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适应性管理的重要内容，对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维护和农业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当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较为滞后的状况，在界定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农业文化遗产的属性和特点，提出构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并运用德尔菲法，最终筛选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评价的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21个三级指标。鉴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评价具有较大的模糊性，本文给出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进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评价的技术路线，依据确定的警度区间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级别划分为四个等级（无警、轻警、中警、重警），并综合运用大气污染预警分级和交通信号警示灯原理，分别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直观反映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警戒情况。研究结果认为：给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可以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状况进行有效定量评估，进而为建立科学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预警机制提供理论与方法基础。
居民是遗产的最终守护者，然而其遗产责任行为并未得到充分关注。构建以居民个体内部驱动和社会嵌入为条件变量，遗产责任行为为结果变量的理论模型，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在平遥古城收集的问卷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居民遗产责任行为态度、地方依恋、关系嵌入、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是形成遗产责任行为的必要条件；共存在五种模式可驱动居民形成高水平遗产责任行为，形成机制具有多组态和系统特征；居民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复杂性和交互性，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结构嵌入在不同的路径中对遗产责任行为存在不同的影响。本文拓展了遗产责任行为的研究，且对文化遗产地政府和管理者开展遗产保护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因合作模式与机制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发展的带动作用并不理想。以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茶产业为案例，使用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获取数据，采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安溪四类茶产业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合作模式选择成因。研究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合作通过稳定茶叶原料数量和品质的供应，可减少市场端和供应端的交易费用来获得稳定收益；企业负责人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经营管理更有效，可实现多方共赢；产业基础、发展定位和资源基础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合作模式的选择，导致一地多模式现象；有效监督机制是保证其与农户长期合作共赢的关键；选择合适模式和机制与农民合作，可助其有效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要场域，文化景观基因作为地方文脉延续和区域特色呈现的核心载体，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更新过程中不断得到生产。以皇都村侗族大歌为例，采取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构建“景观基因—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开展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1）皇都村侗族大歌的生产可分为原型生成、结构重组和意义修复三个阶段，文化景观基因呈现出从遵循原真价值认知到满足旅游消费转型，最后顺应文化身份认同的变化过程。（2）文化景观基因生产呈现出“外壳—中介—内核”的结构机制，政府和市场在时空尺度的资本循环作为外壳推动空间表征，精英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行为作为中介支撑表征空间，本地村民作为村落主体承载着生产的内核实现文化原真实践的表达。（3）资本在生产中通过资源资本化、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实现其三重循环；权力在精英群体作用下，通过话语表征、技能规训和身份认同完成行为逻辑的建构；村民主体通过内生行动的实践表达，从最初代际传承下的简单参与到旅游消费下的抵制抗议，最终在遗产保护号召下发挥协作作用。
在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背景下，食物浪费现象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家庭是产生食物浪费的重要单元之一，在国家大力推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下，家庭食物浪费减量具有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意义。基于国内家庭食物浪费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系统梳理国内外家庭食物浪费研究进展，对中国食物浪费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借助系统文献综述法，以家庭食物浪费“概念内涵—理论认知—技术方法—主题内容”为逻辑主线，梳理和归纳家庭食物浪费的内涵变迁及方法与理论演进。中国家庭食物浪费具有社会历史、饮食文化以及城乡分异等方面的特殊性，亟待学界开展基于中国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家庭食物浪费本土化机制研究，并提出中国城市—乡村家庭食物浪费分异、饮食文化地理差异对中国家庭食物浪费影响、新时代中国家庭特征与家庭食物浪费的关系、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对中国家庭食物浪费的影响、新环境与新技术背景下的中国家庭食物浪费研究等议题展望。
基于2000年以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公园绿地及社会经济数据，综合采用变异系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计量经济模型刻画城市公园绿地供需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公园绿地供给规模大幅增长，整体供需水平明显改善，区域间依旧存在明显分化。（2）城市公园绿地供需总体差异显著收敛，西部城市供给规模不断增加，部分东北和中西部中小城市人均面积偏低，是阻滞整体供需水平提升的关键症结。（3）城市公园绿地供需演化由城市本底、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等多维因素综合驱动。城市人口集聚与土地开发程度存在负向约束作用，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与居住用地优化配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政府公共财政支持、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与环境保护力度提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公园绿地供需演化的驱动机制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不同城市应当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科学合理增加供给总量，创新供给模式和供给形式，完善差异化运维机制。研究结果可为完善城市公园绿地服务供需，破解城市公园绿地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参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上希望独立且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选择，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入境旅游是国际或地区间资源流动的润滑剂，有利于经贸和劳动就业等的增长。特别是近年来全球变化加剧，低碳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公认的主流价值，入境旅游影响共同富裕发展中的碳排放问题也越来越重要。但学界对入境旅游与共同富裕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入境旅游、共同富裕和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亟待探索与研究。因此，基于文献分析构建研究假设，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世界最大自贸区（RCEP）作为案例地，选取区域内15个成员国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Pearson相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和固定/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等计量经济方法，实证分析了碳排放作用下入境旅游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1）变量间均存在1%显著水平上的两两相关性。（2）变量间在1%显著性水平上具有长期均衡关系。（3）共同富裕和碳排放的固定效应模型结果验证了假设，表明入境旅游提升1%促进共同富裕上升0.644%；入境旅游提升1%导致碳排放上升0.132%；而共同富裕提升1%导致碳排放上升0.019%。研究提出了助力区域入境旅游、共同富裕和低碳发展的启示和建议，对促进RCEP区域内各国旅游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县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生态修复规划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实施的直接上位指导性规划，基于小流域尺度的生态修复分区研究可以为黄土高原地区县域生态修复分区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有益参考。以汾河上游为例，首先，基于数字高程模型提取地形特征的方法确定了89个小流域单元，进而定量评估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食物供给四种典型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识别区域主导生态功能，据此划定5个生态功能分区；然后，以生态功能分区内生态群落为基础，通过对不同生态群落的生态功能统计比较，划分12个生态修复分区；最后，将小流域合并得到沟域生态系统单元，进而划分了25个生态修复工程分区统筹后期工程项目实施，并提出相应的生态修复策略。本文提出新的生态修复分区思路，以期为县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编制提供指引。
耕地保护指标是空间规划中约束耕地规模底线的核心政策工具。以2006—2020年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例，运用粮食分区视角和多层线性模型等方法，探究市级行政单元耕地保有量指标的空间分配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耕地保有量指标分配存在西北集聚、东南均衡的空间格局，“倒挂型”指标在总量指标要求下实现区域间分配调度。（2）耕地资源和机械设施更丰富的市级单元承担更多耕地保护任务，经济水平更高和开发投资更多的地区则相反。（3）粮食主产区更倾向农业规模化生产和约束建设用地的分配导向，粮食主销区更倾向机械化生产的耕地集约分配导向。同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对耕地指标分配策略的调整优化提出差异化的建议。
基于黄河流域中上游1879份农户调研数据，从地形差异的视角，借助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和RIF回归分解法揭示了耕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耕地流转对高收入农户群体增收效应大于低收入农户群体，从而导致农户收入差距扩大，其中系数效应是造成该差距扩大的主因，在耕地转入中贡献度达90%以上，在耕地转出中贡献度达60%以上。（2）耕地转入在平原和山区对高收入农户群体增收效应均大于低收入农户群体，从而导致平原和山区农户收入差距扩大，且该现象在山区更加显著，其中系数效应也是造成该差距扩大的主因，在平原的贡献度达90%以上，在山区的贡献度达80%以上。（3）耕地转出仅对平原中等收入农户群体具有显著增收效应，从而导致平原中低收入农户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其中系数效应同样也是造成该差距扩大的主因，贡献度达70%以上。因此，应针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和地形特征实施差异化的耕地流转支持政策，以促进耕地流转对农户的增收均衡，缩小农村贫富差距。
青藏高原是中国乃至亚洲的重要生态屏障区，进行建设用地和耕地适宜性评价对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严格人类活动空间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中国现行建设用地和耕地适宜性评价方法在高海拔地区应用中存在的不足，分别构建了适用于青藏高原高山峡谷区的建设用地和耕地适宜性评价模型，提出了空气密度、坡地适建、气温和土壤抗蚀四个控制参数测算方法；以100 m间隔高程分级和1°间隔坡度分级为基准情景，选择林芝市为典型案例开展实证应用研究，并对两种增大高程和坡度间隔分级情景进行论证。结果表明：（1）林芝市建设用地和耕地适宜性均以不适宜为主体，不适宜区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比例分别为87.48%和87.42%，欠适宜区比例分别为5.58%和4.58%，适宜、较适宜和一般适宜区的面积之和占比分别仅为6.94%、7.60%；（2）基准情景下建设用地和耕地适宜性评价结果与现状建设用地和耕地的适配效果较好，适配精度分别达到93.59%和90.89%，米林县、巴宜区和波密县的适配精度达到95%以上；（3）情景1和情景2下建设用地适宜性的适配精度与基准情景的误差分别为-0.48%和-2.31%，耕地适宜性的适配精度与基准情景的误差分别为+0.63%和+0.65%，误差处于可接受范围；（4）500 m高程间隔和3°、5°、8°、12°、15°、20°、25°的坡度间隔适用于青藏高原高山峡谷区建设用地和耕地适宜性评价。
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共同生产者和受益者，利益相关者在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需求与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探究生态系统服务的社会相关性和潜在社会影响至关重要。如何从利益相关者感知视角进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揭示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影响因素、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多重生态效益已成为一项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国内外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进展，在归纳利益相关者及其感知概念的基础之上，整理介绍利益相关者感知在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的应用，系统梳理利益相关者识别、感知数据获取、感知评估方法特点，阐释影响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多维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从生态系统服务社会公平性、决策参与度、可持续供给理念出发，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构建一个社会感知评估、社会效应分析、政策实践应用互动融合的研究框架，进而有效链接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阐明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化社会需求与差异、挖掘多源大数据在多尺度生态系统服务感知评估中的作用、扩大空间分析方法应用范围、揭示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差异形成机制。
通过对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仍存在资源负债计量有争议、生态产品价值计量有缺失等完整性问题，编制主体不明确、报送周期较模糊、报表推广难度大等操作性问题。故遵循“内容全、质量高、便操作”的原则，先从经济性与公益性两方面对生态产品价值进行分类核算，从代际公平与可持续发展角度完善资源负债的内涵，并系统总结森林资源各项目的定价方法以突破核算难点；再结合中国省、市、县、乡四级行政体制，构建“底表+辅表+主表+总表”的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专项报表体系，对报表编制流程、责任单位、报送时间、公布周期等进行全面阐述；最后本着服务各级政府森林资源管理受托责任的目的，以湖北省为例，对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及变动表进行编制探索。
府际协同治理是推进流域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但其优于传统属地治理模式的证成逻辑并不明晰，这使得地方政府对生态协同治理效能的信心不足，流域府际生态协同治理机制的实行面临法制规范缺失、治理主体缺位和内生动力缺乏的问题。以成本—收益为驱动分析框架，分别构建生态属地治理模式与府际生态协同治理模式的博弈模型，可厘清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治理中的行为逻辑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央政府是推动流域府际生态协同治理模式实施的有效领导力量；府际协同创造的生态治理加成效益证明了生态协同治理模式能够提升流域整体生态质量水平；生态治理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与公平化分配应当并重，以此作为流域生态治理的二元目标。
社会监督作为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一种手段，能有效克服政府监管失灵并规范农户主体行为。将社会监督嵌入农村社会关系中，深入考察社会监督对规范农户乱排污水行为的作用机制，基于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2335个微观农户，运用Probit模型回归分析得出：（1）社会监督能减少农户的乱排行为，主要体现在河道管护保洁队伍主体监督作用的发挥。（2）社会监督受到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体现在村干部的监督作用受到干群关系的调节。当干群关系良好时，村干部监督能有效抑制农户的乱排行为；而当干群关系糟糕时，村干部监督反而会刺激农户乱排行为的发生。（3）对于不同类型的农户群体，仅有河道管护保洁队伍发挥的监督作用稳健存在。此外，在女性群体、低文化群体、低收入群体和老年群体中，社会监督的作用受到村民关系和管群关系的调节；而在男性群体、高文化群体、高收入群体和年轻群体中，社会监督的作用受到干群关系和村民主体间相互监督的调节。
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中心城市规模能级得到快速提升，引发资源环境承载压力的升高，尤其是作为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水环境风险备受关注。通过PSIR-TOPSIS模型对合肥水环境综合风险水平进行测度，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脱钩分析对城市规模与水环境风险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6—2020年间合肥城市规模水平呈线性增长，水环境风险指数经历持续上升—波动下降—波动上升三个阶段，提示合肥当前水环境风险压力加剧。（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拟合显示合肥城市规模与水环境风险呈现“N”型曲线关系，两个拐点分别处于城市规模0.2和0.8水平处，对应城市增长起步阶段和高规模阶段。（3）脱钩分析表明合肥城市规模取得显著增长后，城水关系的脱钩状态进入不稳定时期，强脱钩与扩张负脱钩交替出现，虽然风险水平仍处于上升阶段，但水环境风险的扩大趋势已被抑制，表征合肥城市规模与水环境风险将进入新的平衡发展状态。本文为避免传统水环境评价单一性局限，结合多种理论模型构建城水关系研究框架，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城市与水环境协调共生的理论支撑与参考。
中国日益成为全球重要的畜产品进口大国，在缓解国内优质动物蛋白供给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著的资源环境效应。分别采用虚拟水、隐含碳为表征测算畜产品国际贸易的资源效应和环境效应，构建IO-LCA模型测算生理型与能源型碳排放。结果显示：（1）虚拟水净进口规模由2002年的28.75亿m3增长至2020年的1069.40亿m3，隐含碳出口规模由-17.33万t增长至1947.89万t；（2）南美洲、大洋洲和欧洲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南美洲向中国提供了48.25%的虚拟水和40.17%的隐含碳贸易来源；（3）资源贡献率和环境贡献率分别由0.71%、-0.16%增长至16.86%和14.68%。在权衡饲料粮、畜产品等贸易结构问题时，不可忽视其资源环境效应差异，使之对国内畜产品供给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挥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