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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39 >Issue 1: 29 - 48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40102

其他研究论文

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与突破路径

  • 郎宇 ,
  • 王桂霞
展开
  • 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长春 130118
王桂霞（1964- ），女，吉林永吉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E-mail:

郎宇（1995- ），男，内蒙古赤峰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3-03-20

  修回日期: 2023-10-10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1-16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JY041)

收起

The logical mechanism and breakthrough path for the activ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value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 LANG Yu ,
  • WANG Gui-xia
Expand
  •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8,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3-20

  Revised date: 2023-10-10

  Online published: 2024-01-16

Fold

摘要

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整全开发理念盘活乡村生态资源价值，是新时代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在揭示生态资源价值化所经历的“生态资源价值培育—生态资源资本深化—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三阶段发展内涵的基础上，阐述生态资源价值化与乡村振兴的内涵逻辑关联，并深入剖析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三阶段逻辑机理，探讨助推乡村振兴的区域典型模式以及在助推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区域现实难点和共性现实难点。基于逻辑发展、区域难点、共性难点三个视角提出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突破路径，为盘活生态资源价值，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

关键词： 生态资源价值化; 山水林田湖草沙; 综合系统开发; 乡村振兴

本文引用格式

郎宇 , 王桂霞 . 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与突破路径[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 39(1) : 29 -48 . DOI: 10.31497/zrzyxb.20240102

Abstract

Following the concept of system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ields, lakes, grasslands, and sands" to revitalize the value of rural ecological resources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On the basis of revealing the three-stage development connotation of "cultiv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 value, deepening of ecological resource capital, and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 value" that ecological resource value has gone through,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ctiv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 valu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three-stage logical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resource value activatio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xplores the typical regional models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and common practical difficulties that need to be overcom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logical development, regional difficulties, and common difficulties, a breakthrough path for the activ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value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proposed, providing scientific basis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revit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activ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value; mountain-water-forest-field-lake-grassland-sand; integrated system develop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随着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如期实现，中国将进入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新发展阶段[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2]。“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3]。广大农村地区拥有最普惠的生态优势，以地缘关系为边界，其空间范围内蕴含着难以计数的生态资源价值，具备成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和新增长极的巨大潜力[4]。但由于区位、交通条件的先天不足和配套支撑产业薄弱，往往拥有优越绿水青山资源的“生态高地”也恰恰是资源价值难以实现的“经济洼地”。为此，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为盘活乡村生态资源价值提供了行动指导：“带动广大农村地区发挥生态优势就地就近致富、形成良性发展机制……依托洁净水源、清洁空气、适宜气候等自然本底条件，推动生态优势转为产业优势。鼓励盘活废弃矿山、工业遗址、古旧村落等存量资源，提升教育文化旅游开发价值”[5]。
在生态文明转型的大背景下，因地制宜推进生态资源价值化，盘活工业化时代未被定价且长期沉淀的乡村生态资源是践行“两山”理念、全面助推乡村振兴的关键[6]，能够通过创新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形式，促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从而重构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格局、夯实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这也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现乡村生态共富的关键性问题[7]。当前，学术界关于乡村振兴中生态资源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1）探讨乡村振兴与生态资源的协同、融合发展问题。主要论述了乡村振兴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法律协同[8]、与传统村落价值活态传承的共融共享共建[9]，以及与生态资本价值实现融合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动因[10]，对于二者为什么要协同融合发展、如何协同融合发展给予了学理上的诠释。（2）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盘活生态资源价值的组织载体及制度保障。如温铁军等[11]指出，生态资源价值开发需要构建适应资源要素特征和综合开发的以村社为基础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惠建利[12]基于公平与效率视角，创新了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主体制度。（3）从操作和务实角度探讨乡村振兴战略下如何盘活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如温铁军等[6]创新了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形式，构建了促进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三级市场”制度体系；李敏瑞等[13]讨论了持续推进基于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理念的乡村振兴；贾晋等[14]基于自主治理理论构建了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托川西林盘案例，探讨并总结了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
既有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生态资源价值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对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盘活生态资源价值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然而，已有研究鲜有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生态资源价值化全面助推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以及在助推过程中所面临的和需要攻克的现实难点。同时也很少基于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动态发展阶段来探讨生态资源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相互转换的应然和实然问题，忽略了生态资源价值化的过程论与阶段性，从而将生态资源价值化简单等同于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易将相关理论教条化和简单化，导致理论指导脱离实际。本文一方面从辩证发展逻辑和发展范式转换角度探讨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助推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另一方面讨论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区域及共性现实难点，并提出具体的突破路径，旨在为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盘活“沉睡”的乡村生态资源从而助推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选择。

1 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资源价值化的科学内涵

1.1 生态资源价值化的概念界定与内涵理解

“自然资源和劳动产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自然资源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15]。乡村生态资源是乡村中具有多样性和生态功能且经济价值未完全显现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以及其他动植物等自然资源[16]。本文将生态资源价值界定为在乡村地域空间范围内，凝结于生态山水、农业田园、风俗民俗、村落民居及其附属生态产品等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资源之中且未完全显化为经济价值的使用价值，具备“三生”（生产、生活、生态）合一的多功能属性。所以，生态资源价值化指以政府财政出资为保障，以金融、社会资本投资为主体，培育、建设并显化凝结于乡村自然人文景观及其附属生态产品之中的使用价值，进而通过市场机制使生态资源得到消费者认可并得以实现其价值。因此，生态资源价值化是盘活生态资源价值所经历的“生态资源价值培育—生态资源资本深化—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三阶段动态发展过程，亦即生态资源的价值活化和产业化过程，是使用价值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价值的唯一途径。第一阶段旨在做深生态资本存量，修复、改造自然生态环境，挖掘、核算生态资源价值；第二阶段引入城市资本落地乡村，推动生态资源产权的交易和集中，奠定价值转化的产权基础；第三阶段根据不同地区的生态资源禀赋差异，探索差异化的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模式，最终实现生态共富。

1.1.1 第一阶段：生态资源价值培育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战略重心，专注于追求高效的生产效率和高速的经济增长[17]。然而，罔顾社会、生态属性，注重开发自然生态系统经济属性的粗放数量型发展模式，忽视了生态资源的要素配置粘性，致使自然生态资源按照个体经济价值被切割变卖，从而以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换取经济的短期高速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要实现生态文明转型，需摒弃以环境换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修复、改造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系统，将乡村地域空间内的生态资源价值作为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动能。生态资源价值培育的内涵包含三部分内容：（1）摸底探查、核算评估地域空间范围内的生态资源存量和产业的生态化改造潜力，形成生态资源的种类、价值量和改造修复清单；（2）以适生环境为前提，根据市场导向进行生态修复、环境治理和振兴乡村百业，培育、恢复生态资源价值，营造生态资源空间；（3）做大生态资本存量、做大绿水青山。由此，生态资源价值培育是价值转换为使用价值的前提条件。在核查、厘清空间边界内生态资源存量和类别的基础上，推进粗放型产业的生态化转型，系统性修复已经消失或被破坏的生态系统[18]，维持、保留发展潜力有限的生态资源，培育以优质生态资源景观和产品消费为主的质量型市场。在盘活乡村生态资源价值的起步阶段，主要依托国家财政杠杆和部分社会资本投资撬动乡村生态系统的修复和培育，利用财政专项资金和纵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草地荒漠化治理、湿地封禁保护等工程。

1.1.2 第二阶段：生态资源资本深化

21世纪以来，全球化信用和资本不断扩张让中国本就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工业化无力消耗严重过剩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6]，就此导致经济脱实向虚，资本市场价格不断攀升，并形成严重的经济泡沫[19]。同时，囿于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民生保障支出的巨大财政压力，以增加财政投资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逐渐捉襟见肘[20]。乡村是生态海绵型社会，能够依托生态资源价值开发吸纳大量麇集于城市的过剩资本和金融。而引导麇集于城市的过剩资本流入、落地乡村是优化要素配置、缓解资本过剩危机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能够通过推动生态资源产权的交易和集中，奠定价值转化的产权基础，从而破解横亘在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上的资本过剩危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危机风险下的“软着陆”载体，夯实乡村振兴所需要的生态基础。
生态资源资本深化的本质在于生态资源的“三变”化（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改革进程，其内涵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1）引导城市资本落地乡村，加快生态资源资产化转变和产业绿色转型。推进生态资源资产化，以引入社会、金融资本作为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依托丰富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经验等有形生态资源和风俗民俗、乡村百业等无形文化资产，开展生态资源确权、流转、整合、确股等工作，通过村社内部定价将未在银行间及证券交易所进行市场交易的债权性生态资源做股量化为可转让、可抵押、可分配、可交易的生态资产[4]，实现生态资源资产化。同时，依托城市资本推进乡村产业绿色转型，赋予乡村产业绿色发展内涵。（2）实现生态资源产权的交易和集中，为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奠定产权基础。乡村生态资源以自然景观、民俗文化以及古宅村落等多元形式呈现，涵盖公共品、准公共品和经营性产品多种属性边界。需要重构以新型集体经济为主体的生态运营管理平台，依托社会、金融资本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实现生态资源产权向村社内部的交易和集中，从而形成不可分割且便于开发的生态资源产权交易网，并将其作为与外来投资主体对接谈判的农民组织载体[6]。同时推进生态资源产权主体和经营开发主体以生态资产权益交易、出租、入股的方式完全转让资产使用权或合股经营，探索多元化、市场化的合作机制[21]，最终实现生态资源的分散输入与集中输出，为乡村生态资源集体经济开发组织提供打包资源支持[21]。

1.1.3 第三阶段：生态资源价值实现

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是以乡村地域空间范围内生态资源产品的“三生”合一属性弱化现代化发展张力，从而推动乡村经济实现“两化”（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转型的发展过程，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践探索。乡村是生态资源的汪洋大海，乡村生态资源以结构性粘连的形式沉淀在广大农村，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赋予了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深刻含义：摆脱过去以工业化标准改造农业生产的发展困境，发展“三产融合”和创生的要素，综合系统开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经济“反哺”生态，发展与污染“脱钩”[18]，最终实现乡村生态共富。
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本质即乡村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向价值的转化，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践路线，重点在于稳步实现“两化”转型。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内涵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1）创新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形式，合理定价生态资源价值。空间生态资源所特有的“整体性”“非标准化”和“公共性”特点决定了生态资源价值的市场化开发运营不能照搬于工业品的市场体系和定价机制[22]。需要依托村社理性对生态资源整体进行合理定价，打造经营性生态资源价值评估、资源收储、资产运营、金融服务和资产交易平台，创新“平台收储担保”“生态债券”“生态银行”等新型融资方式，以及生态保护补偿、生态权益交易、生态载体溢价、资源配额交易、生态产业开发等价值实现形式，多元化实现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的生态溢价价值。（2）体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空间正义，致力于实现生态共富。乡村生态资源具有不可分割性，需要综合系统开发以体现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空间正义，因此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体现了生态共富的深刻内涵。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生态资源具有多样性和特殊性。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不是某一特定区域或特殊群体的致富模式，而是基于中国乡村建设和生态资源禀赋差异，且体现空间正义和生态正义的生态富民，既要考虑农民的生态资源价值化收益，又要满足市民大众化的生态消费需求，多元化、分阶段实现乡村生态共富。

1.2 生态资源价值化与乡村振兴的内涵逻辑关联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的“二十大”基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强调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位一体的乡村全面振兴。“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是一场深刻革命”[23]。筑牢乡村生态基础、盘活生态资源价值即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最重要且极具变革性的举措之一。所以，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化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质和量的规定性上都存在密切的联系。基于中国2050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目标实际，盘活乡村生态资源价值需要更加坚定地走向实践。
新时代的乡村全面振兴是内涵丰富的有机整体，生态资源价值化与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内涵逻辑关联，能够保障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体来看，其内涵逻辑关联包括以下7个方面：
（1）从主体来看，生态资源价值化及乡村振兴的主体均为全体农民。乡村生态资源以集体所有的形式沉淀在广大农村，全体农民应全方位参与到生态资源价值培育及开发过程之中，同时享受生态资源价值化在经济、生态等方面的收益；另外，全体农民也是乡村振兴的建设和直接受益主体，应全方位享受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果。
（2）从内容来看，生态资源价值化与乡村振兴的内容具有内在一致性。生态资源价值化的构成内容主要为盘活土地、特产、环境、文化等资源价值[24]，而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生态资源价值化所体现的产业与生态的“两化”转型，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提供重要支撑。
（3）从过程来看，生态资源价值化与乡村振兴均为中长期战略。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生态资源形态各异，由此决定了生态资源价值化需要经历“价值培育—价值实现—价值共富”的三阶段动态发展过程。同样，地区间的乡村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乡村振兴不能一蹴而就和齐头并进[25]，而是需要参照生态资源价值化过程，分阶段有序推进、久久为功。
（4）从动力来看，生态资源价值化与乡村振兴的推进均需要激发以农民为主体的内生动力源。张琦等[25]指出，乡村振兴不能通过外援扶持以解一时之困，而是需要激发农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而生态资源价值化致力于通过生态产业化建设以显化并实现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同样在于激发生态资源价值化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内生动力源。
（5）从目标来看，生态共富是生态资源价值化与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之一。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标志着农民传统生活方式转向生态致富诉求的变革，契合生态资源价值化“生态富民”的基本内涵和乡村生态共富的最终目标。
（6）从实践领域来看，生态资源价值化与乡村振兴的实践领域高度重叠于“乡村空间”，生态资源价值的系统性、整体性开发理念是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位一体全面振兴的新生动能，二者共同秉持“生命共同体”的绿色发展理念，并着眼于推进城乡协调发展[10]。
（7）从制度构建来看，生态资源价值化和乡村振兴以“尊重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共同指导原则，遵循生态资源综合立体开发的动态发展内涵，循序渐进助推乡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五位一体的全面振兴。生态资源价值化与乡村振兴顶层设计的制度目标、实施主体交叉融合，制度手段相辅相成，生态资源价值化与乡村振兴高度耦合[8]。

2 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

乡村“五大振兴”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26]，生态资源价值化与乡村振兴的生态、经济、民生的发展观点具有内在一致性。其中，生态资源价值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乡村振兴是盘活生态资源价值的必然结果。乡村全面振兴体现了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化阶段性的动态助推过程，乡村发展的转型需求和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生态资源价值化的深度与广度，因此，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不断深化长效助推乡村振兴（图1）。
图1 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

Fig. 1 Logical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resource valorization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三阶段动态发展内涵，决定了其助推乡村振兴逻辑机理的阶段性和层次性特征：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以“生态文化建设—经济价值开发”为逻辑主线，以重构农民组织载体和提升人力资本为重要支撑，并表现出在不同阶段对于乡村振兴的助推差异，即“修复整合空间生态资源助推乡村生态、文化振兴—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助推乡村组织、人才振兴—生态、产业‘两化’转型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三阶段动态助推过程。

2.1 生态资源价值培育阶段，以空间生态资源修复整合助推乡村生态、文化振兴

乡村生态振兴是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兴的首要要求和重要支撑，是将乡村生态资源进行修复改造从而能够为产业化发展之所用，且体现生态资源的“三生”属性弥合现代化发展张力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培育生态资本存量、做大绿水青山是基础和前提，需综合系统修复已被破坏的生态资源，并对碎片化的生态资源进行空间立体整合，从而构成具有生态整体性和空间立体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以市场机制为价值实现导向的生态资源共同体，助推实现乡村生态振兴。乡村文化作为乡村振兴的支撑和内生动力，在现代化发展的冲击下，其原有的内容和元素趋于消解，乡村文化振兴面临主体缺位、动力缺失等多重困境[27]。中华文化源于乡土农耕文明，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同样需要系统性修复、融合乡村部落民居、文化古迹，振兴乡村百业、风俗习惯的乡土文化传承，从而使得千百年来内涵于乡村社会的生态文明内涵得以重振和延续，继而成为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又一重要动力源。
空间生态资源修复整合对于生态资源价值的培育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农业生产方面，农业生态资源空间修复能够系统性地改造过去大水大肥大药的过剩投入方式，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研发和化肥、农药、兽药合理减量，从而改善由于农资化学品过量投入、畜禽粪污过量排放以及秸秆集中焚烧所导致的土壤、水环境和大气污染。而种植和养殖资源、秸秆与土壤资源、农业和旅游资源的整合，能够实现种植与养殖之间、秸秆与土壤之间的物质能量循环，以及打造观光农业、休闲农业、旅游农业，从而保障粮食安全、培育农业生态价值。在生态富民方面，乡村生态空间承载着人民对田园牧歌生活的美好向往，是农民实现生态致富和享受精神文化生活的地域空间载体。生态资源价值培育是实现生态富民的基本前提和物质保障，通过生态资源的空间修复将生态恶劣和已被破坏的自然环境修复、还原为具有一定适生性和区域特色的生态环境，同时系统性整合个体生态资源碎片，并将其重组为具有开发潜力的空间立体生态资源，从而培育生态资源价值。在文化传承方面，生态资源价值培育一方面重振了体现生态文明多样性的乡村百业和乡土文化，使之以培育乡村文化价值的形式与生态资源价值协同助推乡村发展[28]；另一方面，通过系统性修复、整合村落民居、人文景观，规划乡村设计，加强乡村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整治乱搭乱建、随意改造、挖山砍树等村容村貌破坏行为，实现生态文化资源的价值培育。综上，生态资源价值培育通过乡村生态资源的空间修复与整合，使之成为体现乡村功能的农业生产、百业振兴以及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新生产力的生态资源价值得以培育，从而为生态资源的综合系统开发奠定价值基础，进而助推乡村生态、文化振兴。

2.2 生态资源资本深化阶段，以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助推乡村组织、人才振兴

组织、人才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和根本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以人才为核心要素[29]，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有效引领[30]。农村基层组织是开展基层工作的领导核心，但在长期“去集体化”的制度变迁背景下，传统集体经济的组织功能和保障产业平稳运行的锚定功能弱化，其作为产权主体的作用也因“权利束”被分割而趋于残缺[11]，已无法满足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发展需求。所以，重构以劳动者、资本、技术等多要素联合管理且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资产管理能力的新型集体经济，是践行乡村绿色发展、助推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载体。
同时，在乡村人才外流的背景下，受基层领导个体能力、年龄结构、后续人才补充、专业技能熟练度等人力资源短缺的掣肘，助推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本存量不足[30]。乡村人才振兴的本质是一种战略性制度安排[31]，主要通过吸引人才回流和培育本土人才来实现[29]。作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兴产业，乡村生态资源资本化过程能够创造数以亿计的生态资源价值，具备培养乡村本土人才的经济基础和吸引人才回流的巨大潜质。同时，基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所成立的乡村生态资源管理公司具备对接、吸纳和管理外来资本的能力和功能。能够以生态资源的资本化改造创造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为不同层次的人才提供价值实现平台，从而以培育本土人才、吸引人才回流的形式助推乡村人才振兴。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生态资源价值化开发通过产业、金融资本与生态资源的有机结合实现生态资源的资本深化，从而形成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态资源空间需求的质量型市场，并使之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新生产力。首先，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生态资源资本深化所体现的“三变”化改革进程需要构建适合其作为新生产力的新生产关系。即重构村社为基础的新型集体经济，将其作为地缘空间边界内生态资源管理开发和对外谈判的组织载体[10]，并通过发行生态债券、搭建生态银行等方式进行金融资本融资，从而有效实现生态资源的资本深化和资产化转变。其次，乡村生态资源的整体开发要求及其产权的复杂性特征，需要构建生态资源确权、流转、产权集中管理的经济开发组织；而乡村生态资源的整体性特征决定了其无法以拆分变卖的方式进行外部定价，因此村民应基于生态资源禀赋及其生态特性，通过“村社理性”的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内部协商定价。最后，生态资源资本深化通过生态化资本投资所打造的多层级、深融合的生态资源产业链集群，需要在产业建设和实际运行过程中统筹构建基于新兴集体经济组织载体的人才培养、引进、考核、管理的乡村人才振兴平台，从而实现生态资源资本深化的乡村人才振兴。综上，乡村生态资源资本深化需要重构以平滑生态资源资产化进程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并通过强化乡村组织功能、明确生态资源产权主体，以及培育本土人才、吸引人才回流，助推实现乡村组织、人才振兴。

2.3 生态资源价值实现阶段，以生态和产业的“两化”转型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根本之策，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在内容上要求发展农村现代产业，改造落后产业，功能上要突出供给与生态的多功能性[32]。由此，乡村产业振兴在内容和功能上要求将生态文明理念有机融入产业发展内涵，对“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产业进行生态化改造，同时推进以生态资源为本底的新兴产业发展，激发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以生态、产业“两化”转型为核心路径，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和乡村生态、产业振兴[33]。
首先，“生态产业化”作为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直接实践形式，是生态文明转型背景下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新模式、新路径、新动能。其能够通过乡村生态资源的产业化建设撬动乡村长期沉淀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天雪地”“阳光空气”等生态资源；并以振兴乡村百业为契机，挖掘地域文化底蕴，通过招商引资、政策扶持，使之与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生态资源有机结合，打造以满足市民生态、精神需求为主的乡村休闲旅游、健康养老、特色民俗、农事体验等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生态资源质量型市场使生态资源和产品得到消费者认可，从而以点带面推进“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
其次，“产业生态化”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基本要求，也是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题中之义。主要针对乡村“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农业、工业、服务业进行生态化改造，打造质量型生态市场。在农业生态化方面，生态资源价值实现通过发展污染减量化的清洁型生态循环农业，提升农业生产的生态溢价价值。（1）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鼓励使用有机肥及绿色农药，切实保障和提高农产品品质，提升农产品附加值。（2）以地定畜，缓解土地粪污消纳压力，改善生态环境；推进兽药减量，提升畜产品品质。（3）推行生态农业产业园建设，发展稻田养鱼养蟹、秸秆腐熟还田、种养产业结合等生态循环立体农业，延长生态农业产业链。在工业生态化方面，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工业文明应实现生态化转型。一方面，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是惠及全体村民的生态共富，也是能够满足全体人民生态、文化大众化消费需求的生态产品，因此生态产业和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需要以发展生态工业为保障。另一方面，升级改造乡村高污染、高耗能的传统工业，助力乡村产业绿色发展。服务业生态化是乡村生态服务业的发展过程，是生态资源产业开发的软实力，即将传统服务业的服务范围扩展至生态服务领域，使之服务于生态资源的产业化建设，具体包括生态营销、生态旅游、生态物流、生态住宿与餐饮等内容。因此，“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产业生态化，是乡村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其能够提升传统产业的生态附加值，增加农民的生态化财产性收入，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新业态，以及转型后的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服务业是相互融合的有机整体，这些生态产业构成了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主体形态[34]。其中，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服务业是生态资源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资源产业和生态农业需要发展生态工业以实现大众化生态资源的改造开发与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而服务业的生态化转型能够平滑生态资源产业、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的发展进程。因此，生态资源的“两化”转型需要以“四产”融合的形式持续推进，建设具有高附加值的生态产业链和生态产业集群，使之能够基于生态产业化将生态资源进行价值化变现，最终实现生态共富。

3 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与现实难点

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乡村的自然区位、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及生态资源禀赋各异，故而形成了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和地域空间形态[35]，也由此决定了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根据中国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差异及生态资源特性，本文以典型案例来分析不同区域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并深入剖析典型模式的区域现实难点及共性现实难点，为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突破路径提供科学依据。

3.1 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及区域现实难点

根据生态资源的区域存续形态及其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差异，分别从西北干旱区、西南林区以及东南生态区三个典型区分析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及其助推过程中存在的区域性现实难点。

3.1.1 西北干旱区生态农业主导模式与乡村生态、产业振兴——以永靖县为例

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土壤贫瘠、自然条件恶劣，是全省23个深度贫困县和18个干旱县之一。尽管川塬区部分乡镇拥有较为丰富的农业特产资源，但由于农业产业化水平低，资源优势无法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为此，永靖县积极借助甘肃省农村5个“三变”试点县建设的改革春风，通过对农牧、农机、林业、水保价值共20亿的闲置资产进行修复、整合、打包，组建了刘家峡农业开发集团，并针对厦门、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市场需求，重点开展绿色有机食品、鲜百合、脱毒马铃薯、鲜草莓等“刘家峡”农特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同时基于“集团+农业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将企业的资金、管理、技术、市场与农户的土地、劳动力、种植经验相结合，通过“虚配股权、按股分红”的方法，将刘家峡农业开发集团注册资本的70%以每股3万元、共计4.92万股的股权配享于全县3.8万户农户。公司每年提取总收益的30%用于滚动发展，剩余70%向农户分发“红包”。仅在罗山村流转用于种植优质紫花苜蓿土地的村民年分红已高达40万元。如此，永靖县通过整合开发乡村农业特产资源，将“死资源”转变为“活资产”。该县以农业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特产农业进行生态化改造，使得农业生产深刻体现乡村生态资源的“三生”属性，并使之具备实现生态农业产业化开发的生态基础，从而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受气候和地形因素的影响，深居内陆的西北生态脆弱区气候恶劣，自然生态资源稀缺，主要依靠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农业主导模式来实现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即通过对当地的特色农副产品进行产业化和规模化改造，提升农特产品的生态品牌附加值，从而实现乡村农业特产资源的“三变”改革，依托市场机制完成从资源到资金的转化。如永登县大涝池村饲草种植及肉驴特色养殖的“三变+特色种养业”模式；皋兰县钱家窑村“花椰菜+西红柿”两茬种植技术的“三变+特色蔬菜种植+加工企业”模式等。由于乡村土地产权明晰且流转性强，由政府或集体组织牵头发展具有农业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易于管理且资本深化成本较小。然而，西北干旱区生态资源匮乏，产业结构单一，农特资源的资本深化程度存在规模阈值且品牌溢价辐射范围有限。若过度依赖于农特品牌的生态溢价价值变现，盲目照搬和效仿典型模式的价值转换机制，极易引发生态产品的同质化和产能过剩问题，从而导致恶性竞争，陷入助推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

3.1.2 西南林区林业资源循环开发模式与乡村组织、生态、产业振兴——以宝兴县为例

位于西南林区的四川省宝兴县森林面积333.46万亩（1亩≈667 m2）、森林覆盖率达71.39%，生态价值潜力巨大，是四川省生态产品的主要供给区。但由于该县被规划为大熊猫生态公园限制开发区，人工商品林不能砍伐变现，且零散分布的林权也无法通过整合开发而实现生态价值，因此当地居民多通过外出务工维持家庭生计，导致当地林地及林下生态资源大量闲置。2021年宝兴县抓住首批14个生态功能试点区建设的机会，创新性地建立了集体所有的生态资源管理组织和以宝兴县兴绿林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主体的“生态银行”，通过量化入股、委托管理、林地租赁、林权转包、林权赎买等多种形式，将碎片化的林地使用权、经营权流转至“生态银行”，并以50元/亩/年的标准，对39户共计350亩的林地进行为期30年的第一期合作转包，试点区农户户均增收近1.35万元。此外，该地区也在积极探索林业碳汇等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形式。据统计，2016—2021年该县6.7万亩林地累计生产产值约2000万元的林业碳汇项目。而对于其他生态产品，例如已获得大熊猫友好型产品认证的有机山药、有机枇杷，通过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提升品牌影响力，拓宽销售渠道。该县以集体所有的形式成立了全省首个“生态银行”试点基地，将碎片化分布的林权及林下资源进行集体整合定价，从而撬动长期沉淀的林业生态资源资产化转变，助推宝兴县的组织、生态振兴，并以生态产业化的形式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西南地区林业资源丰富，林业生态资源的循环开发利用是盘活闲置的林业资源，实现生态致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路径。其通过对林业资源的循环轮伐，以及化肥、农药的减量化投入，充分挖掘林业资源及林下产品的生态溢价价值，从而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林业资源循环开发模式。但由于林业资源生产轮伐期长，成本投入大，获取生态资源价值仍需长期依靠政府的生态补偿，且面临着林业碳汇核算体系不完善、供求对接和金融支撑体制机制不健全的区域性普遍难题，从而制约林业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进程与深度，对乡村生态产业振兴的实践进程产生影响。

3.1.3 东南生态区生态资源多元立体开发模式与乡村全面振兴——以浙江丽水为例

浙江省丽水市地处中国东南生态区的东北部，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拥有河流湖泊、山川美景、村居民落等众多优质生态资源。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萌发地和先行实践区，丽水市率先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从先行试点迈向先验示范。以量化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为切入点，探索并形成了生态溢价考核的财政奖补机制，以及GDP和GEP双核算、双评估、双考核机制等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和生态资源交易制度体系。同时，丽水市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办公室创新推出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的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四类“强村公司”运营项目，更加精准地巩固提升村级集体经济基础，有效实现集体经济由“保基本”向“高质量”的发展转变。另外，丽水市借助生态资源价值转化的人才需求契机，积极建设“人才金桥”工程和实施“百名博士入百家企业人才引领计划”，从而为实现生态资源价值转化提供人才支撑。在此基础上，吸引城市资本延长生态资源产业链，打造生态资源产业集群。例如基于万亩茶园的产业项目建设，通过开发骑行绿道、驿站等产业配套设施的农旅融合综合体；或深耕“水旅”文化资源，通过打造通济堰历史文化歌舞剧《通济堰魂》等文化产品，建设“灵康—杏福小镇”“丽水郎奇—白桥”、串联4个旅游特色村、集聚民宿229家的缙云仙都风情绿道等康养旅游小镇项目。而对于具有不同村域特色的生态农业资源，应发展生态农业产业。例如祯旺乡的有机甘蔗、庆元的甜橘柚、千峡湖的“洁水渔业”、遂昌的青钱柳等均是体现“丽水山耕”品牌特色的绿色有机产品，在丽水比比皆是。2022年，丽水市全体农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28470元，同比增长7.9%，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连续14年位居全省第一。如此，浙江丽水围绕“两山”理论，创新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以绿水青山作为吸才引智的新平台，坚持生态资源的“两化”转型，通过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的三产融合发展，推动绿水青山释放生态红利，使“生态的绿色”转型为“发展的绿色”，最终以生态资源的全面立体开发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作为华东地区的“生态屏障”，浙江丽水根据区域特色的生态资源开展了包含生态农业、生态循环、产业融合开发的生态资源多元立体开发模式。该模式以具有区域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为基础，综合开发休闲、康养、教育、文化等资源，融合农特产品、村落民居、生态康养等多产业价值实现平台。然而，生态资源多元立体开发模式的开发规模较大且涉及产业众多，“一拥而上”的大规模深度开发易导致资源开发过度与生态系统破坏，并最终陷入资源枯竭和农民返贫的困境，从而制约乡村振兴的实践进程。另外，生态资源多元立体开发模式正处于探索期，其在组织、人才、产业建设等方面均面临着体制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的区域性现实难题。需要针对不同地区生态资源的形态结构，构建科学的生态资源价值核算评估体系，创新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学习先进科学的管理经验，多方面协同推进乡村振兴。

3.2 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共性现实难点

3.2.1 村社理性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冲突

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化过程包含了两种不同的制度逻辑：集体产权下的村社理性和产权明晰下的市场机制。前者主要通过谈判、沟通、互动等社会规范来规制村民主体行为，是熟人社会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有效制度安排，具有明显的排外性特征；而后者通常运用行政命令手段履行生态资源开发合约，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生态资源价值[36]。由于薄弱的村社基础无法承担生态资源价值培育与开发所需资金、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大量投入，因此需要以“合约”形式引入生态资源价值开发的城市投资主体，通过市场化补偿机制实现集体产权下“村社理性”与产权明晰下市场机制的有机统一。然而，基于“产权合约”的生态资源开发破坏了当地长久以往的生态资源高依赖性平衡，从而易由于短期利益丧失而遭到村民个人或集体的毁约抵制，以较低的毁约代价剥夺已赋予外部开发组织的地方合法性。因此，相对模糊的村社集体产权束、非正式的集体管理规范和较差的行为约束性，将共同导致其无法长期稳定对接市场机制所要求的产权明晰和资源开发合约的制度安排，从而致使外部投资主体的前期投资面临沉淀为沉没成本的巨大风险，甚至引发生态资源的资本化过程停滞，以及城市资本退出生态资源产业化建设的严重后果。所以，村社理性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冲突可能会导致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管理和对外谈判作用失效，以及城市资本与乡村生态资源的资产化融合脱节的难题，使之无法为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兴夯实生态物质基础和集体组织保障，继而制约乡村生态、产业振兴目标的实现。
重庆市莲花坝村的村民通过将闲置的宅基地按照砖混4元/m2/月和土木2元/m2/月的价格，入股由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和企业共同开发的生态民俗项目。其中，邓家院子以民俗餐饮为特色的经营方式在2020年5月以来实现了月均数万的营业收入，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参与宅基地改造的17户村民户均获得5016.28元的保底收益，村集体获得了总计8527.68元的保底收益[37]。然而，由于村民组织与外部投资主体尚未形成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当期收入未达到预期收益时，极易导致村民滋生不满情绪，从而引发村民私自拆毁移走假山、盆栽等生态景观，或将绿草花卉拔除进行复垦等毁约和对抗行为[37]。因此，在长期沿袭的制度框架下，村民的生产活动严重依赖于已有生态资源，并具有非常强的物权意识，以致于市场机制和外部投资主体无法真正通过制度合约约束村民的主体违规行为，从而导致双方合作框架崩塌，制约乡村振兴进程。

3.2.2 生态资源价值化的边界划定

以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实现乡村振兴，需要确定合理的生态资源价值化边界。一项基于拉丁美洲40个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案例的研究表明，24个PES案例以当地社区为边界且成功率高达67%；12个PES案例将边界扩展到区域层面，成功率为58%；仅有4个案例以国家为边界，其成功率为0[38]。其中，社区和区域层面的生态资源管理者能够更好地识别行为者和中介机构，也便于联合监测成本和收益。由此表明，乡村生态产业建设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生态资源价值化的空间边界范围。在较大的资源边界范围内，通过市场机制盘活生态资源价值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资源整合成本高企等难题极易引发市场机制僵化、制度脱嵌。而在生态和社会密切关联的村社开展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开发通常拥有较大的成功概率，因其能够因地制宜地灵活调整开发模式，避免由于边界范围过大而导致开发的低效率和管理成本高企，从而实现乡村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36,39]。然而，若仅瞄准于分散沉淀在村社内部或周边地区的小微生态资源，难以通过资源整合的形式来改变村社间生态资源的分配不均现状，且有悖于生态资源资本深化、多渠道资本融资和人才知识技术吸纳的对外开放诉求[36]，势必导致生态资源无法通过与外来资本进行深度融合互嵌而实现生态产业集群建设。因此，过小的生态资源价值化边界可能会由于资本深化程度不足而弱化乡村生态产业的市场化收益，而过大的价值化边界往往伴随着低效率与高成本并存的现实难题，从而无法兼顾实现乡村生态共富，二者均会制约乡村生态振兴的实现进程。
上述案例表明，以农特产品产业化开发的生态农业主导模式是村级和县级范围内实现生态资源价值的基础模式，尽管其可能面临产业结构单一和助推乡村振兴动力不足的困境，但其价值化实现形式往往更加稳定。而对于东南生态区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形态，多元立体开发模式的多产融合和产业集群建设涵盖了市级以上更加广阔的价值化边界，从而使当地农民能够获取更加丰厚的生态化收益。然而，该种模式需要以开发、监督、管理等融合交错的体制机制为支撑，同时需承担局部机制失效而引发的全局生态资源开发失序甚至失败的连锁反应。因此，兼顾助推动力与失序风险，从而确定合理的价值化边界，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助推乡村振兴的关键。

3.2.3 生态资源多功能属性的拆分置换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积淀和生态底蕴。沉淀于乡村空间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资源天然具有人们生存所需的社会、文化、生态等外在属性，以及隐含于其内部的经济功能属性，具有“多功能属性粘连”特征。如土地集中的“虚拟商品化”过程相同，乡村生态资源并非天然的生产要素，其经济功能开发的市场化定价与交易需要经历生态资源要素化转变的“交易前史”，并在此过程中付出“原初交易成本”[40]。然而，“山水林田湖草沙”等乡村生态资源所具有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决定了其功能属性不可简单切割，以“粗放发展、一卖了之”的单一市场配置手段强制拆分生态资源的多功能属性，将严重削弱生态资源整体溢出的正外部效应。乡村振兴战略的绿色发展理念要求通过市场机制综合整全开发乡村“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资源以实现经济价值，并由此体现出整全拆分、剥离、置换生态资源社会属性、保障生态属性、文化属性的内在要义。其中，置换住房、养老、就业等社会功能是生态资源转化为要素从而能够进行市场配置的基本前提，保护生态资源价值化过程中的生态原真性和文化传承性是维护市场稳定的根本保障。由此，拆分、剥离、置换生态资源的社会属性有助于降低资源要素化过程中的“原初交易成本”，维持资源开发合约和市场稳定。
借鉴温铁军等[40]科学置换土地多功能属性的研究案例，湖北省马岭村村民以土地入股和资金入股两种方式组建了集体所有的有限公司和土地股份合作社，并通过吸引城市资本建设形成“5+2+1”的八大生态产业。然而，对于土地资源所具有的生产、居住、养老、保障等多种功能属性，该村首先将无偿参与房屋拆迁的居民安置于标准化住宅小区，并对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村民实行免费集中养老，由此有效剥离并置换了宅基地和土地的居住、养老保障功能；其次，村内生态资源的产业化建设为本村村民提供了大量且多样化的就业岗位以及高于当地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有效置换了土地的保障功能；最后，以生态资源产业化收益赋予当地农民分红的权利，并由此实现对土地生产功能的替代与置换。通过上述措施，该村成功吸纳外部投资约2亿元，通过盘活乡村生态资源实现生态共富。

4 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突破路径

针对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区域现实难点和共性现实难点，分别从逻辑发展、区域难点、共性难点三个视角提出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突破路径，以期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多元化的路径选择。

4.1 逻辑发展视角：以生态资源市场培育为核心，分阶段探索永续助推的体制机制

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培育生态资源市场消费主体，通过市场机制推动乡村生态产业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结合生态资源价值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助推乡村振兴的三阶段逻辑机理，具体突破路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4.1.1 建立生态资源处置清单，完善生态资源价值核算体系

盘活生态资源价值，首先注重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建立集生态资源数量、修复、开发为一体的生态资源处置清单，清晰呈现乡村地域范围内生态资源的种类、布局、存量等本底概况，以便于全局、全周期管理。例如在探索生态资源资产统一确权登记制度上，福建省顺昌县“南平森林生态银行”率先完成了资源权属、空间边界、质量等级、森林分类等资源摸查工作，并将全县生态资源系统整合为一张图、一个表、一个数据库，实现生态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监管[41]。其次，应以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为切入点，根据生态资源的不同类型和形式编制生态资源价值核算清单，核算开发边界内所有生态资源的功能量，再以经济评估的方法将功能量转化为价值量，从而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资源价值核算评估体系，为生态资源的出让交易、转移支付、抵押担保等奠定价值转换基础。例如浙江丽水市构建了市县乡村四级GEP核算体系，发布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南》地方标准，为其他地区生态资源价值核算体系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4.1.2 加快生态资源产权制度建设，提升新型集体经济市场组织能力

在城市资本不断落地融入乡村生态资源建设的背景下，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是实现生态资源综合立体开发的必要制度安排和组织载体[11]。首先，扩大融资规模、拓宽融资渠道，开发生态债券、期货、基金、信贷等绿色金融产品，依靠生态资源的地域特色和品牌效应，在银行、债券、股票等市场进行多元融资，提升生态资源资本化水平。其次，深化生态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明晰生态资源产权边界及权力束，提升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探索乡村生态资产权益在村社内部的自由流通模式，提升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生态资源管理效率。最后，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型集体经济构建的配套政策落地，建设赋予新型集体经济法人资格的生态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培养集体资产市场运营水平，同时将其纳入政府政策支持与市场监督管理体制，强化发展保障和规范监管，提升新型集体经济的市场组织能力[42]。

4.1.3 夯实乡村生态资源基础，打通“两山”转化市场通道

习近平总书记[43]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加快建立健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首先，立足乡村生态资源的物质基础，建立生态资源市场机制。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和绿色服务业，以生态旅游的形式满足消费者的绿色生态消费需求。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造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实现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生态化发展，提升产品的生态价值增量。其次，培育包括家庭农场、工商企业、合作组织、股份制林场等生态产业的新型经营主体，提高生态资源管理效率。同时，推进三产融合，建设生态资源产业集群，提升生态资源产业附加值。最后，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完善交易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增加市民“绿水青山”的消费需求，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到生态资源保护与修复之中，实现生态资源保护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4.2 区域难点视角：立足本土生态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稳定的价值化模式

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全体村民生态共富，区域层面的突破路径要求立足本土资源优势，针对性解决区域现实难点，因地制宜发展稳定的价值化模式。

4.2.1 推进三产融合，避免同质竞争

解决西北干旱区生态农业主导模式存在的产业结构单一、助推动力不足以及同质化竞争问题。首先，应纵向延长产业链，积极发展“育种”“有机肥”“初级农产品精深加工”等相关产业，提升产业链各环节的生态附加值，增加农民生态化收益。同时横向深入推进三产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采摘+农旅”“农特产品+康养”等多功能生态产业，使其能够多元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其次，鼓励创新生态资源价值化形式，加大生态资源价值化主体的专业培训力度，以年度为单位定期总结工作成果及不足之处，同时根据本地生态资源特色详细制定下一期生态资源开发规划，避免由于产业结构相对单一而导致“模仿大于创新”，从而放任生态产业自由演化为高度同质竞争的局面[44]。

4.2.2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保障资源开发主体的机会成本收益

对于西南林区周期长、开发慢的林业资源循环开发模式，在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实现过程中，更加依赖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制定市场规则，弥补市场失灵，促进生态资源价值实现。首先，将生态文明理念和“两山”理念作为乡村振兴体制机制建设和政策制定的行动准则。明确地方政府部门相关职责，建立上级主导、下级协调、分工明确的生态资源价值协同管理体制，避免由于单一部门责任过重而引发生态资源的消极开发和资金落空问题。其次，加强“两化”转型的制度供给，健全生态资源开发监管制度，确保集体经济组织及外部投资主体权责明晰、行为规范、监督有效；完善政府财政出资的生态补偿制度，扩大补偿范围，对于未取得市场化收益的开发主体，给予其生态资源开发的机会成本补偿，保障资源开发主体的基本权益；加大政府生态产品采购力度，充分发挥政府对于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现实导向作用。

4.2.3 预防短视行为，健全生态产业制度体系

东南生态区多产融合且规模较大的综合立体开发模式仍处于探索期，其污染消纳、生态循环、恢复能力较强，但受经济利益驱使，“一窝蜂”式的开发模式可能会导致生态资源过度开发甚至不可逆破坏。因此，生态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应遵循“综合立体开发”的理念，建立健全生态资源价值协同管理体制、开发监管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生态化评估监管制度等，做好生态产业化配套措施，注重生态产业的后期维护，从而实现生态产业“边保护、边收益”，避免陷入“边污染、边治理”和“先污染、再治理”的产业发展模式。

4.3 共性难点视角：合理划定价值化边界，科学置换生态资源价值属性

针对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共性现实难点，主要突破路径如下：

4.3.1 遵循村社理性治理逻辑，充分发挥乡贤引领示范作用

缓解村社生态资源管理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矛盾互斥并实现融合互嵌，应遵循乡村熟人社会的内在治理逻辑，依靠“村社理性”发挥乡贤治村的引领作用，推动在地乡贤管村和新乡贤返乡治村。一方面，在地乡贤与村社紧密联系，拥有德高望重的个人权威，代表村民的集体利益；另一方面，返乡新乡贤通常为集资财、道德和深切乡土情谊的地方精英[45]，能够兼顾村社居民和外部投资主体的双方利益。因此，发挥乡贤的引领作用，强化乡村集体协商和行动机制，为市场化机制的有效运行奠定基础；同时构建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利益共享的制度化张力规范合约双方的履约行为，根据权责利对等原则推动双方利益让步、履行义务，稳固城市投资主体的本地合法性，从而保障制度有效融合。

4.3.2 明确村社“三变”改革主体，强化县域治理能力

确定合理的生态资源价值化边界，应基于村社内部独特的社会资本和道德规范，明确村社“三变”改革主体，将村社作为生态资源价值的供给主体和盘活资源价值的重要支撑。然而，由于生态资源布局的差异性和不可逆的过度开发，部分村庄往往已经退出“生态高地”行列，但其周边外部未被开发的天然山水景观仍具备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后备资源的潜在优势。县域包含“县城—乡镇—村庄”三级体系，是对接城市、管理乡村、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通的枢纽和转换器[46]。县域管理能够因地制宜地统筹整合区域边界内的生态资源，依据就近原则和产业融合需求，将村庄边界外长期沉淀的生态资源产权下放至“非资源型”村社，实现村社间的生态资源融合和全产业链打造，借助外部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乡村振兴的空间正义。因此，将县域和村社集体分别作为生态资源的统筹管理边界和价值开发边界，充分发挥县域对生态资源的统筹、管理、分配等功能，依靠村社集体实现其边界内生态资源价值的盘活与开发，是解决生态资源价值化边界划定难题的关键。

4.3.3 强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科学转嫁乡村生态资源属性

置换生态资源的多功能属性，应加强乡村住房、交通、娱乐等基础设施建设，建造住宅小区和乡村养老院承接生态资源的住房和养老属性，依托生态资源产业开发的新增就业岗位置换生态资源的就业和保障属性，以生态产业的收益分红置换生态资源的生产属性。同时注重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可持续发展，坚持生态资源综合立体修复与开发，保障生态原真性和文化传承性，依托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实现乡村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等福利的建设与共享。

5 结论

乡村生态资源与乡村振兴具有不可割裂的内涵逻辑关联，二者之间存在着清晰的逻辑衔接关系。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于激发乡村振兴新生动能。乡村生态资源以粘连和不可分割的形式沉淀在广大农村，能够极大地塑造以内循环为主的新格局，具备成为助推乡村振兴新生动能和新增长极的巨大潜力。
生态资源价值化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综合立体开发理念，体现“生态资源价值培育—生态资源资本深化—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三阶段动态发展内涵，并由此决定了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三阶段逻辑机理，使之高度契合乡村五大振兴目标，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生态资源价值培育阶段，以空间生态资源修复整合助推乡村生态、文化振兴；生态资源资本深化阶段，通过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助推乡村组织、人才振兴；生态资源价值实现阶段，以生态、产业的“两化”转型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然而，由于不同区域生态资源种类及形态不同，其助推乡村振兴的价值化典型模式存在区域差异，同时面临着具有区域特征的区域现实难点与体现总体性的共性现实难点。为此，需要分别从逻辑发展、区域难点、共性难点三个视角积极探索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突破路径，为盘活生态资源价值并以此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
在本文基础上，未来研究可在以下两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注重基于理论视角分析生态资源价值化如何助推乡村振兴，但并未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进行量化研究，因而无法度量不同资源禀赋助推乡村振兴的动能推力和实际贡献程度，未来可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量化不同区域生态资源价值化对于乡村振兴的助推动能；另一方面，重点论述了生态资源价值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但并未深入关注乡村振兴如何影响生态资源价值化，未来需要进一步厘清生态资源价值化与乡村振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完善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体制机制，为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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