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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0 >Issue 1: 147 - 163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110

城市更新与城市文化

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以南京老城南为例

  • 何淼 , 1 ,
  • 宋伟轩 , 2 ,
  • 汪毅 3
展开
  • 1.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发展研究所，南京 210018
  • 2.河海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南京 211100
  • 3.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乡发展研究所，南京 210005
宋伟轩（1981-），男，吉林敦化人，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地理。E-mail:

何淼（1987-），女，江苏扬州人，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文化与城市更新。E-mail:

收稿日期: 2024-07-29

  修回日期: 2024-10-08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2-26

基金资助

南京市青年文化英才培养项目

2024年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4ZY09)

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4DY17)

2024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4JYB0160)

收起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cultural-empowered urban renewal: Taking the old southern city of Nanjing as an example

  • HE Miao , 1 ,
  • SONG Wei-xuan , 2 ,
  • WANG Yi 3
Expand
  • 1. Institut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Nan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y, Nanjing 210018, China
  • 2.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000, China
  • 3.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Nanjing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Nanjing 21000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29

  Revised date: 2024-10-08

  Online published: 2024-12-26

Fold

摘要

城市更新是中国城市在新时代内涵式发展背景下，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显性化议题。伴随文化在延续城市历史、缔造空间价值、提升生活品质和激发经济活力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逐渐成为推进城市更新的关键性动能。在分析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关系演替的基础上，构建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逻辑框架，并以南京老城南为例，探索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实现路径与机制效应。研究发现：（1）发挥历史文化、创意文化、地方文化等文化资源要素在城市更新中的多重作用，通过文化要素注入、空间载体吸附和更新效能释放过程，可以赋予城市更新动能、增进城市更新质效；（2）从南京老城南的城市更新实践中，总结出历史符号重现、文旅消费驱动、创意产业植入、社区精神根植和文化服务嵌入等城市更新的文化赋能路径；（3）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利益主体共同推动着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在发挥出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强化旧城历史文化空间更新与城市当代文化建设成果之间的联系、协调推进精神层面的文化更新、增强地方居民的城市参与权与文化获得感等；（4）中国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区别于西方“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将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居民文化认同感的提升视作城市更新的重要目标。基于可持续的城市更新理念，需要推动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的良性双向赋能，实现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与有度、有序、有情、有机更新的谐振式发展。

关键词： 城市更新; 文化赋能; 历史文化遗存; 旧城改造; 南京老城南

本文引用格式

何淼 , 宋伟轩 , 汪毅 . 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以南京老城南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1) : 147 -163 . DOI: 10.31497/zrzyxb.20250110

Abstract

Urban renewal is a prominent issue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in the context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s culture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continuing urban history, creating spatial value,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and stimulating economic vitality, it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key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urban renewa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elements and urban renewal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late 1970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logical framework for cultural empowerment of urban renewal, and takes the old southern city of Nanjing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paths, mechanism and effects of cultural empowerment of urban renewal. The study found that: (1) By leveraging the multiple roles of cultural resources such as historical culture, creative culture, and local culture in urban renewal, an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lements injection, spatial carriers adsorption, and renewal efficiency release, urban renewal can be empowered and its effectiveness can be enhanced. (2) From the process of urban renewal practice in the old southern city of Nanjing, the paths of cultural empowerment of urban renewal are revealed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symbols, the driving force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the implanta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rooting of community spirit, and the embedness of cultural services. (3) Multiple stakeholder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are jointly promoting the urban renewal with cultural empowerment. To obtain more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newal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paces in old cities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contemporary urban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ordinate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renewal at the spiritual level, and enhance the urban participation rights and sense of cultural achievement of local residents. (4) The culture-empowered urban renewal in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the "cultural-led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e West, which regards th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s well as the enhancement of residents' cultural identity, as important goals of urban renewal.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in urban renewal,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benign two-way empowerment of cultural elements and urban renewal, and achieve a resonant development of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moderate, orderly, tender, and organic renewal.

Key words： urban renewal; cultural empowerment; historic and cultural relics; old city reconstruction; old southern city of Nanjing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已经逐步从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治理，城市更新的模式与方法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焦点[1,2]，但总体上仍处于结合国内外更新经验和自身城市特点开展初步研究和探索的阶段[3]。在全球化与转型背景下，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导向[4]和全域化拆毁重建特征[5]的城市更新，使城市物质景观发生迅速改变。国家“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意味着城市更新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如何通过城市更新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升空间承载能力、增强城市发展韧性、传承地方历史文脉，已成为中国各大城市在新时代内涵式发展背景下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显性化议题。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更新实践在极大改善物质空间的同时，也存在大量老城区及历史文化遗存遭到破坏等问题，由此引发如何正确处理城市更新改造与文化遗产保护两者关系的讨论[6⇓-8]。人们逐渐意识到，城市更新不是单纯的城市建设技术手段，也不是简单的以房地产开发为导向的经济行为，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和人文内涵[9]。城市更新的目标由单维的经济增长向多维的整体提升转变，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多元作用被逐渐发掘，形成了城市更新中多元并存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局面[10]。文化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趋势，强调资源利用及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更新的契机，并为城市更新地区提供促进自身发展的持久经济活力[11]。承载着城市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的文化遗产成为推动城市更新和城市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资源[12]。
新时代中国城市更新在发展方式转型、新旧动能转换等复杂语境中铺展开来，需要寻求新的驱动力。20世纪末西方城市出现“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culture-led urban regeneration）模式，旨在以文化的力量实现城市在环境、经济、社会层面的综合更新发展[13]。此模式随后在全球层面被广泛应用，引发学界从城市历史地区的更新如何促进城市品牌打造[14]、增强地方意象[15]、实现资本积累[16]以适应后工业时代的城市转型等多个维度展开研究，并对其中涉及的文化“工具化”“符号化”“消费化”等问题进行反思。中国在经历了世纪之交的“拆建潮”后，小规模、渐进式、针灸式的更新理念成为各大城市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共识，开始进入以文化作为城市更新的思维方式、逻辑主线、发展范式和创新实践的阶段[17]：文化在延续历史、凝聚价值、优化生活品质和激发经济活力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城市更新的关键性动能。
鉴于此，本文提出文化赋能城市更新这一概念，在探讨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关系演进的基础上，解读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理论内涵，并将该议题置于南京城南历史城区（老城南）更新的鲜活情境中予以理解。通过分析老城南更新改造的时空特征、文化转向与赋能路径，厘清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探讨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机制、效应与趋势，以此促进完善符合时代发展和国情实际的城市更新理论与路径，同时为充分发挥文化资源要素的经济价值、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激发城市更新的动力和活力、推动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逻辑基础

1.1 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关系演替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至2023年的66.2%，城市化进入“下半场”的同时，城市更新正逐渐跳脱出物质层面的“破旧立新”，而转向优化生活品质、提升城市功能、转变发展方式、彰显文化魅力等多重目标。其中，文化要素在城市更新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实现了由集体消费品不足倒逼旧城改造阶段的被“忽视”、土地资本驱动旧城现代化改造阶段的被“轻视”，到旧城保护性开发带动城市更新阶段的被“重视”，再到以人为本有机渐进式更新阶段的被“珍视”的价值转变（图1）。
图1 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的关系演进

Fig. 1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elements and urban renewal

第一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初）：文化议题被旧改需求遮蔽。长期计划经济制约下，城市普遍面临住房紧缺、市政公用设施不足、旧城环境恶劣等城市功能的结构性缺失，下放回城人员和知青的“返城潮”又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的住宅短缺问题。这一阶段各地城市更新主要关注旧城服务功能的补足，通过“拆一建多”“填平补齐”等方式尽可能地充分利用旧城空间解决住房问题。由于旧改主要围绕解决扩大旧城居住空间、改造棚户和危房简屋、完善基础设施、调整旧城土地功能等迫切需求而展开，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城市文化保护、文脉传承等议题。虽然在1982年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得以公布，但文化保护理念尚局限于单体文物、历史建筑，对城市文化风貌的整体性、空间肌理的有机性认知不足，大量位于旧城的特色文化片区仍旧被纳入了城市物质空间改造的范围，难以逃脱拆除、改建的命运。
第二阶段（20世纪末）：文化保护让位于重建式更新。进入20世纪90年代，城市更新的重点在于扭转衰败失衡的城市形象，以全新姿态介入市场经济大潮。区位条件优越的旧城空间成为支撑产业结构转型的土地资本，大量工业用地、传统社区转化为中高端住宅与商务金融、贸易流通、信息服务等三产空间。在财税改革、事权下放、土地有偿使用、住房商品化等多重政策叠加影响下，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经济发展与城市更新的积极性被激活，房地产开发与旧城更新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引发了“建设性破坏”的问题：高强度的房地产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传统空间尺度遭受严重影响，强制性动迁与“异地安置”政策导致大量家庭面临迫迁、邻里网络与生活方式面临解构。这一阶段的重建式更新致力于实现级差地租效应，旧城空间的文化意义让位于经济增长的主流话语，传统城市风貌与城市文脉赖以生长的社会土壤遭受极大威胁。
第三阶段（21世纪初）：空间功能复兴突出文化价值。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城市更加深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城市营销需求也由此产生。中国在2000年正式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文化及其所衍生的经济社会效益开始成为推动城市产业再结构、塑造地方品牌的新思路。政府层面围绕城市发展与旧城改造推出一系列保护性规划与政策法规，旨在实现旧城风貌保存、生活条件改善、城市形象提升的有机结合。旧城文化内涵与符号价值等无形资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城市更新出现典型的“文化转向”，苏州平江路、北京798艺术区、南京城南历史城区等代表性更新项目揭示了地方文化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但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制度性话语下，旧城传统文化的保存更大程度上服务于城市更新所追求的空间价值复兴，旧城本土社区的参与不足、对旧城文化“原真性”的思考局限于将传统地方转化为以展示、营销为目的的“有文化”的景观[18]。
第四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赋能内涵式城市更新。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构成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在“人民城市”“人文城市”等理念引导下，城市更新逐渐从物质层面的改造升级迈向优化空间功能、重塑地方活力、推进社会治理、提升居民幸福感与认同感等综合性阶段。在实践中，旅游、艺术、休闲、创意等文化业态与地方文化脉络、居民文化需求的深度结合，创造出了有影响力、归属感和地域特色的文化空间形态，也推动旧城在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迎来多维度的迭代与新生。通过文化动能作用的发挥，旧城的关键空间节点实现了小尺度、针灸式、修补式更新，旧城空间价值跃升、地方文化传承创新、居民文化福祉提升等多重目标得以实现。城市形象也因此更具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色，构成了传承中华文明的城市空间响应。

1.2 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概念内涵

纵观城市发展史，文化与空间一直是密切互动的一组关系：文化行为在城市空间的映射形成了新的文化场域、空间情境，城市化的空间进程及其对地方价值的发掘又促进了文化空间形式的再生产。在中国，文化是一个具有经济属性、社会属性等多重属性的概念，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着力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指明了文化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价值引领与核心驱动作用。文化开始从精神文明建设领域进入更全面的发展视野，成为美化空间、营造生态、更新产业、复兴优秀传统的一种共识与默契。
城市更新领域出现了典型的“文化转向”：这是基于文化反思、政策指向与现实经济驱动需求而形成的本土化城市发展策略[19]，其目的在于通过发挥文化事件、文旅产业、文化遗产对城市更新的带动与引导作用[20,21]，从继承性创新原则出发，采用地方感营造、情感体验构建、文化资本激活等多种策略[22]，充分释放文化所具有的多重属性价值，助力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满足赓续地方文脉、激发产业活力、提升治理水平、改善生活品质等核心关切。以往依托土地财政的城市发展方式和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模式已然难以为继，有学者将土地视为城市的石油，能否实现由传统能源向新能源的转型，决定着“资源型城市”的未来[23]。相对于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文化资源类似于一种可再生、零污染的新型清洁能源，既可以提升存量土地的经济附加值和创造吸引居民的空间吸引物，也能够驱动城市发展要素由资源性要素向知识型要素转变[24]。
本文提出的文化赋能城市更新，即是指通过历史文化、创意文化、地方文化等文化资源要素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发挥其在城市更新中挖掘城市土地价值、优化城市空间品质、提升产业发展效能、保护传承地方文脉、创造城市美好生活中的作用，通过文化要素注入、空间载体吸附、更新动能释放[25]等过程和方式，赋予城市更新动力、增进城市更新效能（图2）。
图2 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概念内涵

Fig. 2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culture-empowered urban renewal

1.3 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逻辑机理

新时期中国城市更新是由政府主导、市场力量和社会群体广泛参与下实现物质人文环境、功能结构和社会空间转型升级的过程。从文化赋能的内涵出发，其所诉求的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价值实现模式，恰恰与城市更新的多重面向不谋而合，有利于推动城市更新更好地满足群众期望需求、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具体来看，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作用机理，可以从城市长期经营、经济活力提升、生活需求满足三个维度展开分析，理解其中具有一致性的内在逻辑（图3）。
图3 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逻辑机理

Fig. 3 The logical mechanism of culture-empowered urban renewal

基于地方文脉的资源转换逻辑——实现城市持续经营。城市是本土文脉的空间载体，在上轮快速城镇化浪潮中，城市文脉面临着大规模拆建潮对文化空间挤压和全球化对文化价值消解的双重压力。因此，在本轮城市更新中，地域特色的延续与文化内涵的塑造成为重点，要求不断增强城市文化贮存能力，保护、传承、弘扬城市文脉。在城市更新中以高度文化自觉激活城市文化积淀，通过保护利用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使之成为蕴含价值观念、民族情感、集体记忆等文化识别性信息的空间资源，能够为城市塑造更多的文化地标与文化标识，引导城市经营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26]。该逻辑下的文化赋能路径主要表现为“历史符号重现”，其目的在于通过具有标识性的历史符号拼贴再现旧城文脉，以具有场所精神的空间营建打造城市文化名片、增强文化辨识度，从“千城一面”同质化危机走向“一城千面”可持续经营。
基于时代需求的产业升级逻辑——实现经济活力提升。新时期以“内涵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更新，期待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产业功能的再造推动城市活力提升。近年来，文化产业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在吸引流量、创造内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通过将存量空间升级改造为文旅空间、创意园区、艺术商场、主题社区等，不仅能够为存量空间赋予新的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还能够通过旧城产业功能的延展与文化活力的重构有效拉动周边业态、促进消费升级、吸引人流回归，以文化产业的溢出效应带动空间价值的再生产。该逻辑下的文化赋能路径主要表现为“文旅消费驱动”与“创意产业植入”，其目的在于通过重置旧城空间的功能业态，推动占据优势区位、空间使用效率较低的存量资源实现价值重构，以此获得空间长久收益、满足城市发展诉求。
基于人民期待的文化普惠逻辑——实现美好生活需求。城市更新是落实“人民城市”理念的重要工程，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抓手。大量旧城居民普遍面临公共文化活动开展空间受限、社区文化属性不足等问题。文化赋能城市更新，能够将各种文化要素、文化服务与居民生活场景、生活方式相衔接，推动城市更新成果向居民文化福祉转换，提升城市文化的普惠性，促进共同的文化认知、社会情感与城市认同的形成。同时，通过市民文化、社区精神的引导，能够提升居民作为城市“主人翁”的意识、放大城市更新的人民性与公共参与性，营造为更多居民所共享的城市文化生态。该逻辑下的文化赋能路径主要表现为“文化服务嵌入”与“社区精神根植”，其目的在于通过公共文化服务、社区文化治理的柔性介入，在城市更新中实现理想生活环境的营造与居民主体地位的提升，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实践要求。

2 南京老城南更新的文化赋能实践

2.1 老城南更新与文化的时空关联

位于南京内城南部的老城南地区，东西分别至外秦淮河、南至应天大街、北至秦淮河中支，面积约6.88 km2，是南京四大历史城区之一（图4）。老城南自六朝以来一直是南京繁盛的居住区、商业区，同时还是文教社学、衙署集中的区域，拥有明城墙、夫子庙、秦淮河等南京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地标，也是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遗存最密集的地区，被称为南京本地文化的“活化石”。截至2023年底，老城南共有南捕厅、夫子庙、荷花塘、三条营、金陵机器制造局5片历史文化街区（占全市的45%）；评事街、大油坊巷（小西湖）等8片历史风貌区（占全市的29%）；大辉复巷等3片一般历史地段；南唐官城及御道遗址区等3处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还有21处国家、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58处历史建筑，历史文化遗存资源丰富（图5），是南京历史文化保护最为重要的区域。
图4 老城南在南京主城及内城的位置

Fig. 4 Location of the old southern city in the main city and inner city of Nanjing

图5 老城南历史文化要素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old southern city in Nanjing

从空间上看，老城南的更新项目与文化资源点存在明显的空间重叠与相关性。本文对2001—2023年老城南地区的更新改造过程进行梳理，并针对涉及更新的93个地块建立包括地块边界、地块面积、更新拆迁年份、更新前用地性质、更新后用地性质、更新方式、更新后项目名称、更新后地块的高度、容积率等属性的空间数据库。分析发现，2001—2023年间，南京老城南涉及城市更新地块93个，占地面积达220.30 hm2，达到整个历史城区面积的32%；93个更新改造地块中，有35个地块位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一般历史地段内，占比达28%；除此之外另有55个地块位于这三类区域的500 m范围内。换言之，2001—2023年的93个城市更新地块，有97%的地块在空间维度与各类文化资源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图5、图6）。可以说，老城南是城市文化资源的空间密集区，也是区位条件优越、但又面临结构性老化典型旧城区域，对当下中国城市更新的重点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图6 2001—2023年老城南更新地块的更新方式

Fig. 6 Renewal methods of parcels under renewal in old southern city of Nanjing, 2001-2023

从时间上看，老城南的城市更新历程体现了文化在城市更新中作用与地位的不断上升。自1978年开始，老城南地区就开始了以提升老城服务能力与解决住房短缺问题为主要目标的旧城改造。其中，增强老城服务功能主要体现在将商业恢复与旅游开发相结合，完善对内与对外的服务功能。标志性事件是1984年启动的夫子庙建筑群的重建和修复，推动了夫子庙地区重新成为南京重要的商业休闲和文化旅游中心，并使老城南地区城市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老城南地区加快了更新改造步伐：2001—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5年和2016—2023年更新改造地块的数量占比为32%、46%、17%和4%，面积占比为32%、48%、9%和12%。2001—2010年是城南历史城区实施更新改造的高峰期，这一时期基本采取“房拆人走”的拆除重建模式，虽然通过兴建大量文旅街区快速改变了地方整体形象，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脉和人脉的断裂。2011年以后老城南逐步转向有机更新模式，更多关注地方性场所的营造，试图通过地方性物质符号的保护传承、现代文化业态的有机植入、社区居民的共商共建共享等方式，在提升空间品质的同时，增进人与地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与认同。因此，老城南的城市更新实践展现了不同阶段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的关系演替，为研究文化赋能城市更新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观察样本。

2.2 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五种路径

随着老城南更新改造背景、目标、方式及文化要素在城市更新中发挥作用的改变，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路径与模式也随之发生演进。基于老城南城市更新案例，可将文化赋能路径划分为历史符号重现、文旅消费驱动、创意产业植入、社区精神根植和文化服务嵌入五种路径模式，分别从文化风貌塑造、文化产业带动、文化生态营造、公共文化释放等不同维度，以一种模式为主导或多种模式叠加，实现对城市更新改造的文化赋能。
（1）历史符号重现——以夫子庙为代表。指通过对传统文化符号的提取与仿真，推动旧城空间意象更新与地方文脉回归，从而以地方文化的独特吸引力推动旧城复兴。当代旧城更新往往依靠对怀旧情结的唤起[27]，将历史街区所承载的文脉信息符号化、使之成为感知地方文化的象征载体已成为旧城空间重构的主导逻辑之一[28]。以夫子庙历史街区更新为例，通过大量建筑符号、文化符号、景观符号的运用，夫子庙作为明清时期文教中心的繁华胜景得以再现，成为最能彰显古城深厚文化底蕴、最能代表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特质的城市文化地标，体现出历史符号在重组旧城空间文化意涵中的重要作用。以历史符号的重现带动旧城地区更新能够通过营建具有集体记忆价值的文化空间与场景，增进城市空间与广大居民的情感联系，在实现旧城空间特色与文化个性彰显的同时重塑流量汇聚的节点价值。
（2）文旅消费驱动——以老门东为代表。指在积极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和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文旅消费场景打造盘活旧城腾退空间，使之成为兼具文化体验、休闲娱乐、时尚餐饮、特色零售等多元功能的活力空间。老门东历史街区通过植入非遗展示、休闲娱乐、互动演出、西食游宿等文旅消费业态，完善了老门东的文化、旅游和商业功能，推动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历史街巷等本土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老门东通过发挥门东运动嘉年华、门东创意庙会、城墙灯光秀、古街定向赛跑等文旅节庆活动的引流作用，不断提升街区面向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双重文化引力与互动性。在文旅消费的驱动下，老门东从传统邻里交往为主的市井生活空间更新为以文化消费为主导的、兼具历史文化内涵与产业创新能力的城市增长空间，有效提升了历史地段的自身造血能力。
（3）创意产业植入——以新门西为代表。指利用城市旧工业区或老旧厂房，通过植入创意产业推动低效存量工业用地的功能更新，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工业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意带动等多重目标。以“悦动•新门西”为例，其前身为南京印染厂与南京第一棉纺厂，大量厂房因棉纺工业外迁而闲置、荒废。2017年启动更新后，该地块以“南京首个运动文化生态创意园”为定位，在延续工业遗产历史记忆的基础上注入当代创意产业的生机，成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江苏省体育产业示范园。通过将老旧厂区更新为工业文化空间场域、将产业功能更新为体育文创服务、将封闭厂区更新为城市公共空间等手段，整体植入创意产业，推动传统存量工业用地在空间品质、产业功能、对外服务能力等方面的综合改善，实现空间活化更新并为城市创新提供空间载体。
（4）社区精神根植——以小西湖为代表。指将社区精神作为居民情感联结的重要内涵，形成居民可持续自主更新的内生驱动力量，以此推动老旧社区更新。老城南分布着大量人口密集、基础设施落后的民居区，一直以来都是城市更新的重点区域。在小西湖历史风貌区的更新中，探索出新时代“公助自更新”路径[29]，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确立居民主导地位，赋予原居民自主选择去、留或申请平移安置房的权利，允许产权主体按实施单元申请参与微更新。通过居民自主管理议事会等方式激发居民的社区共同体意识，促进居民在社区更新中的行动参与。采用“共生院”模式，适当引入文化展馆、非遗工坊、文创零售等业态，使得居民可以获取一定的经营性出租收益，增进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以社区精神赋能居民自主更新与共同缔造意识。
（5）文化服务嵌入——以“转角•遇见”为代表。指将图书阅读、文创展销、艺术普及、旅游资讯查询、志愿服务等文化服务嵌入文博场馆、旅游景区、历史文化街区、文化产业园区、社区中心、公园绿地等区域内的闲置小型建筑物与小微空间，更新改造为“小而美”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针对老城区公共文化空间不足的问题，秦淮区通过“转角•遇见”系列空间的打造，盘活闲置的名人故居、历史建筑、游园绿地等资源，复合利用既有文化旅游设施、社区服务中心等空间，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向社区、景区、街区的有效嵌入，全区形成了100处遍布街头巷尾的公共文化空间，为居民、游客等多元群体提供了更加便捷可达的文化服务。此外，“转角•遇见”系列空间也通过与阅读组织等民间团体合作举办多元文化活动，成为当下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3 城市更新的文化赋能机制与效应

3.1 不同路径下文化赋能的主体与动力

从文化赋能城市更新不同路径的特征比较来看（表1），地方政府一直是城市更新的主导方，其次是商业资本以及本地居民，分别代表着政府（权力）、市场（资本）和社会（民众）力量。通过表1可以看出，不同路径下的城市更新主体、目的、方式、经费来源、文化作用和主导功能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呈现出由单一走向多元、由文化作为符号与工具向文化作为核心与目标、由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向追求综合效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等转变，体现出文化赋能城市更新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进的特征（图7）。
表1 不同文化赋能城市更新路径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paths of culture-empowered urban renewal

历史符号重现型 文旅消费驱动型 创意产业植入型 社区精神根植型 文化服务嵌入型
更新主体 政府、国有资本 政府、国有资本、商业资本 政府、国有资本、商业资本 政府、国有资本、居民、社会组织 政府、社会组织
更新目的 美化物质空间；再现地方记忆 拓展消费空间；满足怀旧审美 转换存量功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激发自主更新；改善生活条件 挖潜小微空间；提供“身边的”公共服务
更新方式 复建仿古建筑群；历史文化空间的整体仿真；地方性文化符号的空间介入 通过复原传统民居建筑风貌、有机织补街巷格局营造文旅场景；导入文博展示、休闲餐饮、艺文展演时尚餐吧、国潮文创等文旅业态；定期举办文旅节庆活动 改造原有厂房，营造工业文化氛围；结合园区定位，引入差异化文创业态；延伸发展公益阅读、潮流酷玩、时尚餐饮等新型消费业态，融入城市生活 赋予原居民自主选择权利；发挥居民自主议事会等内生型自治组织作用，形成“定制式”更新方案；搭建政府职能部门、街道办和居委会、社区居民、国企建设平台、社区规划师等多方协作平台 盘活闲置的名人故居、历史建筑、游园绿地等资源；复合利用既有文化旅游设施、社区服务中心等空间；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向社区、景区、街区的有效嵌入
经费来源 地方财政 地方财政、社会资本 地方财政、社会资本 地方财政、居民自筹 地方财政、社会资本
文化作用 作为空间的“包装”（表皮化） 作为旧城的“增长点”（触媒化） 作为功能的“转换器”（工具化） 作为居民的“动力源”（内核化） 作为民生幸福的“承载”（人本化）
主导功能 景区旅游 文旅消费 创意孵化、就业带动 宜居社区 公共文化服务
效益侧重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空间分布 旧城历史文化
空间		 旧城传统民居区，留存有点状历史文化遗存 旧城工业遗产 旧城传统民居区，留存有点状历史文化遗存 旧城景区、历史街区周边闲置中的小微空间
代表案例（南京） 夫子庙；甘熙
故居		 老门东；熙南里 悦动•新门西；晨光1865科技创意产业园；国创园 小西湖；荷花塘 “转角•遇见”系列空间；“梧桐语”系列空间
图7 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主体与动力

Fig. 7 Subjects and driving forces of culture-empowered urban renewal

总体而言，在城市更新的早期阶段，文化赋能的方式相对表层化。政府作为城市更新责任主体和土地开发权拥有者，从根本上渴望实现城市更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综合效益的最大化。然而，囿于城市更新经费收支平衡问题，在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背景下，城市政府倾向于将更新地块打包出让给开发商，以推导重建的房地产开发形式完成更新。开发商为追求土地最高的经济价值，通常倾向于寻找并结合地方特有的天然禀赋或文化底蕴，开发具有文化属性的房地产项目。例如老城南的“长乐渡”“越城天地”（原名“应天府”）“状元府”“皇册家园”等城市更新后新建的高档居住区，均采用富有地方文化印象的命名方式。文化的注入使传统居民区转变为动辄千万每套的别墅区、富人区或是承载高档消费的特色文化街区。从“租差”（rent gap）的视角理解[30]，历史文化要素作为一种稀缺空间资源，与土地资源要素相叠加，可以通过扩大“潜在地租”形成可观的“租差”，在政府的推动下吸引资本向高“租差”空间流动。在政府和市场追逐和变现“租差”的过程中，文化多呈现为符号的拼贴与表皮的包装，其本质尚囿于服务于经济增长的工具，其目的在于实现空间生产与资本循环。
近年来，城市更新理念的进化、房地产市场增速的放缓、文化在城市发展中战略地位的上升，改变了将旧城区粗暴推倒重建的置换型更新模式，文化赋能型的城市更新在内涵上不断深化，路径逐渐增多，体现了主体价值取向的变化。人们对城市空间的青睐逐步转向对美和艺术的追求、对空间背后鲜活文化的情感共鸣、对个性化地方特色元素的追捧，以及对深度参与和互动的体验性需求[31]。在“人民城市”建设的价值取向下，这些需求进一步要求地方政府、市场资本推动以城市文化保护、弘扬与传承为价值导向的展示/消费/休闲/体验空间的生产/再生产。在这一转变下，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方式更加内核化、人本化，更加强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效统一”，而非单一谋求“租差”利益。在更新方式上，历史文化街区与文化旅游景区更加注重“主客共享”、创意产业园区更加注重“对外联通”、传统社区更加注重“场所精神”“居民参与”，不仅满足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资本可持续盈利的需求，也赋予地方居民更多的城市参与权与文化获得感，更加指向多位一体的谐振式共赢。

3.2 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的效能与问题

在多方主体的共同推动下，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在激活、改善老化的城市功能与建筑景观，推动历史文化遗产复兴与多元利用，营造文化旅游与创意文化氛围，激发城市经济与空间活力等方面，体现出显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例如，南京老城南经过更新改造，已经从一个基础设施落后、环境品质较差、棚户区与危旧房集聚的传统旧城区，升级为集历史博览、民俗文化、手工艺展示、旅游观光、商贸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空间。（1）文化赋能通过保留修缮利用历史建筑、文物建筑，完善功能、优化空间和功能复合利用等方式，推动城市历史地区空间品质提高、人文价值提升、街区活力再生，打造具有标志特性、充满文化象征意义的“时空场所”，成为城市文化记忆价值传承的重要见证，彰显城市历史文化魅力。（2）文化赋能通过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创意产业的有机注入，将城市中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生活的地区进行改造活化，有助于推动低效用地复合利用和用途合理转换，提升存量空间的整体品质，实现产业“焕新”、土地结构优化、缓解土地供需矛盾等多重目标，重塑城市优质存量空间发展活力。（3）在存量挖潜的城市更新时代，通过文化的赋能，能够创造出有影响力、归属感和地域特色的文化空间形态，从城市人文价值这一维度推动产生与地方文化的积极情感联结[32]，增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获得感，增进居民本土文化认同，实现文化在打造诗意栖居、陶冶人民精神世界在城市美好家园中的重要作用。
纵观南京老城南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的实施过程和现实案例，曾一度出现过度商业化、地方文化丧失和文化传承断裂等值得总结与反思的问题。其一，由于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压力较大，且因需要控制开发强度，收支难以平衡，导致曾出现过片面追求短期高收益的商业地产开发模式，将传统高密度居民区推倒重建为低密度别墅区，成为专属于富裕阶层的“奢侈品”，在破坏传统城市肌理的同时也造成城市改造与传统文化内涵的矛盾。其二，部分表层化、符号化、工具化导入文旅、创意功能的做法，存在断面式复古、同质化复制和碎片化拼贴现象，过度商业化开发使具有文化原真性的地方性商业被国际化、连锁型的品牌商业取代，变为主要满足外来游客的资本化和同质化的纯粹消费场所，造成对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与完整性的破坏。其三，重置性的物质更新与功能升级，使产业结构得到加速调整，就业结构随之发生改变，大量原住居民、手工业者和家庭作坊逐渐消失，低收入以及缺乏技能的人群失去了在城市中心区生活与就业的机会，地方文脉与集体记忆得以生成与发展的社会土壤与人文环境未得到有效保护，导致传统生活方式与社区网络断裂。虽然伴随着城市更新价值取向的转变，这些问题已得到很大改善，但应警惕传统路径依赖下这些问题仍有延续的可能。同时，文化赋能的一些新问题也在显现：一是对旧城文化风貌的更新过于强调展现“过去”、展现“传统”，导致旧城历史文化空间的更新与城市当代文化建设成果之间的联系不足；二是更为重视旧城物质层面的文化更新，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精神层面的文化更新相对滞后，更新后的历史街区、创意园区作为城市居民公共文化生活、现代文明风尚实践地的功能还需进一步提升；三是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路径需要更加精准化与精细化的“在地”设计，即待更新地区必须征召具有明显在地特征的文化业态、文化功能、文化服务去实现升级焕新，避免文化赋能陷入套路化、模式化的瓶颈。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城市更新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经阶段，既涉及城市物质生活环境的优化改善，更要注重本土文化的彰显与城市多维度竞争力的全面提升。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挖掘文化资源的潜能、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发挥其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对更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1）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先后经历集体消费品不足倒逼旧城改造阶段，文化议题被旧改需求遮蔽；土地资本驱动旧城现代化阶段，文化保护让位于重建式更新；旧城保护性开发带动城市更新阶段，空间功能复兴突出文化价值；以人为本的有机渐进式更新阶段，文化助推内涵式城市更新。
（2）文化赋能城市更新，指的是发挥历史文化、创意文化、地方文化等文化资源要素在城市更新中挖掘城市土地价值、优化城市空间品质、提升产业发展效能、保护传承地方文脉、创造城市美好生活中的作用，通过文化要素注入、空间载体吸附、更新动能释放复兴等过程和方式，赋予城市更新以新动力和新效能的现象和过程。
（3）基于南京老城南的城市更新案例，验证历史文化遗存分布与城市更新改造空间存在紧密关联；从城市更新价值取向与目标、实施手段与方式、文物保护利用和城市更新主体等方面发生的转向特征判断，文化赋能已成为城市更新的主要模式，其内涵在“人民城市”的建设导向下不断深化与丰富，文化成为城市更新的“动能”与“目标”；并提出历史符号重现、文旅消费驱动、创意产业植入、社区精神根植和文化服务嵌入等文化赋能城市更新路径。
（4）文化赋能型的城市更新是在政府（权力）、市场（资本）、社会（居民）等多方利益主体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的；文化赋能型更新在释放出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强化旧城历史文化空间更新与城市当代文化建设成果之间的联系、协调推进精神层面的文化更新、增强地方居民的城市参与权与文化获得感等；推动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的良性双向赋能，既是推动城市文化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有效手段，也是彰显城市更新人文关怀的应有之义。
南京老城南的城市更新中曾出现因推倒重建带来的历史文化遗存破坏现象，但随着文化保护性利用价值导向的确立，老城南通过有机改造历史建筑和街巷，保留并放大了南京老城特有的文化气质，明显提升了地方软实力和文化竞争力，为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实施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提供了有益参考。首先，城市更新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补齐广大居民“急难愁盼”的生活短板，更要满足文化、社交等更高层次的民生诉求；其次，要注重具有区域文化原真性、地方性的场所塑造，打造本土特色的文化场域，发挥城市空间的“文化容器”价值，推动城市文脉的有机延续；再次，要与地方文化脉络、居民文旅消费需求深度结合，因地制宜地导入文化旅游等新兴业态，走更具辨识度、更具内生造血能力和健康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之路；最后，在满足外来游客对地域文化与旅游需求的同时，更要关注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诉求，增进居民生活幸福感和文化获得感，兼顾“流量”与“留量”。

4.2 讨论

纵观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的赋能关系，发生了由初期的相互独立，到世纪之交的单向赋能，再到党的“十八大”以后文化—更新“双向赋能”的转变。究其原因：一是主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指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城市更新逐渐由过去“拆改留”式的城市重建转向“留改拆”式的有机更新。二是受到新常态和经济下行压力所迫，必须改变单纯依靠房地产驱动的城市更新模式，转而高度重视地区文化底蕴、传统特色，满足广大人民对于文化旅游、文化产品和文化体验等深层次精神需求，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寻求土地资源以外的文化附加值，加强对文化资源经济社会等多元价值的挖掘。三是在“以人为核心”建设“人民城市”的时代诉求下，“城市必须回归丰富人性、发展人的潜能和提供心灵的栖息场所的意义”[33]，城市更新不仅要关注物质改善与经济发展，更要发挥“以文化人”的精神效能，通过空间人本属性与文化价值的回归增进居民的精神力量。
中国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虽然在实现路径上与西方“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有一定相似，但在价值取向与目标上均存在差异。西方学者曾基于文化的经济属性提出“文化资本”概念，并将其视作以资产形式体现出来的文化存量，这种文化存量能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生产出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产品，更加强调文化作为生产工具的价值[34]。这种思路在“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中就体现为城市文化商品化的空间运作。各类文化资源被用于打造“区辨标识”以获取“垄断地租”[35]，导致城市文化沦为资本积累与权力操控的工具[36]，精神价值面临解构，也由此引发了大规模动迁与邻里置换[37]、城市空间被中产阶级审美所主导[38]等问题。而中国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不单单将文化视作工具，更强调文化在城市更新中的价值引领作用。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将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居民文化认同感的提升视作城市更新的重要目标，从根本上跳出了“经济决定论”的叙事框架，推动城市更新更加注重与真实社会生活、与深层次精神需求的联系。进一步而言，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从单向赋能转变为双向赋能，使文化由城市更新的“工具”蜕变为城市更新的“目的”，既有利于改变以往因对非文物历史建筑保护的界定过于简单而采取“非保即拆”的更新方式，导致诸如南京老城南地区遭到大规模的破坏性拆除的问题，更有助于通过物质空间的更新迭代推动城市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融入可感知、可参与、可互动的城市日常生活。以往封存式的历史建筑保护和公益性的修缮维护，既无法释放历史文化资源的经济社会潜能，也带来较大的公共财政压力。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使历史文化遗存由传统被动输血式保护向主动赋能式开发转变，大量原本散落于城市中的历史建筑、淹没于时代洪流中的地方历史记忆、隐匿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沉默于破败民宅中的社区文化等，能够伴随城市空间更新改造，实现与文化旅游、文化创意要素嵌入式发展而整体“活化”与“显化”。
为充分发挥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的良性互动、双向赋能优势，积极探索有度、有序、有情、有机更新，推动城市文化资源在保护前提下的合理利用，提升地区文化气质和城市品牌形象，本文结合南京老城南实例提出以下建议：（1）坚持历史地段原真性、整体性、永续性原则进行保护利用规划与设计，探索创新历史街区、风貌区的保护和更新路径，挖掘其文化、历史、经济和社会价值，赋予老城区发展活力；（2）创意改造、传承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有机融合历史元素、建筑与现代商业、艺术文化，让历史建筑在保留与传承中达到一种螺旋上升的动态平衡，使遗产保护展示与创意产业等发展相得益彰；（3）摒弃将文化表层化、符号化、工具化的惯性做法，在推动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结合的同时，要尽量保留和延续老城区和原住居民的“生活态”，实现地区历史文化、社会文化与商业经济的多元复兴。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司南. 市场化城市更新模式下的产业空间供给研究: 基于深圳市的实证. 城市规划, 2023, 47(6): 38-42, 120.

[SI N. Industrial space supply under a market-oriented urban regeneration mode: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3, 47(6): 38-42, 120.]

[2]
邹兵. 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型: 理论解析与实践应对. 城市规划学刊, 2015, (5): 12-19.

[ZOU B.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greenfield-based planning to redevelopment plann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5, (5): 12-19.]

[3]
阳建强. 城市更新理论与方法.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1.

[YANG J Q. Urban Regeneration Theory and Method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21.]

[4]
何深静, 刘玉亭. 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城市更新: 我国现行城市再发展的认识和思考. 人文地理, 2008, 23(4): 6-11.

[HE S J, LIU Y T.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The pattern of China's urban redevelopment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Human Geography, 2008, 23(4): 6-11.]

[5]
杨永春, 张理茜, 李志勇, 等. 建筑视角的中国城市更新研究: 以兰州市为例. 地理科学, 2009, 29(1): 36-41.

[YANG Y C, ZHANG L Q, LI Z Y, et al. Chinese cities' renewal based on urban building: A case study of Lanzhou.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29(1): 36-41.]

[6]
邓羽, 陈田, 刘盛和. 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研究进展与展望.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5): 540-548.

DOI

[DENG Y, CHEN T, LIU S H.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urban regeneration research.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5): 540-548.]

DOI

[7]
常青. 传统与创造反思历史建成环境再生的理念与途径. 时代建筑, 2022, (3): 14-21.

[CHANG Q. Tradition and invention a reflection on the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for regenerating historic built environment. Time & Architecture, 2022, (3): 14-21.]

[8]
赵荣, 吴铮争. 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策略研究: 以西安为例.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53(4): 5-15.

[ZHAO R, WU Z Z. A study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urban renewal strategy: The city of Xi'an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3, 53(4): 5-15.]

[9]
张更立. 走向三方合作的伙伴关系: 西方城市更新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城市发展研究, 2004, 11(4): 26-32.

[ZHANG G L. Towards three-way partnership in urban regeneration: The western experience and implications to Chinese cities.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04, 11(4): 26-32.]

[10]
吴晓庆, 张京祥. 从新天地到老门东: 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价值的异化与回归. 现代城市研究, 2015, 30(3): 86-92.

[WU X Q, ZHANG J X. From xintiandi to laomendong: The alienation and return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in urban renewal.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5, 30(3): 86-92.]

[11]
张朝枝, 刘诗夏. 城市更新与遗产活化利用: 旅游的角色与功能. 城市观察, 2016, (5): 139-146.

[ZHANG C Z, LIU S X. Adaptive reuse of heritage architecture: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ourism. Urban Insight, 2016, (5): 139-146.]

[12]
张皓, 姚桂凯. 历史地区城市更新中的话语、理念与制度. 规划师, 2023, 39(7): 56-63.

[ZHANG H, YAO G K. The discourse, concept, and institution in historic area regeneration. Planners, 2023, 39(7): 56-63.]

[13]
刘筱舒, 周迪. 文化主导下英国城市更新的实践探索与启示. 经济地理, 2022, 42(6): 64-71.

DOI

[LIU X S, ZHOU D.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British urban regeneration under culture-led.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6): 64-71.]

DOI

[14]
RIUS U J. Culture and authenticity in urban regeneration processes: Place branding in Central Barcelona. Urban Studies, 2014, 51(14): 3026-3045.

[15]
SHIN H, STEVENS Q. How culture and economy meet in South Korea: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economy in culture-led urban regene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3, 37(5): 1707-1723.

[16]
POW C P.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and downtown transformation in Marina Centre, Singapore:A case study of "Suntec city". IN:Edited by BUNNEL T, et al.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Citi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1.

[17]
齐骥. 城市文化更新如何焕发城市魅力.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1.

[QI J. Urban Renewal with Culture:How to Arouse the Charm of City.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2021.]

[18]
LEES L, SLATER T, WYLY E. Gentrifi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9]
黄晴, 王佃利. 城市更新的文化导向: 理论内涵、实践模式及其经验启示.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25(10): 68-74.

[HUANG Q, WANG D L. Cultural-led urban regeneration: The oretical framework, practices and implications.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8, 25(10): 68-74.]

[20]
宗祖盼, 蔡心怡. 文旅融合介入城市更新的耦合效应. 社会科学家, 2020, (8): 38-43.

[ZONG Z P, CAI X Y. The coupling effect of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in urban renewal. Social Scientist, 2020, (8): 38-43.]

[21]
丁凡, 伍江. 全球化背景下以大型文化事件引导的城市更新研究. 城市发展研究, 2020, 27(8): 81-88.

[DING F, WU J. The study of urban regeneration guided by large cultural event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0, 27(8): 81-88.]

[22]
黄怡, 吴长福, 谢振宇. 城市更新中地方文化资本的激活: 以山东省滕州市接官巷历史街区更新改造规划为例. 城市规划学刊, 2015, (2): 110-118.

[HUANG Y, WU C F, XIE Z Y. Stimulating local cultural capital in urban renewal: The case of urban renewal program and planning of Jieguan lane, Tengzhou.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5, (2): 110-118.]

[23]
赵燕菁, 沈洁. 增长转型最后的机会: 城市更新的财务陷阱. 城市规划, 2023, 47(10): 11-22.

[ZHAO Y J, SHEN J. Last chance for growth transformation: The financial pitfalls of urban regeneration.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3, 47(10): 11-22.]

[24]
弓颖, 薛东前, 宋永永, 等. 黄土高原资源型城市文化娱乐业发展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1): 91-108.

DOI

[GONG Y, XUE D Q, SONG Y Y, et al. The impact of cultural entertainment development 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on the Loess Plateau.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1): 91-108.]

DOI

[25]
杨馥端, 窦银娣, 易韵, 等. 催化视角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 357-374.

DOI

[YANG F D, DOU Y D, YI Y, et al.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tourism-driven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talysis: Taking Banliang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2): 357-374.]

[26]
严巍, 董卫, 叶如博. 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经营模式研究: 以西安为例. 现代城市研究, 2014, 29(12): 53-59.

[YAN W, DONG W, YE R B. Research on cultural oriented urban management pattern: A case study of Xi'an.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4, 29(12): 53-59.]

[27]
LEE Y S, YEOH B S A. Introduction: Globalis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Urban Studies, 2004, 41(12): 2295-2301.

[28]
武欣蕊, 戴湘毅. 旅游利用下历史街区文化景观符号意义与建构: 以北京前门大街为例. 中国生态旅游, 2023, 13(1): 111-127.

DOI

[WU X R, DAI X Y. Cultural landscape symbol meaning and its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historic districts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Qianmen street. Journal of Chinese Ecotourism, 2023, 13(1): 111-127.]

[29]
王世福, 易智康, 张晓阳. 中国城市更新转型的反思与展望. 城市规划学刊, 2023, (1): 20-25.

[WANG S F, YI Z K, ZHANG X Y. Reflections and prospect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urban regeneration.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3, (1): 20-25.]

[30]
阴劼, 司南, 张文佳. 租隙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更新模式研究: 基于深圳市的实证. 城市规划, 2021, 45(1): 39-45.

[YIN J, SI N, ZHANG W J. Chinese urban renewal model through the lens of rent gap theory: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city, 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1, 45(1): 39-45.]

[31]
文林峰, 杨保军. 全面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专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杨保军. 城乡建设, 2021, (16): 4-35.

[WEN L F, YANG B J. Fully implementing urban renewal action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Interview with Yang Baojun, Chief Economist of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2021, (16): 4-35.]

[32]
蔡礼彬, 程晓盈. 情感认知评价视角下文化遗产城市游客遗产责任行为形成机制.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6): 1278-1298.

DOI

[CAI L B, CHENG X Y. Formation mechanism of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ur of tourists in cultural heritage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fective-cognitive evalua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39(6): 1278-1298.]

[33]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文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MUMFORD L. The Culture of Citie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9.]

[34]
资树荣. 文化与生产者的文化资本.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35(1): 58-63.

[ZI S R.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capital of producers. 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018, 35(1): 58-63.]

[35]
HARVEY D. The art of rent:Globalization, 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In: Edited by PANITCH L, LEYS C.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A World of Contradiction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36]
EVANS G. Measure for measure: Evaluating the evidence of culture's contribution to regeneration. Urban Studies, 2005, 42(5-6): 959-983.

[37]
CATUNGAL J P, LESLIE D, HII Y. Geographies of displacement in the creative city: The case of liberty village, Toronto. Urban Studies, 2009, 46(5-6): 1095-1114.

[38]
莎朗·佐京. 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ZUKIN S. Naked City: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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