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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Vol. 38 >Issue 8: 1955 - 1967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803

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

基于超循环理论的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解构

  • 孙九霞 , 1, 2, 3 ,
  • 王淑佳 , 4
展开
  • 1.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 2.中山大学大湾区人文共同体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 3.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珠海 519080
  • 4.宁波大学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宁波 315211
王淑佳（1986-），女，河北张家口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乡村可持续发展。E-mail:

孙九霞（1969-），女，山东潍坊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与地方发展、旅游人类学。E-mail:

收稿日期: 2022-09-13

  修回日期: 2023-04-14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8-24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AH016)

收起

Path deconstruction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hypercycle theory

  • SUN Jiu-xia , 1, 2, 3 ,
  • WANG Shu-jia , 4
Expand
  • 1. Center for Tourism, Leis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Greater Bay Area Humanities Communit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3. Southern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dong Laboratory (Zhuhai), Zhuhai 519080, Guangdong, China
  • 4. Joint Institute of Ningbo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Anger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Zhejia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9-13

  Revised date: 2023-04-14

  Online published: 2023-08-24

Fold

摘要

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时代伟大实践，但“摸着石头过河”也意味着推动路径道阻且长，需要对其进行科学解构并厘清相关议题的理论体系。超循环理论有助于解构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复杂路径。在反应过程方面，乡村资源与城乡关系是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共同富裕路径的起点，稳定复制与创新发展是路径的核心过程，路径反应的终点则指向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在循环层次方面，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可以解构为由低阶到高阶的乡村内部反应循环、乡村整体催化循环和城乡体系超循环三个阶段，分别指向夯实乡村功能、培育乡村内生发展能力和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不同目标，对应不同的实践发展阶段与理论研究议题。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 推动路径; 超循环理论; 理论解构

本文引用格式

孙九霞 , 王淑佳 . 基于超循环理论的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解构[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 38(8) : 1955 -1967 . DOI: 10.31497/zrzyxb.20230803

Abstract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great practice in China. However, it also means that the path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aces enormous difficulties, which requires scientific deconstruction of the path and clarific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relevant issues. Based on the hypercycle theory, this study deconstructs the complex path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erms of the reaction process, rural resources inside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path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rural revitalization, stable replic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re the core process of the path, and the endpoint of the path reaction is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ommon prospe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oth in the countryside and city. In terms of the circulation hierarchy, the path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 be deconstructed into three stages: rural internal reaction circulation, rural overall catalytic circulation, and urban-rural system super circulation, which respectively point to different goals of consolidating rural functions, cultivating rur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pacity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stages of practical discovery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topic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development path; the hypercycle theory; theory deconstruction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中国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在农村[1]。农村问题不仅涉及农业、农村、农民本身，也涉及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发展问题[2]。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吹响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号角，以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三农发展与缩小城乡差距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重中之重和共同富裕的着力点。“摸着石头过河”也意味着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必然面临重重难题。在乡村基底层面，大片乡村地区和乡村人口刚刚脱离绝对贫困，发展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从相对贫困走向共同富裕仍有漫长道路。在国际环境层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国际局势对全球经济社会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以及当前全球经济下行进一步加剧中国乡村发展的多维困境。在顶层设计层面，作为由上而下的举国战略，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发展路径需要建立科学、高效、明晰的路径框架，强化顶层设计以精准指明发展方向和少走弯路。在基层执行层面，既需要明确、清晰的阶段性与分层路径和方向，避免出现政策理解与执行偏差，又需要保证乡村基层人员的主动性与创新性。因此，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早在脱贫攻坚阶段，对于农村脱贫与共同富裕二者关系的精彩阐述[3]就已涌现，并在现阶段延伸至对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二者关系的探讨。农业现代化不足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则是乡村多方面发展，不仅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4]，也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础、潜力所在和关键步骤，更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最为艰巨的任务[5]。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路径研究，既来自于二者理论本质的内在联系，也来自于中国乡村发展实践的迫切需要。故亟需在全球城乡发展理论和中国城乡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解构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复杂路径，厘清其基本逻辑与关键问题，以有效指导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乡村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振兴实践。
超循环理论来自生物物理科学，已演变为自组织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6]。其对社会系统发展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可用于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发展路径的框架设计和战略规划[7]。中国农村发展与社会转型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2]，故乡村发展和振兴问题不能仅局限于乡村地域，而应置于城乡系统中审视其复杂关系。本文基于超循环理论，从反应过程和循环层次两方面解构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建构理解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的理论框架，以期推动相关理论讨论和乡村振兴实践。

1 文献综述

1.1 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地理学聚焦根治“乡村病”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8]。学界从乡村人才、治理、产业、文化、环境等不同视角探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战略的衔接[9]，总结了中国乡村转型、振兴的现代农业规模化、企业规模化和卫星城镇发展模式[10]，划分了土地整治集聚、特色产业发展、产业平台集散和社区功能集约四种路径[11]。同时，已有研究指出传统生产主义的、线性的、数量型的乡村发展模式导致乡村诸多问题日益凸显，有必要转向后生产主义的乡村多功能转型路径研究[12]，强调乡村振兴路径需要体现乡村发展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区域性[13]。随着乡村振兴地理学日益形成体系[14]，研究进一步强调以乡村地域系统为对象“揭示规律—制定规划—形成范式”[15]，提出“三主三分”乡村振兴规划方法[16]。未来乡村振兴研究需要由聚焦单一面向转向关注乡村整体、由振兴路径深入发展机理，进一步厘清乡村振兴路径的深层逻辑，以提高乡村振兴路径研究的对话性、系统性和延续性。
随着乡村演化，乡村地域的健康发展不仅愈加有赖于乡村地域内“人—地—业”互馈机制[17]和战略之间共生效应[18]，更高度依赖城乡地域“经济—社会—空间”的协调耦合[19]。城市成为工业化以来人类地理空间的核心，乡村被视为城市附属和边缘空间。全球形成城市偏向、城乡互动及乡村偏向三类城乡发展观，并经历城乡关联、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互动协调三个发展阶段[12]。中国历经建国初期以城为中心的城乡二元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对立关系，正在努力加快城乡融合步伐。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现代中国乡村从“城市主义”农村发展模式转向注重城乡融合的新农村建设优先发展[20]，推动农村建设运动从“如何发展”“更快发展”转向“如何更好发展”。与之相伴，近年来中国城乡政策从城乡协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当前的城乡融合发展[21]，乡村重新走上与城市平等、互补的位置。“城乡中国”成为理解转型中国结构形态的重要范式[22]。乡村振兴是城乡空间动态均衡演化和城乡互动关系改善[23]的过程与结果，从双向破解乡村发展困境。因此，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路径研究不能脱离对城乡关系的探讨。

1.2 超循环理论

德国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艾根，通过对生物学中多样性和统一性关系的思考，于1970年提出超循环理论。超循环理论作为自组织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6]，被视为当代科学在探索系统复杂性上的重大进展[24]。艾根等[25]认为，生物大分子存在转化反应循环、催化反应循环、超循环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循环组织。在普通转化反应循环中，酶（催化剂）的催化作用等价于中间物的循环复原（图1a）[24]。催化反应循环则是一种较高水平的组织，所生成的中间物至少有一个是后继某步反应的催化剂，从而整体等价于一个自催化剂，指令自身复制，成为一种自复制单元（图1b）[25]。超循环是自催化系统等级结构中更高的层次，以二级或二级以上的非线性自催化为基础，使一组功能上耦合的自复制单元通过循环联接而整合起来并一起进化的系统，形成由循环组成的循环非线性反应网络（图1c）[25]。
图1 生物大分子的三重循环反应

Fig. 1 Triple cyclic reactions of biomacromolecules

超循环中的每个复制单元既能指导自身复制，又能催化下一个中间物产生[24]，从而既能保证通过循环连接起来的所有物种稳定、受控地共存，也允许所有成员相干地生长[25]。在超循环自组织过程中，随机事件的随机效应通过反馈到起点形成某种放大作用，从而将有意义的突变体并入超循环中[24]。“表现型”优势即对突变体直接有利的变异立刻得到稳定化；而“基因型”优势则有利于后继产物，从而间接有利于出现突变的复制单元，为使竞争结果固定下来而需要空间隔离[25]。经过因果多重循环、自我复制和选择，功能不断完善、信息不断积累，从而完成向高度有序的宏观组织进化[25]。分子自组织进化过程既要产生、保持和积累信息，又要能选择、复制和进化，只有采取超循环组织形式[25]。因此，超循环组织是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既竞争又协同、既隔离又整合，从而发展了达尔文原理[25]。
作为自然领域的自组织原理，超循环理论侧重从生物信息学角度解释生物细胞在大分子尺度的复制与演化问题，但社会与自然在运行机理和哲学思维层面也往往具有某种共性，故艾根等[25]指出超循环理论也具有社会科学意义。钱学森也认为超循环理论为系统科学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24]。超循环理论提供了充分利用系统演化过程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以促进事物之间高效相互作用与耦合的方法[26]。一些学者使用超循环理论解释中国经济系统的超循环结构[27]、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7]、绿色经济模式的演进[28]、资源型企业的发展机理[29]、城市超循环体系的建构[30]等，验证了超循环理论在社会系统中的有效性。

2 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的反应过程解构

乡村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单元，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是乡村“社会细胞”在城乡系统中所发生的复杂反应过程。因此，超循环理论有助于理解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的反应过程（图2）。
图2 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

Fig. 2 The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2.1 路径起点——乡村资源与城乡关系

乡村系统的资源基础决定了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反应中乡村内部可投入的起始反应物。乡村本底资源不仅是振兴路径反应发生的基本条件和制约因素，也是乡村需要走上及主动选择差异化振兴路径的激励因素[31]。中国乡村在空间格局、资源禀赋、产业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呈现高度的多样性。在中国东部与西部、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弱群体和边远地区之间，文化、资源、发展程度、核心城市发展水平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决定了不同地区乡村倾斜扶持与发展策略的不同[32]。同一地域内，基于村庄特色、村民生存、发展建设、城村联系、村庄功能等不同维度，乡村可被划分为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等不同类型及采取不同振兴路径[33,34]。因此，乡村资源是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的反应起点，既需要在理论研究中高度重视乡村的多样性、深化对乡村本身基础的分析与细化乡村分类框架，也需要在发展实践中发挥乡村因地制宜的能动性。
乡村隶属的城乡系统及城乡关系决定了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反应中乡村外部可投入的起始反应物。在观念要素方面，城市作为工业化以来人类地理空间的核心，塑造了社会对于发展、富裕等概念的基本认知，城乡关系基本理念主导了乡村发展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乡村现代化被等同于乡村城市化，全球乡村都试图复刻城市发展目标、经验和理论以推动乡村发展。在城市主义观念主导下，乡村的独特优势、深刻内涵和多样性被忽视，乡村资源和乡村人口不断加速流向城市。乡村振兴路径需要聚焦城乡观念与关系的变迁。在制度要素方面，乡村往往被视为城市附属建制单元，居于中心城市的各级上级政府主导了乡村发展政策与正式制度的投入。例如中国建国初期的优先发展工业、农业大力支持工业策略，推动中国以城为中心的城乡二元关系的逐渐形成；而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则重新把乡村放置于与城市同等地位。在物质和人力要素层面，乡村与其中心城市的关系奠定了不同类型资源和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方式与流动趋势，决定了乡村振兴发展中所能争取到的外部资源投入。而在文化要素层面，全球化、信息化进程加速城市文化向乡村的传播速度与渗透范围，其影响日益深刻。因此，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研究需要由生产主义转向后生产主义[12]，在城乡关系框架下审视由城到乡的外部反应物投入，把握城市与乡村、政府与市场、发展与保护、当前与长远、试点与推广之间的复杂关系[35]。

2.2 路径过程——稳定复制与创新发展

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首先是乡村自组织系统的自我稳定复制与再生。近几十年来，中国乡村整体面临衰败困境，乡村原有功能在现代化、全球化和工业化冲击下不断弱化或难以为继，乡村脆弱性不断加剧[36]、人口不断外流，乡村传统文化和乡土情结不断被瓦解[37]。就中国乡村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挑战而言，如何推动乡村经由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独特乡土系统及其原有功能的稳定复制以实现乡村的存续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基本要务。为解决全球最大规模的区域性整体贫困，中国脱贫攻坚实践中城对乡的输血式帮扶重要且必要。但就乡村长远发展而言，依赖外部系统的扶持不可持续，乡村必然需要通过自学习、自适应、自协调将乡村脱贫所依赖的产业和功能转型模式尽快纳入乡村自成长能力体系中。塑造乡村自组织系统的自我持续能力，巩固既有脱贫攻坚成果，是当前乡村振兴发展的第一要务。在分子生物学领域，细胞和机体功能的稳定性来自于由信息（核酸）编码出高度有序的功能（蛋白质）[24]，以及超循环体系内所有循环及产物之间的反馈、调节作用。与之对应，在乡村自组织系统的自我复制过程中，既需要高度重视、深入挖掘、不断修正乡村传统的深层发展逻辑与运行规律，也需要从聚焦发展要素间的因果关系转向厘清、建构乡村自组织系统内多重要素之间的关系网络及反应互馈机制，从循环关系入手看待乡村系统整体的稳定与发展。
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需要乡村自组织系统的自我优化与创新发展。超循环理论整合了既有系统的稳定性、遗传信息与突变型之间的发展关系，对于理解社会系统中的创新发展与演化具有显著意义。相较传统社会中乡村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乡村变迁的缓慢节奏，当前多变的乡村外部环境决定了乡村需要不断变革以融入其所在的城乡体系中。1949年以来，中国乡村建设已经历三次变革[38]，形成土地整治促增产、农业结构调整促增收、产业结构调整促致富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促均等四个阶段[11]。当前中国乡村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信息化快速发展期、城镇化中期、农业现代化全面推进期”[39]。乡村需要发展自组织的创新能力，以探寻符合自身实际、保留自身乡土基因的独特发展路径，在稳定中不断迭代以应对外部世界的快速变化。而对于更大尺度的城乡区域而言，乡村自组织的创新发展也可以有效避免临近乡村之间同一化发展所导致的恶性竞争与单一化发展所导致的高脆弱性，通过一定的容错环境推动区域内乡村在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乡村的自我优化创新可能来自于被动应对和主动把握偶然契机的路径突变，如网红旅游、艺术家进驻等；但更可能来自于乡村精英引领的主动创新尝试。高素质精英人才的创新能力、乡村政策与社会环境的支持、政绩考核的弹性等是影响乡村自组织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

2.3 路径终点——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

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是乡村演化发展到特殊转型阶段时解决所面临突出问题的必然路径和迈向更高层次的战略选择[40]。明确何谓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有助于指明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的发展方向和终极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41,42]揭示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的资源分配不均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只能实现少数人富裕。因此，消灭私有制、建立按劳分配的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实现基础。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众对富裕内涵的认知逐渐从物质财富水平，到纳入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再到1985年将生活水平进一步明确为物质和文化（精神）两个层面[43]。而中国社会近30年发展中出现的“伊斯特林悖论”[44]则更强化了对物质富裕能否带来同等主观幸福感提升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延续共产主义一脉相承的“共同富裕”思想，通过丰富的本土实践经验发展了适应时代的共同富裕理念。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平均主义者的均富思想，更与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悬殊与两极分化相对立[45]。新时期中国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46]。因此，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的终点，不仅仅是乡村人口的物质富裕，而应是乡村和城市人口的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

3 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的循环层次解构

超循环理论将系统自组织的反应划分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转化反应循环、催化反应循环和超循环。借鉴超循环理论，可将城乡系统中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的循环层次解构为由低阶到高阶的乡村内部反应循环、乡村整体催化循环和城乡体系超循环。

3.1 乡村内部反应循环——夯实乡村功能

产业薄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治理体系不够完善、人才流失严重等诸多严峻问题仍是乡村地区广泛存在的桎梏。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对应乡村内部五条基本反应循环，其目标是夯实乡村基本功能、解决乡村的发展制约。乡村内部的反应循环依靠外部输入或强加的催化剂驱动运行和循环[47]，不仅是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的初级阶段，也是后续催化循环和超循环的基础组成部分。
（1）五条反应循环在外部催化剂的作用下实现增长。在乡村发展初始阶段，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来自乡村地域外部的乡村发展政策、政府政绩考核、智力人力财力，作为催化剂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生态治理、文化保护、治理制度、生活水平的某个反应循环。这一阶段的发展，主要是在外部多元催化因素影响下的“投入—产出—投入”的扩大再生产循环，乡村发展对外部具有高度依赖性，也即外部因素催化必不可少。
（2）五条反应循环相对独立运行，并未建立紧密耦合关系。经济主导的传统思想、提升农民生计的首要任务、经济发展的紧迫压力和乡村人物财力的有限性，促使产业反应循环被提上乡村发展首要位置。而单个反应循环在各自资源、权利和话语体系下运行，并由不同上级部门管理，进一步加剧五条反应循环的地位差异和相互分离。片面依托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乡村发展路径则可能进一步加剧五条反应路径间的挤兑。
在研究层面，乡村内部的反应循环致力于厘清乡村各个面向发展或乡村功能完善的基本路径。如聚焦农民就业与增收[48]、农地地租与非农化增值[49]、乡村治理[50,51]、人居环境[52]、数字化[53]、宗教信仰[54]等都可纳入乡村内部反应循环路径的研究范畴。

3.2 乡村整体催化循环——培育内生发展

乡村振兴路径应注重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与良性循环[12]，故需要推动五条基本反应循环形成乡村整体的催化循环。通过基本反应循环之间的自催化作用，加速循环圈的运行效率，增强乡村系统内的耦合力，从而培育出乡村内生发展能力。具体而言，乡村整体的催化循环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层次：
（1）乡村振兴单个面向内不同路径间的催化循环。例如，单一产业既难以充分高效利用乡村资源和实现村民致富，也存在应对外界风险和扰动的高度脆弱性。通过不同产业间的互补与延伸，建立起产业链条间的催化循环，从而有效提高乡村资源的利用率和转化率。从传统桑基鱼塘，到现代特色农牧业、农牧产品深加工及旅游产业耦合，乡村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日益显著。产业链条间的催化循环促使原有产业从单一线性的“投入—产出”扩大再生产模式，转向一二三产业的资源、产品、服务融合的催化循环网络，“产业+”的发展路径成为形成耦合循环催化关系的关键。
（2）乡村振兴不同面向之间的催化循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超出单纯的物质丰富范畴，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福利的全结构福祉。物质生活的全面提高和精神生活的协调发展共同构成社会中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和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乡村整体催化循环一方面将精神富裕与物质富裕共同纳入循环体系，聚焦村民的教育机会、文化自信、政治参与、社会交往、心理状况等；另一方面高度关注和强化乡村振兴不同面向之间的互相催化与振兴。
（3）辐射乡村全域空间与全体人口的催化循环。乡村内部反应循环往往只能吸纳部分就业人口，直接带动部分人口从脱贫走向小康或辐射部分人口在单一方面受益。共同富裕强调同时评估发展水平和共享程度，即全体人民在共同劳动基础上共同享有社会发展成果，既要将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也需认识合理差距是必然且客观的存在。乡村整体的催化循环通过创造多元就业机会、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社会福利等方式普惠更多村民，实现发展成果在乡村内的再分配，从而缩小同一乡村内部不同个体之间的贫富差距。
乡村整体催化循环的目的是建立乡村内部多元循环网络，发展乡村相对独立的内生发展能力，培育乡村发展体系内部的互相支撑与系统整体的稳定性。在这一阶段，乡村振兴反应路径的主要催化要素不再高度依赖于外界输入，而转向良性循环建立的自催化。政府角色也从反应循环中包办的推动者转向循环过程中的引导者、指导者和支持者角色。乡村经济系统转向“多元经济”，社会形态转向熟人逻辑与契约精神的混合，空间形态转向三生空间有机融合的多元有序组团转变[55]。诸如乡村居业协同[56]、乡村弹性[57]、乡村恢复力[58]等都可以纳入乡村整体催化循环路径的研究范畴。

3.3 城乡体系超循环——推动共同富裕

中国社会结构正在从一种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转型[59]。现代乡村并不能就地解决其所有问题、实现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同质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外部动力，城乡互补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60]，且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过程是城乡空间动态均衡的过程[61]。故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高阶路径则是建立城乡体系的超循环，通过更为复杂的超循环结构推动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
（1）从资源单向输出到双向合作博弈。一方面，城市与乡村是不可分割的有机融合体，互为病因与解药[21]。虽然城市是区域多重关系网络的重要节点、中枢和动力核心[30]，但城乡超循环体系中的城市与乡村不是“资源虹吸”和“输血—被输血”的不平等关系，而是城市与乡村、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的双向平等合作。另一方面，超循环体系中城乡之间也在进行博弈，从而实现城乡空间的动态均衡。因此，城乡体系超循环不是乡村与核心城市间的单向度依附或资源输送，而是形成人口、资本、资源、文化、制度、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等多向度循环。
（2）从局部性介入到整体性嵌套。城乡超循环体系中，乡村不是以某个产业局部性介入整个城乡发展进程中，而是以上一阶段乡村整体的催化循环为单元嵌套到城乡大循环体系中。要素在城乡间的配置活跃促进城乡分工与融合增强，乡村迈向业态、产业、功能多样化[22]。乡村不再是单一土地、农产品或人力资源提供者，而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亚体系。在乡村发展和城乡互动中需要关注乡村作为嵌套单元的层次关联与内部关联，尊重乡村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复杂性。
（3）从有界线性关联到开放非线性网络。城乡超循环路径并不是建立在特定单个乡村与核心城市之间的有界线性关联，而是在区域内外所有城市与乡村之间建立的开放非线性网络。整个循环体系是动态开放而非固定封闭的。一方面，超循环体系建立起多个乡村、多个城市在多个面向的复杂网络，其因果关系多样化和正、负反馈多元化。另一方面，乡村之间也建立起合作、竞争的动态关系。乡村既可以复制临近乡村的优势经验以建立多村联动与规模化稳定发展，通过协同作用放大城乡超循环体系的非线性作用，也可以通过系统内优胜劣汰竞争而推动整个城乡系统由无序向有序跃迁。
（4）从单个乡村脆弱性到城乡超循环体系的自稳定与自进化。城乡超循环体系具有更高的运行效率与自稳定性。超循环不仅可以通过自催化提高循环圈内的运行效率，也可以通过交叉催化增强不同循环圈之间的耦合力，从而获得系统整体放大的整合功能[47]。超循环组织能够稳定地、相干地、自我优化地进化[6]。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系统内原有平衡被打破时，城乡超循环系统通过自我调节、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达到新平衡[62]。乡村通过空间隔离、良性竞争与差异化发展而探索乡村自组织的创新路径，从而实现乡村多样性发展和与城市多元化稳定，促进城乡共同进化。
（5）从局部阻碍因素到复合胁迫机制。乡村内部反应循环的运行不畅或终止，来自于局部阻碍因素的影响。而城乡体系超循环需要关注不同子循环间的复合胁迫机制。城乡超循环体系中不同反应循环的底物、催化剂和产物之间存在多重关联，A循环反应的产物可能是B循环反应的催化剂，但也可能是C循环反应的抑制剂。例如传统土地财政模式及农村建设用地权能缺失在保障农民基本生存和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中国资本三次循环均局限在城市，无法实现资本从城市向小城镇和农村扩散[63]，故乡村发展问题不能局限于乡村空间，而应置于超循环视角审视。因此，需要厘清城乡多种循环反应的因果关系链和复合胁迫机制。
在高流动性、现代化的城乡发展中，乡村和城市超循环体系的联系越紧密、越多样化，城乡整体系统越稳健、资源投入产出利用率越高，系统对抗外界干扰的能力也越强。大都市与乡村空间功能分异[64]、乡村绅士化[65]、人口流动[66]与城乡两栖[67]等研究话题可以纳入城乡体系超循环的研究范畴。

4 结论与讨论

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时代伟大实践，但“摸着石头过河”也意味着推动路径面临巨大难题。中国乡村发展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内在规律性，要求学界必须在当前涌现的丰富乡村实践基础上，抓紧进行科学经验总结与理论抽提，厘清科学解构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复杂路径及其多元议题的理论体系。由自然的自组织原理发展而来的超循环理论也具有社会科学意义，本文基于超循环理论解构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复杂路径。在反应过程方面，乡村资源与城乡关系是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共同富裕路径的起点，稳定复制与创新发展是路径的核心过程，路径反应的终点则指向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在循环层次方面，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可以解构为由低阶到高阶的乡村内部反应循环、乡村整体催化循环和城乡体系超循环三个阶段，分别指向夯实乡村功能、培育乡村内生发展能力和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不同目标，对应不同的实践发展阶段与理论研究话题。
本文使用超循环理论解构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复杂路径，在理论层面试图探索其基本逻辑，在实践层面试图厘清其发展阶段性与多向度关联性。作为对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宏大议题的初步探讨，本文仍是不成熟的，未能涵盖所有相关议题和解析所有复杂关系。但本文初衷是抛砖引玉，希望通过乡村领域相关学者对本文的批评与讨论，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路径的科学理论发展与理论框架建构。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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