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开发权是国土空间治理的重点内容。在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等改革同步推进的背景下，从空间开发权的视角来审视国土空间治理，已成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在剖析国土空间治理基本内涵和运行关键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空间开发权的形成基础与内涵特征，据此分析提出基于空间开发权的国土空间治理运行逻辑。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国土空间治理的运行关键在于全生命周期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事关空间开发权的配置、调控与实现。（2）中国的空间开发权源自独有的两级土地发展权体系，是国土空间利用导致建设和非建设用途变化以及二者内部用途变化和空间利用强度变化所产生的权利，是两级、隐性、全域全要素陆海空间开发保护的权利。（3）中国国土空间治理的顺利运行应聚焦于两级空间开发权调配实现及主体互动协调。展望未来，以上述认知为切入点，加强空间开发权理论、空间开发权分级交易市场机制和统筹制度等研究，将有助于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和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等改革的推进。
基于中国国土空间用途转用许可实务现实剖析，提出了国土空间用途转用许可的规制创新逻辑与实现路径。结果表明：（1）中国国土空间用途转用许可事项可概括为分配资源的特许和控制风险的许可，转用许可条件设定不清晰、立法统合不完备及规制程序监管不完善等问题亟需解决。（2）完善转用许可法律体系、响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指引、探索转用许可多元化机制与完善优化转用许可监督监管，是保障自然资源所有者共同利益，贯彻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要求，实现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创新逻辑。（3）国土空间用途转用许可创新路径主要包括充实转用许可基本条件的法律实体、关注转用许可关键程序的衔接优化、开展转用许可工具的应用创新及优化转用许可审查决定的权责分配。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党和政府推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与具体实践。基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的理论框架，依循制度演进与时代需求的双重指导，探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的应然进路。研究发现：（1）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国土资源配置与管制权力运行的复合运动过程。规划技术滞后与管制体制梗阻将会导致空间管制失灵。（2）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变迁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的演进规律。（3）统一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仍然面临管制主体协调与管制体系优化等难题。（4）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的目标导向应该着眼于回应两大需求、均衡两组目标与协调两对关系。（5）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应该从重构管制权力、管制体系与运行机制等方面展开。因此，构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需要坚持正确的目标导向，做到实体管制与权力管制并举，静态体系与动态机制并重。
实现主体功能区约束与区域发展协同决策是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的重要议题。以北京市为例，以“空间生产”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最大负荷”为主线，探讨主体功能区约束与区域发展协同决策的逻辑与机制。研究发现：（1）2008—2015年，区域创新改造能力不足，与其优化开发区域目标冲突；2016—2020年，关键发展要素的匮乏约束了区域发展。（2）人口规模、水、土地、能源、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治理等问题是区域发展在要素尺度上触发主体功能区约束预警的表现。（3）关键发展要素不足牵制了区域发展，需倒逼空间生产转向“节源型”方向；持续推进区域发展是未来协同决策的基调，需将“优化目标”的约束性指标分解到要素尺度。本文为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提供了行动参考。
信息社会条件下，流动空间加剧时空压缩和区位活化，进而加速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地域空间已成为“流动空间”与“场所空间”的复合体，并促使现代地域功能理论更新升级。聚焦区域评价的科学性、要素流动的客观性和陆海统筹的现实性，提出沿海国土空间地域功能识别的理论与模型。（1）基于“因地制宜，唯变所适”的国土空间规划新理念，结合沿海地区海陆要素循环流转的本性特征，构建沿海国土空间地域功能识别的理论框架。沿海国土空间地域功能发展演进的本质是人地（海）关系地域系统的优化调整，不仅要遵循地理空间的适宜性，还应实现地理环境的适应性，只有将静态的区域禀赋与动态的要素流动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系统内部人地（海）关系的最优配置。（2）以“空间适宜性”和“环境适应性”为基础，构建国土空间利用的“新空间均衡模型”，将环境适应性作为沿海国土空间地域功能识别的重要补充，重点突出流动要素在区际间、海陆间循环流转、集聚扩散引发的人类活动主动适应过程，提升沿海地域功能识别的流动性特征。（3）针对沿海地区空间规划在分区理论、技术与数据支撑仍面临“海不上陆，陆不下海”的现实困境，以陆海统筹为原则，通过对海陆空间利用矛盾的情景矩阵分析，提炼了陆海统筹的四种模式，探讨行政单元与网格空间海陆要素匹配和空间优化的技术方案。
国土空间低碳化发展为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提供基础。市域空间是国土空间规划兼具目标传导与战略落实双重属性的关键地域单元，揭示市域国土空间碳排放特征及其低碳化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对于塑造绿色低碳的国土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探索国土空间碳排放测算方法，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维度分析市域国土空间低碳化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特征，进一步提出面向空间治理的优化策略，并以苏州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构建的市域国土空间碳排放测算方法及低碳化发展模型能够有效测度市域碳排放特征及其低碳化发展效率空间差异。（2）苏州市2020年碳排放总量为2.38亿t，碳排放量高值地块集中分布在各类工业集聚区内，低值地块分散分布在乡镇地带以及各类碳汇主体地区。国土空间低碳化发展效率在不同尺度上均有明显差异，区县尺度主要表现出地域差异，乡镇尺度具有城乡差异。同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其经济、社会低碳化发展效率也较高，但生态低碳化发展效率往往较低。（3）根据区县、乡镇不同空间类型，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转型，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减排固碳的作用，构建复合协调、低碳可持续的国土空间格局。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作为中国新时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一项重要战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微观区域生态修复，亦非法律责任承担方式。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元理论和方法论，通过法律制度建构以实现制度之治是推动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的重要路径。在此视野下通过对现行治理实践予以检视，可以发现其具有治理价值认知存在偏差、治理逻辑仍不自洽、法制框架仍不完善的问题。为此，应当通过建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法律制度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具体建构路径为：以三大战略为依托实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顶层设计；以空间有序和多元共治为逻辑主线完善体制机制；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为载体完善治理制度框架。
城市建成区土地混合利用对促进城市用地集约利用、提升国土空间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以福州市七个区县为研究区，利用多源数据提取福州建成区范围；在街区尺度下，基于POI数据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BERT模型），构建一种顾及城市混合功能语义的混合模式提取方法（MixedFunc2Vec），并从土地利用混合功能与结构两大维度开展城市建成区土地混合利用研究。结果表明：（1）MixedFunc2Vec方法解决了传统城市功能语义提取中存在的“一词多义”问题，能够捕捉更加丰富的POI语义信息，并提取得到六大类混合功能模式；（2）福州市建成区内，模式6（居住+公管公服+绿地）内部的土地利用结构多样性最为丰富，而以各类产业为主导的模式5则处于最低的多样性水平，建成区内呈现多地多中心集聚式发展态势；（3）在结构兼容性方面，建成区内兼容性指数达到0.7以上的街区约有1803个，模式1（居住+商服）与模式6（居住+公管公服+绿地）的平均兼容性指数均为0.8525，除此之外，以产业功能为主导的区域及其周边区域，其混合兼容性水平仍有提升空间；（4）综合结构多样性与兼容性的测度结果，福州市建成区内各街区可划分得到“高—高”街区、“高—低”街区、“低—高”街区与“低—低”街区等四类街区，并提出了基于不同混合功能模式的空间差异化街区调整建议。本文可为丰富现有土地混合利用理论与方法体系、城市空间格局优化及国土空间规划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科学依据。
当前武汉市城市更新行动，从大拆大建，进入“留改拆”并举的2.0时代，改造方式也从局部改造向成片连片更新转变。在当前2.0时代中，如何利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智能识别出城市“留改拆”单元显得尤为重要。当前AI和遥感技术已在自然资源典型地物类型识别、耕地保护和执法监察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第一次将AI和遥感技术用于“留改拆”单元的智能识别中，以辅助智能化城市更新行动。建立“留改拆”单元的样本，利用深度学习网络建立AI+遥感技术的智能化识别模型，选择遥感数据，进行武汉市更新片区“留改拆”单元智能化识别。通过遥感技术与深度学习算法的融合，提升了城市更新行动中“留改拆”单元识别的工作效率，为城市更新行动中的难点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
探索基于系统保护规划理念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方法，分析各城市协同发展下城市群扩张对优质耕地的侵占情况，对区域粮食生产功能区识别、资源配置优化和空间布局规划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为此结合城市流理论与PLUS模型，模拟预测两种不同发展情景下2030年珠三角城市群的扩张情况；基于系统保护理念识别该区域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粮食生产后备区，分析不同扩张结果对粮食生产区的侵占情况。结果表明：（1）珠三角各城市协同发展情景下的城市群扩张模拟结果更符合现实发展情况；（2）基于系统保护规划理念，可将研究区域的耕地划分为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后备区、其余区域；（3）相较各城市独立发展的情景，基于城市相互作用的城市群扩张结果侵占的粮食生产功能区以及粮食生产后备区面积更少。本文所提出的粮食生产功能区的划定方法能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保护耕地、维护粮食安全的多重目标，为城市区域化背景下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提供建议和依据。
厘清人—地—业关系是揭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地域异质性规律的理论基础。在探讨贸易—经济—人口系统对边境地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区域差异作用机制的基础上，以中越边境带广西段和云南段为例，运用转移图谱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城镇、农业、生态空间演变特征，并利用泰尔指数测度贸易、经济和人口因素对其区域差异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中越边境带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存在先慢后快的时序化差异，广西段变化速度呈先减后增的“U”型演化特征，云南段呈急剧探底后加速回升的“V”型变化过程。（2）中越边境带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响应地区发展系统具有本地化差异，抵边地区农业、生态空间频繁转为城镇空间，非抵边地区农业空间与生态空间互竞加快。（3）中越边境带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存在西北急东南缓的空间化差异，城镇、农业空间的重心位置西移北进，生态空间重心位置由东南偏西北移动，云南段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强度高于广西段。（4）贸易—经济—人口系统对中越边境带国土空间格局演变区域差异的影响逐渐减弱，贸易子系统对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的扰动程度高于经济和人口子系统。边境贸易、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塑造边境地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的时序、本地和空间差异化特征，调控边境贸易对国土空间的影响是纾缓边境地区空间冲突的重要举措。
基于利益相关者感知的生态项目绩效评价是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巩固生态建设成效的有效手段。结合公共价值理论，运用CRITIC-熵值法、模糊物元模型、障碍度模型等多种方法，从目标合理性、过程效率性和公平性、结果效益性和可持续性五个维度，评价并比较了基层政府和牧民二元视角下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区退牧还草工程绩效。结果表明：（1）政府视角下的工程综合绩效良好，但公平性欠佳。区内四县绩效水平和价值重心有差异，但五种价值均协调良好。（2）牧民对工程效率性的评价高于政府，对其他维度的评价与政府相近。（3）政府和牧民视角下的工程障碍相似，主要是民生改善、产业促进与政民沟通。（4）不同的利益得失导致政府的高调整意愿和牧民的低调整意愿，但双方的主要建议均为提高补贴水平、改善基础设施、加强政策宣传。
国家公园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切实行动。然而，自然灾害是影响国家公园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江源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敏感，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差，一旦破坏，极难恢复。三江源地区地震及其次生灾害频发，对生态环境影响深远。为系统评估地震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的影响，在近年来青藏高原多次地震灾害评估的基础上，构建了地震灾害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直接和间接影响的评估框架。基于此框架，以2021年青海玛多地震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基于遥感和GIS等方法，综合评估了地震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与生态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地震对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平台的建设思路。结果表明：地震严重损害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设施和冰川、冻土、植被、地表、水系等生态系统要素的结构稳定性，导致区域生态系统的功能受到破坏；地震发生当年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达1492.67亿元，远超116.95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本文提出的评估框架及平台构建思路，可为评估未来地震对三江源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影响提供参考。
原住居民是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是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第一，全民公益性”目标的基础保障，揭示并认知原住居民于国家公园建设支持意向的影响机制，是确保国家公园有效管理的基本要求。基于问卷调查，实证考察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片区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影响的收益感知和成本感知，探讨了社区权力与支持意向之间的关系，并对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和生计能力的中介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权力对原住居民的收益感知有正向影响，对成本感知有负向影响；收益感知正向显著影响支持意向，而成本感知与支持意向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生计能力对支持意向作用，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通过收益感知而产生的间接效应；政府信任对影响感知、生计能力与支持意向间关系有着显著调节作用；政府信任对收益感知与支持意向间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对成本感知与支持意向间负向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因此，国家公园建设中，需制定和完善社区赋权制度，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充分获得原住居民信任，并切实提高原住居民生计能力，从而增强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收益感知，逐步降低成本感知，以促进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
基于PSR模型，从“三生”功能出发，实证评价西藏自治区水资源承载力，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进一步探析水资源承载力“三生”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西藏的水资源承载力偏低，总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演化态势，但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2）水资源“三生”子系统承载力差异显著，生产、生活和生态子系统的承载力均呈现提升态势；生产和生态子系统的承载力在空间上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生活子系统承载力则呈现“中部强于四周”的交替式分布规律。（3）西藏水资源承载力子系统处于较高水平耦合状态，水资源承载力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藏东南高于藏西北，林芝市显著优于其他地市”的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1995—2020年6个时间断面的国际大豆贸易关系矩阵，从远程耦合视角出发，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识别大豆贸易远程耦合系统及其贸易流向与强度，分析国际大豆贸易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国际大豆贸易的远程耦合联系愈加广泛，但整体处于弱联结状态，网络凝聚性、连通性不断提高，具有一定的小世界结构特性；（2）大豆发送系统集中于少数美洲国家，大豆接收系统数量众多，主要分布于东半球，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作为贸易中介点外溢效应显著；以中国、巴西、美国为绝对核心，国际大豆贸易网络呈现明显的极化结构；（3）大豆贸易凝聚子群在空间上呈现出由碎片化小片区集合向地缘性大片区集聚的结构演变；（4）地理距离、制造业发展水平、大豆生产面积是大豆贸易网络演化的核心驱动因素，大豆生产面积对贸易量正向影响显著，地理距离对贸易关系负向作用明显，但在加权网中地理距离影响为正，意味着存在互补性的远距离系统之间耦合作用更强；（5）部分贸易国的大豆扩张面积与森林减少面积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尤其在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等南美洲出口国表现突出，大豆贸易将资源环境压力由众多亚欧进口国向少数南美出口国转移。
“公地悲剧”是可持续发展和资源治理的重要问题。随着人类社会快速发展，人类活动对公共资源过度使用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在自然资源学科领域尚缺乏对该理论的系统总结。回顾“公地悲剧”理论的核心内容，获取Google Scholar截至2020年底所有引用过《公地悲剧》的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梳理研究脉络，从理论检验、产权制度分类、多元治理类型、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分析和全球性资源治理五方面归纳研究进展。其对中国的可持续治理启示有：探索制度的“多样化”；构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建构协同共治共享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审视“公地悲剧”及其治理之道，对资源可持续发展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