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PAT和IBIS模型在预测人为碳排放和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可行性以及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承载的碳汇分布。2060年我国人为碳排放预计为0.86 Pg C yr -1;IPCC报告中RCP 2.6和RCP 6.0情景的陆地生态系统分别中和33%和38%的人为碳排放。2060年林地、草地、耕地是陆地生态系统碳汇主要贡献者,占93%;与2030年比,在RCP 2.6情景下林地和草地的碳汇贡献分别下降10%和8%,而耕地上升18%;RCP 6.0情景下林地和草地的贡献分别下降7%和2%,而耕地上升4%。但若按2051—2060年间两种情景下的最高年份（2055年）的碳汇计,则分别可以中和65%、82%的人为碳排放。据此,提出为实现2060年碳中和,应以碳承载力为基础,聚焦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用地开发规模,对土地利用转变进行严格管控,探索制订土地利用碳排放标准。
中国国土整治历经40年发展,在促进乡村耕地保护、解决土地资源低效利用问题、助力扶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中国国土整治事业发展历程,基于文献计量分析与文献综述方法总结相关研究进展,提出了未来国土整治研究的关键问题,得到以下结论：中国国土整治事业与研究都历经国土整治规划、专项国土整治、国土综合整治三个阶段,促进乡村振兴是当前国土整治的最重要历史任务;目前形成了以解决国土空间与资源利用问题为目标,以服务政策管理需求为导向,以土地利用研究为理论支撑,以农用地整治、农村居民点整治、国土综合整治等为主要对象并向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拓展的研究体系;形成了包括业务管理部门与特色科研单位为核心的分散组团式研究群体;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国土整治研究围绕土地整治规划选址与分区决策、土地整治项目全流程监测监管与绩效评价、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评价、土地整治政策成效评估等现实需求以及土地整治驱动生态系统变化机制、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方法、土地利用冲突协调机制等科学问题开展了大量特色研究,充分发挥地理学经世致用特点。面向未来国土综合整治研究,应重点围绕“理论框架—问题识别—规划决策—技术体系”解决关键问题,以理论研究推动中国国土整治事业发展,为促进乡村振兴目标实现做出贡献。
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缓解土地用途冲突、促进人地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当前中国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研究在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方面均取得积极进展,但面对土地利用急剧变化、土地管理效率低下及生态系统退化等现实问题,传统的以“数量—空间耦合”为核心的优化配置方式已难以满足当前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与此同时,全球粮食安全正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将直接影响并作用于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协调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大学立足和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与重点区域发展（长三角及沿海地区）,以保障资源安全与粮食安全目标为导向,围绕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开展了大量研究和实践,主要集中在耕地利用格局优化、耕地集约利用转型、耕地保护与利用规划、土地利用与城乡规划、国土整治与农用地管理、土地利用制度创新、土地经济政策优化等特色研究领域,充分发挥地理学与管理学交叉学科优势,为国家土地资源优化与可持续利用的学科发展和制度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综上,通过系统梳理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相关研究进展,总结归纳中国土地资源配置的关键问题,进一步在回顾南京大学学术贡献的基础上提出粮食安全视角下的中国土地资源优化配置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试图为可持续土地利用优化提供借鉴和参考。
应对全球化变革及其不确定性,认识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的特征与问题,是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基础,对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应国际劳动分工从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到全球价值链的不同阶段,理解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有不同的理论视角。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自然资源以原始形态和制成品中的隐含形态在国家之间的流动,讨论了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在供给与需求、利用强度与效率、资源禀赋与流向,以及全局与局部影响之间的矛盾。未来研究仍面临理论和现实的挑战。在理论方面,适应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引入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探讨企业间互动关系如何塑造自然资源流动路径,能更好地适应中国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转变,以及当下自然资源综合治理的研究需求。在现实方面,应对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亟需深化对自然资源流动网络韧性,以及“双循环”互促关系的认识。
科学判断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精准定位村镇发展类型,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多元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以重庆市江津区为研究区,2017年为研究时点,从潜力、支持力与恢复力三个维度解析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分析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分异特征及其类型。研究表明：（1）村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强弱是潜力、支持力与恢复力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2）江津区村镇潜力呈现“北高南低”;支持力呈现“北高南低”;恢复力呈现“南高北低”;可持续发展能力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组团状分布”。（3）江津区村镇可划分为发展潜力挖潜型、城乡融合促进型、安全质量提升型与能力全面发展型四种可持续发展类型,进而提出差异化调控策略,以引导村镇可持续发展、增强县域综合实力。
基于中国省域2003—2018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分析农地流转与农民收入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剖析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在时间维度上,农地流转与农民收入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趋于优化,但农地流转一直以滞后于农业收入为主,农地流转由同步于非农收入转为超前于非农收入。（2）在空间维度上,农地流转与不同类型农民收入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在不同省区之间差异明显。（3）农地流转显著促进了本地区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的提高,且农地流转对农民人均收入产生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虽然户均农地规模增加并没有显著提高非农收入,但农地的规模经济使得户均农地规模增加,显著促进了农业收入提高。
关注耕地转出行为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于农民家庭的持久脱贫及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制定意义重大。基于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在对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倍差法、OLS模型及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实证检验耕地转出对农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耕地转出行为的发生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在帮助部分农户抵御收入风险上起到了积极作用;（2）耕地转出规模的扩大并未显著改善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状况;（3）控制变量也对农户贫困脆弱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和家庭住房净资产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而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健康状况、现金和存款数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4）耕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对东、中和东北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农户的减贫作用并不明显。
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揭示其作用效果的整治模式与地貌类型差异;然后利用湖北省地处江汉平原的天门市和潜江市、武陵山区的宣恩县和咸丰市483户农户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同一地貌是否实施农地整治、同一地貌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和不同地貌同一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均能显著增加农户收入。（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模式的增收效应远远大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但即使同一地貌类型,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较大差异。（3）平原农地整治的增收效应明显高出山区农地整治,但即使同一整治模式,不同地貌农地整治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农地整治的农户收入效应受到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共同制约。
关注以稻虾共作为代表的稻田综合种养土地利用新型模式,基于在湖北省潜江市和荆州市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和投入导向DEA方法,测算和比较了稻虾共作户和水稻单作户土地利用的生态—经济效果。研究发现：与水稻单作相比,稻虾共作能够改善土地利用的生态—经济效果;但调研区一半以上的共作农户仍然延续着传统粗放的生产模式,生产中存在严重的过量投入,阻碍了其土地利用生态—经济效果的进一步优化。此外,若忽略环境污染,只考虑经济效果,将导致稻虾共作的土地利用效率被高估45.28%。目前,稻虾共作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亟需把环境影响纳入土地利用效率评估中,贯彻“双水双绿”的发展理念,引导农户合理安排各项生产投入,切实优化稻虾共作的生态—经济效果,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
渔民作为我国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对象,渔民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指标。选取的研究地区是首批推行并完成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和湖北省洪湖市,基于退捕渔民调研结果,先使用TOPSIS法的数学模型求出最优解,再进行障碍度计算,并对禁捕政策实施效果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关于禁捕生态补偿政策渔民评价的最优解,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为0.45,绩效一般,湖北省洪湖市为0.27,对应的绩效水平为较差;（2）影响两个地区绩效评价的前三位主要因素是实施禁捕后,政府部门工作跟踪力度满意度（B4）、生活水平满意度（D2）、社会活动与社会地位满意度（E2）。研究结论为评价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提供一个可选分析框架,为其他地区提高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提供参考依据。
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五批传统村落及“十二五”期间“整村推进”贫困村为对象,分析中国传统村落和贫困村的空间相关性,并探讨其与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传统村落与贫困村的空间相关性方面,传统村落密度高—贫困村密度高的聚类区域主要分布在湖北、湖南、贵州以及广西的交界、山西北部,集中在连片特困山区。低—低类型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沿边、西北以及部分沿海地区,低—高类型区域集中在省际边界地区,高—低类型区域则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浙江和福建。（2）将传统村落密度低—贫困村密度低类作为参照,低—高类区域与交通可达性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显著负相关,与人口、气温、高程、坡度这几个变量显著正相关;说明传统村落密度低的区域,人口更多、交通可达性水平差、地区经济发展更差、自然条件更为恶劣（气温变化、坡度和高程增加,降水量少）地区,陷入贫困的风险也更高。（3）相对低—低类型区域,城镇化率与高—低类型区域显著正相关,说明当同时位于低密度贫困村区域时,传统村落密度更好的地区其城镇化率也更高,城镇化进程没有严重冲击传统村落的保护;高—高类区域与交通可达性水平、人口呈显著负相关。（4）不同坡度、气温、降水量对传统村落与贫困村分布空间相关性的影响情况均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因地制宜制定传统村落扶贫开发策略。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基于传统村落保护和开发的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对象指引支撑。
乡村生产要素（人—地—资本）协同转型,即劳动力转移、农地流转、资本循环协同演进,对乡村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构建了要素协同转型的理论框架,探讨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以湖南岳阳市为例,揭示了要素转型发展水平,探究了要素协同的时空演化;从内生和外源两个维度,探讨了协同水平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因素。基于要素转型会由“失配”转向“协同”的理论假说,实证发现：劳动力转移水平远高于农地流转和资本循环,三者空间分异显著;要素协同程度不高但在增强,空间集聚明显;坡度、耕地资源禀赋、距县城的距离、政府农业农村投入分别是关键的内生与外源解释因素,除距县城距离仅有正向影响外,其余因素正、负向影响并存。政策举措应因地制宜。
在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及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的背景下,寻找保证经济增长的低碳减排途径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利用中国2005—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建立SAR模型,并按八大经济区分别构建PECM模型,研究中国省域尺度下产业结构多维度特征及演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省域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时滞性和空间溢出效应。（2）全国视角下,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对碳排放呈抑制作用,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碳排放呈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总体上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3）八大经济区视角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总体上能够抑制碳排放,而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提升则呈现明显的“倒U型”趋势特征,具有两面性,发达地区呈现抑制效应,欠发达地区则相反;当前处于“倒U型”曲线右侧的区域多为发达地区。因此,由产业结构高度化提升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依然属于中国多数省份当前发展的固有阶段性特征,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在总体上能够拉动碳排放峰值前移,促使碳排放早日达峰。欠发达地区不应以增大三产份额为目标,盲目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提升,这将很有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是既能够适应中国多数省份当前发展惯性,同时又能促进减排或排放降速的有效途径。
旅游生态化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旅游生态化水平测度是旅游生态化研究的基础工作。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了基于能值理论的旅游地生态化水平分析框架及测度模型。以武陵山片区为研究对象,基于研究区域2018年相关截面数据,以县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单元对旅游生态化水平进行测度。测度结果表明：武陵山片区旅游生态化水平为中等偏下水平;县域单元等级数量呈“金字塔”形分布;评价体系目标层指标存在显著性差异。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表明研究区域旅游生态化水平空间分布上显示较为明显的集聚特征,显示较强的正相关,异质性弱。分指标空间分布显示大多数县域单元旅游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同步。
干旱区旅游业在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地区的水资源供需矛盾。针对中国干旱区水资源禀赋及旅游产业的特点,提出干旱区旅游业用水供需适配性评价模型。按照旅游业产值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率、旅游业从业人员占地区就业人员比例、地区水资源禀赋约束等指标,构建综合测算干旱区旅游业用水供给量测算模型;从旅游“食、住、行、游、娱、购”全要素视角,建立由餐饮水足迹、住宿水足迹、能源水足迹、游览水足迹、购物水足迹等账户组成的旅游业用水需求量测算模型;针对“供给”与“需求”水量的数量关系,利用组合分析方法,构建旅游业用水供需适配性程度指数评价模型,并设定评价阈值,测算干旱区旅游业用水供给与需求适配性程度的评价等级。实证分析了新疆2025年旅游业用水供需适配性程度,得出结论：为使旅游业用水维持在“供需基本平衡”或“供需平衡”的状态,新疆旅游业规模最高发展速度应在15%以内,同时新疆政府必须保持社会用水量年均节水率在0.95%及以上;而如某年发生突发性事件,则其之后年份的旅游业规模发展速度可放宽至20%。
全球变化背景下,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受到自然、人为双重影响和威胁,生态风险日益加剧。针对生态风险源、脆弱性以及风险管理能力选取30个评估指标,利用生态风险评估优化模型,综合评估了青藏高原的生态风险,并得出如下结论：青藏高原生态风险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以低和极低生态风险为主,共占研究区面积的55.84%;极高风险主要分布在北部高山和极高山地区,中等风险主要分布在高原北部以及高原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中、高生态风险在空间分布上形成一个“C”字形结构;青藏高原生态风险整体受自然主导因子控制,人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协调和降低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区域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今后规避生态风险的重要途径。
绿色金融是金融创新的重点,旨在调控资本供给,实现环境向好发展。以绿色债券为例,基于2016—2019年中国142个地级以上城市,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政策激励、金融基础、环境污染对绿色金融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西部地区引入绿色金融的城市数目较多,东部地区是绿色金融规模增长的承载区域。（2）政策激励和金融基础显著提升绿色金融规模,而环境污染起到抑制作用。（3）不同区域的政策措施都能与金融基础协同,促成绿色金融发展。仅在东部地区,政策激励能够缓和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模式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是在政策激励和金融基础推动下的顺势转型,中西部地区则需应对环境污染造成的阻力。
选取2.5 km×2.5 km网格布点法,在皖江经济带A、B、C三地分别采集土壤样品35个、34个、106个,利用ICP-AES分析测定Cd含量特征,运用单项污染指数法、地累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对三地土壤Cd污染状况进行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表明：（1）A、B、C三地土壤的Cd含量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0.40 mg?kg -1、0.66 mg?kg -1、0.84 mg?kg -1,均高于江淮流域Cd含量土壤背景值;（2）三地土壤pH在5.06~7.58之间,整体上处于酸性和弱碱性之间,pH小于7.0的样品167个,占比95.43%;（3）研究区三个地块土壤Cd污染特征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低污染区在空间上呈带状分布,高污染区在空间上呈岛状分布,污染区分布面积C地>B地>A地。（4）三地土壤环境均受重金属Cd污染的影响,存在生态安全风险,风险大小为C地>B地>A地,风险程度均为潜在生态风险高于地累积生态风险高于单项污染生态风险。本区域土壤农业安全利用需要加以重视并进行分类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