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与居民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空间单元。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了居民日常活动模式以及使用社区服务设施的方式，促使以虚实空间交互为主要特征的社区生活圈开始形成。在这一背景下，亟待创新社区生活圈规划设计与建设思路，探究虚实空间交互的社区生活圈设施评估与布局优化方法，解决当前社区设施配套不完善、服务效能低、与居民需求不匹配等实际问题。在梳理社区生活圈设施评估与布局优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虚实空间交互的社区生活圈研究思路，从虚拟服务对居民活动与社区空间影响的路径与机制、基于虚实空间交互视角下的配套设施评估和布局优化模拟方法三个方面，提出重点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这对于社区生活圈研究体系的丰富和深化、实证研究的开展以及社区生活圈规划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利用转型是追求用地效益最大化的过程。运用理论分析、文献研究和案例实证法，从土地利用效益空间函数视角，探讨土地利用及其转型机理、土地利用形态的“协调—冲突—协调”交替演化模式和用地转型对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的作用等。结论如下：（1）土地利用效益空间函数反映区域各地类的效益产出格局，并决定各地类的效益相对优势区。（2）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机理可概括为“三维原始动力—隐性形态变化—效益函数变化—空间冲突协调—显性形态变化”。土地利用转型追求区域用地隐性形态和“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的最佳耦合，以及用地显性形态和土地利用效益空间函数的最佳耦合，将各地类在空间上的强冲突化为弱冲突，并趋近实现最大效益总量。（3）土地利用形态“协调—冲突—协调”交替演化的上游和驱使环节是土地利用效益空间函数的变化，其下游响应是土地利用的最终效益产出，土地利用转型是上述交替演化的长期结果。区域土地利用形态的效益产出量是特定土地利用形态与特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挂钩的纽带。（4）土地利用转型在较小区域与尺度上对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具有服务优势，且需与更大尺度的国土空间规划交互衔接进而协同实现优化效应。
面向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对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高度强调，针对完整自然地理单元——流域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将在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按照“一个核心—两个维度—三对关系”的基本脉络深化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理论认知。其中，一个核心，指以“水”为流域生态保护修复的核心要素；两个维度，包括时空两个尺度，时间尺度重在长短兼顾、动态适应，空间尺度强调区域整合、区际协同；三对关系，指在“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协同生态功能与人类福祉的关系，统筹自然边界与行政界线的关系，协调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的关系。结合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系统性认知，具体提出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四项要点，即定量刻画人水关系、明确时空尺度衔接、开展分区分类治理、强化自然持续保障。研究结果能够为构建可持续的流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提供科学支撑。
海域立体分层利用能够显著提高空间利用效率、缓解资源紧缺难题，但也会带来新的空间冲突。对用海活动的空间使用主体进行解构，挖掘用海活动的时空行为规律及关键影响要素，揭示海域空间立体分层利用的空间冲突形成机制，探寻可行的协调路径，为海域空间立体化管理提供支撑。研究表明：（1）用海活动的空间使用特征是海域立体分层利用的关键影响因素；（2）海域立体分层利用的空间冲突，是以空间排他性为准则的框架下，不同用海活动空间范围重叠的问题；（3）海域立体分层利用的空间冲突包括空间侵入、空间剥夺和空间限制三种情形；（4）空间使用主体的机动性、海域开发利用活动的规范性、用海活动的空间范围是影响空间冲突形成的关键因素。因此，可从以下方面进行空间冲突管理：协调海域立体分层利用的空间冲突，应加强建设和维护期的施工管控，加强利益相关者协调，统一用海活动三维宗海界定标准，优化海洋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
在梳理湿地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逻辑及其内在关联基础上，提出湿地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要件与核心机制。结合国内外实践等将湿地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分为4大类11小类，其中湿地保护补偿模式包括湿地生态补偿、湿地转移支付、湿地损害赔偿、湿地信用交易，湿地产业开发模式包括物质产品交易、湿地产业经营和湿地特许经营，湿地权益交易模式包括资源权益流转和湿地碳汇交易，湿地权益融资模式包括湿地权益金融和湿地权益投融资。湿地资源生态产品形态丰富、价值实现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应以多要素供给机制保障湿地资源要素供给，以多主体参与机制激励湿地资源组合运营，以多业态融合机制促进湿地资源价值循环。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既是“两山”转化的重要桥梁，也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厘清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自然资源领域87个典型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范式，按照“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程序，解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发生过程，并构建其一般性思维导图。结果表明：“识别资源本底—多元机制协同—产出综合效益”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全过程的内在逻辑。通过识别资源本底明确治理方向，利用准备机制、实施机制、保障机制驱动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增值，最终产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生态共治、生态共富以及生态共享的有机统一。本文是对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的有益尝试，可为完善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实施路径提供有益参考。
黑土地保护对于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保护动机理论，运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法和归纳分析法，探究四个典型试点区域黑土地保护的实践逻辑及其关键机制。结果表明：（1）黑土地保护工作作为一项经历内外部威胁评估与应对评估后做出的“自保”举措，参与主体在黑土地保护具体实践中根据不同区域、不同阶段呈现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行为改变，与保护动机理论具有高度的契合性。（2）黑土地保护呈现地理区位、主体能动、防范—应对和成果指向的实践逻辑。（3）数字化赋能能力和防范—应对能力是黑土地保护工作的核心能力。（4）黑土地保护的关键机制在于构建黑土地保护动态能力。建议从加快新基建建设供给、补齐数字人才短板和构建数字化黑土地治理等数字赋能驱动的黑土地数字化动态能力、依靠制度化和权责化引致的防范—应对能力这两方面推动黑土地保护。
统筹易地扶贫搬迁迁出区土地资源及迁入区就业资源，有助于实现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利用陕西省易地扶贫搬迁1258份微观农户数据，运用Heckman模型分析了非农就业区域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并考察了非农就业质量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不同非农就业区域对搬迁农户耕地撂荒行为和规模均呈显著正向影响，但异地非农就业的边际效应均高于本地非农就业。（2）非农就业质量（就业稳定性）强化了不同区域非农就业对撂荒规模的影响，且非农就业区域因素对耕地撂荒的贡献值要高于非农就业质量。（3）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男性劳动力、老一代劳动力的异地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行为及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迁入地县域经济发展、协调统筹后续就业帮扶与迁出区耕地资源再配置、推进迁出区土地综合整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对策建议。
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剧了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已有的乡村生活空间研究缺少对多元空间和混杂主体的关注，不利于复原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特征与内在机理。沿循乡村生活空间的概念模型—转型特征—影响机理的逻辑思路，在构建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的研究框架。主要结论如下：（1）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居民居住并进行就业、消费、休闲等主要日常活动而形成的空间聚合体。基于“乡村空间三元模型”，乡村生活空间包括宏观的物质生活空间、中观的社会生活空间和微观的日常活动空间，即乡村生活空间概念模型是多层尺度、多元空间和多维主体的构成。（2）在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等外源驱动和乡村内生响应因素的作用下，政策、资本、技术、人口、文化等要素在城乡间快速流动，乡村生活空间加剧转型，乡村物质生活空间、乡村社会生活空间、乡村日常活动空间等多元空间的转型度及其之间的协调性关系揭示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过程与格局。（3）乡村生活空间多层尺度的传导机制、多边空间的交互作用、多维主体的混杂效应等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型机理。以多元空间认知为切入点的乡村生活空间转型研究有助于丰富当前中国乡村地理学的理论视角，为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推进耕地保护政策治理向法治化治理的转型，亟待厘清耕地保护补偿的实践困境及正当性基础，明晰其法权构造和入法路径。与损害性补偿（赔偿）和预防性补偿不同，耕地保护补偿是基于土地财产权管制的保护性补偿，发挥着激励性管制的分配正义功能。土地财产权与生态利益构成了耕地保护管制双重影响下的权益基础，而生态利益实质上是从土地权利束分离而来的土地发展权，二者“一体二维”的关联结构导致耕地保护补偿呈现出土地财产权公益限制补偿与生态利益补偿的二维交织样态，形成双层架构。公平负担和利益共享理论的耦合关联关系让双层谱系的利益补偿竞合为一体化的耕地保护补偿。在双层谱系架构中，土地利用管制下私人财产利益损失之弥补处于第一层级，土地发展权之期待利益的公平分配处于第二层级，第一层级具有决定作用。耕地保护补偿的双层谱系法理逻辑是其法治化建构的重要指引。推进“数量+质量+生态”三维一体的耕地保护，平衡私益和公益，实现分配正义，亟待建立面向微观主体的国家补偿体系，构建以土地发展权为纽带的补偿调节机制，建立健全“互惠”型多元补偿方式，确立村集体利益补偿分配的双重地位。
居业协同作为乡村人居融合发展的高级形态，其协同程度是衡量乡村振兴质量的重要指标，探究县域乡村居业协同的地域分异规律及成因，是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以重庆市37个县（区）为研究单元，运用综合评价法对2020年县域乡村居业协同度进行测度，并结合Pearson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诊断县域乡村居业协同度分异的主导因子，揭示其空间分异机制。结果表明：重庆市近32.43%的县域乡村居业协同度处于低协同状态，总体呈现“中高周低”的分布态势；产业结构、省会城市临近度、海拔和医疗卫生条件是影响重庆市县域乡村居业协同度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不同类型县域乡村居业协同形成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可划分为综合发展型、社会公共服务约束型、经济因素—社会公共服务约束型、资源环境—经济约束型和综合约束型5种类型。研究结果可为西南丘陵山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支持。
成都都市圈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经济中心，开展生态—社会经济耦合协调研究对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InVEST模型分析研究区2010年、2015年、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其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动态演化过程，基于InVEST—PLUS模型模拟分析2035年自然发展、产业引领、绿色低碳三种情景下生态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2010年、2015年、2020年生态系统综合服务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43、0.41、0.44，总体处于一般等级，空间分布无较大差异，整体呈“西部优于东部、中部最低”的特点；（2）2010—2020年，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由0.29上升至0.36，实现了由中度失调向轻度失调状态的转变，但空间分布不平衡，整体格局由“东部优于西部”转为“西部优于东部”；（3）2020—2035年，两系统间耦合协调水平持续改善，三种情景耦合协调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绿色低碳情景>自然发展情景>产业引领情景，表明修复治理措施力度的加大有利于改善研究区大部分区域的协调状态。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筑屏“三山”、涵养“三江”、协同“三区”三点政策启示，可为成都都市圈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撑，亦可为其他都市圈提供参考和样本。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组基多轨迹模型，对中国32个主要城市进行了水资源短缺程度评价与缺水类型识别，并探究了城市缺水类型转化以及水资源管理风险问题。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的水资源短缺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主要表现为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加深，缺水城市以北方城市为主。（2）西北片区城市以资源—工程型缺水为主导，华北与东北片区大部分属于资源型和管理型缺水，南方城市多表现为工程型和水质型缺水。（3）缺水越严重的地区，城市缺水问题亦越复杂，且驱动因素具有时变性，城市扩张和GDP增长的交织影响常引发城市缺水类型或主导位置的转换，甚至导致城市缺水风险实质性化。（4）城市规模越大、GDP总量越高，越易出现管理型缺水问题。
划分均质区域是海洋资源资产清查实物量核算的重要内容，目前划分均质区域主要依据海洋功能区划，划分结果相对粗放，与现阶段海洋开发利用、自然条件、海洋规划等现状符合度不高，也难以满足资产经济价值评估需求。有鉴于此，提出一种基于自适应三角网的海洋均质区域划分方法。通过与海洋功能区划、海上风电规划、养殖用海规划等对比分析，结果相对海洋功能区划更加细化，且与自然条件、开发利用情况、用海规划等符合度更高，具有更好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期望可为海洋资源资产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准确判别污染来源及其空间胁迫过程，并基于胁迫规律构建精准化管控体系是保障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切入点。以西藏自治区为例，结合土地利用和污染行为重构污染源空间，运用改进后的排放因子法分源、分要素精准测度污染胁迫程度及其空间效应，并构建垂直化的环境空间管控体系及多维分区方案。研究表明：西藏自治区极有限的人为污染源空间承载有骤增的多种污染物排放，污染源空间结构的复杂性与胁迫程度呈正相关。以固体废弃物排放为主的高胁迫集中在重点城市和“一江两河”腹心地区的生活源空间，且在城乡居住空间、交通运输场所及工矿生产场所呈块状、线状和点状的空间胁迫形态。以近零胁迫为目标，可在县域、镇域和场地共三个尺度分别空间聚类得到四个环境功能区、五个分级管控区及四个胁迫程度区，自上而下实现功能管控、结构管控和用途管控。建议将面向污染源空间的垂直化管控体系融入至国土空间利用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在三个尺度分别适配环境正负面清单、均衡化环境基础设施及产污控制标准，以提高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精准化管控效能。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和交通运输方式的更新迭代，城市中心区产生大量废弃铁路，演变为高值低价的“洼地”。废弃铁路作为线性工业遗产为城市中心区景观再生过程提供了有效途径，被认为是引导城市更新的重要资源。然而，对废弃铁路再生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往往与稀缺的公共资金相矛盾。因此，城市规划师和管理者有必要根据废弃铁路的再生潜力确定更新改造的优先级。以大连机车厂废弃铁路为研究对象，结合遥感影像、地理空间、社会经济、POI等数据，从供给侧的属性特征以及需求侧的社会环境两个层面构建废弃铁路再生潜力评估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模型对再生潜力进行评估，并以此确定改造优先级、提出特异性更新策略，以期为城市中心区废弃铁路再生实践工作提供科学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