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领域，因此受到生态学、地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关注。为协调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人地关系和园地关系，推动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理论创新、治理优化和法制保障升级，特邀自然保护地相关领域的8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与方法创新、法制保障和国际履约四个方面，以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治理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创新为核心，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几个方面展开探讨：对复杂的人地关系、园地关系的认识及其复杂性应对策略；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管理效率提升策略；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如何通过与重要国际公约履约任务挂钩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法制保障在协调人地关系、园地关系方面的创新性作用。综合各位专家主要观点，主要结论有：（1）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需要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障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以及协调保护地与周边关系方面响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互动的治理要求，才能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2）协调好人地关系是推动国家公园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需着眼于人地关系、园地关系和跨省协同这三个核心问题，把中国国家公园治理模式界定为“基于央地协同的整合治理”，通过有效的机制设计形成“激励相容”；（3）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相协同，需要进一步研究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有利于形成保护地的包容性治理；（4）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体制，需要健全统筹推进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园地利益共同体，加深园地融合程度；（5）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处理人地关系和园地关系的必要之举，主要依靠市场经济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模式，不仅能够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也能助力《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的生物多样性工作主流化，形成具有国际普适性的履约机制；（6）破解“人地约束”难题，妥善处理“园地关系”，需要从上到下的国家公园法制保障体系规范，并为自然资源的规范利用保驾护航；（7）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生态文明相辅相成，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全球履约中能够帮助全球南方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并重，为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围绕高校老校区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一体化更新转型，构建“创—产—城”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正成为中国部分大城市城市更新实践的前沿。基于三螺旋理论构建本土化创新空间生成演化分析模型，对南京主城区环南大硅巷和南航创新湾区两个环高校创新圈营造实践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高校、地方政府形成了协同更新环高校地区、营造创新圈的目标与行动，表明城市更新与创新发展正成为中国校地合作的新领域；（2）环高校创新圈的营造由地方政府、高校而不是创新企业所主导实施，具有国家主导、处于发育初期形态的显著特征；（3）环高校创新圈的发育需经历物质空间更新、创新环境建设和创新网络编织等阶段，各阶段的实现取决于校地双方在合作目标、行动和制度建设上的协同。研究结果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实施可持续城市更新具有启示意义。
城市非正规是快速发展中城市的普遍现象，“三旧”改造则是中国城市化后半期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学界对非正规用地进行“三旧”改造关注的不足，基于城市非正规性和尺度政治理论，选取东莞市“三旧”改造的典型案例，采用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开展了其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东莞的“三旧”改造政策经历了政策申请、政策试点（含常态化）和政策修改三个阶段的尺度政治过程，伴随的是主要行动主体在此过程中“强势方”和“弱势方”角色的转变，以及改造地块“非正规—正规—非正规”状态的交互演变。“三旧”改造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各行动主体利益一致时顺利完成改造，以及利益不一致时地方政府重新修改政策，并对利益进行重新分配的两种路径，并以此循环，达到新的平衡的运行机制。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城市非正规性的理论进展，也为“三旧”改造和城市更新与治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启示。
文旅融合正成为中国拉动内需新引擎，文旅开发潜力评估有助于城市建成遗产再利用与高质量更新。如何快速识别并分类具有提升潜力的建成遗产，集合多遗产资源构建文旅网络成为关键问题。以大连主城区建成遗产为研究对象，结合实地调研打分、地理空间、社会经济等数据，从供给潜力、需求潜力以及区域保障力三个层面构建建成遗产再生潜力评估体系，利用改进的CRITIC与TOPSIS综合评价模型对建成遗产点位进行开发潜力综合评估。基于核密度分析，划分遗产联合更新区域并确定各区域的更新优先级，结果表明：（1）各建成遗产开发价值差异集中体现在供给潜力与区域保障力；（2）需求潜力尤其是文化更新需求各区域差异较小；（3）综合开发价值较高点位集中于城市核心区。依据各要素的综合分析结果，提出针对各区域遗产发展模式的更新机制并筛选各区域最具代表性的优先更新点位，为城市建成遗产保护与更新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基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背景，红砖成为闽台地区鲜明的城市特色，复杂的文化脉络赋予红砖丰富的潜在价值。然而，当前红砖文化基因传承与延续面临困境。应用场景理论，以泉州最具红砖代表性的西街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对象，从场景五要素入手，结合载体特征、行为感知和舒适物价值的评价流程，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大数据统计分析，探讨街区整体和微观红砖建筑两个层面的场景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1）红砖街区的场景构成要素包括空间环境、功能媒介、多元群体、活动组合和价值吸引；（2）整体街区环境的场景功能包括文物历史、文化展示和消费体验三方面，三者相互关联，但当前泉州西街的整体满意度仍需提升；（3）红砖建筑舒适物可分为色彩视觉、质感肌理、细节装饰和地域特征四类，包括红砖、白石、木材、窗户、阳台、外构筑物、梁上装饰、柱子、砖砌方式、内部空间、主体结构和屋顶12种传统建筑特征。由此提出街区保护更新原则、具体规划措施和红砖建筑风貌控制的建议，以拓展场景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实证研究，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提供有效途径。
集体建设用地更新是重构土地发展权的过程，合理的权益调节是更新规划实施的前提。研究剖析市场与规划导致权益非均衡配置的逻辑机理；通过尺度、类型和标准建构权益均衡调节的分析框架；以佛山市南海区为实证案例，解析集体建设用地形成与发展中权益非均衡配置的过程和机理，重点聚焦其在集体建设用地更新中探索出的三种权益调节模式：混合开发、联动改造和“三券”。研究发现：混合开发以协商型的收益分配统筹促进项目实施，但使政府妥协让利；联动改造通过捆绑开发权益增进和受限型项目，促进空间权益均衡，助力受限型项目实施；“三券”制度以建设用地指标转移和物业空间腾挪等方式，实现了发展权的全域调节。三种调节模式具有尺度上移、类型不断丰富、标准逐渐多样清晰的演进特征。建议将权益调节机制的建立前置到规划编制中；在区（县）尺度建立配置与调节标准明晰、多尺度、多权益类型、政府与市场多维联动的权益调节机制。
容积政策是影响城市更新收益分配的重要政策。以深圳为例，对城市更新中容积政策进行分析，指出在市场机制下，基于技术理性的容积规则可能产生激励不相容，带来城市更新中发展权益不平衡、改造利润差异大、容积率提高与城市功能结构失衡等问题，影响城市更新配置资源的效率和公平。为此，对城市更新合作改造模式进行分析，通过拆建比、拆赔比、可售房价单价、利润率等四项指标的城市更新收益分析模型，解析不同改造类型项目中各项指标的数学关系，分析城市更新中政府、市场主体、原权利人的经济关系。最后，从推进容积技术指标与经济指标分离、建立以拆建比为核心的权益建筑面积核算规则、加强拆赔比的统筹和引导等方面提出完善城市更新容积规则的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已进入全面更新的存量时代，城市更新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与形式。日本作为与中国相邻的发达国家，具有相近的地缘和相似的文化背景，对其城市更新进行发展历程研究可以为中国城市更新良性策略的制定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通过梳理和探讨日本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特征，以东京涉谷为例进行案例分析，从而比较与讨论中日城市更新发展特征的异同。研究发现：日本城市更新从明治维新开始至今共经历了五个阶段，与中国的城市更新在时间维度、驱动要素、区位及规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从发展的动态历程来看，中国的城市更新在后期逐渐与日本发展特征趋同。日本的城市更新行动具有细节缜密、综合统筹等优点；但也存在问题牵引、时效滞后等缺点。基于日本经验的启示，凝练出中国城市更新未来发展的路径与对策：构建更加精细完善且有前瞻性的城市更新政策制度；探索在政府主导统筹下的自主营造模式；镜鉴日本的先发经验，提前考虑社会问题的应对。
自然保护区域是中国当前生态保护补偿重点覆盖区域。剖析了自然保护区域生态补偿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综合考虑生态补偿决策的系统性和效应的多维性，并重视对决策中不确定性的表达，构建以“GIS（地理信息系统）—BN（贝叶斯网络）”为核心的决策模型。选择湖南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所在的毛里湖流域为案例区，设计减施化肥等四种以改善毛里湖水环境为目标的农地利用调整措施，并形成多个待选生态补偿方案；通过自编程序开发决策工具集，实现案例区农地生态补偿优先方案与优先区域的精细决策。研究表明：（1）自然保护区域农地生态补偿具有多维效应，其决策应在保护地保护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间寻求协同。（2）农地生态补偿决策由农地利用调整措施、目标地类、补偿标准、实施区域等多个决策组件构成，其不同组合会形成效应各异的综合决策方案，综合决策相较单一组件决策更为全面和系统。（3）案例区农地生态补偿优先方案为面向水田和旱地实施“轮作休耕”，补偿标准为二级；在村级行政区进行区域优选可获得更高的实施效率。（4）基于BN的决策模型可自微观地块尺度向中观流域尺度完整地传递不确定信息，评价结果可同时提示决策的潜在收益与可能风险。
生态产品文化服务搭建起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的桥梁，是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的重要内容。为促进国家公园“两山”转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级联框架，针对生态产品文化服务特征和价值实现条件，提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文化服务价值实现的路径与机制。研究认为：价值实现路径包括明确自然资源权属、开展供需调查和监测、规划文化服务项目、核算文化服务价值、探索项目运营机制、促进服务交易与消费6个环节，并需要从政策创新、特许经营、生态补偿、多元资金投入、科技创新和公众参与6个方面完善和优化实现机制。研究基于生态产品文化服务的共同生产特征和对社会建构的更强依赖性，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提出价值实现的多元参与机制。研究结果有利于从理论上完善和优化级联框架的人类反馈机制，从实践上促进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文化服务的供需匹配。为有效支撑价值实现的路径和机制，未来研究应在继续完善供给端理论、方法和政策的基础上，重视需求的调查监测、评估方法和公众的参与、监督机制研究。
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提升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动态QCA方法，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对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多因素协同效应。研究发现：（1）单个因素无法构成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必要条件，但创新生产力、技术生产力、资源生产力、环境生产力、数字产业生产力和产业数字生产力的必要性逐渐增加。（2）高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有四条驱动型路径：“创新+环境”“技术+环境+产业数字”“资源+数字”和“创新+资源”；低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有三条限制型路径：“绿色+产业数字”“科技+绿色”和“创新+环境”。（3）高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四条驱动型路径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创新+环境”驱动型路径具有显著的时间效应。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新质生产力对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的赋能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优化森林生态产品的经营管理和提升生态服务价值提供了实践指导。
明晰生态安全下自然资源价值基本内涵，构建“政策—技术—市场—社会”理论分析框架，系统探讨生态安全下自然资源价值提升新模式与路径，以期为推动新时代自然资源高质量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生态安全下自然资源价值提升新模式主要包括数字赋能模式、组合供应模式、循环再生模式和资源生态导向开发模式，实现自然资源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优化配置、循环利用和高效利用。生态安全下自然资源价值提升路径包括制度创新路径、技术赋能路径、市场激活路径和社会共治路径，旨在刚柔并济促发展、全链发力提效能、多源举措活市场和协同合作聚合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