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大现实需求。为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探寻城乡协同治理的路径，明晰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特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就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态势与路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路径、乡村聚落重构、乡村新业态发展、数字技术驱动乡村转型、不同区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等前沿问题进行笔谈，以期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关注：（1）全局统筹与区域联动导向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主要壁垒与创新路径。构建城乡有效衔接和互补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以县域为载体加快城乡联动发展，推动流动人口的弹性治理和城乡自然社会统筹治理。推动跨界治理，鼓励东西部地区帮扶协作，实现区域尺度的城乡协同发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强化县域及小城镇的联动作用，增强人才、技术、资本流入的吸引力，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转型；东部发达地区要构建多点支撑、网络布局、层次分明的空间结构体系，拓展城乡要素流动的广度与精度，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转型升级和普惠发展。（2）国土空间“规划—利用—整治”驱动下优化配置资源要素实现城乡共治和乡村重构。通过国土空间规划锚定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由规划实施落实城乡空间布局优化，通过空间有机更新提升空间品质，驱动不同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重点关注乡村功能供给水平、资源利用方向和产业发展模式，挖掘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景观等复合功能，探索区域适配、特色凸显、高效增益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强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引领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整治，推动资源要素整合和价值提升，加强城乡产业互动、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有序流动。（3）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平台支撑下城乡治理精细化和乡村转型发展的认知提升与实践创新。建立城乡数据共享平台，破解城乡融合的“数字鸿沟”，实现城乡治理精细化。深度应用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数字设备的覆盖面，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城乡文化资源。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对接消费市场，打通多元化的农产品上行渠道，刺激城乡居民消费转型和消费能力提升。将数字技术植入乡村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全过程，推动农业生产智慧化、乡村产业发展数字化、乡村政务智能化和乡村社会治理数字网格化。以上观点可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整全开发理念盘活乡村生态资源价值，是新时代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在揭示生态资源价值化所经历的“生态资源价值培育—生态资源资本深化—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三阶段发展内涵的基础上，阐述生态资源价值化与乡村振兴的内涵逻辑关联，并深入剖析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三阶段逻辑机理，探讨助推乡村振兴的区域典型模式以及在助推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区域现实难点和共性现实难点。基于逻辑发展、区域难点、共性难点三个视角提出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突破路径，为盘活生态资源价值，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
海域立体确权制度改革不断推进，迫切需要探索秉承三维思维的海域空间认知、利用与管理体系。由于对海域三维空间及其空间利用特征的认识不足，当前制度实践缺少足够的理论支撑。基于此，从空间维度对海域资源类型进行了重新分类，将其划分为要素类、景观类、动力类和空间类，逐一分析其利用过程中的空间使用特征。进而，从项目选址、产业融合发展和空间效率提升三个维度阐述了海域立体分层利用的现实诉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视角下海域立体分层利用的空间特征及相互关系，并对海域使用权竖向切分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海域立体化管理的关键在于将动态的空间利用与静态的海域使用权属切分衔接。因此，基于法律和实践两种认知视角的衔接，将海域空间分为权利空间和物理空间，后者细分为主要空间、附占空间和建设维护空间，并阐明了各类空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地，从宗海垂向范围界定、完善现有制度体系、协调空间冲突、开展多用途用海与立体空间规划等方面，对海域立体化管理提出建议。
协同推进山区林业产业发展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国家实施林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浙江省山区26县2001—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揭示山区林业产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林业产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影响存在差异，经济发展水平高于5.953时，林业产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降低。（2）山区林业产业规模通过就业和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负向影响，山区林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则通过收入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相对于跨越发展县，林业产业发展对生态发展县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更大，相对于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果更明显，林业产业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严格保护夯实山区林业产业发展资源基础，以科技创新引领山区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山区林业产业迭代升级，以就地就近就业带动山区农村居民增收。
科学评价资源型城市转型效果是衡量国家区位导向性政策实施成效的重要途径，也是“双碳”目标下研究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问题，而对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综改区”）的评价更具有典型意义。选取中国113个资源型城市样本数据，将“综改区”包含的10个城市视作处理组，其余103个城市视作控制组，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了“综改区”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综改区”设立推动了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2）“综改区”设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表现出先抑制再促进的阶段性特征；（3）“综改区”设立能够通过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和提升创新能力来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4）通过产业结构与创新能力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门槛效应，进一步解释了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存在阶段性特征的原因。
绿色创新是实现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探究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对于破除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路径锁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6—2020年中国115个地级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产业结构层次指数、文本分析法与超效率SBM模型，表征并刻画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与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通过多元线性回归评估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提升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1）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增加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该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从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提升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上看，中、西部城市优于东部城市，再生型、成熟型城市优于衰退型和成长型城市，森林型城市优于油气型、钢铁型、有色金属型和煤炭型城市。（3）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增强通过提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个渠道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动态变化。
提升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既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揭示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梯度转换规律及影响因素，对促进区域绿色全面转型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超效率EBM-GML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对比分析2016年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前后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空间梯度格局变化，进而采用空间马尔科夫链和空间计量模型揭示绿色经济效率梯度转换规律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3—2020年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持续上升趋势，2016年以来绿色经济效率增幅明显，技术进步是主要来源。（2）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效率沿上中下游呈现纵向的“~”型梯度强化趋势，而从沿江向远江的横向来看，则呈现扁平化到倒“U”型梯度转换。（3）2016年以来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效率发展趋势良好，高梯度城市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凸显，使得低梯度城市“路径突破”效应显著增强。（4）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投资强度、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梯度转换具有正外部性，而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则有负向溢出效应。对比两个时期发现，绿色经济效率梯度转换的驱动因素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间接效应强化，而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增强。
针对当前森林资源资产清查价格体系建设中国家级均质区划分粗略、价格修正方法不完善、难以适用于多层级管理等不足，在融合使用森林现状属性、统计资料及遥感监测等多源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以价格信号数据条件情景判定为支撑，以清查工作目标导向的省级均质区划分为核心，涵盖多层级价格修正方法与精细化资源类型价格修正因子的森林资源资产清查价格体系构建框架。并结合青海省清查工作实例，基于35万图斑的森林资源现状调查成果和卫星遥感等多源数据，实现了省、县两级四类林地十余种林木精细化价格体系的实证构建。提出的多层级精细化的价格体系框架构建思路及实证成果，可为中国森林资源资产的高质量管理提供询证决策支持。
为实现区域水资源平衡与社会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提高水资源资产化管理水平，在系统分析多元水循环模式下水资源系统演变规律与水资源要素近远程耦合的基础上，提出水资源资产核算边界的多种分类方法；从循环耦合视角出发，利用水足迹分析方法，构建考虑实体水与虚拟水相结合的水资源资产核算模型，核算并分析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水资源资产情况。研究结果有助于厘清双循环新格局下水资源资产动态耦合的内在机理，拓展水资源核算的理论体系，为国家和区域开展水资源资产核算提供有益的科学参考。
旅游通常被认为会增加碳排放，但山区避暑游是从高碳排放的客源地到低碳排放的目的地的旅游，可能具有减碳效应，因此需要测算山区避暑游的减碳量，研究其减碳机理。以川渝地区为案例，从客源地和目的地整体视角出发，研究山区避暑游的减碳效益和机理。四川盆地盆中夏季炎热，但周边高山夏季凉爽，就近山区避暑游是盆中成渝地区居民夏季旅游的主要形式。基于推拉理论，构建了山区避暑游旅游流预测模型，得到旅游流数据；再以空调使用、旅游交通和房屋建筑改造的碳排放量为测算指标，计算山区避暑游的减碳量。研究表明：（1）游客去山区避暑游，由于旅游交通和建筑改造，碳排放量会增加，且排放量并不低。（2）从客源地和目的地整体视角测算比较，川渝山区避暑游是减碳的，并且减碳效益明显，在7-8月份之间，最高可实现的减碳量为35.82万~115.92万t。山区避暑游的减碳潜力巨大，大力发展山区避暑游对促进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2007—2021年中国2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碳排放效率的内在机制与地方政府行为下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会对碳排放效率产生负面效应，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采取硬约束、目标加码以及超额完成下，会进一步加剧对碳排放效率的负面效应，而“留有余地”的软约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碳排放效率的提升。（2）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与目标加码会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进而对碳排放效率产生负面效应，而软约束能够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技术创新水平，从而促进地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3）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单一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技术创新门限效应，依靠产业结构高级化策略与技术创新策略是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提高碳排放效率的有效手段。（4）地方GDP考核压力的提升不仅会弱化经济增长目标软约束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还会进一步加剧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省市间目标加码以及超额完成对碳排放效率的负面作用；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以及目标约束方式的转变可有效弱化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碳排放效率的负面影响。
耕地利用转型与县域城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耦合关系，开展两者的耦合研究对促进耕地可持续利用和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厘清耕地利用转型与县域城镇化的耦合作用机制基础上，选取河南省为案例区，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PVAR模型等方法探究两者的耦合作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河南省耕地利用转型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演变过程，并且呈现日益均衡的空间分布特征。（2）河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逐渐上升，并且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发展格局。（3）河南省耕地利用转型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整体水平不断上升，并且呈现日益均衡的空间演化趋势；但是，耕地利用转型与县域城镇化的良好协调区域数量仍然较少，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有待进一步提升。（4）河南省耕地利用转型与县域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受自然、经济、社会、政府等多维因素的综合影响，各影响因素贡献程度和影响效应有所不同。其中，海拔、产业集聚、人口密度、公共财政支出的贡献程度相对较高；产业集聚、公共财政支出等对耦合协调度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海拔、人口密度等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为缓解水资源短缺这一黄河流域最大的矛盾，基于虚拟水维度评估其水资源流动及其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结构路径分析方法和风险传递模型，从多尺度近远程耦合视角分析黄河流域虚拟水流动和水资源短缺风险传递。结果表明：在区域层面，由黄河流域外部净调入虚拟水可以显著降低流域内部水资源短缺风险。在省际层面，内蒙古、河南在流域内部发挥了较大的虚拟水支撑作用，以四川、内蒙古为源头的省际虚拟水流动能有效缓解流域水资源短缺风险；在部门层面，经由农业部门流向工业、服务业部门，以及能源、原材料部门流向建筑业部门的虚拟水占流域产业虚拟水流动路径的比例较大，且水资源短缺风险传递价值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