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观察

基于“要素—格局—效应”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逻辑主线与协调路径

  • 郑洋 ,
  • 程琳琳 ,
  • 王俊奇 ,
  • 王义方 ,
  • 崔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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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程琳琳(1977- ),女,山东泰安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国土空间规划和矿区土地利用。E-mail:

郑洋(1994- ),女,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土空间规划和矿区土地利用。E-mail:

收稿日期: 2024-03-04

  修回日期: 2024-05-29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1-23

基金资助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8YFD1100803)

Spatial conflict of land use based on "element-pattern-effect": Logical main lines and coordination paths

  • ZHENG Yang ,
  • CHENG Lin-lin ,
  • WANG Jun-qi ,
  • WANG Yi-fang ,
  • CUI Hui-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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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Geoscience and Surveying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3-04

  Revised date: 2024-05-29

  Online published: 2025-01-23

摘要

系统解析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推动人地关系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运用文献资料分析、理论分析和归纳演绎法,从“要素—格局—效应”维度深入探讨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概念内涵、形成机制、识别方法和协调治理路径等。研究表明:(1)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地与地之间的配置冲突和人与地之间的资源竞争和功能博弈在空间上的反映,表现为土地要素配置的失衡和土地利用格局的失调,体现为土地利用效应的失控。(2)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形成机制可概括为“多重驱动力交互作用—土地要素配置变化—利用格局改变—利用效应变化—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显现”。(3)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可控—失控—可控”交替演化的前提和基础是要素配置失调与利用格局失衡,而利用效应失控既是冲突“可控—失控—可控”交替演化的核心和关键,也是其与社会经济系统交互作用的响应和反馈。(4)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治理路径包含以整合修复为前提和基础的要素重构、以“三区三线”为核心和主旨的格局优化及以提升协调为目标和导向的效应管控。研究可为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协调治理和国土空间优化利用提供科学借鉴。

本文引用格式

郑洋 , 程琳琳 , 王俊奇 , 王义方 , 崔慧珍 . 基于“要素—格局—效应”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逻辑主线与协调路径[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2) : 316 -329 . DOI: 10.31497/zrzyxb.20250203

Abstract

Systematic analysis of land use spatial conflict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land relations.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inductive-deductive method,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formation mechanism, identification method and coordinated management path of land use spatial conflict are discussed from the dimension of "element-pattern-effect". The conclusions were shown: (1) Land use spatial conflict is a spatial reflection of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between people, the conflict of configuration between lands, and the resource competition and functional game between people and lands formed in the land use,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imbalance of land element configuration and the disorder of land use pattern, and is reflected in the uncontrolled effect of land use. (2)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land use spatial conflict can be summarised as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driving forces-changes in land element allocation-changes in land use pattern-changes in land use effect-manifestation of land use spatial conflict". (3) The "controllable-uncontrolled-controllable" evolution of land use spatial conflict is based on the imbalance of element allocation and utilization pattern. The uncontrolled utilization effect is the core and key of the "controllable-uncontrolled-controllable" evolution of the conflict, as well as the response and feedback of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 (4) The path of land use spatial conflict management includes element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integration and restoration, pattern optimization based on the three zones and three lines, and effect control based on enhancing coordination. The study can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land use spatial conflict and the optimal use of national land space.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有限的土地资源承载更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引发了土地开发失序、结构失衡和布局失调等土地利用空间冲突问题,严重阻碍着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1,2]。作为人地矛盾的集中表现,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全球性问题[3]。自1977年英国乡村协会组织将冲突理念纳入土地利用研究中,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就成为了土地管理学科研究的重点内容[4]。20世纪初期,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相关研究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此后,国内外学者在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理论解析和概念内涵[2,4-6]、识别与测度[7-11]、“自然—经济—政策”驱动下的演变机制[12-14]、协调治理与模拟预测[15-18]以及典型区域的实证[19-24]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丰硕的成果。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城乡深度融合发展以及国土空间布局的优化与重构,土地利用将面临新的政策环境、目标方向和价值需求,使得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表现形式更为复杂,演变特征更为突出,协调治理措施逐渐多元化。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统筹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系统梳理和深入解析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内涵及形成机制,探究融合多学科视角的冲突识别框架和协调治理路径,对有效化解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和推动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冲突”的核心是因利益主体对客体处置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的行为上或心理上的矛盾和对立[5]。伴随着土地利用矛盾的凸显,基于冲突理念分析土地利用问题成为学术探讨的热点。然而,有关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概念尚缺乏统一界定,在不同学科研究视角下侧重点不同,主要观点有:(1)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产生源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土地利用的多宜性和土地功能的外溢性[4,5,25]。(2)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实质是利益主体在土地利用价值选择上的差异[2,26,27]。(3)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形成于土地利用过程中,体现于土地要素配置和空间格局中的一种客观地理现象[28]。(4)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稳定有负面影响[29-32]。综合相关研究,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人类活动与自然地理环境的交互作用在空间上的缩影,是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地与地之间的配置冲突和人与地之间的资源竞争和功能博弈在空间上的反映[33-36]。因此,人地关系理论可以作为关键纽带连接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构建多学科视角下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分析框架。从人地关系理论出发,运用系统学思维来看,土地利用空间冲突产生于土地利用过程中,表现于土地要素配置与分布格局中,体现为土地利用风险效应增长和利用效益下降。鉴于此,多学科视角下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可从土地要素配置、土地利用格局和土地利用效应维度进行解析。
基于此,本文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思维主线,融合土地利用经济理论、生态风险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提出了“要素—格局—效应”视角下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概念内涵,并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基于“要素—格局—效应”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形成机制和识别框架、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可控—失控—可控”交替演化及“要素重构—格局优化—效应管控”协调治理路径,以期拓宽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研究思路,为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协调治理提供科学借鉴。

1 “要素—格局—效应”视角下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内涵解析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以人地关系为核心,以土地要素配置失调、土地利用格局失衡为冲突表象,以经济利益下降、生态风险上升和社会效益减少等土地利用效应失控为冲突结果的客观现象。换言之,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由土地要素配置失调、土地利用格局失衡和土地利用效应失控构成的矛盾综合体(图1)。土地要素配置的失调指向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土地利用数量和结构的不协调,是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形成基础[4]。土地利用格局的失衡指向土地利用类型空间组合的不协调和空间关系的不和谐,是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突出表现[2,37]。土地利用效应的失控是在多元主体参与下,土地利用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应间的矛盾与对立,是土地利用空间冲突负面效应的直观反馈[7]
图1 基于“要素—格局—效应”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内涵

Fig. 1 The connotation of land use spatial conflict based on "element-pattern-effect"

土地要素配置的失调是在利益驱使下,不同主体对土地资源的竞争与博弈过程的表现。土地要素的配置和结构由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且以人类活动为核心的人文因素是驱使土地要素配置失调的关键[38]。土地要素配置失调的本质是人类根据社会经济等利益需求对土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产生的人地供需矛盾、利用主体行为偏好差异及政府调控失灵等矛盾的集合体。随着发展理念的转变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土地要素配置的失调产生于对优质生产要素的抢夺与竞争[39]、区域建设用地需求与耕地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间的不协调[10]、各类规划在空间上的交叉重叠[40,41]以及土地利用价值与利用需求的差异[42]等。
土地利用格局的失衡指向土地利用过程中形成的空间关系的矛盾和利用类型组合的不当[43,44]。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低密度蔓延式扩张、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生态空间的持续缩减以及土地管理制度的缺失等导致了土地利用格局的不协调,具体表现为土地利用格局的复杂化、破碎化和低效化。此外,土地要素的相互组合和土地利用格局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土地利用系统内部物质和能量的转换效率,决定着区域土地利用的效应状况和水平[45]
土地利用效应指土地利用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应,是土地利用的结果。土地利用效应失控是土地利用效应间的矛盾与对立,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地可持续利用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7,46]。根据人类多样化的需求,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效应可划分为经济效应冲突、社会效应冲突、生态效应冲突和综合效应冲突。经济效应冲突指因土地利用产出经济效益的差异以及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产生的竞争和矛盾[47];社会效应冲突是土地利用的社会需求与经济产出以及利用主体利益间的矛盾与冲突[2];生态效应冲突指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矛盾和冲突[23,48];综合效应冲突是基于人类多样化需求导致的土地利用目标间的矛盾与冲突。
综上,土地要素配置失调体现了利益主体对土地资源的竞争和博弈,是土地利用格局和利用效应不协调的基础条件。土地利用格局失衡反映了土地要素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形成的空间组合和空间关系的矛盾,既约束着土地要素相互间的作用机制,也影响着土地利用效应的演变机制。土地利用效应失控是土地要素配置失调和利用格局失衡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土地利用效应也为优化与重构土地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提供方向与指引。土地要素配置失调、土地利用格局失衡和土地利用效应失控间相互关联、互相作用,共同构成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整体。

2 基于“要素—格局—效应”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形成机制

从“要素—格局—效应”视角看,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包含土地要素配置的失衡、土地利用格局的失调以及土地利用效应的下降。因此,以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政策环境的多维驱动作用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形成机制。

2.1 土地利用驱动因素及其对土地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的作用机制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由多因素交互作用共同驱使下产生的,是自然资源条件、社会经济状况及政策制度环境交互拮抗的产物(图2)。自然资源条件是推动土地要素配置和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内在驱动力。从人地关系看,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土地资源(地形、土壤质地和地质条件等)对于人类开发利用的吸引力更强[49]。而该类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在多样化的利用需求和利用期望下会加剧土地利用的竞争,从而引发土地供需矛盾和过度的开发利用,导致土地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的不协调[41]。此外,自然环境不仅通过影响土地资源自身物理条件作用于人类对土地资源的需求,还通过强烈的气候变化及自然灾害等打破土地要素配置和格局分布的平衡,进而引起土地利用空间冲突。
图2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形成机制

Fig. 2 Mechanisms of land use spatial conflict generation

社会经济状况是促进土地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改变的关键驱动力。区域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是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状况不断适应和协调的结果。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更为多元化,直接影响着土地利用模式、利用程度和利用效率,导致原有土地资源配置和利用格局不断被打破,土地要素配置、利用格局和空间关系逐渐失调[50,51]。由社会经济多样化的发展需求引起的土地利用目标和利益的重叠与矛盾是导致土地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不协调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在城镇化进程中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导致的土地开发利用失序,原有农业用地、生态用地不断被建设用地侵占[52]等方面。
政策制度环境对土地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有引导与约束作用。不同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政策制度环境对土地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的作用具有间接性[2]。调控和约束是政策影响的核心内容,通过引导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明确土地利用主体的权利义务,影响土地利用的公平、利用的过程和偏好的选择,进而减少无序的土地竞争以及协调土地利用矛盾[18,53]。相比于其他因素长期、持续的作用机制,政策制度环境对土地要素配置和格局分布的影响有突变性,可在短时间内改变土地资源对人类的吸引力,从而将相对集中的土地利用压力疏解至其他地区,有助于核心区的土地利用矛盾的减缓。而随着非核心地区土地承载需求增长,该区域的土地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必然相应改变,增加了土地要素配置失调及利用格局失衡的风险。
整体来看,差异化的自然资源条件、社会经济状况和政策制度环境共同构成特殊的土地利用模式和供需组合,导致了土地要素的不均匀性和利用格局的异质性,进而引发土地利用竞争和矛盾的产生。

2.2 基于“要素—格局—效应”传导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

区域土地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的变化是相互依存的,土地要素配置的变化必然导致土地利用格局的改变,反之亦然。然而,本文认为土地要素配置的失调是导致土地利用格局失衡的前提和基础。区域土地要素配置和结构的不断变化,将引发愈加激烈的土地利用竞争,土地利用格局失衡的风险性上升。但土地利用格局的失衡取决于土地要素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及相互关系的矛盾,单一的土地要素配置的不协调并不能直接导致利用格局的失衡。
区域土地利用效应是土地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协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认为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将同时伴随着社会、经济和生态效应,不同利用目标下形成的土地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的特定组合均有着与之相对应的效应。如以社会经济需求为主导的土地开发利用模式是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优势区,而自然环境优越的区域以生态效益为土地利用主要产出效应。土地利用效应失控是在差异化的土地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作为整体参与到社会经济系统交互作用中所产生的土地利用效益间的矛盾与对立。从局部看,土地利用主体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利益需求,不断地调整和改变土地要素配置与利用格局,导致了区域土地利用效应的波动,推动着新的土地利用效应交叉点的形成。这使得土地利用产出和利用期望存在着明显差距,激化了不同利益需求间的竞争与矛盾,土地利用效应逐步失控。从整体看,某区域土地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的失调将影响着其与邻域土地空间的相互干扰与相互作用,常表现为不同土地类型间的相互侵占,如城市对乡村的过度侵占。这打破了区域土地要素配置的动态平衡和土地利用格局的内部边界,严重影响着整体的土地利用效应,进一步加深了土地利用对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土地利用效应失控日趋明显。

2.3 土地利用效应的转变和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形成

以满足人类需求为核心的土地利用持续激化着不同利益主体对土地资源的竞争,推动着土地要素配置、利用格局和利用效应的改变。在土地要素和格局的重构过程中,过度追求经济利益、注重短期利用效益和粗放低效等不合理的开发模式以及土地利用规划和监督管理的缺失将导致土地要素结构的不协调、利用格局的复杂化与破碎化,严重影响着土地利用效应。此时,土地利用要素配置、利用格局和利用效应的矛盾与对立衍生为土地利用空间冲突这一矛盾综合体。
综上所述,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在一段时间内形成的复杂的矛盾与冲突的集合体,其形成逻辑可归纳为“多重驱动力交互作用—土地要素配置变化—土地利用格局改变—土地利用效应变化—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显现”。可见,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由土地利用过程中产生的要素、格局和效应等一系列变化所致,每个维度均有着与之相对应的矛盾状态。从土地要素、利用格局到利用效应,每个维度下矛盾相对突出区域将增加另一维度形成高强度矛盾的风险性,每个维度下矛盾状态的累积构成土地利用空间冲突。

3 基于“要素—格局—效应”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识别和演化

3.1 基于“要素—格局—效应”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识别框架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土地利用过程中竞争与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表现为土地要素配置失调、利用格局失衡和利用效应失控的集合体。其识别应是建立在时间段上的识别,而不是某一具体时间点的土地利用矛盾。因此,本文将某时间点的土地利用矛盾设定为土地利用空间冲突风险(LUCR),可用于反映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将一段时间内土地利用矛盾的集合设定为土地利用空间冲突(LUC),用于表示显性的、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实质性负面影响的冲突。基于“要素—格局—效应”视角下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内涵解析,将土地利用空间冲突风险指数分为要素冲突风险指数(F)、格局冲突风险指数(P)、土地利用效应指数(E),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L U C R t = F t + P t - E t
F t = i = 1 n W i f i
P t = j = 1 m W j p j
E t = k = 1 z W k e k
式中:LUCRt为在时间点t时区域土地利用空间冲突风险值;FtPtEt分别为在时间点t时区域要素冲突风险值、格局冲突风险值和土地利用效应值,其中,土地利用效应值(Et)与土地利用空间冲突风险值(LUCRt)成反比;ijk分别用于表示土地要素、利用格局、利用效应特征的因子个数(个);WiWjWk分别为第ijk个土地要素因子、利用格局因子和土地利用效应因子在时间点t时的权重值,其中,i的值域为 [1, n],j的值域为 [1, m],k的值域为 [1, z];fipjek分别为第ijk个土地要素、利用格局和土地利用效应在时间点t时的特征因子值。
在“要素—格局—效应”视角下,土地要素配置失调、利用格局失衡是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先决条件,土地利用效应的下降是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必然结果。因此,该视角下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识别具体表达为:当Ft1-Ft0>0 and Pt1-Pt0>0 and Et1-Et0 <0时,即一段时间内要素冲突风险值和格局冲突风险值上升,同时,土地利用效应下降时,诊断为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发生,其强度函数见式(5)。
L U C = L U C R t 0 - L U C R t 1
式中:LUCRt0LUCRt1分别为在时间点t1(期末)和t0(期初)的区域土地利用空间冲突风险值;LUC为区域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强度。

3.2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演化阶段

作为人类活动的载体,土地开发利用受区域社会经济和政策制度的引导与约束,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动态过程。随着土地利用环境的不断变化,土地要素配置、利用格局和利用效应相应改变,进而引起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转变。从时间序列看,区域土地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是不同利益需求对土地资源的竞争与协调长期作用的空间表现。在未受到强烈的外部环境刺激时,土地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保持着动态平衡,能够持续输出相对稳定的土地利用效应,土地利用系统处于稳定与协调状态,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稳定可控。随着人类对土地利用需求的多样化,土地开发利用愈加密集加剧了土地利用矛盾与竞争。在这一过程中将引起土地要素配置的失衡、利用格局的失调,进而持续性地产生土地利用负面效应。当负面效应积累到一定量时,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则由可控状态转变为失控状态。在此情形下,若不及时地进行人为干预调整,冲突强度将持续性增长。当冲突严重失控时,将威胁着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若适时采取政策调控、规划调整、工程修复及多元主体利益协调等措施,土地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将得到有效协调与治理,土地利用效应与利用需求将达到相对耦合状态,冲突强度得以明显减缓,调整至冲突可控状态。由此,区域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完成“可控—失控—可控”交替演化(图3)。然而,这仅是冲突演化的1个典型周期。在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和政策制度的不断变化下,土地利用竞争与矛盾将再次被激化,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可能再次达到失控状态。经过土地利用目标与利益需求间不断调解和博弈,区域土地要素配置和利用格局得以优化与重构,土地利用效应得到协调,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将再度进入可控状态。但是,该种假设建立在土地利用变化是可逆的基础上,即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间能够相互转换和调整。若土地受到严重破坏且无法恢复至被破坏前的属性时将威胁着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
图3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演化阶段

Fig. 3 Evolutionary stage of land use spatial conflict

从“要素—格局—效应”视角看,自然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状态和政策制度环境的变化是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可控—失控—可控”交替演化的内在驱动和外在引导。土地要素配置失调和利用格局失衡是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可控—失控—可控”交替演化的前提与基础,土地利用效应失控是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可控—失控—可控”交替演化的核心与关键,也是其与社会经济系统交互作用的响应与反馈。

4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协调治理路径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协调治理是优化土地利用、支撑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基于“要素—格局—效应”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内在联系和“可控—失控—可控”的交替演化,本文提出了“要素重构—格局优化—效应管控”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协调治理路径(图4)。
图4 “要素—格局—效应”导向下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协调治理路径

Fig. 4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land use spatial conflict from the dimension of "element-pattern-effect"

4.1 以整合修复为前提和基础的要素重构

土地要素配置失调、类型组合失衡以及类型转换失控是土地利用空间冲突产生的基础条件,也是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形成的根本原因[28]。因此,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协调应从要素治理着手,可通过整合自然、人文要素,加强人—地要素的双向流动和积极推进全要素整治工程等措施开展要素重构。
整合国土空间全要素。由于城乡地区土地利用方式的差异,城市地区土地开发强度高,而乡村地区土地利用效率较低[54]。城乡土地利用模式的不同步和利用强度的差距,致使城乡土地要素配置与结构矛盾凸显。因此,可通过统筹城乡地区的自然、人文要素,有效整合城乡土地全要素,推动城乡建设用地有序流动,缓解不同主体对建设用地的竞争,进而协调土地利用矛盾和冲突。
加强人地要素的双向联系。当前土地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的城乡差距、开发过度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其核心是人类需求和土地要素配置的失调。为调解人地关系的矛盾,可通过兼顾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区域建设发展需求,协调多利益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不断动态调整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土地开发利用的关系,强化人类活动和土地要素的双向联系与互动,进而有效平衡土地要素配置。
推进全域综合整治工程。因规划管控、用地稀缺引起的土地功能需求与用地现状的矛盾和低效用地再开发的竞争,是激化土地要素间矛盾的重要内容。全域综合整治作为有效协调和优化土地数量与结构的重要措施,可通过实施土地复垦、农村建设用地修复、矿业废弃地整治、耕地质量提升等工程措施,提高耕地利用效率,挖掘农村建设用地潜力,缓解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压力,化解发展需求和资源有限的现实矛盾,有效协调开发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冲突。

4.2 以“三区三线”为核心和主旨的格局优化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镇用地显著扩张,生态用地和农业用地不断被挤压、被侵占,土地利用格局逐渐碎片化和复杂化[55]。面对现存土地利用困境,国土空间规划中提出的“三区三线”(“三区”即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三线”为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为协调和优化土地利用格局指明方向。因此,格局优化可基于“三区三线”导向,通过构建集约、紧凑和高效的城镇空间、深化农业空间的刚性管控作用和强化生态空间的连通性与完整性来协调和优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
构建集约、紧凑和高效的城镇空间。在城市化进程中,城镇用地的无序扩张以及散乱的空间布局是引发冲突的重要诱因。因此,城镇空间优化应聚焦城镇规模、形态和空间布局的建设,强调土地利用的集约、紧凑和高效性,通过合理规划城镇空间布局、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积极推进城镇低效用地整治等措施,从而有效遏制城镇过度扩张,优化城镇空间结构和形态以及协调土地供需矛盾。
深化农业空间的刚性管控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耕地不断流失、耕地“非粮化”规模的增长和耕地退化等问题突出,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因此,可通过严守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严格落实耕地占比平衡制度和积极推动耕地整治工程以保障耕地规模,实现小块耕地“化零为整”,进而提高耕地肥力和生产能力,有效化解耕地利用与保护的难题。
强化生态空间的连通性和完整性。生态网络影响着生态用地系统的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等过程和空间关系,是优化生态空间布局的重要内容。然而,在建设开发过程中,生态廊道的连通性和自然景观的完整性往往被忽视,造成土地利用格局的复杂性和破碎化,提高了冲突产生的风险性。因此,可通过对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的修复与建设,增强生态连通性,提高生态用地的完整性,优化生态用地空间格局。此外,可通过严格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和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

4.3 以提升协调为目标和导向的效应管控

作为人地关系矛盾的重要表现,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对区域社会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有负面效应[56,57]。因此,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治理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和协调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等效应,可通过强化资源环境禀赋导向下土地利用效应管理、建立健全土地用途管制体系来实现效应管控。
强化资源环境禀赋导向下的土地利用效应管理。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差异化的土地要素组合和利用格局分布使得区域土地利用具有社会、经济及生态等多维效应[58]。然而,过度地追求经济效益的土地利用模式导致了土地利用效应间的失衡、土地利用期望和土地利用产出的矛盾以及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的降低。这背离了自然本底条件所赋予区域的基础功能和产出效应。区域资源环境状况决定着土地开发潜能和土地资源竞争,相对丰厚的资源条件拥有着较高的开发潜力,更易引起激烈的土地竞争。同时,区域资源禀赋还是不同利益需求下土地利用效应调解和取舍的重要标准。基于此,土地利用效应管控应运用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以区域资源环境禀赋为导向对土地利用效应进行博弈和抉择,实现土地利用综合效应最大化。
完善和健全土地用途管制体系。土地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其开发利用需受到相应的管理和管制才能有效限制人类过度的开发利用活动[59]。在土地用途管制体系中,管制对象应包含山水林田湖草沙海等全要素,管制规则应具备差异化的特征[60]。全要素的土地用途管制需融合和协调现有的土地分类体系,构建统一的土地用途用海分类体系,明确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内涵及对应关系,以便更好地利用土地资源。管制规则是引导和约束土地利用行为的重要标准,其制定应依照土地要素和格局所构成的主导功能与发展方向。差异化的管制规则是调解多元主体竞争的主要手段,如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禁止开发建设的基本准则有效调控了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间的矛盾。对于多宜性空间,区域可根据功能主导、发展定位等确定土地用途转用规则,明晰土地类型转用的优先次序,进而实现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协调。此外,动态监管体系的建立是防止土地利用空间冲突进一步强化的有效措施,可通过构建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效应评价体系,并将其与各级管理部门的考核绩效所挂钩,进而有效管控土地利用空间冲突。

5 结论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事关区域人地关系和谐的关键问题,其协调治理已经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内容。本文统筹了多学科研究视角和基础理论,从“要素—格局—效应”维度探讨了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概念内涵、产生机制、识别框架、演化阶段和协调治理路径等,结论如下:
(1)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不同利益主体对稀缺土地资源的竞争和矛盾在空间上的表现,是以土地要素配置失调为基础,以土地利用格局失衡为表现,以土地利用效应失控为结果的矛盾综合体。
(2)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形成机制可概括为“多重驱动力交互作用—土地要素配置变化—土地利用格局改变—土地利用效应变化—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显现”。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土地利用过程中要素配置失调、利用格局失衡和利用效应失控的集合体,每个维度下矛盾状态的累积构成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整体。
(3)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呈现为“可控—失控—可控”交替演化。从“要素—格局—效应”视角看,土地要素配置失调和利用格局失衡是冲突“可控—失控—可控”交替演化的前提与基础,土地利用效应失控是冲突“可控—失控—可控”交替演化的核心和关键,也是其与社会经济系统交互作用的响应和反馈。
(4)根据土地利用空间冲突“要素—格局—效应”的内在联系,提出“要素重构—格局优化—效应管控”的冲突协调治理路径,即以整合修复为前提和基础的要素重构,以“三区三线”为核心和主旨的格局优化及以提升协调为目标和导向的效应管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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