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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4 , Vol. 39 >Issue 8: 1906 - 1923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0810

多功能性与价值实现

微观主体视角下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舒适性的影响——基于武汉都市圈6个区县10个旅游村庄的实证

  • 何硕研 , 1 ,
  • 夏薇 1, 2 ,
  • 孙小宇 1 ,
  • 杨钢桥 , 1
展开
  • 1.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
  • 2.武汉江花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武汉 430010
杨钢桥（1966- ），男，湖南邵东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地整治。E-mail:

何硕研（1998- ），女，湖南新化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整治。E-mail:

收稿日期: 2023-11-13

  修回日期: 2024-05-26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8-16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0415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3YJA790083)

收起

The impact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on rural amenity in a micro perspective: Empirical study on 10 tourist villages in 6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 HE Shuo-yan , 1 ,
  • XIA Wei 1, 2 ,
  • SUN Xiao-yu 1 ,
  • YANG Gang-qiao , 1
Expand
  •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 2. Wuhan Jianghu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 Ltd, Wuhan 43001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1-13

  Revised date: 2024-05-26

  Online published: 2024-08-16

Fold

摘要

提升乡村舒适性水平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需求、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土地综合整治为舒适性驱动型乡村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基于地方消费主义理论、乡村多功能理论、需求层次理论构建乡村舒适性的概念框架与指标体系，从土地利用多功能视角解析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舒适性的影响机理，利用武汉都市圈6个区县10个旅游村庄村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和双重差分法探究研究区域舒适性水平以及土地综合整治的舒适性提升效应。研究发现：（1）乡村舒适性是一种体现地方消费品质量、具有消费性功能、能够满足外来游客对乡村式生活与本地村民对生活品质需求、促使人们感到舒服安逸的乡村特性，包括自然舒适性、生产舒适性、社会舒适性和文化舒适性。（2）由于村民和游客需求不同，两者对乡村舒适性的评价存在差异。（3）村民视角下土地综合整治能显著提升乡村舒适性总水平及各维度水平，且具有稳健性。因此，今后应增加整治资金的投入、扩大整治范围，在充分考虑村民和游客的利益诉求特别是村民利益诉求的基础上，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各要素，持续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

关键词： 土地综合整治; 乡村舒适性; 双重差分法; 武汉都市圈

本文引用格式

何硕研 , 夏薇 , 孙小宇 , 杨钢桥 . 微观主体视角下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舒适性的影响——基于武汉都市圈6个区县10个旅游村庄的实证[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 39(8) : 1906 -1923 . DOI: 10.31497/zrzyxb.20240810

Abstrac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rural amenit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meet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provides a new path for amenity-driven rur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index system of rural amenit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ocal consumerism, the theory of rural multifunctionality and the theory of demand hierarch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on rural ame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functionality of land use, and utilizes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from villagers and tourists in 10 tourist villages in 6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and use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ethod, entropy value method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to explore and study the level of regional amenity and the amenity enhancement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1) Rural amenity is a kind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that embodies the quality of local consumer goods, has the function of consumption, can meet the needs of foreign tourists for rural style living and local villagers for quality of life, and prompts people to feel comfortable and at ease, including natural amenity, production amenity, social amenity, and cultural amenity. (2) Due to different needs of villagers and tourist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ir evaluations of rural amenity.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rs,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and various dimensions of rural amenity, and has robustness. In conclusion,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consolidation funds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consolidation an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pilot work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the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villagers and tourists, especially the villager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lements of mountains, water, forests, fields, lakes, grasses and sands.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rural amenity;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发展阶段人民收入水平提高、需求层次升级[1]，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再停留于基础性物质生活享受[2]，而转变为基于生理和精神双重需求的舒适性生活享受[3]。这就要求乡村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在基本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而且要提供满足人民群众在休闲、娱乐、审美、消费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乡村舒适性”概念的出现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乡村舒适性产生于西方乡村“后生产主义”（post-productivism）时期，表现为乡村整体环境的吸引力[4]，是乡村移民[5]、乡村重构[6]、乡村发展[7]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8]，但仍然面临“发展悖论”的困境：乡村产业衰败[9]、农民环境保护意识不强[10]、物质发展与文化建设失衡[11]、乡村治理事务泛化[12]、农民收入不平等。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关键，在于从供给层面提升乡村舒适性水平，以解决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此，平衡乡村舒适性的供需关系是目前乡村振兴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土地是乡村社会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和空间载体，乡村土地利用功能是指人类利用土地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是驱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13]。因此，土地利用功能的充分发挥能解决乡村舒适性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土地综合整治是一项以土地要素为核心纽带、重塑人地关系的系统工程[14]，与传统的土地整治相比，具有范围更广、内涵更丰富、手段更多样、周期更长等特点。其在合理配置土地要素、优化土地利用结构、重塑土地利用功能[15]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望被视为从供给侧缓解乡村舒适性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尽管学术界就土地综合整治与城乡融合[14]、乡村振兴[16]之间的关系做了有益探索，但少有文献从供需角度剖析其内在机理。首先，就乡村舒适性本身而言，西方学者从地方特征[7]、居民需求[17]、舒适性理论[18]等角度揭示了舒适性的核心内涵；但由于国内起步较晚，目前缺少“本土化”的乡村舒适性概念界定。其次，在评价指标方面，现有文献大多建立多指标评价体系来综合度量乡村舒适性水平，但相关研究多侧重区域大尺度，而较少涉及小尺度。近年来，有学者基于企业[19]、农户[20]、舒适性移民[5]等单一主体视角评估了乡村舒适性水平，但鲜有文献从多主体角度进行综合评价。最后，有关乡村舒适性影响因素的文献，尚缺乏基于土地综合整治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鉴于此，本文试图构建中国情景下乡村舒适性的概念内涵与多主体评价指标体系，厘清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舒适性的影响机理，利用武汉都市圈10个旅游村庄的调研数据，实证探究土地综合整治的乡村舒适性提升效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基于地方消费主义理论、乡村多功能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并结合中国乡村实际，构建乡村舒适性的概念框架，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第二，基于游客和村民微观主体需求，从自然、生产、文化、社会四个维度建立乡村舒适性指标体系，并进行主体异质性测度与比较，在一定程度上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差异化的案例支持；第三，以供需理论为指导，剖析土地利用多功能视角下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舒适性的影响机理，能为乡村经济发展理论作出有益补充。

1 乡村舒适性的理论基础、概念内涵与指标体系

1.1 理论基础

地方消费主义理论、乡村多功能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为乡村舒适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地方消费主义理论是消费社会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Urry[21]认为，一个地方因其提供商品或服务场所以及被当地人集体使用和损耗，而有理由视为整体被消费。在此基础上，王宁[22]强调消费对象的不可分割性，揭示了地方消费主义的理论内涵，即居民具有将一个令人舒适的地方作为整体进行消费的价值偏好。从本质上来说，乡村地域系统是自然风貌、基础设施、传统文化等资源和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私人无法从市场上买到和单独占有，必须由集体使用和管理[23]。显然，村民是乡村消费资源的直接摄取者和使用者。从实践层面来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建设成效显著[8]，整体舒适性水平提升，乡村越来越成为游客的消费对象。在此意义上，乡村可以视为一个被本地村民和外来游客消费的地方消费品。
乡村多功能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传统农业生产功能不再是乡村基础性和中心性的功能，乡村功能趋于多元化、乡村发展呈现多样性。乡村由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导向集农业生产、生态保育、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方向发展[24]，乡村消费性功能逐渐凸显。乡村舒适性是后生产主义语境下的发展范式[25]，舒适性供给建立在乡村多功能发展之上。
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关系人类生存、层次较低的缺失需求和关系人类精神健康、层次较高的生长需求两类，只有当低层次的需求得以满足，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目前，需求层次理论在地理学和管理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解释乡村多功能[26]、城市舒适性[27]、乡村转型发展[28]等的重要理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核心是尊重人的需求[29]。近年来，随着家庭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愈发渴望精神满足。因此，乡村应从供给层面调整其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关系。

1.2 概念内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舒适”指舒服安逸。从学理层面来看，基于地方消费的视角，乡村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地方消费品，具有消费性功能。作为消费客体，乡村消费品的消费主体主要包括本地村民和外来游客[21]。消费主体对消费客体具有需求偏好，游客追求乡村式生活体验而村民追求高品质生活；消费客体能为消费主体提供商品和服务。当乡村发挥的功能与村民和游客的需求匹配时，村民和游客就会产生愉悦、舒适的心理状态。因此，本文将乡村舒适性定义为，一种体现地方消费品质量、具有消费性功能、能够满足外来游客对乡村式生活与本地村民对生活品质需求、促使人们感到舒服安逸的乡村特性。
乡村舒适性内涵界定的关键，是厘清供给层面乡村消费功能的本质及村民和游客的乡村舒适性需求驱动因子。在供给层面，狭义的乡村消费功能多指以农业为基础，为游客提供旅游观光、休闲康养、文化教育等服务的能力。但从地方消费的角度来看，乡村消费功能应是以乡村消费品为载体的功能，因乡村消费品的系统性和综合性，乡村消费功能有了更广泛的含义。本文以乡村多功能理论为指导，参照已有研究从生态、生产、社会、文化维度对乡村多功能进行解构[24,30,31]，将乡村消费功能分为生态功能、生产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生态功能以乡村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为载体[32]，反映了乡村生态环境状况；生产功能仍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但更强调观赏与农耕体验价值[32]，反映了乡村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功能以乡村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为核心[33]，反映了乡村社会生活水平；文化功能以乡村维持原有生活形态、保留文化遗产、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为表征[30]，反映了乡村文化特色。
在需求层面，本文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和已有研究[26]，将乡村舒适性需求驱动因子细分为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因子。在生理需求阶段，村民关注乡村在生态环境方面的自然属性，以维持生理健康和正常生活[34]。在安全需求阶段，村民注重农业生产条件，以抵御自然灾害、减少用地纠纷、获取稳定的农业收入。而游客在缺失需求阶段，主要对最基本的吃、住、行提出要求，这依赖于乡村基本社会生活条件的保障。在归属需求阶段，为确保本地村民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村庄人居环境水平、基础设施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而乡村田园景观、农产品质量以及有别于城市景观的自然资源，在满足外来游客对乡村式生活追求的过程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在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阶段，村民和外来游客愈发看重旅游村庄的文化底蕴。乡村历史古迹和传统文化，一方面有利于激发村民对旅游资源的创业潜力，另一方面能促使游客通过了解和学习，升华精神、开拓眼界。
综上所述，乡村舒适性的内涵体现在自然舒适性、生产舒适性、社会舒适性和文化舒适性方面，其概念框架可用图1表示。
图1 乡村舒适性概念框架

Fig. 1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rural amenity

1.3 指标体系

本文以乡村舒适性概念内涵为出发点，遵循主导性、层次性、操作性原则，并参考已有研究[3,4,25]，结合中国乡村实际，基于村民和游客的视角，从自然、生产、社会和文化四个维度构建乡村舒适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舒适性评价既存在普适标准，又存在相对标准[35]，例如人们普遍喜欢清新的空气，讨厌污染的河流，但因文化背景和社会阶层的差异，会形成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品位和审美标准。因此，本文主要以主观评价指标来反映乡村舒适性水平。
表1 乡村舒适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Rural amen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四级
指标		 五级
指标		 测算
方法		 指标属性
乡
村
舒
适
性		 自然舒适性 自然景观状况 森林状况 森林覆盖率/% 村庄林地面积/土地总面积×100% +
森林独特性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水域状况 水域覆盖率/% (村庄河流面积+湖泊面积)/土地总面积×100% +
地表水质量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生产舒适性 田园观光景观 田园观光景观多
样性		 田园观光景观多样性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田园观光景观独
特性		 田园观光景观独特性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农业生产状况 农业生产活动方便程度 农地规模化指数/m2 块均面积 +
灌溉排水设施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田间道路设施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农业生产活动可体验性 农业生产活动体验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土地纠纷案件状况 土地纠纷案件次数/次 该村一年内土地纠纷案件数 -
土地纠纷案件处理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农产品状况 农产品综合质量 “三品一标”产品
数量/种		 ≥4=5、3=4、2=3、1=2、0=1 +
农产品质量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社会舒适性 乡村人居环境水平 生活垃圾治理情况 垃圾治理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生活污水处理情况 污水处理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绿化状况 村庄绿化覆盖率/% 村庄绿化面积/土地总面积×100% +
本土化绿化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生活性基础设施水平 生活用水完备度 水量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水质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生活用电完备度 电量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电压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村庄道路完备度 村庄道路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文化舒适性 乡村
建筑		 乡村传统建筑保护状况 乡村传统建筑保护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历史
古迹		 历史古迹保护状况 历史古迹保护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民俗
文化		 民俗文化保护状况 民俗文化保护满意度 5点李克特量表法 +

注：5点李克特量表法是在问卷调查中将被调查者对某项陈述的认同程度或主观感受划分为1~5级的方法，数值越大代表态度越积极或认同程度越高，在上述指标体系中主要表现为：非常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比较不满意=2、非常不满意=1。

自然舒适性是指能给人带来安逸感的乡村自然风光，是游客目的地选择的首要参考因素，也是让村民生活愉悦的前提条件。回归自然、远离快节奏城市生活是城市居民形成乡村旅游决策的主要动机。因而，具有地域特性的自然景观状况决定了游客旅游意愿的强弱。自然景观是由自然地理环境中森林、湖泊、河流等自然要素构成的。因此，乡村自然舒适性由森林和水域组成的自然景观状况决定。
生产舒适性是指能为参与生产活动的人们提供愉悦感的生产环境，是影响游客田园观光、农趣体验以及村民生计活动的关键因素。尽管在乡村舒适性的探讨中，生产功能逐渐被削弱，但依据“六次产业理论”，乡村产业融合离不开第一产业的基础性支撑。也就是说，即使乡村消费功能被强化，农业生产功能也不能被忽视。另外，就实践经验来看，以农业为依托的乡村休闲观光旅游业不断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活力。因此，乡村舒适性应包含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舒适性。田园景观是农业新业态的表现方式之一，田园观光景观的多样性和独特性直接影响游客的观赏体验。农业生产的方便程度、可体验性以及土地纠纷状况关系到村民的生产效益和游客农事体验的趣味性。绿色、高质量农产品是现代科技服务业与农业融合的产物，能有效刺激游客消费。因此，生产舒适性由田园观光景观、农业生产状况和农产品综合质量决定。
社会舒适性是指能给人带来舒适感的乡村社会生活空间，是村民和游客日常行为活动的保障。然而，现实中部分乡村人居环境遭到破坏、基础设施体系不够完善[36]。在整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发展阶段，缓解环境恶化趋势，促进乡村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因此，社会舒适性表现为人居环境和生活性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具体来讲，乡村人居环境主要表现为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处理情况以及村庄绿化的布局情况；乡村生活性基础设施状况主要通过水电路等设施状况表达。
文化舒适性是指能给人带来情感共鸣的乡土文化，是满足游客对田园牧歌式生活想象、丰富村民精神世界的核心条件。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基础，乡村文化建设在整个乡村振兴战略中属于灵魂工程。没有乡村文化繁荣发展，就难以实现乡村振兴。但目前很多乡村文化资源并未得到较好的利用，反而出现了村落破败、文化衰颓并存的不良现象[37]。因此，文化舒适性的提升要求保护乡村传统建筑，彰显乡土精神；加大历史古迹保护力度，打造特色旅游资源；传承优秀民俗文化，传播乡村文化记忆。

2 机理分析

乡村舒适性是乡村消费功能供给与乡村消费需求平衡的结果。土地是乡村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的空间保障，土地多功能利用能促进乡村多功能发展。根据系统理论，在土地利用系统中，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质量、空间、产权等属性是系统构成的基本要素，其组合变化会影响土地利用系统功能的转变。因此，土地要素的效能提升与合理配置，将成为实现土地利用多功能的有效途径。土地综合整治是以土地要素为核心作用对象的系统工程。伴随城乡关系的转变，土地综合整治的功能由单一土地要素的增量提质向兼顾生态、社会、生产、文化等多重功能转变[16]，成为实现土地利用功能多元化的重要手段。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舒适性的影响，就是对捕捉到的乡村舒适性需求、以土地利用类型为对象开展人为干预、进行供给侧消费功能输入与协调的过程。
本文参照已有研究[38]，结合乡村舒适性的内涵，将乡村土地利用功能分为生产功能、生态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同时，基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实施要点（试行）》（自然资生态修复函〔2020〕37号），将土地综合整治划分为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治、生态保护修复和历史文化保护，并就此分析土地综合整治提升乡村舒适性的具体路径（图2）。
图2 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舒适性的影响机理

Fig. 2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on rural amenity

（1）农用地整治对乡村舒适性的影响。“小田并大田”的土地平整工程和土地权属调整，一方面能将细碎化的农田建设成为标准化的格田，提高耕作方便程度、促进田园观光景观建设、增加农业生产可体验性，另一方面能明晰农地权属，调整农地空间布局，减少因插花地而导致的土地纠纷，从而提升土地利用的生产功能。灌溉与排水工程能改善田间灌溉与排水条件，提升土地利用的生产功能。“坡改梯”工程将坡耕地改造成梯田，可以提升田园景观的观赏性，土壤改良工程能提高耕地质量，从而保障农产品品质，田间道路工程有利于农产品生产和运输，从而提升农业生产的便捷性。这些措施提升了土地利用的生产功能。农田防护林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能改变耕地、草地和林地的面积，提升土地利用的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可见，农用地整治主要通过改变农用地的数量与结构、质量与生态、空间与权属等，影响土地利用的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从而提升乡村自然舒适性和生产舒适性。
（2）建设用地整治对乡村舒适性的影响。将废弃的宅基地与工矿用地复垦为耕地、园地和林地，能提升土地利用的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村庄道路工程能改善乡村内外道路交通便利度，安全饮水工程和电网改造工程能改善乡村供水和供电条件，从而提升土地利用的社会功能。可见，建设用地整治主要通过改变乡村建设用地的数量与结构、质量与生态、空间与权属等，影响土地利用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从而提升乡村自然舒适性、生产舒适性和社会舒适性。
（3）生态保护修复对乡村舒适性的影响。丘陵山区实施植树造林工程和水土保持工程、废弃矿区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能增加林草面积，改善水土状况，维护生物多样性；平原地区实施截污疏浚、河湖连通、驳岸绿化、水质净化等工程措施，能改善地表水质量，进而提升土地利用的生态功能。对被污染的耕地实施土壤改良、障碍土层消除和土壤培肥等工程措施，能改善农产品质量，进而提升土地利用的生产功能。配套完善垃圾收集与转运设施、生活污水归集与处理设施，实施以宅旁、村旁、路旁、水旁绿化为主的“四旁”绿化工程，能提升土地利用的社会功能。可见，生态保护修复主要通过改变农用地、乡村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的数量与结构、质量与生态、空间与权属等，影响土地利用的生态功能、生产功能和社会功能，从而提升乡村自然舒适性、生产舒适性和社会舒适性。
（4）历史文化保护对乡村舒适性的影响。历史文化保护措施重点在于保护，其通过对乡村珍稀、名贵的古树进行保护，能挖掘林地的观赏价值，提高森林独特性，提升土地利用的生态功能。对乡村古建筑和历史古迹进行保护，对优秀传统民俗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和保护，弘扬、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能提升土地利用的文化功能。可见，历史文化保护主要通过改变乡村建设用地的数量与结构、质量与生态、空间与权属等，影响土地利用的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从而提升乡村自然舒适性和文化舒适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土地综合整治能提高乡村自然舒适性、生产舒适性、社会舒适性和文化舒适性水平，从而提升乡村总舒适性水平。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23年3月对武汉都市圈部分区县开展的乡村调查。为保证研究的可比性，课题组对同一农户整治前后的舒适性感受进行询问，数据具体获取流程如下：首先，选取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较多且乡村旅游发展较好的区县作为研究区域；其次，在每个区县内选择2~4个实施了土地综合整治的行政村作为处理组的调研区（以下简称“整治区”），在其周边随机选择2~3个未实施土地综合整治的行政村作为对照组的调研区（以下简称“未整治区”）；最后，在每个整治区的行政村内采取随机调查抽样法，选择20~30个参与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村民、10~20个游客、若干村干部进行访谈，在每个未整治区的行政村内随机选择10~20个村民、村干部进行访谈。
调查最终选择武汉市江夏区童周岭村和海洋村、武汉市黄陂区杜堂村和玉枝村、黄石市阳新县花果村和南市村、鄂州市鄂城区岳石洪村、黄冈市麻城市张家墩村、黄冈市红安县八一村和柏林寺村作为整治区，选择江夏区祝祠村，黄陂区刘湾村、崇杰村、仁和村、胜天村、石桥村、姚集村，阳新县湖塘村、黄颡口村、东西湖养殖场、太垴村，鄂城区刘畈村，麻城市刘家岩村、杉洼村、土城村、杨柳河村，红安县付家坳村和杨山村作为未整治区。本次调查共获得村民问卷307份，其中整治区问卷156份，未整治区问卷151份；获得游客问卷210份，由于未整治区游客极少，因此均为整治区问卷。

3.2 研究方法

3.2.1 乡村舒适性评价方法

（1）无量纲化处理。由于表1中所选指标单位不一致，须统一量纲。本文参考已有文献[39]，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P i = x i - x i , m i n x i , m a x - x i , m i n
式中： P i表示标准化后的第 i个指标； x i表示第 i个指标的原始数据； x i , m i n表示第 i个次级指标的原始观测值中的最小值； x i , m a x表示第i个次级指标的原始观测值中的最大值。
（2）权重确定。权重确定的方法主要包括主观赋权法（如层次分析法、专家咨询法）和客观赋权法（如熵值法、CRITIC法、变异系数法）。前者强调专家的主观判断，后者强调数据的客观性[40]。若将两种方法结合，既体现了数据的现实性又尊重了决策者的意向，更适合本文主客结合的评价过程。基于此，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主观权重，采用熵值法确定客观权重，通过等权重加权平均得到综合权重[41]并将其作为最终权重。
（3）评价模型。在确定各指标的无量纲化值和权重后，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计算乡村舒适性指数。计算公式为：
Q = ∑ ω i Y i
式中： Q为乡村舒适性； ω i为第 i个指标的综合权重； Y i为第 i个指标的标准化数值。

3.2.2 双重差分法（DID）

土地综合整治被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该政策对处理组和对照组舒适性水平影响的差异，可以较好地解决遗漏变量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设定如下：
A m e n i t y i t = α + β T r e a t i × T i m e t + δ X i t + μ i + λ t + ε i t
式中： i和 t分别代表农户个体和年份； A m e n i t y i t表示乡村舒适性，具体包括自然舒适性、生产舒适性、社会舒适性和文化舒适性； T r e a t i表示整治区域农户的虚拟变量； T i m e t为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发生时间的虚拟变量； X i t为控制变量； α为截距项； β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δ为控制变量系数； μ i为农户个体固定效应； λ t为年份固定效应； ε i t为随机误差项。具体而言，若 β显著为正，则表明土地综合整治能提升乡村舒适性水平。

3.2.3 安慰剂检验

安慰剂检验作为一种常见的稳健性检验方法，能够解决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其通常包含两种处理方式，即将政策发生时点随机化或将处理组随机化。前者适用于样本时段较长的数据，后者则更具普遍性。由于本文所用样本为两期面板数据，随机改变政策发生时点会导致抽样时段区间过短，进而影响结论的稳健性。因此本文采用处理组随机化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做法是：从样本农户中随机选取一批虚拟土地综合整治区域，并将其设定为伪处理组，而将剩余样本作为控制组，随后进行1000次随机抽取处理组，由此得到1000个虚拟政策变量。将这些变量纳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并观察系数的概率分布[42]。理论上，这些变量无法对乡村舒适性产生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舒适性的提升效应来自不可观测因素，那么在检验结果中应该得到相同水平的处理效应[43]。

3.3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A m e n i t y i t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表示第 i个农户在第 t年的乡村总舒适性和自然舒适性、生产舒适性、文化舒适性、社会舒适性感知，具体度量见表1指标体系。
（2）核心解释变量。土地综合整治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借鉴相关研究对双重差分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的表征方法[44⇓-46]，土地综合整治用 T r e a t i × T i m e t虚拟变量表示。其中， T r e a t i可以理解为组别虚拟变量，当农户处于整治区时，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T i m e t可以理解为时间虚拟变量，整治政策实施前，该变量取值为0，实施后，取值为1。
（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47,48]，本文从村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区域特征三个维度选取控制变量，变量内容及定义方法详见表2。
表2 控制变量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ontrol variables

变量维度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个体特征 性别 男=1；女=0 0.720 0.457
年龄 村民实际年龄/岁 51.363 14.332
受教育程度 村民接受教育的时间/年 6.583 4.207
是否为党员 是=1；否=0 0.049 0.216
是否为村干部 是=1；否=0 0.049 0.216
家庭特征 家庭总人口 家庭总人口数/人 4.603 2.011
家庭劳动力占比 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总人口数/% 0.665 0.245
家庭农业收入占比 家庭农业收入/家庭总收入/% 0.132 0.246
家庭人均年收入 家庭年收入/家庭总人口数/(元/人) 0.498 0.154
家庭经营耕地面积 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亩（1亩≈667 m2） 3.185 4.303
区域特征 到乡镇中心的距离 村民所在村庄到乡镇政府所在地的距离/km 7.793 3.671
到县城中心的距离 村民所在村庄到县市区政府所在地的距离/km 24.354 8.640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①(① 数据来自2014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2023年《湖北省统计年鉴》。) 村民所在县（市）区生产总值/亿元 5.813 0.639

注：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在表中展示的是对数值。

4 结果分析

4.1 乡村舒适性指数分析

本文从游客和村民视角对武汉都市圈10个旅游村庄进行乡村舒适性评价，结果见表3。
表3 基于村民和游客视角的乡村舒适性评价结果

Table 3 Evaluation results of rural amen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villagers and tourists

评价主体 自然舒适性 生产舒适性 社会舒适性 文化舒适性 乡村舒适性
村民 0.475 0.414 0.804 0.535 0.529
游客 0.557 0.538 0.594 0.479 0.545
在村民视角下，乡村各维度舒适性的评价结果排序为：社会舒适性>文化舒适性>自然舒适性>生产舒适性。社会舒适性评价值之所以高，得益于美丽乡村建设，乡村人居环境水平有了较大提升，村民的归属需求得到满足。而造成生产舒适性评价值低的原因在于，村民作为主要农业劳动力，其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在狄德罗效应②(②狄德罗效应是指一个人未拥有某种东西时心里很平稳，而一旦得到了却想要更多，表现为需要层次的演进。)的作用下，村民为实现农业增收对生产条件要求反而更高。
在游客视角下，社会舒适性评价值最高，为0.594，文化舒适性评价值最低，为0.479。由此可见，乡村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利用还无法迎合当代游客高质量体验的诉求，未来应加强挖掘乡村特色文化资源，突破乡村文化建设瓶颈。
比较来看，对乡村总舒适性的评价，游客的满意度高于村民。对各维度舒适性的评价，在社会舒适性和文化舒适性方面，村民的评价值高于游客，在自然舒适性和生产舒适性方面，村民的评价值小于游客。由此可见，整体上游客比村民的满意度高，未来乡村发展应多关注村民的需求。

4.2 村民视角下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舒适性的影响结果分析

由于未整治区乡村相较落后，游客少，致使本文无法获得未整治区游客数据，从而不能基于游客视角探索土地综合整治的乡村舒适性效应。因此，下文仅从村民视角进行分析，以期提供初步的实证参考。

4.2.1 基准回归

表4报告了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舒适性的基准回归结果。乡村总舒适性、自然舒适性、生产舒适性、文化舒适性和社会舒适性的系数分别约为0.298、0.325、0.307、0.249和0.291，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土地综合整治政策的实施能全面提升乡村总舒适性水平和各维度舒适性水平，研究假说得到验证。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4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自然舒适性 生产舒适性 社会舒适性 文化舒适性 乡村舒适性
土地综合整治交互项 0.325***
（23.26）		 0.307***
（17.24）		 0.291***
（12.81）		 0.249***
（8.69）		 0.298***（23.5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和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个 614 614 614 614 614
R2 0.75 0.64 0.65 0.34 0.79

注：表中汇报的是Robus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同。

4.2.2 “反事实”检验

双重差分法的使用需要满足“反事实”假设，即在土地综合整治之前，整治区和未整治区乡村舒适性不存在系统性差异。由于两期面板数据无法反映整治区和未整治区乡村舒适性的共同时间趋势，本文借鉴已有研究[49,50]，对“反事实”假设进行检验。该检验的基本思路是，以整治前为考察期，对标目前的整治情况，构造整治前样本假想的土地综合整治处理组和对照组。若某一区域在之后开展了土地综合整治，则为处理组，赋值为1，否则为对照组，赋值为0，由此形成新的土地综合整治虚拟变量。将新的土地综合整治变量和乡村舒适性指数进行回归，若结果不显著，说明乡村舒适性在整治前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假想的对照组是处理组的“反事实”结果。表5结果显示，乡村总舒适性和各维度舒适性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反事实”假设成立。
表5 反事实检验结果

Table 5 Counterfactual test results

变量 自然舒适性 生产舒适性 社会舒适性 文化舒适性 乡村舒适性
是否为整治区 0.0060
（0.59）		 -0.0053
（-0.70）		 -0.0006
（-0.04）		 -0.0067
（-0.42）		 -0.0237
（-0.2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个 307 307 307 307 307
R2 0.0609 0.0371 0.0356 0.0263 0.0318

4.2.3 稳健性检验

内生性问题是研究乡村舒适性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重要挑战。内生性问题的来源通常包括遗漏变量、测量误差、反向因果、样本自选择[51]。就本文而言，乡村舒适性带来的反向因果问题无需过多担心，因为湖北省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采取“县级组织申报、市级组织立项评审、省级组织复核检查”或“县级组织申报、市级组织立项初审、省级组织立项评审”的模式，并非村级组织和农户所能左右。另外，自然资源部2019年下发的《关于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194号）指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区域是以乡镇为单元的，某一个村的情况不足以成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立项的关键因素。因此，本部分将主要从遗漏变量、测量误差和样本自选择三个方面展开稳健性检验。
（1）增加控制变量。尽管已经从农户个体、家庭和区域层面控制了可能影响乡村舒适性的因素，但是县域公共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施加影响。县域公共财政支出是县级政府为维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对预算收入进行分配和使用的活动，能够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及其对乡村建设的辐射作用大小。本文采用乡村所在县（市）公共预算支出③(③数据来源于2023年和2014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部分县（市）缺失数据来自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新的控制变量，检验结论的稳健性。表6结果显示，在增加新的控制变量后，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各维度舒适性和总舒适性水平的影响仍然显著。
表6 稳健性检验：增加控制变量

Table 6 Robustness test: Adding control variables

变量 自然舒适性 生产舒适性 社会舒适性 文化舒适性 乡村舒适性
土地综合整治交互项 0.330***
（23.25）		 0.323***
（17.23）		 0.289***
（12.69）		 0.228***
（7.96）		 0.302***（23.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个 614 614 614 614 614
R2 0.75 0.66 0.65 0.37 0.79
（2）安慰剂检验结果。双重差分法能较好地控制不随时间改变的因素，但某些随时间变化的因素无法控制，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52]。尽管本文已尝试增加了一个控制变量，但无法纳入所有可能影响结果的控制变量。因此，采用随机化的方式对处理组和对照组进行安慰剂检验，解决遗漏变量问题，结果见图3。图中横轴表示系数估计大小，纵轴表示核密度值，代表有限的样本数据对总体数据概率密度的估计。可以看出，在对处理组的随机化实验中，土地综合整治的系数接近于0，本文的真实系数值在安慰剂检验中是明显异常值，随机分配的安慰剂样本几乎不具有相同的处理效应。这意味着模型中未遗漏重要变量，乡村舒适性水平的提升不是土地综合整治以外的其他干扰政策或因素引起的。
图3 稳健性检验：安慰剂检验

Fig. 3 Robustness test: Placebo test

（3）替换乡村舒适性的度量方式。熵值法是依据指标变异程度的高低说明指标重要性的方法，能有效避免主观判断带来的测量误差。本文将使用熵值法重新估计乡村舒适性。表7报告了基于土地综合整治对客观赋权方法测算的乡村舒适性的影响大小。结果显示，不论是哪种度量方式，乡村总舒适性及其各维度舒适性的估计系数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
表7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

Table 7 Robustness test: Replacing the dependent variable

变量 自然舒适性 生产舒适性 社会舒适性 文化舒适性 乡村舒适性
土地综合整治交互项 0.365***
（24.87）		 0.283***
（17.33）		 0.335***
（13.82）		 0.302***
（8.60）		 0.308***（24.6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个 614 614 614 614 614
R2 0.77 0.64 0.64 0.34 0.79
（4）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考虑到不同地区乡村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会带来样本自选择的内生性问题，本部分将使用PSM-DID予以解决。具体做法是：
第一，基于协变量，运用Logit模型估计整治区村民的倾向得分值 p ( x i )，即农户参与土地综合整治的概率。计算公式如下：
p ( x i ) = P ( D i = 1 | x = x i )
式中： D i表示村民特征，取值为0和1，分别代表未整治区和整治区村民； x表示可观测的村民特征、家庭特征及区域特征。
第二，将倾向得分作为距离函数对整治区和未整治区样本进行匹配。本文采用了核匹配方法④(④匹配结果通过了共同支撑检验和平衡性检验，限于篇幅，未在原文中展示。)。
第三，根据匹配成功的样本进行DID回归，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可以发现，土地综合整治能显著提升乡村总舒适性及其各维度舒适性水平。这说明，本文结论不受样本自选择的影响，并具有稳健性。
表8 稳健性检验：PSM-DID

Table 8 Robustness test: PSM-DID

变量 自然舒适性 生产舒适性 社会舒适性 文化舒适性 乡村舒适性
土地综合整治交互项 0.328***
（20.31）		 0.307***
（15.79）		 0.274***
（11.32）		 0.277***
（9.04）		 0.300***（22.3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个 538 538 538 538 538
R2 0.70 0.61 0.65 0.33 0.78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在厘清乡村舒适性概念内涵以及土地综合整治对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比较了村民和游客对武汉都市圈10个旅游村庄舒适性的评价，并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了村民视角下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舒适性的影响效应。主要结论为：
第一，建立在地方消费主义理论、乡村多功能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基础上的乡村舒适性，是一种体现地方消费品质量、具有消费性功能、能够满足外来游客对乡村式生活与本地村民对生活品质需求、促使人们感到舒服安逸的乡村特性。从本质上来说，乡村舒适性是乡村生态消费功能、生产消费功能、文化消费功能和社会消费功能，满足村民和游客两类主要消费主体对乡村自然舒适性、生产舒适性、社会舒适性和文化舒适性需求的结果。
第二，村民和游客对乡村舒适性的评价结果表明，由于需求不同，两者对乡村舒适性的评价存在差异。总体上，游客的舒适性感知高于村民；村民与游客分别对生产舒适性和文化舒适性评价最低。
第三，村民视角下，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舒适性影响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满足“反事实”假设，且土地综合整治能在1%的水平下，显著提升乡村舒适性总水平及其各维度水平。在更换乡村舒适性的度量方式、增加新的控制变量（村庄所在县（市）的公共预算支出）、进行安慰剂检验和PSM-DID估计后，结果依然稳健，内生性问题得到有效控制。

5.2 讨论

结合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启示：
第一，鉴于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舒适性的促进作用，应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投资机制，增加土地综合整治资金投入，逐步扩大土地综合整治范围。第二，鉴于村民对乡村舒适性评价相对较低的结果，在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时，应综合考虑村民和游客的利益诉求特别是村民的利益诉求，通过满足众多村民合理的差异化需求，凸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地方特色，避免乡村发展的“同质化”。第三，鉴于制约乡村舒适性提升的短板存在主体视角差异，应坚持区域整体观和系统观持续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统筹流域上中下游，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各要素，促进乡村舒适性各维度均衡提升。
本文以武汉都市圈部分村庄为例，分析了村民和游客视角下的乡村舒适性水平，并探究了土地综合整治的乡村舒适性提升效应，能为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提供决策参考和案例支持。但受限于客观数据，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一是因未整治区缺少游客，无法获得相应数据，导致不能探究游客视角下土地综合整治的乡村舒适性效应，进而无法与村民进行影响效应比较，提供更加全面的政策建议；二是由于本文构建的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舒适性的传导机制路径较长，涉及中介变量较多，对数据要求较高，现有调研数据难以进一步进行机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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