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自然资源学报 >

2023 , Vol. 38 >Issue 6: 1602 - 1617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30614

其他研究论文

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意向——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例

  • 李锋 , 1 ,
  • 史本林 , 2
展开
  • 1.海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海口 571158
  • 2.商丘师范学院测绘与规划学院，商丘 476000
史本林（1967-），男，河南柘城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环境变化和乡村旅游。E-mail:

李锋（1972-），男，河南商丘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家公园和旅游产业政策。E-mail:

收稿日期: 2022-10-08

  修回日期: 2023-01-08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6-09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XGL009)

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高层次人才项目(720RC611)

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高层次人才项目(722RC676)

收起

A study on the intention of indigenous residents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 Take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as an example

  • LI Feng , 1 ,
  • SHI Ben-lin , 2
Expand
  • 1. College of Tourism,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
  • 2. College of Mapping and Planning,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 476000, Hen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10-08

  Revised date: 2023-01-08

  Online published: 2023-06-09

Fold

摘要

原住居民是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是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第一，全民公益性”目标的基础保障，揭示并认知原住居民于国家公园建设支持意向的影响机制，是确保国家公园有效管理的基本要求。基于问卷调查，实证考察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片区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影响的收益感知和成本感知，探讨了社区权力与支持意向之间的关系，并对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和生计能力的中介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权力对原住居民的收益感知有正向影响，对成本感知有负向影响；收益感知正向显著影响支持意向，而成本感知与支持意向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生计能力对支持意向作用，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通过收益感知而产生的间接效应；政府信任对影响感知、生计能力与支持意向间关系有着显著调节作用；政府信任对收益感知与支持意向间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对成本感知与支持意向间负向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因此，国家公园建设中，需制定和完善社区赋权制度，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充分获得原住居民信任，并切实提高原住居民生计能力，从而增强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收益感知，逐步降低成本感知，以促进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

关键词： 国家公园; 原住居民; 政府信任; 影响感知; 支持意向

本文引用格式

李锋 , 史本林 . 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意向——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 38(6) : 1602 -1617 . DOI: 10.31497/zrzyxb.20230614

Abstract

Aboriginal people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park ecology. It is crucially importan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to deeply reveal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boriginal people's intention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 Taking Diaoluoshan area of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benefit perception and cost perception of aborigines on the impact of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power and support intention,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regulatory role of government trust and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livelihood capa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munity power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aboriginal benefit perception and a negative impact on cost perception. Benefit percep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upport intention, whil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ost perception and support intention. The effect of livelihood capacity on support intention is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through benefit perception. Government trust ha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act perception, livelihood ability and support intention. Government trust has a positive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nefit perception and support intention, and has no significant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st perception and support intention.

Key words： national park; aborigines; community power; effect perception; government trust; support intention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1]。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原住居民世代在此生产生活，演化并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生态文化。原住居民的土地利用实践和生态文化观，保障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持续性，原住居民社区也构成了国家公园重要生态组成单元。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第一”目标要求和“人—地”关系约束，势必给原住居民传统的生计依赖、空间依恋、资源权属、传统文化等带来冲击，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作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利益主体[2,3]，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认知和所持态度，是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关键[4]。按社会交换理论观点，收益和成本影响感知态度，受益方会对交换持积极态度，受损方则会对交换持消极态度[5]。原住居民对于国家公园建设所持态度，是以国家公园建设所能给其带来收益为基础的[6]，只有当原住居民感知到国家公园建设能给其带来的收益高于成本时，才会表现出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意愿[7]。中国处于国家公园建设初期，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第一”目标要求与原住居民既有利益冲突，是当前公园建设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探索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感知态度变化，探寻国家公园与原住居民之间互惠共生路径，具有现实意义。

1 理论基础

社会交换理论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支持领域，主张从感知成本和感知收益关系视角对民众支持意向进行研究。该理论以成本和收益为基础，以利益交换关系的建立为前提，以相互信任为保障[5]。相对于传统自然保护地模式，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势必会带来制度秩序的变化和利益关系的重整，原住居民利益交换感知（包括收益感知和成本感知）就决定了其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态度。社会交换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利益交换者是理性经济人，而恰恰国家公园原住居民普遍存在能力不足，理论假设和现实场景并不一致。另外，物质利益虽然对原住居民态度有重要影响，原住居民权力和心理情感变化于交换态度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否则会出现社会交换理论对支持意向形成过程的解释力不足的问题[8,9]。
梳理国家公园建设于原住居民的影响感知相关研究发现：首先，以往研究通常把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影响感知，作为是否对国家公园建设持支持或反对态度的前因变量[8]，然而，原住居民的积极或消极感知是主观评价后的结果[9]。依此推理，在影响感知之前理应存在共同影响正负感知因素。国家公园管理体系中，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往往处于支配地位，原住居民权益极易被边缘化[10]。社区赋权是实现原住居民权益保障的重要途径，赋权多寡与大小直接影响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所持态度和支持意向[11]。据此推测，社区权力可能就是对原住居民感知有重要影响的变量。其次，国家公园内原住居民生计能力存在差异，对生计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也存在着巨大差异。那么，极有可能会通过生计能力的传导而对原住居民的影响感知产生间接作用，但已有研究鲜有关注生计能力的中介传导效应。最后，原住居民于国家公园建设是否支持，即取决于收益变化，也受制于主观心理情感，仅仅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原住居民于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形成机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局限[12]。政府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态度、判断和认可[13]，互信有助于降低彼此间的利益冲突[14]。国家公园建设初期，原住居民会根据政府的宣传、政策或行为，来预判并评估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可信度（政府信任），交换双方都试图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收益，但交换关系的建立需在互信基础之上[15]。由此推测，政府信任可能对原住居民感知与支持意向之间的关系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尝试将社区权力视为支持意向的前端变量，探究原住居民生计能力在国家公园建设影响感知与支持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政府信任对支持意向的调节作用，旨在明晰原住居民于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影响机制，期求实践上能为促进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提供启示。

2 研究假设

国家公园建设和原住居民之间从冲突走向共生，合理赋权能有效改变原住民被动接受和被动参与的地位，是实现国家公园管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有效手段。赋权所带来的合理利益分配和公平参与机会，能增强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的心理认同和发展期望，进而实现信心和生计能力的提升[16]。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按照影响感知决定支持意向的逻辑导向，探索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支持的影响机制。首先对影响原住居民支持国家公园建设的因素进行理论假设，构建支持意向理论模型；然后根据模型构建变量，探究要素间关系。

2.1 影响感知与支持意向之间的关系

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支持与否，是基于感知判断和利害权衡后形成的主观意愿[17]。互惠是交换行为发生的逻辑起点[18]，国家公园建设给原住居民生计和文化造成冲击，如果原住居民感知到公园建设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就会表现出积极态度，反之，则会表现出消极态度甚至抵制①(① 国家公园建设影响总体上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相应地，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影响的感知分别为积极感知和消极感知，本文分别称之为获益感知和成本感知。)。即收益感知对支持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成本感知对支持意向存在显著负向影响[13]。实地调研发现，国家公园建设初期，原住居民对获得的国家公园身份标签普遍持有自豪感，对未来抱有较高期望，即使还没有直接获益或利益暂时受损，他们依然表现出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19]。由此可见，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影响感知与支持意向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文献，提出如下假设：
H1a：收益感知，显著正向影响支持意向。
H1b：成本感知，显著负向影响支持意向。

2.2 社区权力与支持意向、影响感知之间的关系

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最终落到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上[20]，社区参与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过程，社区权力无疑是参与过程中的决定因素[21]。关于社区权力与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支持意向之间的关系，研究普遍认为，要获得原住居民的信任和支持，起始就需确保原住居民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参与地位和应有权力[22]。相比国家公园其他利益主体，存在原住居民参与途径狭窄和参与能力不足现象，普遍存在着权力的不平等和不平衡问题[23]，这也直接导致原住居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建设参与的不积极。如果没有社区权力作为保障，也就失去了产生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支持意向的基础[24]。
基于上述文献，提出如下假设：
H2：社区权力于支持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权力行使的目的是能在社会交换中获益，原住居民在交换关系中居于弱势地位，如果原住居民感知到收益分配的不公，就会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意向产生消极影响[3,25]。参考Nunkoo等[25]的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a：社区权力于原住居民的收益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
H3b：社区权力于原住居民的成本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

2.3 生计能力与支持意向、影响感知之间的关系

生计能力是基于“社会—自然”系统耦合作用，人们以其所拥有生计资本为基础，根据环境空间要素的不同而获取生存资料的行为能力[26]。生计能力包括决策能力、技能状况、社会参与能力等多个方面，通常以“可持续生计”来表征，以生计适应与生计脆弱来描述[27]。生计能力可分为客观生计能力和主观生计能力[28]。客观生计能力是用具体经济指标（如收入）来反映个体生活水平。随着发展，研究越来越倾向从主观感知视角探讨生计能力，以生活满意度作为测度指标[29]，本文“生计能力”衡量指标采用的是后者。

2.3.1 生计能力与支持意向之间的关系

国家公园建设初期，基于生态保护要求，原住居民生计方式可能会被迫改变，人们会根据环境变化及自身能力而做出生计调适或生计转型。面对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原住居民生计能力对环境适应性起到决定性作用[30]。若原住居民生计能力较强，其生计拓展机会增多，环境不确定对其影响会降低，并表现出乐观态度和生计自信。据此可知，原住居民生计能力是支持意向形成的重要源泉[31]。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生计能力对支持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2.3.2 生计能力与影响感知之间的关系

原住居民生计能力代表着其生计抗风险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生计能力的差异，就可能导致对国家公园建设影响的感知差异，生计能力起到了权衡收益感知与成本感知大小的作用[32]。先期对原住居民生计能力与影响感知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生计能力对收益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生计能力对成本感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3]。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a：生计能力，对收益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5b：生计能力，对成本感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2.4 生计能力的中介作用

国家公园社区赋权可促进社区共管，促进原住居民的收益提高和就业机会的增多，生计能力随之获得提升，并对未来发展更有信心，对国家公园建设支持意向也随之提升。另一方面，国家公园建设会给原住居民生计持续带来一定的挑战，剧烈环境变化，原住居民对自身生计能力的适应性产生怀疑，心理安全感下降，风险感知升高，原住居民会对国家公园建设持消极态度[33]。由此可知，国家公园建设中，原住居民生计能力在社区权力、影响感知与支持意向之间，可能存在传导效应。
基于以上认知，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a：生计能力在社区权力和收益感知之间起中介传导作用。
H6b：生计能力在社区权力和成本感知之间起中介传导作用。

2.5 政府信任对原住居民支持意向的调节作用

交换收益会影响并决定交换双方之间的信任水平[34]。交换收益会增进彼此信任，并紧密交换关系，交换损益会降低彼此信任，并疏松交换关系[15]。政府信任是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管理政策是否符合其心理期许所持有的信心，带有主观色彩，能映射出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态度，进而影响预期认知和支持意向[17]。国家公园建设中，可能存在着政府信任变量，能影响社区权力和支持意向之间的作用关系，对生计能力、收益感知间关系起到调节作用[35]。政府信任度高，原住居民更容易站在政府角度看待问题，并放大收益感知和降低成本感知；相反，很易出现怀疑政府是否会兑现承诺或维护原住居民利益的想法，进而会削弱其对国家公园建设支持意向。
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也是一利益博弈过程，原住居民对政府信任水平也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在国家公园建设初期，原住居民更加关注于自身既有利益的维护，表现出较高的成本感知，政府信任也主要作用于对成本感知的调节；随着国家公园建设的深入，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理念逐步接受，会更加关注国家公园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收益感知提升，政府信任也主要作用于对收益感知的调节[36]。政府信任度高，原住居民生计能力对收益感知的作用也越强，对成本感知的作用就越弱；政府信任度低，原住居民生计能力对收益感知的作用越弱，对成本感知的作用越大。由此推测，居民生计能力、影响感知和支持意向之间关系的强度，会因原住居民对政府信任程度不同而不同。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7a：政府信任正向调节收益感知与国家公园建设支持度的关系。
H7b：政府信任负向调节成本感知与国家公园建设支持度的关系。
综述所述，构建如图1所示假设模型。
图1 社区权力于国家公园建设支持意向假设模型

Fig. 1 Hypothesis model of community power in support of national parks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地概况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位于海南岛中南部，跨陵水、保亭、万宁、五指山、白沙、昌江、琼中、东方、乐东等9个县（市），总面积约为4269 km2（约占海南岛陆域面积的1/8），涵盖海南岛95%以上的原始林地。公园内原住居民人口约2.43万人，以黎族、苗族为主。原住居民世代居住于此，长期演化并形成了生态友好型生产生活方式。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片区，地跨陵水、万宁、保亭、琼中4个市县，面积约447 km2，占公园总面积的10.47%。吊罗山片区内共有36个乡村，人口约0.57万人，相较公园其他6个片区，吊罗山片区内人口规模相对较大，人口分布多样，收入来源多元，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也是本文选择吊罗山片区作为案例地缘由。

3.2 问卷设计及变量测量

在假设基础上，根据吊罗山片区实际，并参考公园管理人员建议，设计了对原住居民的调查问卷。问卷基本内容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各变量测量题项。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的5点量表法，“非常不同意”为1，“非常同意”为5。正式调研前，先期进行了小样本模拟调研并对问卷进行了二次修正。

3.2.1 样本和数据收集

调查地点选取什东、水贤、石带、抄赛、毛辉、加答、什灶、毛争、什败、毛定、什秀、什加千、什波等13个乡村，以及帮岭、白水、黎安、南喜、新安、北坡、什岭、新丰等8个管护站（图2）。
图2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片区乡村分布概况

Fig. 2 Rural distribution in Diaoluoshan area of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调查过程采用分段式，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间，先后在现场开展了2次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452份。调查样本的表现特征如下：（1）性别：女性占比47.7%，男性占比为52.3%，男性占比略高于女性，但差别不大；（2）年龄：18岁以下占比为6.8%，18~24岁占比为17.7%，25~34岁占比28.2%，35~44岁占比22.5%，45~54岁占比14.2%，54岁以上占比10.6%，人口年龄构成中，中青年占比较高；（3）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52.6%，高中占比31.7%，大专以上占比13.7%，其中研究生占比为0，总体上初中及以下人口占比超过一半；（4）家庭年收入：3万元及以下占比4.4%，3万~5万元占比9.3%，5万~7万元占比36.6%，7万~9万元占比27.1%，9万元以上占比22.6%，以中等收入为主；（5）职业：种养殖业占比26.3%，农业占比21.6%，林业占比21.7%，护林员占比7.2%，个体经营者占比8.6%，外出务工人员占比8.2%，其他占比为6.4%。

3.2.2 测量题项

为保证测量内容的信度与效度，本文所采用的测量题项，尽可能参考和借鉴国内外学者所开发并被广泛接受的成熟量表。
（1）社区权力（CP）。国家公园社区权力是实现原住居民利益的基础性保障，社区权力变量的测量借用Nunkoo等[25]、赵翔等[37]研究中的量表，根据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核心要义，该量表包括“参与权（CP1）”“决策权（CP2）”“知情权（CP3）”“分配权（CP4）”等4个题项。
（2）收益感知（PB）。收益感知是指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影响的积极感知，其测量借鉴Ross等[38]研究的量表。收益感知（PB）包括“就业机会增加（PB1）”“生态补偿收入增加（PB2）”“社会文化发展（PB3）”“公共服务水平提升（PB4）”等4个题项。
（3）成本感知（PC）。成本感知是指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影响的消极感知。该变量测量借鉴Williams等[39]研究中的量表。成本感知（PC）包括“管理机构与原住居民冲突增加（PC1）”“原住居民收入下降（PC2）”“生计依赖受阻（PC3）”“空间受限（PC4）”和“资源权属丧失（PC5）”等5个题项。
（4）生计能力（LL）。根据目前研究进展，该处生计能力选取的是主观生计能力，该变量测量采用Bockstael等[40]研究中的量表。主要包括“收入很稳定（LL1）”“生计有保障（LL2）”“生活很满意（LL3）”等3个题项。
（5）政府信任（GT）。政府信任（GT）的测量主要借鉴毕莹竹等[41]的研究成果，包括“相信政府政策会促进发展（GT1）”“相信政府会关心原住居民利益（GT2）”“相信政府决策的合理（GT3）”“相信政府会保障原住居民利益（GT4）”等4个测量题项。
（6）支持意向（SD）。支持意向（SD）的测量借鉴王旭辉等[42]的研究成果，包括“支持生态保护（SD1）”“接受生产方式改变（SD2）”“支持公园政策（SD3）”“接受生活方式改变（SD4）”等4个测量题项。
（7）控制变量。研究普遍认为，原住居民的年龄、性别、教育年限、收入水平、收入来源等变量与原住居民于国家公园建设支持意向有密切关系[43]。因此，本文以年龄、性别、教育年限、收入来源、收入水平等5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4 结果分析

为避免问卷中可能存在的同方偏差，本文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数据进行检验。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将社区权力、收益感知、成本感知、生计能力、政府信任、支持意向等6个指标项的24个测量点，进行试探性分析。根据主因子贡献和因子可提取个数，检视同方偏差程度，其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8个，主因子解释变异量为13.72%（小于0.5），表明问卷不存在严重的同方偏差。

4.1 验证性因子分析

4.1.1 信度分析

首先构建了社区权力、收益感知、成本感知、生计能力、政府信任、支持意向的测量模型，利用AMOS 22.0软件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表1）。信度分析主要使用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和组合信度（CR）值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只有成本感知的克朗巴哈系数值为0.662，小于推荐值0.7，其他5个变量的克朗巴哈系数都大于0.7。结合现实，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刚刚起步，当期还没给原住居民生产生活造成明显影响，原住居民对量表中题项并不能准确理解其真实含义。作为实务研究类别，信度系数的临界值为0.6也可接受[32]。因此，本文的克朗巴哈系数值基本上能满足研究需要。组合信度（CR）在0.742~0.896之间，均满足大于0.7的标准，AVE都大于0.5。整体来看，数据信度和内部一致性能满足需要。
表1 信度与收敛效度检验

Table 1 Test of reliability and convergent validity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t值 均值 标准差 Cronbach's α 组合信度 AVE
CP CP1 0.854 — 4.21 0.817 0.776 0.896 0.685
CP2 0.863 21.441 4.02 0.768
CP3 0.836 18.167 4.18 0.823
CP4 0.628 14.023 4.05 0.968
PB PB1 0.810 — 4.12 0.914 0.714 0.833 0.713
PB2 0.718 14.562 3.27
PB3 0.821 10.269 4.22
PB4 0.826 11.784 4.15 0.855
PC PC1 0.744 — 2.17 1.231 0.662 0.742 0.532
PC2 0.719 8.717 1.68 1.051
PC3 0.678 7.653 1.41 0.868
PC4 0.711 8.417 2.14 0.963
PC5 0.608 9.101 2.42 1.424
LL LL1 0.937 — 2.84 1.567 0.761 0.887 0.672
LL2 0.729 31.427 2.71 1.519
LL3 0.644 14.874 3.26 1.178
GT GT1 0.639 — 4.35 0.614 0.801 0.837 0.564
GT2 0.718 11.452 4.43 0.603
GT3 0.626 11.786 4.27 0.731
GT4 0.787 11.656 4.36 0.638
SD SD1 0.779 — 4.17 0.778 0.835 0.895 0.689
SD2 0.843 17.781 4.28 0.732
SD3 0.668 12.896 4.24 0.814
SD4 0.575 13.451 4.15 0.764

4.1.2 效度和拟合度分析

综合运用因子载荷系数和AVE值，对收敛效度进行衡量。由表1可知，测量题项的载荷系数均大于0.5，落在0.580~0.949的合理区间内；AVE值落在0.532~0.713的合理区间（均大于0.5）。总体来说，变量收敛效度良好。采用极大似然估计，对社区权力、收益感知、成本感知、生计能力、政府信任、支持意向等6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检验。6因子模型中（表2），数据偏度系数的绝对值x2/df=2.669（<3），峰度系数均小于8，符合正态分布；绝对适配度指标（GFI）为0.884，接近0.9；增值适配度指标IFI、TLI、CFI分别为0.908、0.911、0.913，均大于0.9；均方差（RMSEA）为0.060，落在0.05~0.08的“适配合理”区间内；简约适配指数（PGFI）为0.774，大于0.50，表明模型的拟合度比较理想，可以做进一步分析。
表2 模型拟合度和因子区别效度检验

Table 2 Test of confirmatory model fit and factor discriminant validity

模型 x2/df GFI IFI TLI CFI RMSEA PGFI
M6(P、F、C、L、T、S) 2.669 0.884 0.908 0.911 0.913 0.062 0.774
M5a(P、F、C、L+T、S) 2.996 0.866 0.901 0.887 0.900 0.066 0.657
M5b(P、F、C、L+S、T) 3.013 0.867 0.898 0.879 0.897 0.061 0.701
M4(P、F、C、L+T+S) 3.172 0.848 0.887 0.872 0.886 0.071 0.633
M3a(P、F+L+T+S、C) 3.202 0.825 0.902 0.886 0.901 0.064 0.567
M3b(P、C+L+T+S、F) 3.317 0.871 0.846 0.901 0.885 0.070 0.671
M2a(P+L+T+S+F、C) 3.541 0.862 0.845 0.883 0.812 0.072 0.524
M2b(P+L+T+S+C、F) 3.701 0.859 0.873 0. 876 0.871 0.073 0.665
M1(P+L+T+S+C+F) 4.126 0. 834 0.839 0. 822 0.834 0.084 0.576

注：Mn代表n因子模型，P表示社区权力，F表示收益感知，C表示成本感知，L表示生计能力，T表示政府信任，S表示支持意向。

4.2 路径分析和假设检验

4.2.1 路径分析

用AMOS 22.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图3），对研究假设依次进行检验，具体运算结果见表3。
图3 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

Fig. 3 Modifi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表3 路径分析及假设验证结果

Table 3 The path analysis and hypothesis verification results

假设关系 路径关系 路径系数 t值 SE 检验假设结果
H1a 支持度 ← 收益感知 0.217 3.011** 0.042 H1a支持
H1b 支持度 ← 成本感知 -0.028 -0.470 0.037 H1b拒绝
H2 支持度 ← 社区权力 0.236 3.142** 0.033 H1支持
H3a 收益感知 ← 社区权力 0.226 3.171** 0.051 H3a支持
H3b 成本感知 ← 社区权力 0.131 2.426** 0.024 H3b支持
H4 支持度 ← 生计能力 0.234 3.271** 0.040 H4支持
H5a 收益感知 ← 生计能力 0.377 5.226*** 0.054 H5a支持
H5b 成本感知 ← 生计能力 -0.138 2.185* 0.069 H5b拒绝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从收益感知与支持意向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17（P<0.01），表明收益感知显著正向影响支持意向，假设H1a成立；从成本感知与支持意向之间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28（P>0.05），表明成本感知对支持意向的影响不显著，与预期假设不一致，H1b被拒绝，即成本感知并不会负向影响支持意向。从社区权力与支持意向间关系来看，两者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36（P<0.01），表明社区权力显著正向影响支持意向，假设H2得到支持。
从社区权力与收益感知之间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26（P<0.01），表明社区权力显著正向影响收益感知，故假设H3a成立；从社区权力与成本感知之间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31（P<0.01），表明社区权力显著负向影响成本感知，故假设H3b成立。结合假设H1a和H1b可知，对于原住居民来说，社区权力也是影响支持意向的重要前置变量。
就原住居民生计能力与国家公园建设支持意向间关系来看，两者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34（P<0.01），表明原住居民生计能力显著正向影响支持意向，故假设H4得到支持。
从生计能力与收益感知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77（P<0.001），表明生计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居民收益感知，因此假设H5a成立；从生计能力与成本感知的关系来看，两者间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138（P>0.05），生计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居民成本感知，与研究假设不一致。因此，假设H5b被拒绝。

4.2.2 生计能力的中介效应

借助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②(②说明：Bootstrap法主要通过观察置信区间内的极大值和极小值之间，是否包含0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显著，区间不包括0即判定中介效应存在。)，结果如表4所示。社区权力是原住居民支持国家公园建设的前置变量，总效应为0.264（95%CI：[0.215,0.346]），其中，直接效应为0.162（95%CI：[0.034,0.131]）；间接作用主要通过生计能力和影响感知来实现，间接效应为0.102（95%CI：[0.047,0.135]），表明生计能力起到一定中介效应。因此，假设H6a成立。且生计能力的间接效应为0.048（95%CI：[0.021,0.069]），收益感知的间接效应为0.028（95%CI：[0.003,0.058]）。成本感知在社区权力与支持意向之间的间接作用并不显著（95%CI：[-0.003, 0.002]），故假设H6b被拒绝。
表4 社区权力与支持意向之间多重中介效应

Table 4 Effects of multiple mediators between community power and support intentions

效应类型 B Boot
标准误差		 Boot95%置信区间 相对效应/%
上限 下限
总效应 0.264 0.039 0.215 0.346
直接效应 0.162 0.044 0.034 0.131 64.76
间接效应 0.102 0.027 0.047 0.135 35.24
社区权力→生计能力→支持意向 0.048 0.021 0.021 0.069
社区权力→成本感知→支持意向 0.001 0.005 -0.009 0.014
社区权力→收益感知→支持意向 0.028 0.013 0.003 0.058
社区权力→收益感知→生计能力→支持意向 0.017 0.058 0.021 0.032
社区权力→成本感知→生计能力→支持意向 0.000 0.003 -0.028 0.002

注：根据AMOS 22.0所呈现出来的文本结果整理而得。

对模型中的全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社区权力通过收益感知和生计能力，对支持意向的间接效应为0.017（95%CI：[经中介传导后的影响效应明显减弱。社区权力通过生计能力和成本感知,对支持意向的间接效应并不显著（95%CI：[-0.028,0.002]）。综合以上数据可知，社区权力即对支持意向产生直接效应，还通过生计能力和收益感知，间接作用于原住居民于国家公园建设支持意向。

4.2.3 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

对政府信任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具体步骤：首先将性别、年龄、教育年限、收入来源、家庭年收入等5个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然后将收益感知/成本感知、政府信任同时引入回归方程；最后将收益感知/成本感知与政府信任的乘积项一并纳入回归方程，考察乘积项系数。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moderating effect

项目 变量 支持意向
M1 M2 M3 M4 M5 M6
控制变量 性别 0.039 0.028 0.034 0.041 0.042 0.033
年龄 -0.092* -0.164*** -0.215*** -0.202*** -0.202*** -0.116***
文化程度 0.077 0.008 -0.021 -0.014 -0.021 -0.029
收入来源 -0.019 0.046 0.063 0.047 0.048 0.036
年收入 0.164** 0.142** 0.159** 0.128*** 0.126*** 0.152**
自变量 社区权力（SP） 0.337** 0.376** 0.407** 0.273** 0.297**
收益感知（PF） 0.320** 0.187*** 0.365**
成本感知（PC） -0.257*** -0.288*** -0.274***
调节变量 政府信任（GT） 0.402*** 0.508*** 0.418*** 0.512*** 0.334***
乘积项 SP×PF×GT -0.046*** -0.036***
SP×PC×GT 0.081* 0.097*
F值 2.973** 40.117*** 30.116*** 31.217*** 23.778*** 45.178***
R2 0.042 0.418 0.328 0.289 0.302 0.347
△F值 2.875** 98.876*** 88.044*** 0.015 64.116* 7.029*
△R2 0.041 0.288 0.276 0.000 0.058 0.016
由模型4可知，社区权力、收益感知与政府信任的乘积项对支持国家公园建设不具有显著影响（β= -0.046，P>0.05），这表明，政府信任对收益感知与支持意向间调节作用微弱，故假设H7a不被接受；由模型5可知，社区权力、成本感知与政府信任的乘积项对支持意向具有显著影响（β=0.081，P<0.05），这表明，政府信任在成本感知与支持意向关系之间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因此，假设H7b成立。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以社区权力为前置变量，以生计能力为中介变量，以政府信任为调节变量，选取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片区为实证，考察了原住居民于国家公园建设支持意向的影响机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影响感知对支持意向的作用存在分异。研究结果表明，原住居民的收益感知正向显著影响支持意向，而成本感知与支持意向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与自然保护区类似研究结论不一致[43]。可能的解释为，国家公园建设尚处于初期，各级政府及部门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调整涉及到原住居民权益问题，往往是以接续自然保护区做法而逐渐过渡到国家公园，加上乡村振兴的助力，国家公园建设给原住居民带来的根本性影响不大（核心区例外）。原住居民虽然也表达了对林地更新受限、拓荒栽植受惩、狩猎采药受阻、生态补偿过低等不满，但调研中发现，原住居民因国家公园身份而自豪喜悦特征十分明显，他们甚至表达出愿意承受国家公园建设所带来的一定程度利益损失，更多地表现出对国家公园建设的美好期盼和支持意向。最明显的是，因国家公园建设所需劳务的增加，以及国家公园品牌影响所带来的茶叶等农副产品溢价收益，原住居民已切实感受到国家公园建设所带来的实惠。由此得出，原住居民的成本感知对支持意向影响较弱，利益驱动是影响支持意向的关键。
（2）社区权力对支持意向起关键作用。社区权力对原住居民的收益感知有正向影响，对成本感知有负向影响。即社区权力能够强化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给自身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弱化国家公园建设给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另外，社区权力不仅对支持意向有直接影响，还会通过生计能力和收益感知的中介传导，对支持意向产生间接影响，但成本感知的中介传导效应式微。研究结果证明了社区权力与支持意向间影响关系，说明社区权力在支持意向影响机制中起关键作用。
（3）生计能力在支持意向影响机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以往对支持意向影响评估研究，常见多关注直接影响关系，而忽略了生计能力在影响感知和支持意向之间的中介与传导作用，低估了社区权力、收益感知对支持意向的作用。本文发现，生计能力对原住居民于国家公园建设支持意向的影响，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通过收益感知而产生的间接效应；生计能力与影响感知之间的关系，其不仅正向显著影响收益感知，而且负向显著影响成本感知。实地调研发现，若原住居民生计能力越强，其对收益感知的敏感性也越高，若原住居民生计能力相对越低，其对成本感知的敏感性也相对越弱。生计能力的不同，也表现出对未来发展信心和收益预期的差异。
（4）政府信任具有调节作用。本文发现，政府信任对收益感知与支持意向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政府信任对成本感知与支持意向间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政府信任度越低，成本感知与支持意向间负向关系越强。可能的解释是，国家公园建设致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塑，原住居民并未从国家公园建设中获得预期收益；或是，政府信任抬高了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收益期望，然而预期收益并未达成，从而导致政府信任的下降。这意味着原住居民的政府信任对国家公园建设支持意向影响巨大，但赢得政府信任也十分不易。具体来说，政府信任调节效应表现为，政府信任度越高，生计能力与社区权力的相互作用越强。

5.2 政策建议

作为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原住居民态度和行为直接影响国家公园建设效率，故需充分考虑原住居民于国家公园建设支持意向的影响要素。研究结论可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如下启示：
（1）加强沟通，增强居民政府信任。信任是国家公园和原住居民关系的润滑剂，没有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的信任，国家公园也就失去了原住居民支持的前提。“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的理念和目标要求，国家公园建设不可避免给原住居民生计依赖或生计持续带来改变，收益感知下降极易滋生对国家公园建设的不满和抵触，负面情绪持续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触发激烈利益冲突。因此，通过确立原住居民的利益主体地位，保持顺畅的沟通渠道，构建对原住居民的意见采纳与反馈机制，以充分获得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政府信任与情感认同，实现原住居民从管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对公园建设的主动参与者，最终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2）加强社区赋权，保障原住居民参与。社区参与是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国家公园建设中，原住居民通过赋权获得参与机会和参与渠道，并获得对自身利益主体地位的核实和确认，进而会增强政府信任。社区参与有助于强化参与意愿并促进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有利于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效率的提升和生态保护目标的实现。由于当前国家公园相关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原住居民权益呈模糊状态，使得国家公园社区赋权缺少制度保障，给后续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增加了难度。相关社区赋权配套制度没有及时跟进，也十分不利于后期的稳定发展。因此，为保证国家公园建设的顺利推进，即将出台的《国家公园法》，应明确原住居民的权益及内涵，完善社区参与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保证原住居民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知情权、建议权、决策权和发展权等权益[2]。
（3）公平分配利益，提升原住居民获得感。虽然成本感知与支持意向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但并不意味着成本感知对支持意向没有影响。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刚刚起步，考虑到原住居民生计现实和社会稳定，许多具体工作和对策采取的是缓步过渡措施，公园建设和原住居民之间利益冲突并不激烈。随着国家公园建设的逐步推进，对原住居民生计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会持续扩大，原住居民认知能力和成本感知的敏感性也会逐步提升，一旦国家公园建设对原住居民生计造成较大损益影响，成本感知超出原住居民心理承受能力，他们就可能会做出对国家公园建设的不合作行为。基于此，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应建立并完善针对原住居民的利益分配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利益共享机制和利益回馈机制，始终把原住居民放在国家公园发展的首要受益者位置上，将生态利益优先回馈原住居民，特许经营权、国家公园地理标示和品牌使用等，优先考虑原住居民，提升原住居民获益感知，并让原住居民确信国家公园建设带来的未来收益将远大于眼前成本。
（4）提升生计能力，促进环境适应。国家公园一般位处偏远且发展相对滞后，原住居民的教育水平和生计能力相对偏低。原住居民生计能力的高低决定了其面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快慢；同时，生计能力的高低于原住居民对未来发展信心也具有决定性影响。国家公园建设中需要原住居民能快速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实现生计持续或生计拓展。因此，帮助原住居民生计能力的提升就变得十分急迫。按照“培训教育—思想变化—行为实践”逻辑，要加强原住居民在知识、意识、技能等三方面能力建设，以提高原住居民生计适应为首要任务，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区域差异，对原住居民采取针对性分级分类培训，切实提高其综合素质和生计能力，通过共建共享，促进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

5.3 不足与展望

本文研究也明显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本文收集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片区数据，以截面数据为主，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才刚刚起步，社区权力、生计能力、影响感知等要素会随着国家公园建设的推进而发生变化，这可能会影响对支持意向影响机制的整体把握。未来研究中，应充分考虑国家公园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原住居民于国家公园支持意向影响机制的差异。其次，本文在选择和借鉴变量时，仅仅对影响感知做了重点考虑，而环境嵌入、地方依恋、适应性管理等要素也是影响支持意向的重要变量，受制于个人能力和篇幅，本文没能给予系统考虑。未来研究中，纵向上，将国家公园建设生命周期纳入研究，并将环境嵌入、适应性管理等要素引入模型，以便能对支持意向影响的动态演化过程有深入认识；横向上，综合不同类型国家公园的共性，将生计能力的不同维度纳入模型之中，考察其对支持意向的影响差异，以便能于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支持意向的影响机制有全面反映。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 2017-10-28(001).

[XI J P. Make a decisive decision to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win the great vict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People's Daily, 2017-10-28(001).]

[2]
章锦河, 苏杨, 钟林生, 等. 国家公园科学保护与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 理论思考与创新实践. 中国生态旅游, 2022, 12(2): 189-207.

DOI

[ZHANG J H, SU Y, ZHONG L S, et al. Scientific protection of national park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Journal of Chinese Ecotourism, 2022, 12(2): 189-207.]

[3]
杨金娜, 尚琴琴, 张玉钧.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社区参与机制研究. 世界林业研究, 2018, 31(4): 76-80.

[YANG J N, SHANG Q Q, ZHANG Y J. Research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in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in China. World Forestry Research, 2018, 31(4): 76-80.]

[4]
COCHRANE J. Indonesian national park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33(4): 979-997.

DOI

[5]
王咏, 陆林.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社区旅游支持度模型及应用. 地理学报, 2014, 69(10): 1557-1574.

DOI

[WANG Y, LU L. Community tourism support model based 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0): 1557-1574.]

[6]
SEN S, NIELSEN J R. Fisheries co-manage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arine Policy, 1996, 20(5): 405-418.

DOI

[7]
LEE T H. Influence analysis of community resident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4(3): 37-46.

DOI

[8]
方言, 吴静. 中国国家公园的土地权属与人地关系研究. 旅游科学, 2017, 31(3): 14-23.

[FANG Y, WU J. Research on land ownership and man-land relationship of China National Park. Tourism Science, 2017, 31(3): 14-23.]

[9]
GURSOY D, RUTHERFORD D G. Hos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An improved structural model.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28(3): 495-516.

[10]
李志龙, 陈慧灵, 刘迪. 基于能值理论武陵山片区旅游生态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异质性分析.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2): 3203-3214.

DOI

[LI Z L, CHEN H L, LIU D. Measurement of tourism ecological level based on the emerge value theory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12): 3203-3214.]

DOI

[11]
GERALD C. Rural society and protected area: Which dialogue? The case study of Cevennes National Park and Biosphere Reserve (Franc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0, 19(2): 173-180.

DOI

[12]
张书杰, 庄优波. 英国国家公园合作伙伴管理模式研究: 以苏格兰凯恩戈姆斯国家公园为例. 风景园林, 2019, 26(4): 28-32.

[ZHANG S J, ZHUANG Y B. Research on management mode of UK National Park Partners: A case study of Cairngorms National Park in Scotl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9, 26(4): 28-32.]

[13]
NUNKOO R, RAMKISSOON H. Power, trust, social exchange and community support.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2): 997-1023.

DOI

[14]
苏杨, 王蕾.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相关概念、政策背景和技术难点. 环境保护, 2015, 43(14): 17-23.

[SU Y, WANG L. Related concepts, policy background and technical difficulties of China's national park system pilo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5, 43(14): 17-23.]

[15]
ZORN P, GRIGORIEV P. An ecosystem management program and assessment process for Ontario National Parks. Conservation Biology, 2001, 15(2): 353-362.

DOI

[16]
蔡晓梅, 苏杨. 从冲突到共生—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家公园的制度逻辑. 管理世界, 2022, 38(11): 131-154.

[CAI X M, SU Y. From conflict to symbiosis: Institutional logic of national parks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Managing World, 2022, 38(11): 131-154.]

[17]
者荣娜, 刘华.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中社区权利新探. 世界林业研究, 2019, 32(5): 72-77.

[ZHE R N, LTU H. New exploration of community righ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World Forestry Research, 2019, 32(5): 72-77.]

[18]
CHEN C F. Resident attitudes toward heritage tourism development. Tourism Geographies, 2010, 31(4): 525-545.

[19]
魏钰, 何思源, 雷光春, 等. 保护地役权对中国国家公园统一管理的启示: 基于美国经验.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18(1): 70-79.

[WEI Y, HE S Y, LEI G C, et al. Inspiration of conservation easement on the unified management of China's national parks: Based o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9, 18(1): 70-79.]

[20]
VEN S.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perceived impacts, and support for 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 in Cambodia: 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6, 21(8): 836-861.

DOI

[21]
于涵, 陈战是. 英国国家公园建设活动管控的经验与启示. 风景园林, 2018, 25(6): 96-100.

[YU H, CHEN Z S.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rom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in the UK.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8, 25(6): 96-100.]

[22]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 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62-170.

[THOMAS J C.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Decision Making:New Skills and Strategies for Public Manager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2-170.]

[23]
廖凌云. 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社区规划研究. 北京: 清华大学, 2018.

[LIAO L Y. Research on community planning of Wuyishan National Park System Pilot Area.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018.]

[24]
王宇飞, 苏红巧, 赵鑫蕊, 等. 基于保护地役权的自然保护地适应性管理方法探讨. 生物多样性, 2019, 27(1): 88-96.

DOI

[WANG Y F, SU H Q, ZHAO X R, et al. Discussion on adaptive management methods of natural reserves based on conservation easement. Biodiversity Science, 2019, 27(1): 88-96.]

DOI

[25]
NUNKOO R, RAMKISSOON H. Developing a community support model for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3): 964-998.

DOI

[26]
CARNEY. Implementing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8: 247-255.

[27]
赵雪雁. 地理学视角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现状、问题与领域. 地理研究, 2017, 36(10): 1859-1872.

DOI

[ZHAO X Y.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fields. Geographic Research, 2017, 36(10): 1859-1872.]

[28]
梁增贤, 黎结仪. 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生活质量感知研究: 以广州为例. 旅游学刊, 2015, 30(9): 72-81.

[LIANG Z X, LI J Y. A study on the perception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urban tourism informal employees: Taking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Tourism Tribune, 2015, 30(9): 72-81.]

[29]
UYSAL M, SIRGY M J.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research in tourism.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28(2): 244-261.

[30]
CHAFFIN B C, GOSNELLAND H, COSENS B A. A decade of adaptive governance scholarship: Synthesis and future directions. Ecology and Society, 2014, 19(3): 56-67.

[31]
张引. 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机制构建研究. 北京: 清华大学, 2020.

[ZHANG Y.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o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China's national parks.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020.]

[32]
RYAN P, JOHN F.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terminology in co-operativ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4, 70(1): 63-72.

PMID

[33]
刘雨婧, 唐健雄. 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3): 681-700.

DOI

[LIU Y J, TANG J X.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3): 681-700.]

DOI

[34]
BLAU P.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Wiley, 1964: 55-62.

[35]
杨锐. 试论世界国家公园运动的发展趋势. 中国园林, 2003, 19(7): 10-15.

[YANG R.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world national park movement.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03, 19(7): 10-15.]

[36]
高燕, 邓毅, 张浩. 境外国家公园社区管理冲突: 表现、溯源及启示. 旅游学刊, 2017, 32(1): 111-122.

[GAO Y, DENG Y, ZHANG H. Conflicts in community management of overseas national parks: Manifestation, traceability and enlightenment. Tourism Tribune, 2017, 32 (1): 111-122.]

[37]
赵翔, 朱子云, 吕植, 等. 社区为主体的保护: 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的思考. 生物多样性, 2018, 26(2): 210-216.

DOI

[ZHAO X, ZHU Z Y, LYU Z, et al. Community based protection: Rreflections on public welfare posts of ecological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in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Biodiversity Science, 2018, 26(2): 210-216.]

DOI

[38]
ROSS H, GRANT C J, ROBINSON A, et al. Co-management and indigenous protected areas in Australia: Achievements and ways forward.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9, 16(4): 242-252.

DOI

[39]
WILLIAMS K, TAI H S. A multi-tie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analysis of protected areas co-management in Belize. Sustainability, 2016, 8(2): 104-116.

DOI

[40]
BOCKSTAEL E, BAHIA N C F, SEIXAS C S, et al. Participation in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planning in Coastal Brazil.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6, 60(2): 1-10.

[41]
毕莹竹, 李丽娟, 张玉钧. 三江源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机制构建. 中国城市林业, 2019, 17(3): 35-39.

[BI Y Z, LI L J, ZHANG Y J. Construction of the stakeholder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Journal of Chinese Urban Forestry, 2019, 17(3): 35-39.]

[42]
王旭辉, 高君陶. 嵌入性自主: 环境保护组织的社区合作逻辑及其限度.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6(4): 58-68.

[WANG X H, GAO J T. Embedded autonomy: Community cooperation logic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and its limits. 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46(4): 58-68.]

[43]
肖练练, 钟林生, 虞虎, 等. 功能约束条件下的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研究. 生态学报, 2019, 39(4): 1375-1384.

[XIAO L L, ZHONG L S, YU H, et al. Study on the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recreation utilization in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system pilot area under functional constraints.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9, 39(4): 1375-1384.]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