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同时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对我国广大西部地区与全国同步实现现代化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关于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的实施给西部地区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从国家发展战略、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区位条件、资源环境、科技创新和改革开放等七个方面对西部88个地级城市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生态功能区划,选择乌昌石新区、呼和浩特新区、北部湾新区、拉萨新区、西宁新区、银石新区六个最具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区域作为西部未来拟建新区,提出国家新区建设布局向西部倾斜,以政策红利促进西部新区和新兴增长极建设,以创新催生新业态新经济发展,大力培育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等政策建议,为“十四五”西部国家级新区布局和区域新兴增长极培育,加快西部大开发,优化国家宏观区域发展格局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研究黄河流域战略背景和城市群发展规划,本文构建评价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并运用于城市群比较研究中,再依据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分析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2007—2019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提升,生态保护建设进展较为缓慢,二者耦合度波动上升。（2）上游城市群的协调度低于中下游,整体协调度提升至良好协调。（3）存在从经济发展滞后型向生态保护滞后型的转变。（4）各城市群的协调度存在关联效应。（5）影响耦合的机制和民生发展与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绿色发展与农业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密切相关。
农业绿色转型已经成为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深化改革的关键路径,亟待探索农业生产转型与其环境效应的耦合关系与机制,从而推进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空间尺度,对农业生产转型及其环境效应的过程、格局、机理与优化调控开展了广泛探讨。为系统梳理该方面研究的相关进展,识别出相应的研究不足,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与系统归纳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识别、测度与成因等方面的研究态势,从关键要素的视角解析了农业生产转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进展,并对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面源污染和农业生产转型与农业生态效率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总结。研究指出：未来农业生产转型及其环境效应研究应加强从系统科学的视角解读二者的互馈关系,并关注二者互馈响应的区域异质性,深化基于土地系统科学视角的耕地利用转型的环境影响研究,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加强对中国特色“小农”生产方式转型所引发的环境问题的微观机理探析。
以作物种植横向专业化和纵向专业化为切入点,运用中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1980—2018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作物种植专业化对农业化肥减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主要发现：（1）基础回归分析表明,作物种植横向专业化和纵向专业化均对化肥施用强度具有显著的削减效应,对化肥的利用效率有显著的增效作用。且作物种植纵向专业化或社会化服务卷入程度加深,能够增强横向专业化对化肥的减量增效作用。（2）影响路径分析表明,作物种植横向专业化通过扩大农地经营规模,进而增强了作物种植纵向专业化对化肥施用强度的削减效应和利用效率的增效作用。但也应警惕,通过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以增强作物种植纵向专业化的减量效应可能存在临界水平。此外,当作物种植横向专业化和纵向专业化积极配合时,可能推移临界点的到来。据此,通过发展作物种植横向专业化,鼓励农户通过服务外包卷入农业的纵向专业化分工以及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进而实现农业领域化肥的减量增效。
生态环境脆弱性是制约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以2005—2018年黄河流域7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计算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指数,并依据自然断点法将评价结果分为极度脆弱、重度脆弱、中度脆弱、轻度脆弱、微度脆弱五类。进一步通过空间相关分析揭示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CA-Markov模型对黄河流域2025年生态环境脆弱性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1）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环境脆弱性分别表现“低—中—高”的分布特征,且生态环境脆弱性变化趋势存在区别：上游虽差异较大但波动相似,中游波动方向相反,下游在2016年之后整体呈下降趋势。（2）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存在空间相关性,上游呈现低—低聚集,下游呈现高—高聚集,中游空间相关性不显著。（3）预测2025年黄河流域中游地区重度脆弱有所扩张,下游地区极度脆弱向中心区域明显收缩。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并非某一流域单独能够完成的,黄河上、中、下游要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制定与之相适宜、符合整体发展需要的治理与保护措施。
为了增强自然保护区内和保护区间的生态系统质量评估结果的可比性,基于“理想参照系和关键指标”的理念,提出量化关键指标阈值和生态系统质量的算法,并以额尔古纳、辉河和锡林郭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开展具体的评估工作。研究发现：（1）额尔古纳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指数（84.59）显著高于辉河（69.26）和锡林郭勒保护区（63.41）。（2）三个保护区不同功能区间的生态系统质量指数无显著差异。（3）2000—2018年,额尔古纳和锡林郭勒保护区的生态系统质量指数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但辉河保护区无明显变化。本文提出的评估方法能科学、快速地评估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现状及变化,可量化其恢复潜力,并能实现评估结果间的比较,为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提供参考。
探讨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演化,为理解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构建“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评价体系,解析2005—2019年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演化阶段、过程、路径及机制。结果显示：（1）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经历了利用、保存、释放、重组适应性循环过程,分别对应旅游地迅速发展期（2005—2009年）、发展成熟期（2010—2012年）、发展过渡期（2013—2016年）和再发展初期（2017—2019年）。（2）在适应性循环过程中研究区县域的数量结构经历了以“较低水平韧性为主→高水平韧性为主”的转变,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3）2005—2019年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的驱动因子由经济层面转向社会文化层面。在内外源因素的作用下,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通过乡土资源禀赋（向心凝聚力）、经济发展基础（核心推动力）、社会保障功能（重要支撑力）和自然环境本底（基础约束力）的四维驱动,以人的行为为媒介在相互作用和掣肘中演进,当韧性指数超过阈值时其内核组织将打破原有边界、自我调适实现“路径突破”,进入下一阶段适应性循环,以此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系统服务是保障乡村生态安全、环境健康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农户作为乡村地域生态系统与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关联主体,其生产生活以及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与感知变化对维护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要影响。以南方丘陵山地重点生态功能区——湖南省慈利县6个不同发展类型的农村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农户访谈与入户调查,探究了2008—2018年农户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感知变化,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构建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多样化感知指数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两者协同发展的建议策略。结果表明：（1）农户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变化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感知均呈现差异性,农业生产主导区感知强于生态保护核心区和生态经济发展区;（2）农户对林地、农田、园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感知以及属性感知依次减弱;（3）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个体特征等是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属性感知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以期为维护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提升农户福祉推进生态服务提升及乡村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为了应对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双重压力,使用生物量与植被覆盖度修正后的当量因子法测度珠江—西江经济带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基于STIRPAT模型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人文因素对ESV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并着重将经济增长因子的回归系数以表格形式展示。结论认为：（1）珠江—西江经济带的ESV在研究年份截面中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变动趋势;（2）人均GDP对地均ESV在研究区域东部表现为持续负向影响、中部和北部地区表现为由负转正的影响态势、西北部和西南部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基于上述结论,针对避免东部地区ESV进一步下降、鼓励中部和北部经济追赶,以及提高西北和西南部对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重视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为完善土地规划评估指标、挖掘东北农牧交错区生态建设潜力,在明晰2001—2018年东北农牧交错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时空特征的基础上,分别以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三种生态功能为优先发展目标,结合CLUE-S模型提出了三种土地利用格局规划方案。结果显示：（1）2001—2018年研究区ESV总量增长9.69%,其中调节、支持和供给服务功能年均占比分别为67.25%、21.88%和6.74%;（2）三种规划方案对区域ESV提升明显,其中支持服务优先情景下ESV总量提升5.84%,高于供给服务（2.66%）和调节服务（5.19%）优先情景;（3）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环境适应性不同,研究区西北部、西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更适宜造林和退耕,ESV总量和支持服务价值的提升潜力较大,而北部和东南部地区更适宜开垦农田,供给和调节服务价值提升潜力较大。不同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与协同是保障区域生态与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充分考虑政策与环境适应性等因素,对东北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格局进行优化,将为当地规划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
基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UN-SDGs）,融入生态系统服务,建立了面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村落和农牧户尺度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了西藏典型易地扶贫搬迁迁入村——白朗村及村内农牧户在搬迁前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状况变化。结果表明：在村落尺度,易地扶贫搬迁实施后迁入村在消除贫困（SDG 1）、能源可持续（SDG 7）和可持续住区（SDG 11）三项目标下的可持续发展指标数值较搬迁前显著增加,但可持续发展指数总分降低2.91%;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直接影响的农牧户收入、用水和交通等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指数贡献率从49.4%增加至54.23%,但政策间接影响的生态系统相关的指标,其可持续发展指数贡献率由50.6%降低至45.77%;在农牧户尺度,易地扶贫搬迁显著促进了搬迁农牧户消除贫困（SDG 1）和体面工作（SDG 8）目标的实现,且在村落资源总量有限、大量人口迁入的情况下原住农牧户各项可持续发展指标依然稳定增长。研究为白朗村搬迁后的管理和投入工作提供方向,并为未来其他地区搬迁工作中的土地利用规划制定和迁入人口数量的确定提供思路。
科学揭示乡村空间重构与土地利用转型的耦合发展关系,有利于为中国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运用文献综述、理论分析阐释二者的耦合机理及驱动因子。主要结论如下：（1）重构乡村空间是对新一轮乡村转型发展要求的积极回应,土地作为乡村地域的关键发展要素,通过其利用形态的多维转化适应不同的空间重构场景。（2）乡村空间重构是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驱力,也为土地利用转型提供不竭的现实需求,土地利用的成功转型是乡村空间重构结果的显著表征,二者交互影响,存在耦合互动关系。（3）空间规划、政策制度、产业结构、利益主体及生态理念的多轮驱动机制共同对其耦合关系施加影响,不同作用机制下的作用效力、方向有所不同。（4）新时代下促进乡村空间重构与土地利用转型耦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全方位探寻土地利用优化转型的多维路径,总体上应立足生态文明的价值位序,以空间规划为约束机制,以产业结构升级为诱发机制,以多方利益协调为保障机制,同时创新土地政策制度机制,从而提高耦合水平,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利用江汉平原水稻种植农户调查数据,建立Ordered Probit模型,讨论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揭示服务规模经营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理论机制和现实逻辑。研究表明：（1）目前农户对修整农田水渠、施用农家肥、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四类典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采纳比例分别为17.79%、17.31%、7.89%和90.69%;（2）控制其他条件不变,农业生产性服务能显著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经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3）排除秸秆还田这一强制性措施后,生活型农户偏向采纳资本投入型技术,生产型农户则更偏好劳动投入型技术;（4）较之于生产型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对生活型农户采纳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促进作用更强。
山地城市快速扩张致使其建设用地爬坡现象日趋普遍,深入认识该现象将有助提高山区国土空间管控科学性。以中国西南典型山地城市贵阳为例,利用数字高程模型和2000—2020年五期建设用地数据,构建建设用地密度、建设用地爬坡热度等指标,基于网格单元和坡度区段单元开展统计分析,探究该市建设用地增长的坡度梯度效应。结果表明：（1）建设用地面积的增长总体伴随着建设用地平均坡度的趋陡,各相邻时段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先增大后减小,但新增建设用地平均坡度却一直在变陡;（2）各时期建设用地的现状密度和新增密度均随坡度上升而减小,在坡度梯度上体现出强烈的“择平而建”效应;（3）建设用地密度对建设用地爬坡热度有显著线性影响,且该影响随着背景地面平均坡度上升而增强。研究认为,建设用地爬坡现象通常更多出现在建设用地加密时期,这有利于促进山地城市实现更为集约紧凑的空间增长。
作为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低碳试点城市建设成效在当今我国面临碳减排及经济下行双重压力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基于2006—2018年间的279个地级市样本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核算了城市碳排放效率,并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低碳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碳排放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试点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在东西部及非资源型地区更显著。机制分析则表明,低碳试点政策的政策效应主要通过提高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调整城市能源结构来发挥作用。区分东中西地区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试点政策主要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及产业结构合理化来影响碳排放效率,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则分别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作用。本文为加强低碳试点城市建设、实现碳减排与经济发展双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
三江源地区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同时也是我国最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之一,在保证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前提下,探究合理的人口容量对该区的生态保护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模型模拟草地理论载畜量以估算畜牧业产值,设定三种居民生活水平情景,模拟不同情景不同时期下的适度人口容量,分析人口承载力的空间差异性。结果表明：“十五”期间,三种情景下全区人口承载力呈富余状态;“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在当前居民和小康水平情景的人口容量尚有结余;到“十三五”期间,三种情景下人口承载力总体均超载,但空间分布不同,在当前居民、小康和富裕生活水平情景下,分别有11个、8个和2个县的人口容量尚有结余,人口承载力超载地区主要分布于三江源地区东部。应根据现有资源分布和符合主体功能要求的方向进行调整和优化人口结构,将对该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过度放牧是导致草原退化和沙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草畜平衡管理是保障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多时相遥感和畜牧业统计数据,以甘南地区为研究区,构建逐月草畜平衡动态评估的核算方法,探讨畜牧业生产管理过程中优化时空布局的必要性。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产草量—饲草需求量—饲草存量动态关系的逐月核算方法实现了季节性的草畜平衡动态评估;（2）甘南地区的草畜平衡矛盾主要表现为家畜对牧草的稳定需求与天然牧草供给的季节性波动,逐月逐乡镇的饲草缺口核算为精准补饲提供科学依据;（3）州—县—乡尺度的草畜平衡状态表明甘南地区全域草量富富有余但部分县乡超载,揭示了跨行政边界的轮牧措施可以缓解因局地的季节性过载造成的草地退化。
研究全球变暖背景下藏西南高原气候及气候生产潜力时空分布,对该区农牧业发展、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01—2017年的中国气象再分析数据,利用Miami和Thornthwaite Memorial模型对近117年藏西南高原气候变化、气候生产潜力的时空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近117年来藏西南高原年均温呈上升趋势,年均降水量呈下降趋势,并存在明显周期和突变点;温度生产潜力呈增加趋势,空间上自东南向西北递减;降水、蒸散和标准生产潜力呈减小趋势,呈现自南向北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标准生产潜力由降水和温度共同决定,降水是主要限制因子。未来气候若持续“暖干化”变化,将导致藏西南高原气候生产潜力下降。为促进畜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未来应进一步推进退牧还草、人工种草、舍饲养殖等工程,并选用耐寒耐旱高产草种,提高牧草产量,实现草畜平衡,以推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牧业转变,实现草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