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成立，面向统一管理时代自然资源学人才培养的学科定位与知识体系亟待创建。采用文献计量与文献综述的方法，对自然资源学的学科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自然资源学的学科定位、知识体系、实现路径。中国自然资源学经历了从萌芽、初创，到快速成长、稳定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学科定位从多学科、交叉学科逐渐演变为跨学科。自然资源学目前已经形成以自然资源为研究对象，以形成机理、可持续性、效率效益、权属管理为理论基础，运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计量评价、模拟优化、政策分析等技术方法，开展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资产化、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开发利用工程设计等应用的知识体系架构。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教学资源建设已成为专业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针对新时期重点领域国土空间规划教育面临的挑战，探索基于虚拟教研室的《国土空间规划概论》数字教学资源融合建设，旨在打破传统教育边界，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具体建设内容包括：（1）构建以知识图谱为基础核心骨架、“纸质+数字”为呈现形式新型教材、智慧课程为指向场景示范课程的系统性资源融合建设模式，实现教学资源的全面数字化转型和高效共建共享；（2）构建跨校协同多专业教师与行业专家合作开展数字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实现教学模式的创新和学习方式的多样化；（3）构建知识迭代与问题反馈机制，确保数字教学资源融合建设的实效性和可持续性。
为了应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需求，清华大学成立了秀钟书院，以本科生为对象培养全球绿色发展的引领者。《资源科学导论》作为秀钟书院核心基础课设立，强化交叉学科，培养学生形成系统分析、交叉学科的思维方式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及方法论。针对培养定位，本课程提出为了使分散的知识系统化且便于掌握，将资源科学的课程内容归纳成一个“资源维—过程维—评价维”的“三维”立体交叉网络式的知识系统，并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角度来思考资源问题，实现资源全生命周期综合价值的最大化。课程改革的实施为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资源类课程改革，为培养具有跨学科知识、系统思维和创新能力突出的复合型创新人才提供借鉴。
随着资源科学研究纵深发展和跨学科交叉融合，提升自然资源教学能力已成为高等教育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教赛互促”理念，通过分析资源科学的学科特点、教学要求和教学模式，探讨了教学研究和学科竞赛相结合的“教赛互促”模式推动自然资源教学能力提升的作用路径。通过对全国大学生自然资源科技作品大赛的分析，验证了该模式对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学生学习能力的积极作用。教师通过参与学科竞赛，能够及时更新教学理念和方法，将学科前沿知识融入课堂，提升教学质量；学生通过竞赛活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并提升创新能力。“教赛互促”模式在提升教学质量、激发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可为资源科学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探究新质生产力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模之间的影响关系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义重大。借助2005—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固定效应、调节效应和门槛模型，测定二者之间的时空演进及非线性相关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新质生产力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模的重心均向东南方向移动。（2）新质生产力能显著正向促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实施规模，作用效果具有滞后性。（3）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新质生产力促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模的作用中具有调节功效。（4）新质生产力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模的影响存在以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为门槛的非线性特征，具有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新质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主体功能区是中国特有的面向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重要制度设计，但在当前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支撑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新发展格局稍显不足。为促进主体功能区规划全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适应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战略的要求，深入分析了主体功能区在功能、政策和空间上的分区实质，解析“双评价”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关系；提出以省域“双评价”为基础，通过面向生态服务、农业生产、城镇发展三类主体功能构建功能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与综合判别系统，并耦合主导因素判别修正细化调整方案，形成一套结合资源要素与社会经济要素的主体功能区调整优化方法；进一步以广东省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以期为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调整优化与分区细化提供参考。
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并实施了生态保护红线战略。自2022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如何实现长效管控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此，全面解析了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基本逻辑、思路框架和实现路径，结果表明：生态保护红线尽管在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了划定边界范围，但管控中应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和灵活思维，既要关注内部也要统筹考虑与周边区域的生态协同；既要坚守管控规则也要兼顾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有必要搭建涵盖重要生态空间保护、生态安全格局优化、生态系统服务提升三个层次的管控思路框架，并探索一套包括法律、行政和技术等多个维度的管控支撑体系，从而确保生态保护红线管得住、可持续。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既是保障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有效运行的必要基础，也是适应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推进国土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城镇发展模式转变及空间治理方式升级等需求，均要求规划的工作逻辑由原来的愿景蓝图式设计转变为全景过程式治理。围绕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实践在运行机制、响应方式、系统应对等方面的挑战，研究提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应将规划由重信息生产的“前馈性控制”转变为重信息使用的“后馈性控制”逻辑，重点关注规划与空间状态、规划与规划及规划与系统之间的关系，按照“状态感知—规划回溯—系统应对”的逻辑，重点构建国土空间运行状态的实时感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主动优化及“国土空间规划+”的联动响应三大应用场景，从而与“系统认知—规划制定—状态生成”蓝图式设计逻辑共同构建国土空间治理的数字化闭环。
国家公园体制是中国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键举措，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提高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不仅有利于维护生态安全，更有利于增进人类福祉。基于活力—组织力—恢复力（VOR）模型，在分析首批五个国家公园2000—2023年生态系统健康时空变化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1）2000—2023年除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略有下降外，其余四个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增幅最大，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最小；（2）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以中等水平区和较高水平区为主，而其余国家公园则以高水平区为主；（3）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呈“西北低东南高”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余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呈“高扩低缩”的趋势；（4）人类活动对首批五个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提升的抑制与促进作用并存，但抑制影响和抑制区占比逐渐降低。未来，国家公园管理尤其应关注易受人类活动影响区域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任务，科学识别乡村聚落发展类型并制定针对性发展对策是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环节。以苏州市集聚提升、特色保护、城郊融合等三类乡村聚落为例，立足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性支撑要素——生态环境赋能、交通设施赋能、公共服务赋能，探究村域尺度下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聚落支撑要素赋能分异特征，并借助空间约束多元聚类法识别支撑要素赋能下乡村聚落发展类型及对策。研究表明：（1）在生态环境、交通设施、公共服务等支撑要素作用下，苏州市乡村聚落支撑要素赋能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其中，生态环境的地形、水源、林地等要素赋能三类乡村聚落趋近并呈现环带状分布特征；交通设施赋能呈现出地域性差异，其高值多沿路网呈“树枝”状或带状格局分布；公共服务赋能在空间上呈现出“总体点状零散分布、高值邻近乡镇中心”的分布特征。（2）根据三个支撑要素的量化分析结果，将苏州市乡村聚落划分为全面推进区、生态推进区、文旅推进区、治理推进区、重点治理区和全面治理区等6个发展类型分区，并基于“以优势要素带动弱势要素、以局部互促推进整体提升”的发展思路，提出支撑要素赋能下苏州乡村聚落分区发展对策。
推进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共赢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在厘清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演化机理基础上，采用哈肯模型对两者协同关系定量测度并刻画时空格局特征，最后借助随机森林模型识别协同演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11—2022年中国绿色发展效率与共同富裕指数波动增长，绿色发展水平逐渐演变为西北—东南递减的梯度分异格局，北京和长三角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2）研究期内二者协同水平显著攀升，空间层面形成“东强西弱”格局，区域间差异持续缩小，各地区协同演化类型阶段性向好发展。（3）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环境规制、金融发展与数字经济能够较稳定地促进两者良性互动，政府调控的驱动作用先升后降。研究成果可为国家协同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和共同富裕提供参考借鉴。
面对适应复杂多样的变化环境挑战，处于生态敏感地区的自然旅游地人居空间适应性研究既是可持续人居环境研究的重点方向，也是破解自然旅游地人地矛盾的关键所在。适应性状态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权衡下自然旅游地人居空间系统演化的复杂性、异质性及可持续性。基于适应性的理论视角，引入复杂适应性科学研究范式，开展复杂变化环境下自然旅游地人居空间适应性科学研究，构建自然旅游地人居空间适应性研究框架与研究体系。从生态适应性、功能适应性、主体适应性维度，提出人居空间适应性综合评价体系。生态适应性是在生态文明基础上对自然空间的适宜表达，反映人居空间与外部“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关系；功能适应性是人居空间利用的多功能性，反映在有限“土地”资源约束下人居空间内部各功能的权衡状态；主体适应性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反映“人”作为主体的应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行为和内部功能改造能力。在此基础上，从理论更新、运行规律、综合机制、人类福祉效应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进一步研究方向。力求丰富地理学学科研究内容，为推进自然旅游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支撑与典型示范。
基于综合评价法和敏感度模型，以湖北省为例分析2010—2022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研究发现：（1）湖北省农业绿色发展呈现“N”型变化特征，其中资源利用和产出水平得分平均值下降，环境保护得分平均值上升。（2）湖北省粮食生产经历了“递增—下降—高产—稳产”阶段，年均产量鄂中>鄂西>鄂东，粮食生产能力与农业绿色发展各维度之间存在不同的响应关系。（3）湖北省农业绿色发展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性总体上先降后升，其中资源利用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性持续下降，环境保护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性持续上升，产出水平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性先降后升，敏感区数量存在波动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应进一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增强农业绿色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优化农业发展格局。
村企合作演化为资本下乡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方式，是城乡要素流动和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模式创新。以山东省中郝峪村为案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引入社区能力理论，建构了资源—组织—网络—治理的逻辑分析框架，剖析村企合作驱动旅游型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嵌入乡村实现了城乡资源要素流动与聚合，产业发展主导力量从内源向内外协同演化，建构了共创、共建、共享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2）村企合作推动了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回流乡村，实现了主体交互赋能与社区能力提升；企业嵌入乡土社会形成公司管理与乡村治理协同共治的双元治理模式，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通过利益捆绑、公平利益分配等路径建构了新型乡土社会关系和行动者网络，驱动旅游产业有序运营。（3）村与企协同合作促进了资源资本化、旅游产业兴旺、农户赋权增能，塑造了乡村善治空间，建构出“以企兴村”“以企富村”的创新发展逻辑，实现了兴业、强村、富民的一体化发展，推动了乡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进程。研究拓展了社区能力理论在乡村共同富裕领域的运用，为资本下乡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揭示乡村数字化转型空间网络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效应，可为推进乡村数字化转型空间联动赋能农业固碳减排提供理论支撑。基于“效率—公平”框架，借助碳减排潜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模型和基准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网络对农业碳减排潜力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乡村数字化转型指数持续增长，空间上呈现东、中、西部递减格局。（2）农业碳减排潜力指数波动上升，空间上表现为中、东、西递减特征。（3）乡村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网络呈现中部地区密集、外围逐层递减的极核式扩散规律，网络密度和关联数波动上升。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区节点中心度较高。（4）乡村数字化转型空间关联网络节点中心度对农业碳减排潜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新时期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政策工具。运用理论解析法和探索性案例法，从资源再配置和经营方式转型两个维度阐释全域整治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作用机理，提炼案例区全域整治的路径模式与创新机制。研究发现：（1）随着农户家庭经营与生计方式的商品化，农户家庭利益目标从追求土地产出率最大化转变为追求劳动生产率最大化，劳动力析出农业甚至是彻底退出农业，导致耕地撂荒或非农化。这是一种内生性冲动，是农户对生计资源的再配置过程，客观上解构了小农经营方式。（2）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必须处理好两大议题，即资源要素的创新性配置问题（生产问题）和经营剩余的分配权设置问题（积累问题）。全域整治可通过建立两个链接，即小农户与村集体链接、村集体与新型经营主体链接，实现耕地横向整合与规模化经营。（3）基于资源现状条件，案例区探索出“经营权入股→耕地连片整治→规模化经营→收益按股分配”的整治路径与模式，引导小农户分散化经营向新主体规模化经营转变，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综合效益。全域整治可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关键在于利益联结、利润分配等机制创新，同时应处理好相关趋势性问题。
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需要关注城市在宏观城市系统中的相对表现，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规模修正有助于更准确地识别和量化城市潜在提升空间。基于城市标度律，测度2012—2022年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分析其与要素投入、产出水平与绿色减排效能之间的关联模式。研究表明：（1）基于标度律修正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指数能有效修正规模效应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为更客观、定量地测度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指向性评价标准。（2）从空间分布格局上看，中国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高值区域位于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东北、西南和西北等地区的中小规模城市土地利用尚未充分发挥规模潜力，节约集约利用效能有待提升。2012—2022年间，77.4%的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保持稳定或呈现积极变化，表明全国整体效能趋于稳定并稳步上升。（3）区域和规模异质性视角下，东部地区和超大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处于较高水平，而东北地区和中等规模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还有待提升。（4）与同等规模城市相比，实际投入更少的土地、获得更多的产出和更强的绿色减排能力可带来更高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研究结果有助于修正传统线性评价方法的偏差，为科学客观评价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制定差别化的集约利用管理措施提供指向性方法支撑与决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