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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3 , Vol. 38 >Issue 8: 2117 - 2134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812

县域发展与城乡融合

县域包容性增长测度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 林万龙 ,
  • 米晶
展开
  •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林万龙（1973-），男，江西南康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E-mail:

收稿日期: 2023-01-30

  修回日期: 2023-04-11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8-2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应急管理项目(721410034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73)

收起

The measurement of inclusive growth at the county-level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 LIN Wan-long ,
  • MI Jing
Expand
  •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1-30

  Revised date: 2023-04-11

  Online published: 2023-08-24

Fold

摘要

县域的包容性增长是破解新时代三农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实现路径。研究基于2015年和2020年县域数据，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共同富裕三个维度构建县域包容性增长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Kernel核密度估计、泰尔指数等方法对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测度和分析。研究发现：（1）2015—2020年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呈上升趋势，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格局。从增长速度来看，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增速领先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脱贫县及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落后于全国均值水平。（2）2015—2020年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总体差异减小。其中，区域内部差异是其主要来源。（3）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呈现“东部地区高水平差异、中西部地区低水平均衡”状态。对东部和西部差异来源分解发现，东部地区差异主要来自于省际差异，西部地区差异则主要来自于省内差异。（4）障碍因子识别结果显示，每万人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人均公共预算收入、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例、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以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例是当前县域包容性增长的主要障碍指标。在此基础上，研究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扩展和提升农户发展机会、增强产业发展的包容性以及统筹推进县域协调发展方面提出了对乡村振兴的启示与相关建议。

关键词： 县域; 包容性增长; 乡村振兴; 区域差异; 障碍因素

本文引用格式

林万龙 , 米晶 . 县域包容性增长测度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 38(8) : 2117 -2134 . DOI: 10.31497/zrzyxb.20230812

Abstract

Inclusive growth in counties is an important realization path to reslove the rural issues in the New Era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county data in 2015 and 2020,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unty inclusive growth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The study uses the entropy-weighted TOPSIS metho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Thiel index to analyze the level of inclusive growth in counti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1) From 2015 to 2020, the inclusive growth level of counties in China showed an upward trend, presenting a pattern of eastern > central > northeastern > western region. In terms of growth rate, the north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ahead of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inclusive growth leve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counties and key counties assisted by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was below the national average. (2) The overall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inclusive growth in China's counties between 2015 and 2020 decreased from 0.0364 to 0.0258, with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s being the main source. In terms of dimensions, the economic growth has the largest variation, whil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variation have the smaller variation. (3) The inclusive growth level of the county shows a pattern of "high-level difference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low-level balanc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source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mainly come from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mainly come from intra-provincial differences. (4)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obstacle factor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beds of social welfare adoption units per 10000 people, the number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the per capita public budget revenue, the proportion of employees in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the number of beds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per 10000 people, and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s a proportion of per capita GDP are the main obstacles to the inclusive growth of the county.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puts forward enlightenment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developing and expanding the county economy, enhanc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services for rural households, promoting the wide sharing of economic results, and enhanc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Key words： county; inclusive growth; rural revitaliza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obstacle factors

推进乡村振兴不能就乡村谈乡村，必须立足于城乡关系，将城镇和乡村作为整体统筹推进。作为联结城市和农村的重要节点，县域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结合点，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1,2]。然而，当前以县域发展推动乡村振兴仍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主要体现在：县域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尤其是乡村产业普遍存在着规模小、布局散、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产业的就业带动能力不足[3,4]；城乡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短板明显，县乡村一体化发展格局尚未形成[4,5]；县域经济发展缺乏包容性，对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农户的带动作用有限[4,6]。如何解决协调好县域承担的多重发展目标和任务，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是县域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包容性增长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旨在通过高效、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创造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并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都能平等地利用发展机会参与经济增长，共享增长成果[7,8]。包容性增长的增长模式和发展理念契合了当前县域发展的时代要求，对于县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21—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县域，指出要“大力发展县域范围内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产业”“培育和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县域统筹”以及“推动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等。文件中对县域内就业机会的提升、农民增收与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的重视与包容性增长理念及政策内涵高度契合，均体现出对县域包容性增长的追求。由此可见，推进县域包容性增长成为破解新时代三农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实现路径。
目前关于包容性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基础与科学内涵。包容性增长理论与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权利贫困理论和关于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7,8]。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在“益贫式增长”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增长模式和增长理念[7]。随后，包容性增长在国际上获得广泛接受和认可。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新概念，包容性增长目前尚未形成统一定义。现有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与定义主要围绕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机会均等、创造就业和发展机会、经济参与和成果共享等展开[7⇓⇓-10]。（2）包容性增长的测度研究。目前关于包容性增长的测度也因关注重点不同导致测度的维度和指标存在一定差异。如Ali等[11]认为就业和生产率、人的能力发展、社会保障是测量包容性增长的三项重要指标。综合来看，现有关于包容性增长的测度研究主要包括了经济增长、机会平等、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等方面[12⇓⇓-15]。如于敏等[12]则从经济增长可持续、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参与经济机会的公平性以及获得基础社会保障四个维度选取相应指标对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进行了测度。赵川等[16]则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容性增长指标体系对中国城市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格局与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3）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现有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多从某一方面切入，主要借鉴张勋等[17]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实证分析框架，即从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来评估该因素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如江鑫等[18]将农村经济增长效应和经济效益分配效应囊括在内分析，发现构建完善的乡村公路体系有利于实现乡村包容性经济增长的目标。近几年来，对县域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日益丰富，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发展、数字经济与普惠金融等多个方面[19⇓-21]。如张大鹏等[21]利用中部贫困县的动态面板数据证实旅游发展促进了连片特困地区的包容性增长。（4）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内涵及实现路径研究。积极的公共政策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国内多位学者对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内涵进行讨论。多数研究认为政府应纠正市场、体制和政策失灵，消除社会排斥和不平等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7,8,14,22]。要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着重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最大限度地创造劳动者就业和发展机会[7,12,14]。此外，政府应构建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无劳动能力的脆弱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等[7,8]。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对包容性增长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如林毅夫等[23]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建立符合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才能在初次分配领域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刘荣[24]认为工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市民农民一体化的有机统一是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必然选择和实现路径。
目前关于包容性增长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在研究尺度方面，关于包容性增长的测度研究主要是从国家、省区以及城市层面进行度量和分析，对县域层面的测度研究相对较少。部分研究虽对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测度，但县域样本也仅仅局限于单一省份、地区或者特定类型县内，解释结果的范围有所局限[25,26]。在研究内容方面，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定义以及政策内涵等已有较多讨论，但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县域包容性增长的内涵、特征及意义方面的探讨较少，仍有待深入。基于此，本文使用全国范围内县域数据，结合包容性增长理论和县域自身发展特征，构建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分布格局、区域差异以及障碍因素进行测度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探讨县域包容性增长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为促进县域的包容性增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建议与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县域包容性增长的指标体系构建

从综合县域发展特征和包容性增长理论来看，县域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及特征至少应包含以下几点：（1）持续良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包容性增长的前提[12]，县域只有通过高速和持续的增长才能创造大量发展机会，为更多的农户提供就近就业的机会，带动农户增收。（2）公平包容的社会环境。包容性增长强调通过构建更为公平的社会环境以尽可能消除由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收入差异，让所有人获得平等参与并分享经济成果的机会，以此来缩小不平等[7,8]，这有赖于增加对县域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投入。（3）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也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内容之一[7]，县域的包容性增长能为农户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发展机会，带动更多农户实现就近就业。（4）以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农户为代表的弱势群体获益更多。穷人能否获益更多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特征[27]，县域包容性增长意味着将更多发展机会向农户倾斜，尤其是给低收入农户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5）城乡协调发展，共享经济成果。包容性增长强调经济增长要惠及的是所有地区和所有群体[7]。因此，县域包容性增长意味着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居民能够平等地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基于县域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与特征，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围绕包容性增长的起点、过程和目标追求分别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以及共同富裕三个维度选取相应指标对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综合测度与分析（表1）：（1）经济增长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起点与基础。高速、有效、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解决收入分配、福利待遇、就业等问题的关键，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公平分享的基础。本文从经济总量、财政水平、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四方面综合反映县域的经济增长水平。在经济总量方面，选取人均GDP衡量[28,29]；在财政水平方面，选取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衡量[28,30]；在产业发展方面，选取了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比、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衡量[28,31]；在金融发展方面，选取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GDP比例以及人均储蓄存款余额衡量[28,30]。（2）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过程。“包容性增长”要求创造良好公平的社会环境以革除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和所面临的社会排斥，这与个人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可得性密切相关[7,8]。政府采取公共服务项目，既可以保障底层收入人群的生存，同时又可以缓和不利的初始条件对于个人获得经济机会的不利影响[32]。因此，本文围绕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四个方面选取相应的指标衡量县域的社会发展水平。在教育水平方面，选取了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29]；在医疗方面，选取了每万人医疗床位数[30,33]；在社会保障方面，选取了每万人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衡量[30,33]；在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方面，选取了县城燃气和供水普及率、污水处理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以及生活垃圾处理率衡量[33]。（3）共同富裕是包容性增长的最终目标追求。包容性增长不仅仅强调效率，更加注重于公平，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以保证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富裕人口与贫困人口共享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8]。本文从收入水平、城乡差距和成果共享三个方面反映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在收入水平方面，选取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衡量[16]。在城乡差距方面，选取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衡量[31]。在成果共享方面，考虑到就业是参与经济并分享经济成果的直接方式，就业机会的增长主要反映在二、三产业，选取了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例这一指标衡量[12]。此外，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更快增长[6]，以农户为代表的低收入群体能否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红利尤为重要，因而选取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这一指标衡量[31]。
表1 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unty inclusive growth level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经济增长 A1 经济总量 X1 人均GDP 正向
A2 财政水平 X2 人均公共预算收入 正向
A3 产业发展 X3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总产值 负向
X4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总产值 正向
X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正向
A4 金融水平 X6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 正向
X7 人均储蓄余额 正向
社会发展 A5 教育 X8 平均受教育年限 正向
A6 医疗 X9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正向
A7 社会保障 X10 每万人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 正向
X11 县城燃气普及率 正向
X12 县城供水普及率 正向
A8 基础设施
与公共环境		 X13 污水处理率 正向
X14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向
X15 生活垃圾处理率 正向
共同富裕 A9 收入水平 X1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向
X1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向
A10 城乡差距
 X18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负向
A11 成果共享 X19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总人口 正向
X2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 正向

1.2 研究方法

1.2.1 熵权TOPSIS法

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根据权重确定方法的不同，可分为主观赋值法、客观赋值法与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主观评价法容易受人为因素影响，存在较大偏差，本文主要使用客观赋值法。熵值法根据指标离散程度客观反映指标的重要程度，离散程度越高，指标也就越重要，排除了主观赋权的影响，更能反映不同县域之间的发展差异。TOPSIS法可以通过比较评价对象与理想化目标的接近程度对现有方案的相对优劣程度进行评价，是对真实评价情况的客观反映，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合理性。为综合熵值法和TOPSIS法的优点，本文使用熵权TOPSIS法对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评价，该方法使得测度结果更加合理稳定，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和区域差距，具体步骤如下[34]：
（1）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使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评价体系中不同单位的各级指标间具备可比性，需对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差异。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 向 指 标 : S i j = x i j - m i n ( x i j ) m a x x i j - m i n ( x i j )
负 向 指 标 : S i j = x i j - m a x ( x i j ) m a x x i j - m i n ( x i j )
式 中 : S i j代表第 i个县的第 j项指标； x i j代表指标未标准化前的值。
（2）计算各个指标的信息熵 E j：
E j = - 1 / l n ( n ) ∑ i = 1 n S i j l n ( S i j ) 0 ≤ E i j ≤ 1
（3）计算第 j项指标的权重 W j：
W j = ( 1 - E j ) / ∑ j = 1 m 1 - E j
（4）构建加权矩阵 A i j：
A i j = S i j × W j
A i j = ( a i j ) m × n
（5）确定最优解和最劣解，分别计算最优解、最劣解与评价指标标准化向量之间的欧式距离：
D i + = ∑ j = 1 m ( m a x a i j - a i j ) 2
D i - = ∑ j = 1 m ( m i n a i j - a i j ) 2
（6）计算每个县与最优解的相对贴合度，即县域 i在 q维度的得分 P i q：
P i q = D i - D i - + D i + × 100
（7）计算包容性指数 Q i：
Q i = ∑ q = 1 3 P i q

1.2.2 Kernel核密度估计

本文采用Kernel核密度估计来对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分布位置、分布形态以及分布延展性进行研究。Kernel核密度估计是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主要通过连续的密度函数曲线来描述随机变量的分布形态。假设 x 1、 x 2… x n为来自连续总体X的样本。在任一点 x处的总体密度函数为 f x的核密度估计可以定义为[35]：
f x = 1 N h ∑ i = 1 N K X i - x - h

1.2.3 泰尔指数

为了揭示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来源，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将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总体差异分解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具体公式设定如下[36]：
T = 1 n ∑ i = 1 n ( Q i Q - × l n Q i Q - )
T p = 1 n p ∑ i = 1 n p ( Q p i Q p ¯ × l n Q p i Q p ¯ )
T = T w + T b = ∑ p = 1 m ( n p n × Q p ¯ Q - × T p ) + ∑ p = 1 m ( n p n × Q p ¯ Q - × l n Q p ¯ Q - )
式中：T表示全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泰尔指数，其大小介于 [0,1] 之间，数值越小，表明总体差异越小； i表示县域； n表示全国县域总数（个）； m表示群组数； T p表示 p地区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泰尔指数； n p表示 p地区县域数量（个）； Q i表示县域 i的包容性指数得分； Q p i表示 p地区县域 i的包容性指数得分； Q -和 Q p ¯分别表示全国和 p地区县域包容性指数的平均值。全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泰尔指数 T可进一步分解为地区内差异泰尔指数 T w和地区间差异泰尔指数 T b。进一步，定义 T w / T和 T b / T为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定义 ( Q p / Q ) × ( T p / T )为地区内差异中各地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其中， Q p和 Q分别为各地区和全国县域包容性指数得分之和。

1.2.4 障碍度模型

为进一步了解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制约因素，拟使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和分析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障碍因素。障碍度模型引入障碍度（ O j）、因子贡献度（ W j）和指标偏离度（ V j）进行计算，具体计算如下[35,36]：
V j = 1 - X j
O j = V j × W j ∑ i m V j × W j × 100 %
式中： O j为 j指标对于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障碍度； V j为指标偏离度； X j为单项指标标准化处理后的值； W j为因子贡献度，即 j指标的指标权重； m为指标的数量（个）。

1.3 数据来源

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县城建设统计年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以及各个县（区）2015年、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因2020年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指标缺失，采用2019年数据予以替代。由于绝大部分指标数据目前仅仅更新至2020年，研究数据也只能更新至2020年。但是，2020年是脱贫攻坚取得伟大胜利、即将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节点，对2020年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分析，恰好可以更好地反映县域由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基础。研究剔除了数据严重缺失的县域样本，针对部分区县的个别指标存在数据缺失的问题，采用县级单元所在地级市的平均水平值予以替代。考虑到北京、上海、天津地区城乡分界不明显，西藏地区的县域数据缺失严重，故研究样本未包含上述四个地区。为此，研究共收集到27个省份1873个县级行政单元的数据。

2 结果分析

2.1 县域包容性增长的测度结果

2.1.1 县域包容性指数

2015—2020年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明显提升，包容性指数均值水平由47.03增加到57.99，增加了23.30%（表2）。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地区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始终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则落后于全国均值水平。包容性增长水平高的县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020年包容性指数排名前100的县中，70个县来自于东部地区。从增长速度来看，2015—2020年间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增幅分别为17.33%、22.89%、26.41%以及33.20%，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呈现明显的追赶效应。从省份层面来看，各省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差异明显。2020年浙江省县域包容性指数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其次是江苏、山东、安徽三省，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贵州、甘肃、青海、山西以及云南五省的县域包容性指数得分均值在50分以下，落后于其他省份。就特殊类型县域来看，2020年脱贫县和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包容性增长水平为全国均值水平的85.77%和80.94%，落后于全国均值水平。从增长速度来看，2015—2020年脱贫县和重点帮扶县的包容性增长水平提升较为明显，增幅分别为26.76%和24.77%，略高于全国平均增幅（23.30%）。
表2 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测度结果

Table 2 Measurement results of county inclusive growth level

地区 省份 经济增长 社会发展 共同富裕 包容指数 县域数量/个
2015年 2020年 2015年 2020年 2015年 2020年 2015年 2020年
东部地区 浙江 20.09 25.38 22.58 26.12 37.60 48.51 80.27 99.66 50
江苏 21.74 22.65 20.89 22.63 28.98 37.85 72.52 82.73 41
山东 12.27 14.95 19.70 20.30 25.40 33.86 60.05 66.43 87
福建 10.42 12.16 18.08 20.04 24.12 31.62 52.62 63.81 57
广东 8.11 8.80 15.38 17.20 25.00 32.17 48.49 58.16 67
河北 6.86 8.26 21.55 19.26 23.72 32.13 52.13 60.28 124
海南 6.06 8.88 15.70 18.95 19.17 27.24 40.28 52.68 15
东部均值 12.03 12.95 19.65 20.33 26.21 34.64 57.89 67.92 441
中部地区 山西 5.79 8.02 16.05 17.85 18.33 23.55 40.17 49.61 91
湖南 6.84 9.07 16.10 19.49 22.94 30.75 45.88 59.31 87
湖北 8.50 9.01 17.66 20.85 25.55 31.36 51.70 61.22 66
安徽 9.94 10.72 18.83 21.05 26.77 33.13 55.54 64.58 61
河南 8.13 8.69 13.07 18.23 23.30 29.61 44.51 56.53 109
江西 7.20 9.43 18.77 19.77 24.51 31.54 50.47 60.74 79
中部均值 7.59 9.04 16.40 19.33 23.24 29.67 47.23 58.04 493
西部地区 内蒙古 10.05 10.74 18.70 19.48 21.11 30.79 50.55 60.45 82
陕西 5.81 7.43 16.42 20.63 19.01 24.58 41.25 52.64 85
青海 5.74 5.51 15.25 17.20 17.17 25.17 38.17 47.88 39
甘肃 5.30 6.41 12.73 16.11 19.64 25.84 37.67 48.36 71
宁夏 6.74 7.86 14.37 18.22 19.18 26.43 40.29 52.51 13
新疆 6.23 8.30 17.03 19.89 19.38 25.48 42.65 53.67 80
重庆 4.82 6.62 18.64 20.16 22.76 29.14 46.23 55.92 14
四川 5.35 7.26 17.12 19.26 24.75 31.88 47.22 58.40 137
贵州 5.48 5.80 12.14 17.19 19.84 26.64 37.46 49.63 77
云南 4.75 6.20 13.12 16.82 19.16 25.19 37.02 48.20 117
广西 4.57 5.52 14.47 18.00 21.87 29.15 40.91 52.67 79
西部均值 5.92 7.04 15.36 18.42 20.68 27.57 41.96 53.04 794
东北地区 吉林 7.01 7.11 16.46 20.07 17.71 27.27 41.19 54.20 39
黑龙江 4.87 6.22 13.39 17.93 18.94 28.55 37.19 52.82 63
辽宁 8.26 9.10 15.30 17.51 22.42 32.61 46.83 58.15 43
东北均值 6.70 7.07 14.78 18.38 19.64 29.41 41.12 54.77 145
特殊类型县 脱贫县 4.76 5.87 15.04 17.89 19.44 25.41 39.24 49.74 735
重点帮扶县 4.10 4.65 13.51 16.49 20.00 25.07 37.62 46.94 154
全国均值 — 7.86 8.96 16.60 19.11 22.57 29.93 47.03 57.99 1873
为进一步了解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分布动态，本文使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对此进行了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从分布位置来看，四大区域核密度曲线的主峰位置均整体右移，说明各地区多数县域的包容性增长水平均有所提升。从分布形态来看，2015年和2020年四大区域的核密度曲线均呈现单峰形态，说明各地区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没有出现明显的极化现象。相较于2015年，2020年东北地区县域包容性指数核密度曲线的峰值高度明显变高，宽度变窄，表明东北地区得分收敛性提高，绝对差异变小。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核密度曲线变得较为宽扁，说明中部和东部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绝对差异有扩大趋势。从分布延展性来看，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右拖尾现象，表明东部地区存在一部分县域发展较好，包容性增长水平明显领先于其他县域。
图1 县域包容性指数核密度

Fig. 1 Kernel density of county inclusiveness index

2.1.2 县域经济增长指数

2015—2020年中国县域经济增长指数均值由7.86增加到8.96，增加了13.99%。县域之间经济增长水平差异明显，以2020年为例，经济增长指数最高的县得分为66.53，最低的县得分仅为2.20。分地区来看，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提升明显较慢，2015—2020年间增幅仅为5.52%，明显低于中部地区（19.10%）和西部地区（18.92%）。图2显示，经济增长指数的核密度曲线明显偏窄，且主峰位置均明显靠左，说明各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县域经济增长处于偏低水平。2020年测度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指数得分低于6分的县域共计653个，占总样本的34.68%，而经济增长指数得分高于20分的县域仅有104个，仅占总样本的5.52%。从分布延展性来看，东部和西部均出现了明显的右拖尾现象，说明东部和西部均存在一部分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县域，直接拉大了地区内部的绝对差异。
图2 县域经济增长指数核密度

Fig. 2 Kernel density of county economic growth index

2.1.3 县域社会发展指数

2015—2020年全国县域社会发展指数均值由16.60增加到19.11，增加了15.12%。分地区来看，东部县域社会发展指数虽领先于其他地区，但社会发展水平提升缓慢，2015—2020年间仅增加了3.36%。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则有明显提升，分别增加了17.87%、19.92%和24.38%。图3显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主峰位置右移明显，说明中西部县域的社会发展环境改善明显，区域不平衡现象有所减缓。从分布形态和延展性来看，相较于2015年，2020年各地区社会发展指数核密度曲线明显变窄，主峰高度变高，说明各地区县域的社会发展得分收敛性提高，区域内绝对差异明显缩小。
图3 县域社会发展指数核密度

Fig. 3 Kernel density of county 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2.1.4 县域共同富裕指数

2015—2020年全国县域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明显，共同富裕指数得分均值由22.57增加至29.93，增加了32.61%。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仍然处于领先位置，西部地区则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但从增长速度来看，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更明显，分别增加了59.18%和49.75%，明显高于东部地区（32.16%）和西部地区（49.75%）。图4显示，西部地区主峰位置仍明显靠左，表明西部地区仍存在较多数量县域的共同富裕处于较低水平。从分布形态来看，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核密度曲线主峰高度均出现明显的下降，核密度曲线变宽，说明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内部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绝对差异变大。东部地区核密度曲线出现双峰现象，但侧峰峰值相对较低，说明东部地区内部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具有一定的梯度效应，呈现较弱的两极分化趋势。从分布延展性来看，东部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存在明显的右拖尾现象，说明东部地区存在部分县域的共同富裕已经处于较高水平，拉大了绝对差异。
图4 县域共同富裕指数核密度

Fig. 4 Kernel density of county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2.2 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区域差异

为厘清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区域差异，本文使用泰尔指数对区域差异进行了测度和分解，结果如表3所示。从总体差异来看，2015—2020年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泰尔指数由0.036下降至0.026。分维度来看，经济增长维度的县域总体差异最大，社会发展和共同富裕维度总体差异较小，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从区域间差异来看，四大地区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由24.81%下降至19.30%，说明四大区域间不均衡现象有所改善。从区域内部差异来看，地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率由75.19%上升为80.70%。测度结果表明，相较于四大区域间差异，区域内部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差异更为明显。由此可见，缩小各地区内部县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是缩小县域总体差距、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重点和关键着力点。
表3 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区域差异及来源

Table 3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ources of county inclusiveness index

年份 总体差异 地区内差异 地区间差异
总体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包容性指数 2015 0.0364 0.0274 0.0111 0.0048 0.0101 0.0014 0.0090
（75.19） （30.49） （13.19） （27.75） （5.11） （24.81）
2020 0.0258 0.0208 0.0093 0.0037 0.0072 0.0007 0.0050
（80.70） （35.87） （14.31） （27.89） （2.63） （19.30）
经济增长指数 2015 0.2250 0.1814 0.0818 0.0263 0.0643 0.0089 0.0436
（80.61） （36.36） （11.70） （28.57） （3.98） （19.39）
2020 0.1808 0.1479 0.0818 0.0263 0.0643 0.0089 0.0329
（81.81） （40.48） （12.63） （26.30） （2.40） （18.19）
社会发展指数 2015 0.0385 0.0330 0.0075 0.0057 0.0180 0.0018 0.0055
（85.76） （19.38） （14.85） （46.79） （4.74） （14.24）
2020 0.0209 0.0201 0.0046 0.0030 0.0112 0.0014 0.0008
（96.09） （21.75） （14.29） （53.49） （6.57） （3.91）
共同富裕指数 2015 0.0351 0.0299 0.0097 0.0071 0.0110 0.0020 0.0052
（85.10） （27.74） （20.35） （31.21） （5.81） （14.90）
2020 0.0262 0.0221 0.0068 0.0060 0.0081 0.0013 0.0041
（84.19） （25.78） （22.80） （30.71） （4.91） （15.81）

注：括号内数值为贡献率，单位为%，下同。

对地区内差异进一步分解发现，东部地区是地区内差异的主要来源。2020年东部地区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为35.87%，比中西部地区的贡献都要大。相对来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差异较小，发展较为均衡。然而，表2显示东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的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均值都高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东部地区整体的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相反，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差异相对较小，但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处于落后水平。
考虑到东部和西部是地区内差异的主要来源，为进一步明晰地区内差异来源，本文基于2020年测度结果对东部和西部的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差异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解，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差异主要来自于省际差异（52.37%），省份内部差异的贡献率相对较小（47.63%）。正如表2所示，东部地区省际差异明显，尤其是浙江、江苏两省的县域包容性指数得分明显领先于其他省份。不同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差异主要来源于省份内部差异（82.28%）。西部地区省际差异对西部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仅为17.72%，说明西部各个省份之间县域包容性增长均值水平差异较小。
表4 2020年东部地区包容性增长水平区域差异及来源

Table 4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ources of inclusive growth levels in eastern region in 2020

总体差异 省份内部差异 省际差异
总体 浙江 江苏 山东 福建 广东 河北 海南
0.0336 0.0160 0.0046 0.0025 0.0023 0.0016 0.0019 0.0029 0.0001 0.0176
（47.63） （13.74） （7.44） （6.96） （4.70） （5.71） （8.72） （0.35） （52.37）
表5 2020年西部地区包容性增长水平区域差异及来源

Table 5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ources of inclusive growth levels in the western region in 2020

总体差异 省区内部差异 省际差异
总体 内蒙古 陕西 青海 甘肃 宁夏 新疆
0.0186 0.0153
（82.28）		 0.0028 0.0014 0.0005 0.0020 0.0003 0.0016 0.0033
（17.72）
（15.06） （7.77） （2.81） （10.69） （1.60） （8.35）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广西
0.0001 0.0030 0.0007 0.0024 0.0006
（0.38） （15.97） （3.73） （12.66） （3.26）

2.3 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障碍因素

2.3.1 准则层障碍因子识别

由准则层障碍因子识别结果可知，2015年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准则层障碍度排序为经济增长（37.35%）>共同富裕（31.60%）>社会发展（31.05%）；2020年准则层障碍度排序为经济增长（38.83%）>社会发展（31.19%）>共同富裕（29.97%）。其中，经济增长水平始终是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最主要的障碍，且障碍度呈现上升趋势。共同富裕对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阻碍作用减少，障碍度下降了1.63%。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水平对于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提升的阻碍作用明显且有所加强，提高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仍亟需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从子准则层障碍度来看（表6），排名前三的分别为社会保障水平、成果共享以及产业发展。2020年县域在社会保障、成果共享和产业发展方面的障碍度分别高达19.43%、17.33%和14.97%。其中，社会保障水平、成果分享对县域包容性增长的阻碍影响明显，且障碍度呈现上升趋势，对于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阻碍作用愈加明显。收入水平对于县域包容性增长的阻碍作用也比较明显，但其阻碍作用减弱，障碍度由2015年的14.55%下降至2020年12.47%。相较于其他准则层，基础设施与公共环境、教育水平、城乡差距对于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阻碍作用较小。
表6 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子准则层障碍度

Table 6 Obstacle degree of sub-criteria for inclusive growth level at county level

指标 年份 指标 年份
2015 2020 2015 2020
A1 经济总量 6.41 6.63 A7 社会保障 18.46 19.43
A2 财政水平 10.32 10.87 A8 基础设施与公共环境 4.04 3.26
A3 金融水平 6.45 6.36 A9 收入水平 14.55 12.47
A4 产业发展 14.17 14.97 A10 城乡差距 0.19 0.17
A5 教育水平 0.33 0.31 A11 成果共享 16.86 17.33
A6 医疗水平 8.22 8.19 — — —
综合来看，县域实现包容性增长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以及共同富裕三个维度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制约因素。在经济增长维度，产业发展是县域包容性增长的最大阻碍因素；在社会发展维度，社会保障对于县域包容性增长的阻碍作用最明显；在共同富裕维度，成果共享是影响县域包容性增长的首要阻碍因素。因此，提升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关键在于破解县域在产业发展、社会保障以及成果共享方面的制约因素，推动县域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协调发展。

2.3.2 指标层障碍因子识别

从单项指标障碍度来看（表7），2015年排名前六的障碍因素分别为每万人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人均公共预算收入、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例、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以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较于2015年，2020年排名前5的主要障碍因子没有发生变化，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这一指标的障碍度超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为第六位主要障碍因素。从增长水平来看，每万人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人均公共预算收入、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例这四项指标的障碍度增加明显，分别增加了5.24%、6.36%、5.36%、4.50%，说明其对于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阻碍作用加强，需引起关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二者的障碍度之和由14.55%下降为12.47%，对于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阻碍作用有所减弱，说明县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状况得到了一定改善。
表7 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指标障碍度

Table 7 Obstacle degree of county inclusive growth level index

指标 年份 指标 年份
2015 2020 2015 2020
X1 人均GDP 6.41 6.63 X11 县城燃气普及率 0.87 0.50
X2 人均公共预算收入 10.32 10.87 X12 县城供水普及率 0.07 0.04
X3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总产值 0.15 0.16 X13 污水处理率 0.26 0.18
X4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总产值 0.48 0.42 X14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2.80 2.54
X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13.54 15.40 X15 生活垃圾处理率 0.04 0.04
X6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 2.83 2.90 X1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50 5.50
X7 人均储蓄余额 3.63 3.47 X1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05 6.97
X8 平均受教育年限 0.33 0.31 X18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0.19 0.17
X9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8.22 8.19 X19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总人口 9.57 10.00
X10 每万人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 18.46 19.43 X20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 7.29 7.34
为了解不同包容性增长水平县域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因素，本文参照居民收入五等分的做法将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由低到高划分为五个等级，分别计算不同等级的障碍度，结果如表8所示。对于不同包容性等级的县域，每万人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人均公共预算收入、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例始终是主要的障碍因素，对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对于包容性增长水平处于Ⅰ级的县域，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例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更为明显，说明包容性增长水平较低的县域应更加着重关注提升县域的就业吸纳能力。随着包容性增长水平等级的提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例对于包容性增长的障碍作用凸显。如当包容性等级达到Ⅴ级时，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例上升成为第五位主要的障碍因素。因此，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的地区要着重关注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并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表8 不同包容性增长水平等级县域的主要障碍因素排序

Table 8 Main obstacles in countie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inclusive growth

包容性等级 障碍因素排序
1 2 3 4 5 6
Ⅰ级 X10 X5 X19 X2 X9 X17
Ⅱ级 X10 X5 X2 X19 X9 X17
Ⅲ级 X10 X5 X2 X19 X9 X17
Ⅳ级 X10 X5 X2 X19 X9 X20
Ⅴ级 X10 X5 X2 X19 X20 X9

3 县域包容性增长测度结果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将治理重心下沉至县域单元。县域包容性增长有助于破除阻碍城乡要素流动的二元结构体制，推动城乡要素之间的有效流动，充分发挥县域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上的优势，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与活力。与此同时，县域的包容性增长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让更多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农户能够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此外，县域包容性增长有助于改善和提升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有利于提升和促进农村地区居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基于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测度结果可知，促进县域包容性增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仍需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增强县域就业吸纳能力。障碍因子识别结果表明，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的最大障碍仍是经济增长。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实现县域包容性增长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发展壮大经济增长不仅仅要实现量的增长，更要注重增长的模式和性质。包容性经济增长强调经济增长应创造大量就业和发展机会，尤其是要为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多发展机会。因此，要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尤其是要增强县域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和发展机会。一方面，要发挥县域统筹作用，推进县域内城乡产业的融合发展。要增强县域经济对于乡村产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充分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发展现代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和电子商务、休闲旅游、健康养生等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留在县域、下沉乡村，为农户创造更多就业致富机会。另一方面，中西部县域要以产业梯度转移为契机，适度引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带动农户实现就近就业。
（2）增强农户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可及性，扩展和提升农村地区居民的发展机会。包容性增长的测度结果表明，在经历了脱贫攻坚后，多数县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等得到明显改善，区域间县域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有所缓解。然而，障碍因子识别结果显示社会保障、医疗水平对于县域包容性增长仍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包容性增长既强调通过高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又强调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平等来促进社会公平和增长共享性[7]。当前，农村居民在享受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方面与城市居民均存在明显的差距，限制了农村居民的发展机会和人力资本积累。因此，应增强农村地区居民在基础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可及性，同时强化公共服务的益贫性，扩展和提升农村地区居民的发展机会。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缩小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保障标准。考虑到农村弱势群体面临的市场和公共资源配置排斥风险更高，应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如针对当前非农就业市场门槛提高的现状，可加大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完善就业相关的配套服务，提高弱势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
（3）增强县域产业发展的包容性，让农户更多分享经济增长成果。障碍度识别结果显示，成果共享是共同富裕维度最大的障碍因素。随着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升，经济增长能否让农村居民获益更多成为影响县域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促进成果的广泛共享，尤其是提升农民在经济增长中的收益比例。以山西省为例，2020年其县域经济增长指数排名为16，处于全国中等水平。然而，山西省县域共同富裕指数排名为27，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主要在于山西省县域农村居民收入较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例较小，县域经济增长成果并未更多地惠及农村居民。这可能与山西以主要发展煤炭为代表的传统重工业有关，县域产业发展不具有包容性，导致山西省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偏低，影响制约了县域的包容性增长。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应增强乡村产业发展的包容性，加快完善联动带农机制，加强各经营主体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将有发展意愿和能力的农户纳入到乡村产业发展体系中。同时要加大对农户自主发展或参与产业活动的政策支持力度，注重发挥农户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4）统筹推进县域协调发展，分类施策推进乡村振兴。地区差异分解结果显示，区域内部差异是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可见，目前中国各地区内部县域之间的发展并不均衡，应注重发挥省、区层面统筹带动作用，将县域发展纳入区域整体规划，以乡村振兴为契机推动实现区域内县域的协调发展。包容性增长水平差异呈现出“东部高水平差异、中西部地区低水平均衡”的状态。因此，对东部地区而言，要针对性补足差距；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则需整体提升县域发展水平。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以及共同富裕方面均落后于全国均值水平，影响制约着乡村全面振兴。要增加对重点帮扶县的资源要素投入，加强对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和保障，补齐其发展短板。此外，因不同等级包容性增长水平县的主要障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在促进县域包容性增长，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侧重点应有所区别。对于包容性增长水平过低的县，要着重提升和扩展县域内就业与发展机会；对于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的县，要着重关注农村居民在经济增长中的获益情况，提高经济发展对农户的包容性。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内涵与特征，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共同富裕三个维度构建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和分析。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2015—2020年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由47.03增加至57.99，增加了23.30%。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呈现东部地区明显领先，东北和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落后的格局。脱贫县及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落后于全国均值水平。从增长速度来看，2015—2020年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增幅分别高达33.20%和26.41%，明显领先于东部地区（17.33%）和中部地区（22.89%）。
（2）2015—2020年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总体差异减小，由0.0364下降至0.0258，降低了29.12%。县域包容性增长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区域内部差异，2020年区域内部差异占总体差异的比例高达80.70%。从分维度来看，经济增长维度差异最大，社会发展和共同富裕维度总体差异较小。
（3）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呈现“东部地区高水平差异、中西部地区低水平均衡”状态。东部地区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内部差异最大，但东部地区整体县域发展的包容性更高，属于高水平之间的差异。相对来说，中西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小，县域发展比较均衡，但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较低，呈现低水平均衡状态。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差异来源分解发现，东部地区差异主要来自于省际差异，西部地区差异来源于省份内部差异。
（4）障碍因子识别结显示，经济增长是最主要的障碍准则层，社会保障水平、成果共享以及产业发展则是主要的子障碍准则层。从单项指标障碍度来看，每万人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人均公共预算收入、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例、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以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例是当前县域包容性增长的主要障碍指标。不同包容性增长水平等级县的主要障碍指标存在一定差异，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例对包容性增长水平较低的县阻碍作用更大，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例对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的县阻碍作用更明显。

4.2 讨论

县域包容性增长对于破解“三农”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现有文献对于县域层面的包容性增长关注较少，本文综合考虑县域发展特征对其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厘清县域包容性增长的障碍因素，有助于掌握当前县域发展存在的问题及短板，促进县域包容性增长。此外，从区域均衡发展视角出发，分区域对县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解与讨论。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不仅关注了传统的四大区域差异，还关注不同区域内部省际之间的差异以及省份内部差异，并对地区差异的特征进行分类探讨，为以县域发展缩小区域差异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高强, 薛洲. 以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战略举措和路径选择. 经济纵横, 2022, (12): 17-24.

[GAO Q, XUE Z. Lead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county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c measures and path selectio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2022, (12): 17-24.]

[2]
黄振华. 县域、县城与乡村振兴. 理论与改革, 2022, (4): 156-165, 168.

[HUANG Z H. County, city and rural vitalization. Theory and Reform, 2022, (4): 156-165, 168.]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县域内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实践探索. http://www.zcggs.moa.gov.cn, 2021-12-23.

[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model in the county. http://www.zcggs.moa.gov.cn, 2021-12-23.]

[4]
杜志雄. 坚持城乡融合,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2, (6): 1-4.

[DU Z X. Adhere to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economy.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2, (6): 1-4.]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问题研究报告. http://www.zcggs.moa.gov.cn, 2021-12-23.

[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search report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ounty. http://www.zcggs.moa.gov.cn, 2021-12-23.]

[6]
林万龙, 纪晓凯. 从摆脱绝对贫困走向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中国农村经济, 2022, (8): 2-15.

[LIN W L, JI X K. From escaping from absolute poverty to common prosperity of rural households in rural areas.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2, (8): 2-15.]

[7]
杜志雄, 肖卫东, 詹琳. 包容性增长理论的脉络、要义与政策内涵. 中国农村经济, 2010, (11): 4-14.

[DU Z X, XIAO W D, ZHAN L. The thread, meaning and policy connotation of inclusive growth theory.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0, (11): 4-14.]

[8]
蔡荣鑫.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 经济学家, 2009, (1): 102-104.

[CAI R X.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Inclusive growth" and its policy connotation. Economist, 2009, (1): 102-104.]

[9]
范永忠, 范龙昌. 包容性增长理念及现实意义. 理论与改革, 2010, (6): 85-86.

[FAN Y Z, FAN L C. The concept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inclusive growth. Theory and Reform, 2010, (6): 85-86.]

[10]
张国献. 当前国内包容性增长研究述评. 现代经济探讨, 2011, (2): 56-60.

[ZHANG G X. Review of current domestic researches of inclusive growth. Modern Economic Research, 2011, (2): 56-60.]

[11]
ALI I, SON H H. Measuring inclusive growth.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2007, 10(24): 11-31.

[12]
于敏, 王小林. 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测量与评价. 经济评论, 2012, (3): 30-38.

[YU M, WANG X L. China's inclusive growth: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Economic Review, 2012, (3): 30-38.]

[13]
魏婕, 任保平. 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的测度: 1978—2009. 中国工业经济, 2011, (12): 5-14.

[WEI J, REN B P. Measuring China's inclusive growth: 1978-2009.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1, (12): 5-14.]

[14]
马强文, 任保平. 包容性增长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经济可持续的视角.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22(7): 101-108.

[MA Q W, REN B P.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clusive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2, 22(7): 101-108.]

[15]
黎蔺娴, 边恕.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 包容性增长的识别与分解. 经济研究, 2021, 56(2): 54-70.

[LI L X, BIAN S. Economic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Identification and decomposition of inclusive growth.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1, 56(2): 54-70.]

[16]
赵川, 程广斌, 李祎. 中国城市包容性增长: 空间集聚、区域差异及收敛特征. 软科学, 202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268.g3.20230315.1445.002.html.

[ZHAO C, CHENG G B, LI Y. Inclusive urban growth in China: Spatial agglomera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Soft Science, 202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268.g3.20230315.1445.002.html.

[17]
张勋, 万广华. 中国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 经济研究, 2016, 51(10): 82-96.

[ZHANG X, WAN G H.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6, 51(10): 82-96.]

[18]
江鑫, 黄乾. 乡村公路、人口城市化和乡村包容性经济增长. 南方经济, 2020, (4): 62-83.

[JIANG X, HUANG Q. Rural roads,urbanization and inclusive rural economic growth.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4): 62-83.]

[19]
黄倩, 李政.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与经济包容性增长: 基于云南省120个县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9, 35(1): 52-66.

[HUANG Q, LI Z.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inclusive growth of econom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120 counties in Yunnan province. 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9, 35(1): 52-66.]

[20]
白晶洁, 张峁. 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收敛与包容性经济增长: 基于辽宁省44县(市/区)数据的实证研究. 征信, 2018, 36(3): 20-26.

[BAI J J, ZHANG M.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gional convergence and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ata from 44 counties (cities/districts) in Liaoning province. Credit Reference, 2018, 36(3): 20-26.]

[21]
张大鹏, 陈池波. 旅游发展促进了连片特困地区的包容性增长吗: 来自中部贫困县的证据. 农业技术经济, 2020, (4): 107-116.

[ZHANG D P, CHEN C B. Evidence from poverty: Stricken counties in Central China.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0, (4): 107-116.]

[22]
范轶琳, 吴晓波. 包容性增长研究述评. 经济管理, 2011, 33(9): 180-184.

[FAN Y L, WU X B.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inclusive growth.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33(9): 180-184.]

[23]
林毅夫, 庄巨惠, 汤敏, 等. 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8: 40-88.

[LIN Y F, ZHUANG J H, TANG M, et al.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through Shared Growth. Beijing: China Planning Press, 2008: 40-88.]

[24]
刘荣. 双循环经济增长的新空间:中国县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107-121.

[LIU R. The Prospective Space for the Growth of Dual Circulation Economy:Inclusive Growth of County Economy in China.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2022: 107-121.]

[25]
李晓园, 陈武. 我国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评价及启示: 基于苏赣陕三省的数据分析. 江西社会科学, 2014, 34(9): 44-50.

[LI X Y, CHEN W. Evalu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in counties in China: Based on data analysis from Jiangsu, Jiangxi and Shaanxi provinces.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014, 34(9): 44-50.]

[26]
陈光春, 马国群. 边境县域经济包容性发展系统仿真研究: 以广西东兴市为例. 社会科学家, 2016, (11): 65-70.

[CHEN G C, MA G Q. Simulation study on economic inclusive development system in border counties: A case study of Dongxing city. Social Scientist, 2016, (11): 65-70.]

[27]
SON H H. Global estimates of pro-poor growth. World Development, 2007, 36(6): 1048-1066.

DOI

[28]
文建东, 李慧, 石韵珞. 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分析: 以县域经济为例. 湖北社会科学, 2012, (7): 72-79.

[WEN J D, LI H, SHI Y L.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A case study of county economy. Hubei Social Sciences, 2012, (7): 72-79.]

[29]
周扬, 郭远智, 刘彦随. 中国县域贫困综合测度及2020年后减贫瞄准. 地理学报, 2018, 73(8): 1478-1493.

DOI

[ZHOU Y, GUO Y Z, LIU Y S.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of county poverty and anti-poverty targeting after 2020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8): 1478-1493.]

DOI

[30]
曹丽哲, 潘玮, 公丕萍, 等.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区域格局. 经济地理, 2021, 41(4): 30-37.

[CAO L Z, PAN W, GONG P P, et al. Spatial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vitality in China at the county level.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4): 30-37.]

[31]
化祥雨, 金祥荣, 吕海萍, 等. 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以浙江省县域为例. 地理科学, 2021, 41(2): 223-231.

DOI

[HUA X Y, JIN X R, LYU H P, et al.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Case on coun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2): 223-231.]

DOI

[32]
朱玲, 何伟. 脱贫农户的社会流动与城乡公共服务. 经济研究, 2022, 57(3): 25-48.

[ZHU L, HE W. Social mobility of the former poor households and the public services in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2, 57(3): 25-48.]

[33]
吕光明, 陈欣悦. 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测度与结构解析. 财政研究, 2022, (4): 52-68.

[LYU G M, CHEN X Y. The measurement and structure analysis of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equalization among county. Public Finance Research, 2022, (4): 52-68.]

[34]
孙永胜, 佟连军.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3): 634-645.

DOI

[SUN Y S, TONG L J.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in restricted development zone of Jilin provinc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3): 634-645.]

DOI

[35]
王淑婧, 李俊峰. 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均衡性特征及障碍因素.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6): 1540-1554.

DOI

[WANG S J, LI J F. Balanced characteristics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high-quality green developmen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6): 1540-1554.]

DOI

[36]
刘宇峰, 原志华, 郭玲霞, 等. 陕西省城市绿色增长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解析.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1): 200-220.

DOI

[LIU Y F, YUAN Z H, GUO L X, et al.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green growth level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haanxi provinc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1): 200-220.]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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