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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4 , Vol. 39 >Issue 10: 2276 - 2293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1002

研究论文

基于社会嵌入视角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合作机制探析——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 张家荣 ,
  • 马思静 ,
  • 张茵 ,
  • 张玉钧
展开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北京 100083
张茵（1974- ），女，河北石家庄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遗产旅游、旅游社区、旅游价值评估、自然游憩。E-mail:

张家荣（1997- ），男，广东肇庆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国家公园游憩与利用。E-mail:

收稿日期: 2023-06-05

  修回日期: 2024-04-03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0-16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90)

收起

Exploring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national park concessio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mbedding: A case study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 ZHANG Jia-rong ,
  • MA Si-jing ,
  • ZHANG Yin ,
  • ZHANG Yu-jun
Expand
  •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6-05

  Revised date: 2024-04-03

  Online published: 2024-10-16

Fold

摘要

特许经营制度是推动国家公园高效经营、实现永续利用的科学工具，对于满足访客生态体验需求、培育社区可替代生计、平衡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关系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决特许经营制度在国家公园试点阶段暴露出的协商渠道受限、利益分配不合理、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等现实问题，亟需对特许经营合作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社会嵌入视角出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机制进行深入的社会网络分析；构建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嵌入性分析框架，探讨利益相关者在政策、认知、文化、生计各维度的社会网络位置、作用及其合作机制。研究发现：在不同社会嵌入维度，利益相关者角色位置存在差异；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管理机构、特许经营企业在政策、认知、文化和生计四个维度的社会网络中均处于核心层；非政府组织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发挥强中介作用；在基于社会嵌入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合作机制模型下，不同利益相关者关注点存在差异；文化嵌入对政策嵌入和认知嵌入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嵌入对生计嵌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认知嵌入是生计嵌入的先导条件。因此，特许经营制度必须充分协调各方利益诉求，鼓励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合作，探索多元化的特许经营模式。研究结果可为在中国西部地区国家公园体系建立更为科学和适应中国国情的特许经营制度提供参考。

关键词： 国家公园特许经营; 利益相关者; 社会嵌入; 社会网络分析; 三江源国家公园

本文引用格式

张家荣 , 马思静 , 张茵 , 张玉钧 . 基于社会嵌入视角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合作机制探析——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 39(10) : 2276 -2293 . DOI: 10.31497/zrzyxb.20241002

Abstract

As a scientific tool for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use of national parks, the concession system is essential to satisfying visitor desire for ecological experiences, fostering alternative livelihoods for communities, and attaining an appropriate equilibrium between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conduct an extensive review of the concess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order to tackle the real-world concerns of constrained consultation channels, arbitrary benefit distribution, and weak social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during the pilot phase of the concession system in national parks. The study examines the social network of the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concession operation mechanism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ocial embedd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keholder theory. In order to explore stakeholder social network positions and roles in policy, cognitive, cultural, and livelihood aspects as well as their cooperative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mbeddedness of national park concessions is developed.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at various social embeddedness dimensions have different stakeholder role positions; park resident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and concessionaires are at the core level of social networks for policy, cognitive, cultural, and livelihood dimensions. NGOs play a strong intermediary role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Under the model of national park concess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social embeddednes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concern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under different interest demands. Cultural embedding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policy embedding and cognitive embedding. The impact of policy embedding on livelihood embedding is two-sided. Cognitive embedding is a precursor to livelihood embeddedness. Therefore, the concession system must fully coordinate the interests and demands of all parties, encourage the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various social forces, and explore diversified concession model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a more rigorous and locally tailored concession system in western China's national park system.

Key words： national park concessions; stakeholders; social embeddednes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特许经营作为一种市场机制，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生态资产增值的双重目标。2017年9月，中国颁布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强调特许经营在国家公园中的重要地位，支持和鼓励当地居民或其创办的企业参与建设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2019年6月，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特许经营对于创新自然资源使用制度和全民共享机制的重要作用。特许经营制度逐步成为国家公园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
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是一种特殊的政府委托经营模式，由政府依法授权，通过竞争性程序吸引社会资本向公众供给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产品与服务。获得特许经营权的市场主体可以在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依法在园区内开展规定数量与范围的非资源消耗型活动[1,2]。从实践层面看，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的利益主体主要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社区和居民个人等；依法可开展的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餐饮、住宿、生态旅游、低碳交通、商品销售等[3]。在特许经营开展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集结并形成相互交叉渗透的社会网络，国家公园管理局作为特许人，拥有特许权、发挥授权和管理监督的作用；企业、NGO和社区等主体作为受许人，开展经营活动并承担经营义务；而地方政府作为国家公园建设的协助者，协调各方利益诉求。在该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多利益主体如何基于自身所处的网络位置进行协调合作与互动沟通，并有效发挥角色作用，成为平衡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国外特许经营研究具有研究对象广泛、视角多元的特征，其中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研究尤为重视可操作性和实践导向性[4]。国内对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在理论层面进行了大量探讨，涉及管理体制[5,6]、法律体系[7]、生态旅游[8]、社区参与[9]和利益相关者[10,11]等诸多方面，但尚缺少对利益相关者合作模式及运作机制方面的系统研究。现有研究汲取了发达国家先进的特许经营管理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政府授权企业经营、NGO介入社区等多种合作方式，具体形式包括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管理垂直化、旅游接待培训、社区反哺协议、环境保护协议等[8⇓⇓⇓-12]，但对于合作关系形成的底层逻辑尚缺乏系统揭示。此外，现阶段研究常用社会网络来呈现各主体间的关系模式[11]，但对于关系如何形成以及各主体如何嵌入合作关系尚缺少深入探讨。
社会嵌入理论作为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核心理论之一，能够解释特许经营多主体复杂关系中行为主体如何通过嵌入在社会网络中发挥作用[13]，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各利益主体合作与互动的底层逻辑。鉴于此，本文以社会嵌入理论为基础，将国家公园管理局、当地政府、社区居民、特许经营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纳入嵌入性分析框架，探讨各利益相关者在合作网络中的位置和作用，并结合内容分析法，进一步透视主体间的合作方式、合作强度及影响因素；在宏观上考察特许经营制度背景下产生的主体合作形式和驱动因素，微观上分析各主体在合作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行为逻辑与互动关系。本文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案例地，研究结果将为中国西部地区国家公园体系建立更为科学和适应国情的特许经营制度提供参考。

1 文献回顾

1.1 国家公园特许经营

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14]。黄石国家公园成立后，为平衡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在政策层面被正式提出，由国家公园管理局作为特许人，授权企业或个人在国家公园内开展支持环境保护和全民公益理念的经营性活动[15]。美国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有两个显著特征：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全民公益性[6]。在管理制度上，特许经营项目可规范访客游憩行为以保护生态环境；在资金机制上，特许经营是生态补偿资金市场化的重要路径，可缓解环境保护的财政压力。中国国家公园特许经营起步较晚。21世纪初为突破风景资源管理体制中多头管理、保护地性质模糊、经费投入不足和环境保护效果不理想等资源管理困境[16]，学者们提出将特许经营作为中国风景资源管理体制的突破路径[17,18]。随着“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提出[19]，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成为国内学者的研究焦点之一。现有研究多从招标、合同、许可、过程四个视角对国家公园特许经营进行概念界定[20]。尽管学界尚未有统一的定义，但对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的特征存在共识：（1）国家公园管理局特许；（2）非资源消耗性活动；（3）提高公众游憩利用。
随着国家公园试点建设的推进，园区人口众多、土地权属复杂、资源依赖型生计突出等问题使得中国国家公园的社区管理问题逐渐凸显。国家公园社区特许经营作为一般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的补充被提出[20]，期望通过特许经营制度建设层面的完善，平衡国家公园环境保护目标和社区居民迫切发展的需要。但实践中普遍存在社区能力水平较低、社区参与不足、社区与各利益主体难以协同及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高燕等[21]从社区管理冲突视角，指出中国国家公园社区特许经营模式存在居民参与协同机制缺乏、社区利益流失、生计因保护而受困等问题。在社区参与困境方面，其他自然保护地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如社区缺乏旅游创业技能、财政管理能力差、缺乏资金获取渠道、政府和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对社区参与兴趣不足等[22]。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中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源，在于国家公园尚未建立成熟的合作机制，继而导致利益分配不公等问题[23]。鉴于国家公园社区的多样性、多层次性特征及其在区域经济中的嵌入性，亟需更具有普适性的、能够涵盖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制度。张引等[24]从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共管的角度总结了社区合作机制类型，包括界外合作机制、项目合作机制和特殊保护合作机制等。
从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的研究历程和研究内容看，研究视角从单一的“环境保护主义”逐渐过渡到关注社区参与及多方利益者的交互过程，但研究多停留在特许经营制度模式与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而对于多主体利益相关者在特许经营网络中的位置角色与协作机制等问题仍有待深入。

1.2 社会嵌入

社会嵌入常被用来解释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社会嵌入理论（Social Embeddedness）最早由经济史学家Karl Polanyi提出，认为经济行为是以各种方式嵌入到社会关系中的，不存在脱离社会关系的市场[25]。1985年Granovetter[26]从微观层面系统性地对社会嵌入理论作进一步阐释，认为所有经济活动均根植于从事这些活动的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是经济主体嵌入并发挥作用的重要客体，经济行为受文化、政策等社会网络关系和结构的影响，在嵌入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维度和不同程度的嵌入关系。社会嵌入理论着眼于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衔接，能够弥补新古典经济学和社会学单一视角的缺陷。由于Granovetter[26]的理论学说更具有现实性并关注嵌入主体长期的合作共赢，因而后续被不断拓展应用。
国家公园特许经营作为一种特殊的政府委托经营模式，带有明显的经济活动属性；同时，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多具有较强的乡村性、民族性，且经济发展落后，特许经营往往涉及多方参与和利益分配，对多主体嵌入形成的复杂社会网络更为依赖，符合社会嵌入理论的应用前提。社会嵌入理论的优势在于将抽象的经济关系具象化，善于呈现并解释其背后社会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因而尤为适于分析和理解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所涉及的多元社会主体之间，包含合作、引导、限制等的复杂关系及其背后的组织肌理。已有学者注意到社会嵌入理论在复杂社会关系分析方面的优越性，如王华等[27]从制度嵌入角度探索了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决策的行为及效益；梁人月[28]总结了乡村旅游社区小企业地方嵌入的四种模式；秦子薇等[29]剖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保护NGO嵌入社区的过程与效应。然而目前社区嵌入研究多从嵌入的单一或部分维度（文化嵌入、制度嵌入等）对嵌入主体进行独立分析，尚缺乏对嵌入网络的整体性分析与理解。
鉴于此，本文将从社会嵌入理论视角出发，将国家公园管理局、当地政府、社区居民、特许经营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全面纳入嵌入性分析框架，从完整、系统的多维嵌入视角，解释和说明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活动所涉及的多主体复杂关系中，各行为主体如何通过嵌入式协作充分发挥角色作用，以期弥补在特许经营行为主体互动合作方面研究的不足，并为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的优化提供参考。

1.3 分析框架

Granovetter[26]提出社会嵌入由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构成，成为嵌入性理论的经典框架。其中，关系嵌入指代二元关系，反映两主体之间如何双向互动；结构嵌入则对应多边网络关系，用于研究多元主体的网络位置及网络结构的功能性[26,30]。随后，Granovetter在该框架基础上，拓展了社会嵌入理论的应用范围，阐述了经济活动嵌入社会网络时会受到政治、文化及宗教关系的影响[20]。这一分析框架因更关注微观层面嵌入关系且可操作性强而被学者们广泛应用。其后，Zukin等[31]在研究社会关系内涵问题时提出了由政治嵌入、文化嵌入、结构嵌入、认知嵌入构成的社会嵌入分析框架，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拓展框架之一。在该框架中，结构嵌入包含上述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个维度，综合反映嵌入主体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而政治、文化和认知三个嵌入维度则分别从外部制度政策、内外部文化、个体认知水平角度对社会嵌入关系进行解构。区别于以往研究，该框架将物质关系与社会关系相结合，同时从宏观经济视角和微观个体行为视角，研究社会经济活动嵌入过程中各主体不同维度的嵌入关系的形成，因而更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
中国国家公园社区普遍对资源的依赖性过强，居民生计单一[11]，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在宏观政策上有“保护优先，协调发展”的目标，而三江源地区作为传统民族地区还具有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伴随着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的嵌入，会给当地社区带来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导致生计分化[32]，并反过来作用于特许经营活动。在个人、家庭、外部环境资源有所差异的背景下，社区居民逐渐分化为纯牧户、访客接待户和兼业户。依赖不同生计的居民对于特许经营呈现出差异化的参与意愿，从物质交换关系和个体认知角度形成了生计嵌入社会网络与认知嵌入社会网络这两种关系；管理局、特许经营企业、NGO、社区居民等利益主体在社会网络关系中受宏观政策影响，从而出现授权、促进、限制等相互关系，形成政策嵌入社会网络关系；特许经营活动受当地生态文化、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三重影响，逐渐形成特殊的文化嵌入社会网络关系。随着特许经营从不同维度嵌入，原有社会网络关系在新行动者的加入下发生改变，逐渐多元化和复杂化，并直接或间接影响行动者的角色位置和资源调用能力。由于同一主体在不同类型网络关系中的角色位置并非固定不变，故而有必要探究特许经营项目的嵌入所带来的新角色关系及其协作机制。
因此，本文以Zukin等[31]社会嵌入分析框架为基础，结合中国国家公园独特社区背景及三江源地区独特社会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四种嵌入关系，对该框架进行修正和调整，从宏观政策、内外部文化影响、个体认知行为和物质交换关系四个层面出发，初步构建政策、认知、文化和生计四个维度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社会嵌入分析框架（表1）。该分析框架更具有符合特殊国情背景的针对性，因而能更全面、客观地呈现特许经营嵌入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网络，进而更有效地解释中国国家公园的特许经营组织行为，同时也是对社会嵌入理论在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领域的深入拓展。表1对本文采用的四个嵌入维度进行了内涵界定。
表1 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社会嵌入网络的四个维度

Table 1 Four dimensions of social embedding networks

嵌入维度 内涵 示例
政策嵌入 政策因素对组织经济行为的作用[31] 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依据《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尝试以生态保护促进经济发展，授权玛多县云享自然有限责任公司以特许经营方式开展生态体验项目。项目由企业、地方政府和社区共同参与设计，尝试建立当地政府、园区管委会和社区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
（来源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
认知嵌入 知识、技能水平和意愿对组织经济行为的制约与影响[31] “漂流中国”与杂多县政府联合实施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江河巡护员暨漂流船长培训”项目，旨在让本地牧民学习以漂流方式带领国家公园访客进入澜沧江源园区，并完成江河巡护工作
（来源于网页 https://www.zqwdw.com/）
文化嵌入 语言、价值观等社会文化因素对组织经济行为的制约和影响[31] 当地牧民的生活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从不会说普通话，生活中只有放牧，一步步转变到可以拿起摄影机跟外人交流生态学知识、摄影知识。特许经营项目的独特性给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转变
（来源于网页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9463761）
生计嵌入 对社区居民传统生计的影响或替代生计的植入[32,33] 从事环境监测和巡护的牧民担任自然体验向导，为国家公园访客提供户外向导和家庭接待服务。执行订单式管理，按照3~4人成团，每个向导每天500元报酬，访客每天300元/人的食宿标准，每个自然体验团将会给每户牧民带来2000~8000元收益（来源于NGO访谈）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位于中国西部地区、青海省南部，包括长江源、黄河源和澜沧江源三个园区。三江源地区社会经济欠发达，居民以藏族牧民为主，社区生计来源主要依靠传统畜牧业和虫草业，产业结构单一且对自然资源具有极强的依赖性。随着国家公园的建设，三江源地区牧民生计方式受限，保护与发展之间矛盾尖锐。因此，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开展特许经营项目，对于促进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以及在生态文明背景下推动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具有积极意义。案例地在中国西部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共有三个经国家公园正式授权的特许经营试点项目和一个预备项目，即澜沧江园区的“昂赛雪豹观察自然体验项目”和“三江源国家公园昂赛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项目”、黄河源园区的“黄河探源生态体验特许经营项目”及长江源园区的“玉珠峰生态体验预备项目”。2016年3月中央印发《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鼓励引导并扶持牧民以社区为单位从事国家公园生态体验服务。2019年，杂多县昂赛乡获三江源国家公园授权，启动“昂赛雪豹自然体验项目”和“漂流中国生态体验项目”，成为中国首批国家公园特许社区作为主体参与经营的试点项目之一。昂赛自然体验项目是由NGO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引导培训，社区作为经营主体开展的牧民参与式特许经营项目，由接受培训的牧民家庭为游客提供食宿、接待、出行与解说等服务。截至2021年底，“昂赛大峡谷雪豹观察特许经营项目”接待国内外生态体验团队158个，体验访客480人次，经营收入达160.7万元。2020年，云享自然文旅有限公司依托黄河源当地藏民社区，采用“企业+政府+合作社+牧民”的组织模式，开展黄河探源生态体验特许经营活动，企业负责线路设计与市场运作，政府统筹调配与监督管理，合作社进行组织协调，带动社区牧民参与经营活动。黄河源园区的生态体验特许经营项目自2020年7月开始，截至当年年底接待访客79人次，运行收入累计31万元。2021年10月，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被列入首批国家公园名单，长江源园区昂拉村依托玉珠峰，也在积极申请以攀登玉珠峰为核心的生态体验特许经营项目。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试点在国家公园管理局、当地政府、特许经营企业和社区的通力合作下取得初步发展。
本文将以上述三个授权项目和一个预备项目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嵌入过程中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与互动机制。

2.2 数据来源

社会网络分析常用的数据收集方式包括针对个体网络数据的问卷法和针对整体网络数据的文本资料、文献研究和访谈法等[10]，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因其具有保护优先、权责分离、共治共管等特点，利益相关者众多且权利关系网络复杂，而利益相关者的联结关系可以通过信息、物质、资金和人员的流通等数据反映与表达[34]。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一手数据）和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新闻报道等（二手数据）文本挖掘相结合的方法获取数据，以确保研究数据的有效性与全面性。
所有访谈均于2021年7月23日至8月9日在三江源地区实地进行，通过走访利益相关部门、组织和当地社区，采用半结构访谈法获取一手访谈资料。最终访谈利益相关者代表40人，收集访谈文本40份（表2），其中，走访的国家公园管理部门包括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管委会、澜沧江园区管委会，访谈文本共4份；拉觉悟生态保护站访谈文本1份；特许经营企业云享自然文旅有限公司访谈文本1份、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特许经营从业者访谈文本1份；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富群社会服务中心等NGO访谈文本3份；参与特许经营项目的社区牧民（昂赛乡）访谈文本4份；未参与特许经营项目的普通牧民访谈文本20份；年都村、昂拉村村民委员会访谈文本2份；社区合作社、“藏糖小组”自组织、社区带头人访谈文本共3份；国家公园研究专家访谈文本1份。
表2 受访者基本信息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利益相关者分类 访谈人数/人 编号 访谈对象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部门 4 G1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自然资产处处长
G2 澜沧江园区管委会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局长
G3 长江园区曲麻莱管理处规划部部长
G4 长江园区曲麻莱管理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局长
生态保护站 1 S1 拉觉悟生态保护站站长
特许经营企业
 1 E1 云享自然文旅有限公司负责人
特许经营从业人员 1 E2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生态体验培训生
非政府组织NGO 3 N1
N2
N3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站研修生
北京富群社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富群组织在地协调员
村民委员会 2 LG1 年都村村主任
LG2 昂拉村副主任
社区居民 24 M1~M4
M5~M24		 昂赛乡特许经营接待户
普通牧民
合作社 1 M15 藏族手工艺品合作社、扶贫生态旅游合作社带头人
社区带头人 1 M16 负责当地旅游接待业务的带头人
社区其他组织 1 M17 负责藏糖小组、旅游土特产生产销售的组织者
专家学者 1 R1 在国家公园研究领域深耕的高校教授
网络文本主要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地方政府官网、综合性新闻资讯门户网站进行采集（表3），文本发表时间限定为2016年1月至2022年12月，通过收集相关文本的历时性数据，挖掘特许经营项目嵌入过程中社会网络关系的动态化特征[27]。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相关文本的筛选标准为：（1）在三江源从事特许经营项目组织或企业发布的文章；（2）涉及特许经营利益相关者及其互动关系尽可能详实；（3）确保文本的真实性。本文共搜集129篇网络文本，其中119篇符合上述要求。
表3 有效网络文本来源

Table 3 Network text data sources

新闻来源 文本数量/个
微信公众号（总计39篇） 三江源国家公园 10
杂多在线 7
曲麻莱政务 1
漂流中国 2
云享自然 11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5
富群环境研究院 3
微博（总计5篇） 三江源国家公园官方
微博		 5
国家公园管理局及地方政府官网（总计22篇）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6
昂赛乡政府网站 11
曲麻莱县政府网站 5
综合性新闻资讯门户网站
（总计53篇）		 人民网 19
凤凰网 13
腾讯新闻 4
新浪新闻 2
搜狐新闻 15
合计 119
研究组将访谈文本和网络文本综合梳理并交叉比对后，从访谈样本和网络文本共梳理得到14个特许经营利益相关者，分别为：国家公园管理局、管委会、地方政府、特许经营企业、企业从业人员、社区代表、社区居民、村民委员会、社区自组织、NGO、访客、科研机构、志愿者、社会公众。

2.3 研究方法

社会嵌入的核心是经济行为嵌入该行为发生的社会网络中，形成多重各异的社会关系，其中，经济行为及其载体是嵌入主体，社会网络是嵌入客体[35]。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作为一种市场经济形式，在政策、文化、个体认知与生计等因素影响下，从不同维度嵌入国家公园原有的社会网络，并产生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多方行动者利益交互网络关系。因此社会网络作为嵌入的客体，能够直接用于衡量不同维度社会嵌入的程度，适合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研究。
本文综合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其中社会网络分析法用于探究利益相关者的位置角色，内容分析法用于分析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主要分为两个步骤：（1）从收集的文本材料中提取涉及政策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和生计嵌入四个维度的内容并进行整理分类，综合提取多篇报道中同一事件的利益相关者；（2）提取关系对，进行二值化处理并生成邻接矩阵，将存在紧密联系的关系对记为1，不存在联系或关系薄弱的关系对记为0，关系对出现的频次不计入统计。
利用社会网络关系分析软件Ucinet 6对矩阵数据进行分析，分析指标主要包括整体网络密度分析、核心—边缘结构分析、中心性分析。整体网络密度反映嵌入网络行动者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及行动者受网络影响的程度；核心—边缘结构是由若干行动者相互联系构成的中心联系紧密、外围稀疏分散的渐变结构，描述核心行动者与边缘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距离；网络中心性是描述行动者的个体性指标，用以解释行动者在网络中的角色位置及其控制其他行动者之间交往的能力。本文综合运用以上三项指标，探究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嵌入当地社区的社会网络关系。

3 结果分析

3.1 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

从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的行动主体来看，以往研究中提到的国家公园管理部门、地方政府、社区牧民、特许经营者、访客、科研机构、NGO和社会公众等利益群体均出现在关系网络中[36]，此外，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中还存在村合作社（如年都村扶贫生态旅游合作社）、社区其他组织、志愿者等利益相关者。其中，社区其他组织主要指与特许经营项目有紧密关联的组织和社区自组织，如昂赛乡年都村“雪豹观察”合作小组、大自然摄影队、藏糖小组等。
经归纳，将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利益相关者分为五类，即管理机构、地方政府、当地社区、特许经营者和其他影响集团（表4）。其中，管理机构包括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三个园区管委会和乡镇生态保护站；当地政府主要指园区内各级县政府和乡政府；当地社区包括接待户、一般牧民、村民委员会、社区合作社和其他组织；特许经营者包括特许经营企业和从业人员；其他影响集团，也有研究称为“压力集团”[10]，指能够直接或间接对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的经营管理活动施加影响的群体或组织[31]，包括访客、科研机构、NGO、志愿者和社会公众等。
表4 三江源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识别

Table 4 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in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利益集团 利益相关者
管理机构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黄河源园区管委会、长江源园区管委会、澜沧江园区管委会、生态保护站
地方政府 玛多县政府、曲麻莱县政府、杂多县政府、扎陵湖乡政府、曲麻莱乡政府、昂赛乡政府
当地社区 接待户、牧民、村民委员会、社区合作社、社区其他组织
特许经营者 云享自然特许经营企业、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其他从业人员
其他影响集团 访客、科研机构、专家、NGO、志愿者、社会公众
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关系网络显示（图1），国家公园管理局作为受许人位于网络中心位置，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围绕管理局大体呈现核心层、紧密层和边缘层三个圈层。核心层包括国家公园管理局、县政府、当地社区和特许经营者；紧密层包括国家公园管委会、生态保护站、乡政府、NGO、特许经营从业人员和访客；边缘层包括志愿者、社会公众、科研机构和专家。位于核心层的主体在特许经营中的参与度与合作程度较高，而位于边缘层的主体参与或影响特许经营的机会较少。
图1 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关系网络

Fig. 1 Concession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3.2 社会网络嵌入分析

3.2.1 政策嵌入分析

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特许经营政策嵌入的合作网络进行密度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政策嵌入网络密度较低（0.35），结构疏松，各方利益相关者互动较少，且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明显。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的开展，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地方政府和外部社会力量逐渐参与到当地社区的发展中来，社会网络中利益相关者增多。国家公园管理局、园区管委会、当地政府、特许经营企业和牧民位于社会网络核心层，其中管理机构和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特许经营企业和牧民在政策介入与政策执行的影响下进入核心层次。NGO、志愿者、科研机构、专家等处于边缘层次，虽不直接介入政策的执行，但扮演着重要的协调者角色，搭建起管理机构与社区牧民沟通的桥梁。
图2 政策嵌入网络分析

Fig. 2 Policy embedding network analysis diagram

中心性分析显示，特许经营企业（21.43）、地方政府（14.35）和国家公园管理局（13.28）的中介中心度较高，表明这三类利益相关者效能较高，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且对网络中其他成员具有较高的约束力。各利益相关者角色差异较大，管理局处于国家公园垂直管理体制的上位，在宏观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统筹者角色；特许经营企业同时作为政策对象和市场主体，能够在落实和传达政府意志的同时有效发挥市场力量，起到中介作用；地方政府是特许经营项目承上启下的中转站，为项目的“再组织”搭建有效的制度空间和社会场域，实现各方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科研机构、专家和NGO中介中心度较低，虽不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但其研究成果和建议有助于提高政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

3.2.2 认知嵌入分析

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特许经营认知嵌入的关系网络进行密度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认知嵌入网络关系结构松散，呈现明显的单核—多点“伞状”特征。社会网络整体密度极低（0.17），表明在认知嵌入方面利益相关者涉入较少，且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不多。网络整体核心—边缘特征明显，牧民位于网络中的核心位置，特许经营企业、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和专家、管理局、访客、NGO位于半边缘位置，社会公众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位于边缘位置。
图3 认知嵌入网络分析

Fig. 3 Cognitive embedding network analysis diagram

牧民是认知嵌入网络中的主体对象，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联系紧密。牧民的度数中心度（7.00）和中介中心度（16.00）最高，表明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发展联系的能力较强，且是资源的重要汇聚点。在特许经营项目嵌入过程中，社区牧民的态度、知识和技能水平对国家公园访客的生态体验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他们充当认知嵌入的关键角色，且被其他利益相关者投放大量的关注和资源。地方政府（4.00）、特许经营企业（3.00）、NGO（3.00）的度数中心度稍低于牧民，是参与认知嵌入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且与牧民联系紧密。认知嵌入的形式包括生态价值观的传递、动植物地方知识学习、自然解说和访客接待技能（如烹饪）培训等。澜沧江园区昂赛乡年都村牧民参与特许经营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自愿参加及具备较高的接待能力与服务水平。其中，牧民的汉语熟练度和服务技能直接影响其参与意愿与信心。如果牧户家庭中有成员能熟练使用汉语且具备烹饪、驾驶等技能，或拥有较为丰富的地方知识，则更适合也更愿意主动参与特许经营服务。

3.2.3 文化嵌入分析

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特许经营文化嵌入的关系网络进行密度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文化嵌入网络密度（0.39）相对较高，成员之间联系较为密集。根据整体—边缘网络分析结果，牧民、园区管委会、当地政府、NGO、科研机构/专家和社会公众位于网络核心层，村民委员会、社区其他组织等位于边缘层。
图4 文化嵌入网络分析

Fig. 4 Cultural embedding network analysis diagram

牧民是文化嵌入网络的核心载体，也是对外展示游牧文化和生态文化的窗口。在漫长的人地适应过程中，其生活方式和文化已经与自然地理环境高度融合，对自然状况有着深刻理解[36]。牧民的社会网络中介中心度最高（11.50），表明牧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在文化联系方面保持着紧密联系，扮演着文化输入和文化输出的关键角色。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藏民拥有崇尚自然、“不杀生”的生态文化观与信仰，在生产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山、水、人、物的地方知识，为开展生态解说、传播藏族生态文化提供了良好基础。牧民会通过特许经营培训和访客接待学习汉语、感受外来文化，同时通过生态体验、向导解说、民族手工艺品等方式向游客展示当地的藏族文化与生态文化。社会公众的中介中心度（5.50）仅次于牧民，公众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独特文化高度关注，是生态文化的主要享用者之一，而特许经营企业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方式为三江源生态文化和藏族文化的传播搭建了优质平台，可见特许经营项目对于促进国家公园的全民公益性也具有积极作用。园区管委会和当地政府的度数中心度较高，但是中介中心度较低，表明两者具有一定的结构洞优势，即比其他利益相关者更易获得“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特别是土生土长的地方领导层兼具管理者和藏民的双重身份，其对待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与策略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具有重要影响。

3.2.4 生计嵌入分析

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特许经营生计嵌入的合作网络进行密度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生计嵌入网络密度（0.26）较低，网络结构疏松且呈现整体核心—边缘特征。接待户、当地政府、NGO、社区其他组织、园区管委会、村民委员会位于网络核心层，非接待户、访客、社会公众等位于网络边缘层。其中，接待户是指参与特许经营项目、从事生态体验和访客接待服务的牧民家庭，非接待户则指社区小商户和其他牧民家庭。
图5 生计嵌入网络分析

Fig. 5 Livelihood embedded network analysis diagram

首先，接待户是生计嵌入网络的核心角色，其中介中心度最高（25.50）且远远高于其他利益相关者。其次，社区其他组织中介中心度较高（5.92），表明社区力量对于牧民自身生计具有重要影响。当地政府（3.25）、访客（2.42）、NGO（1.00）的中介中心度稍低，但这三者在生计嵌入过程中与接待户有着紧密的互动和互惠关系。非接待户的中介中心度偏低，原因可能与其不直接参与特许经营项目有关。特许经营项目对接待户和非接待户在生计决策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以昂赛乡年都村为例，参与访客接待服务的接待户表示会主动减畜或在未来三年有减畜计划，而只有极少量非接待户愿意减畜。背后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非接待户没有参与到访客接待业务中来，无法感受特许经营项目带来的效益，家庭生计来源仍以传统畜牧业和虫草业为主。牧民要想参与到特许经营中来，需要通过由企业或NGO设定的选拔程序，没有通过选拔程序的牧民仍倾向于维持传统生计方式。

3.3 理论模型构建

在社会网络嵌入分析和资料归纳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社会嵌入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合作机制框架（图6）。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看，嵌入主客体通过政策嵌入、认知嵌入、文化嵌入和生计嵌入四个维度形成双向互嵌。嵌入主体凭借资金、技术、媒介、人员等资源优势，在特许经营中具有更高的话语权，嵌入客体则借助嵌入主体的资源支持以发展自身。嵌入要素主要包括管理制度、语言与价值观、知识与技能、可持续性替代生计选择等。
图6 基于社会嵌入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合作机制框架

Fig. 6 The framework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national park concessions based on social embeddedness theory

嵌入维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化嵌入对政策嵌入和认知嵌入具有调节作用。文化嵌入体现在语言、价值观等方面。特许经营强调生态保护价值，与藏族崇尚自然的传统文化相契合，有利于生态保护政策的落实。此外，特许经营活动要求牧民学习汉语乃至外语，语言能力高的牧民更易掌握培训知识和访客接待技能。政策嵌入对生计嵌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政策要求资源消耗型产业逐步退出，牧民的传统生计（放牧、虫草采挖等）受到限制；但另一方面，特许经营给当地社区带来了发展生态体验的机会，并给予相应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扶持。认知嵌入是生计嵌入的先导条件。为了让社区居民完成生计转换，必须通过培训对其进行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以使其更有意愿和能力参与到特许经营活动中。
嵌入效应依赖于嵌入方式及嵌入强度。嵌入网络密度越高，嵌入效应越明显。从社区发展角度来看，当参与特许经营的社区居民和组织越多，接受的知识技能培训越丰富，其访客服务水平越高。反过来，嵌入效应会强化或削弱嵌入方式，例如当社区居民在特许经营活动中成功完成生计转换并提高了收入，往往会带动家族乃至社区更多投入到特许经营活动中去。

4 结论与讨论

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的对象不同于一般的市场商品与服务，其依赖于政府力量、市场力量、社区力量和社会外部力量的通力合作，是具有公共属性的生态产品[1]。特许经营项目的报批、批准试点、运作和评估等需要每个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涉入，且不同利益相关者在不同社会网络中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为了厘清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多主体复杂关系中行为主体的合作方式与互动关系，本文从社会嵌入理论视角出发，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政策、认知、文化和生计四个社会嵌入维度对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加以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园区居民、管理机构、特许经营企业在上述四个维度的社会网络中均处于核心层。园区居民既是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汇聚点，也是实现保护与发展双重目标的关键主体。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在特许经营项目范围划定、合法性确认、资源分配等方面具有极大话语权。特许经营企业是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的共同抓手，在效率与公平的天平上扮演着重要的砝码角色。因此，有效遴选兼具强烈环境保护意识与生态产品开发能力的企业或组织并授予特许经营权，对于国家公园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可通过科学设立准入制度、严格招标、多方审查、跟踪评估等流程管理，以及参考云南省元阳县阿者科村“政府+社区组织+旅游企业+民间组织+法制规范”的多元主导型生态旅游模式[37]，通过搭建社区代表、NGO、专家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商平台，联合把关特许经营企业和项目，以保证特许经营项目在环境保护、社区发展和可持续经营中综合效益最优。此外，鉴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所处区域在社会文化方面的独特性，在遴选特许经营企业时，同等条件下熟悉当地民族文化与语言的企业、帮助当地和周边居民就业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具有伙伴关系的非营利组织等应享有优先权[38]。
（2）在不同社会嵌入维度，利益相关者角色位置存在差异。在政策嵌入层面，国家公园管理局、园区管委会、当地政府、特许经营企业扮演关键角色，体现在参与国家公园管理规定与条例执行等方面。在认知嵌入层面，社区居民位于社会网络核心位置，其认知水平和认知资源对于特许经营的实施具有重要影响。在文化嵌入层面，社会公众和社区居民位于网络核心位置，两者是文化交流最直接的参与者。在生计嵌入方面，与以往研究中社区居民整体作为核心角色有所差异[8]，三江源国家公园访客接待户是生计嵌入网络的核心，他们直接参与到特许经营的访客接待和利益分配中且收益显著，而非接待户由于难以分享特许经营带来的收益而被边缘化，由此引发部分个体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39]。如何从制度层面和执行层面，兼顾“能人”与“非能人”甚至“失能人”的权益，从而推动国家公园社区公平发展、促进居民共同富裕，是未来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此方面昂赛自然体验特许经营项目提供了较好借鉴，按照该项目的收益分配方案，经营收益的45%归于访客接待户，45%用于社区发展，10%用作社区野生动物保护基金。通过收益再分配来推动社区公平与持续发展，不失为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分配制度的有益尝试。
（3）NGO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发挥着强中介作用。NGO通过授权、合作、培训、扶植等方式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互动合作，平衡各方利益诉求，与秦子薇等[29]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受限于国家公园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与保护优先的原则，管理机构、特许经营企业、社区居民三个主体之间有时难以形成流畅沟通和高效连接，NGO则在其中扮演了桥梁角色，在利益相关者之间输送信息和技术资源。此外，社区增权理论指出，当社区内部出现组织能力较强的社团时，社区凝聚力和团结意识增强，居民参与意愿更高[40]。本文也发现，三江源地区NGO嵌入社区程度越高，扶持的社区自组织越多，社区力量发展越快、越稳健。因此，针对西部地区国家公园社区的强资源依赖性与强地方文化性，需要NGO更多、更好地发挥桥梁和辅助作用。NGO可通过招募在地协调员、对居民进行汉语和接待技能培训、协助成立社区自组织等方式，培育根植于社区的自组织和社区精英，提高社区参与多方利益主体共治共管的愿望与能力。
（4）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在不同利益诉求下，利益相关者关注点存在差异[41]。特许经营企业希望项目类型、经营范围与期限、管理部门、分级分类管理、经费使用等管理条例进一步明晰，简化申报手续，优化市场进入机制。园区居民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可持续生计，将其作为多元化的生态补偿路径[2]。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在环境保护的大前提下，让世代居住于此的社区居民拥有更多的发展选择。资源消耗型生计将逐步退出他们的生计选择，而获得稳定的、环境友好型的生计成为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借鉴云南省元阳县阿者科村，采用社区居民资源入股、培育社区产权能力等方式[37]，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居民资源或技术入股分红、居民旅游务工等方式提高社区参与，推动社区居民生计转型。
（5）嵌入维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化嵌入对政策嵌入和认知嵌入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嵌入对生计嵌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认知嵌入是生计嵌入的先导条件。另外，强关系嵌入能产生良好的嵌入效应，与前人研究相一致[42]；正向的嵌入效应对嵌入方式具有强化作用。
现有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研究多从政策视角分析利益相关者合作机制。为了避免“社会化过度”的强嵌入[43]，即将行为主体的决策和行为与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境割裂开来，亟需从不同情境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方式。社会嵌入着眼于考察经济活动相关的认知、文化、生计、制度和社会结构等情境因素，它们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从社会嵌入视角着手，有助于厘清不同情境下的关键角色、互动关系及行为逻辑。本文创新性地引入社会嵌入理论，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虑西部国家公园社会经济的特殊属性，从政策、认知、文化和生计四个维度，深入分析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地位与合作方式，并构建基于社会嵌入的特许经营合作机制理论框架，以期全面客观地呈现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和互动逻辑，为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理论研究提供新视角。同时深入分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居民、管理机构和特许经营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在不同嵌入情境下的角色和地位，进而从政策层面提出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合作需充分发挥NGO的中介作用、培育社区组织力量、搭建多元协商平台等建议，希望能进一步优化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机制，促进各利益相关者合作共赢，为西部其他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不过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网络文本和实地访谈，访谈文本未覆盖到所有利益主体，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生态敏感性、生计脆弱性和地方文化性使得三江源国家公园具有一定的西部特殊性，对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国家公园不具备同等参考效力。未来研究可结合定量研究方法，深入调查嵌入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连接内容（资金、技能和知识等）、连接方式与连接效能，进一步探究各利益主体的互嵌程度和行为策略，以及对东西部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的社会嵌入性进行比较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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