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自然资源学报 >

2025 , Vol. 40 >Issue 7: 1900 - 1913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710

其他研究论文

地理标志使用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影响——基于PSM模型的检验

  • 朱蓉芳 ,
  • 史兴民 ,
  • 冯晓
展开
  •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西安 710119
史兴民（1975- ），男，山西临汾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乡村地理与环境社会学研究。E-mail:

朱蓉芳（1998- ），女，江西南昌人，硕士，主要从事人地系统与城乡发展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4-03-25

  修回日期: 2025-02-2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6-20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YJA840014)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0F004)

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项目(2022JM-151)

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2021ZDLSF05-02)

收起

The impac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usage on farmers' percep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 test based on PSM model

  • ZHU Rong-fang ,
  • SHI Xing-min ,
  • FENG Xiao
Expand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3-25

  Revised date: 2025-02-20

  Online published: 2025-06-20

Fold

摘要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可以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缓解“三农”问题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在地理标志对生态系统保护效应研究不足的背景下，地理标志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效应研究可作为补充内容以丰富地理标志的保护效应。基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框架，构建生态系统服务感知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渭北旱塬区优质苹果生产基地为例，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究地理标志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效应。研究发现农户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受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地理标志商标了解度、对苹果品质是否重视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地理标志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效应显著，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提升了3.8%~4.3%。未来需继续宣传地理标志，让更多的农户参与使用以提高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

关键词： 地理标志; 倾向得分匹配; 生态系统服务感知; 渭北旱塬区

本文引用格式

朱蓉芳 , 史兴民 , 冯晓 . 地理标志使用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影响——基于PSM模型的检验[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7) : 1900 -1913 . DOI: 10.31497/zrzyxb.20250710

Abstract

China is a major agricultural country,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an promote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lleviate issues relating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achiev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n ecosystem protection, research on the perception effec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n ecosystem services can serve as supplementary content to enrich the protection effec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n ecosystem service percep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Framework. Taking the high-quality apple production base in the Weibei dryland region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erception effect of geographic indications on ecosystem services through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farmers in the use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s influenced by the gender of the head of household, education level, understanding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ttention to apple quality, and the location.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ercep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 perception level of ecosystem services by farm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use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has increased by 3.8% to 4.3%.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promot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encourage more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us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percep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Key word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ercep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Weibei dryland region

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系统为人类直接或间接提供的惠益或好处，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农户作为生态系统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其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关系着生态行为和社会经济活动行为[1]，进而影响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的协调发展。政策是社会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与管理的直接反映[2]，影响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1]。地理标志作为一种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其实施不仅能够保护原产地的生态系统，维持农村景观的稳定，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能促进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并强化产品质量的管控。这些作用路径对于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具有潜在的影响，但具体效应尚待深入研究。因此，为了准确衡量地理标志政策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影响，首先必须评估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水平，进而定量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明确地理标志政策的保护效应以及制定相关生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是指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偏好、态度和价值观[3]，反映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4]。公众对生态系统的感知已被提出作为解决与全球环境变化相关复杂问题的新兴工具[2]。从研究内容上看，目前研究多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看法[5-9]，探讨不同看法背后形成的原因[1,5-7,9-11]，以及其与福祉内在关系分析[5,8,12]等方面，但缺乏政策对感知的影响，尤其是缺乏基于微观视角下，克服个体异质性探讨某类因素对其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影响。从研究方法上看，以往研究[1,8,9,13]多采用回归分析探索关键影响因素及影响强度，也有研究[6,14]采用假设检验方法探究不同属性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差异，但传统的线性回归方法和假设检验方法存在无法避免农户自选择性和结果精度低等问题。从研究对象上看，多数学者关注生活在生态功能区[1,6-10,12]的农户或居民，这类型的生态功能区主要包含两种：一种是对生态环境存在重要作用的地区[1,7-9,12]，例如甘南高原、热带雨林、南方丘陵等；一种是有相关政策支持的生态保护区[6,10]，例如小熊猫栖息地保护区、沿海湿地保护区。以往研究重点关注他们生活区范围内所有天然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比如研究甘南高原地区农户对草地、森林、湿地和农田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1]，为当地发展制定生态政策提供参考。然而对特殊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的研究较少，同时也很少关注到地理标志农产品种植户这一特殊群体。
地理标志是通过质量、声誉或与商品相关的任何其他特征（如国家、地区或地方）来识别商品的标志[15]，是发展农业和地方经济的重要制度和政策工具，其对生态系统保护、增值和溢价效应日益明显[16]，同时也对当地生态系统功能丧失、可持续性发展不足和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等问题有缓解作用[17]。为保证原产地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赋予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地域性、特殊性及优质性，生产区需要要求加强水质、土壤等治理改善，严格控制农药投入使用，推行病虫害统防统治，打造绿色食品基地建设[18,19]。政策的实施对当地利益相关者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存在显著影响[1,14,20]，已有研究[17]论证了地理标志会显著增强人们对人类景观要素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感知。因此，探究农户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影响，能够为加强地理标志政策对生态系统保护效应的理解，利于生态政策的制定。
本文以渭北旱塬优质苹果生产基地为研究区，参照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框架，建立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农户视角，量化使用地理标志政策的影响，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来研究地理标志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净影响，这能够准确度量政策对于农户感知的影响，据此提出可行性建议，提高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增强农户生态意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主要贡献为：（1）弥补地理标志综合效应研究不足。目前地理标志综合效应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现有研究对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地产生的经济效应[19,21-23]研究丰富，从地区、个人不同尺度探讨地理标志对经济的影响，但对参与地理标志使用的农户对生态系统带来的保护效应研究不足。（2）丰富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研究内容，关注特殊群体——地理标志农产品种植户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3）准确测量地理标志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影响，量化地理标志政策的保护效应，为制定科学有效的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1 研究假设

生态系统服务感知与福祉关系密切，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感知能够直接反映农户需求[8]。对于农户而言，参与地理标志使用产生的增值和溢价效应可以直接影响福祉中重要组成成分收入的变化，而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相互影响[24]，因而福祉的改善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将产生进一步的作用。同时，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对生态系统产生保护效应。该过程主要是因政府需保证地理标志产品的同质性和安全性，要求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有关部门加强生产环境综合治理和监控，这将提高农户对生态系统的重视，促进其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从而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图1）。
图1 地理标志与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研究框架

Fig. 1 Research framework on geographiccal indications and percep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地理标志可以提高参与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渭北旱塬区是陕西黄土丘陵沟壑区与渭河冲积平原之间的过渡区域（34°22′N~36°14′N，106°29′E~110°36′E），总面积约39600 km2，约占陕西省总面积的19.26%；属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气候区，年均温在8.6~13.5 ℃，光热资源丰富[25]；雨水主要集中在7-9月，雨热同期有利于果实生长；土壤呈弱碱性，土质疏松，土层深厚有利于苹果根系发育。该区是陕西省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地带和驰名中外的苹果生产基地[26]。
结合陕西省渭北旱塬地区生产苹果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市县名单，随机选择延安市洛川县和咸阳市旬邑县作为目标地点。洛川县和旬邑县位于渭北旱塬区北部，属于黄土高原沟壑区，其气候条件均符合苹果适生区标准，是世界公认的优质苹果产区。旬邑苹果和洛川苹果分别于2017年和2019年登记为农产品地理标志并划定保护地域范围，实行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2021年旬邑县和洛川县的苹果种植面积分别为20480 hm2和35652 hm2，产量分别为500963 t和984954 t[27]。旬邑县和洛川县两地生态系统为当地种植户提供生计来源，保障了当地90%农民的收入，是两县走向共同富裕之路的基石。

2.2 数据来源

2022年8-9月，课题组在旬邑县和洛川县进行问卷调研和实地访谈。从中随机选取1~2个乡镇，再从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2个行政村，共6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抽取35~40名受访者开展问卷调研，每份问卷时间在45分钟左右。为保证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和可靠性，在进行正式问卷前，通过电话咨询村委会工作人员相关信息，对所有调研人员进行问卷培训，确保每位调研人员清楚问卷题项内容及含义。问卷调研过程中，采用1对1入户访谈的形式进行，以一名家庭成员为主，其他家庭成员对信息补充，访谈过程中对于受访者不理解的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解释以确保获取的数据准确性。调研期间共发放问卷240份，获得有效问卷217份，问卷有效率90.4%。

2.3 研究方法

为准确测量农户采用地理标志对其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影响，本文选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模型对农户是否参与地理标志构建反事实框架。倾向得分是在给定可观察到的协变量的情况下，分配到处理组的条件概率，是一种反事实因果推断的方法[28]。借助匹配的思想构建准自然实验，将参与地理标志和未参与地理标志中匹配得分相近的样本配对，该方法克服了选择性偏差、解决了农户自选择性所导致的有偏估计[29]。本文中，农户是否参与地理标志存在样本自选择性问题，采用PSM方法计算出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TT）可以准确测量农户参与地理标志对其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净效应。计算公式如下：
A T T ¯ = 1 N 1 ∑ i : D i = 1 ( y i - y - 0 i )
式中： N 1是处理组个数，即参与地理标志农户的数量（个）； ∑ i : D i = 1 表示对参与地理标志农户数量的加和（个）； y i表示农户i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得分； y - 0 i表示参与地理标志农户未参与时其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得分的估计值。

2.4 变量设置

在变量选取上，参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中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借鉴国内外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相关研究[1,3-5,8,9,30,31]，认为供给服务是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产品，例如食物、水、薪材等；调节服务是从生态系统过程的调节作用中获得的各种收益，例如维护空气质量、调节气候、调节水分、控制侵蚀等；文化服务是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非物质收益，例如美学、地方感、生态旅游等；支持服务是对于所有其他生态服务的生产必不可少的服务，例如氧气生产、养分循环、动物栖息地等[32]。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从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4个方面测量农户对苹果种植园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具体而言，由于研究对象是苹果种植户，当地农户种植苹果以获得收益，因此在农户对供给服务的感知中，选取“提供苹果”作为指标之一。对于一些服务而言，评估的时间尺度及其对人类影响的直接程度，既可以把它划分为支持服务，也可以把它划分为调节服务[32]。本文对于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指标的选取，一方面参考已有相关研究[1,3,9,30,31]，另一方面考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对于当地农户而言，果树授粉、土壤肥力是直接影响农户苹果产量即供给服务的生态系统服务，固碳释氧和动物栖息地是生态系统其他服务实现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服务类型，因此作为支持服务的指标。在变量处理上根据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的定义，选定的测量指标采用熵值法进行加权，计算得到农户的综合指数作为结果变量；以是否参与地理标志作为处理变量；通过对已有文献[1,23,29]的梳理，以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地理位置和社会资源禀赋变量作为协变量。具体指标选取即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指标选取与变量定义

Table 1 Indicator selection and variable definition

变量 指标 指标定义 均值 权重 指标来源
处理变量
　是否参与地理标志 参与=1；未参与=0 0.47
结果变量
生态系统服务 0.38 —
供给服务 2.99 0.438
提供苹果 不重要=1；不太重要=2；一般=3；比较重要=4；十分重要=5 4.55 0.016 [3]
提供饲料 同上 1.79 0.298 [1]
提供其他农产品 同上 2.62 0.124 [1]
调节服务 3.61 0.129
净化空气 同上 3.83 0.031 [1]
调节气候 同上 3.59 0.025 [1]
水源涵养 同上 3.56 0.033 [1]
控制侵蚀 同上 3.46 0.040 [9]
支持服务 3.46 0.203
果树授粉 同上 4.03 0.031 [31]
土壤肥力 同上 3.80 0.028 [3]
固碳释氧 同上 3.43 0.048 [32]
动物栖息地 同上 2.56 0.098 [1]
文化服务 2.61 0.230
美化环境观赏 同上 3.36 0.038 [1]
休闲旅游 同上 1.86 0.191 [1]
协变量
户主特征 户主性别 男性=1；女性=0 0.95
户主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3；大专=4；本科及以上=5 1.86
家庭特征 地理标志商标了解度 非常不了解=1；比较不了解=2；一般=3；比较了解=4；非常了解=5 2.41
对苹果品质是否重视 是=1；否=0 0.90
地理位置 旬邑县 0
洛川县 1
社会资源禀赋 是否参与苹果生产管理培训 是=1；否=0 1.86

3 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图2显示了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的感知情况。当将“重要”和“非常重要”的评价汇集在一起时，总体上，农户认为生态系统服务中提供苹果是最重要的。具体而言，从指标重要与不重要人数之比大于2的指标来看，依次是提供苹果（13）、果树授粉（6.17）、净化空气（5.07）、土壤肥力（3.67）、调节气候（3.29）、水源涵养（3.11）、控制侵蚀（2.79）、固碳释氧（2.08）。供给服务内指标差异较大，认为提供苹果、提供饲料、提供其他农产品等相关指标不重要的受访者比例在7%~73%，对于同一指标类型服务，不同人之间的看法有很大差异。认为净化空气、调节气候、水源涵养、控制侵蚀等相关指标不重要的农户比例在14%~19%，相对其他服务的二级指标而言，农户对调节服务的重要性感知较为一致。认为提供饲料、提供其他农产品、动物栖息地和休闲旅游等生态系统服务不重要人数多于认为重要的，其中认为休闲旅游和提供饲料两项生态系统服务不重要的农户人数较多。
图2 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各指标得分占比情况

Fig. 2 The proportion of scores for various indicators of perceived ecosystem services by farmers

表1数据显示，在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均值中，调节服务的二级指标得分都在3.4分以上，调节服务（3.61）被公认为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支持服务（3.46）、供给服务（2.99）仅次于其后，而文化服务（2.61）的感知得分均值最小。但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权重大小依次为供给服务（0.438）、文化服务（0.230）、支持服务（0.203）和调节服务（0.129）。其中，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被划分为低感知水平（<0.33）、中感知水平（0.33~0.67）和高感知水平（>0.67）三个等级。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均值为0.38，整体感知水平中等。是否参与地理标志使用情况与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高低关系如图3所示。大部分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属于中感知水平，高感知水平的农户占比最少。比较使用地理标志和未使用地理标志的农户低、中、高感知水平占比情况，两者分布差距不大。
图3 地理标志使用情况与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

注：图中数字代表农户数量（个）。

Fig. 3 The adop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the perceived level of ecosystem services by farmers

3.2 倾向得分值的Logit估计结果

基于可观测的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地理位置和社会资源禀赋变量作为协变量，二元Logistic模型被用于估计农户参与地理标志使用的概率，从而为处理组样本和控制组样本估计倾向得分值。表2结果显示，地区、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程度、地理标志商标了解度和对苹果品质是否重视对农户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地区对农户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在5%的显著水平上具有正向影响，说明洛川县的农户参与地理标志使用的可能性比旬邑县农户大，这可能因两地地理标志商标的发展状况不同而导致两地农户行为差异。户主性别对农户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在10%的显著水平上具有正向影响，说明户主为男性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参与地理标志使用。这与已有研究[10]中指出同年龄段男性比女性更加自信结果一致，男性更愿意接受新鲜事物。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在10%的显著水平上具有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更倾向于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地理标志商标了解度对农户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在10%的显著水平上具有正向影响，说明农户越了解地理标志商标，越倾向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对苹果品质是否重视对农户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在5%的显著水平上具有正向影响，说明重视苹果品质的农户比不重视苹果品质的农户更愿意参与地理标志使用。
表2 Logit 回归结果

Table 2 Logit regression results

系数 标准误 Z值 P值
地区 0.886** 0.371 2.390 0.017
户主性别 1.925* 1.106 1.740 0.082
户主受教育程度 0.382* 0.214 1.780 0.074
地理标志商标了解度 0.229* 0.127 1.810 0.071
对苹果品质是否重视 2.604** 1.058 2.460 0.014
是否参与苹果生产管理培训 0.471 0.340 1.390 0.166
常数项 -6.610*** 1.579 -4.190 0.000

注：*表示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3.3 PSM模型结果

3.3.1 共同支撑域与平衡性检验

为保证模型的匹配质量和结果的准确性，对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得分进行共同支撑域检验，确保两者的倾向得分取值范围有较大重叠区；采用伪R2、LR统计量、均值偏差、B值等参数来检验模型的匹配质量，结果如表3所示。图4是处理组和控制组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函数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匹配前两组之间重叠区域较少，倾向得分差异明显，吻合度极低；匹配后两组重叠区域显著增加，吻合度较高。说明参与和不参与地理标志农户的倾向得分区间基本实现重叠，共同支撑域检验通过。根据表3平衡性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匹配后各项参数均明显下降，说明本文协变量不存在系统性差异，表明模型匹配质量高，满足模型平衡性假定条件。不同匹配方法结果差异不大，说明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3 平衡性检验结果

Table 3 Balance test results

伪R2 LR统计量 均值偏差 中位数偏差 B值
匹配前 0.182 54.69 52.7 53.4 105.8
匹配后 最近邻匹配 0.009 2.34 6.0 4.4 21.7
半径卡尺匹配 0.009 2.53 6.0 3.9 22.5
半径匹配 0.004 1.06 4.4 4.6 14.6
图4 匹配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共同支持域

Fig. 4 Common support domains of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matching

3.3.2 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卡尺匹配和半径匹配方法测算了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对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文化服务感知和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不同匹配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样本数据稳健和研究结果可靠，因此采用三种方法的平均值表示地理标志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影响效应。
表4 地理标志使用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平均处理效应

Table 4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usage on ecosystem service perception

未匹配 最近邻匹配 半径卡尺匹配 半径匹配 平均值
生态系统服务 0.002 0.042** 0.043** 0.038** 0.041
供给服务 -0.073** 0.030 0.032 0.029 0.030
调节服务 0.103*** 0.034 0.030 0.033 0.032
支持服务 0.108*** 0.095** 0.098** 0.102*** 0.098
文化服务 -0.005 0.019 0.023 0.003 0.015
表4展示了农户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平均处理效应，可以看到参与地理标志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影响的净效应为0.041，表明在解决农户自选择偏差问题即控制混杂因素后，地理标志使用会促使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水平显著提高4.1%，研究假设得到验证，说明农户参与地理标志使用的确提升了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水平。从生态系统服务的不同类型来看，参与地理标志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对支持服务的感知水平，对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的感知水平有正向影响，但未通过统计学显著性水平检验。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渭北旱塬区苹果种植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差异，探究了农户是否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对其感知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渭北旱塬苹果种植户对果园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存在明显差异，对调节服务、支持服务、供给服务、文化服务的重要性感知依次减弱，而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最大的是供给服务；（2）农户重视生态系统中提供苹果、果树授粉、净化空气等生态系统服务；（3）参与地理标志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其中支持服务感知水平大大提升；（4）本文进一步证实户主的个体特征及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和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户主性别、地理位置、受教育程度、地理标志商标了解度、对苹果品质是否重视对农户选择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具有显著性影响，其中户主性别和对苹果品质是否重视影响最大。

4.2 讨论

4.2.1 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差异

从图3来看，认为该地区提供苹果、果树授粉、净化空气这三种生态系统服务重要的人数占比最多，对应的分别是供给服务、支持服务和调节服务，该研究结果与Wu等[5]研究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感知结果一致。对于苹果种植区农户而言，种植苹果是其主要收入来源，食品生产通过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和减轻贫困，为人类福祉做出贡献[33]。因而该地区农户对生态系统提供苹果和果树授粉两项服务重要性感知得分最高，这对他们来说，是与其福祉密切相关且有形的生态系统服务。休闲旅游和提供饲料这两种生态系统服务对于农户而言，视为不重要的人数占比最多。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来看，认为休闲旅游不重要可能存在以下原因，一者可能是这些地区未形成完备的生态旅游链；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二者可能是现阶段当地农户处于较低层级的需求，对休闲旅游这种服务的感知不够强烈；三者由于该研究区多为老年人且受教育程度不高，而已有研究[5]指出高等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然带来的无形利益。另外，当地农户主要是以种植苹果为主，农户很少养殖家禽牲畜，因此他们认为生态系统服务中是否提供饲料对他们而言是不重要的。结合表1数据来看，调节服务的均值得分最高，被当地农户视为最为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此处获得的结果与已有研究[34,35]结果一致。Yang等[34]研究发现在陕西省延安市延河流域的城市居民更重视供给服务，而农村居民更重视调节服务，该研究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其研究区在中国，得到城市居民更重视调节服务、农村居民更重视供给服务的研究区绝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Huang等[35]研究发现在白洋淀流域，农村低收入人群和老年人更注重调节服务，这与本研究区农户个人特征属性是一致的。除此，本文出现该结果的原因可能还有：（1）供给服务中“提供饲料”和“提供其他农产品”的感知得分较低，这是由当地的农户养殖情况差异较大导致的，因而供给服务整体的得分偏低；（2）调节服务中各项子服务虽然是无形的服务，但由于媒体的发达、互联网的普及、农村上网的便捷，农民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在升高，同时与种植苹果相关的调节服务得分也比较高。因此，本文的当地农户最重视调节服务。
本文采用熵值法来确定各指标权重，可以反映各项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36]。从各指标权重来看，影响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权重最大的是供给服务（0.438），最小的是调节服务（0.129），这说明农户对调节服务重要性看法一致且认为重要（图2），而供给服务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得分影响最大，这说明供给服务对农户影响最大。供给服务是通过投入时间、劳动力、资源和知识而获得的有形产品或资源，通常因其经济效益而受到重视[6]，其作为生态系统中能直接获取的有形服务，也是满足人类基本福祉（美好生活的基本材料）的基础[5]，说明当地农户目前是直接依赖生态系统谋生的当地利益相关者或土地所有者[37]，物质需求还有空白有待补充，进而说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由生计问题驱动的[10]。供给服务中的提供苹果和支持服务中的果树授粉两项指标均值均高于4，这与研究区主要种植苹果密切相关。
与其他研究相比，不考虑农户是否参与地理标志使用的情况，该地区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0.38）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王晓琪等[1]在研究甘南高原地区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中发现，农区农户对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比其他生态系统类型的要低，其中对于文化服务的感知度最低，但也接近0.4，整体而言是高于本文农户的感知水平。Zhang等[38]在探究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系服务与农户福祉的关系发现，该区域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水平呈上升趋势，且在其研究期间的感知水平达0.826，这与研究区属性有关，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农民对环境治理更加重视，自然保护区环境修复、黄河文化宣传等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当地农民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

4.2.2 地理标志与生态系统服务感知

地理标志使用不仅能够利用品牌溢价效应和增值效应提高当地经济收入，通过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保护环境且促进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这是利用PSM模型对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农户与未参与农户进行计算估计得出，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本文结果与他人研究结果一致，王晓琪等[1]指出环境政策影响农户多样性感知，并且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感知产生积极影响。本研究结果丰富了地理标志保护效应途径，参与地理标志使用提升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有利于提高其对生态系统重要性的认识，增强环保意识；有利于促进其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和保护，维护生态平衡；有利于促使其采用可持续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研究发现，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对农户提升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存在差异，支持服务的感知水平的增加值远高于其他三种类型，同时参与地理标志农户虽然在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感知水平有所增加但未形成显著性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农户的生计类型有限，对生态系统的依赖度大，对于供给服务的需求大且相差不大，导致是否使用地理标志未能对其感知形成显著性差异。而Koju[6]研究指出，参与社区林业（尼泊尔当地的一种森林政策）的人对于供给服务的重要性感知低于未参与者，该结果与匹配前结果一致，原因可能是由于其研究未克服研究对象的自选择性，或者可能是本研究区内农户对自然的依赖性比其研究中调查对象高。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以维持生态平衡，这个过程变化连续且缓慢。调节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过程的调节作用中获取的各种惠益[39]，这种生态系统惠益相比较供给服务，可量化性较弱，参与地理标志使用未能对其感知形成显著性差异。这与Koju[6]等研究一致，参与社区林业的人对于调节服务的重要性感知强于非社区林业用户组成员，说明政策的实施对有关人员的生态系统服务中的调节服务感知水平有提升作用。罗琦等[14]指出实施禁牧工程的地区牧民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感知较其他未实施禁牧地区低，因禁牧工程弱化了部分牧民与草场生态系统服务的联系；而地理标志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强化农户与生态系统服务的联系，所以参与地理标志使用的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强于未参与者，与本文结果一致。但对农户而言，个人参与地理标志使用与否与当地文化服务中休闲旅游关联度不大，因此未能形成因参与地理标志使用而对文化服务感知有显著性差异。有关部门要求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农户必须严格按照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生产产品，采用绿色型生产方式，这使得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农户对果树授粉、土壤肥力等支持服务特别关注，与未参与地理标志使用农户形成显著差异，使其对支持服务感知水平显著提升9.8%。进一步说明如果政策强化农户与生态系统服务的联系，使得政策相关农户的感知强于该政策以外人员；如果政策弱化农户与生态系统服务的联系，将使其感知水平弱于该政策以外人员[14]。

4.3 建议

基于上述结果，为提高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地理标志政策的宣传和推广，积极发挥地理标志对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溢出效应。应推动产业品牌化，加强地理标志农产品品质监管，扩大地理标志品牌溢价效应的辐射范围；高标准规范农产品生产过程，实现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模式。具体而言，首先，地方农业生产部门应立足当地农业发展优势，积极引导农户参与使用地理标志。可以积极宣传地理标志的经济生态效益，提高农户对地理标志商标的了解程度，促进农户树立品质优先的生产理念和品牌意识。其次，完善地理标志使用的管理体系，保障优质产品进入市场，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防止其破坏品牌形象及市场竞争力。最后，可以通过给予参与地理标志商标使用农户生产补贴，降低其使用地理标志商标的生产成本，拓宽销售渠道，保障产品出售率，提高农户参与地理标志使用意愿。（2）吸引在外青年回乡，实现乡村人才振兴。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严重，大批青壮年逃离农村，使得当地总体受教育水平偏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知识信息欠缺。因此吸引青年回乡，不仅能够缓解老人农业问题，而且可以提高当地生态系统服务感知水平。具体而言，首先，政府应加大在外青年回乡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力度，政策落实实现无阻化，为乡村输入青年，以改善乡村社会结构，促进当地环保意识水平的提升；其次，创造良好家乡环境，降低青年回乡落差感，强化青年回乡归属感，提升青年回乡成就感，全心全意为家乡建设奉献力量；最后，引导青年参与地理标志产品农业生产，青年人作为社会中坚力量，具有强吸引力和辐射力，能够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有利于地理标志的推广及使用。

4.4 不足

本文也存在一定不足，例如，对生活在水域生态系统中的地理标志动物产品来说，养殖户对水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与种植户对垦殖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是不一样的，各类服务的重要性可能有差异。本文仅探讨了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感知维度的差异，未来研究还可从可管理性、脆弱性和损害度等方面拓宽其感知维度，丰富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研究。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王晓琪, 赵雪雁, 王蓉, 等.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 以甘南高原为例. 生态学报, 2020, 40(9): 2838-2850.

[WANG X Q, ZHAO X Y, WANG R, et al. Farmers' percep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A case of the Gannan Plateau.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0, 40(9): 2838-2850.]

[2]
赵文武, 刘月, 冯强, 等. 人地系统耦合框架下的生态系统服务.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1): 139-151.

DOI

[ZHAO W W, LIU Y, FENG Q, et al. Ecosystem services for coupled human and environment system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1): 139-151.]

DOI

[3]
祖悦晴, 唐海萍, 陈玉福, 等. 三江并流区干旱河谷藏民对人类福祉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 山地学报, 2024, 42(4): 483-495.

[ZU Y Q, TANG H P, CHEN Y F, et al. Perception of human well-being and ecosystem services by tibetans in the dry valleys of the three-parallel-rivers area. Mountain Research, 2024, 42(4): 483-495.]

[4]
张宇硕, 刘博宇, 毕旭, 等. 基于利益相关者感知视角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进展.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5): 1300-1317.

DOI

[ZHANG Y S, LIU B Y, BI X,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ecosystem services based on stakeholder's percep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5): 1300-1317.]

[5]
WU R J, TANG H P, LU Y J. Explo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ecosystem services perception in the agro-pastoral ecotone of Northern 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2, 318: 115591, Doi: 10.1016/j.jenvman.2022.115591.

[6]
KOJU U, KARKI S, SHRESTHA A, et al. Local stakeholders' priorities and perceptions towards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Red Panda Habitat Region of Nepal. Land Use Policy, 2023, 129: 106657, Doi: 10.1016/j.landusepol.2023.106657.

[7]
PINGARRONI A, CASTRO A J, GAMBI M, et al. Uncovering spatial patterns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biodiversity through local communities' preferences and perceptions. Ecosystem Services, 2022, 56: 101436, Doi: 10.1016/j.ecoser.2022.101436.

[8]
FU L R, REN Y S, LU L,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rural residential well-being in the Xin'an River Basin, China.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2, 140: 108997, Doi: 10.1016/j.ecolind.2022.108997.

[9]
熊鹰, 肖蓉, 张坤, 等. 南方丘陵山地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以湖南省慈利县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7): 1766-1781.

DOI

[XIONG Y, XIAO R, ZHANG K, et al. Farmers' perception o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of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s in South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Cili county, Hunan provinc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7): 1766-1781.]

DOI

[10]
GUAN Y N, BAI J H, TIAN X, et 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for ecosystem service perceptions by stakeholders for coastal wetland conservatio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2, 371: 133596, Doi: 10.1016/j.jclepro.2022.133596.

[11]
REY-VALETTE H, SALLES J M, BLAYAC T. Perceptions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bonds with nature: The case of fish-farming ponds in France. Ecological Economics, 2024, 217: 108049, Doi: 10.1016/j.ecolecon.2023.108049.

[12]
熊鹰, 侯珂伦, 郑偲睿, 等.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南方丘陵山地农户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 以广东省乐昌市为例. 热带地理, 2020, 40(5): 843-855.

DOI

[XIONG Y, HOU K L, ZHENG S R,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well-being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s of South China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 case study of Lecha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Tropical Geography, 2020, 40(5): 843-855.]

DOI

[13]
张怡博, 段雪雯, 潘静雯, 等. 游客对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分析: 以武汉东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环境与发展, 2019, 31(9): 1-3.

[ZHANG Y B, DUAN X W, PAN J W, et al. Visitors' cognition to ecosystem services of Wuhan East Lake National Wetland Park.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019, 31(9): 1-3.]

[14]
罗琦, 甄霖, 杨婉妮, 等. 生态治理工程对锡林郭勒草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感知的影响研究.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1): 119-129.

DOI

[LUO Q, ZHEN L, YANG W N, et al. The influence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on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Xilin Gol Grassland.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1): 119-129.]

DOI

[15]
LIU G L, ZHANG Q, YIN G,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ir drivers in China.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6, 75(7): 612, Doi: 10.1007/s12665-016-5426-7.

[16]
尚旭东, 李秉龙. 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运行特征、趋势与问题: 基于农业部、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的分析. 生态经济, 2013, 29(4): 92-97, 120.

[SHANG X D, LI B L. Characteristics, trend and its problem to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of national agro-product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 study on departments of MOA, GAQSIQ and SAIC. Ecological Economy, 2013, 29(4): 92-97, 120.]

[17]
LUO Y Y, XU H L, ZHANG J J, et al. Magnifier or refractor?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on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 value o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based on the SolVES model.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2023, 11: 1208169, Doi: 10.3389/fevo.2023.1208169.

[18]
冯晓, 史兴民, 樊怡, 等. 地理标志农产品种植户的生计脆弱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陕西眉县、周至县为例. 地理科学, 2022, 42(11): 1986-1995.

DOI

[FENG X, SHI X M, FAN Y, et al.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growers: A case study of Mei county and Zhouzhi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11): 1986-1995.]

DOI

[19]
周曙东, 张西涛. 地理标志对陕西苹果经济效益影响的实证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 2007, (6): 56-61.

[ZHOU S D, ZHANG X T.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n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apple in Shaanxi province.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07, (6): 56-61.]

[20]
POUDYAL B H, KHATRI D B, PAUDEL D, et al. Examining forest transi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Nepal's community forestry. Land Use Policy, 2023, 134: 106872, Doi: 10.1016/j.landusepol.2023.106872.

[21]
占辉斌, 俞杰龙. 农户生产地理标志产品经济效益分析: 基于437户农户的调研. 农业技术经济, 2015, (2): 60-67.

[ZHAN H B, YU J L. Analysis on economic benefi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produced by farmer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437 farmers.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5, (2): 60-67.]

[22]
邰秀军, 杨慧珍, 陈荣. 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的减贫增收效应: 基于山西省110个县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6): 144-149, 225.

[TAI X J, YANG H Z, CHEN R. A study of poverty-redu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production industrialization: Based on the data in the 110 counties, Shanxi province.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7, 38(6): 144-149, 225.]

[23]
李赵盼, 郑少锋. 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对猕猴桃种植户收入的影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21(2): 119-129.

[LI Z P, ZHENG S F. Empirical study on economic benefit of agri-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 21(2): 119-129.]

[24]
邱坚坚, 刘毅华, 陈澄静, 等. 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耦合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方式: 以广州市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3): 760-778.

DOI

[QIU J J, LIU Y H, CHEN C J, et 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driving pathways of the coupling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human well-being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3): 760-778.]

[25]
尉芳, 刘京, 夏利恒, 等. 基于LUCC的陕西渭北旱塬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中国环境科学, 2022, 42(4): 1963-1974.

[YU F, LIU J, XIA L H, et al.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in Weibei Dryland Region of Shaanxi province based on LUCC. China Environment Science, 2022, 42(4): 1963-1974.]

[26]
刘贤赵, 宋孝玉. 陕西渭北旱塬苹果种植分区土壤水分特征研究. 干旱区地理, 2004, 27(3): 320-326.

[LIU X Z, SONG X Y.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moisture content in the apple growing subregions of the Weibei dry highland in Shaanxi province. Arid Land Geography, 2004, 27(3): 320-326.]

[27]
陕西省统计局. 陕西统计年鉴2021.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2.

[Shaanxi Statistical Bureau. Shaanxi Statistical Year Book 2021.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22.]

[28]
蒋碧瑶, 史兴民, 秦语晗. 水土保持增加了沙漠—黄土过渡带农户福祉吗: 基于PSM的实证研究.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3, 37(4): 37-44.

[JIANG B Y, SHI X M, QIN Y H. Doe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crease the farmer's well-being in desert-loess transition zone?.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3, 37(4): 37-44.]

[29]
薛彩霞, 姚顺波. 地理标志使用对农户生产行为影响分析: 来自黄果柑种植农户的调查. 中国农村经济, 2016, (7): 23-35.

[XUE C X, YAO S B.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n farmers' production behavior: A survey from farmers who grow citrus.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6, (7): 23-35.]

[30]
赵金龙, 王泺鑫, 韩海荣, 等.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研究进展与趋势. 生态学杂志, 2013, 32(8): 2229-2237.

[ZHAO J L, WANG L X, HAN H R, et al. Research advances and trends in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 evalu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 2013, 32(8): 2229-2237.]

[31]
杨鑫, 海新权, 杨玉婷. 基于Meta分析的张掖黑河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23, 39(1): 60-68.

[YANG X, HAI X Q, YANG Y T. E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of Heihe Wetland in Zhangye based on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Ecology and Rural Environment, 2023, 39(1): 60-68.]

[32]
张永民.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7: 57-60.

[ZHANG Y M.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Assessment Framework. Beijing: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 2007: 57-60.]

[33]
WU J G. Landscape sustainability science: Ecosystem services and human well-being in changing landscapes. Landscape Ecology, 2013, 28(6): 999-1023.

[34]
YANG S Q, ZHAO W W, PEREIRA P, et al. Socio-cultural valuation of rural and urban perception o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human well-being in Yanhe Watershed of 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9, 251: 109615, Doi: 10.1016/j.jenvman.2019.109615.

[35]
HUANG Q X, YIN D, HE C Y, et al. Linking ecosystem servic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apidly urbanizing watersheds: Insights from a multilevel linear model. Ecosystem Services, 2020, 43: 101106, Doi: 10.1016/j.ecoser.2020.101106.

[36]
郭芸, 范柏乃, 龙剑. 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10): 118-132.

[GUO Y, FAN B N, LONG J. Practical evaluation of China's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it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20, 37(10): 118-132.]

[37]
BLANCO J, SOURDRIL A, DECONCHAT M, et al. How farmers feel about trees: Perceptions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disservices associated with rural forests in Southwestern France. Ecosystem Services, 2020, 42: 101066, Doi: 10.1016/j.ecoser.2020.101066.

[38]
ZHANG P P, LI X, YU Y.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farmers' well-being in the Yellow River Wetland Nature Reserve of China.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3, 146: 109810, Doi: 10.1016/j.ecolind.2022.109810.

[39]
胡继然, 姚娟. 基于草地生态系统服务认知的牧民生计选择: 以新疆喀拉峻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例. 生态学报, 2022, 42(16): 6534-6542.

[HU J R, YAO J. Choice of herders' livelihood based on the perception of grassland ecosystem services: Taking Xinjiang Kalajun Tianshan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 as an example.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2, 42(16): 6534-6542.]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