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自然资源学报 >

2025 , Vol. 40 >Issue 1: 118 - 133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50108

城市更新与城市治理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中国老旧社区微更新多方共治机制研究——以南京市秦淮区为例

  • 王思嘉 , 1 ,
  • 汤爽爽 , 1, 2 ,
  • 李晨 3
展开
  • 1.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 2.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210023
  • 3.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与政策研究学系，中国香港 999077
汤爽爽（1982-），女，江苏南京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流动与城乡规划。E-mail:

王思嘉（2000-），女，河北秦皇岛人，硕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地理与城市更新。E-mail:

收稿日期: 2024-04-01

  修回日期: 2024-07-23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2-26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179)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SHB003)

江苏省高等学校基础科学（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23KJB170010)

收起

Multi-party co-governance mechanism of micro-renewal in China's old comm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ycentric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Qinhuai district in Nanjing

  • WANG Si-jia , 1 ,
  • TANG Shuang-shuang , 1, 2 ,
  • LI Chen 3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2. 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Nanjing 210023, China
  • 3.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olicy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4-01

  Revised date: 2024-07-23

  Online published: 2024-12-26

Fold

摘要

在中国城市存量更新背景下，实施老旧社区微更新对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通过开展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探索，以中国语境下的多中心治理为分析视角，选取南京市秦淮区重点微更新项目为研究对象，探索了当前中国老旧社区微更新的多方共治机制。研究发现：多方共治机制是由区政府、国资企业、规划团队、社区基层组织和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更新协作机制，其中政府的角色转换和对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是多方共治机制构成的关键；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随着更新阶段的推进不断发生变化；建立多元主体能够有效交流和理性互动的平台是推动老旧社区微更新持续发展的关键；微更新可以为老旧社区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经济发展、历史资源创造持续的生产效益。

关键词： 多中心治理理论; 微更新; 多方共治机制; 老旧社区

本文引用格式

王思嘉 , 汤爽爽 , 李晨 .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中国老旧社区微更新多方共治机制研究——以南京市秦淮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1) : 118 -133 . DOI: 10.31497/zrzyxb.20250108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urban stock renewal,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cro-renewal in old communities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he modernisation of the country's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urban stock renewal,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cro-regeneration in old communities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he modernis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By exploring the localisation of polycentric governanc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se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selects a key micro-renewal project in Qinhuai district, Nanj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the multi-party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micro-regeneration in China's aging communit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multi-party governance mechanism is a collaborative renewal mechanism in which multiple actors, including the district government, distric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lanning teams, community grassroots organisations, and residents, participate in a clear division of roles and networked interactions in order to respect residents' property rights and wishes. Among the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decentralised role and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social forces are the key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multi-party co-regulati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the multiple subjects changes continuously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renewal stag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latform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rational interaction among the various subjects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cro-renewal of the old community, which is currently still in the mode of an external impetus. At present, community micro-renewal in Qinhuai district is still in a mode of external driving force; micro-renewal can create sustainable production benefits for the physical space, social spa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of the old community.

Key word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theory; micro-renewal; multi-party co-governance mechanism; old communities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在资源环境约束和空间管制压力趋紧的形势下，城市更新逐渐由粗放式的增量外延向精细化的存量提升转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指出：“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表明城市更新既是联系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两项重点内容的桥梁，又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社区治理创新双向互促的纽带[1]。在此背景下，社区微更新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部分和城市高品质发展的主要内容[2]，得到了广泛应用。与以往的城市更新相比，微更新是一个多主体、多阶段的利益博弈过程，需要复杂的多方协调和统筹[3]。在现实中，老旧社区由于极度分散的产权主体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客观上造成了社区更新推进的难度升级，亟需通过新的治理模式缓解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社区微更新的载体是空间，但其主体仍旧是人[2]。因此，微更新更应关注社区治理。社区治理涉及多元主体，其本质是以空间为载体对资源增值利益再分配的经济博弈，如何合理分配利益相关者间的权利是社区治理的关键[4]。为此，不少学者以北京、深圳等城市为研究区[5]，比较分析了其治理模式[6,7]、参与机制[8]、行动策略[9]等内容，并就治理过程中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关系[3,10,11]和博弈机制[12⇓-14]展开了研究，进而从协调博弈[15]、利益统筹[16]等角度提出实施路径和优化策略。但已有研究仍然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缺乏对多元主体权责范围和互动机制的分析，忽视了外部政策制度与内在治理机制的互馈关系；另一方面，忽略了治理过程的动态变化，难以明晰不同治理阶段中各主体的角色发挥机制。
因此，需要引入新视角，分析微更新中多元主体的互动格局，明确社区治理的阶段特征，实现社区微更新的全周期研究。为此，本文引入中国语境下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以南京市微更新项目中的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探讨当前社区中多方共治机制的形成和运行模式，揭示其可持续价值，为中国老旧社区微更新工作提供参考，丰富中国的治理理论和实践。

1 社区微更新及微治理研究进展

城市兼具经济发展和社会公益的双重属性[17]。在城市更新由大拆大建向微更新的转变过程中，中国的政策干预有效调控了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转变了城市更新过程的主导规则，凸显了基层治理主体和规划师的核心作用，赋予了居民更高话语权和行动力，城市更新由此从小规模、结构化主体的简单合作转变为大规模复杂主体间的利益博弈[18]。因此，构建良好的多元主体协作机制，是实现更新效益可持续的重要一步[19]。

1.1 从政府主导到公众参与

微更新作为一种小规模、渐进式的弹性更新模式，其目的在于摆脱以往“急于求成”的改造逻辑，转为以“稳中求变”实现整体效果的质性突破[20]。1960s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逐渐从清除贫民窟的大规模更新转为人本主义的社区综合复兴[20]，鼓励政府以外的民众参与和影响决策制定。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不同于西方国家相对分离的政府和社区关系，由于强政府属性和居民较高的自治能力，他们在顶层设计和公共设置方面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更新模式。相比较，中国的社区发展水平较为滞后，最早的微更新实践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所提出的“社区建设”理念，具有较强的行政化和“自上而下”的色彩[21]。21世纪初期，中国学界开始认可规划师、社区居委会等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但相关研究尚在起步阶段[22,23]。当前，关于公众参与的研究集中于社区的更新模式[24]、规划师制度[25]、营造策略[26]等，但对多元主体的利益机制和行动逻辑仍缺乏统一定论。因此，系统性地构建社区多方共治机制，实现相关主体的长期合作是当前微更新的重点。

1.2 从简单合作到多方共治

中国社区发展大致经历了“管理—治理—微治理”的过程。在社区治理早期，中国逐渐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但所采取的治理模式仍为政府主导的管制模式。在中国处于“强政府，弱社会”的社区治理阶段中，街道与居委会的强依附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区严重行政化，政府作为单一主体能力有限的问题逐渐显现。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参与社会治理的力量日益增多，打破了“政府中心主义”的格局[27]，在此阶段，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将企业、规划师等多种主体纳入社区治理体系，不再直接介入社区治理。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的纵深改革、市场机制的日臻完善以及社会组织间的网络成型均为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8]，多方共治机制逐渐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认同[29]，中国政府也采取了本土化发展的积极态度，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这种治理模式不仅剥离了行政与服务，体现了政府“由运作者向监督者转变”“从行政向服务过渡”的治理转型，同时激发了多元主体的高参与度与强合作性，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和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社区治理正朝着“政府搭台，群众唱戏”“强政府、大社会”的局面迈进。
当前学界多关注单一视角和维度的微更新实践案例，缺乏对各更新阶段的参与主体和互动行为的深入剖析。各主体角色如何定位、为何协作、如何平衡利益关系等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相比传统的治理理念，多中心治理重视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和选择，强调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参与，有助于解析微更新中的协作机制和动力来源。此外，使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还要考虑中国语境下社区场域的特殊性，合理定位不同主体的功能地位，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2 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总体研究框架

多中心治理理论，即多元独立行为主体基于一定的集体行动规则，通过互相博弈、共同合作等互动关系形成多样化的公共事务管理制度或组织模式[30]，为研究社会公共事务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2.1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研究进展及实践应用

1951年波兰尼首先提出“多中心”一词，用于区分“自发秩序”和“集中秩序”两种社会秩序[31]。而后奥斯特罗姆将“多中心”引入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中，构建出一套不同于国家和市场理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主张采用分级别、分层次、分阶段的多样性制度设置，加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协同共治[32]，“交叠管辖、权力分散”是该治理模式下的本质特征。
随着中国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发展。在理论方面，学者们深度剖析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33]、理论框架[34]、治理模式[32]、实践操作[35]等方面。其作为一种现代化治理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认可。在实践方面，学者们多关注以问题导向为主的实证研究，旨在以多中心视角分析中国公共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与西方不同，中国语境下的多中心治理主要聚焦于多元主体参与及合作[36,37]、治理主体的权责界限[38]、政府的角色重构[39]等方面，其中市场和社会所取得的“中心”力量一方面来源于政府职能转变、权力下放的主要让渡，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公众在公共问题处理上更广泛的话语权。综上，中国式的多中心治理，是在保证政府主导和规范性地位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和社会组织的机动性，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综合治理方式。

2.2 多中心治理理论在中国社区微更新中的适用性

不同于大拆大建，以政府或市场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已不能解释社区微更新中不同主体的行动路径，引入本土化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有利于破解集体行动中多元主体的协作难题，避免“公地的悲剧”和“集体行动的困境”[40]。在中国语境下，首先，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社区治理不再由单一主体决定，而是涉及多元主体的利益交换和行为决策；其次，多中心治理理论重视治理结构的网络化，微更新的推进则有助于促成合作网络的构建，稳定各主体间的互动秩序；最后，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治理目标的可持续，要求在微更新中实现社区空间的再生产。
尽管近年来已有研究将多中心治理理论引入城市更新和治理领域，但大多仅聚焦于内涵解析和社会公共服务的理论层面[31]，并未深度探索多中心治理理论与中国城市更新行动的内在机制关联，缺乏引入该视角对社区实践和规划的解读，现阶段难以对社区微更新做出有效指导。因此，本文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研究视角，深度发掘中国式多中心治理的本土化内涵，以期丰富中国老旧社区微更新和微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2.3 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研究框架

与西方语境下多个平等的权力中心不同，中国语境下的多中心治理并非纯粹的“多中心”，而是包含主导角色和协同角色的中心结构。同时，由于不同主体存在互动博弈，其决策会受到上层权力和社会资本的双向影响，因而需要明确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构建网络治理结构，使多中心治理模式得以可持续发展[41]。基于此，本文在多中心治理理论原有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强调政府角色重构下的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居民双向推动下的互动结构网络化、政府引领下的参与机制规范化和治理对象差异化，以及具体化下的治理成果可持续，结合南京市的典型微更新项目，基于角色定位、互动行为、协作机制和生产效益四个方面构建社区微更新多方共治机制研究框架（图1）。
图1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社区微更新多方共治机制研究框架

Fig. 1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multi-party co-governance mechanism of community micro-renewal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ycentric governance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概况

作为“六朝古都”，南京老城的城市更新工作与建设发展一直同步开展。2005年前，南京市处于以城市现代化为目标的拆旧建新阶段；之后，南京市开始推行以历史地段商业价值活化为主导的空间再开发，逐步过渡到小规模、渐进式更新；2008年“棚改”计划以来，南京市围绕历史地段更新、老旧小区和棚户区改造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城市更新进入追求多元价值平衡的微更新阶段。秦淮区位于南京主城的东南部，是南京市传统老城区之一，不仅承载了大量具有明清传统风貌的居住型建筑，而且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但由于多年来人口增长、产权混杂、私搭违建等问题，秦淮区现存的历史风貌区不断衰败，民众生活质量持续下降，产生棚户区现象，亟待改造修整。近年来，相比其他城市在社区更新中面临的政府投资主体单一、居民参与度低等难题，秦淮区政府在推动社区治理模式转型上做出诸多努力：在公共权力上，其通过赋权赋能基层，建立“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和“民生工作站‘第一书记’”等体制，明确了职能部门和社区街道的责任范围，提供了互惠合作的制度环境[42]；在社会资源整合上，通过与高校合作设计更新方案，设立协商议事平台，有效提升了区域化共治的针对性，弥补了社会治理的边界。因此，秦淮区的社区治理不仅包含了多元主体参与，且多元主体能够在政府的统筹规划下具备相对较强的话语权。目前，秦淮区政府已成立江苏省首家区级城市更新办对区域内居住型历史街区实施更新[43]，形成政府、建设方、规划师、街道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综上，本文选取南京市秦淮区作为研究区，通过已完成更新的小西湖片区、正在更新的小松涛巷及即将更新的荷花塘片区三个城市微更新项目探索多方共治形成机制（表1）。本文选择这三个项目作为研究对象有如下考虑。在共性方面：首先，这些片区具有传统社区所共有的产权复杂、居民众多等问题；其次，小西湖、荷花塘片区作为历史文化悠久、人文气息浓郁、居民归属感较强的居住型街区，其更新行动同时兼具人居环境改善和历史文脉延续的双重意义。在特性方面：首先，从改造重点来看，小西湖片区倾向于改造和经济发展并举的商业更新项目，小松涛巷由于面积较小和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偏向于民生更新项目，荷花塘片区则作为传统历史文化街区，其更新以历史建筑及文物保护为主；其次，从更新周期来看，荷花塘片区现处于多元主体召集的项目发起和设计反馈阶段，小松涛巷处于居民完成房屋签约的实施阶段，小西湖片区处于更新初步完成的空间维护阶段。由此，本文选取以上三个微更新项目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更为深入和全面地探索在地方政府权力下放的转型背景下不同类型社区微更新的治理机制及不同阶段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
表1 秦淮区微更新实践案例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micro-renewal practice cases in Qinhuai district

更新区域 占地面积/hm2 总户数/户 规划管控单元/个 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处 历史建筑/处 项目起始年份
小西湖片区 4.69 810 15 2 7 2015
小松涛巷 1.01 237 16 1 4 2020
荷花塘片区 12.56 1805 36 9 8 2022

3.2 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收集研究区的政策法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对区域内历史建筑、公共空间、基础设施等基本情况详细调查，对公私房居民、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建设集团、高校科研团队、物业管理机构等展开深入访谈，访谈对象约50人、访谈时间约20小时。访谈收集了更新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居民的意愿收集情况、居民在不同阶段的参与情况、微更新的生产效益等信息，重点关注各主体的角色内涵、互动行为及价值创造等特征。

4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南京老旧社区微更新实证解析

在研究区，微更新团队以产权归属和搬迁情况细化实施单元，综合采用“公房腾退、私房自愿收购或租赁腾迁、厂企房搬迁”的方式逐步推进更新计划。整个更新周期包括项目发起、设计反馈、实施过程、空间结果四个阶段，各主体在不同阶段各司其职推动更新进程。

4.1 多元主体的角色内涵和职能定位

在秦淮区社区微更新中，地方政府向南京历史城区保护建设集团（以下简称“历保集团”）购买服务并下放权力，整合企业、规划团队、社会组织、居民等多方社会资源，促成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多元主体的加入改变了以往更新工作的分配模式，由国资平台和基层治理主体搭建的多方共治机制赋予了各主体更深层的角色内涵（表2）。其中，政府部门是整个更新过程的主导者，负责权力分配和顶层设计；历保集团作为国资平台企业，不仅是政府意志的代表，且承担着一部分社会责任，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枢纽。以小西湖社区为例，历保集团由于在前期征收和搬迁工程中预垫启动资金，成为拆除地块的实际新产权人，与居民共同作为规划团队的甲方，形成独特的“双甲方模式”；规划团队作为多元主体中的“智囊团”，负责提供技能性服务，同时承担着与居民沟通协调的调研工作，是多方共治机制构建的支点；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等社会组织作为协助者，负责强化多元主体的联络和沟通，有效分担了平台公司和规划团队的部分组织工作和职能压力。社区居民不仅是更新受益者，也是项目监督者和参与者，能够主动出资实现自主更新，参与并监督更新事务的决策和实施。
表2 多元主体在微更新实践中的角色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roles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micro-renewal practices

主体 角色 定位 职能 需求
政府 主导者 主导决策 提供政府服务、整合社会资源 改善民生、保护历史文脉
历保集团 产权经纪人 枢纽核心 投入资金、产权调研、改造建设、管理运营 获取综合收益
规划团队 智囊团 技术主体 了解居民需求、设计规划方案、
优化方案		 改良社区现状、协调城市空间
街道社区 协助者 基层治理主体 宣传更新政策、收集居民需求、组织协调 增强社区凝聚力、保障居民
权益
居民 监督者 治理主体 表达需求、投入资金、监督反馈 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品质

4.2 多元主体的互动行为和参与内容

在社区微更新的全周期进程中，多元主体在政府居民的双向推动下积极参与更新决策，在不同阶段产生差异化的互动行为（图2）。在项目发起阶段，居民需自主提出申请，政府根据社区属性和地块类型确定合理的更新目标和财政预算后发起更新项目，并引入国资平台和招募专业规划团队作为集体行动主体，共同编制更新方案引导社区和居民参与。
图2 多方共治机制中的多元主体互动行为和参与内容

Fig. 2 Interactive behaviours and content of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actors in the multi-party governance mechanism

在设计反馈阶段，国资平台不仅承担了房屋产权调研、居民意愿统计和更新补偿协调等基础性工作，而且作为原住居民与入驻商家之间的第三方，在业态引入、改善民生等方面均作出贡献。规划团队通过大量的跟踪摸排和走访调研，将产权信息明细化、居民意愿动态化、规划方案透明化，提供了“类型学地图”制作[44]、基础设施创新改造、空间腾退设计规划等技术支持，与秦淮区资规分局共谋构建五方共治平台，使居民能够及时向相关人员提出反馈意见和需求。街道与社区人员在此阶段收集居民意见，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多方沟通，有效保障了更新的后勤工作。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社区情况有所差异且更新任务繁重，政府对企业和规划团队的规范不足，且现有房屋和土地产权的合并、拆分、转移、置换等相关细则不配套，会导致多元主体难以形成有效合力。
在实施阶段，规划团队根据居民提出的需求确定规划方案后，由政府部门统一公示，保证实施方案的公开透明。平台公司再遴选出具有专业背景的施工团队，保障规划方案的顺利落地。在此阶段，施工方公开招标材料铺装等（居民可进行自主选择），同时制订分期实施计划，保障规划团队对方案施工的渐进式把控。街道和居委会也会定期组织居民代表和相关人员实地监督。但事实上，社会推动的更新项目仍存在审批协调、资金下拨周期长，项目过度依赖公共财政补贴等问题。例如，小松涛巷在完成居民前期搬迁工作后，由于缺乏持续的资金投入，项目迟迟未能施工，导致居民回迁推进迟缓。
在空间结果阶段，国资平台将承担物业管理的社区服务角色，协助入驻商家的业态运行和社区居委会的活动组织，居民可以反馈设施体验、服务体验和管理体验等，提升社区归属感和地方感。例如，小西湖片区更新项目虽初步完成，但由于缺乏弹性资金，部分规划内容尚未推进。对此，历保集团工作人员表示：“部分社区居民表达想要继续完成更新的意愿，未来会将剩余项目纳入城市更新项目中继续实施。”因此，政府、企业、规划团队未来会根据项目进展和资金回流状况开展新一轮社区微更新行动。
研究发现，一方面，国资平台和规划团队成为多方共治机制中的两大核心主体，二者在产权细化和意愿调查中与居民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和互动关系，但由于当前更新项目操作细则仍不完善，影响了后期互动效果；另一方面，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基层治理主体减轻了对政府的依赖，通过与居民协商合作来处理公共事务，提升了社区资源配置效率和自治能力，但由于对居民的行为规范不足，缺少社区内部治理机制的引导，会导致居民的主体和责任意识未能有效发挥。

4.3 多元主体的协作机制和动力来源

本文梳理了秦淮区社区微更新项目的整体进程，解析了多元主体如何在政府引领下推进更新进程（图3）。具体而言，在项目发起阶段，秦淮区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引入国资平台，基于“共同缔造”的设计活动邀请在南京的高校师生组建规划团队，召集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宣传政府政策、征集民众诉求，引导多元主体相互合作、共同行动。
图3 秦淮区社区微更新的整体进程

Fig. 3 Overall process of community micro-renewal in Qinhuai district

在设计反馈阶段，秦淮区成立城市更新领导小组[19]，小组成员包括区政府、历保集团、规划团队、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在内的相关负责人，进一步加强政府居民之间的沟通联系。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三所在宁高校师生在暑期志愿活动中通过实地调研厘清产权现状及居民更新意愿。在规划团队制定安置方案后，领导小组召开居民议事会共同协商补偿方案，居民可通过规划方案的比对进行反馈，由规划团队针对具体问题和改进意向进行优化，经过多轮议事会讨论协商，居民最终得到理想方案并签订《交房协议》，签约率达标后该更新项目将交由秦淮区人民政府常务会审议，在通过区政府及市政府审议后实施。例如，在小松涛社区的更新中，21个月内共举行了28场居民议事会（图4），规划团队根据居民所选择的原地安置、异地置换或货币回购等补偿方式为其量身定制了50多份“一户一策”的签约方案，经过两轮意愿征询通过后进入实施阶段。
图4 2021年4月更新领导小组在小松涛社区开展居民议事会

Fig. 4 April 2021 Renewal Leadership Team conducts a residents' meeting in the Xiaosongtao community

在项目实施阶段，由于政府资金统筹困难，历保集团在前期征收补偿环节已投入大量资金，居民自主更新出资有限，整体改造工作流程复杂，在实际施工中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为了项目的持续实施，区政府主导历保集团、规划师、网络媒体、社区居委会组成利益引导群体，通过规划引导打造网红景点，利用非物质激励保障更新的顺利进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转移补贴效率低下的问题。以小西湖社区为例，区政府通过组织媒体跟踪报道“一栋一策”的补偿模式、邀请大师级建筑师宣传设计理念、打造“共生院”“共享院”“别墅咖啡馆”网红打卡地等创新形式改变了大众对城市更新的原有认知[45]，小西湖更新项目也因此成为南京乃至全国的典型更新案例。
在后期维护阶段，街道和居委会开展“地方文化”为纽带的社区营造活动，居民作为空间使用者配合社区服务机构的管理，但其仍存在自组织能力不足、责权意识不强的问题，影响了参与效果。
研究发现，在多元主体协作过程中，虽然在项目发起阶段由政府和居民双向推进，但其余环节主要由管理者和服务者引导推进，以成立领导小组的形式发掘居民的利益诉求和更新意愿。在微更新中，居民的行动力随着更新阶段的递进具有逐渐减弱的趋势，即在发起和设计阶段主动性更强，但在实施过程和空间维护中响应不足[45]。具体而言，秦淮区社区微更新的初始性动力来源于居民的自主申请和政府的顶层设计，以政策力为主，内部社会力为辅。随着项目实施的不断深入，不同主体参与度增加，规划团队和服务主体的助力形成持续性动力，推动各主体形成更紧密的合作模式。综上，秦淮区社区微更新是一种以外部推动力为主的更新动力模式（图5），其中政府的政策力和企业运作的经济力作用较强，社区内部的社会力等持续性动力相对较弱，可能面临协作机制内生推动力不足的问题。
图5 秦淮区社区微更新的动力机制

Fig. 5 Power mechanism of community micro-renewal in Qinhuai district

4.4 治理对象差异化和具体化下的持续生产效益

物质空间品质的提升是社区微更新项目的首要目标。例如，在多方共治机制的运行下，小西湖社区的微更新达成了各主体的初步更新愿景（解除危房、改善户型、落实产权等目标），为社会服务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此外，通过“共享院”“共生院”等创新形式的更新设计推动了内部居民和外来游客双向互动，实现了对社区空间的持续营造。除此之外，该项目的更新特点在于重视社区内的商业改造和经济发展，合理利用停车位的增设收费、商业店面的出租等，助推建设和改造成本的资金回流。但这些项目在获取收益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一些项目的翻建和新建遇到了确权登记的阻碍，降低了居民持续更新的积极性。商户的入驻和游客的增加也对社区空间维护和管理带来考验。此外，在社区内生动力不足和五方共治平台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居民缺乏共同维护更新成果的主体意识。
其次，社区微更新激发了居民的主动参与性，增强了社会空间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例如，小松涛社区存在环境差、设施少的问题。当地居民在改造初期积极响应居委会号召，愿意出资自主更新，改善生活品质。除此之外，由于小松涛巷面积较小、社会网络相对紧密，居民代表主动承担组织职责，参与多次居民议事会的对接协商工作，经过多方努力，绝大多数原住民选择就地安置，保留了原有邻里关系和生活方式[41]，维护了社会空间的稳定和延续。
最后，社区微更新推动了社区历史资源的活化利用，提高了居民的地方感和归属感。例如，小西湖和荷花塘的规划方案中均保留了原有建筑风貌和传统街巷肌理，不仅为居民的社区交流提供了公共空间，而且彰显了历史街区独特的文化魅力。未来荷花塘片区的更新将以历史建筑的维护修缮为主，通过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和公共活动，维持现有社会网络的稳定。
综上，老旧社区微更新创造了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经济发展、历史资源的持续生产效益，表明多方共治机制能够根据项目更新侧重点调节内在形式，推动不同更新目标的实现。在微更新中，社区物质空间质量的提高增加了原有房屋的经济价值，规划团队的人性化设计和国资平台的市场运营为社区获取了持续更新资金。居民在更新中的协商互动促进了公共精神的培养，维持了社会空间的稳定和延续。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和居民自治意识的增强也为社区社会空间的维护发展提供了保障。但需要指出，现有共治平台的不完善和居民内生动力不足一定程度影响了生产效益的增长。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在城市存量发展的背景下，社区微更新成为推动城市建设的有力抓手。本文尝试探索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以多中心治理视角作为切入点分析了南京市秦淮区三个典型微更新项目中的多方共治机制，并探讨了其持续生产效益。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在老旧社区微更新中，多方共治机制是由区政府、国资企业、规划团队、社区基层组织和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更新协作机制。其中，政府权力下放的角色转型和对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是构建多方共治机制的关键；国企所提供的操作平台是多方共治机制持续推进的核心动力；规划团队提供的跟踪式调研和专业化服务是多方共治机制的有力支点。
其次，老旧社区微更新中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随着更新阶段的推进发生变化。在项目发起阶段，多元主体在政府居民的推动下加入更新项目，参与集体行动；在设计反馈阶段，多元主体间建立信任并达成共识，形成网络化的双向互动关系；在实施过程阶段，管理者与居民之间主要以单向的利益引导、服务输出为主，居民的更新积极性和行动力受限。在空间结果阶段，其他主体与居民的关联性进一步减弱，社区基层治理组织作用有所提升。
再次，建立多元主体有效交流和理性互动的平台是老旧社区微更新持续实施的关键。目前秦淮区社区微更新仍处于一种以外部推动力为主的更新动力模式。诉求征集机制和居民议事会机制的目的都是增加各主体的利益博弈次数，使原本利益导向、需求意愿不同的参与者在合适的框架下产生竞争、合作，最终实现多元主体平等协商的局面。
最后，微更新可为老旧社区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经济发展、历史资源创造持续的生产效益。在更新过程中，社区物质空间品质的提升为居民的交流和互动提供了物质载体，增进了居民的地方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了社会空间的稳定和延续，同时也增加了原有房屋的经济价值，为新一轮社区更新奠定了基础。

5.2 讨论

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城市空间经历了从“增长联盟”到“多方共治”的治理转型[46]。在城市改革前，地方政府由于开发资金不足与房地产企业结成增长联盟[47]共同推动土地城市化，其空间生产实践表现为城市用地扩张以及商业街、CBD的大规模开发。之后，地方政府不再过度依赖企业投资，增长联盟随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政府转为规制性角色下的经济社会改革[48,49]。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城市出现大量经济、社会、环境问题，城市空间的多元价值和主体利益遭到漠视。因此，在2013年后，中央政府开始调整城市政策方向，重塑城市更新中的多主体结构，平衡城市开发与自然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传承的关系。如今，在人民城市理念的倡导下，城市更新转型为低开发、小尺度的微更新发展[50,51]，虽然政府权力和商业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作用有所削弱，但专业规划师和社会团体的加入使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价值得以实现。综上，政府通过宏观政策调控完成了不同时期治理目标、机制和效益的转变，最终实现了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转型。
因此，相关实践探索需要超越传统物质空间层面的工程技术逻辑，适时引入社会逻辑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推动城市更新成为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共同管理的集体行动。在多元主体的加入、退出和角色转换下，微更新社区已初步形成了相辅相成、赋权赋能的治理网络，并且伴随动态有序的协作机制构建，在外部政策与内在治理的双重影响下，其物质空间和社会网络不断发生新旧更替，逐渐产生可持续的生产效益。
本文以中国语境下多中心治理视角入手对老旧社区微更新多方共治机制进行了探索，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首先，对多中心治理理论进行本土化探索并以其为研究视角梳理了老旧社区微更新的全周期进程，明晰了不同治理环节的阶段特征，弥补了已有研究对城市微更新整体分析的缺失；其次，基于对老旧社区中多元主体互动格局和参与路径的剖析，深度认识了多方共治机制的构建和运行；最后，所选择的微更新社区位于历史地段，其更新难度高于一般棚户区改造，对其多方共治机制的解析结果可为其他地区的微更新实践提供指导。
尽管中国一些地区的城市微更新已出现多方共治的局面，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当前的治理模式仍存在不足。首先，由于老旧社区更新项目所牵涉的产权关系处理缺乏相应的操作细则，各主体为保障自身利益最大化，易采取不利于集体行动的决策；其次，社区微更新的利益增量空间有限，在更新过程中常遭遇投入成本大、资金周转难等问题，导致项目周期延长，削弱了居民更新的积极性；最后，居民在不同阶段参与目标存在差异，但政府未能及时调整政策工具或管理手段[52]，且缺乏对居民行为的规范和公共精神的引导，导致居民在更新后期的动力不足，影响更新效果。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一是政府需要以“自上而下”的路径细化更新操作的顶层设计，准确界定各主体的职能分工，避免出现权力缝隙和交叠。此外，需要挖掘具有较高公信力和号召力的基层治理主体，负责顶层资源供给和政策制度解读，培养以规划团队为主力的技术力量，发展以政府为引领的社区共商议事平台。二是企业需要合理引入市场机制，在更新项目发起阶段增加对地块中可经营性对象的运营策划与前置评估[53]，实现经营性收益和投入成本的互补，推进社区居民与市场企业的互惠合作，探索多种路径的社区生产。三是微更新领导小组需重视不同更新阶段的差异性，以“自下而上”的路径实现针对居民的管理模式。一方面，注重利用物质及非物质的激励调整居民行为，有效组织居民参与方案修改和施工监督；另一方面，需要适当开展“共同缔造”“联合设计”等社会营造活动，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自组织能力，促使居民主动参加社区的维护和管理。
本文仍存在一些研究局限：其一，尽管南京市秦淮区作为研究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但中国的城市、社区类型众多，各地方政策制度、社区自治能力均存在差异，未来会将研究尺度扩展到不同发展程度城市，探索非历史地段社区微更新项目中的多元主体合作机制。其二，受时间限制，所选取的一些老旧社区尚未完成微更新全周期实施，选择其不同阶段的更新情况用于分析该阶段的具体特征，暂无法进行同一阶段实施方式和治理架构的横向对比，未来将会持续跟进这些社区的更新情况并进行更为深入的机制探讨。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王玉龙, 安百杰. 城市更新中的社会组织与空间权力平衡: 基于美国核桃街历史街区改造的研究. 东岳论丛, 2021, 42(5): 88-96.

[WANG Y L, AN B J. Social organisation and spatial balance of power in urban renewal: A study based on the renovation of the Walnut street historic district in the USA. Dongyue Tribune, 2021, 42(5): 88-96.]

[2]
顾大治, 瞿嘉琳, 黄丽敏, 等. 基于多元共治平台的社区微更新机制优化探索. 现代城市研究, 2020, 35(2): 2-8.

[GU D Z, QU J L, HUANG L M, et al. Optimization of community micro-update mechanism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co-governance platform.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20, 35(2): 2-8.]

[3]
张侠, 赵德义, 朱晓东, 等. 城中村改造中的利益关系分析与应对. 经济地理, 2006, 26(3): 496-499.

[ZHANG X, ZHAO D Y, ZHU X D, et al.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analysis on the benefit relationship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 in city.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26(3): 496-499.]

[4]
何冬华, 高慧智, 刘玉亭, 等. 土地再资本化视角下城市更新的治理过程与干预: 对广州旧村改造实施的观察. 城市发展研究, 2022, 29(1): 95-103.

[HE D H, GAO H Z, LIU Y T, et al. Research on governance process of urban renew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recapitalization: A case of implementation of Guangzhou old village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on governance.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2, 29(1): 95-103.]

[5]
张磊. “新常态”下城市更新治理模式比较与转型路径. 城市发展研究, 2015, 22(12): 57-62.

[ZHANG L. The modes of urban redevelopment in new normal: Diversif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5, 22(12): 57-62.]

[6]
王桢桢. 城市更新治理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城市观察, 2010, (3): 123-130.

[WANG Z Z.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overnance models for urban renewal. Urban Insight, 2010, (3): 123-130.]

[7]
郭旭, 田莉. “自上而下”还是“多元合作”: 存量建设用地改造的空间治理模式比较. 城市规划学刊, 2018, (1): 66-72.

[GUO X, TIAN L. Top-down or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patial governance of built-up areas in the 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8, (1): 66-72.]

[8]
张俊. 城市更新中的社区参与与协同治理. 上海城市管理, 2021, 30(2): 43-51.

[ZHANG J.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urban renewal. Shanghai Urban Management, 2021, 30(2): 43-51.]

[9]
何深静, 刘玉亭. 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城市更新: 我国现行城市再发展的认识和思考. 人文地理, 2008, 23(4): 6-11.

[HE S J, LIU Y T.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The pattern of China's urban redevelopment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Human Geography, 2008, 23(4): 6-11.]

[10]
张京祥, 胡毅. 基于社会空间正义的转型期中国城市更新批判. 规划师, 2012, 28(12): 5-9.

[ZHANG J X, HU Y. A critique on China's urban renewal from social space justice viewpoint. Planners, 2012, 28(12): 5-9.]

[11]
彭恺. 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我国治理型城市更新模式: 空间利益主体角色及合作伙伴关系重构. 规划师, 2018, 34(6): 5-11.

[PENG K. A study on governance based urban renewal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arxism: Restructuring of the roles and partnership of different spatial stakeholders. Planners, 2018, 34(6): 5-11.]

[12]
杨晓辉, 丁金华. 利益博弈视角下的城市土地再开发与规划调控策略. 规划师, 2013, 29(7): 85-89, 100.

[YANG X X, DING J H. Land re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control strategies based on benefit gaming. Planners, 2013, 29(7): 85-89, 100.]

[13]
姜克芳, 张京祥. 城市工业园区存量更新中的利益博弈与治理创新: 深圳、常州高新区两种模式的比较?. 上海城市规划, 2016, (2): 8-14.

[JIANG K F, ZHANG J X. Benefit game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inventory land regeneration of urban industrial parks: Based on pattern comparison between Shenzhen and Changzhou national hi-tech district.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6, (2): 8-14.]

[14]
陈浩, 张京祥, 吴启焰. 转型期城市空间再开发中非均衡博弈的透视: 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城市规划学刊, 2010, (5): 33-40.

[CHEN H, ZHANG J X, WU Q Y. The imbalance of powers and politics: Political economy in urban redevelopment projects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0, (5): 33-40.]

[15]
李画儿, 黎斌, 刘青, 等. 协调博弈视角下深圳市城中村改造模式的逻辑演替. 城市问题, 2021, (8): 55-62.

[LI H E, LI B, LIU Q, et al. Logical success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model of villages in Shenz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rdination game. Urban Problems, 2021, (8): 55-62.]

[16]
邓毛颖, 邓策方. 利益统筹视角下的城市更新实施路径: 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 热带地理, 2021, 41(4): 760-768.

DOI

[DENG M Y, DENG C F. Assess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urban renew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est coordination: A case study on Guangzhou urban village redevelopment. Tropical Geography, 2021, 41(4): 760-768.]

DOI

[17]
冯树磊. 从“增长逻辑”到“共治体制”: 城市更新的场域变革. 城市发展研究, 2023, 30(5): 80-85.

[FENG S L. From "growth logic" to "co-governance institution": The field change of urban renewal.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3, 30(5): 80-85.]

[18]
胡航军, 张京祥. 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城市更新困境解析与治理路径. 城市发展研究, 2022, 29(10): 22-30.

[HU H J, ZHANG J X. Analysis and governance path of urban renewal dilemma based on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2, 29(10): 22-30.]

[19]
ZHUANG T Z, QIAN Q K, VISSCHER H J, et al. The role of stakeholders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network in decision-making of urban renewal in China: The case of Chongqing. Cities, 2019, 92: 47-58.

[20]
王玉洁, 张京祥, 王雨.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渐进式更新协作机制研究: 以江苏省南京小西湖地段更新为例. 上海城市规划, 2022, (1): 110-119.

[WANG Y J, ZHANG J X, WANG Y. Research on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incremental regen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network theory: A case study of Xiaoxihu renewal in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22, (1): 110-119.]

[21]
LEUNG J C B. Community building in China: From welfare to politics.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2000, 35(4): 425-427.

[22]
洪文迁, 李峰.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初探: 旧城更新中的居民参与. 福建建筑, 2004, (1): 16-18.

[HONG W Q, LI F. Forming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system in old residential areas renewal of China. Fujian Architecture & Construction, 2004, (1): 16-18.]

[23]
程嘉梵, 陈明星. 英国机遇区规划对中国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11): 3019-3032.

DOI

[CHENG J F, CHEN M X. The inspiration of UK's opportunity area planning to China's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11): 3019-3032.]

[24]
赵波. 多元共治的社区微更新: 基于浦东新区缤纷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 上海城市规划, 2018, (4): 37-42.

[ZHAO B. Multiple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micro-renov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colorfu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8, (4): 37-42.]

[25]
秦静. 责任规划师工作的“片区管理型”与“社区治理型”模式的适应性研究. 规划师, 2022, 38(12): 13-19.

[QIN J. A study on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regional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s of responsible planners' work. Planners, 2022, 38(12): 13-19.]

[26]
GALAL AHMED K. Instinctive participation: Community-initiated mechanisms for managing and maintaining urban poor settlements in Cairo, Egypt. Urban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19, 12(4): 341-371.

[27]
许宝君.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换路径及发展趋向. 求实, 2021, (5): 58-71, 111.

[XU B J. Transformation path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China. Truth Seeking, 2021, (5): 58-71, 111.]

[28]
周敏, 林凯旋, 王勇. 基于全链条治理的国土空间规划传导体系及路径.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8): 1975-1987.

DOI

[ZHOU M, LIN K X, WANG Y. Research on transmission system and path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based on full chain governanc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8): 1975-1987.]

DOI

[29]
张文华, 宋婷, 秦小峰. 城市社区微治理中多元主体协同的博弈困境与女性参与.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23, 35(5): 83-89.

[ZHANG W H, SONG T, QIN X F. The game dilemma of multi-subject cooperation and female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ommunity micro-governance. Journal of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2023, 35(5): 83-89.]

[30]
TOEPLER S, SALAMON L, ANHEIER H, et al. Global Civil Society:Dimensions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West Hartford: Kumarian Press, 1999.

[31]
王志刚.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演变.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11(s2): 35-37.

[WANG Z G.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polycentric governance theory.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09, 11(s2): 35-37.]

[32]
李平原, 刘海潮. 探析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 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的视角. 甘肃理论学刊, 2014, (3): 127-130.

[LI P Y, LIU H C. Exploring ostrom'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governance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Gansu Theory Research, 2014, (3): 127-130.]

[33]
李明强, 王一方. 多中心治理: 内涵、逻辑和结构. 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 2013, (6): 86-90.

[LI M Q, WANG Y F. Polycentric governance: Connotations, logic and structure. Studies on Party and Government, 2013, (6): 86-90.]

[34]
陈艳敏. 多中心治理理论: 一种公共事物自主治理的制度理论. 新疆社科论坛, 2007, (3): 35-38.

[CHEN Y M. Polycentric governance: An institution theory of public affair self-governance.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in Xinjiang, 2007, (3): 35-38.]

[35]
王飏. 奥氏多中心理论及实践分析.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9(4): 90-94.

[WANG Y. An analysis on Ostrom's polycentric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0, 9(4): 90-94.]

[36]
谭禹. 多中心治理理论与保障性住房的多元供给. 城市问题, 2012, (12): 63-67.

[TAN Y. Polycentric governance theory and the multiple provision of secure housing. Urban Problems, 2012, (12): 63-67.]

[37]
李力东, 钟冬生.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以浙江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为例. 晋阳学刊, 2014, (5): 75-81.

[LI L D, ZHONG D S.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hip under polycentric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industry collective wage bargaining in the Wenling trade in Zhejiang province. Academic Journal of Jinyang, 2014, (5): 75-81.]

[38]
张俊哲, 梁晓庆. 多中心理论视阈下农村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 理论探讨, 2012, (4): 164-167.

[ZHANG J Z, LIANG X Q.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rur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ycentric theory.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2012, (4): 164-167.]

[39]
谢治菊, 朱绍豪.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探讨. 现代教育管理, 2017, (4): 102-107.

[XIE Z J, ZHU S H. The discussion on quality assurance mechanism of graduat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center governance theory. Modern Education Management, 2017, (4): 102-107.]

[40]
孔繁斌. 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08.

[KONG F B. The Reproduction of Publicity: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ve Mechanisms for Polycentric Governance.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2008.]

[41]
郑容坤. 水资源多中心治理机制的构建: 以河长制为例. 领导科学, 2018, (8): 42-45.

[ZHENG R K. The construction of Polycentric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water resources in rur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under the threshold of polycentricity theory: Taking the river length system as an example. Leadership Science, 2018, (8): 42-45.]

[42]
林靖, 汪华, 杨柳.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 以南京市秦淮区为例. 唯实, 2021, (1): 70-74.

[LIN J, WANG H, YANG L. Research on building a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of common construction, common governance and sharing: Taking Qinhuai district of Nanjing as an example. Reality Only, 2021, (1): 70-74.]

[43]
蔡兴宣, 童本勤. 南京市朝天宫街道城市更新路径探索: 以石榴新村片区为例. 城市建筑, 2023, 20(18): 45-48.

[CAI X X, TONG B Q. Exploration on the urban renewal path of Chaotiangong street in Nanjing: A case of Shiliu new village area.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2023, 20(18): 45-48.]

[44]
董亦楠, 韩冬青, 沈旸, 等. 适于传统街区保护再生的“类型学地图”绘制与应用: 以南京小西湖为例. 建筑学报, 2019, (2): 81-87.

[DONG Y N, HAN D Q, SHEN Y, et al. The making and application of typological map adaptive to conserva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 district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Xiaoxihu area in Nanjing.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19, (2): 81-87.]

[45]
周详, 郝思远, 马雨琪, 等. 城市治理转型背景下街校合作型社区微更新机制研究. 现代城市研究, 2023, 38(3): 1-6.

[ZHOU X, HAO S Y, MA Y Q, et al. Research on the micro-renewal mechanism of street-school cooperative community build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23, 38(3): 1-6.]

[46]
葛天任, 李强. 从“增长联盟”到“公平治理”: 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国家视角. 城市规划学刊, 2022, (1): 81-88.

[GE T R, LI Q. From growth coalition to equity governance: A political logic of spatial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2, (1): 81-88.]

[47]
叶林, 周寒. 超越增长逻辑: 城市治理的多重情境与转向.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3): 101-112, 207.

[YE L, ZHOU H. Beyond the growth logic: Multiple circumstances and scalar transi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 (3): 101-112, 207.]

[48]
武敏, 彭小雷, 叶成康, 等. 国家治理视角下我国新城新区发展历程研究. 城市规划学刊, 2020, (6): 57-64.

[WU M, PENG X L, YE C K, et al. A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owns and new district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0, (6): 57-64.]

[49]
刘迪, 唐婧娴, 赵宪峰, 等. 发达国家城市更新体系的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以法德日英美五国为例. 国际城市规划, 2021, 36(3): 50-58.

[LIU D, TANG J X, ZHAO X F,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rban regeneration systems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to China: Taking France, Germany, Japa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examples.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21, 36(3): 50-58.]

[50]
阳建强, 陈月. 1949—2019年中国城市更新的发展与回顾. 城市规划, 2020, 44(2): 9-19, 31.

[YANG J Q, CHEN Y.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China from 1949 to 2019.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0, 44(2): 9-19, 31.]

[51]
赵万民, 李震, 李云燕. 当代中国城市更新研究评述与展望: 暨制度供给与产权挑战的协同思考. 城市规划学刊, 2021, (5): 92-100.

[ZHAO W M, LI Z, LI Y Y. 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urban renewal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future prospect: Integrated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property rights challenges.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1, (5): 92-100.]

[52]
WILLEMSJ J, MOLENVELD A, VOORBERG W, et al. Diverging ambitions and instruments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in gree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Urban Planning, 2020, 5(1): 22-32.

[53]
高煜, 张京祥. 澳大利亚“先验”规划评估的理性、实践及其借鉴: 以悉尼市为例. 国际城市规划, 2022, 37(3): 128-135.

[GAO Y, ZHANG J X. Rationality and practice of Australian "a priori" planning evaluation and its reference to China: Case of Sydney.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22, 37(3): 128-135.]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