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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36 >Issue 12: 3069 - 3083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11205

其他研究论文

基于“潜力—支持力—恢复力”框架的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其类型甄别

  • 王成 ,
  • 任梅菁 ,
  • 樊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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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实验室,西南山地生态循环农业国家级培育基地,重庆 400715

王成（1975- ）,男,重庆荣昌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乡村发展、乡村人居环境。E-mail:

收稿日期: 2020-07-27

  修回日期: 2021-04-12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2-28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GL18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SWU1909030)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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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villages and towns and its type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potential-support-resilience

  • WANG Cheng ,
  • REN Mei-jing ,
  • FAN Rong-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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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Laboratory of Research on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State Cultivation Base of Eco-agriculture for Southwest Mountainous Land, Chongqing 40071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7-27

  Revised date: 2021-04-12

  Online published: 2022-02-28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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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判断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精准定位村镇发展类型,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多元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以重庆市江津区为研究区,2017年为研究时点,从潜力、支持力与恢复力三个维度解析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分析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分异特征及其类型。研究表明：（1）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强弱是潜力、支持力与恢复力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2）江津区村镇潜力呈现“北高南低”;支持力呈现“北高南低”;恢复力呈现“南高北低”;可持续发展能力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组团状分布”。（3）江津区村镇可划分为发展潜力挖潜型、城乡融合促进型、安全质量提升型与能力全面发展型四种可持续发展类型,进而提出差异化调控策略,以引导村镇可持续发展、增强县域综合实力。

关键词： 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 空间分异; 类型甄别; 差异化调控; 重庆市江津区

本文引用格式

王成 , 任梅菁 , 樊荣荣 . 基于“潜力—支持力—恢复力”框架的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其类型甄别[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 36(12) : 3069 -3083 . DOI: 10.31497/zrzyxb.20211205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its multiple goals to scientifically evaluate the level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and determine targeted development types of villages and towns. Based on sorting out the implic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implication of villages and t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tent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this study establishes 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and evaluation models. Meanwhile the study takes 25 towns in Jiangjin district of Chongqing as research units to quantitatively mea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villages and towns in 2017. And then it reveals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accordingly identifies the vulnerabilities types, and proposes targeted regulation strategies. The results shows that: (1)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villages and towns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potent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2) On the whole, the potential of villages and towns shows a spatial pattern of " high in the north and low in the south" in Jiangjin; the support of villages and towns shows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north and low in the south" in Jiangjin; the resilience of villages and towns shows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south and low in the north" in Jiangj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villages and towns shows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southwest, low in the northeast, cluster distribution". (3) We divid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villages and towns in Jiangjin into four types, including potential enhancement typ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omotion type, ecological security improvement type and potential-support-resilience ability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yp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cological priority-classified control-highlight emphasis-local adaptation", the study proposes differentiat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types, to guid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and towns.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villages and towns; spatial distribution; type division; differentiated regulation; Jiangjin district of Chongqing

改革开放以来,受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与“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影响,中国乡村正面临着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多维贫困化等重重压力和危机[1],乡村地域系统应对外界环境扰动的韧性能力有所削弱[2]。这势必影响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与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如何维持乡村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村镇作为乡村地域范围内由不同等级节点（镇、乡、村）构成的多体系统,是乡村要素集聚与空间组织的重要载体,已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中心单元[3,4]。如何适时、准确地量化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我国依次实现乡村振兴多阶段目标的关键。目前,我国乡村发展正处于快速转型期,乡村人地关系日趋复杂,乡村内生发展能力与系统适应性不断受到挑战,乡村的包容性、安全性、韧性,特别是乡村可持续能力提升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5,6]。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学者聚焦农业生产[7,8]、耕地利用[9,10]、乡村旅游[11,12]、聚落建设[13,14]、乡村治理[15]等诸多方面对乡村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内容日渐丰富,从早期的农业生产视角向涉及生产、生活、生态、治理等多视角延展;研究方法也日趋多元化,特别是熵值法[16,17]在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但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实证量化与理论之间的差距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6]。重庆市江津区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重点试验点、重庆市同城化发展先行区与三峡库区（重庆段）库尾区县,既是未来重庆市村镇高速发展的地区之一,也是三峡库区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如何协调该区域村镇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增强该区域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重庆市实现山清水秀之地、在全局中谋划一域的关键。据此,本文以江津区为研究区,以2017年为研究时点,基于地理学时空尺度依赖的动态视角,从潜力、支持力与恢复力三个维度解析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并构建其评价体系,探究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格局,进而甄别出村镇可持续发展类型,为科学提升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县域综合能力提供实践示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理论架构

1.1.1 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概念界定
“可持续发展”一词最早源于1968年的英国[18],而其概念则是于1987年才被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正式提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其后,“可持续发展”一词被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地系统科学等不同学科和领域广泛研究,其内涵得到充分延伸与拓展。目前,国内外关于可持续发展内涵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四种：一是侧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世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的阐释,即改进人类生活质量的同时不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20];二是侧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在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1];三是侧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认为可持续发展为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满足社会上所有人现在和将来的生活需要[22];四是侧重复杂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观,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通过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系统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寻求人类需求与环境整体之间的动态平衡以满足当代及后代人民日益美好生活需要[7,23,24]。系统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寻求“动力”“质量”“公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协调统一[23,25],而想实现“动力”“质量”“公平”协同发展,就必须平衡好资源利用、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生态安全四者关系,找到一个合适的度,才能促进系统的有序健康可持续发展。
村镇系统作为由“人”“地”等一系列要素以一种特定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复杂巨系统,其可持续发展也是一种复杂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观。结合复杂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内涵与村镇系统的特征,村镇可持续发展可被理解为,系统通过协调内外资源利用、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以满足当代以及后代村镇主体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系统未来的发展能力与可持续的可能[26]。因此,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可界定为：在一定的地域时空范围内,村镇系统通过协调内外资源利用、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以满足当代及后代村镇主体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能力,是村镇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度量手段。
1.1.2 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潜力—支持力—恢复力”三维解析
复杂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观认为,系统可持续发展是系统发展“速率”与“质量”协同一致的结果[25],其中“速率”为系统发展的速度与数量,体现出系统的上升性;“质量”表征系统健康发展的程度,可在系统风险防控能力中得到映射,系统的上升性和风险防控能力共同决定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27,28]。村镇系统作为乡村地域范围内由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要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与功能的开放系统,其发展实质是多要素驱动下村镇要素重组、空间重构和功能转型的系统性过程,因此村镇上升性由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科技等驱动要素的可得性及其多样性共同决定。就村镇发展驱动要素而言,一般可分为内生驱动要素与外部驱动要素[29]。内生驱动要素主要包括地方性资源、村镇人才精英、农业发展前景、基础设施完善情况等内生动力,代表村镇发展潜力;外部驱动要素主要包括外部资本流入、农产品市场建设、技术支撑等外部动力,其通过作用于内部驱动要素、促进系统重构塑造内生动力以实现村镇可持续发展,是村镇发展的支持力;内生驱动要素与外部驱动要素、潜力与支持力的交互作用质量赋予了村镇不同的发展能力,决定着系统由生存维持走向新生发展、持续发展[30,31]。然而随着我国城乡融合的发展,村镇内核系统与其外缘系统之间频繁地进行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换,系统要素更新及相互作用日趋频繁与深刻[32],剧烈的城乡交互作用对村镇系统内部也产生了更复杂的、不确定的、难预测的扰动,部分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在新扰动的强刺激下发生扭曲,甚至混乱与衰败[17,33]。村镇系统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已不仅需要发挥好系统潜力（内生动力）与支持力（外部动力）以促进村镇“高效率”发展,更重要的是提升村镇经济社会生态状态以增强村镇恢复力,做好村镇未来发展的风险防控以促进村镇“高质量”发展。村镇的内外动力（潜力与支持力）和恢复力共同决定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可以从潜力、支持力与恢复力三个维度对其进行解构,如图1所示。其中,潜力是指村镇所拥有内生驱动要素对村镇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能力,反映系统内部可持续发展潜能,是村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源。支持力是指村镇接受外部驱动要素的数量和频率来表征城市对村镇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与驱动力,是村镇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恢复力是指系统走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中,村镇具有抵御、适应非预期或不可预测扰动的适应能力,由系统经济、社会与生态本底强弱决定;恢复力可促进系统由原有的均衡状态转变为新的均衡状态,避免系统运转不稳甚至功能瓦解,是村镇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因此,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弱由潜力、支持力与恢复力的发展水平共同决定,潜力、支持力、恢复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均呈正相关。
图1 村镇可持续性发展的内涵解构

Fig. 1 Connotation deconstruc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villages and towns

1.2 研究区概况

江津区（28°28'~29°28'N,105°49'~106°36'E）位于重庆市西南部,地处三峡库区尾端;东邻綦江、巴南,西接永川、四川合江,南连贵州习水,北靠璧山、九龙坡、大渡口。全区共辖5个街道25个镇,幅员面积3200 km2,2017年常住人口137.40万人。该区地处四川盆地东南边缘和云贵高原北坡大娄山余脉梯间过渡地带,地貌以丘陵（78.2%）为主;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常年平均气温18.4 ℃,年平均日照1273.6 h,年平均降雨量1001.2 mm,富硒资源充足,是中国有名的富硒美食之乡。自2006年撤市设区,江津区村镇建设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其村镇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约757.13亿元,较2007年（约173.31亿元）增长了336.96%,其中第三产业产值约214.20亿元,较2007年（约61.16亿元）增长了250.23%;村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7年的6522元增长至2017年的24647元,增长了277.91%。但其资源安全与生态安全也相应面临重重危机,2017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847.174 m3/人,较2007年（889.184 m3/人）减少4.725%;人均耕地资源占有量0.075 hm2/人,较2007年（0.077 hm2/人）减少了2.668%,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资源保护矛盾较为突出。

1.3 数据来源

镇域作为村镇体系的核心单元及区域各类数据统计的最小行政单元,以镇域为研究单元有利于收集比较翔实的数据。因此本文以江津区为研究区,25个镇为研究单元（因5个街道作为区县的城区已具备小城市的特征,故不纳入研究范围内）,2017年为研究时点。数据源主要包括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两部分。空间数据包括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获取的2017年江津区土地变更调查数据、道路矢量图层、污水管网与污水处理厂布局矢量图层。属性数据包括社会经济数据和生态环境数据两类,主要通过走访重庆市统计局和江津区统计局、间接换算等方式获取;其中,社会经济数据一部分直接来源于《江津区统计年鉴》《江津区农经报表》等统计资料,另一部分利用ArcGIS 10.2等软件分析所得;生态环境数据直接来源于《江津区统计年鉴》《江津区环境状况公报》《江津区森林资源公报》等。

1.4 研究方法

1.4.1 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
（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基于村镇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内涵框架,结合江津区作为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地域特色,遵循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从潜力、支持力和恢复力三个层面构建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14个指标（表1）。
潜力是村镇现有内生驱动要素对其可持续发展贡献能力的重要表征,取决于研究单元村镇资源状况、村镇人才精英、产业发展前景、基础设施配套情况。故本文选取人均资源占有量表征村镇资源状况;选取产业结构偏差度与耕地流转面积占比反映产业结构与现代农业发展情况以表征产业发展前景,选取十万人口中大学生数表征村镇人才精英、选取人均道路长度表征基础设施保障情况,综合反映村镇社会经济发展潜力。
支持力作为村镇可持续发展受外部辐射能力的重要表征,取决于外生要素支撑情况与城市辐射能力。因此本文选取农产品商品化产值占比、地均农机投入与固定资产投资率表征市场、科技与资金等外部要素支撑情况;选取城市邻近度表征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恢复力作为村镇对非预期或不可预测扰动适应能力的重要表征,是经济恢复力、社会恢复力与生态恢复力三者的综合表征。因此本文选取生产总值指数反映经济恢复力;选取人均粮食产量与村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征社会恢复力;选取污水治理能力与森林覆盖率表征环境治理能力与村镇生态保育能力以反映村镇生态恢复力。
（2）评价模型构建
① 数据标准化。由于各评价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数量级,本文采用极差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量纲数据对村镇可持续能力评价的影响,具体公式如下：
当Xij是正向指标时：
Z ij = X ij - min X ij max X ij - min X ij
当Xij是负向指标时：
Z ij = max X ij - X ij max X ij - min X ij
式中：Zij为指标的标准化值;Xij为指标的原始值;i为第i研究单元;j为第j项评价指标。
② 评价指标赋权。熵值法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法,可以有效地克服因主观赋权法带来的随机性、臆断性问题,深刻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具有较强的客观性[35]。据此,本文采用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计算过程如下：
e j = - 1 ln n × ∑ i = 1 n Z ij ∑ i = 1 n Z ij ln Z ij ∑ i = 1 n Z ij
W j = 1 - e j / ∑ j = 1 m ( 1 - e j )
式中： e j 是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值; W j 是第 j 项指标权重,其中 i = 1,2 , … , n , j = 1,2 , … , m ,n=25,m=14,各指标的权重值计算结果见表1。
表1 村镇可持续性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le 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villages and towns

要素层 指标层 内涵 单位 性质 计算方式 权重
潜力（P） 人均资源占有情况①（P1） 反映资源潜力 hm2/万人 ﹢ (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域面积)/2 0.050
产业结构偏差度②（P2） 反映村镇产业结构合理程度 — - P2=∑I=13xi-xi*2 0.018
耕地流转面积占比（P3） 反映村镇现代农业建设情况 % ﹢ 耕地流转面积/耕地面积×100% 0.062
十万人口中大学生数（P4） 反映村镇人才情况 人/105人 ﹢ 大学生人数/村镇总人口×105 0.154
人均道路长度（P5） 反映村镇基础设施水平 km/万人 ﹢ 农村道路长度/村镇总人口 0.071
支持力（S） 农产品商品化产值占比（S1） 反映城市对农产品市场化的贡献度 % ﹢ 农产品商品化产值/村镇总产值×100% 0.126
地均农机投入（S2） 反映城市科技支持作用 元/hm2 ﹢ 农机投入总额/耕地 面积 0.184
城市邻近度①（S3） 反映村镇接收城市辐射的程度 — ﹢ (CBD临近度+交通通达度)/2 0.028
固定资产投资率（S4） 反映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 ﹢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村镇生产总值 0.036
恢复力（R） 生产总值指数（R1） 反映村镇经济状况 — ﹢ 村镇总产值/上年村镇总产值 0.033
人均粮食产量（R2） 反映村镇的粮食安全 t/人 ﹢ 粮食总产量/村镇总 人口 0.024
村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R3） 反映村镇居民生计水平 元 ﹢ 村镇可支配收入/村镇总人口 0.043
污水治理情况①（R4） 反映村镇环境治理能力 — ﹢ (污水管网密度+污水处理厂处理强度)/2 0.079
森林覆盖率（R5） 反映村镇生态保育的能力 % ﹢ 森林面积/村镇面积×100% 0.092

注：① 分别是先将人均耕地面积与人均水域面积、CBD临近度与交通通达度、污水管网密度与污水处理厂处理强度标准化,再求每一组合的均值得到人均资源占有量、城市邻近度、污水治理能力。② 产业结构偏差度公式中xi代表第i（i=1, 2, 3）产业占GDP的比值;xi*是重庆市标准产业结构,依据2018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变化的标准以及参考文献[34] 中的方法,测算出xi*=6.22,31.84,61.94。

③ 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模型。结合指标权重和标准化值,采用加权求和方法分维度计算各研究单元潜力、支持力和恢复力,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P i = ∑ j = 1 m P ij W j ; S i = ∑ j = 1 m S ij W j ; R i = ∑ j = 1 m R ij W j
式中： P i 、 S i 、 R i 分别为第i研究单元村镇潜力、支持力、恢复力。
依据前文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涵解构,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由潜力、支持力与恢复力构成,且潜力、支持力、恢复力均与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正相关。据此,对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定量评价,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SU T i = P i + S i + R i
式中： SU T i 为第i研究单元的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
1.4.2 村镇可持续发展类型划分
针对不同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补足村镇可持续短板能力是提升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方法。因此本文先利用自然断点法划分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等级;其次通过比较村镇潜力、支持力与恢复力在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中的优势度,明确村镇可持续发展的短板能力,并结合地域特征划分出类型。借鉴已有研究[36],采用区位熵法测算江津区各村镇可持续能力的优势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I ik = q ik / ∑ i = 1 n q ik
P ik = ∑ k = 1 m q ik / ∑ k = 1 a ∑ i = 1 n q ik
β ik = I ik / P ik
式中：i为江津区各村镇;k为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 q ik 为第i村镇的第k可持续能力; I ik 为第i村镇的第k可持续能力占第i村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比例（%）; P ik 为所有村镇的第k可持续能力占江津区村镇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比例（%）; β ik 为第i村镇的第k可持续能力的优势度。三者取最小值作为村镇可持续发展的短板能力。

2 结果分析

2.1 村镇可持续能力分析

利用式（1）、式（2）对选取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根据建立的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分维度评价模型计算出2017年江津区25个镇的潜力、支持力、恢复力,再参考式（6）测算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利用ArcGIS 10.2将各项水平值与矢量格式的研究单元进行空间链接,绘制形成江津区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分异图（图2）。
图2 江津区村镇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空间分异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villages and towns in Jiangjin, Chongqing

2.1.1 村镇“潜力—支持力—恢复力”分析
（1）潜力
江津区村镇潜力水平为0.065~0.236,总体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图2a）。究其原因,位于北部的白沙镇、珞璜镇、先锋镇等镇因临近江津区城区与重庆市（江津）现代农业园区,依托城区或园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积极培育村镇新产业新业态,优化产业结构,强化教育、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村镇社会经济潜力以增强区域综合潜力,特别是白沙镇与珞璜镇的潜力值分别达0.236与0.206,位列第一、第二,远超江津区其他村镇（第三为蔡家镇,仅为0.122）;但由于早期资源利用粗放,该区域资源本底较弱,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持续利用的矛盾尤为突出,特别是支坪镇、珞璜镇与先锋镇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仅为0.049 hm2/人、0.057 hm2/人与0.066 hm2/人,远低于江津区村镇平均水平（0.095 hm2/人）。而位于南部的中山镇、柏林镇、四屏镇等山区村镇因平坝地少、“鸡窝地”、坡耕地多、地块细碎,致使土地承包经营分散,难以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产业链条,规模效应与市场化竞争力不足,使得产业效益低下,产业发展潜力较低;同时,因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大量高素质人才向外流失,村镇教育科技创新水平较弱,产业核心竞争力不足,综上致使该区域村镇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其中潜力最低为四屏镇,为0.065,仅占江津区村镇平均水平（0.103）的63.11%。
（2）支持力
江津区村镇支持力水平为0.017~0.244,总体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图2b）。究其原因,位于东北部的夏坝镇、杜市镇、支坪镇与贾嗣镇4镇因靠近重庆市中心城区或江津区主城区,对外交通建设水平较高,有效地促进了城乡之间商品、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农产品商品化产值占比、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均值达8.472%、18.070,较区域平均水平（3.468%、9.132）约高出144.269%、97.875%,为村镇发展带来有力的支撑;位于西北部的白沙镇、石蟆镇、慈云镇等镇以重庆市（江津）现代农业园区为依托,在政府扶持和政策倾斜下,以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吸引了大量外来企业入驻与资金、技术流入以支撑其经济发展,特别是石蟆镇依托园区积极建设规模化、现代化农业,如2017年地均农机投入高达1.963元/hm2,占据江津区第一。而位于南部的李市镇、永兴镇、蔡家镇等镇因地处江津区南部四面山系范围,平均地形起伏度达763.470 m,受山脉阻隔和地形影响,该区域对外交通通达度较低且距离城市较远,接收来自城市外部支持与辐射带动作用较弱,特别是位于最南端的四面山镇、四屏镇与柏林镇,其支持力分别仅为0.017、0.023与0.035,仅占区域平均水平（0.078）的21.784%、29.472%与44.849%,处于江津区倒数前三名。
（3）恢复力
江津区村镇恢复力水平为0.032~0.177,总体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图2c）。究其原因是位于南部的中山镇、永兴镇、嘉平镇等镇因地处山区、远离城市,村镇开发强度较低,生态资源保护较好,村镇生态保育能力与环境自净能力较强,再加上农业面源污染与工业三废污染较少,其生态恢复力水平较高,特别是中山镇和四面山镇,其森林覆盖率高达66.190%和79.846%,较全区平均水平（48.5%）高了36.474%和64.631%;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战略的双轮驱动下,村镇生态旅游和富硒农产品产业发展迅速,农民收入快速增加,村镇经济社会恢复力持续增高。而位于北部的油溪镇、先锋镇、珞璜镇等镇依托城区与重庆市（江津）现代农业园区,快速发展村镇社会经济,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社会经济恢复力较高;但是因村镇开发强度较大,粮食保障能力与生态保育能力较差,产业发展排放的污染较多,且因距离城区有一定距离,城市污染治理体系覆盖不到该地区,致使该地区面临的扰动强,但适应能力较弱,恢复力综合水平较低。
2.1.2 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及空间分异格局
总体上,江津区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为0.188~0.451,总体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组团状分布”的空间分异特征,区域差异显著（图2d）。究其原因,位于西南部的以白沙镇、石蟆镇为核心的村镇组团地处平坝兼浅丘地区、毗邻重庆市（江津）现代农业园区与江津区城区,三环高速与成渝环线高速贯穿而过,依托其平坦的地形、优越的交通区位优势与优良的政策扶持,该区域积极建设现代化农业,产业潜力高且支持力高,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较高,特别是石蟆镇、白沙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分别为0.451、0.413,位居江津区第一、第二;以嘉平镇为核心的村镇组团,依托其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富硒资源,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政策的支持下,村镇生态旅游和富硒农产品产业发展迅速,社会经济恢复力与生态恢复力水平相对较高,同时该区域位于江津区中部、四面山系边缘地带,交通网络建设相对完善,来源于城市的资金、技术等要素能够快速顺畅地流入,城市支持力也相对较高,因此该区域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较高;特别是嘉平镇,其支持力与恢复力（0.152与0.140）远高于全区平均水平（0.078与0.094）,达94.871%与48.936%,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位居第三。而位于东北部的吴滩镇、油溪镇等村镇因村镇发展与环境治理不足,其潜力与恢复力较低,致使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较低;特别是吴滩镇与油溪镇,因地处北部碑槽山系,村镇发展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0.188与0.191）,只有全区平均水平（0.276）的68.116%与69.203%。

2.2 村镇可持续发展类型划分与差异化调控

2.2.1 村镇可持续发展类型
本文以镇为单元,采用自然断点法对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进行分类,可分为高可持续型、中度可持续型、低可持续型三种类别;根据式（7）~式（9）计算结果划分为低潜力发展型、低支持力发展型、低恢复力发展型三种类别;耦合两种分类结果,划分出低潜力高可持续发展型、低恢复力高可持续发展型、低潜力中度可持续发展型、低支持力中度可持续发展型、低恢复力中度可持续发展型、低支持力低可持续发展型、低恢复力低可持续发展型7种组合（图3a）,初步拟定村镇可持续发展类型。从村镇可持续发展类型定量分析及初拟类型的结果来看,高可持续型与中度可持续型村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虽整体水平良好,但其三种能力发展不均衡,短板能力突出;低可持续型村镇呈现出能力两极分化或各项能力均不显两种情况,有待提升。因而,参考已有分类方法[37],结合村镇特殊地域环境、社会经济水平和未来发展趋势,秉承“突出问题导向、补足短板弱项,成片推动村镇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将低潜力高可持续发展型、低潜力中度可持续发展型划分为发展潜力挖潜型,将低支持力中度可持续发展型、部分低支持力低可持续发展型划分为城乡融合促进型,将低恢复力高可持续发展型、低恢复力中度可持续发展型与部分低恢复力低可持续发展型划分为安全质量提升型,将各项能力均不显的中度可持续发展型与低可持续发展型划分为能力全面发展型,最终划分出6个发展潜力挖潜型、7个城乡融合促进型、9个安全质量提升型与3个能力全面发展型（图3b）。
图3 江津区村镇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类型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types of villages and towns in Jiangjin, Chongqing

如图3与表2所示,发展潜力挖潜型包括嘉平镇、西湖镇、贾嗣镇、杜市镇等6个村镇,该区域虽地处重庆市中心城区与江津区必经之处、三峡库区之尾,区域交通网络发达,村镇接受城市支持力较强,且在“河长制”“水十条”等流域环境保护政策实施下,该区域生态本底良好;但因城市人口吸纳作用,大量村镇人口与人才外流,乡村教育边缘化、乡村学校空巢化严重,村镇教育科技创新能力低下致使村镇潜力较支持力、恢复力发展不足。城乡融合促进型包括柏林镇、四面山镇、四屏镇等7个村镇,该区域因地处南部四面山系范围,村镇开发强度较低,村镇潜力与恢复力较高;但因地形复杂与山脉阻隔,对外交通建设水平较低,城乡要素流动受阻,外部支撑力即支持力不足。安全质量提升型包括白沙镇、慈云镇、先锋镇等9个村镇,该区域受城市与园区辐射,村镇一二三产业融合水平与现代农业建设水平较高,村镇潜力与支持力水平较高;但因农业面源污染严重与生态环境治理不足,村镇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不相协调,村镇风险防控水平有待提升。能力全面发展型包括吴滩镇、油溪镇与龙华镇3个村镇,该区域因村镇一二三产融合不够、城乡互动发展不充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致使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低,其潜力、支持力与恢复力急需全面提升。
表2 江津区村镇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类型的特征

Table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types of villages and towns in Jiangjin, Chongqing

类型 涉及村镇数量/个 特征
发展潜力挖潜型 6 区位优越、交通网络发达;环境保护力度大,环境资源本底优良;创新人才流失严重,教育水平低下,创新力不足
城乡融合促进型 7 地处山区,村镇开发强度低,资源环境本底优良;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巨大;对外交通不便
安全质量提升型 9 地处城市周边或农业园区范围内,一二三产业融合与现代农业发展良好;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力度不足
能力全面发展型 3 村镇发展本底、外力驱动与风险防控均不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低下
2.2.2 差异化调控
依据江津区村镇可持续发展类型划分结果,按照“生态优先—分类调控—重点突出—因地施策”原则,就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类型提出差异化调控策略,以引导村镇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贯彻国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发展潜力挖潜型。以“培育乡村振兴人才、转换新旧产能、农业提质增效”为突破口,深入挖潜乡村发展新动能,提升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方面,地方政府根据产业发展实际定期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等农民技能培训,引进各类人才返乡创业,扶持培育一批农村电子商务创业带头人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强化农业技术人才引进,面向基地、农民合作社、种养大户开展业务技术指导,使现代化农业新技术迅速渗透和扩散到农业生产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与发达的交通体系,强化村镇与重庆中心城区、江津区城区以及重庆市（江津）现代农业园区等科技发达区域的交流与合作,引入、推广各项先进科技成果和新技术,促进村镇产业转型升级。
城乡融合促进型。以“完善交通网络建设、促进‘生态―产业’深度融合、深化农业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促进城乡要素顺畅流动,带动村镇高山富硒特色农业发展,增强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方面,提速实施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建设对外交通网,强化山区村镇与城市联系,促进城乡互融互通。另一方面,依托山区村镇特殊的地理特征与自然环境,发展“林木压顶,果树缠腰,粮田座底”的立体农业模式,引导构建“生态+种植+旅游”的高山富硒特色农业产业链,同时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扩展农产品消费市场,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综合保障外部资源引进来、村镇产业走出去。
安全质量提升型。以“科学规划引领、农药化肥减施增效、村镇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突破口,促进村镇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以提升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方面,优化调整化肥施用结构、推广生态调控、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防治病、虫、草害的新兴方式,促进农药化肥减量不减效,同时加强生活生产污染物处理体系建设,提升村镇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建立环境监测机制,保护与治理双管齐下深化国土绿化提升行动。另一方面,加强国土空间规划与产业规划的衔接、对接、互动与联动,在经济社会建设同时要严守生态底线与红线,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布局,建设生态宜居美丽村镇。
能力全面发展型。以“深挖经济隐性潜力、加速城乡要素流动、协调三生空间发展”为突破口,全面提升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方面,立足当地“红色文化”“陶瓷文化”等资源文化本底与社会经济基础,选取重点扶持项目,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多点发展、多种类型共存的新型业态,深入挖掘经济隐性潜力,以培养出村镇优势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吸引社会资金及外资等多元化资金投入,提高城乡要素之间流动。另一方面,以规划为引领,协调三生空间布局;加快推进村镇产业转型,科学划分村镇经济发展片区,打造集约高效生产空间;以村镇机理与格局为依据,以用地规模和管控要求为指导,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引导生活空间尺度适宜、布局协调、功能齐全;强化准入管理和底线约束,扎实推进“四山”地区开发建设管制,强化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保护,保护山清水秀生态空间。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指在一定的地域时空范围内,系统通过协调内外资源利用、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以满足当代以及后代村镇主体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能力。其强弱程度可用潜力、支持力与恢复力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进行综合表征。
（2）江津区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差异显著。其中,潜力水平为0.065~0.236,总体呈现“北高南低”;支持力水平为0.017~0.244,总体呈现“北高南低”;恢复力水平为0.032~0.177,总体呈现“南高北低”;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为0.188~0.451,总体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组团状分布”。
（3）江津区村镇可分为发展潜力挖潜型、城乡融合促进型、安全质量提升型与能力全面发展型四种可持续发展类型。同时遵循“生态优先—分类调控—重点突出—因地施策”原则,以发展潜力挖潜型注重“培育乡村振兴人才、转换新旧产能、农业提质增效”,城乡融合促进型注重“完善交通网络建设、促进‘生态―产业’深度融合、深化农业信息化建设”,安全质量提升型注重“科学规划引领、农药化肥减施增效、村镇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能力全面发展型注重“深挖经济隐性潜力、加速城乡要素流动、协调三生空间发展”,差异化提升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引导新型城镇化加速提质和乡村全面振兴。

3.2 讨论

村镇多体系统作为城乡地域系统的重要内容,科学判断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精准定位村镇发展类型,厘定其空间格局是指导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在继承传统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当前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现实情景,通过潜力、支持力与恢复力三个维度解构出村镇多体系统发展中的互动与联动,从而理清了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涵,据此建构出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体系和数理模型,为量化村镇多体系统状态提供了一新的方法,丰富了可持续发展研究。然而,村镇作为城乡地域系统,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涵盖自然、社会、经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特别是对于政策、制度的量化比较困难,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如何精准反映这一重要因素仍将需要进一步挖掘。同时,村镇作为由不同空间体系构成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明显的尺度效应,探究不同尺度间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尺度差异、尺度关联和尺度传递将是下一步研究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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