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旅游业体系的构建中，旅游资源的创新性利用、有效保护与合理转化不仅是核心支撑要素，更是驱动产业升级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针对这一议题，本文邀请了来自地理、旅游、文化及管理等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文旅融合、资源潜力和技术变革等方面展开讨论，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需关注以下重点议题：（1）重构旅游资源价值体系，跳脱“自然—人文”二元划分的传统认知，将日常生活方式、文化认同等隐性要素纳入资源谱系，并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和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部署相衔接。通过跨学科研究、科技赋能以及规划管理与法律保障等制度性支撑，引领资源开发向内涵式与创新性方向转变。（2）政府、企业与社会的“三方合力”机制是关键。政府在规划管理、产权协调与资金扶持中发挥顶层设计和引导作用；企业则关注市场需求，提供差异化、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同时，应鼓励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本土知识的挖掘与价值塑造。在新兴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推进沉浸式与交互式体验模式，扩大产业融合效益。（3）警惕过度商业化对自然生态与文化原真性的侵蚀，合理限定开发强度。加强跨区域合作与政策性扶持，推进交通与公共服务的优化配置，让欠发达地区的自然与文化资源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最后呼吁多学科合力探索更宏观的国家战略框架下，通过“协同创新”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区域可持续增长引擎，进一步夯实国家文化自信与软实力，并为全球旅游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国经验。
文旅融合不断深化，催生了层出不穷的热现象，值得学术思辨与实践探索。遴选对特定文旅融合热现象有研究积累的专家，就“数智赋能”“乡村体育赛事”“国风破圈”“官员代言”“影视赋能旅游”“异地观演”“为一博赴一城”等典型的文旅融合热现象进行思辨和剖析，并专就“情感价值”“跨界并融”“风险管控”等关联问题进行探讨，最新观点集中在以下五方面：第一，尽管文旅融合热现象都表现出了大众关注度的爆发式增长、类似性复制社会行为不断出现的基本特点，但是也呈现出各自的特殊价值。第二，文旅融合热现象火爆“出圈”的触因，是偶然的灵感与必然的规则的交合，既有共同的更有自身独有的“出圈”触因。第三，文旅融合热现象的形成机理复杂且具有系统性，存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机制，也是地方政府作为、相关企事业单位配合、市场需求驱动相互作用的结果。第四，文旅融合热现象的演变轨迹具有“潮”的特征，表现出短周期型、长尾型、稳态型等多种周期类型。第五，文旅融合热现象具有“跨界并融”的综合效应，体现了文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表现出资源利用的涉及面及其效应强度的差异性；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出现的矛盾性及其可控性，对于文旅融合热现象引发的各类负面效应，应当归类探究，强化风险管控。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旅游资源开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典型领域，其中艺术资源开发尤其具有代表性——新时代艺旅资源开发不仅与新质生产力高度契合，也是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创新路径。但目前，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艺旅资源开发，其内涵和机制等问题尚未得到系统解答。基于此，第一，提出新质生产力赋能艺旅资源开发的全价值链模型，阐释其依据与内涵，剖析其涵盖的艺旅资源的发掘与生产、创造与创新、赋值与增值、传播与营销、效益与分配、管理与治理、传承与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全链条流程；针对物质型、精神型和建构型艺旅资源提出全价值链增值模型。第二，提出新质生产力赋能艺旅资源的全价值链开发机制，从主体拓展、供需协同的产业动力、新质技术的开发路径三个层面剖析。第三，提出艺旅资源开发的未来研究方向，涵盖创新主导研究、新增长方式研究、新发展路径研究以及高科技的支持作用研究。总体而言，研究以艺旅资源为切入点，旨在以这一具有典型新质特征的资源类型为例，阐释创造性时代旅游资源高质量开发和价值提升的内涵、模型、机制与未来研究。研究结果不仅对于旅游资源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助于新时代以旅游资源开发为杠杆，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
明晰典型山区旅游资源开发水平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对最大化发挥旅游资源公共福利性功能、增进社会福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2008—2022年武陵山片区71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旅游资源开发和社会福祉水平的基础上，采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从中心性视角分析其社会福祉效应。结果表明：（1）武陵山片区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和社会福祉水平呈增长趋势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前者呈“北部凸起—中部凹陷—南部平稳”的空间形态，后者呈“点—带”型特征且易产生极化倾向。（2）旅游资源开发水平空间关联关系呈“中间密四周疏、东南密西北疏”的不均衡网络结构，网络关联数与网络密度均呈上涨趋势，网络效率与空间关联网络等级度逐渐下降。（3）旅游资源开发水平空间关联网络中心性对社会福祉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
网络关注度是市场需求的集中表达，流量经济背景下其为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和优化旅游资源配置提供了新的着力点。基于当前网络关注热点与以空间为基础的资源分布丰度并未完全协同、旅游资源利用价值向产品市场价值转化不足等现象，综合使用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方法，从整体和局部尺度分析云南省2013—2022年旅游资源丰裕度和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错位关系及其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从整体错位特征来看，研究期内旅游资源丰裕度重心和旅游网络关注度重心分别呈现出整体向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南部和楚雄彝族自治州西南部移动的特征，二者的重心距离波动幅度较大，呈现“靠近—远离—靠近”反复交替的态势。（2）从区域错位特征来看，二者的空间错位关系存在明显区域特征，由西北至东南呈现出“正向错位区—负向错位区—正向错位区”交替的空间分布格局。（3）从驱动机制来看，资源禀赋基础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信息传播催动力四种驱动力相互交织，共同驱动着云南省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网络关注度由空间错位向空间适配的过程演化。研究结果不仅回应了流量经济背景下区域旅游资源“量质”与网络关注度适配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学术关切，还推进了对二者空间错位驱动机制的学理性解释。
《关于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意见》指出，要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艺术作为新时代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如何利用好艺术资源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亟待回答的理论问题。因此，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为案例，探讨民族艺术资源开发如何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发现：第一，民族艺术旅游以表演和审美空间为基础，以互动仪式为过程生成在场共睦态，经由个人幸福感和集体认同感强化，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二，民族艺术资源开发基于特定空间生成审美体验的精神场域，以共享仪式符号为基础，以共享艺术话语为链接，以共享感官体验为渠道，以共享具身行为为载体，实现个体与集体身心体验的互动共创。第三，个体身心体验包含基于具身参与的审美、价值和心流体验；集体身心体验以共同的历史记忆为基调，包含平等、链接和归属体验。第四，身心体验在主客互动中增强，推动生成共睦态，与个体幸福感和集体认同感联合发挥作用，经由自发性、规范性、意识形态性共睦态三重维度递进，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为推进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贡献来自旅游资源领域的案例与理论。
旅游政策是健全现代旅游产业体系，推动旅游强国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通过构建“政策演进—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效力”四维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等研究方法，对1978—2020年国家层面出台的旅游政策的演进历程、结构体系与效能评价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1）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政策演进经历了萌芽起步（1978—1991年）、快速发展（1992—2011年）和全面深化（2012—2020年）三个阶段。（2）政策主体形成以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为核心，其他多部门协同的“多元一极”格局，同时政策的制定和发布以独立决策模式为主，主体间的合作网络关系有待进一步加强。（3）政策工具涉及了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类，但呈现出重环境、轻供给的结构性不均衡状态。（4）旅游政策的文本效力整体表现良好，但政策性质、政策领域和政策受众维度表现有待提高。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旅游政策的演进历史和变迁逻辑，同时也能为推动构建现代旅游产业体系和实现旅游强国建设目标提供决策参考。
推动城市生态与文旅融合发展，既需要供给侧的资本供给，也依赖于需求侧的消费激活。使用2011—2021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在“生态—文化—旅游”的系统性框架下测度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水平，然后基于政府文旅产业引导基金及消费试点政策，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资本供给及需求扩大产生的政策协同作用。研究发现：（1）城市生态与文旅融合发展呈现出总体“东高西低”、区域内部梯度分异的空间格局，其空间不平衡及差异化特征较为明显。（2）文旅产业引导基金对“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消费试点政策实施则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供给侧与需求侧双侧政策协同能产生更强的正向效应，且协同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3）市场一体化、营商环境提升及文旅融合网络关注度能强化供需双侧政策协同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融合的促进作用。此外，政府双侧政策协同还存在“U”型的负向空间溢出特征，且“虹吸效应”在300 km左右达到最大。
科学认识实体空间旅游生态效率与虚拟空间生态旅游关注空间错位及其形成机制，是数实融合浪潮下加速形成新型旅游人地关系和高质量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举措。基于Python平台构建网络数据与统计数据等多源异构数据集，洞悉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生态效率与生态旅游网络关注的时空特征，采用重心轨迹模型和空间错位指数探究二者的重心演变及空间错位关系，并借助随机森林回归算法解析空间错位关系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生态旅游网络关注总体上呈现增长态势，并形成“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带分异；二者重心均呈现西南向偏移趋势，但前者向西（南）偏移距离明显小（大）于后者。（2）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生态旅游网络关注以正向空间错位关系为主，并形成“东部地带负向空间错位省（自治区、直辖市）集聚，中西部地带正向空间错位省（自治区、直辖市）集聚”的空间格局。（3）旅游生态效率与生态旅游关注空间错位受到多元因素的共同影响；随着因素水平提升，产业结构、政府调控、交通设施和数字经济会更加促进旅游生态效率增长，旅游集聚、技术创新和市场潜力会更加促进生态旅游网络关注增长。
乡村旅游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与居民幸福提升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全局性目标。基于“人—地—业”关系，以凤凰县竹山村为案例地，利用深入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从微观视角探析协同融通对旅游地居民幸福提升与和美乡村建设发展机制。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和美乡村—居民幸福”共生模式通过乡村重构共生环境作用下，由无关共生模式走向协同共生模式。（2）以“公司+旅游合作社+农户”模式重塑乡村发展的共生环境，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和空间重构，促进和美乡村建设与提升居民幸福水平协同融通发展。（3）在“三变+四力+五兴”内部共生环境作用下，结合利益联结、合作运营与互助协调机制，促进居民生活质量、社会福利、职业发展、精神文化协同融通发展。
在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探讨旅游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对于新时代中国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旅游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中介模型和调节模型探究武陵山区旅游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武陵山区旅游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旅游化空间差异逐渐增大，城乡融合发展空间分布格局较为稳定。（2）旅游化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城乡“业”要素融合的正向影响，但囿于城乡土地二元体制下的权属差异问题，对城乡“地”要素融合则存在负向影响，而对城乡“人”要素融合不存在显著影响。（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旅游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市场化可以正向调节旅游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但政府干预则呈现负向调节效应。（4）旅游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已开通高铁的县（市、区）、原国家级扶贫重点县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均表现为较强的正向影响；重庆、湖北、贵州分片区的正向影响效应依次减弱，而湖南分片区则不显著。研究结果可为在区域互补中以旅游化推动城乡互促互进及城乡旅游规划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为新时代文旅融合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通过对文旅融合研究的系统梳理，回顾和总结了文旅融合的概念内涵以及研究热点，研究发现：（1）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价值引领，文旅深度融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文旅深度融合借力并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2）文旅深度融合是指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在资源、产品、组织、技术等层面的相互交叉、融合渗透、优化重组，在共同市场中创新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载体，通过从资源融合到产品融合、从产品融合到产业融合，不断衍生新业态、拓宽产业面、拉长产业链、塑造价值链，文化和旅游实现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融合发展的“1+1>2”的过程。文旅深度融合不是简单的资源融合和“资源—产品”融合，而是“资源—产品—产业”的全面深度融合，具有典型的自组织性、适应性、非线性、涌现性四个特征。（3）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应重点开展文旅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科学评价、实现路径、作用机制、制度供给等研究，不断深化研究内容和创新研究主题，释放文旅深度融合的巨大潜力和强劲活力，更好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文旅力量。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对于构建文旅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系统论，从“要素—结构—功能—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适配性综合评价模型、Moran's I指数、热点分析等方法探索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规律，并通过fsQCA分析方法探究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结果表明：（1）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指数分别呈现出波动增长和先增后降的态势，均展现出“南增北降”的时空分异特征。（2）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适应—高匹配的类型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低适应—低匹配的类型则多分布在西南地区、华南地区、东北地区。（3）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循环开放是多个阶段实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主要核心条件之一，统筹协调、生态文明、科技创新则分别在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驱动作用。中国应以政策协同、统筹布局、综合发展为治理手段，以对标式发展、协作式发展和组合式发展为政策导向，持续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渗透到旅游业各个领域，并催生各类“网红”旅游地。传统村落“爆红”既是数智技术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转变的集中体现，也是新时期流量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运行逻辑。以泉州市蟳埔村为例，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采用扎根理论和fsQCA方法，揭示传统村落“网红”的影响因素，探讨其保持“长红”的路径。研究表明：（1）蟳埔村借助网络流量成为“网红”村落，其生命周期曲线因时间压缩发生变形，呈现出挤压式S形态。（2）蟳埔村“爆红”是符号价值、虚实文化、空间重构、优化管理、流量传播五个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动村落存量资源与生产要素流动化的结果。（3）蟳埔村“长红”的路径主要有“符号价值—流量传播自驱型”“符号价值—优化管理助推型”和“空间重构—优化管理驱动型”三条，在虚实文化与流量传播的协同下，符号价值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
在媒介社会背景下，文旅融合成为中国旅游发展的特色和优势，但也面临矛盾与挑战。一方面，媒介技术发展推动新消费业态，赋能旅游产业；另一方面，网红城市和产品层出不穷，存在资源错配、环境负面效应等问题。文旅融合需要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由此提出“双元一体”框架，强调文化和旅游的辩证统一关系。媒介社会的文旅融合表现为由主客共创的主体，通过动态竞争的方式，在虚实互构的空间中实现价值融合的过程。在此框架下，政府治理走向弹性灵活，聚焦韧性；市场主体应强化领域内融合，推动领域间联动创新；社会应强调多元包容，凝聚共识，推动跨地域共同体的构建与复合型创新性人才培养。双元一体框架强调旅游和文化资源开发的平衡与协同，带动目的地提质升级，实现独具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