郭付友 , 吴殿廷 . 中国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及其驱动因素[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8) : 2177 -2194 . DOI: 10.31497/zrzyxb.20250811

Abstract

Advancing the coordinated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development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constructing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clarifying the mechanisms of the coordinated evolution, this study employs the Haken model to quantitatively meas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characteriz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Finally, the random forest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driv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coordinated evolu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From 2011 to 2022, China's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showed a fluctuating growth. The national green development has progressed to form a distinct northwest to southeast gradient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with the Beijing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leading in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2)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level of synergy between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rose significantly, presenting a spatial pattern of "stronger in the east and weaker in the west", a continuous narrowing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type of synergistic evolution in each region showing phased positive development. (3)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economy can more stably promote the benign synergy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while the driving rol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first rises and then fall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hina's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of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soc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green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ken model; random forest model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6位跃升到第2位，GDP全球份额增至18%，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财富积累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但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对绿色发展构成严重威胁[1]，与此同时，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也导致了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2,3]。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并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则进一步强调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与“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绿色发展过程中协同促进共同富裕、以推动绿色发展为抓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从而实现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良性互动，成为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实践课题[4]。在此背景下，开展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过程及驱动因素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学界对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均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1）在绿色发展方面。绿色发展概念源自“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将其内涵拓展为以增进绿色福祉为核心、以和谐包容的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的可持续发展[5,6]。伴随理论研究的深入，相关研究开始更多聚焦于水平测度、影响机制和实现路径三方面。水平测度方面，目前较常见的方法有单一指标法[7]、综合指标法[8]、相对效率评价法[9,10]，其中，相对效率评价法目前成为主流测度方法。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在剖析绿色发展机理基础上，采用Tobit模型[10]、空间计量模型[11,12]等计量方法对影响绿色发展的内源性与外部驱动因素进行了科学识别，并围绕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一基本特性，证实了包容性发展模式是助推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13,14]。（2）在共同富裕方面。共同富裕是一个涉及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以及实现发展与共享相统一的复杂进程[15,16]，宏观视角下优化发展模式，微观视角下拓宽收入渠道等被视为提升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17]。通过静态经济指标分析社会贫富差距构成了前期共同富裕研究的基本框架，随着研究的深入，共同富裕的探讨已经从单纯的收入分配问题扩展到多维度社会协调议题。学者基于地理学视角测度和分析了共同富裕的空间差异[18,19]，并揭示了多种外在因素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政策创新、生态补偿、绿色转型等对共同富裕的驱动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20-22]。
在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方面，学者们已开展了初步探索，主要包括：（1）单向关系分析。部分研究将绿色发展视作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支撑，绿色发展通过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助力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富裕[23]。例如，郎宇等[24]和朱竑等[25]研究揭示了绿色发展对助推乡村振兴、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逻辑机理；Li等[26]认为绿色发展能够在提高居民健康福祉和幸福感等精神富裕方面带来益处。可见，既有研究表明了绿色发展对促进共同富裕产生正向效应，同时对以绿色发展模式提高居民福祉的现实路径加以总结。另一部分研究认为，由于绿色发展关乎发展质量，而“质”优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因此共同富裕水平提高必然伴随着生态环境改善与资源利用可持续[27]。例如，李旭辉等[2]指出绿色发展的落实依赖于共同富裕政策的支持，共同富裕伴随的普惠共享发展模式为绿色发展注入活力源泉；张德涛等[28]实证发现共同富裕通过缔造居民环境偏好增进对绿色发展的社会认同，同时通过提供物质支撑等成为推动绿色技术革新的有效手段。可见，共同富裕为绿色发展提供了支撑和保障，但其推动绿色发展的内在机理还有待深入分析。（2）相互作用研究。目前关于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的研究多处于定性研究层面。Song等[29]、张康洁等[30]在构建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理论框架基础上，从耦合视角初步探析了两者互动作用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两者在资源分配、社会效益等方面的相互影响，但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间协同关系的动态演进规律尚需进一步评估。此外，在证实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存在互馈关系基础上，近期学者研究发现产业高效[31]、金融发展与数字经济[32]等是二者形成良性协调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
总结可知，现有研究对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均开展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对两者的互动关系也进行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但目前仍存在部分不足。具体体现在：一方面，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机理尚缺乏科学系统认知。现有对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多基于耦合协调视角，虽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二者互馈机制的内在逻辑，但鲜有研究对两者协同关系进行系统解析，其协同演化的机理仍不够清晰。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不同空间尺度下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时空演变开展了较多工作，但地理学视角下两者协同演化的时空过程及其驱动机理的实证研究尚需要进一步拓展。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理论分析框架，廓清二者协同演化机制，综合利用哈肯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随机森林模型对中国省域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演变类型及其驱动因素开展系统分析。在理论上，有助于厘清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机理，深化两者双向关系的理论认知，并为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分析工具；在实践上，刻画中国省域单元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的时空规律及协同类型，识别两者协同关系的影响因素，可为因地制宜协同推进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提供决策依据。

1 理论框架

绿色发展是以经济持续增长、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有效保护和人类福祉持续增进为复合目标的可持续发展模式[4,6]，协调、低碳、循环、可持续是其核心理念。共同富裕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共建共享性和普惠性[15,28]，关注民生福祉的持续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富裕和共享是其概念核心内涵。实现“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具有阶段性与波动性特征[24,25,33]，而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既涉及生态保护与生活富裕之间的平衡，又需要协调社会公平、资源分配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其协同过程并非简单的线性推进，协同系统内部要素优化整合及外部因素推动使其不断突破临界点向更高阶段演化，协同过程表现为由低级向高级渐进优化的多维度、多层次螺旋式发展轨迹。按照主要节点，从缺乏协同、“绿色惠民”初级协同、“经济育绿”良好协同、“绿富共赢”高级协同四个阶段剖析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间复杂的互动与反馈关系，厘清不同阶段的协同特征，从而构建二者协同演化理论分析框架（图1）。
图1 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理论机制

Fig. 1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co-evolu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1）“缺乏协同”阶段：民生福祉发展与生态保护显著脱节。该阶段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自然资源开发程度较低：“生态高地—经济洼地”。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具有良好绿色基础的生态高地往往因其技术创新能力与资本投入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成为后发区域[34]，因在发展中对机会窗口的识别与把握能力弱，尽管坐拥丰厚的绿色生态资源，但未切实发挥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对促进区域共同富裕的潜力。二是以生态换取物质富裕：“经济向好—生态失调”。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能够在短期内从物质层面增进民生福祉水平，但由于缺乏先进技术、高素质劳动力等的投入，开发方式过于粗放，导致产出效率低、资源消耗加剧，长期内发展的平衡性、共享性与可持续性将受到限制[28]，生态优势趋于减弱并面临生态修复等难题，严重威胁人类福祉[25]。此阶段，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相互制约的矛盾高于相互依存带来的效益。
（2）“绿色惠民”初级协同阶段：“绿色偏好”激活“普惠福祉”。后发区域对适宜布局在具备生态优势地区的新兴产业有较强的吸引力，因而易于在新兴产业助力下形成追赶效应而产生后发优势，在实现自然资源经济价值转化方面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潜力[33,35]。绿色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持续拓宽，加之消费者对绿色产品需求日趋增长，绿色发展逐渐被视作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包容性增长与缩小区域发展差异的新引擎[36]。同时，绿色发展通过分工效应、就业效应、包容效应、绿色技术效应或生态产品“溢价增值”，为民生福祉开拓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结构不断优化提升，在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缩小地区差距、促进财富公平分配，在保障富裕度的同时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共享度。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促使两者关系向初级协同阶段转变。
（3）“经济育绿”良好协同阶段：“经济向新”助长“发展向绿”。共同富裕通过促进物质财富增长为绿色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同时，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环境效益促进环保意识提升，激发了对绿色发展政策包容性与普惠性的重视，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提供坚实基础。一方面，生态福祉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共同富裕强调的均衡发展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还通过促进生态权益与自然资源等公共产品公平分配，实现资源保护和利用方式合理化，从而促进绿色发展。另一方面，传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黑色分工范式，造成发展方式不可持续，而共同富裕引领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摆脱了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为绿色发展提供广阔的社会基础和物质支撑，从而形成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良好协同互动[25]。
（4）“双向赋能”高级协同阶段：“绿美富强—绿富共赢”。绿色科技进步、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发展成果普惠共享的要求，对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平衡性提出了更高期望，为实现高级协同创造了条件。具体体现在：绿色发展具有包容性，能够以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为共同富裕提供保障，引导自然资源公平、高效配置，一定程度上可以协调发展与分配失衡问题，并在物质生活富裕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良好环境对民众健康福祉、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的滋养[35]；反之，共同富裕在物质基础与精神需求层面保障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模式可以增进对绿色发展的社会认同，并倒逼资源高效利用与生产方式转型[2]，通过优化投入实现高效产出，减少对生态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最终，两者实现正向互动反馈。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2.1.1 绿色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所谓绿色发展效率从本质上讲是绿色发展理念约束下的经济效率，即在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社会效益、减污降碳、资源节约集约和环境友好等多重目标约束下经济活动投入要素与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产出的比率关系。提升绿色发展效率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和抓手[10]。以绿色发展效率概念和投入—产出理论为基础，借鉴已有研究[10,11]，同时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代表性和数据可获取性等原则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1）。投入指标方面，从劳动力、资本、技术、资源、能源5个方面遴选投入指标。产出方面从期望与非期望产出维度选取指标表征。其中，期望产出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废弃物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从废水、废气、碳排放和烟（粉）尘排放4个方面选取环境污染指标，并将其纳入非期望产出要素。所需数据均来源于2012—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碳排放数据来源于CEADs数据库（https://www.ceads.net.cn），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查阅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或借助插值法补齐。
表1 绿色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方向 参考文献
投入 劳动力投入 从业人员数/万人 + Yang等[9]；车磊等[12]
资本投入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
技术投入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万元 +
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
资源投入 用水总量/亿m3 +
能源投入 能源消费总量/万t标准煤 +
产出 期望产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 周亮等[10]；袁华锡等[1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 +
职工平均工资/元 +
非期望产出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万t - 赵林等[32]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万t -
碳排放/万t -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万t -

2.1.2 共同富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共同富裕是富裕度与共享度的有机统一，旨在实现社会整体财富增长与人民福祉普遍提升。借鉴已有研究[16,19]，选取4个二级指标，17个具体指标，运用熵值法对共同富裕指数进行测度（表2）。其中，物质生活富裕选取5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表征；精神生活富裕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指征，选取反映城乡居民文娱活动的4个指标衡量；发展成果平衡方面选取能够反映城乡融合发展与城乡发展差距缩小的4项指标；公共服务普惠包括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相关的4个指标。共同富裕相关数据通过2012—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并处理后得到，个别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添补。
表2 共同富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方向
富裕程度 物质生活富裕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063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065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元 0.065 +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0.048 -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0.050 -
精神生活富裕 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元 0.052 +
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元 0.073 +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册/册 0.065 +
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占家庭总户数的比例/% 0.044 +
共享程度 发展成果平衡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0.061 -
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比 0.048 -
城镇化率/% 0.066 +
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元 0.046 +
公共服务普惠 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张 0.068 +
普通中小学师生比 0.052 +
养老保险覆盖率/% 0.067 +
失业保险覆盖率/% 0.067 +

2.2 研究方法

2.2.1 Super-EBM模型

Tone等[37]提出的EBM模型可以实现径向与非径向松弛变量的兼容，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非导向、规模报酬可变的Super-EBM模型可以对处于前沿位置的决策单元效率作进一步区分，具体公式见文献 [38]。

2.2.2 哈肯模型

哈肯[39]将系统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使系统发生演变的过程用数学模型表示，称为哈肯模型[40]。该模型通过协同法得出使系统发生质变的线性失衡点，即对系统起主导作用的序参量 q 1，消除受序参量支配的快变量 q 2，运动方程如下：
q ˙ 1 = - γ 1 q 1 - a q 1 q 2
q ˙ 2 = - γ 2 q 2 - b q 1 2
式中： γ 1、 γ 2为阻尼系数；a、b为子系统相互作用强度系数。 γ 2>0且 γ 2 γ 1时，满足系统“绝热近似”假设，此时瞬间撤去 q 2， q 1来不及变化，令 q ˙ 2=0，可得：
q 2 ≈ b γ 2 q 1 2
将式（4）代入式（2），可以得到复合系统的序参量演化方程式（5）。对序参量演化方程进行相反数积分得到系统的势函数式（6）：
q ˙ 1 = - γ 1 q 1 - a b γ 2 q 1 3
v = γ 1 q 1 2 2 + a b 4 γ 2 q 1 4
势函数的平衡点取决于 q ˙ 1=0时的值，当 γ 1、 γ 2、a、b相乘大于0时方程存在唯一解 q 1=0；当 γ 1、 γ 2、a、b相乘小于0时，方程存在 q ' 1=0、 q ″ 1= γ 1 γ 2 a b、 q ‴ 1= - γ 1 γ 2 a b共三个解。此时方程的0解是不稳定解，在分析时一般不考虑。
由于式（2）、式（3）仅适用于连续变量，本文所用数据为2011—2022年度数据，在计算时需要对式（2）、式（3）进行离散化处理：
q 1 t = 1 - γ 1 q 1 t - 1 - a q 1 t - 1 q 2 t - 1
q 2 t = 1 - γ 2 q 2 t - 1 + b q 1 t - 1 q 1 t - 1

2.2.3 Dagum基尼系数

利用Dagum基尼系数进一步对中国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水平的地区差异进行剖析[41]。总体基尼系数 G计算公式为：
G = ∑ j = 1 k ∑ h = 1 k ∑ i = 1 n j ∑ r = 1 n h y j i - y h r 2 n 2 Y ¯
区域间基尼系数 G j h计算公式为：
G j h = ∑ i = 1 n j ∑ r = 1 n h y j i - y h r n j n h ( Y j ¯ + Y h ¯ )
式中：n为研究单元数量（n=30）（个）；k表示划分的区域数（k=4）； n j和 n h分别为j地区和h地区内的研究单元数（个）； y j i和 y h r分别为i地区和r地区内某研究单元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水平； Y ¯为协同的平均水平。

2.2.4 随机森林模型

随机森林模型是包含多种决策树的机器学习算法，基于Bootstrap抽样方法从原始样本中随机抽取n个样本并进行决策树建模，不仅可以有效规避变量共线性问题与模型过拟合问题，同时能够充分利用数据集本身信息识别变量的相对重要性[42]。本文以中国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值为因变量，借助R语言平台进行随机森林回归分析以识别各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并剖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及强度。

3 结果分析

3.1 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时空分异特征分析

3.1.1 时序演变特征

根据测算得到的2011—2022年绿色发展效率与共同富裕指数分别绘制其时序演变图（图2）。图2中绿色发展效率与共同富裕指数整体均呈上升趋势，但相比之下绿色发展效率起伏程度大，上升幅度微弱；共同富裕指数上升趋势较平滑。具体之：（1）绿色发展效率。2011—2022年绿色发展效率有较大的波动趋势，年均增长率仅1.8%。2011—2016年绿色发展效率由0.393波动下降至0.361，2016—2020年持续增长，2020年达到最大值0.494；2020年后绿色发展效率先下降后上升。分地区看，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东部>西部>东北>中部地区的态势。四大区域效率值均波动上升，2018年后东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逐渐落后，中部地区绿色发展效率虽位于最末位，但增长率居首位。（2）共同富裕指数。研究期内，共同富裕指数以年均8.6%的增长率呈中高速增长，2011—2019年增长态势较为稳定，2020年出现约1.4%的负增长，2021—2022年有所回转且2021年增长率达到最高值18%。分地区看，四大区域共同富裕指数增长轨迹具有一致性，整体表现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态势。东部与东北地区共同富裕指数于2020年有小幅回落，2022年东北地区再次出现负增长，中部与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指数均呈持续的正向增长态势。
图2 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时序演变特征

Fig. 2 Temporal evolution trend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3.1.2 空间格局特征

利用自然断裂法分别将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在研究期内所有年份数据分为低水平、较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和高水平5级，选取其中2011年、2016年、2022年数据进行可视化表达，以进一步探析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空间分异特征（图3）。（1）绿色发展效率。随时间推移，东部沿海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有显著提升，中部地区提升幅度较小，但总体仍保持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格局。2011年华东、华中地区形成低水平集聚区，较低水平类型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中等、较高水平分散分布于陇、滇、辽、晋和内蒙古，高水平地区散落于京、津、青、宁、琼。2016年低水平地区缩减至新、湘、赣、桂、皖，50%的地区为较低水平，中等水平分散于川、滇、粤3地，京津冀形成较高水平联动区，其余零星分散于宁、青、晋、琼。2022年低水平地区缩减至黑、赣2地，较低、中等水平分别以中部和西部地区为主要分布区，较高水平分布于内蒙古和江苏，高水平地区零星状分布于青、宁、晋、京、粤5地。（2）共同富裕指数。2011—2022年共同富裕水平呈沿海优于内陆的空间格局，北京与江浙沪地区形成协同“高地”。2011年形成“点状高水平、面上低水平”的空间特征，缺乏强有力的增长极，中西部地区整体呈低水平发展格局，较低水平集聚于东北三省，并于东部沿海形成山东向南延伸至广东的连绵带，中等与较高水平呈星点状散落于京、津、沪。2016年低水平地区清零，较低水平增加至15处并以中西部为主要集聚区，中等水平增加至10处，较高水平散落于津、江、浙3地，京、沪2地保持领先优势发展至高水平。2022年区域差异趋于缩小，整体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较高水平地区占据主导且占比达70%，长三角沿海地区高水平共富现象突出。
图3 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空间格局特征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Fig. 3 Spatial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3.2 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分析

3.2.1 协同水平时序特征

表3提出了绿色发展（G）与共同富裕（C）分别为系统序参量的假设。根据表3可知，共同富裕（C）为变化慢且阻力相对较小的序参量，是系统演变的决定性变量，其系统演化方程如下：
C ˙ t = 0.081 C t - 0.104 C t 3
表3 哈肯模型计算结果

Table 3 Haken model results

模型假设 假设条件 演化方程 控制变量 结论
假设一 q 1 = G
q 2 = C		 G t = 0.609 G t - 1 + 0.074 G t - 1 C t - 1 C t = 0.966 C t - 1 - 0.049 G t - 1 G t - 1 γ 1 = 0 . 106 * * * γ 2 = - 0 . 061 * * * a = - 0 . 225 * b = 0.006 方程不成立
未满足“绝热近似”假设
假设不成立
假设二 q 1 = C q 2 = G C t = 1.035 C t - 1 - 0.245 C t - 1 G t - 1 G t = 0.414 G t - 1 + 0.795 C t - 1 C t - 1 γ 1 = - 0 . 081 * * * γ 2 = 0 . 092 * * * a = 0 . 036 * * b = 0 . 266 * * * 方程成立
满足“绝热近似”假设
假设成立

注：① G和C分别代表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指数； q 1代表序参量， q 2代表受到序参量控制的快变量；t为时间变量。②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系统势函数为：
v = - 0.041 C t 2 + 0.026 C t 4
令 C ˙ t=0，得到 C ( t ) '=0、 C ( t ) ″=0.882、 C ( t ) ‴= -0.882共三个势函数解，由于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水平均为正值， C t=0是不稳定的解，最终计算得到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稳定点 v 0.882 ,   - 0.016，即势函数在 C t= ±0.882两点时取最大值。系统内任意一点P与稳定点之间的距离表示其所处的状态趋势，评价状态表达式如下：
s = C - 0.882 2 + v ( C ) + 0.016 2
式中：s越大代表与稳定点的距离越大，系统协同值越低；反之协同值越高。将求得的s值进行正向化处理 S = s m a x - s / s m a x - s m i n以便于数据对比，最终得出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协同值。
根据哈肯模型测算得到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值并绘制其时序演变图（图4）。（1）由图4a可知，2011—2022年中国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成效显著，协同值以年均10%增长率呈中高速提升。2011—2019年协同水平逐年提高，2020年在经济下行与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双重压力下，协同值较上年下降1.4%，2021年后协同水平恢复向好趋势。整体来看，协同水平表现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协同值增长率分别为6.9%、14.0%、15.8%和7.2%，呈西部>中部>东北>东部态势。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协同值始终保持首位，仅2020年出现负增长，2020年后恢复上升趋势。东北地区于2020年、2022年均出现负增长。中西部地区协同值在研究期内虽然处于低位，但其协同值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2）图4b直观反映了中国四大区域间基尼系数的差异程度。由图4b可知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水平区域差异持续缩小，全国组间基尼系数年均下降10.9%，2011—2014年总体差异降幅较大，2014—2022年降幅趋于平缓，区域差距持续缩小但幅度减弱。分别来看，东部—西部、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东北—中部区域间协同差异在研究期内均平稳下降，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区域间差异在研究期末出现小幅扩大趋势。东部—西部差异始终处于最高位，但差异程度趋于收敛，中部—西部区域差异最小，但收敛速度低于东北—中部区域。东北与东部地区的区域差异略微扩大，而与中西部地区差异持续收敛。
图4 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时序演变与区域差异

Fig. 4 Temporal evolution trend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co-evolu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3.2.2 协同水平空间格局特征

为探究中国省域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空间分异特征，借鉴相关研究[40]，利用自然断裂法将计算得到的2011—2022年二者协同值划分为缺乏协同 [0,0.263)、初级协同 [0.263,0.432)、良好协同 [0.432,0.612)、高级协同 [0.612,1] 4个阶段，并选取2011年、2016年、2022年的数据进行可视化表达（图5）。由图5可知，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水平空间非均衡性显著，环渤海与东南沿海地区呈现较高的协同演化水平，多极化趋势逐渐减弱。2011年，京、沪表现出领先优势，东北地区与长三角地区发展态势良好。缺乏协同类型为23处，占据研究区的77%，广泛分布于中西部地区；初级协同于黑、辽、津、苏、浙分散分布；良好与高级协同各1处，分别为北京市与上海市。2016年协同水平领先的地区延续并有所增加，长三角形成协同高地，珠三角区域差异较大。缺乏协同地区下降91%，仅余黔、桂2地；初级协同分布有18处，占主导地位；良好协同分布于内蒙古、津、苏、浙、粤以及东北地区；高级协同仅京、津2地。2022年，协同类型区域差异缩小。良好协同类型占据研究区63%，连片分布于中西部地区；高级协同呈条带状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并在鄂、渝、新等地零星散布。
图5 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的空间格局

Fig. 5 Spatial pattern of co-evolu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3.3 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类型分析

为深入探究各地区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特征，基于前文划分的4个阶段，对测算得到的各案例地协同类型在研究期内出现的频次进行统计并加以可视化（图6），将累计出现频次最高的阶段视为该区域所处的协同演化阶段，若频次相同则认为该区域进入下一发展阶段。分析可知各研究单元在不同协同阶段的分布呈“两头稀少、中间膨胀”的“橄榄型”结构。具体而言：（1）缺乏协同阶段。属于此阶段的省（自治区）有安徽、广西、贵州，这些地区的协同水平较低，但安徽即将向下一阶段迈进。（2）初级协同阶段。初级协同阶段在各地出现频次较高。河北、山西、江西、湖北、海南、重庆、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省（自治区、直辖市）处于初步协同阶段，其中江西、海南、重庆、陕西、宁夏、新疆6省（自治区、直辖市）即将向良好协同阶段过渡。（3）良好协同阶段。良好协同阶段的地区涵盖辽宁、吉林、江苏、福建、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四川、黑龙江以及内蒙古11省（自治区），江苏正处于向高级协同发展的临界期。（4）高级协同阶段。仅少数东部发达地区在高级协同类型出现频次较高，步入高级协同阶段的地区有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其中上海始终处于高级协同阶段，表现出显著的协同优势。总体上，不同地区在协同发展方面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中西部地区普遍经历了缺乏协同的发展阶段，随后逐渐向良好协同阶段转折；东部、东北部地区向高水平协同发展的势头强劲，典型代表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浙江、辽宁等地。
图6 各区域协同演化阶段出现频次

Fig. 6 Frequency of co-evolution stages in each region of China

3.4 驱动因素分析

3.4.1 影响因素变量选取

借鉴已有研究[17,32]，从6个方面考量协同演化的影响因素：（1）经济基础（econ）。通过夯实经济基础能够为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是助推两者有机结合的物质前提，选取人均GDP（元）表征。（2）产业结构（ind）。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业，推动绿色产业兴起与发展，同时优化产品与服务质量、改善就业与收入结构，是两者协同的重要前提，选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进行测度。（3）政府调控（gov）。政府通过政策与财政支持等为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对二者协同起到引导作用，选取财政支出占GDP比例（%）表征。（4）环境规制（env）。环境规制通过倒逼产业升级与资源效率提升等机制促进绿色发展，同时在改善社会环境质量、引导经济转型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总额占GDP比例（%）衡量。（5）金融发展（fina）。通过创新金融产品、优化资金配置，为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同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激活消费潜力、提高社会福利覆盖范围方面促进共同富裕，以存贷款总额占GDP比例（%）表征。（6）数字经济（dig）。数字经济为绿色发展提供技术平台，同时数字经济赋能经济包容性增长，催生大量就业岗位，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以人均邮电量（元）表示。所需数据由2012—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并计算得出，借助插值法补齐部分缺失数据。

3.4.2 影响机制分析

通过R语言构建ntree为200的随机森林模型，展开各影响因素对二者协同值影响程度的解析（图7）。根据共线性分析结果，最高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为5.50，即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随机森林模型估计结果的R2为0.985，MAE为0.017，表明因子间存在的偏离误差较小，拟合优度较高，适用于影响因子重要性排序。IncMSE（均方误差增加量）和IncNodePurity（节点纯度增加量）两种排序结果均靠前的影响因素为主导因子，两者排序方法计算过程不同可能导致影响因素重要性排序存在差异。总体上，两种排序结果皆以经济基础、产业结构、数字经济为前3位的影响因素，该3项影响因素IncNodePurity值均大于2，且具有较高的显著性；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影响程度较小，政府调控为最末位影响因素。
图7 影响因子相对重要性排序

Fig. 7 Ranking of relative importance of impact factors

偏依赖图可以反映影响因子作用强度及方向差异（图8）。图8显示各影响因素与协同值的关系皆呈正向波动变化，各影响因素呈现差异化驱动作用。（1）经济基础。协同值对经济基础的响应为正相关。2011—2022年中国人均GDP提高144.3%，为两者协同发展的可持续性提供物质基础。（2）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对二者协同的影响呈较稳定上升趋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为30%~60%时，对协同值影响的上升幅度较大，随后缓慢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使其在带动绿色行业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优势突出，对两者协同产生积极影响。（3）政府调控。当财政支出占GDP比例在10%~20%之间时，对协同值影响效应呈“跃升式”增长，合理的财政支出有效推动协同效应提升，但占比超过20%后呈波动下降的非线性发展态势。财政支出的关键不在于规模，而在于支出结构和效率，一方面，政府调控往往具有滞后性，无法迅速应对市场变化；另一方面，对政府调控过度依赖容易弱化效率优先的市场逻辑，削弱创新创业动力与经济活力，在资源利用与福祉提升等方面不利于二者协同发展。（4）环境规制。当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总额占GDP比例小于3%时，协同水平上升幅度最大，随后有微弱下降趋势；在比例达到9%时协同值上升至最大值并维持在平稳状态。环境规制有利于优化产业环境结构，促进生产技术与生产效率提升，可以很好地平衡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5）金融发展。协同值与金融发展呈三阶梯式波动上升的响应趋势，当存贷款总额占GDP比例接近6%，协同效应达到最大值随后保持稳定。金融发展通过引导资源合理配置，扩大公共服务普惠性，有效促进了二者良性互动，印证了陈伟泽等[43]对遏制金融“脱实向虚”对可持续发展有效性的猜想。但金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存在改进迟滞、传导受阻、“虚实调和”效果欠佳等问题，相应地对协同效应产生阶段性影响。（6）数字经济。当人均邮电量小于5000元时，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融合尚浅，整体影响效应呈波动性变化；而当人均邮电量超过10000元，数字经济进入较成熟发展阶段，治理体系逐步完善，为协同发展提供稳定支撑。
图8 影响因子偏依赖图

Fig. 8 Partial dependence graph of influencing factors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从理论与实证结合的角度对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机制进行了探索，基于Super-EBM模型和熵值法测算得到2011—2022年中国绿色发展效率与共同富裕指数，采用哈肯模型测度并刻画二者协同演化水平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借助随机森林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重要性排序并分析各影响因子驱动作用的方向及强弱。研究结论如下：
（1）2011—2022年绿色发展效率与共同富裕指数显现出波动性走高态势；绿色发展水平在空间层面呈西北优势与东南劣势的区域性倾斜格局，共同富裕由“点状高水平、面上低水平”演变为“连片高水平”的空间格局，北京与长三角沿海地区形成高水平联动区。
（2）在研究期内，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水平波动上升，东西部协同水平差异最显著，中西部差异最小并趋于收敛。中国省域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水平经历了由初级向中高级协同演变的过程，处于初步协同阶段的地区居多，东部地区随时间普遍发展至高水平协同阶段。空间格局呈由东向西递减的分布特征，京沪两地始终为协同“高地”，区域异质性趋于减弱。
（3）在影响因素方面，经济基础、产业结构与数字经济水平为前三位的影响因子，其次为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政府调控影响最弱。不同因子的正向赋能效应存在差异，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环境规制、金融发展与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政府调控的正反馈效应先上升后减弱最终趋向平稳。

4.2 讨论

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理论上，本文在解析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互动关系基础上构建了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理论框架，相较于绿色发展赋能共同富裕[4,22,27]、共同富裕影响绿色发展的单向作用视角[28]，进一步深化了两者互动关系的理论认知；相较已有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机理的分析框架[32,33]，本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关系的演化性与阶段性。另一方面，实证研究发现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关系具有时序上的演化阶段性和空间上的异质性，反映出推进区域的“绿富共赢”既需要因地制宜，也需要因时施策。此外，本研究借助随机森林模型识别了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影响因素的非线性作用机制，进一步说明了两者协同演化机制的复杂性，也暗含了推进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良性互动和协同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既要统筹兼顾，更要加强顶层设计、整体推进。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在绿色低碳转型理念指引下，分阶段、因地制宜地推进绿色转型与民生福祉。其中，东部、东北部地区未来重点在于积极探索生态保护多元补偿机制，保持环境规制的合理强度，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同时巩固发展成果的包容性与普惠性；中部、西部地区需着力增进社会整体福祉，统筹推进资源整合与流转，助推生态资源价值变现。其次，探索区域绿色共富联动发展模式，在社会发展中抓住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在绿色转型中挖掘促进民生福祉的潜力；同时，激活新质生产力在生态资源转化方面与扩大就业、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和质量等民生福祉改善方面的赋能效应，推动经济向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第三，以可持续发展需求为导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目标，出台“绿色低碳+民生建设”等政策“组合拳”，发挥政策对经济活动脱碳化、资源高效利用等的引导作用，释放转移支付和绿色产品价值实现等政策红利。
本文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间协同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于对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路径有更全面的把握，但仍存在部分不足有待后续深化：首先，本文通过对现有理论的梳理和数据的分析，初步探讨了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协同演化特征，但两者协同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因此对其协同演化阶段的“拐点”识别有待深化，特别是如何确定每个阶段的阈值范围仍是值得探讨的科学问题；其次，本文采用随机森林模型分析了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的驱动因素，但对于阻碍二者协同的机制性、体制性因素仍缺乏科学诊断，如何精准识别障碍因素，揭示这些因素的潜在风险与相对主次关系，并据此提出靶向性破解对策，也是未来的重点方向；此外，本文从宏观上检验了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的时空格局及动态趋势，未来还可以聚焦典型微观案例，结合实地调研，总结归纳中国语境下绿富共赢的实践经验与协同模式，为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地区推进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提供样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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