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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4 , Vol. 39 >Issue 8: 1780 - 1796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0803

景观基因与景观修复

模式化与破碎：兰州河口古镇景观基因变异的诱发机制探索

  • 金鑫龙 , 1 ,
  • 张学斌 , 1, 2, 3 ,
  • 陈贤斐 1, 2 ,
  • 李巍 1, 2
展开
  • 1.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兰州 730070
  • 2.甘肃省绿洲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70
  • 3.甘肃省土地利用与综合整治工程研究中心，兰州 730070
张学斌（1986- ），男，甘肃定西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景观生态与土地利用变化等研究。E-mail:

金鑫龙（2000- ），男，云南昆明人，硕士，主要从事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4-01-02

  修回日期: 2024-05-20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8-16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01276)

甘肃省科技计划项目(20JR5RA529)

收起

Standard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Exploring the triggering mechanism of landscape genetic variation in Lanzhou Hekou ancient town

  • JIN Xin-long , 1 ,
  • ZHANG Xue-bin , 1, 2, 3 ,
  • CHEN Xian-fei 1, 2 ,
  • LI Wei 1, 2
Expand
  •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asis, Gansu Province, Lanzhou 730070, China
  • 3. Gansu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Land Utilization and Comprehension Consolidation, Lanzhou 73007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02

  Revised date: 2024-05-20

  Online published: 2024-08-16

Fold

摘要

受到建设同质化、旅游投资中断、人口外流等冲击，部分传统村落变成了景观模式化和景观破碎共存的空间。选取甘肃省兰州市河口古镇作为案例地，将DFRI碱基理论与景观基因诱变模型作为研究基础，从景观基因测序入手进行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探索自2014年古镇项目建设以来当地景观基因变异的诱发机制。研究显示：（1）资本投入、精英群体行为和观念变化均能激活景观基因中的响应碱基，促使碱基序列发生改变；（2）资本投入是诱发景观基因变异的物理性机制和外在驱动力，投入古镇项目资本的空间异质性、不持续性和目的性会影响景观基因变异的结果；（3）带动村民实践的精英群体是诱发景观基因变异的化学性机制和实践主体，政府、村委会及旅游公司主导的乡村治理、旅游开发和非遗传承能诱导文化景观建设、村民素质提升以及生计模式改变；（4）城市化与社会转型带来的观念变化是诱发景观基因变异的生物性机制和潜在因素，城市文化、产业转型及文化转型会插入隐性景观基因片段中，进而影响景观基因变异的结果。在诱发机制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针对于景观模式化与景观破碎现象的基因优化策略。

关键词： 传统村落; 景观模式化; 景观破碎; 景观基因变异; 诱发机制; 河口古镇

本文引用格式

金鑫龙 , 张学斌 , 陈贤斐 , 李巍 . 模式化与破碎：兰州河口古镇景观基因变异的诱发机制探索[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 39(8) : 1780 -1796 . DOI: 10.31497/zrzyxb.20240803

Abstract

Due to the impact of homogeneous construction, interrupted tourism investment, and population outflow, some traditional villages have become spaces where landscape standardization and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coexis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ancient town of Hekou in Lanzhou city, Gansu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and uses the DFRI genetic theory and landscape genetic mutation model as the research basis. Starting with landscape genetic sequencing,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local landscape genetic variation si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town project in 2014.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apital investment, elite behavior, and ideological changes can activate the response bases in the landscape genes, leading to changes in the base sequence. (2) Capital investment is the physical mechanism and ex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inducing landscape genetic variation.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non-sustainability, and purpose of capital investment in the ancient town project will affect the results of landscape genetic variation. (3) Elite groups driving village practices are the chemical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subjects for inducing landscape genetic variation, and rural governanc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led by the villagers committee and tourism companies can induce cultur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improve villagers' quality, and change the livelihood patterns. (4) The change in ideology brought about by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biological mechanism and potential factor inducing landscape genetic variation. Urban cultur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evolution can insert into hidden segments of the landscape genes, thereby affecting the results of landscape genetic vari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ducing mechanisms, this article proposes genetic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landscape standard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landscape standardization;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landscape gene variation; triggering mechanisms; Hekou ancient town

传统村落是错综复杂的地理景观世界中最为独特的组成部分，蕴藏着丰富多元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文化等多维价值[1]，其不仅能反映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特色[2]，还能为久居城市的现代人提供旅游休闲[3,4]、情感寄托[5]和文化认同[6]的场所。近年来，随着全域旅游、文旅融合、乡村旅游等理念在全国各地的推进，诸多传统村落正逐渐成为新兴的休闲目的地，成为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双重场域[7]。其中，得到良好规划、开发、建设和运营的传统村落斩获了较为可观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效益，村民生计得到改善，福祉增加[8]。但另一方面，同质化建设、城市化推进、人口外流、规划不当、投资断裂烂尾等问题也给部分传统村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9]——聚落空心化、文化断裂化、符号拼贴化、景观异质化[10]等现象愈发突出，不少传统村落变成了景观模式化和景观破碎共存的空间。由于较早受到产业革命与城乡社会转型的影响，国外传统村落与城市化、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凸显较早一些，国外学者对于村落景观可持续利用[11]、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开发[12]及社区治理[13]等话题，提出了诸多可行的观点和策略。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城乡二元分割局面被逐渐打破，城市基础设施、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均逐渐向乡村地区渗透[14]。周大鸣[15]在现代都市人类学领域提出“乡村都市化”，认为城乡之间的密切交流能让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在同一场域中并存。近年来，不少中国学者还针对城乡结合带[16]、旅游适应性[3]、乡村绅士化[17]、人居环境有机更新[18]等话题开展有关新时代传统村落利用与保护的专题研究，传统村落正逐渐成为文化地理学、空间社会学、景观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热点话题。
基因是生物控制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在基因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它不仅能复制自身并实现稳定遗传，能变异出新的基因并取代原有基因，同时还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刺激，诱发意料之外的变异甚至突变[19]。受生物学领域中“基因”概念的启发，美国学者克拉克·洪等提出“文化基因”假说，理查德·道金斯和其学生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模因论”[20⇓-22]。中国学者刘沛林[23]结合文化地理学、建筑学、人类学、旅游学等学科的研究实践提出“景观基因”这一概念——景观基因是构成某一地区独特景观形态、风貌的最小要素，同时也是景观传承和发展的基本单元。此后，不少国内学者关注到了景观基因的特征[24⇓-26]、识别、提取[27]、分类和编码[28]等方面的理论性研究。也有不少学者基于景观基因的理论研究基础，借鉴社会学、行为学、传播学等学科中的概念，进行基因生产[29,30]、基因变异[31⇓⇓-34]、基因图谱表达[35]、基因感知[36]、基因数字化[37,38]、地方文化认同[6]等方面的研究。在景观基因的实践应用研究方面，多数国内学者集中探讨了基于景观基因理论的村落景观推演及修复[32,34,39]、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30,32]、城乡景观规划与改造[30]以及旅游规划与开发[37,40]等方面的策略，还有学者结合场域织补[7]、有机更新[41]等理论提出了不少针对于案例地景观实现可持续性利用的具体路径。在景观基因变异研究领域，国内有关学者发现，随着社会发展、产业转型、规划重建以及观念转变的推进，村落景观也在不断演变——新的建筑风格会取代传统的建筑风格，原有的街道布局会被现代化的道路设施所替代[31⇓⇓-34]。以上研究多关注景观基因变异的过程、结果，但实际上，特殊事件的介入会迅速改变当地的景观形貌，导致景观发生变异，出现模式化与破碎的状态，学界对这类现象关注较少，所提出的治理对策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综上所述，对于当下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变异的诱发机制研究，既需要结合新时期乡村振兴背景，深入剖析地域环境、旅游开发、村民生计变化、城市文化渗透等因素对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变异的影响，也需要探索景观基因变异在文化遗产保护、景观设计以及旅游规划实践中的新策略和新方法。本文将“景观基因”作为理论基础，选取兰州河口古镇作为案例地，采取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援引景观基因测序研究框架，探索自2014年古镇项目建设以来案例地景观基因变异的诱发机制，并在“模式化与破碎”这一景观现象的基础之上探讨河口古镇乡村治理、文化遗产保护及旅游价值提升的具体路径。

1 研究基础

1.1 DFRI碱基理论与景观基因诱变模型

彭科等[39]基于生物学领域中的ATCG碱基理论进行类比和演绎，构建了DFRI碱基理论，定义了景观基因的四种功能“碱基”，即分异（differentiation）、形态（form）、响应（response）和迭代（iteration）碱基，并解析了其遗传表达机制——其排列顺序在横向上满足碱基的两两配对规律，在纵向上能体现村落演化的时序性与过程性。在此基础上，通过解构景观基因的碱基组合规律，即解译景观基因的序列编码及其排列顺序，能科学地分析由n个文化载体所组成的景观单元的变异过程。
生物基因的变异会受到多种机制诱发，除自发性突变、遗传重组、碱基复制错误以外，一些物理条件或化学物质也会成为“诱变剂”，直接干扰DNA（deoxyribonucleic acid）分子的结构和功能，引发基因突变；此外，来自其他生物体的DNA序列也会插入到宿主的基因组中，从而诱发基因变异。基于此，如果将影响村落景观演变的重要因素类比为生物基因变异的诱发机制，就可以借助三种不同属性的“诱变剂”——即物理性诱变、化学性诱变以及生物性诱变来探讨外界刺激对村落景观基因变异的影响，进而构建景观基因诱变模型（图1）。
图1 景观基因诱变模型

Fig. 1 Landscape gene mutation model

放射性物质造成物理性诱变可以推演为资本诱变，紫外线、电离辐射击穿生物基因遗传物质的过程与资本“击穿”建筑基因的过程类似——规划建设、旅游开发等事件的资本投入会对建筑进行改造、拆除、重建或修缮，进而改变建筑和街巷的形态与肌理，并且能给人带来最为直观的物质景观变化的感受。化学药剂造成的化学性诱变可以推演为村委会、艺术团体、旅游公司等精英群体的行为，在农学领域，使用化学药剂对作物进行诱变育种是常规操作，其本质是为了获得更优质、高产的作物品种；在传统村落研究领域，精英群体的决策、管理、宣传教育等行为能组织、带动并感染村民的实践活动，进而“诱导”村民素质提升。病毒、细菌等生物体插入、删除DNA片段造成的生物性诱变可以推演为观念诱变，生物体长时间暴露在复杂多变的生态环境中，细菌和病毒会不断地侵入DNA并“编辑”基因密码；同样地，地处市郊的传统村落长期暴露在城乡密切联系的环境中，城市化、社会转型带来的潜移默化的观念改变会插入、删除隐性基因片段，由此带来的基因变异过程是潜移默化的，难以被直接感知。总之，在DFRI碱基理论分析景观单元变异过程的基础之上，通过景观基因诱变模型可以推测出景观基因链断裂、交联或损伤的诱变结果。

1.2 案例地概况

河口村是首批“中国传统村落”、甘肃省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和“和美乡村”，共有772户，常住人口2885人，地处黄河支流庄浪河与黄河交汇处，背靠莲花山，前有黄河奔腾而过（图2）。河口村依河而建，因河而兴，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在20世纪，这里曾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渡口和商贸地，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均颇具规模。村内布局规整，建筑以明清时期为主，整个村以钟鼓楼为中心，4条主街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与长短不一的17条巷道相连，得名“四街十七巷”；民居以独具西北地域特色的四合院为主，形成“三堂五厦三倒座，外带耳房两小间”的居住景观格局。目前，河口村已经弱化了“渡口”职能，完成了从“古渡口”到“传统村落”的身份转变，其丰富的文化景观基因具有极高的保护与审美价值。
图2 河口古镇区位概况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 2 Location of Hekou ancient town

自2012年被列入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以来，河口村持续得到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2013年获批“河口古镇项目”大型投资，其核心区变成了一个由政府和企业主导开发的历史文化街区，河口古镇因此得名。2014年9月，古镇核心区修缮完工。期间，古镇村民生计由农转非，以参与旅游活动和外出务工为主。此后，河口古镇因各类小项目的资金投入而得到不断修缮，但新建设的酒吧街、夜市、轨道车等设施因投资中断而烂尾，建设和运营停滞，居民进行社区参与的经济赋权不强，生计受限。核心区土地无复垦、撂荒与流转并存，部分原本可以被建设利用的空间因为土地利用类型的划定而不得不继续撂荒，在街巷空间格局上呈现破碎化。河口古镇景观的模式化与破碎状态，从表面看是由于资金链断裂，但资金并不是古镇发展的内生动力，而是由多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景观异变。在新时期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既保持原有的历史文化特色和文化遗产，又能对村落景观基因序列进行推演和修复，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统一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是河口古镇亟待解决的问题。

1.3 研究设计

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获取数据。在正式调研之前，课题组2次前往河口古镇开展预调研，了解河口古镇基本情况，并收集相关资料，为景观基因识别、选取、指标设定提供依据。正式调研时，以景观基因识别所构建出的指标为基础设计访谈提纲，于2023年9月至2024年4月共计12次前往河口古镇，对案例地村民、游客、商户、村委会工作人员、旅游开发公司等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形成40篇访谈文本和12篇调研日志，内容包括：（1）河口古镇景观的演变历程；（2）村庄建筑变化；（3）社会文化变迁对村落景观的影响。之后，基于DFRI碱基理论框架整理访谈数据，对景观基因进行测序分析。在此基础之上，运用景观基因诱变模型进一步探索河口古镇自2014年古镇项目建设以来的村落景观基因变异诱发机制，最后对景观基因优化进行讨论。
通过景观基因识别与选取的“三个唯一、一个优势”“心理、生态、美学、环境、文化、时序六要素”等分析法则[23]，根据调研实际情况，将河口古镇景观基因划分为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两大类，并结合近10年来河口古镇景观演变的实际，细分出如表1所示的9个指标。其中，显性景观基因是指村落的建筑风格、规划布局、街巷肌理、用材装饰等方面特征，这些基因的质态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不仅发生了明显变化，还从中变异出新的装饰性基因；隐性景观基因则主要是指村民的生计模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与村民活动相关的特征，这几类基因也对景观变化产生了影响。
表1 河口古镇景观基因指标设定

Table 1 Indicators setting of landscape gene for Hekou ancient town

基因类型 变异类型 指标 说明 选取依据
显性基因 原有的基因变异 整体布局 指村落整体的用地类型、街巷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之间相互联系的空间格局 前期调研得知古镇项目的建设对河口古镇的整体布局、街巷肌理、建筑用材有较大影响，具有研究意义
街巷肌理 指村落的主街、巷道的表面特征，包括街巷的宽度、铺装方式、铺装用材、纹理等
建筑用材 指村内建筑在地基基础、承重构件、地面、墙体、屋面等所用的材料
变异出的新基因 建筑装饰 为修缮古建筑或新建建筑，根据当地传统文学艺术所刻画的装饰图案，例如戏台装饰 前期调研得知古镇项目建设及旅游开发为河口古镇打造了许多视觉装饰，成为村落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研究意义
人工景物装饰 为营造景区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或为吸引游客的视觉注意，根据民俗与现代休闲文化所打造出的人工景物
符号装饰 为宣扬地域文化特色、传统美德、社会文明风尚、党建或核心价值观而生产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墙
隐性基因 原有的基因变异 生计模式 村民对于获得收入的生产技术过程与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 前期调研得知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对景观变化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具有研究意义
生活方式 村民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的活动方式
价值观念 村民对客观事物（包括人、物、事）及对自己的行为结果的意义、作用、效果和重要性的总体评价
访谈提纲围绕上述设定的9个指标设计，主要包括两大类：（1）村庄建筑形态演变——追踪记录河口古镇主要建筑物的历史变迁，包括房屋、商铺以及公共文化场所等。通过访谈，调查建筑风格、结构特点、使用功能等信息，考察建筑材料的变化、建筑技术的发展等；（2）社会文化因素对景观演变的影响——调查村落土地利用变化、社会转型、人口变迁情况，了解村民生活方式的变化，进而分析社会文化因素对村落景观的塑造作用，如传统习俗、价值观念等。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先后以游客、研究者的身份与村民、游客、商户、村委会工作人员、旅游开发公司等利益相关者进行访谈，累计40人次（表2），访谈时间从10分钟到2小时不等，在被访谈人同意的前提下，通过录音或手写笔记的方式记录访谈内容，形成的访谈文本约8.3万字。
表2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及访谈重点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and interview focus

编号 受访者身份 受访人数/人 访谈重点
T1~T6 异地游客 6 旅游体验、景观评价
R1~R3 西固区居民 3 到访频率和目的、景观评价
B1~B13 村内商户（含摊主、农家乐和民宿经营者） 13 房屋建造、经营状况、价值观念
N1~N10 普通村民 10 房屋建造、生计模式、日常生活、价值观念
S1~S4 旅游公司员工（含旅游服务质量社会监督员） 4 工作内容、经营状况
M1~M4 村内主要负责人（含村委会主任、景区办负责人等） 4 主要职责、工作回顾及评价、发展前景

2 基于DFRI碱基理论的景观基因测序

2.1 河口古镇景观基因的单碱基测序

根据上述提及的DFRI碱基理论以及调研所得样本，将设定的9个景观基因指标作为分析依据，对河口古镇景观基因的单个碱基进行测序（图3）。在图3的测序结果中，D表示分异（differentiation）碱基，F表示形态（form）碱基，R表示响应（response）碱基，I表示迭代（iteration）碱基，“D-F”碱基对表示合成构建功能区，“R-I”碱基对表示信息传承功能区。其中，隐性基因指标因无具体形态表征，碱基合成构建功能区部分的测序（D-F）仅对显性基因指标进行解释说明。图中所有照片均为课题组实地拍摄。
图 3 河口古镇景观基因的单碱基测序结果

Fig. 3 Single nucleotide sequencing results of landscape genes in Hekou ancient town

2.2 基于响应碱基激活的河口古镇景观基因碱基横向排列测序

本文所提出的三种不同“诱变剂”，能激活响应碱基（R），并造成D、F、R、I四种不同的碱基在横向上的排列组合方式发生变化，进而诱发景观基因变异。选取9个具有代表性的景观单元进行碱基横向排列的测序（表3）。在这9个景观单元中，有原存的景观单元发生变异，也有响应旅游开发而建成的景观单元，各景观单元均能对应2~3个设定的景观基因指标。表中所有照片均为课题组实地拍摄。
表3 基于响应碱基激活的河口古镇景观基因碱基横向排列测序

Table 3 Landscape gene base horizontal arrangement sequencing of Hekou ancient town based on response base activation

测序样本
（景观单元）		 对应指标 图示 测序结果 结果说明
四条主街 整体布局
街巷肌理
人工景物装饰		 F-R-D-I 主街铺装原以水泥混凝土为主，后响应古镇项目建设，铺装改为青石板；因北街西侧打造戏台，部分民居将院子东移挤占北街空间，北街变窄。四条主街的分异发生细微变化，在旅游开发中迭代出纱灯、壁画等装饰
十七条巷道 整体布局
街巷肌理
符号装饰		 F-R-D-I 原巷道路面多为水泥路和土路，后响应古镇项目建设，铺装改为水泥混凝土或青石板；因戏台、民居等建筑发生位移，部分巷道的分异发生变化，在旅游开发中迭代出宣传十二生肖、民族团结等内容的符号装饰
码头亲水平台 人工景物装饰
符号装饰		 F-D-I-R 20世纪为黄河上游重要码头，在发挥交通转运职能、抗日战争等事件中分异出特殊的景观和文化，在社会变迁中逐渐弱化码头功能，后响应旅游开发，成为古镇内重要文化活动场所、人工景物装饰的集中区域
戏台及其周围 建筑用材
建筑装饰
符号装饰		 R-F-D-I 为响应古镇项目而建成，建材多为木质和钢筋混凝土，是古镇内重要文化活动空间；后打造为秦腔文化研学基地、移风易俗文明平台等，分异出数种符号装饰，在研学交流、艺术演出、太平鼓训练等活动中迭代出团体活动景观
钟鼓楼 建筑用材
建筑装饰
人工景物装饰		 F-D-R-I 原为清朝时期山西籍经商者所修建，于1958年被毁，后响应古镇项目重建，在旅游开发中迭代出建筑装饰
“四院子”
（武举故居、偶园、河口海关、子响棋院）		 建筑用材
建筑装饰
人工景物装饰		 F-D-I-R 四处景观单元均为清代建筑。“四院子”（上图为偶园，下图为河口海关）在社会变迁的迭代中保存较为完好，后响应旅游开发，生成以景区宣传、文物展览为主的人工景物装饰
酒吧街及黄河
栈道		 建筑用材
符号装饰
生计模式		 R-D-F-I 为响应企业家投资而建，分异并形成与地域特色和乡土记忆无关的建筑景观，而后投资中断，黄河栈道也缺少修缮资金，部分临近栈道的人工景物装饰因存在安全隐患而被拆除，无法发挥招商作用，并迭代出破碎的景观
普通民居 建筑用材
建筑装饰		 D-F-R-I 早期民居多为木质或夯土结构，后响应古镇项目，多数民居将夯土改建为砖瓦或钢筋混凝土结构，部分以表面夯土掩盖砖房结构，在长期迭代中定期修缮，并根据传统文化元素增加建筑装饰
村民出摊 生计模式
生活方式		 I-R-I 为响应旅游开发、游客涌入，多数村民弃离农耕，转为在自家门口出摊，并出售旅游纪念品、初步加工的农产品、兰州本地特色小吃等，形成一道独特的商业景观
民俗活动 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		 I 上图为打太平鼓，下图为打醮还愿，得于重要赛事举办、新闻媒体宣传、村内中老年群体话语权加强以及文化精英群体的组织和带动，多数民俗活动在社会变迁中得以传承和发扬
从以上景观基因测序结果可以看出，多数显性景观基因指标响应了古镇项目建设、乡村治理、文化保护、夜间旅游开发等事件，除古民居、古建筑的完整性保护工作对基因变异的“防御”之外，原有的整体布局、街巷肌理以及多数建筑用材均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给人带来古建氛围浓厚且整齐划一的感受；同时也变异出了建筑装饰、人工景物装饰以及符号装饰等新型显性基因。其中，基于纱灯、渡口、戏曲艺术等民俗以及乡村治理所打造的部分装饰与乡土记忆有关，但多数基于景区氛围和宏观黄河文化的装饰打造与乡土记忆无关，有较为明显的模式化打造痕迹。多数隐性景观基因指标也响应了旅游开发、游客涌入及社会文化转型等事件，除保留部分传统习俗外，村民的生计模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均发生较大变化。

3 景观基因变异的诱发机制

基于响应碱基（R）激活后的河口古镇景观基因的测序结果，本文根据景观基因诱变模型，拟从资本投入、带动村民实践的精英群体、城市化与社会转型带来的观念变化三个维度分析河口古镇景观基因变异的诱发机制（图4）。
图4 河口古镇景观基因变异的诱发机制探索

Fig. 4 Exploration of the inducing mechanism of landscape gene variation in Hekou ancient town

3.1 资本投入：景观基因变异的外在驱动力

资本投入是诱发景观基因变异的外在驱动力。河口古镇的古建筑与民居修缮和改造、基础设施完善、景区旅游吸引物打造等均需要大量外界资本投入的驱动，进而激活响应碱基（R），使古镇的整体布局、街巷肌理、建筑用材发生变化，为古镇创造出新的建筑装饰和人工景物装饰。资本投入驱动景观基因变异的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资本投入古镇项目的空间异质性。河口古镇兼具生活、休闲和旅游功能，旅游投资所打造的建筑装饰、人工景物装饰往往集中在旅游吸引物价值较高的旅游核心区，因此古镇项目对建筑改造、修缮的投资在空间上是不均衡的。古镇四条主街及沿街民居、码头亲水平台、钟鼓楼、“四院子”以及附近的景观单元所形成的核心区，能给人带来古建氛围浓厚且整齐划一的模式化景观感受，但散落在十七条巷道内的许多民居未受到如此巨额资本的诱变，形成景观不统一的破碎状态（“散落在各个巷道里的村民自住房，由村民自己出资修缮”，N6），社会资本的空间异质性造就了“核心—边缘”型的景观模式。（2）资本投入古镇项目的不持续性。对于旅游开发工程项目的规划失误、投资中断，会导致间断性施工、建筑烂尾、建筑持续保持毛坯状态、杂草丛生等现象出现，进而形成工程景观，而工程景观与村民生活及游客休闲均无任何关联，使得景观的破碎程度加强。为了留住游客过夜，河口古镇曾致力于打造“酒吧一条街”，但这一在建项目至今未投入运营，同时一旁的栈道也缺乏修缮（“酒吧街和黄河栈道是隔壁村的企业家投资的，但因为一些问题投资中断了，现在一直搁置着无法回收”，M1）。（3）资本投入古镇项目的目的性。为实现旅游价值提升、改善人居环境等目的，河口古镇修建了游客集散中心、停车场、漂流场馆、商店、民宿、水舞秀表演场馆等设施（“夏天能漂流，来的游客特别多，很多游客是跟着大巴一车一车地来的”，N9），也通过“数字乡村”“智慧消防”、供暖系统完善等举措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这无形中推进景观模式化，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景观破碎程度。

3.2 精英群体：景观基因变异的实践主体

村民所参与的乡村治理、房屋修缮、文化艺术团体演出、旅游开发等实践活动均与精英群体的决策、管理、宣传教育等行为相关，因此精英群体能激活响应碱基（R），是诱发景观基因变异的实践主体。精英群体不仅能“感染”村民的生计模式与生活方式，还能在带领村民参与的景观基因变异实践中创建建筑装饰、人工景物装饰和符号装饰的具体形态，进而诱导文化景观建设、村民素质提升、文化认同感的增加和生计模式的转变。诱发机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精英群体响应乡村治理。村委会带领村民进行的景观整治、环境保护、移风易俗等活动，能改善人居环境、丰富文化氛围、提升村民素质，进而有效减缓景观的破碎程度（“这么多年努力，人居环境得到了改善，街巷里干干净净的”，N2）。（2）精英群体响应旅游开发。村委会核心成员能通过自身示范、宣传教育等方式带领村民的参与性实践，让村民潜移默化地接受、配合并主动参与到河口古镇旅游开发及模式化景观打造的实践中来，（“为了配合村里戏台的建设，我主动让出自家的院子，带头配合拆建，告诉大家项目来之不易，此后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拆建就比较顺利了”，M3），同时能带领村民学习同样的生计模式（“制作锅焦、油壶喧是有人专门教我们的”，B2），村民在自家门口搭建同样外观的摊位，贩售同样的旅游产品，会推进景观的模式化。此外，旅游运营的决策能够创建不少具备视觉冲击力的人工景物装饰，但决策失误也会造成游客流失、收入减少，会导致破碎景观出现（“2023年‘封门’以来，大家听说河口古镇在收费就不会来了”，B6）。（3）精英群体响应非遗文化传承工作。一方面，为挖掘古镇项目中的各类文化遗产价值，古纱灯非遗传承人、庄河堡艺术团负责人等文化精英群体会通过宣讲、刻画建筑装饰及符号装饰、承接研学活动、举办文化艺术活动、接受媒体采访等方式彰显河口古镇的文化景观价值。古镇项目建设打造出的新戏台是文化精英群体传承和弘扬河口古镇传统文化的大平台，庄河堡艺术团的演出、打太平鼓、闹社火等民俗活动、举办财神会等节事活动均为古镇景观“去模式化”增添了不少别具一格的文化色彩。但另一方面，文化活动及产品的舞台化、商品化打造也会推进景观的模式化（“纱灯的制作十分耗费人力成本，为了实现收益，只能将纱灯打造成工业模式化生产的小商品”，B12）。

3.3 城市化与社会转型：景观基因变异的潜在因素

城市化与社会转型带来的观念变化是诱发景观基因变异的潜在因素，河口古镇并非封闭的地域单元，邻近的港务区建设、与西固城区之间地域联系的加强（即通信、交通及商业贸易活动的完善）能为城市文化、社交媒体以及现代价值观念的涌入提供便利条件。城市化与社会转型带来的观念变化对河口古镇景观基因密码进行了潜移默化地“编辑”，激活响应碱基（R），诱导村民的生计模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进而造就河口古镇景观形态的变化。诱发机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插入城市文化的基因片段。河口古镇常住村民以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主，多数青年村民对住房、就业、教育、交通、医疗以及商业等方面的需求在持续增长，因此向邻近城区的流动增加，造就了乡村空心化景观（“村里没有中学，很多人为了方便孩子读书就搬到西固城里住了”，N6），地名景观也随之发生变化（“村里及附近上学的学生越来越少，兰州市第二十三中学也与河口中心学校合并了”，M3），或是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尽管酒吧街是城里的东西，但是建设酒吧街能留住游客过夜，也能增加村民福祉”，M1）。（2）插入产业转型的基因片段。河口古镇自开发旅游以来，村民不仅能通过便利的交通外出务工，还能在家门口实现创业增收，在主街上形成一道具有模式化色彩的商业景观。但生计活动由农转非的持续增加也导致耕地撂荒现象加重，致使景观破碎现象加重（“西固民俗博物馆对面的那块地就是撂荒的耕地，我们还在探讨如何把它利用起来”，M1），部分村民也将耕地流转给农业公司，农业公司将其打造为现代化的农业庄园。（3）插入文化转型的基因片段。近年来，不少村民更加注重经济利益和个人发展，不同村民的职业生涯选择致使亲情网络逐渐疏离，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受到削弱（“有的人选择去东部地区的大城市发展，有的人留在村里······以前家家户户都会养猪，过年杀猪，现在没人养、没地方养了，也找不到小时候的感觉了，尤其是过年的快乐感”，N7），同时现代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得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和习俗缺乏兴趣（“村里没有年轻人愿意学习古纱灯工艺了，仅有的一个手艺学徒还是外村的”，M3），致使文化传承断裂。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传统村落是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规划布局和社会组织形式，凝结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元素，蕴含着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反映特定地域的人地互动关系。在新时期乡村振兴背景下，人口、物质、信息和观念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速度空前加快，影响传统村落景观演变的因素愈加复杂。本文选取地处黄河上游的古渡口——河口古镇作案例地，效仿生物学和农学领域的“诱变育种”概念，推演出影响案例地景观基因变异的“诱变剂”类型，并从资本、精英以及观念三个角度共同构建景观基因诱变模型，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及聚焦现实的意义。
研究认为，资本投入、精英群体行为和观念变化均能激活景观基因中的响应碱基（R），促使碱基序列发生改变。资本投入是诱发景观基因变异的物理性机制和外在驱动力，投入古镇项目资本的空间异质性、不持续性和目的性会影响景观基因变异的结果。带动村民实践的精英群体是诱发景观基因变异的化学性机制和实践主体，政府、村委会及旅游公司主导的乡村治理、旅游开发和非遗传承能诱导文化景观建设、村民素质提升以及生计模式改变。城市化与社会转型带来的观念变化是诱发景观基因变异的生物性机制和潜在因素，城市文化、产业转型及文化转型会插入隐性景观基因片段中，进而影响景观基因变异的结果。以上复杂的景观基因变异机制，使得河口古镇变成了景观模式化和景观破碎共存的空间，这也是近年来不少城市边缘型传统村落亟待解决的问题。

4.2 讨论

景观基因优化是指通过调整和改进一个地区或场所的景观特征，提高景观质量，实现景观可持续性、美观性和功能性的统一，从而满足新时期乡村振兴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期望。村落景观优化是目前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内容，例如有学者主张在保护和传承村落景观基因的同时，也要考虑其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通过合理的规划设计，新的建筑风格能与传统的建筑风格相融合，在改善交通设施的同时，也能保持原有的街道布局。基于此，国内外许多地区的政府、学者和社会组织正积极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和振兴工作——通过保护传统建筑、传承传统手工艺和鼓励乡村旅游等方式，使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得到保留和再生；在村落发展过程中，需要权衡资本的推动与保护传统人文景观之间的平衡，从而实现景观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针对景观模式化和景观破碎并存的现象，结合资本投入、精英群体行为、观念变化三类“诱变剂”，认为景观基因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在资本投入的乡村景区的规划与开发方面，应当保障资本投入在空间上的均衡，进而确保传统村落的建筑与街巷的改建、修缮以及绅士化实现全域覆盖，降低景观的破碎程度。需要保障资金对景观设计与维护过程中的持续性投入，预防破碎性的工程景观长久不变。同时，将资金的第二、三次分配用以改善村民生计与生活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化、智慧化乡村社区建设之中，以保障景观的相对完整性。在此基础上，可以将资本投入到能够彰显历史文物遗存价值的保护与旅游产品开发的工作中，从而将新的建筑风格与传统的建筑韵味相结合，或是基于文化遗产开发创意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彰显别具一格的地方景观色彩，实现景观“去模式化”。
在精英群体对村民的组织、感染和宣传教育方面，可以着重彰显村委会、艺术团带头的景观治理、移风易俗、文化教育、民间艺术传承的作用，进而提升村民在改善环境福祉方面的自组织能力。深度挖掘“非遗传承人”的事迹，利用媒体报道、节庆活动、主题宣讲等方式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社会影响力，形成“村民—游客”的主客互动模式，从地域文化特色的挖掘工作中实现景观“去模式化”，实现主客共同参与景观优化、共同传承乡土记忆。对于旅游公司而言，更需要从吸引游客消费动机、彰显社会宣传效益、提升村民福祉等多方面考虑乡村旅游景区的运营、管理及创收模式的设计，并与村民共享旅游开发带来的收益，活跃景区氛围，减缓景观破碎程度。
为应对城市化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观念变化，应当在保证引入的都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能为村民、游客带来更多福祉的同时，从基础教育、活动宣传、节庆仪式中宣扬与乡土记忆相关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交媒体中融入“乡愁”“过家乡的年”“家族的传承与发展”等理念，从而在保障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同时，着力于减缓人口外流、亲情网络疏离对景观破碎造成的冲击。此外，基于地方自然特色因地制宜发展观光农业、采摘农业、生态旅游能吸引外出就业人口回流、造就独具特色的旅游景观，从而在景观“去模式化”的优化中发现破局点。
本文从“模式化和破碎并存”这一现象入手，追踪河口古镇景观基因变异的线索和原因，希冀引发文化地理学、旅游开发与规划、景观建筑学、人类学等交叉领域学者的思考。本研究在实践意义上能够为保护和传承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寻找传统村落景观在现代社会中新的价值和功能，进而在促进文化多样性和景观可持续发展方面提供有益途径。后续研究可以从“符号拼贴”“建筑绅士化”等入手，在景观基因优化理论构建研究模型的基础上，寻求更加综合、包容的文化景观保护策略来平衡现代发展需求和传统文化保护的双重责任，从而确保传统村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得以传承与发展。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尝试选择了一个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位于偏远地区的村落，而是一个地处城乡过渡区、在行政建制上保留了“农村”的城市边缘性社区。河口古镇作为兰州市近郊游的一个突破口，其建设与修缮依然在继续，尤其是2023年甘肃文旅火爆全网，甘肃省紧抓这个机会，联合打造了1442个乡村旅游样板村，为新时期甘肃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河口古镇还在动态发展中，目前的研究成果只是阶段性景观基因突变的一个呈现，其普适性在河口古镇的生命周期中仅作为一个值得注意和探讨的阶段，有待进一步追踪。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杨馥端, 窦银娣, 易韵, 等. 催化视角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 357-374.

DOI

[YANG F D, DOU Y D, YI Y, et al.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tourism-driven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talysis: Taking Banliang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2): 357-374.]

[2]
李雪, 李伯华, 窦银娣, 等. 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研究进展与展望. 人文地理, 2022, 37(2): 13-22.

[LI X, LI B H, DOU Y D, et al.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villages cultural landscape in China. Human Geography, 2022, 37(2): 13-22.]

[3]
窦银娣, 叶玮怡, 李伯华, 等. 基于 “三生” 空间的传统村落旅游适应性研究: 以张谷英村为例. 经济地理, 2023, 42(7): 215-224.

[DOU Y D, YE W Y, LI B H, et al. Tourism adaptabil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 based on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s: A case study of Zhangguying village. Economic Geography, 2023, 42(7): 215-224.]

[4]
FANG Q, LI Z. Cultural ecology cognition and heritage value of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s. Heliyon, 2022, 8(12): e12627, Doi: 10.1016/j.heliyon.2022.e12627.

[5]
陈晓艳, 黄睿, 洪学婷, 等. 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的测度及其资源价值: 以苏南传统村落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7): 1602-1616.

DOI

[CHEN X Y, HUANG R, HONG X T, et al. The measurement of xiangchou and its resource value in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destinations: A case study in Southern Jiangsu.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7): 1602-1616.]

[6]
杨立国, 刘沛林, 林琳.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效应: 以侗族村寨为例. 地理科学, 2015, 35(5): 593-598.

DOI

[YANG L G, LIU P L, LIN L.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s in construction place identity: Taking the Dong minority village as an exampl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5): 593-598.]

[7]
周坤, 王进. 场域织补: 旅游传统村落更新理论新议. 人文地理, 2020, 35(4): 17-22.

[ZHOU K, WANG J. Field weaving: A new discussion on the renewal theory of traditional tourism villages. Human Geography, 2020, 35(4): 17-22.]

[8]
陈水映, 梁学成, 余东丰, 等. 传统村落向旅游特色小镇转型的驱动因素研究: 以陕西袁家村为例. 旅游学刊, 2020, 35(7): 73-85.

[CHEN S Y, LIANG X C, YU D F, et al. On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villages to tourism towns: A case study of Yuanjiacun in Shaanxi. Tourism Tribune, 2020, 35(7): 73-85.]

[9]
黄震方, 黄睿. 城镇化与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研究: 学术争鸣与研究方向. 地理研究, 2018, 37(2): 233-249.

DOI

[HUANG Z F, HUANG R. Research progress on rural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cademic debate and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2): 233-249.]

[10]
杨馥端, 窦银娣, 李伯华, 等. 符号消费与场域转换: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演变与重构. 地理研究, 2023, 42(8): 2172-2190.

[YANG F D, DOU Y D, LI B H, et al. Symbolic consumption and field transformation: The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pa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42(8): 2172-2190.]

[11]
AGNOLETTI M. Rural landscape,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culture: Some notes on research trends and management approaches from a (Southern) European perspectiv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4, 126: 66-73.

[12]
GARTNER W C.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US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6(3): 151-164.

[13]
PLATTEAU J P. Mutual insurance as an elusive concept in traditional rural communitie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7, 33(6): 764-796.

[14]
LIU M H, LI Q, BAI Y, et al. A novel framework to evaluate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in Shanxi province,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4, 144: 103013, Doi: 10.1016/j.habitatint.2024.103013.

[15]
周大鸣. 现代都市人类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 152-161.

[ZHOU D M. Contemporary Urban Anthropology.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23: 152-161.]

[16]
YU L, WANG Y R, LI M. The emergence of counter-urbanisation in China: Can it be a pathway for rural revitalisation?.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4, 144: 102998, Doi: 10.1016/j.habitatint.2023.102998.

[17]
谭华云, 周国华.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绅士化演化过程与机制解析: 以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为例. 地理学报, 2022, 77(4): 869-887.

DOI

[TAN H Y, ZHOU G H. Evolu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based on actor-network theory: A case study of Panyang River Basin of Bama county, Guangxi.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4): 869-887.]

DOI

[18]
李伯华, 杨馥端, 窦银娣.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 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 地理研究, 2022, 41(5): 1407-1421.

DOI

[LI B H, YANG F D, DOU Y D. The organic renewal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practical path.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5): 1407-1421.]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部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 2011年版.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mpulsory Education Biology Curriculum Standard: 2011 Edition.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12.]

[20]
DAWKINS C R.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21]
MORITZ E. Memetic Science. Panama: The Institute for Memetic Research Press, 1990.

[22]
蒋思珩, 樊亚明, 郑文俊. 国内景观基因理论及其应用研究进展.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21, 36(1): 84-91.

[JIANG S H, FAN Y M, ZHENG W J. Research progress on landscape's gene theory and its util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West China, 2021, 36(1): 84-91.]

[23]
刘沛林. 家园的景观与基因: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深层解读.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100-123.

[LIU P L. Traditional Settlement Cultural Landscape Gene: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tic Map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Landscap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100-123.]

[24]
曹子旭, 马明. 内蒙古典型草原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解析与特征研究. 中国园林, 2023, 39(3): 72-77.

[CAO Z X, MA M. Analysi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s in typical steppe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3, 39(3): 72-77.]

[25]
印朗川, 李伯华, 刘沛林, 等.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的生物特征研究. 经济地理, 2023, 42(3): 182-189.

[YIN L C, LI B H, LIU P L, et al. A study on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ene cells in traditional settlement landscapes. Economic Geography, 2023, 42(3): 182-189.]

[26]
胡最, 刘沛林, 曹帅强. 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空间特征. 地理学报, 2013, 68(2): 219-231.

[HU Z, LIU P L, CAO S Q.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genes in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in Hunan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2): 219-231.]

[27]
陈秋渝, 杨俊熙, 罗施贤, 等. 川西林盘文化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 热带地理, 2019, 39(2): 254-266.

[CHEN Q Y, YANG J X, LUO S X, 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extraction of landscape genes in the Western Sichuan forest culture landscape. Tropical Geography, 2019, 39(2): 254-266.]

[28]
胡最, 邓运员, 刘沛林, 等. 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的符号机制. 地理学报, 2020, 75(4): 789-803.

DOI

[HU Z, DENG Y Y, LIU P L, et al. The semiotic mechanism of cultural landscape gene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4): 789-803.]

DOI

[29]
杨立国, 胡雅丽, 吴旭峰, 等.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与机制: 以皇都村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5): 1164-1177.

DOI

[YANG L G, HU Y L, WU X F, et al.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Dong traditional village: A case study of Huangdu villag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5): 1164-1177.]

[30]
杨立国, 胡雅丽. 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的生产与传承: 以通道侗族自治县皇都村为例. 经济地理, 2023, 42(10): 208-215.

[YANG L G, HU Y L. Produ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Huangdu village in Tongdong autonomous county. Economic Geography, 2023, 42(10): 208-215.]

[31]
李伯华, 李珍, 刘沛林, 等. 湘江流域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变异及其分异规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2): 362-377.

DOI

[LI B H, LI Z, LIU P L, et al. Landscape gene vari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law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Xiangjiang River Basi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2): 362-377.]

[32]
李晓颖, 张赟乐. 苏南水乡聚落景观基因变异机制及修复传承研究. 南方建筑, 2023, (5): 91-98.

[LI X Y, ZHANG Y L. Study on the genetic variation mechanism and restoration of water village landscape in Southern Jiangsu. South Architecture, 2023, (5): 91-98.]

DOI

[33]
祁剑青, 邓运员, 郑文武, 等. 窑洞建筑景观基因的识别及其变异.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9, 33(6): 84-89.

[QI J Q, DENG Y Y, ZHENG W W, 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variation of landscape genes in cave buildings.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9, 33(6): 84-89.]

[34]
向远林. 陕西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变异机制及其修复研究. 西安: 西北大学, 2020.

[XIANG Y L. Study on landscape genetic variation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rural settlements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its restoration.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2020.]

[35]
向远林, 曹明明, 翟洲燕, 等. 陕西窑洞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构建及特征分析. 人文地理, 2019, 34(6): 82-90.

[XIANG Y L, CAO M M, ZHAI Z Z, et al. The landscape genome maps constru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Shaanxi traditional rural cave dwelling settlements. Human Geography, 2019, 34(6): 82-90.]

[36]
程佳欣, 孙业红, 常谕. 农业文化遗产地茶文化景观基因农户感知差异研究: 以潮州单丛茶文化系统为例.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 2023, 31(11): 1-13.

[CHENG J X, SUN Y H, CHANG Y.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s of farmers in the tea culture landscape genes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 case study of the Chaozhoudancong tea culture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2023, 31(11): 1-13.]

[37]
刘沛林, 刘颖超, 杨立国, 等.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及其旅游价值提升: 以张谷英村为例. 经济地理, 2023, 42(12): 232-240.

[LIU P L, LIU Y C, YANG L G, et al. Digital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 and its tourism value promotion: A case study of Zhangguying village. Economic Geography, 2023, 42(12): 232-240.]

[38]
詹琳, 黄佳, 王春, 等. 基于景观基因理论的红色旅游资源三维数字化呈现: 以清水塘毛泽东杨开慧故居为例. 旅游学刊, 2022, 37(7): 54-64.

[ZHAN L, HUANG J, WANG C, et al. Three-dimensional digital presentation of red tourism resources based on landscape gene theory: Taking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Mao Zedong and Yang Kaihui in Qingshuitang as an example. Tourism Tribune, 2022, 37(7): 54-64.]

[39]
彭科, 刘沛林, 杨立国, 等. 基于 DFRI 碱基理论的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推演与修复. 地理科学, 2023, 43(6): 981-991.

DOI

[PENG K, LIU P L, YANG L G, et al. Dedu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s based on ''DFRI Base'' theor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43(6): 981-991.]

DOI

[40]
曹帅强, 邓运员. 基于景观基因图谱的古城镇 “画卷式” 旅游规划模式: 以靖港古镇为例. 热带地理, 2018, 38(1): 131-142.

DOI

[CAO S Q, DENG Y Y. Ancient town tourism planning model with picture scroll style based on landscape gene map: A case study of the Jinggang ancient town. Tropical Geography, 2018, 38(1): 131-142.]

[41]
LI B H, YANG F D, LONG X Y, et al. The organic renewa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gical space restoration and physical space adaptation: A case study of Laoche village,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4, 144: 102988, Doi: 10.1016/j.habitatint.2023.102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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