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研究论文

乡村生活空间的概念模型与转型研究框架

  • 卓蓉蓉 , 1 ,
  • 杨丽霞 1 ,
  • 徐萌 1 ,
  • 顾秋实 2
展开
  • 1.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
  • 2.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南京 211189

卓蓉蓉(1990- ),女,福建晋江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乡生活空间演变。E-mail:

收稿日期: 2023-03-27

  修回日期: 2023-07-17

  网络出版日期: 2023-10-13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0119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7125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YJCZH276)

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Y202147722)

Conceptual model of rural life space and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framework

  • ZHUO Rong-rong , 1 ,
  • YANG Li-xia 1 ,
  • XU Meng 1 ,
  • GU Qiu-shi 2
Expand
  •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 2. School of Humanity,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3-27

  Revised date: 2023-07-17

  Online published: 2023-10-13

摘要

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剧了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已有的乡村生活空间研究缺少对多元空间和混杂主体的关注,不利于复原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特征与内在机理。沿循乡村生活空间的概念模型—转型特征—影响机理的逻辑思路,在构建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研究框架。主要结论如下:(1)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居民居住并进行就业、消费、休闲等主要日常活动而形成的空间聚合体。基于“乡村空间三元模型”,乡村生活空间包括宏观的物质生活空间、中观的社会生活空间和微观的日常活动空间,即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是多层尺度、多元空间和多维主体的构成。(2)在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等外源驱动和乡村内生响应因素的作用下,政策、资本、技术、人口、文化等要素在城乡间快速流动,乡村生活空间加剧转型,乡村物质生活空间、乡村社会生活空间、乡村日常活动空间等多元空间的转型度及其之间的协调性关系揭示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过程与格局。(3)乡村生活空间多层尺度的传导机制、多边空间的交互作用、多维主体的混杂效应等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机理。以多元空间认知为切入点的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研究有助于丰富当前中国乡村地理学的理论视角,为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本文引用格式

卓蓉蓉 , 杨丽霞 , 徐萌 , 顾秋实 . 乡村生活空间的概念模型与转型研究框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 38(10) : 2554 -2568 . DOI: 10.31497/zrzyxb.20231009

Abstract

It has been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that rural life space i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China. The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insufficient rural development are the prominent manifestations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society in the new era, and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ve intensifi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ife space. The current rural life space research lacks attention to multiple spaces and mixed subject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restoring the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mechanisms of rural life spac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or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aims to propose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rural life space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model, follow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rural life spac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Rural life space is a spatial complexity composed of rural residents' activity space, including housing, working, consuming, and leisure spaces. Based on the three-fold model, rural life spa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ubspaces: physical life space at the macro level, social life space at the meso level, and daily activities space at the micro level. In this respect, the three-fold model features rural life space as multi-level, multilateral, multi-agent spaces. (2) Under the effect of exogenous drivers such as globalization,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and their endogenous response factors of rural areas, government policies, capital, technology, population, culture and other factors are mobilizing drasticall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giving ris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ife space. Furthermore, we introduced the transformation degree to analyze the coordination relations between physical life space, social life space, and daily activities space, which orients to uncovering the process and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 life space transformation. (3) For the rural life spac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we propose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multi-level spatial conduction,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multilateral spaces, and the hybrid effects from rural agents. The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ife space with multiple spatial cogni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will help enrich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rural geography in China, and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中国城镇化已进入“下半程”,经济社会由追求高速增量转而追求高质量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途径,而重建乡村的生活空间是乡村振兴的深刻内涵所在[1]。因此,乡村生活空间作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与抓手,乡村生活空间治理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前提[2]。在具有显著地域差异性的乡村重构与转型背景下,乡村生活空间的治理逻辑注定要将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特征与影响机理纳入参考,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考量如何协调乡村生活空间资源,整合要素、优化空间结构与功能[3]。因此,探究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特征与机理,是明晰乡村生活空间治理路径、应对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4]
乡村重构与转型的背景下,人口、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城乡间快速流动,乡村正以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态势加速参与到社会生产和消费的网络中[5,6]。外来定居者、旅游者与原住居民混杂于乡村,乡村地域功能也由单一的生产转向兼具生产、生活、消费等多元功能转变[7-9]。从地理学者的角度来看,乡村生活空间是由居住、就业、消费和休闲等几类活动空间迭置而成的空间聚合体或多层次地域空间综合体[10,11]。据此,除了为乡村居民的居住、消费、休闲等日常活动提供场所或空间,广义的乡村生活空间也应包括为乡村居民提供生计基础的农业用地等生产空间。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要素流动和功能转型的重要载体,它的主体混杂和空间功能多元化趋势不仅对乡村空间治理提出了新挑战,还对乡村地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框架提出了新要求[12]
在当代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下,乡村居民生活行为模式以及地方人地关系发生剧烈变化,与乡村居民人居环境、生活质量直接相关的生活空间研究正当其时,但当前学界从地理学的视角解读乡村生活空间的变迁规律之研究仍稍显薄弱[13,14]。其次,当前的乡村地理学研究中,乡村转型与空间重构、农村居民点布局与演化、乡村生产空间等方面的乡村物质空间研究是主要议题[15-19],且受传统的“物质—意象”二元乡村空间认知思维模式的影响,难以全面剖析乡村生活空间系统及其转型机理与治理路径。提升对乡村生活空间的多维度认知,系统地对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过程和机理进行阐释,既是当前乡村转型与空间治理领域有待解决的重要议题,也有助于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研究框架[20]
综上所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均对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研究提出了现实需求。本文首先阐释当前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研究的现实需求与理论响应,归纳“乡村空间三元模型”对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研究的启示,进而构建基于“乡村空间三元模型”的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最后提出包含转型过程—格局—机理的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研究框架。

1 乡村生活空间转型与乡村空间三元模型:现实需求与理论响应

1.1 乡村生活空间转型

乡村生活空间既包括自然物理空间也包括社会空间,还包括心理、认同等主观空间[21],乡村生活空间具有为乡村居民提供居住、就业、消费、休闲等功能。如将乡村生活空间视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该系统的转型实为功能转变引起的系统性质变化,那么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本质内涵即为地域系统主体功能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急剧变革,指导乡村居民日常生活行为的逻辑随之改变,乡村居民的生计方式、消费习惯、休闲行为等均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22],乡村生活主体也逐渐混杂化,乡村生活空间原有的以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为主的单一、均质的功能逐渐向多元化、异质化的多功能转变[23]
国内学者认为,乡村空间转型发展研究主要包括乡村聚落转型、土地利用转型、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城乡关系变迁等方面,且这几个方面同步发生、相互影响[24,25]。总体而言,当前对乡村生活空间的研究仍被纳入乡村重构—转型研究的背景与框架之下,主要包括乡村聚落、乡村居民点、乡村人居环境等,对日常生活层面的研究则主要包括居住、就业、消费、休闲等几个活动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机制[26-28]。实现乡村多元价值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目标之一,而乡村生活空间转型是乡村多元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后生产主义视野下,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乡村的旅游消费、高品质居住和生态服务等多元价值空间不断产生、扩张和集聚[29-31],乡村绅士化是典型表现之一,因资本入驻形成的乡村绅士化现象不仅改变了乡村的社会阶层,还驱动乡村生活空间异化和重构[32-34]。受城市化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也渐趋多功能化[35],乡村的工业生产功能与生态旅游功能呈增强趋势[36]。与后生产主义的乡村多元价值发展相适应的是更多的学者呼吁应摆脱以往从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图谱来考察乡村发展和乡村性的宏观视野,而是从乡村的社会表征,即不同社会群体如何描述乡村,以及乡村在日常实践中被使用和建构的方式来表述乡村性[37,38]。与乡村多元空间和多元价值伴随而生的还有乡村转型中产生的各种空间现象或问题,如“专业村”“空心村”“数字乡村”等[39-41]。为应对这些新现象或新问题,学界也提倡应构建包括物质空间治理、空间权属治理、空间组织治理的乡村空间综合治理体系[2],尤其是更为注重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协作、多层级网络化治理结构的构建[42,43]
综上所述,以实现乡村多元价值为导向的乡村生活空间转型,以及为解决乡村生活空间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而构建的乡村空间治理体系,均超出传统“物质—意象”的二元空间认知,对乡村生活空间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即构建一个不仅能测度多元空间和多元价值视野下的乡村生活空间转型过程,还能揭示其转型机理的乡村生活空间认知模式。

1.2 乡村空间三元模型

乡村地理及其生活空间研究视角和方法正呈现出新变化,乡村的混杂性[7]、网络化乡村乃至全球乡村[44,45]等研究新时期背景下乡村发展的视角不断涌现[46,47]。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空间生产理论以及基于该理论构建的“乡村空间三元模型”(Three-fold model of rural space)是近年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创新的重要理论来源[48,49]
空间生产理论(Production of Space)认为空间的形成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物质空间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表象[48,50]。该理论构建了由“空间表征”“空间实践”与“表征空间”构成的三元一体的分析框架,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空间三元论被引入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空间生产研究中:其中一类为乡村居民点空间功能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如乡村旅游空间的生产被视为多元利益主体作用下的传统社区空间变迁过程,空间外来者(游客)的进入导致的主体多元化与社区空间生产过程如何联系是其理论推导的焦点[51,52];另一类是乡村居民点空间整合引致的空间正义等社会问题,如引用空间三元论分析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过程及内在机制,以居民社会关系的变化为切入点,视乡村公共空间为国家权力与村民利益相互斗争的产物,阐释城镇化快速发展下变化的社会关系对乡村公共空间物质形态的影响机理[53]
Halfacree[49]将这一“空间三元辩证法”运用于乡村研究领域,构建了“乡村空间三元模型”,对乡村空间认知的理论更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根据该模型,乡村地方性、乡村的表征、乡村生活是构成乡村空间的三维要素,三者分别表示具有明显乡村特征的实践活动的物理空间,资本利益集团、规划者或者政客们对乡村的主观构想空间,以及乡村居民体验的、生活的空间。这一模型中日常生活实践的引入弥补了传统“物质—意象”的二元空间认知难以从微观的、人本的视角研究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特征与机理的缺陷。事实上,日常生活实践在乡村空间转型的研究中早已先于上述理论认知而引发关注。例如,乡村居民的公共服务消费、居住行为、就业选择等日常生活被用于映射城乡关系的新趋势,从而以微观的社会视角探索乡村性转型的表征与内在机制[54];乡村居民的休闲、就业、消费等日常活动为从微观人地关系视角透视当代乡村地域系统演变提供有益信息[26-28];此外,乡村居民日常生活实践被用于测度乡村生活空间质量,并据此识别乡村生活空间网络结构特征[55]。总之,将日常生活实践纳入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研究框架,无论是在实践需求还是研究积累上,均是正当其时。
由此可见,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视为过程而非物质的理念内核,契合当前混杂背景和多元价值导向下的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研究;而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乡村空间三元模型”相较于传统的空间二元认知,前者可以还原快速城镇化影响下乡村生活空间内部多维主体和多类要素间的复杂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物质与社会空间之间的简单相互关系,可以为揭示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特征与机理乃至提出空间治理对策提供有益尝试。

2 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

构建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是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与当前偏重物质空间分析的乡村地理学研究不同的是,这一概念模型借鉴了“乡村空间三元模型”,构建包括物质、社会、日常活动的三元一体的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图1),三个组成要素相互促进或制约,其或一致、或冲突、或混乱的结构关联模式是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外在表征[46]。具体地,该概念模型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图1 基于“乡村空间三元模型”的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

Fig. 1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rural life space based on the three-fold model of rural space

剖析乡村生活空间的多层尺度。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是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多层尺度的概念模型,其中:乡村物质生活空间是宏观尺度下的乡村地域景观格局,包括乡村居民点、耕地、河流等;乡村社会生活空间是中观尺度下的乡村社会结构特征,如乡村居民在职业、收入、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使乡村社会空间发生分异,相似社会经济属性特征的居民在空间上的集聚形成了乡村社会区,不同乡村社会区形成一定的乡村社会结构;乡村日常活动空间是乡村个体或家庭等微观主体的活动空间,主要由居住、消费、休闲等分散的点状空间组成。由此,乡村生活空间是蕴含了宏观格局、中观特征和微观行为的多层尺度概念模型。
透视乡村生活空间的多元空间。Halfacree的“乡村空间三元模型”中,乡村地方性回答“乡村生活空间内有什么”的问题,乡村表征回答“乡村生活空间是什么”的问题,乡村生活回答“乡村居民在乡村生活空间内做什么”的问题。据此,以乡村物质生活空间代表乡村生活空间的地方性,是乡村生活空间有别于其他类型人居环境的属性和特征;以乡村社会生活空间表示乡村生活空间表征,其本质是不同主体对乡村生活空间的想象抑或是期望,同时也是乡村生活空间对这些主体所呈现的差异性的价值或意义,因而乡村社会生活空间可以说是乡村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在空间上的投射;以乡村日常活动空间表示乡村生活,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居民日常生活实践形成的空间。
厘清乡村生活空间的多维主体。乡村生活空间的多层尺度和多元空间也意味着它具有多维的空间主体,具体包括人类活动者(如乡村本土村民、村集体、政府、游客等)和非人类活动者(如资本、政策、技术、人文与自然资源等)。从人地关系的视角来看,辨识乡村生活空间的关键活动主体,是研究乡村生活空间转型机理的关键环节之一。

3 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研究框架

在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等因素推动乡村重构与转型的背景下,乡村生活空间加剧转型。基于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提出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研究框架,包括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过程、格局与机理。其中,乡村生活空间转型过程是乡村生活空间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的结构变化,转型格局是这一变化的空间异质性表现,转型机理则包括乡村生活空间系统内多层尺度的传导机制、多边空间的交互作用和多维主体的混杂效应等三个方面(图2)。
图2 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研究框架

Fig. 2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ife space

3.1 乡村生活空间转型过程

乡村物质生活空间转型度。乡村生活空间区别于其他类型人居环境的属性和特征主要表现为土地、产业、人口等要素(表1),这些要素的结构性变化表征乡村物质生活空间的功能性变化[56],各要素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率加权求和结果即为乡村物质生活空间转型度。
表1 乡村物质生活空间转型指标体系

Table 1 The indic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ubstantial dimension of rural life space

显性指标 隐性指标 指标释义
乡村物质生活空间 农村居民点面积占比 乡村常住人口占比 农村居民点面积占比=农村居民点面积/乡村地域土地面积;
农业用地面积占比=农业用地面积/乡村地域土地面积;
草地、森林、水域面积占比=草地、森林、水域面积总和/乡村地域土地面积
农业用地面积占比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
草地、森林、水域面积占比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乡村社会生活空间转型度。在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下,乡村社区已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异质性和复杂性,表现为乡村居民在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水平、经济收入水平、住房等社会经济属性的分异,如“空心村”“老年村”“绅士化乡村”等乡村社区的出现即为乡村居住空间和人口结构变化的空间映射。据此,乡村社会生活空间转型度可表征为乡村社区类型的变化。
乡村日常活动空间转型度。借鉴行为地理学理论,时间和空间均可视为乡村日常活动资源,资源的获得需要发挥主体能动性,乡村居民发挥主体能动性获得时空间资源的结果即为乡村日常活动空间可及性[57,58]。乡村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变化则为乡村日常活动空间可及性的变化,可称为流动性[59,60]。以乡村居民日常活动为内容,乡村日常活动空间转型度即为居住、就业、消费、休闲等类型活动空间流动性之和。

3.2 乡村生活空间转型格局

不同地域类型和发展阶段的乡村生活空间中,乡村物质生活空间、乡村社会生活空间、乡村日常活动空间的转型常处于不同步、不协调的状态。基于“乡村空间三元模型”的原理,动态变化着的乡村地方性、乡村表征、乡村生活之间存在结构化关联模式,当乡村空间内部表现为一致的和统一的结构化关联模式时,三者及其变化是协调关系,反之则为非协调关系。据此,从乡村物质生活空间、乡村社会生活空间、乡村日常活动空间的相互协调程度表征区域内的乡村生活空间转型格局,转型格局可以探析乡村生活空间转型在空间上的异质性和关联性,并进一步揭示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地域模式。
将三个子空间之间的协调关系抽象为笛卡尔坐标系中三个不同方向作用力的矢量关系,并用三者的力学平衡结果定量测度乡村生活空间整体的协调状态,从而构建基于力学平衡模型的乡村生活空间协调性判别模型(图3[61,62]图3中,O点为合力作用点,当三个子空间的作用力均达到预期目标时合力为0,即表明乡村生活空间转型实现了均衡发展,O点为均衡点;反之则表示乡村生活空间偏离均衡点。由此定义乡村生活空间偏离度为研究单元在“物质生活空间—社会生活空间—日常活动空间”共同作用下偏离均衡点的程度,判别模型如图3所示。采用极坐标 (F, θ) 来表征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协调状态,其中F为协调度,值越大说明该研究单元的乡村生活空间转型协调度越差;极角θ表征偏离方向,反映各要素间的匹配问题。OAOBOC分别为乡村物质生活空间、乡村社会生活空间和乡村日常活动空间等三要素的正向变化程度。当三要素均衡变化时,合力F为0并且落在圆心处的均衡点O;当三要素的变化不均衡时,F偏离均衡点OF的方向和大小可以定量化表征偏离程度。
图3 基于力学平衡原理的乡村生活空间转型偏离度判别模型

Fig. 3 The mechanical model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ife space

3.3 乡村生活空间转型机理

(1)乡村生活空间的多层尺度及其传导机制
乡村生活空间转型不仅受外源宏观尺度因素的影响[63],也受内部微观尺度空间和微观主体活动的作用[46],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影响因素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且这些相互作用可能强化或削弱它们单独对乡村生活空间转型产生的影响[64]。乡村生活空间的多层尺度相互作用可选取结构方程模型[65],以日常活动空间转型度为因变量,物质生活空间转型度为自变量,社会生活空间转型度为中介变量,分析社会生活空间转型在物质生活空间转型对日常活动空间转型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图4)。这一模型的基本假设为,社会生活空间转型在物质生活空间转型对日常活动空间转型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由此构建了宏观格局→中观特征→微观行为这一影响路径的尺度传导作用。
图4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乡村生活空间尺度传导机制

Fig. 4 The scale effect betwee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rural life space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2)乡村生活空间的多边空间及其交互作用
由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现象,作用于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转型结果存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和区域间的交互影响,这也是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影响机理之一[66]。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等是推动人口、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在区域间流动的重要动力,要素流动下形成的区域内外联动乃至以区域为节点的多重网络化发展,使不同层级的区域主体均成为相互依赖、相互耦合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67]。从要素流动和区域网络化发展的视角来看,乡村生活空间作为乡村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型同时受乡村地域系统外源驱动和内生响应两个层面的影响作用[68]。据此,探测空间交互作用对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影响机理时应考虑包括城镇化驱动及响应、工业化驱动及响应、全球化驱动及响应和市场化驱动及响应等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表2),具体而言,该指标体系的构建依据如下[69,70]:① 城镇化驱动及响应。城镇化作用主要表现为城镇用地、城镇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对乡村生活空间的外部驱动,以及乡村区域在用地类型、道路基础设施、居民收入等方面产生的内生响应。② 工业化驱动及响应。工业化作用主要表现为工业化水平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和先进技术输入对乡村生产、生活质量的改善。③ 全球化驱动及响应。全球化作用主要表现为乡村引入外资以实现乡村在空间、农业、生态等资源上的价值化利用,或将乡村生产的农产品、工业品并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使乡村生活空间成为更为开放的地域系统。④ 市场化驱动及响应。市场化作用主要表现为乡村外部市场条件的变化和乡村内部资源要素的市场流动、居民消费方式变化等,市场化驱动及响应与上述三个方面的作用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乡村生活空间转型。
表2 乡村生活空间转型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Table 2 The indices fo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ife space

系统层 子系统层 外源驱动力 内生响应力
乡村生活空间转型 城镇化驱动及其响应 城镇建成区面积占比 农村非农用地面积占比
城镇人口占比 农村道路网密度
人均GDP水平 乡村居民非农收入占比
工业化驱动及响应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农业机械化水平
规模以上工业R&D规模 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率
单位能耗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互联网普及率
全球化驱动及响应 人均进出口贸易总额 农产品出口额
实际利用外资水平 乡村旅游国际游客数量
市场化驱动及响应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 农村土地流转率
基础服务设施数量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3)乡村生活空间的多维主体及其混杂效应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是由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相互作用并形成的异质性网络,可以用于探索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机理[71,72]。“行动者”是该理论的核心概念,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及这一作用下的网络机体的存在方式是该理论付诸实证分析的重要基点。
首先,辨识乡村生活空间这一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尤其是处于网络中心的关键行动者。空间行为主体(行动者)的混杂是乡村生活空间混杂性的主要表现之一,除了村民、村集体、地方政府之外,乡村精英、企业、资本、外来人口等行动者也逐渐成为乡村生活空间网络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的存在和关系变化推动着整个网络的演化。
其次,解析乡村生活空间行动者网络演化的过程。网络中的行动者将网络中的信息和条件进行转化的过程称为“转译”,转译初期所有行动者的问题汇集于强行通过点并达成共识,整个转译过程包括问题呈现、利益赋予、招募和动员等四个基本环节(图5[73]。行动者的行为活动塑造着空间的结构和功能,因此行动者及其关系由单一到混杂的变化促使空间转型。
图5 乡村生活空间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

Fig. 5 The actor network of rural life space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已有的乡村生活空间研究缺少对多元空间和混杂主体的关注,不利于复原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特征与内在机理。沿循乡村生活空间的概念模型—转型特征—影响机理的逻辑思路,在构建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研究框架。构建基于“乡村空间三元模型”的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和基于多层尺度、多元空间、多维主体的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研究框架,为探究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机理提供系统化的思维模式,以期为乡村地理学研究扩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框架,并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居民居住并进行就业、消费、休闲等主要日常活动而形成的空间聚合体。基于“乡村空间三元模型”,构建包括物质生活空间、社会生活空间和日常活动空间的生活空间概念模型。该概念模型中,物质生活空间是宏观尺度下的乡村地域景观格局,是乡村生活空间有别于其他类型人居环境的属性和特征;社会生活空间是中观层面的乡村社会结构特征,表示乡村生活空间表征,是源于不同乡村居民的差异性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形成的空间价值或意义;日常活动空间是乡村个体或家庭等微观主体的活动空间,是乡村居民日常生活实践形成的空间。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是多层尺度、多元空间和多维主体的构成。
(2)基于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提出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研究框架,包括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过程、格局与机理。乡村生活空间转型过程是乡村生活空间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的结构变化,转型格局是这一变化的空间异质性表现。乡村物质生活空间转型是乡村土地、产业、人口等要素的结构性变化导致的乡村物质生活空间的功能性变化;乡村社会生活空间转型表现为乡村居住空间和人口结构变化的乡村社区类型变化;乡村日常活动空间转型是乡村居民发挥主体能动性获得时空间资源变化的结果。乡村物质生活空间、社会生活空间和乡村日常活动空间的协调性关系及其空间异质性与关联性表征了乡村生活空间转型格局,用以揭示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地域模式。
(3)与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形成呼应,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影响机理从多层尺度的传导机制、多边空间的交互作用和多维主体的混杂效应三个方面阐释。其一,乡村物质生活空间的宏观尺度因素会通过乡村社会生活空间而对乡村日常活动空间产生影响,乡村生活空间转型受宏观格局→中观特征→微观行为这一影响路径的尺度传导作用;其二,在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等的驱动下,当前城乡要素在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加剧流动,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生活空间转型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从该角度探究乡村生活空间转型机理是地理学者的优势所在;其三,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构成的混杂主体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异质性网络形成微观主体层面下的乡村生活空间转型机理。揭示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机理是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研究的关键问题与核心目标。

4.2 讨论

在当前乡村空间逐渐趋于分化、转型的背景下,乡村生活空间研究不仅尺度较为宏观,并且还流于或物质或社会的“二元化”的分析,不利于还原制度、资本、乡村居民等多元要素作用于乡村生活空间内部变化的复杂机制,也因此难以为乡村空间治理提出与之相对应的对策建议。一方面,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应融合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为乡村生活空间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未来应选取不同典型地域的乡村生活空间对其进行空间转型特征与影响机理研究,提炼乡村生活空间转型地域模式,以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乡村空间治理是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74],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空间治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特征与机理的研究可以为乡村空间治理提供科学借鉴。基于乡村生活空间转型机理分析,提出与多元空间认知研究框架相适应的乡村生活空间治理策略,为推进新时期背景下的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是本文力求达到的价值目标。
基于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特征与机理的分析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空间治理策略,为乡村生活空间治理提供理论指导与参考。(1)明晰乡村生活空间的治理方向。基于乡村生活空间转型度和协调性特征,识别多元空间中导致转型问题的目标“短板”,划分不同乡村生活空间转型地域模式。针对不同转型地域模式的乡村生活空间,以补足多元空间“短板”、增强多元空间的协调性作为乡村生活空间的治理方向。(2)制定乡村生活空间的治理路径。基于尺度传导、空间交互和主体混杂的乡村生活空间转型机理,制定差异化的乡村生活空间治理路径。针对多层尺度、多边空间和多维主体的乡村生活空间转型机理,可分别制定包括乡村生活空间系统治理、推进区域交流与协作、多主体协同治理等空间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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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毅. 重建乡村生活实现乡村振兴.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58(1): 1-4.

[WANG X Y.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life and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is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58(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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