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既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地理学、社会学、规划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关注和融合交叉研究的热点议题。为系统探索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理论认知、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和实现路径，特邀传统村落相关研究领域的11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政策变迁与典型模式、宏观机制与核心主题、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三个视角，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理论认知到具体空间实践为主线，聚焦政策变迁、机制机理、经验模式、村落分类、产业转型、景观保护、有机更新、活态化、价值实现、主体驱动、空间治理和地方性等核心主体及其前沿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对话。结合各位专家主要观点，新时期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需重点关注：（1）面向快速城镇化与现代化冲击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机制体制创新与实现路径。针对中国传统村落面临的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面向国家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需求，需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农文旅有机融合和全面统筹协调的多元融合机制，通过挖掘传统村落内生增长因素和传统村落历史传承和文脉肌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重塑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体系和全方位数字孪生建模等，打造符合现代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人居环境和协同共建文化图谱。（2）面向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核心主题与具体空间实践。聚焦传统村落分类施策、产业转型、有机更新、景观保护、活态化、价值实现、主体驱动、空间治理和地方性重构等核心主题，强化基于“生计、水、粮食、能源、土地”等关键要素耦合的传统村落划分及分类施策；关注传统村落产业转型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属性维度的意义内涵及影响机制；重点围绕“保护发展对策、改善民生措施、活化利用策略”三大任务推进传统聚落有机更新；重视传统人居文化景观基因保护与内在精神价值挖掘和传统居住空间“活态”保护与利用及传统文化遗产“活化”；关注传统村落活态多样化，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和美乡村建设；重视自然非人类要素和人类作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建构和地方营造的重要作用及其能动性实践；关注传统文化底蕴挖掘和集约高效物质空间、塑造和谐舒适社会空间与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空间打造；聚焦“生态、文化、主体、产业”等乡村要素，强化生态底色、传承发展地方文化和平衡地方、跨地方主体间的资本优势和地方性嵌入，以实现中国传统村落地方性重构和特色重塑。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研究是地理学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对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保护乡村特色风貌、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以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疍家渔村为例，基于景观基因理论，构建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分析框架，识别与分析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类型及基因信息链。研究表明：（1）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类型丰富，物质文化景观基因可分为海上、陆上两部分，体现了疍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历史变迁；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包括传统技艺、音乐、语言等，蕴含了疍民追求幸福、祈求平安和丰收的美好愿望。（2）疍家渔村传统技艺、语言、音乐、习俗和节日作为景观基因信息元的延伸，充分反映了以“渔业生产生活方式”为核心的海洋“渔文化”景观基因信息元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文化景观基因已难以全面体现景观基因信息元特征，但仍能从平面结构、局部装饰两方面进行挖掘。（3）疍家渔村古码头、三江庙、陆上传统民居和海上渔排等重要景观基因信息点呈现多样化功能；海上和陆上景观基因信息廊道是连接疍家渔村各景观基因信息点的重要通道，且存在明显的等级性；景观基因信息网络集约化特征明显，海上渔排布局规整、规模庞大，陆上传统建筑零星分布。
受到建设同质化、旅游投资中断、人口外流等冲击，部分传统村落变成了景观模式化和景观破碎共存的空间。选取甘肃省兰州市河口古镇作为案例地，将DFRI碱基理论与景观基因诱变模型作为研究基础，从景观基因测序入手进行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探索自2014年古镇项目建设以来当地景观基因变异的诱发机制。研究显示：（1）资本投入、精英群体行为和观念变化均能激活景观基因中的响应碱基，促使碱基序列发生改变；（2）资本投入是诱发景观基因变异的物理性机制和外在驱动力，投入古镇项目资本的空间异质性、不持续性和目的性会影响景观基因变异的结果；（3）带动村民实践的精英群体是诱发景观基因变异的化学性机制和实践主体，政府、村委会及旅游公司主导的乡村治理、旅游开发和非遗传承能诱导文化景观建设、村民素质提升以及生计模式改变；（4）城市化与社会转型带来的观念变化是诱发景观基因变异的生物性机制和潜在因素，城市文化、产业转型及文化转型会插入隐性景观基因片段中，进而影响景观基因变异的结果。在诱发机制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针对于景观模式化与景观破碎现象的基因优化策略。
景观修复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如何在乡村数字化新时代背景下，把握传统村落景观修复的数字赋能，已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运用深度访谈、GIS空间分析、点云数据提取等方法，基于传统村落景观修复的内涵、特性与数字乡村底层架构，构建了数字技术力量下传统村落景观修复演进的分析框架，并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探究了数字技术力量下其景观修复演进的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显示：（1）数字技术力量下传统村落景观修复的演进是将传统村落景观修复纳入数字信息网络系统中，呈现出景观修复的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相融合的过程。（2）张谷英村景观修复的演进表现出景观修复的主体交流便捷化、对象呈现精准化、功能衍生虚拟化及整体虚拟—实体复合的演进特征。（3）景观修复演进特征的机制是旅游新业态发展引领的驱动机制，其将信息技术发展因素、数字政策推动因素、消费需求转变因素联结至景观修复数字化的演进中，三者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形成了多层次的驱动机制。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目标，通过探究数字技术力量下传统村落景观修复演进的特征与机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
随着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功能属性与结构特征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探索其更新演进的行动逻辑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行动科学理论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与行动逻辑表达式的耦合关系，构建了有机更新的行动逻辑框架和实践路径。研究表明：（1）行动逻辑表达式的三个要素“主体、场合、行动”与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行动主体、行动领域、行动本身”之间存在明显的要素耦合关系。（2）以多元主体视角为研究起点，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需求、系统、时间、空间四个维度构建行动逻辑框架，梳理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内在逻辑规律。（3）将需求协调逻辑、系统互促逻辑、时间控制逻辑、空间支撑逻辑作为基点，形成了“主体需求协调与主体治理协同、主体系统升级与主体关系重构、更新时序控制与更新节律平衡、空间更新优化与场域资本互动”的优化路径。本文以探究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行动逻辑的未来演变趋向，形成具有客观性、能动性与规律性特征的行动路径，为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理论框架和创新路径提供了经验借鉴与决策依据。
传统村落具有历史文化遗产和现实人居环境双重属性，以价值保护为导向的村落发展，往往忽视多元的现代化发展诉求，使村落保护与发展间的关系难以权衡。为进一步提高村落更新的科学性和有序性，立足有机更新的科学内涵并延伸其理论脉络，提出以空间更新敏感度作为表征空间发生更新活动的可能性大小的度量值，构建包含保护价值度、更新需求度、更新困难度的传统村落空间更新敏感度评价体系，凝练综合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线性加权法等方法开展评价的思路步骤和技术框架，并结合典型村落展开应用实践。结果表明：该评价方法能够相对科学地量化评估各类空间的更新可能性，具有可操作性、广泛适用性和支撑“更新前决策部署”“决策后有序实施”的合理性，为传统村落合理的更新安排提供理论与方法基础。
传统村落中大量闲置农房是增长边界约束背景下存量空间转变为增量资源的关键因素。有效梳理、识别闲置农房的状况及其产生背景、特征与实现路径，可为针对性活化利用闲置农房等存量空间、推动传统村落的内涵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解决环境整治与资源拓展的多重问题奠定基础。以松阳县雅溪口村为典型案例地，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引入场景理论构建传统村落闲置农房演化、活化并指向共同富裕目标的关联性研究框架，深入解析案例村闲置农房演化场景特征，探寻实现传统村落共同富裕理想场景的活化机制、策略与路径。研究发现：（1）雅溪口村闲置农房活化场景的动态推进，使传统村落整体化发展的场景逐渐显现。（2）闲置农房有序、有效活化利用的过程逐步带动传统村落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并持续促进制度改革、完善，最终指向共同富裕理想场景的实现。（3）传统村落闲置农房场景内“功能—空间—人群”三要素持续作用，与共同富裕“制度—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的五个维度相关联，实现了发展动力由外而内、由弱向强的转变，也促进传统村落由外源式的政策性保护向内源式的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下的共有、共治、共享和共同富裕理想迈进。
快速城镇化对传统村落产生深远影响，厘清其对保护利用造成的刚性约束与驱动条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以珠三角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以长时段的跟踪调研与回访为支撑，基于快速城镇化所带来冲击与机遇的辩证关系，尝试构建针对性的保护约束及活化利用研究框架，揭示珠三角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主要挑战、进展和发展前景。结果显示：（1）保护利用挑战主要体现在整体格局、聚落空间等物质要素的异化与受损，亦面临历史遗留问题多、投入成本高昂等约束；（2）快速城镇化也是珠三角传统村落活化发展的重要契机，城市功能延展、人口集聚与消费潜力等促进了以政府投入为基础的“补救”、以多元主体为助力的“自救”、社会企业介入下的“垂救”、紧抓政策机遇的“抢救”等保护利用新进展。研究同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战略条件，展望了新时期珠三角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趋势与发展前景。
揭示多功能发展特征、划定多功能协同发展类型是传统村落传承保护与活化利用的现实需要，是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以黟县44个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指标综合法及耦合协调模型，科学测度传统村落多功能发展水平及协同状态，并基于此进一步划分传统村落类型，针对性提出传统村落多功能发展引导策略。结果表明：（1）黟县传统村落多功能发展村际差异显著，优势功能和短板功能并存，多功能系统内部协同水平较低，大部分村落多功能协同水平处于过渡协调及失调衰退状态；（2）依据传统村落多功能协同状态，黟县传统村落可划分为协调发展类、过渡协调类及失调衰退类三个主类，进而根据村落优势和短板功能进一步划分出综合发展型、生活居住型、田园观光型、特色产业型及功能衰微型五个亚型；（3）需对不同类型传统村落进行差异化引导，即全面提升协调发展类村落发展品质及区域联动水平，促进过渡协调类村落特色化发展，引导失调衰退类村落精明收缩和适应性转型。研究强调需针对传统村落多功能协同发展状态，差异化引导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以期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提升乡村舒适性水平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需求、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土地综合整治为舒适性驱动型乡村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基于地方消费主义理论、乡村多功能理论、需求层次理论构建乡村舒适性的概念框架与指标体系，从土地利用多功能视角解析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舒适性的影响机理，利用武汉都市圈6个区县10个旅游村庄村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和双重差分法探究研究区域舒适性水平以及土地综合整治的舒适性提升效应。研究发现：（1）乡村舒适性是一种体现地方消费品质量、具有消费性功能、能够满足外来游客对乡村式生活与本地村民对生活品质需求、促使人们感到舒服安逸的乡村特性，包括自然舒适性、生产舒适性、社会舒适性和文化舒适性。（2）由于村民和游客需求不同，两者对乡村舒适性的评价存在差异。（3）村民视角下土地综合整治能显著提升乡村舒适性总水平及各维度水平，且具有稳健性。因此，今后应增加整治资金的投入、扩大整治范围，在充分考虑村民和游客的利益诉求特别是村民利益诉求的基础上，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各要素，持续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
以“结构—能动”二元视角对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的诠释，已不能满足技术快速迭代下的资源生产和消费需求。新的视角需要有效识别各主体在技术驱动下的行动及规则对传统村落产生的动态影响。基于此，提出传统村落资源价值生成的“技术—制度—主体”理论框架，选择爨底下村、吉迪村、夏荣村、仓东村、普济村、明月村作为典型案例，通过长时间、跟踪式的传统村落田野调查，诠释技术的链接与再造、制度的整合与赋能、主体的内生与更新等机制，以及三个维度之间的互动、互构与转化。研究发现：传统村落资源是一种基于资源本体整合村落内外部功能的系统，“技术—制度—主体”理论框架的提出将有效回应传统村落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现实矛盾和发展需要。
自然资源有效利用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振兴乡村产业的核心环节。基于海口施茶村的典型案例研究，以“资源—资产—资本”为视角探索乡村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研究发现：乡村自然资源资本化呈现出“价值潜在—价值显现—价值形成—价值变现”的转换路径。村集体首先需要科学判断村庄生态资源的特性，从而促进资源优势内化为与之最适配的特色生态产品；其次需要有效整合外部要素，在村两委、政府部门、工商资本等多方力量的支持下完成资产资本化；最后通过充分的产品市场化来最终实现生态产品在经济、生态以及社会层面的多维价值。本文为乡村自然资源开发研究贡献了新的理论依据和逻辑思路，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了实践启示。
地方推广是提升地方吸引力和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但已有研究集中在城市场域，且较少评估地方推广的效应。在批判性地审视地方推广、乡村性和消费乡村等关联性文献的基础上，借助旅游循环理论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并以黄山市西溪南村古村落的网红化推广为个案，探讨乡村旅游地的地方形象建构与传播过程以及游客的感知与反馈。研究发现：当地政府利用了枫杨林的生态环境优势，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改造以及特定的话语建构，描绘了“绿野仙踪”的乡村形象，营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地方神话。对游客的具身消费分析进一步发现，游客的消费行为、感受符合当地政府所建构的田园牧歌乡村性的设定，并在身体感官、认知和情感上表现出相应的细致特征，但也不局限于先前地方推广话语的范畴。在地方推广成功的前提下，游客的能动性能够反馈到下一轮的旅游生产，从而强化先前建立起来的旅游景观话语的表征。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推进地方推广与地方营销的学术争论，也进一步推动了旅游循环的框架发展，在实践上可为乡村旅游营销以及旅游体验营造提供借鉴。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让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面临凋敝危机。旅游引发的景观符号生产与消费，为新时期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了新思路。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以江西婺源县篁岭村为例，探究“晒秋”农俗文化景观符号化运作下的旅游地方营造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1）在篁岭村旅游地方营造中，篁岭文旅公司始终扮演着关键行动者的角色，围绕“晒秋”景观的符号化运作，通过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推动着更多异质行动者加入行动者网络。（2）篁岭村的旅游地方营造经历了“晒秋”核心景观符号塑造与“晒秋”泛化景观符号融入两个阶段。在阶段演化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强制通行点（OPP）由“发展乡村旅游，振兴篁岭”转变为“提升旅游项目品质，打造乡村旅游综合体”。（3）关键行动者的能动性发挥、非人类行动者的属性挖掘与重要异质行动者的介入是在农俗文化景观符号化运作下，驱动篁岭村旅游地方营造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从景观符号化运作的视角拓展了地方营造的理论内涵，为新时期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更新提供了实践启示。
大运河见证了中国数千年的繁荣与变迁，沿线传统村落是其历史文化的直接展示。对这些村落的空间形态进行研究，不仅能够深入了解传统村落形态特征，还为其保护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以大运河江苏段沿线的48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句法指标定量描述其空间形态，并通过机器学习的层次聚类方法确定空间形态的类型，揭示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典型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多样性、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大运河江苏段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包括高穿行型、高紧密型、高识别型、高穿行—高紧密型、高穿行—高识别型、高紧密—高识别型，分别占25%、6%、10%、17%、19%、23%。（2）在空间渗透能力、穿行可能性、空间之间的紧密程度和局部空间对整体空间的识别能力等方面，江南运河段的村落均高于中运河段和里运河段的村落。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和镇江市的村落主要以三种双高型为主；淮安市则以高紧密型和高识别型为主，扬州市以高穿行—高紧密型和高紧密—高识别型为主；而徐州市和宿迁市的村落更多以高穿行型为主。（3）影响因素方面包括地形和山水格局等自然因素，它们约束了村落的轮廓边界，引导了形态生长走向；还有行为主体主动适应的主体选择和社会形态因素，以及围绕乡村建设实时调控的经济推动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基于上述结论，在大运河国家公园建设和世界遗产保护的背景下，大运河江苏段的乡村规划建设应更加明确乡村空间界线、突出乡村的特色空间并优化乡村内外的交通。这既能保护和传承大运河的历史文化，也能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