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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5 , Vol. 40 >Issue 4: 992 - 1011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408

政策赋能与区域协同

政府产业引导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影响——基于供给侧与需求侧政策协同的视角

  • 周建平 , 1, 2 ,
  • 徐维祥 , 1, 2 ,
  • 郭加新 1, 2
展开
  • 1.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杭州 310023
  • 2.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院，杭州 310023
徐维祥（1963- ），男，浙江东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E-mail:

周建平（1995- ），男，浙江庆元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4-07-22

  修回日期: 2024-09-29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3-28

基金资助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2025B079)

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Y20235208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2YJC79007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3YJA790069)

收起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industry guidance on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ecology, culture, and tourism: A perspective of policy coordina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 ZHOU Jian-ping , 1, 2 ,
  • XU Wei-xiang , 1, 2 ,
  • GUO Jia-xin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 2.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System Moderniz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22

  Revised date: 2024-09-29

  Online published: 2025-03-28

Fold

摘要

推动城市生态与文旅融合发展，既需要供给侧的资本供给，也依赖于需求侧的消费激活。使用2011—2021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在“生态—文化—旅游”的系统性框架下测度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水平，然后基于政府文旅产业引导基金及消费试点政策，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资本供给及需求扩大产生的政策协同作用。研究发现：（1）城市生态与文旅融合发展呈现出总体“东高西低”、区域内部梯度分异的空间格局，其空间不平衡及差异化特征较为明显。（2）文旅产业引导基金对“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消费试点政策实施则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供给侧与需求侧双侧政策协同能产生更强的正向效应，且协同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3）市场一体化、营商环境提升及文旅融合网络关注度能强化供需双侧政策协同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促进作用。此外，政府双侧政策协同还存在“U”型的负向空间溢出特征，且“虹吸效应”在300 km左右达到最大。

关键词： 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 政府产业引导; 政策协同; 双重差分模型

本文引用格式

周建平 , 徐维祥 , 郭加新 . 政府产业引导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影响——基于供给侧与需求侧政策协同的视角[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4) : 992 -1011 . DOI: 10.31497/zrzyxb.20250408

Abstract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ecology, culture and tourism,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both supply side capital supply and demand side consumption activation. In order to accurately identify the impact of the government's bilateral guidance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285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urban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under the systematic framework of "culture-ecology-tourism", and then use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identify the role of capital supply and demand expansion based on the government's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guidance fund and consumption pilot policy.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1)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logy, culture and tourism presents an overall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with gradient differentiation within the region. Its spatial imbalance and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more obvious. (2)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guidance fund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whi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sumption pilot policies cannot pass the significance test. However,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policies can produce stronger positive effects, and there is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the coordination. (3)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arke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networks can strengthen the policy coordina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ecology, culture, and tourism. In addition, there is a U-shaped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characteristic in the government's policy coordination of both sides, and the "siphon effect" reaches its maximum at around 300 km.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urban ecology, culture, and tourism; government industry guidance; policy coordination;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产业发展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已成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而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内容。但在实际推进文旅融合过程中，一些问题和挑战也在不断显现，如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生态治理难以推进等问题[1]。这使得在文旅融合中嵌入生态保护思想显得十分关键，“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理念也应运而生。城市“生态—文化—旅游”的推进不仅有利于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而且可以提升城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竞争力，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厘清政府产业引导政策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作用，对于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旅融合成为近年来经济、地理研究领域的热门议题，受到学术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旅融合的内涵与模式探究。学者们指出文旅融合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在文化和旅游资源的优化整合下，文化和旅游产业实现协同发展[2,3]。一些学者则认为文旅融合是文化和旅游在发展中相互渗透及相互促进的过程，表现出文化和旅游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产业上的深度融合、功能上的互补共生[4,5]。二是文旅融合的影响因素挖掘。文旅融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文化和旅游作为两大产业，要实现深度融合，必须突破传统的产业界限，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产业间资源的融合发展[6]。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文化和旅游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的作用，更要重视政策因素、市场因素、经济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外部因素对产业融合的影响。从政策因素视角，学者们认为政策环境是文旅融合的基础和保障[7]，政府要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营造有利于文旅融合的制度环境，引导和支持文化与旅游企业开展跨界合作，推动文旅资源的优化整合。也有研究发现市场因素是文旅融合的重要驱动力[8]，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的融合发展动力，促进文旅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升级，满足消费者日益多元化及个性化的文旅需求。还有学者关注数字技术进步的作用[9]，Zhao等[10]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数字化促进文化与旅游可持续融合的作用，而且发现促进文化和旅游的可持续融合可以促进经济从衰退中复苏。三是文旅融合的外部效应分析。文旅融合是文化和旅游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及融合发展的过程，能够产生显著的融合效应[11]。学者们对文旅融合产生的效应进行了多角度及多层次的研究。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周锦[12]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案例地，发现文旅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社会福祉效应方面，张圆刚等[11]从文旅融合的逻辑诠释、测度与机制框架视角下分析了文旅融合发展的社会福祉效应。在城市模式重塑方面，一些学者发现旅游与文化活动的结合不仅促进了对传统文化遗产资源的利用，同时也推动了以旅游业和文化产业为核心的城市更新模式的发展[13]。
已有研究发现，文旅融合对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及社会福祉均有明显作用，但是在旅游产业开发过程中，会产生生态资源开发过度以及环境承载力持续超载等问题[14]。因此，可持续旅游强调旅游活动应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15]，这使得“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议题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16]。在案例探讨方面，黄渊基等[17]以湖南省慈利县为例探讨武陵山片区生态文化旅游的扶贫路径，指出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可以从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重视生态资源合理开发与升级整合、加强文化资源开掘利用与创新发展等三个方面着力。在实证测算方面，刘洋等[18]则在“人地关系理论”和“两山理论”的指导下，测算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关系，结果发现两大系统耦合的空间异质性明显。此外，Lu等[19]以长三角区域为研究区，构建生态文化旅游三个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及障碍度模型展开分析，结果表明生态文化旅游协调发展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效应，而文化和生态两方面因素是生态文化旅游系统协调发展的重大障碍。
综上，文化和旅游作为两个相互关联及相互促进的产业，其融合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众多学者基于文化—旅游二元视角，从内涵与模式探究、影响因素剖析及外部效应分析等角度对文旅融合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理解文化和旅游的内在联系，把握文旅融合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供了重要参考，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研究体系。然而，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生态因素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生态、文化和旅游之间的相互作用，探索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但总体而言，聚焦于三元视角分析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研究还相对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化。政府在推动“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导作用。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对政府产业引导与“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关系分析不够，相关研究还相对匮乏，探讨政府产业引导对“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影响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化。基于此，在理论分析后，本文运用2011—2021年285个城市数据测度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水平，探究其时空格局及演进特征；然后在供给侧及需求侧政策视角下，基于政府文旅产业引导基金及文化消费试点政策，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政策协同实施的作用。研究内容对于丰富和发展“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理论，指导基于政府产业引导推动城市生态与文旅融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 理论框架：政府产业引导对“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影响

1.1 供给侧政策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影响

政府文旅产业的引导基金主要通过资金供给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产生影响。第一，从公共产品理论来看，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往往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20]，如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政府通过资金供给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并培育文旅基础设施，为“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奠定基础。且绿色型资本投入可以改善生态环境[21]，保护文化遗产，以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和吸引力，从而促进文旅产业的发展。第二，根据外部性理论，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往往会产生正外部性，如改善环境质量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11]。政府资金投入可以内化这些外部性，激励更多主体参与到“生态—文化—旅游”融合项目中来，通过对相关项目的重点支持，可以吸引社会资本跟进，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推动相关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第三，根据增长极理论，政府重点扶持的文旅融合项目可能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17]。政府的初始投资会通过各种渠道在产业部门中传导，最终促使总需求增量远超初始投资规模，这有利于扩大文旅融合项目的整体规模和影响力。政府的资金投入还具有信号传递作用，它向市场传递了政府对“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前景的看好信号，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22]。

1.2 需求侧政策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影响

需求侧政策旨在通过刺激消费者需求，提升文旅产业的整体活力和经济效益。第一，从消费者行为角度来看，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和消费券能够有效降低文旅活动的价格弹性[23]。根据价格弹性理论，文旅产品的需求弹性较高，即价格的变动对需求量有较大影响。因此，当政府通过补贴降低文旅活动的实际成本时，消费者的需求量将显著增加。第二，政府的需求侧政策可以影响消费者的偏好和决策。“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强调的是在旅游活动中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绿色消费政策，如对绿色旅游产品进行补贴，鼓励游客选择低碳出行方式等，引导消费需求向生态友好型转变[24]。通过宣传推广、教育引导等方式，可以提高公众对生态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培养绿色消费习惯，从而形成长期稳定的市场需求。第三，政府的需求侧政策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消费试点城市可以通过建立生态与文旅信息平台和发布消费指南等方式，帮助消费者做出更好的文旅消费选择，促进市场效率提升[25]。进一步来看，政府在需求侧的干预能够促进城市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这不仅能够保护城市生态环境，还能提高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1.3 供需双侧政策协同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影响

政府供给侧政策和需求侧政策共同推进，两者的协同作用能够形成合力，促进文旅产业的全面发展[26]，并在“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一方面，供给侧政策的实施，可以优化文旅产业的要素配置，提高文旅产业的生态效益，促进文旅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需求侧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扩大文化旅游消费市场，促进文化旅游消费升级，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进而推动城市“生态—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的协同，还能够发挥乘数效应，产生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供给侧政策可以带动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扩大文化旅游投资需求，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可以刺激文化旅游消费，带动文化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就业以增加居民收入。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的协同效应，推动了文旅产业形成良性循环，为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提供持续动力[27]。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政府产业引导政策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影响的分析框架

Fig. 1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industrial guidance policies on urban ecology,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2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2.1 政府产业引导的变量说明

2.1.1 供给侧：政府引导基金

本文基于清科私募通数据库（https://max.pedata.cn/），提取了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机构信息，然后通过搜索“文化”“旅游”及“文旅融合”等关键词获取文旅产业的引导基金，并获取引导基金总部所在城市，由此构建政策虚拟变量。即某城市当年或未来年份得到文旅产业引导基金支持，则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2.1.2 需求侧：消费试点城市

为了刺激文旅消费，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从文化消费试点城市演变至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这些政策的实施为分析需求侧消费刺激对城市生态文旅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但是考虑到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试点城市政策实施年份较晚，难以分析其政策效应，而且文化消费试点政策也采取了多样化的措施来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因此，本文根据原文化部在2016年和2017年发布的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名单设定虚拟变量，即某城市当年或未来年份得到试点城市资格，则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2.2 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变量测度说明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文旅融合的测度分析[2,6]，仅有少量文献关注生态、文化及旅游三个维度的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分析[19]，本文在相关研究及前文理论分析内容的指导下，构建了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指标体系（表1）。在生态维度，选取了城市生态质量、绿色治理水平等方面指标。城市生态质量反映了城市自然环境的整体状况，也展示了城市吸引游客的水平。绿色治理水平则体现了城市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这突出了生态环境在城市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在文化维度，选取了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基础等方面指标。这些指标能够展示出文化在城市特色塑造和吸引力提升中的关键作用，同时也反映了文化产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在旅游维度，选取了旅游基础设施、城市旅游产出等方面指标。这些指标的选取反映了旅游业基础及发展水平，也突出了旅游业作为城市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综合形成了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指标体系（表1）。
表1 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指标体系

Table 1 Urban ecology,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dicator system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说明 性质
生态 城市生态质量 城市绿化水平 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正向
城市生态空间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正向
城市空气质量 PM2.5含量的年度均值/(μg/m3) 负向
城市低碳发展 碳排放总量/城市整体土地面积/(t/km2) 正向
绿色治理水平 土地绿色利用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指标参考文献 [28] 正向
污水治理水平 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正向
垃圾无害化处理 城市污水处理率/% 正向
工业污染治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正向
文化 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产业规模 文化相关从业人数/城市年平均人口/(万人/万人) 正向
文化创意园区 文化创意园区数/城市整体土地面积/(个/km2) 正向
文化企业密度 文化创意企业数/城市整体土地面积/(个/km2) 正向
文化产业基础 文体基础设施 博物馆、体育馆及图书馆数量/城市整体土地面积/(个/km2) 正向
城市文娱设施 剧场、影剧院数/城市整体土地面积/(个/km2) 正向
文化资源配置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件 正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城市整体土地面积/(个/km2) 正向
宗教文化设施 宗教活动场所数量/城市整体土地面积/(个/km2) 正向
旅游 旅游基础设施 风景名胜保护 人均风景名胜区规划与保护投入/(万元/万人) 正向
城市旅游资源 A级景点面积/城市整体土地面积/(个/km2) 正向
交通基础设施 人均铺装道路面积/万m2 正向
旅游相关从业 每万人住宿餐饮业从业人员数/万人 正向
星级饭店床位数 星级饭店数量/城市年平均人口/(个/万人) 正向
城市旅游产出 城市旅游收入 国内旅游收入总量/城市年平均人口/(亿元/万人) 正向
城市旅游人数 国内旅游人次数/城市年平均人口/(万人/万人) 正向
旅游经济效益 旅游收入占GDP比例/% 正向

注：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水平使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测度。

2.3 控制变量说明

为了更为准确识别政府产业引导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影响，本文控制了一些可能影响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变量[6,7,9,10,29]，主要包括：（1）财政支出（Fiscal）：财政支出可以用于改善和扩展城市的基础设施，如交通网络、公共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文旅融合。本文使用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万元）来衡量。（2）人才支撑（Talent）：专业性人才能够更好地挖掘和传承地方文化，同时结合多样化元素进行创新，使文化旅游产品更具吸引力。使用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人）来衡量。（3）对外开放（Open）：对外开放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有助于城市文化的国际化推广，吸引更多的游客。使用人均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万美元）来衡量。（4）产业结构（Structure）：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优化文旅产业的空间布局，形成特色鲜明的旅游目的地，提升文化旅游的吸引力。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来衡量。（5）经济发展（GDP）：经济发展能够增加可用于投资文旅项目的资金，包括生态保护项目、文化保护项目和旅游服务设施等，有助于提升“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质量。使用城市人均GDP（万元）来衡量。

2.4 调节变量说明

2.4.1 市场一体化效应

参考生延超等[30]研究做法，基于商品零售价格分类指数来衡量市场一体化程度（Market），该变量测算的核心思想在于市场一体化水平较高则地区间的价格波动较小。变量计算方法参考文献 [30]。

2.4.2 营商环境提升效应

为了验证市场营商环境（Business）能否增强政府产业引导对城市生态与文化旅游融合的影响，借鉴了现有研究的实践做法[31]，采用城市信用环境指数作为衡量标准。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白皮书》。在处理数据时，本文依照文献[31]中提出的方法，采用插值方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充，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2.4.3 “网红城市”效应

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迅猛进步引发了城市旅游竞争的新趋势，以“网红城市”为代表的现象成为这一趋势的典型体现，吸引网络关注已成为至关重要的发展新模式[32]。这种新模式不仅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还为城市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为了探究“网红城市”新趋势能否增强政府产业引导对城市生态与文化旅游融合的影响，参考相关研究做法[33]，通过文旅融合的网络关注度（Attention）来衡量，基于“城市+文旅融合”的百度搜索指数[34]来测算。

2.5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及2012—2022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还包括各城市的统计公报数据，涵盖2011—2021年的生态、文化以及旅游等多个维度指标。此外，宗教场所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POI数据（https://lbsyun.baidu.com/），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根据申报地区进行汇总）。为确保数据质量，对原始数据进行了缺失值填补等预处理。

2.6 模型设定

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政府产业“供需双侧”引导对“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影响，回归模型如下：
E c t i t = α 0 + α 1   S u p p l y i t + α 2 X i t + μ i + δ t + ε i t
E c t i t = α 0 + α 1   D e m a n d i t + α 2 X i t + μ i + δ t + ε i t
E c t i t = α 0 + α 1   S u p p l y i t × D e m a n d i t + α 2 X i t + μ i + δ t + ε i t
式中：E c t i t表示第i城市第t年的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水平；S u p p l y i t表示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设立的虚拟变量；D e m a n d i t则表示文化消费试点城市政策的虚拟变量；S u p p l y i t × D e m a n d i t则表示文旅产业引导基金与文化消费试点政策协同的虚拟变量；α 1表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α 2表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X i t则表示控制变量；α 0表示常数项；μ 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δ t表示随机干扰项；ε i 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3 “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水平的时空格局及演进特征

3.1 “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水平的核密度特征

为深入分析生态及文旅的发展现状，本文测度了285个城市的“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水平后，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对数据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图2）。结果发现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数据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左偏分布，主要峰值位于0.200~0.400区间，说明大部分城市的“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得益于近年来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旅游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随时间演进，核密度曲线也呈现出轻微的右侧肩部，这表明有少部分城市的“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水平提升较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核密度曲线在0.600~0.800区间还有一个较为平缓的尾部，这对应着少数“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水平较高的城市，它们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旅游产业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图2 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水平核密度估计

Fig. 2 Estimation of urban ecology,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kernel density

3.2 “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水平的时空格局

为了更为清晰地展示城市尺度下“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基于自然断点法将测度值划分为低水平、较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及高水平五个等级，然后运用ArcGIS 10.8软件进行可视化展示，如图3所示。由于中国各地自然禀赋和人文条件差异较大，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空间不平衡特征。总体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生态文旅水平普遍较高，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低，形成了“东高西低”的整体分布格局。在东部沿海地区，以长三角、京津冀为代表的城市群“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水平最高。这些城市经济发达，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均走在全国前列。特别是长三角区域，形成了大范围的较高水平及高水平集聚区。以上海、杭州为例，它们不仅拥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底蕴，而且在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与之相比，东北地区的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水平则相对滞后。但近年来，以哈尔滨、大连等为代表的东北城市关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在推动“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在中部地区，城市生态及文旅融合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异特征。长江中游城市群凭借其独特的自然生态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三者融合水平较高。中原地区城市受制于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生态及文旅融合发展相对滞后，但近年来郑州、洛阳等城市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日益完善的现代化设施，文旅产业发展势头迅猛。西部地区城市三者融合水平的空间差异最为突出。其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凭借其独特的自然人文禀赋和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水平较高，成为西部地区生态及文旅产业的领头羊。值得关注的是，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部，“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水平也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通常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及文旅发展的先行区，而欠发达城市则相对滞后，这表明政府支持及经济支撑已成为生态及文旅发展重要驱动力。总的来看，中国城市生态及文旅发展呈现出总体“东高西低”、区域内部梯度分异明显的空间格局，这既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也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
图3 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空间格局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 3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ecology,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4 政府产业引导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影响

4.1 平行趋势检验

在采用多时点差分模型（DID）进行分析时，关键的前提是平行趋势假设必须得到满足。这意味着，在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水平应展现出一致的发展趋势。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选择了政策实施前一年作为参照年份。平行趋势的检验结果如图4所示，分析发现，在政策实施之前，无论是政府文化旅游产业引导基金还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政策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在试点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在“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说明通过了平行趋势的检验。这为进一步探讨供需政策协同效应提供了分析基础。
图4 平行趋势检验

Fig. 4 Parallel trend test

4.2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政府供给侧政策、需求侧政策及供需政策协同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第（1）列和第（2）列为政府供给侧政策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影响的结果，结果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政府文旅产业引导基金的设立均对“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表明政府在产业基金方面的引导，能够激发文旅产业的资金及资源供给，有效促进城市“生态—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该结果与已有一些研究结论相近，如已有研究[7]发现政府通过合理运用公共投资及完善旅游业发展基础设施能够推动旅游业发展，这为本文结论提供了支撑。表2的第（3）列和第（4）列为需求侧政策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影响的结果，结果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文化消费试点政策变量均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需求侧政策对“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无显著作用，可能是因为单纯的需求刺激可能导致文旅资源及生态环境的过度开发利用，反而不利于“生态—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1） （2） （3） （4） （5） （6）
供给侧政策 需求侧政策 政策协同
Supply 0.035*** 0.038***
(0.011) (0.012)
Demand -0.014 -0.021
(0.018) (0.018)
Supply×Demand 0.052** 0.052**
(0.023) (0.022)
Fiscal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Talent 0.046*** 0.046*** 0.046***
(0.008) (0.008) (0.008)
Open 0.018*** 0.017*** 0.018***
(0.003) (0.003) (0.003)
Structure 0.116* 0.107* 0.105*
(0.060) (0.060) (0.060)
GDP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Constant 3.868*** 3.743*** 3.872*** 3.746*** 3.870*** 3.749***
(0.002) (0.030) (0.002) (0.031) (0.002) (0.031)
样本量/个 3135 3135 3135 3135 3135 3135
R-squared 0.978 0.979 0.978 0.979 0.978 0.979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里的数值表示稳健标准误。下同。

值得关注的是，供需政策协同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0.052，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明显高于单独的供给侧政策系数。这表明，政府在供给侧发力的同时，协同实施需求侧政策，能够产生“1+1>2”的叠加效应，更有利于推动“生态—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这可能是因为供给侧政策为生态与文旅融合提供了优质的资源和基础设施，而需求侧政策则通过营销推广、消费引导等方式，激发了游客的生态与文旅消费需求，两者形成了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了“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提质增效。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政府供需政策协同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影响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4.3.1 PSM-DID方法

为了有效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重新估计了供需政策协同变量的处理效应。通过一系列平衡性检验，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各项特征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匹配质量较好。PSM-DID回归结果如表3的第（1）列所示，供需政策协同变量的系数为0.062，在5%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支持了基准回归结论。这表明即使考虑了政策实施的选择性偏误问题，供需政策协同仍然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变量 （1） （2） （3） （4）
PSM-DID方法 剔除部分样本 更改变量测度方式 双重机器学习
Supply×Demand 0.062** 0.047** 0.073*** 0.140*
Constant (0.028) (0.022) (0.022) (0.079)
3.499*** 3.722*** 0.374*** -0.001
(0.047) (0.030) (0.028) (0.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个 2710 3091 3135 3135
R-squared 0.648 0.978 0.975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机器学
习方法		 lassocv

4.3.2 剔除部分样本

考虑到大城市可能存在政策实施的特殊性，剔除了直辖市样本，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第（2）列所示。结果表明，供需政策协同的回归系数为0.047，在5%的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并非由个别大城市驱动，在其他城市样本中同样成立。

4.3.3 更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指数测度方式

为了防止研究结论受到被解释变量测度方式的影响，采用拉开档次法重新测度了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指数，并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结果如表3第（3）列所示。回归结果表明，供需政策协同的系数为0.073，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研究结论并不依赖于特定的指标测度方法。

4.3.4 更改研究方法

考虑到变量选择和函数设定形式可能存在主观性，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通过Lasso回归算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第（4）列所示。双重机器学习结果表明，供需政策协同的变量系数为0.140，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与传统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本文的研究发现并非源于主观的模型设定，而是源于数据本身所包含的内在规律。

4.3.5 Bacon分解

依据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35]，当实验组在多个时间节点接受干预时，不同实验组或干预时间点的效应可能表现出异质性，这可能引发所谓的“不良控制组”或“负权重”问题。若负权重过大，模型估计的系数可能会与实际系数相悖，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鉴于此，借鉴相关研究的方法[35]，将整体的双重差分（DID）估计量细分为四类。详细结果呈现于表4，可以发现“后处理组vs先处理组”的权重较小，这表明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4 Bacon分解结果

Table 4 Bacon decomposition weight

双重差分的分组类型 政策协同
估计量 权重
先处理组vs后处理组 0.035 0.002
后处理组vs先处理组 0.113 0.002
处理组vs从未处理组 0.052 0.996
处理组vs一直处理组 0.000 0.000

4.4 拓展性分析

4.4.1 调节效应探讨

（1）市场一体化效应
为了市场一体化产生的效应，将供需双侧政策协同变量与市场化指数的交互项（Supply×Demand×Market）加入基准回归模型中，结果如表5的第（1）列~第（2）列所示，发现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市场一体化水平能够正向调节政府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政策协同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如下：一方面，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为政府政策发挥效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基础。高水平的市场一体化意味着资源要素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市场机制更加完善，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能够更加顺畅地传导至市场主体，政策效果得以充分释放，从而更好地推动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市场一体化促进了政策协同效应的放大。随着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不同地区及不同行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政策效应的外溢性增强了市场主体的积极响应，进一步放大了政府政策的效果，形成良性互动。
表5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adjustment effect analysis

变量 （1） （2） （3） （4） （5） （6）
市场一体化效应 营商环境提升效应 “网红城市”效应
Supply×Demand×Market 0.457*** 0.451***
(0.132) (0.135)
Supply×Demand×Business 0.103*** 0.101***
(0.030) (0.031)
Supply×Demand×Attention 0.018*** 0.015***
(0.003) (0.003)
Constant 0.036*** 0.037*** 0.036*** 0.038*** 3.289*** 3.473***
(0.000) (0.003) (0.000) (0.003) (0.221) (0.053)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个 3091 3091 3091 3091 3091 3091
R-squared 0.974 0.975 0.975 0.975 0.974 1.974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2）营商环境提升效应
将供需双侧政策协同变量与城市营商环境水平的交互项（Supply×Demand×Business）加入基准回归模型中，结果如表5的第（3）列~第（4）列所示，发现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营商环境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政府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政策协同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了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资源整合，使得供给侧政策和需求侧政策能够更好地协同配合。在优质的营商环境下，供需双侧政策能够调动企业的参与度，形成“保护—开发—利用”的良性循环，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另一方面，优质的营商环境也意味着更完善的监督机制，能够确保政策执行的质量，防止出现“政策悬浮”现象，从而更好地发挥政策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推动作用。
（3）“网红城市”效应
将供需双侧政策协同变量与城市文旅融合网络关注度的交互项（Supply×Demand×Attention）加入基准回归模型中，结果如表5的第（5）列~第（6）列所示，发现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城市文旅网络的关注度能够正向调节政府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政策协同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正向作用。可能是因为当某城市旅游受到网络的广泛关注时，意味着公众对该城市的发展有较高的认知度和参与热情。这种积极的社会氛围为政府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政策更容易被接受和落实，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此外，高网络关注度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相关企业和个人更有动力参与投资，这将与政府政策形成良性互动，推动生态及文旅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升级，促进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向更高质量方向发展。

4.4.2 空间异质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政府供需政策协同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空间异质性影响。通过样本筛选，构建东部、东北、中部及西部地区四个样本，考察了供需政策协同在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差异化效应（表6）。研究发现，供需政策协同对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具体而言，在东部地区，供需政策协同的回归系数为0.014，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政府协同实施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东部地区城市生态及文旅的融合发展。这可能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生态及文旅资源禀赋优越，为供需政策协同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而且东部地区创新活力较强，在生态及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和路径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政府供需政策协同能够很好地契合并引导这种创新需求。在东北地区，供需政策协同的回归系数为0.115，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供需政策协同能够正向促进东北地区城市“生态—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然而，在中部地区，供需政策协同的回归系数为-0.007，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部地区在“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理念和模式方面的探索还不够深入，政策与实际需求可能存在一定错位。在西部地区，供需政策协同的回归系数为0.207，在1%的水平上显著。尽管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方面与东部地区存在一定差距，但政府供需政策协同仍然能够有效促进其“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这可能得益于西部地区拥有独特而丰富的生态及文旅资源，尤其是在生态环境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供需政策协同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西部地区近年来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为供需政策的落地见效创造了良好环境。
表6 空间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test

变量 （1） （2） （3） （4）
东部 东北 中部 西部
Supply×Demand 0.014** 0.115*** -0.007 0.207***
(0.008) (0.020) (0.018) (0.073)
Constant 4.059*** 3.225*** 3.744*** 3.708***
(0.067) (0.059) (0.067) (0.05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个 946 374 880 935
R-squared 0.989 0.985 0.962 0.959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4.4.3 政策溢出效应

本文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36]考察政府供需政策协同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构建不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刻画了政策效应在空间上的传导特征（图5）。研究发现，政府供需政策协同对邻近地区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且这种负向效应呈现出明显的U型特征，在300 km左右达到最大。具体来看，当地理距离小于300 km时，政府供需政策协同对邻近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负向溢出效应随着距离的增加而不断加深，这表明城市的供需政策协同，可能对较近距离的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吸引了原本可能流向邻近城市的生态及文旅资源、要素，导致邻近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水平下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区位邻近城市在生态及文旅资源、市场方面存在较强的同质性和可替代性，城市的供需政策协同可能对邻近城市形成“虹吸效应”，吸引游客、资本等向政策实施地集中。而且城市间生态文旅合作存在“合作—竞争”双重属性，过度竞争可能引发恶性博弈。城市的政策红利可能诱使邻近城市采取类似甚至更激进的政策，导致区域整体的生态与文旅资源过度开发利用。
图5 政策溢出效应

Fig. 5 Policy spillover effects

随着地理距离的进一步增加，供需政策协同的负向溢出效应呈现出减弱趋势。城市间在资源环境和市场空间方面的差异性增强，相互之间的竞争性有所减弱。同时，距离较远的城市更有可能通过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来实现错位竞争，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因此，需要注重挖掘和培育跨区域的生态及文旅合作网络，推动不同区域间的协作交流，打造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区域生态及文旅品牌，促进“生态—文化—旅游”融合获得可持续的竞争力。

5 政策协同视角下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模式

5.1 供需适配的引导政策协同

在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模式中，产业引导的供需政策协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从公共管理学角度来看，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平衡是“有为”政府作用发挥的基础。在“生态—文化—旅游”融合背景下，政府需要通过政策引导，优化产业结构以提升供给质量，同时刺激市场需求，实现供需双向调节。一是要聚焦供给侧与需求侧适配的顶层政策设计。政策设计应着眼于整体规划，统筹考虑“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在供给侧，政策应鼓励和支持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及文旅产品和服务，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丰富供给内容。同时，要注重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确保可持续发展。在需求侧，政策应关注消费者需求变化，引导和培育新的消费模式，提升生态及文旅体验，还应建立供需对接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匹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构建生态、文化及旅游三元系统协调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政府应以系统思维为指导，充分认识到生态、文化和旅游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在生态方面，政策应强调生态保护和修复，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绿色发展。在文化方面，政策应注重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在旅游方面，政策应鼓励创新旅游产品和服务，提高旅游品质，促进全域旅游发展。同时，政策还需要关注三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如推动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实现生态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三是优化“生态—文化—旅游”融合中的人、地、业等多元要素治理体系。治理体系应采取多维度、多层次的策略。在“人”的方面，政策应关注本地居民、游客和从业人员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和权益，提高公众参与度。在“地”的方面，政策应注重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的合理性，协调区域发展。在“业”的方面，政策应支持相关产业发展，促进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提升，鼓励跨界融合和创新。此外，还应建立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通过跨部门及跨地区的协作机制，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和目标的实现。

5.2 多维调节的政策组合协同

多维调节的政策组合协同是实现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它强调从经济、社会及环境等多个维度出发，综合运用各类政策工具，形成协同效应，以实现生态及文旅融合发展的整体目标。在这一框架下，市场一体化、优化营商环境以及网红城市发展模式等新兴概念的融入，为政策组合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策组合需要考虑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平衡，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破除行政壁垒，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是建立区域旅游市场统一标准，推动旅游服务质量互认，便利游客跨区域旅游。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应当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高行政效率，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推行“一站式”服务，为文旅企业提供全流程和一体化的政务服务。三是网红城市发展模式的兴起为“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政府可以借助新媒体平台，打造城市IP，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吸引力。政府还需要注意控制网红效应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推动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

5.3 统筹谋划的区域政策协同

统筹谋划的区域政策协同是推动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策略。这一策略强调打破行政区划界线，从全局视角统筹规划区域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协同效应最大化。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区域政策协同可以有效解决外部性问题，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一是要推动区域产业分工协作，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需要充分利用各地区的独特资源和优势，实现区域间的合理分工和协作。一方面，基于各城市的生态、文化和旅游资源的优势和特色制定区域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各城市在生态及文旅产业链中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还应建立区域产业协作机制，促进资源、技术和人才的流动，实现跨区域共同发展。二是建立区域旅游联盟，推出跨区域旅游线路和产品，提高整体吸引力和竞争力。区域旅游联盟的建立可以整合区域内的旅游资源，创造协同效应。可以成立由各城市旅游部门、企业和行业协会组成的区域旅游联盟，共同制定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基于各地的特色资源，设计和推出跨区域的主题旅游线路和产品，增加旅游产品的多样性和吸引力。此外，还可以推动旅游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升游客体验，增加旅游消费，提高区域整体的旅游竞争力。三是建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制定统一的生态环境标准，协调区域间的环境治理政策，避免污染转移和生态破坏。还需要建立区域生态风险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提高区域整体的生态安全水平。通过统筹谋划的区域政策协同，可以实现生态及文旅的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以及协同发展，形成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图6）。
图6 政策协同视角下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模式

Fig. 6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odel of urban ecology, culture, and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coordination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使用2011—2021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测度了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水平，然后基于政府文旅产业引导基金及文化消费试点政策，探讨供给侧与需求侧政策协同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呈现出总体“东高西低”、区域内部梯度分异的空间格局，特别是在长三角区域形成了“组团式”的较高水平融合集聚区。随时间演进，大部分城市的“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水平得到提升，在自然地理条件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下，整体空间不平衡及空间差异化特征较为明显。
（2）文旅产业引导基金的设立对“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消费试点政策实施则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供给侧与需求侧双侧政策协同能产生更强的正向作用，双侧政策形成了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了“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提质增效，且该结论通过了多种稳健性检验。
（3）市场一体化、营商环境提升及文旅融合网络关注度能强化供需双侧政策协同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促进作用，意味着文旅政策需要与其他市场化措施形成政策组合，这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更加完善，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可以更加顺畅地传导至市场主体，政策效果得以充分释放，形成持续性的生态及文旅产业发展竞争力。此外，政府双侧政策协同还存在明显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在300 km左右达到最大，政策协同强化了“政策倾斜”型城市的“虹吸效应”，能够吸引游客、资本等向政策实施地集中。这表明政策的实施需要区域统筹谋划及协同推进，注重区域的整体利益，也说明城市需要通过差异化及特色化发展来实现错位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

6.2 讨论

本文研究结论为理解中国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动态演变及政策影响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证据，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和可深化的方向。第一，虽然揭示了“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空间分异特征，但对这种分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分析还不够充分。未来可以进一步探讨多维度因素如何共同塑造这种空间格局，以及不同类型城市在“生态—文化—旅游”融合方面的发展路径差异。第二，纵使研究发现了文旅产业引导中供需政策协同产生的正向作用，但是专门针对生态产品的需求侧激活的试点政策较为匮乏，这导致加入生态方面政策时较难进行政策的协同分析。未来可以进一步细化政策类型，探讨不同政策组合的适用性和效果。第三，本文主要基于宏观层面的数据分析，对微观层面的机制探讨还不够充分。未来研究可以结合案例分析和实地调研，深入探讨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企业和居民的响应机制，以及生态与文旅融合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影响。总的来说，虽然本文在理解政府产业引导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影响提供了支撑，但仍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方向。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多学科交叉、多方法结合，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从而为推动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及现代旅游业体系建设提供更精准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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