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为清晰认识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存在的问题以及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十位专家就当前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境与突破路径等研究前沿进行访谈，访谈结果表明：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距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较大距离，突出表现在经济发展仍未能摆脱资源依赖的发展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素集聚偏弱和碳减排目标下资源型城市的内、外部均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新时期需要重新认识资源型城市的作用和地位，提升资源型城市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的能力；在深刻把握传统资源禀赋概念内涵基础上实现对新资源体系的再认知，注意挖掘新资源，充实资源型城市研究的新知识体系；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条件，分类施策，因地制宜推动资源型城市的创新发展；要继续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就业的能力，并充分重视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培育；要加快探索绿色、高效的转型发展道路，同步实现“存量”的绿色化和“增量”的绿色性；要综合考虑资源型城市开发基础和要素资源条件，从传统的“增长和扩张型”转变为“高效增长与精明收缩结合型”发展模式；要整合新数据与新技术方法科学/智能地支撑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空间治理；要树立民生优先的指导思想，通过城市更新弥补过去资源型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历史欠账，全面提升资源型城市的宜居水平、经济活力，重塑城市社会空间网络；要充分借鉴“强链、补链、延链”等“链长制”方案与模式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提供借鉴。以上观点为中国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可行的理论和决策支持。
本文总结了中国20多年来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政策演变和不同阶段的转型发展重点，并分析了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成效。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政策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演化路径，基本遵循了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发展逻辑，经历了从“行政干预”“行政引导”到“综合治理”的变迁，国家角色不再以单一化的行政干预方式出现，而是以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复合型关系系统推进政策治理，施策对象逐步扩大，施策领域呈现精细化、专业化的演化特征。综合来看，政策演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解困阶段、分类治理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2）当前国家已经形成了以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资源富集城市创新发展、独立工矿区改造提升和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为重点的“四位一体”的发展政策框架。从解决资源枯竭城市衰退问题入手，重点关注两类特殊困难地区，同时面向未来规避资源富集地区发展路径依赖，构成了全方位的政策引导体系。（3）各资源型城市充分利用当地优势和发展基础，初步形成了特色化的转型发展模式。（4）在新时期资源型城市面临着碳减排任务大、经济增长乏力、特殊地区发展困难等严峻挑战，亟需全力破解重点问题，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
基于中国资源型城市2003—2018年面板数据综合测度城市转型绩效，采用空间马尔科夫链、空间计量模型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特征及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1）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逐渐提升，与此对应的是区域差异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四种类型资源型城市之间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内差异，成熟型城市贡献最大；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发展格局由以跨越区为核心的“多点式”零星分布向先行区为核心的“组团式”聚集形态演变。（2）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在不同时期存在状态转移的可能性，具有滞后区、起步区、跨越区和先行区4个趋同俱乐部特征，空间马尔科夫链表明转移趋势存在明显空间关联性，状态转移通常出现在相邻等级之间，较少有“跳跃式”转移现象，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特征。（3）资源型城市转型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不同资源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空间区位的异质性特征，经济产业转型、社会生活转型和生态环境转型是发挥碳减排效应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的政策冲击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设立对城市碳减排具有积极的政策效应。
高铁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运输方式，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外部驱动力。基于此，以2004—2018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选择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高铁开通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高铁开通对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铁开通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高铁开通对沿海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其经济增长影响却并不明显，而与之相比，内陆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受高铁影响并不明显，其经济增长受高铁影响比较显著；高铁开通对不同发展周期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作用也存在异质性：高铁开通对成长再生型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成熟型、衰退型资源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作用并不明显，与之相比，高铁开通对成长再生型和成熟型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明显，而对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产业转型是资源枯竭型城市面临的重要发展问题，探究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及其经济韧性的演化机制，对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演化经济韧性视角出发，以湖北省大冶市为例，构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采取熵值法和PLS偏最小二乘法，定量揭示2000—2019年湖北省大冶市产业转型过程中经济韧性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显示：（1）研究区经济韧性经历了衰退适应、抵御恢复、响应提升的演化阶段，分别对应其经济衰退转变期（2000—2009年）、发展恢复期（2010—2014年）、高效提升期（2015—2019年），经济韧性水平呈现出“缓慢→快速”的上升态势。（2）2000—2019年研究区经济韧性演化的驱动因子由产业结构转变和创新水平提升转向多要素共同推动，其中居民收入、市场规模、政府调控能力、产业技术水平等因子是推进研究区经济韧性演进的关键因素。（3）产业多元化转型是研究区经济韧性提升的直接动力，以产业相关多样化为传导路径，在多要素驱动下研究区向更高层次的城市生命阶段演进。当压力要素消解、城市状态调整、响应方式优化时，经济韧性将通过激活产业要素、均衡化拓展驱动力来推动产业的“路径突破”，进而演化为更高水平状态，以此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经济转型是资源型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化娱乐业作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中起着重要作用。采用黄土高原资源型城市2010—2019年面板数据，在构建综合指数测度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成效的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文化娱乐业对经济转型的作用。结果表明：文化娱乐业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在文化娱乐业发展初期，文化娱乐业的过度发展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当文化娱乐业密度跨过拐点（5.104个/万人）后，经济转型成效会随着文化娱乐业的发展而提升；文化娱乐业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有效促进邻近城市经济转型，且邻近城市经济转型的提高会带动本市经济转型。研究结果有望为黄土高原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支持。
中国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的增长与收缩面临着内外部条件的系统性重构，资源型城市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如何摆脱“矿竭城衰”的历史宿命，实现城市人口的正增长，目前尚缺乏经验证据。本文采用2010—2020年116个资源型城市的截面与面板数据，定量刻画了资源型城市增长与收缩的演变轨迹，并实证考察了产业结构转型对人口增减变化的相关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六成以上的资源型城市在研究期内表现为收缩状态，呈现出“一带两片”的空间分布格局；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在短期内均对资源型城市的人口增长表现为挤出效应，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转为正向，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补偿效应暂未显现；产业结构多样化在短期内可促进资源型城市人口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并不显著。基于此，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需要以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为重要突破口，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长期主线，基于地方比较优势实施产业延伸与产业更新并行战略，构建多元化的产业体系，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应强调战略差异化。
以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住房价格的中介作用，构建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选取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发育比较完善的111个资源型城市，基于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类型检验资源型城市住房价格对土地财政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显著正向影响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和住房价格，但是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性。再生型城市的影响系数最大，成熟型城市的影响系数最小。这种差异性与城市的资源保障能力相关。（2）资源型城市总体和成熟型城市住房价格对土地财政影响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而再生型城市、成长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住房价格对土地财政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增长是当前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重要目标之一，以服务业为驱动的发展模式对于提高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1—2018年中国23座资源枯竭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等探究服务业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1）服务业在不同时期对城市转型的经济效应存在差异，随发展水平提升呈现“促进—抑制—促进”变化趋势；（2）生产性服务业在不同时期对城市转型的经济效应存在“负向—正向—负向”演变趋势，生活性服务业随发展水平提升呈现“抑制—促进—抑制”的效应变动；（3）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部门对城市转型的经济效应为负向，信息传输等高端服务业部门的效应为正向；（4）服务业对煤炭型和森工型城市转型的经济效应显著为正。
以中国人口收缩现象突出的资源型城市为例，分析了2005年以来案例城市人口和住宅价格的时空演变特征，从住宅价格增幅和增速两个方面比较了人口收缩期内案例城市住宅价格的差异化响应特征，通过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住宅价格差异化响应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资源型城市人口收缩现象呈加剧态势，但人口收缩期内90%的资源型城市住宅价格呈上升态势，仅黑龙江东部、甘肃西北部、山西中部等少数资源型城市住宅价格小幅下降。（2）人口收缩背景下资源型城市住宅价格响应强度差异明显。相比之下，高强度响应等级以人口中期收缩的资源型城市、衰退型与成熟型煤炭资源城市、边境与省际边缘区资源型城市为主。（3）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的人口收缩和住宅价格响应关联并不紧密，其他影响因素与住宅价格响应的关联相对更为紧密，并随着住宅价格响应强度的不同存在显著差异。
资源型城市通常面临环境恶化、景观破碎、生态流动性受阻等问题，生态系统亟需修复；同时，其作为收缩城市的重要类型之一，人口外流、经济衰退导致大量用地废弃与房屋空置，低效的用地亟需调整。以冷水江市锡矿山为例，本文将传统生态安全格局修复范式引入到收缩城市空间治理工作中，以电流密度计算结果得到的关键生态流路径和障碍点作为分期修复的依据，结合实际土地利用情况制定分区分期收缩计划，对关键障碍点进行再利用设计策略思考并检验修复效果。将生态安全格局分析和资源型城市空间收缩治理相结合，整合“生态分析—政策研究—规划设计”探索符合资源枯竭城市分步式生态修复路径，及其土地利用和空间形态分期、有序地实现精明收缩和地理设计方法。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推动作用，通过何种路径驱动以及是否存在城市类型异质性有待进一步理清。本文选取2004—2019年中国113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与GML指数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随后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优化在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及其在城市类型间的异质性。研究表明：（1）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产业结构优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而科技创新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三类中介效应均不显著。（2）类型异质性检验显示，科技创新在成长型、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衰退型城市中的中介效应值为正，而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负向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在成长型与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3）对比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全样本回归时，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梯次递减，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占比接近80%，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大于总体中介效应。成长型城市和成熟型城市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两种渠道发挥中介效应，衰退型城市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再生型城市通过科技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表明结果可靠。最后，本文从建立资源开发与污染排放的外部性约束机制、采取分类引导和因地制宜的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中国114个地级资源型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算各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利用系统GMM模型、静态面板门限模型和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探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2011—2018年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总体向好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极差扩大现象，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2）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3）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城市低碳生活基础设施水平的调节和制约，存在门限效应。基于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分析了相应的政策含义。
基于资源型城市面临经济转型与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本文采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实证测度了2004—2019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QAP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效率差异、时空演变以及差异来源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后，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均值降至0.230，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碳排放效率高值区集中于再生型与成熟型城市，分布较为分散；低值区则主要为成长型与衰退型城市，并于东北、中部等地区呈现集聚性特征。（3）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较大，其中，组间差异贡献率最高，但呈现下降趋势；再生型和成熟型城市组内差异相对稳定，成长型和衰退型城市组内差异逐渐扩大。（4）人口密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规模企业数量差异会显著扩大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而且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差异对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碳排放效率差异呈现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启示：一是依据资源型城市类型，采取因地制宜的减排方案；二是增加低碳创新投入，促进产业绿色转型；三是推广绿色消费方式，加强居民端减排。
绿色发展是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的重要体现。通过构建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体系，基于MinDs模型、泰尔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算2001—2019年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分析其驱动因素。结论如下：（1）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以2015年为界，呈“先升后降”变化，西北、广西的资源型城市整体上升，西南和内蒙古的资源型城市近年呈下降趋势，成长型城市发展较为稳定，成熟型和再生型城市2017年后下降明显，衰退型城市呈上升趋势；（2）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表现为极低和极高区间数量少、中间得分数量多的正态分布特征；（3）绿色发展效率空间非均衡的问题较为严重，其中，西北与西南地区的成熟型城市的变化是导致绿色发展效率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4）经济发展、城市化、城市规模和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不同空间范围和不同生命周期下的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驱动因素各有特点。研究对提升西部各类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有实际意义。
海岸带资源型城市是陆海资源高度交错的空间载体，以跨系统影响的视角对其进行空间治理，有助于突破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局限性，实现资源综合效益最大化。首先，本文厘清了跨系统影响的复杂性与海岸带资源的多样性，并以空间资源作为研究的核心要素。其次，强调陆海全系统生态—经济—社会的“综合效益”，以“陆海统筹”作为指引，深化海岸带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再次，探索了“关键资源识别—空间效益评价—空间资源调控”的高质量发展空间治理路径。即通过识别跨系统影响范围、开展资源空间调查、明确资源组合模式来甄别关键资源，进而构建包含“综合效益评估”和“跨系统影响修正”的资源空间效益评价框架，明晰各资源空间效益的差异，为空间治理提供决策依据。最后，根据空间效益评价结果，结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在资源空间优化、区域资源统筹、空间总量分配、开发模式引导等方面提出海岸带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调控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