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是百年党建与中国城乡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为推进新时代的“三农”问题破解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特邀请“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10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历史过程与制度情境、城乡系统与跨尺度空间、政策理论—技术方法—实践路径相融合等三大视角，围绕“三农”战略阶段与制度变迁、“三农”问题的本质与新“三农”问题破解、乡村振兴机制与乡建实践等三条主线展开。主要结论有：（1）时空过程和制度语境下的“三农”问题本质、关键领域与体制机制创新。“三农”发展的规律认知与政策调控需要放在全球时空尺度与城乡地域系统中综合把握。“三农”问题是城乡地域系统整体框架下乡村地域系统功能提升的优化决策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地业”的不协调发展。新时代的“三农”发展体制和工作机制，需在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生计发展、现代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抓好两个“底线”、做好两个“衔接”、促进两个“融合”。（2）城乡系统互动与人民共同富裕要求下的乡村振兴理论与“三生”空间规划。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与破解，根植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区位理论、部门经济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理论、社会功能理论与社会冲突理论的多学科沃土。在“三农”问题研究实践中也发展出了土地利用转型理论、乡村重构理论、乡村发展多体多极理论、界面理论、乡村吸引力以及乡村可持续性等理论。从区域发展理论和宏观战略政策来看，城乡融合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是区域均衡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表征与应有之义。“让乡村生活具有吸引力”的民间表达与“2035年乡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互为“表里”关系，可从乡村聚落演变与多功能转型、城乡互动下的乡村绅士化与乡村吸引力、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指导下的乡村现代化发展得到综合解释。提升地方品质是以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和一般规律，基于禀赋的特色发展、数字化转型和城镇圈化是重要推进路径。以空间规划来引领城乡空间融合，以土地综合整治推动人居空间品质提升，以精细化管理助力农业空间多功能价值实现，以系统性保护和修复保障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统筹乡村“三生”空间重构和功能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乡关系构建的坚实基础。（3）生态文明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新需求下全面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和乡村建设的技术支撑。全面乡村振兴需要“业”的振兴、“地”的改革、“人”的福祉发展与“技”的智能更新。一是统合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高品质宜业宜居问题，积极从大食物观的新思路，联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落实食物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二是亟需创新农村土地系统的产权—治权融合机制，尤其是积极构建农户参与的农村绿色发展机制及生态环境治理外部性收益分享机制；三是打通农民分享农村资产升值收益的堵点、补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短板、树立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县域治理理念；四是以“可计算乡村”理论和技术，推进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通过多级主体共建共治共管，共同缔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上述观点，可为朝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工作创新与乡村振兴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村镇发展研究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重点领域。从产业和村镇社会经济视角切入，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观察，梳理了易武镇普洱茶产业在复兴过程中各生产主体对不同的生产组织和利益分配模式的权衡选择，及其在产业、土地和人口三方面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过程，并揭示其作用机制。研究认为：（1）对于拥有资源禀赋的农业型村镇而言，可再生的、可持续发展的、无可替代的稀缺自然资源是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于农民而言，明确掌握这些资源的产权，能成为其维持生计、提高收入的重要保障。（2）在现代化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体系构建中，可适当扶持更多本地茶农建设中小型加工茶厂，生产、加工普洱古树茶和台地茶，结合普洱茶文化，引导当地从农业主导转变为农业、加工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通过多元化产业增强社会经济韧性。（3）政策应更多地倾向于明晰农户对资源的产权和提高农民自身的能力当中，让农民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也有能力加入加工流通环节，由单纯务农身份转变为拥有加工和销售茶叶产品能力的经营者，在实现身份转变的同时提高收入。
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时代伟大实践，但“摸着石头过河”也意味着推动路径道阻且长，需要对其进行科学解构并厘清相关议题的理论体系。超循环理论有助于解构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复杂路径。在反应过程方面，乡村资源与城乡关系是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共同富裕路径的起点，稳定复制与创新发展是路径的核心过程，路径反应的终点则指向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在循环层次方面，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可以解构为由低阶到高阶的乡村内部反应循环、乡村整体催化循环和城乡体系超循环三个阶段，分别指向夯实乡村功能、培育乡村内生发展能力和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不同目标，对应不同的实践发展阶段与理论研究议题。
都市农业对城乡食物要素流动与能量转换具有重要意义，是面向城乡融合发展的农业新业态。基于城乡融合及要素流动的视角，旨在揭示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农业的典型类型功能演变及其空间转型机制。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的社区支持农业、代耕式农业和休闲农业三种典型类型都市农业具有差异化的空间功能、转型过程和空间效应等。（2）社区支持农业通过生态种养强化了生态功能，并以短链销售、合作生产、直播带货等方式实现经济功能，引起空间品质的提升、空间的都市消费化转型等。（3）代耕式农业则强调经济功能，其物质空间转型过程体现在耕地非粮化、集中化和社区居住空间的分异，进而带来社会空间的群体排斥和空间隔离。（4）休闲农业则强调社会保障功能和都市群体的体验及情感需求，在空间转型上体现出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及不均衡性，加剧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空间效益的差异化。（5）都市农业典型类型的功能演变及空间转型受到市场、政府、企业和个体等多重主体的综合作用，城乡经济、社会、技术和文化等要素对都市农业空间分异的方向和程度产生重要影响，并通过食物、群体和产业联系为城乡融合提供了新路径与新模式。
资源型地区乡村是全面推行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区域，其三产融合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三产融合水平评价、产业Logistic共生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国家典型资源型地区湖北省大冶市为研究区，分析2020年大冶市各乡镇乡村三产融合水平及其内生动力作用，进而探究资源枯竭背景下的乡村三产融合模式与内生机制。结果显示：（1）大冶市乡村三产融合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两镇独大、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各乡镇在三产融合子系统上均有提升空间。（2）大冶市各乡镇乡村产业共生程度整体较低，产业单元关系以产业偏利共生和寄生为主，产业融合模式以一产为主导的顺向融合和二产为主导的双向融合为主。（3）内生动力提升对研究区三产融合水平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矿业资源的开采阻碍三产融合水平的提高。其中，从业农户、三产融合示范基地和产业园是三产融合的主引擎，农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发挥关键的组织和建设作用，农业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是物质根基。（4）在不同内生动力作用下，资源型地区乡村三产融合以主体培育、利益转换、渠道建设、需求开发为四轮驱动力，以乡村资源为基底、农户为中枢，实现内生动力提升和三产融合的有机共促，促进资源型地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
农业产业新路径发展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面临的重要命题。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期望社会学理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实地调研及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以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为例，构建路径创造视角下外源型农业产业新路径发展的分析框架并探讨其演化机理。研究发现：（1）从区域与区域外资产、关键经济与组织行动者、路径创造机制、制度环境与政策举措及未来期望等五个维度具体分析可知，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经历了两次路径创造，并产生了两次新路径发展演化，实现了从无到有再到多元化发展。（2）永福台湾高山茶产业的发展经验体现了路径导向下的外源型农业产业新路径发展方向，其中区域内外部资产的整合、培育关键主体、路径创造机制的多元化、制度与政策环境支持以及不同期望效应的实现等五个方面，均对外源型农业产业新路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发展滞后背景下新的时代命题，村镇建设格局优化是破解乡村发展问题的重要抓手，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城乡共生视角，以苏北灌云县为例，综合运用断裂点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场能模型，开展村镇建设格局优化。结果表明：（1）城乡共生视角下，村、镇的综合质量是共生基质，村镇之间相互作用、交流的时间和距离成本是共生界面，结合村镇的共生基质和共生界面进行共生选择，可指导村镇建设格局优化；（2）顾及镇质量、中心性和网络凝聚子群，确定灌云县村镇等级，利用改进的场能模型，通过测算县城及各镇的空间场能，完成村镇共生体构建，形成相互作用的城乡共生的县城—镇—村等级体系；（3）重构村庄引力矩阵并在村之间搭建有向连接线，发现包括后埠村、深沟村、东徐村等25个村与其他村庄的联系微弱，有待进一步调整，根据城镇辐射范围和村庄引力联系，形成优化调整方案，通过比较各村庄的点出度与点入度，将村庄划分为重点村和一般村，完成村镇建设格局优化。
数字乡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力，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分析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空间特征的基础上，将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与CHFS数据库匹配，应用门限回归等方法识别数字乡村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不平衡，呈“东—中—西”降低态势，但南北差异不大。（2）数字乡村四个子维度发展水平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并且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存在显著东西差异；同时，数字乡村发展总水平及各子维度在空间上均显著相关，且HH型和LL型集聚特征突出。（3）数字乡村通过数字基础设施以及经济、治理和生活数字化促进农户增收，其中经济数字化的农户增收效应最大。（4）数字乡村的农户增收效应与农户教育和收入水平相关，即数字乡村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增收效应更显著，而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作用不明显，甚至有抑制效应。此外，在考虑数字乡村自身发展阶段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形下，数字乡村对农户增收存在非线性影响。
科学探究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关联关系及其城乡融合效应，是促进区域乡村功能协同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有序高效的重要基础。在厘清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关联机制的基础上，阐释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并以河南省为案例区，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面板回归模型等开展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河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关联呈现出日趋复杂的网络结构形态，空间上表现出中部地区密集、外围逐层递减的圈层分异规律。（2）从整体网络结构特征看，河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关联网络的网络密度不断提高，网络稳定性逐步增强，但是网络的关联紧密程度仍有待提升。（3）从个体网络结构特征看，新密市、新郑市和禹州市等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而南乐县、商城县和义马市等在网络中处于边缘地位。（4）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对城乡融合发展存在显著的影响，个体网络中心性的提升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深度剖析了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交互作用，并揭示了乡村地域多功能的城乡融合效应呈现网络非均衡性特征，可以为乡村联动发展以及县域城乡融合提供理论参考。
科学系统地识别乡村地域系统空间结构，进而制定相应的村庄发展战略，对进一步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以湖南省长沙县为研究对象，引入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理论与乡村振兴多级目标构建了乡村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综合引力模型、K-Means聚类、地理探测器和空间自相关等研究方法，量化识别长沙县的“乡村振兴极—村镇空间场—乡村发展区—城乡基础网”空间结构。研究结果表明：（1）长沙县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呈现以城镇核心区为圆心向外围减弱的圈层式分布结构，且空间集聚效应显著；（2）地域间供求关系的密切程度是影响空间联系强弱的重要因素，而立足于因素作用的空间联系强度可以较好地表现区域发展的需求和互补格局；（3）“极—场—区—网”多维分析框架能较好地应用于市区近郊县区乡村地域系统的空间结构识别与优化，具体确定并划分了11个乡村振兴极、3个村域空间场和7个乡村发展区，构建了基于“极—场—区—网”互联网络的城乡基础网，进一步为推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是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路径。现有研究主张通过内外联动实现乡村新内生式发展，但大多停留在理念构想层面，亟需系统性行动框架来提供实践指引。为此，整合共生理论与新内生式发展模式，构建“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分析框架，以杭州市临安区乡村运营实践为例，提炼乡村内外部多元行动主体共生、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路径与机制。结果表明：（1）本土力量、社会力量、政府力量构成基本共生单元，分别承担内生动力源、在地化中介、平台搭建者的角色；（2）乡村新内生式发展嵌入在“国家—市场—地方”多尺度联结的共生环境，其中蕴含着国家行政逻辑、市场经济逻辑、乡土文化逻辑等多重行动逻辑；（3）共生单元需要从多重关系深度联结、建立共享价值观念、正式/非正式制度协同治理等方面来推动共生关系的稳定可持续。结论可为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共生视角的路径方案借鉴。
县域的包容性增长是破解新时代三农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实现路径。研究基于2015年和2020年县域数据，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共同富裕三个维度构建县域包容性增长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Kernel核密度估计、泰尔指数等方法对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测度和分析。研究发现：（1）2015—2020年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呈上升趋势，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格局。从增长速度来看，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增速领先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脱贫县及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落后于全国均值水平。（2）2015—2020年中国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总体差异减小。其中，区域内部差异是其主要来源。（3）县域包容性增长水平呈现“东部地区高水平差异、中西部地区低水平均衡”状态。对东部和西部差异来源分解发现，东部地区差异主要来自于省际差异，西部地区差异则主要来自于省内差异。（4）障碍因子识别结果显示，每万人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人均公共预算收入、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例、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以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例是当前县域包容性增长的主要障碍指标。在此基础上，研究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扩展和提升农户发展机会、增强产业发展的包容性以及统筹推进县域协调发展方面提出了对乡村振兴的启示与相关建议。
县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场域，宅基地制度改革是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探讨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与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内在联系，分析了宅基地制度改革助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相应的改革路径，结果表明：（1）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是城乡要素自由平等流动、功能深度融合以及权益均等化；明晰农村土地要素的产权结构，促进城乡“人—地—钱”等要素的优化组合是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动力。（2）宅基地制度改革能够优化乡村空间，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以及城乡文化交流，倒逼乡村治理现代化，助力县域城乡多维度融合发展。（3）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需求下，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明确不同类型县域改革的主攻方向，以提高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为导向，增强宅基地流动性；以系统思维为指导，统筹联动各项城乡融合政策。
基于城乡统筹发展与区域协同发展研究视角，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2013—2019年甘肃省86个县域单元两者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全省县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似性，均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发展态势。其中，河西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河西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处于全省首位，陇中地区与陇东南地区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全省各县域在基本失调类型和基本协调类型中乡村振兴发展滞后型均占大多数，不存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2）县域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具有一定的平稳性，在局部空间依赖方向和空间增长过程中具有波动性较弱特征，受周边邻近城市溢出效应或虹吸效应相对较弱。县域自身耦合协调度受相邻县域的溢出效应影响程度较小，整体呈现出的高增长或低增长趋势较为明显。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关联格局保持在一定的稳定态势，多数县域未发生跃迁，空间格局呈现出一定的转移惰性与路径依赖特征。（3）县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在空间上差异较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消费差距、产业二元性水平不利于两者耦合协调度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水平对两者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城乡融合是实现共同富裕、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生态型地区长期陷入发展动力缺失、低水平循环、村镇衰败的困境，城乡融合面临更大的挑战，探索生态型地区城乡融合路径意义重大。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城乡融合的理论框架，建构了生态型地区“价值链—供应链—要素链”组合的城乡融合路径，并以粤北生态发展区为例提出了具体路径策略：一是构建全链条的生态产品价值链，建立生态物质产品、生态调节产品、生态文化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二是构建跨区域和城乡垂直分工的生态产品供应链，建立“大湾区中心城市—粤北市县城区—粤北村镇”三级空间供应体系；三是建立生产要素流转交易的要素链，围绕生态产品供应链促进人口、土地要素的城乡对流。研究对开展特定地域城乡融合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对生态型地区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