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中国应对土地退化挑战、实现“双碳”目标、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但是，当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有待提升，以支撑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借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5.3提出的土地退化中和（LDN）概念，建立中国国情下面向LDN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框架与逻辑主线，提出实现LDN的关键研究问题。 结果显示： （1）LDN的发展体现了国际生态修复项目从分散到融合的过程，其概念框架与实施逻辑具有基础性与普适性，可为中国探索系统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提供参考；（2）面向LDN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聚焦一个问题（土地退化）、借助一个指标（退化土地占比）、实现一个目标（LDN），遵循“调查分析—退化识别—中和目标—中和布局—中和措施—中和监测”的递进式规划逻辑；（3）面向LDN的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关键内容包括问题诊断、优先区识别、修复单元划定、监测机制设计等，有待研究深化。为促进LDN概念本土化，建议建立生态系统退化与修复平衡（生态“退修”平衡）机制，以避免、缓解和修复国土空间全地类的数量、质量、生产力流失与退化为目标，统筹规划编制与项目实施。
“双碳”目标是否写入以及如何写入“国土空间规划法”是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建设和“双碳”目标法治保障研究领域的关键问题。通过对现有的规范性文件和国土空间规划实践进行检视，可以采用“系统融入+专项嵌入”的“双碳”目标全方位融入“国土空间规划法”的立法模式，通过明确“双碳”目标的周期性和空间性原则，构建规范表达的专门性制度体系。通过提出程序性与实体性并重的立法体例优化方案，完善相关部门行政事权配置，科学设置法律责任，做好“国土空间规划法”与能源立法、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等立法工作的衔接，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国土空间规划保障。
系统解析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推动人地关系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运用文献资料分析、理论分析和归纳演绎法，从“要素—格局—效应”维度深入探讨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概念内涵、形成机制、识别方法和协调治理路径等。研究表明：（1）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地与地之间的配置冲突和人与地之间的资源竞争和功能博弈在空间上的反映，表现为土地要素配置的失衡和土地利用格局的失调，体现为土地利用效应的失控。（2）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形成机制可概括为“多重驱动力交互作用—土地要素配置变化—利用格局改变—利用效应变化—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显现”。（3）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可控—失控—可控”交替演化的前提和基础是要素配置失调与利用格局失衡，而利用效应失控既是冲突“可控—失控—可控”交替演化的核心和关键，也是其与社会经济系统交互作用的响应和反馈。（4）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治理路径包含以整合修复为前提和基础的要素重构、以“三区三线”为核心和主旨的格局优化及以提升协调为目标和导向的效应管控。研究可为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协调治理和国土空间优化利用提供科学借鉴。
进入城镇化新阶段，大城市周边县域迎来了重要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巨大的低碳发展压力。以地处东部三大城市群中心地带的143个县域为研究对象，结合多源空间大数据考察了城镇空间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城镇空间结构分散化对碳排放强度具有促增效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核心结论依然成立。（2）影响机制在于，城镇空间结构分散化通过挤占蓝绿生态空间、刺激私人交通需求及推动产业间异速增长三条渠道导致碳排放强度提高。（3）进一步讨论发现，城镇空间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促增效应是核心区碳减排与边缘区碳增排的“净”效应；不同演化阶段下，城镇空间结构分散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增；不同城市群中，城镇空间结构的最佳优化方式存在异质性。研究结果有助于大城市周边县域在持续挖掘城镇化潜力的同时保持甚至促进低碳发展，进而对其协调“城镇化”与“双碳”两大核心战略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促使黑土耕地利用方式和程度发生显著变化，深刻影响黑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状态。基于人地系统视角构建耕地利用转型分析框架，以齐齐哈尔市为案例区，采用突变级数模型定量分析1995—2020年耕地利用过程及其关键转折点，解析不同转型阶段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1995—2020年耕地利用系统状态评价值波动上升，集中在0.35~0.45之间，说明齐齐哈尔市耕地利用系统存在不同的利用状态阶段，处于转型变化过程中；（2）以2003年、2015年为转折点，研究区耕地利用方式经历了粗放式开发利用、高强度集约利用、保护可持续利用的转变过程，其功能实现了粮食从“自给自足”（1995—2002年）向“商粮外调”（2003—2014年）再向“绿色转型”（2015—2020年）升级，耕地利用经历了两次转型过程；（3）1995—2020年研究区耕地利用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型主要受要素投入和政策调控等关键因素驱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主要是市场需求、政策调控和科技进步等因素共同作用促使转型。建议继续加强黑土地保护利用力度，统筹黑土区要素资源配置，优化区域耕地利用结构，促进黑土耕地功能升级，夯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区域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基石。
流域是融合发展与安全的空间载体，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区域，流域空间治理已成为当前省域、市域尺度空间规划的重要切入点与战略性工程。按照“尺度衔接—价值实现—路径优化”的基本脉络深化流域空间治理的理论认知，并以湖北省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流域空间治理，应立足人水关系，统筹自然边界与行政边界，协同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目标，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分区管理侧重；（2）基于“四化同步”经济基础与自然生态系统资源，湖北省流域空间的经济—生态价值分异明显，部分流域单元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开发处于相对不平衡阶段；（3）空间多元价值的实现能够有效指导流域分区分类治理，湖北省流域治理分区包括四化建设复合型、宜居城镇建设型、现代农业发展型、生态安全保护型和生态安全—经济发展复合型。研究结果可为深化流域人水关系、确保流域治理规划的实施落地提供指引。
县域包含城市和乡村两个差别巨大的复杂系统，其地域系统的功能特性决定着共同富裕发展的特殊性。从县域尺度出发研究共同富裕有助于厘清共同富裕的特征、模式及其差异化发展策略。以浙江省县域为例，运用全局熵值法对其共同富裕水平展开动态测度，分析演化特征；利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识别各县域共同富裕发展的驱动因素，并基于此提炼共同富裕驱动模式。研究表明：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呈阶段性上升趋势，共同富裕发展存在明显的非均衡线及“双核”结构。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由自然、经济、人口和政策等因素驱动，且各因子的驱动作用存在时空异质性，形成16种驱动模式。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发挥地理优势，改善人口、经济和政策环境，制定适宜各县域共同富裕发展的差异化路径。研究结果可为在区域互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目标提供启示。
传统村落空间的高品质建设成为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的破题方向，对空间认知和活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展开区域和村落两个层级的组合分析：在区域层面，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方法，对徽州传统村落的地理分布、分布密度、空间分异等特征展开解析；在村落层面，基于三维扫描和虚拟现实技术，对村落空间在数据获取和利用中的数据通道、技术适用性展开实证论证。研究表明：徽州传统村落呈现逐批次高度集聚的分布趋势，对村落间同质化竞争和发展提出严峻挑战，进而对此构建协同交互技术解析村落间的共同、分异特征，实现空间的优化设计应对。所形成的技术体系与方法论可以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活态激发空间品质，对地域性传统村落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乡村绿水青山是蕴含丰富地域自然与文化内涵的空间资源，其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是空间商品化的过程。融合自然资源资本化和资本循环理论构建包含空间优势识别、货币资本投入、空间生产、空间生态产品销售、空间再生产五个环节的乡村两山转化空间商品化理论框架，厘清绿水青山从空间资源向空间资产、空间资本、空间生态产品、空间收益转化的内在逻辑，并从科学认知空间资源优势、创新投融资机制、打造富有地域特色的多样化高附加值空间生态产品、拓宽空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推进绿水青山空间再培育方面提炼了实践路径。深化绿水青山空间价值认知、发挥多元主体共治作用、统筹协调空间本身的生产与空间中的物质生产以及防范资本引入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才能实现两山共赢。
包容、绿色的可持续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基于新时代包容性绿色发展内涵，构建涵盖包容性绿色财富、包容性绿色福利、包容性绿色可持续的多维指标体系，测度2005—2021年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探究其时空演化特征、空间关联网络、区域分异及动态收敛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东西方向呈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梯度性空间分布格局，南北方向与“南强北弱”的经济发展格局相一致。（2）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关联网络具有多节点多线程交织、空间邻近关联与跨区域关联并存、东密西疏的“蛛网”型结构，空间关联关系有待进一步增强。（3）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趋于收敛，极化现象减弱，区域间差异是造成东西方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和区域内差异的交互作用对于南北方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具有显著影响。（4）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的σ收敛、空间绝对β收敛和空间条件β收敛特征显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等经济社会因素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缩小区域差距，构建绿色化、包容性发展的均衡空间格局，助推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地方政府间不同竞争模式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利用2011—2022年中国22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探讨地方政府经济—环境综合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竞争转变效应。结果表明：（1）兼顾环境竞争的地方政府综合竞争可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综合竞争的促进作用先提高后减弱；（2）地方政府由经济竞争向环境竞争转变能够通过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中降低碳排放强度为主要路径，且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更为突出。因此，中央政府需改进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建立反映绿色发展情况的政绩考核机制，平衡经济竞争与环境竞争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制度性环境规制执行规范及监管标准，采取分类引导和因地制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同时逐步强化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
基于河北省254个村庄的调研数据，分析了乡村旅游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与机制作用。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可以减少撂荒；在“人—地—业”体系下，乡村旅游可以通过减少外出务工人员比例、促进耕地向旅游经营主体与小农户流转、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来减少耕地撂荒；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旅游均会减少撂荒耕地，影响效应随阶段提升呈由弱到强的趋势，前期以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共同转入耕地为主，后期耕地则加速向经营主体集中；以自然景观与特色产业为吸引力的乡村旅游对减少耕地撂荒的影响较强，耕地更倾向于流向经营主体。据此建议，应积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构建差异化的旅游发展与耕地流转联动机制，减少耕地撂荒，保障粮食安全。
科学识别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区域对开展城市生态风险管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郑州市为研究区，运用Markov-PLUS模型、当量因子法等方法，探究郑州市2000—2035年四种情景的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时空演变规律，识别出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区域。结果表明：（1）2000—2020年耕地和水域面积大幅减少，建设用地快速扩张；2020—2035年自然发展、城市增长、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四种情景下建设用地将持续扩张、耕地依然减少，而水域在生态保护情景下将显著增加。（2）基于半变异函数得到的郑州市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识别单元的最优空间尺度为500 m。（3）生态保护情景下，研究期间的郑州市ESV将由原有的降低趋势转变为升高。（4）2035年郑州市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防范应重点关注黄河沿线滩区、金水区、惠济区和二七区的水域、湿地、林地的敏感区域。研究结果可为理解城市未来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的内在逻辑关联提供理论借鉴，并为郑州市及同类城市国土资源优化配置和生态保护策略精准实施提供参考。
选取中国北方110个县域单元为研究样带，基于样带2000—2022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耕地多功能指数评价法和耦合协调度揭示了样带耕地多功能时空演变及耦合协调特征，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模型分析耕地多功能区际耦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2年北方典型样带耕地利用多功能时空格局变化明显，经济生产功能呈上升趋势，冀南和山东大部分区域功能增长较为明显；社会生活功能整体上升显著，高值区主要聚集在样带北部的内蒙古各县域单元；生态环境功能较为稳定，低值区主要分布在样带中部。（2）研究期内样带耕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度下降，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样带南北地区高于中部地区的县域单元，即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且区际差异逐渐扩大。（3）在耕地多功能耦合网络中，社会生活、经济生产和生态环境功能具有明显的网络结构，但各功能整体以低强度联系为主；较低中心度的区县占主导，通过对网络空间聚类分析发现，各功能板块接收和溢出关系的内部联系较为紧密，外部联系需要加强。（4）耕地多功能的利用及耦合协调的动态演变除了区域差异外，还需考虑在耕地多功能耦合网络中的位置和关系等区际耦合关联。研究结果可为耕地多功能利用政策的制定和耕地的区域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探究煤炭资源枯竭区村庄整治对农户生计适应性选择的影响，对于提升矿区农户生活质量以及促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生计福祉—生态依赖”视角构建农户生计适应性选择概念框架，并基于苏北、鲁南地区典型资源枯竭村庄农户调查数据对生计福祉和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水平进行量化，运用PSM-DID模型分析不同村庄整治模式对农户生计适应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压煤搬迁型、特色提升型和整治完善型三种村庄整治模式后农户福祉水平均呈现较大提升；压煤搬迁型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小幅上升，特色提升型有所下降，整治完善型变化不显著。（2）压煤搬迁型、特色提升型和整治完善型三种整治模式促使农户“生计福祉—生态依赖”耦合关系实现“高福祉—低依赖”转换概率分别为20.0%、43.7%和21.6%，均对农户适应性产生正向影响。（3）不同整治模式对农户适应性选择影响存在差异，其中特色提升型作用效果最好，整治完善型其次，压煤搬迁型最小。基于此，今后不仅要继续加大煤炭资源枯竭区村庄整治投资力度，还要因地制宜选择整治模式，制定差别化村庄发展方案，促进农户“生计福祉—生态依赖”关系耦合优化。
水资源资产核算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的重要内容，是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基本前提。基于区域水资源资产演变循环规律，构建水资源资产的“量—价”核算模型，采用调整系数法、能值分析法、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水资源资产情况及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水资源资产实物量呈现波动变化趋势，江苏表现最好，湖北次之，贵州和重庆的表现较差；（2）2012—2021年，长江经济带水资源资产价值量的年均涨幅为13.14%，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分异特征；（3）人口密度是长江经济带水资源资产的主要驱动因素，且因子间的交互作用更能解释其空间分布的地域差异。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水资源资产的形成机理，完善国民经济宏观核算体系，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有益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